失去了姓名的女人
让中文系与生物系在一个楼里上课，不知是哪个天才的主意。
有一次，选修课的老师正讲课呐，就觉得抬头听课的那些同学盯着他腰部以下的地方看，边看边慢慢晃着脑袋。他就心慌了，趁着转身在黑板写字时整理一下裤门，再回过头来稳稳地讲课。过了一会儿，同学们的眼神又凝结在靠窗的墙角，他用近视镜的余光扫过墙角，就看见水桶后面，有只小白鼠正慢慢踱步。
我的一些兴趣被生物吸过去了。有时正在上课，碰巧老师讲的那门课程全都是错误的知识，听得越多损失越大，就从衣服口袋掏出七八只小蜗牛，放在前面的课桌上。
这时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测量它们爬行的速度；二是把它们的动作，画在我的听课笔记上。
小心试探着，从蜗壳钻出头部，放出尾部，然后再完全伸展，它们就爬了起来。小一些的有三厘米长，大一些的四厘米，其中爬得最快的一只，一分钟能爬行十一厘米。这样算起来，九分钟它可以爬出一米远。
它的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的数学计算能力不强，算了一会儿才得出结果，如果它不停地爬行，九千分钟也就是一百五十个小时，就能爬出一公里。如果它一天休息的时候少，走在路上的时候多，半年左右可以到达六十公里之外，它这辈子没有看见过的许多事情，就全都看见了。
教学楼右侧是一片草地，小蜗牛们停在灌木的枝干上，懒懒地，一动不动。我把它们带出三百米远，到我上课的阶梯教室，这节省了它们四十多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它们就可以在大学课堂上学习知识了，尽管那些知识对我而言是错误的，但对它们则未必错误，或者还很新鲜。比如说，一些用阶级斗争立场编写的所谓哲学，一些用这种立场对文学作品作的所谓分析，对于那些蜗牛们来说，可能并没有害处。
我的听课笔记上，渐渐画满了蜗牛。
它们的头部很小，表情不够丰富，但动作可爱极了。它们有时候分散行动，头部向着不同的方向，这成为富有变化的平面构成，让我着迷。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它们喜欢集体行动，几只蜗牛叠起了罗汉，蛮有趣味，生动极了，这确实是更棒的构图，很少有画家见过，也无法想象出来。
下课了，我再把它们送回灌木丛去，一只也不少。
我痛苦的时刻提前到来，也与生物系有关。如果不和生物系学生在一座楼里上课，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一位只有二十岁的女孩死了。
她的家在农村，很穷。
她爸爸死了，肺结核病。这种病是不治之症，直到五六十年前都是，那时人类还没有发现、提纯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但她爸爸是前几年死的，只因为没钱治病。对于穷人来说，许多不该死的病，都是不治之症。
她妈妈死了，也是肺结核病。
她哥哥也死了，是家里的第三个肺结核病人。
她还有个姐姐，几年前嫁了人，搬出了那个村子。
然后就是她了，也得了肺结核病，是哥哥死后不久的事情。姐姐知道了消息，哭着回到村里，一定要送她去县人民医院。一个多月后，姐姐的钱用光了，哭着走了，没再出现。
几个月后，她死了，还欠着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费。
县人民医院找不到她姐姐，就把她的遗体卖了一百元钱，相当于村里一名年轻农民一年的收入，城里一名青年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那时没有恒温的运输车辆，只能选择寒冷的冬天，把她拉到我们大学的生物系楼前。记得那一天中午，食堂开饭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我和另一个同学才急匆匆走出教学楼，到了门口，却被一位生物系老师拦住，帮他搬运解剖课上使用的尸体。
把车上的一层帘布掀开，就看见了她。
她的五官比较端庄，神态很平静，像是睡熟了，但皮肤冰冷，没有温度。她完全裸着，身材挺好，身体也完整，只是腿的内侧有一处创口。生物系老师解释说，那是主动脉的位置，必须在那里做个切口，把身体里的血液放出来。
她没有姓名。
我看见生物系老师与运尸车上的人交谈，然后他们在各自的表格上签了字。他们的表格上有她的性别、年龄，却没有姓名一栏。
无需填写。
她只是供生物系学生解剖的标本，不需要姓名。
运尸车司机下来抽烟，同时与我闲谈，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包括她的年龄只有二十岁，包括县人民医院那几年怎样为她爸爸妈妈哥哥和她治病，她爸爸妈妈哥哥死后都被家人接回去埋葬了，而她已没有家人了，没有人接她回家。还欠着医疗费呢，大约一百元钱，县人民医院就把她卖了。
我不服气，问司机一个问题：不是她自愿的，不是家人同意的，医院有权力卖掉病人的遗体？
司机没回答，但他望着我的目光马上变冷了，甚至能穿过我的身体，看见我身后的虚空。在那种目光里，好像我现在还是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活生生的，呼吸正常，早晚也会变成一具尸体，能不能抵上一百元钱还不一定呢。
在北方寒冬，天气本来就冷，加上运尸车司机的冷酷眼神，我感觉自己被冻结了，连走开的力气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司机的眼神缓和了一些，接着又开始说话，可这时我只看见他嘴唇一开一合，听不见他说的什么。
就在这时，生物系老师走过来，拉了我一下，再拉了我一下，我的知觉就恢复了。尸体的交接手续办完，运尸车可以走了，但按照规定，因为搬运用于解剖的尸体，耽误了吃饭，生物系老师与学生可以去大学门前的小饭店，每人报销五角钱。
我摇摇头走开了。
我不是生物系的学生。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我不能平静地对待人的生死存亡。我心里挺难过的，今天晚饭也不想吃了。
许多年以后，我还在想着她。
一位二十岁时死去的姑娘，一个永远失去了名字的人。
对她来说，得了肺结核病没钱治疗，死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到，她的悲剧只能是她个人的悲剧，没有任何社会机构来承担责任，因为这决不是社会的疏忽。
获得诺奖的某位经济学家，好像说到穷人遇到的穷困，并非社会在管理上的无意疏忽，而是制度上的有意安排，但它同时会有许多堂皇说辞，掩盖这种安排的目的，其实是方便一小批权贵，掠夺更多的财富。
既然贫富的事情关系到社会的机密，不能多想，我还能想什么？
我想得最多的是，她应该有她个人的尊严，具体地说，是死有葬身之地，或埋入祖坟、公墓或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未经她的同意，就把她拉到生物系的解剖台上，左一刀右一刀地零碎切割。
我还想，尽管生前没有与她相识，但如果我当初有二百元钱，能不能掏出一百元买下她的遗体，再用一百元把她安葬？
这好像是不可以的。我不是她的亲属，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我争取到这个权力，这样做行吗？
这样做本身，否认了县人民医院处置病人遗体的权力，否认了大学生物系解剖一个标本的权力，它们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制度性的保护，而我与它们对抗，就成了与社会对抗的人。
这可能会遇到我不想遇到的危险。比如，我会被怀疑为什么会有人性和人权的需求，说不定会有哪个部门去查我的亲属关系，确定我是不是某种海外势力的代言，去查我的祖辈有没有历史罪行，确定我是不是想恢复某种被推翻的制度。
那么，我会不会像一只有思想的蜗牛，从课桌逃到地面，然后身体和壳都被踩碎，只发出一点微弱的回声？
公众舆论能承受真理吗
不瞒你说，我是看到法国的高中作文题后，才想到这个题目的。某年某月，法国选学经济科的高三学生遇到了一个作文题：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
这时，我好像成了一名高三学生，思维为此而活跃。我在评估自己写作的优势与短处，要不要在考卷上三个作文题目中选择其他。
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
我得承认，如果选择它，一点把握也没有。在法国和一些国家，它就在人们的思考之内；拿到有些国家不行了，超出日常的思考范围。离我最近的某个国家，真理是被统治家族严密控制的，有人想一想什么是真理，可能会被告发，从此消失。一些国家稍好些，但只是表面上有了公众舆论，实际上没有。如果你很愿意思考，可能悄悄地想过了：什么是公众舆论？
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我想过没有？
如果没有真理，没有公众舆论，这句话只剩下一小半啦，“什么是能承受的”，这还算个问题吗？
你的年龄比我小，可能不记得1980年的中国，有份青年杂志主导了一次人生观讨论，持续了多半年。那一年我正在大学读中文系，讨论也蔓延到校园里面，以它为开端的演讲和辩论的形式，在此后数十年经久不息。
很想与人讨论、愿意说出见解、喜欢品评事物的大学时代早已过去，我渐渐变得沉稳。我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表面或者浅层的事情，比如那次讨论，是否与真理有关，是否算得上公众舆论。
你猜对了，我关心的是那次讨论自身，什么是它能承受的，什么是它不能承受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的讨论题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部策划了这个选题，找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工厂女工，一个是大学男生，安排两人写出对人生的真实看法，看着都不可用，就将两篇文字各取所需，再加上其他素材，由编辑部重写一遍，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这种编写和仿冒读者来信的做法，在那些年里太普遍了，没有人指责。
但是，如果你知道1980年5月发生的一件事，比这个话题更让人关心，也更加重要，比如说让人关心和重要的程度要超过这个话题千百倍或千万倍，你还会觉得这个话题好吗？
那个月中旬的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降下半旗志哀，首都最大的会场里举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追悼大会和国葬仪式，一万多人参加。全国各地的百姓看不到电视，只能从广播中收听追悼大会实况。他们太关心这件事了。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有那么一两年，让他们能吃饱饭，不饿肚子。还有，他在1969年去世，十多年后才有追悼大会和国葬仪式，够晚的啦。
刘少奇的功过、生死、毁誉、荣辱，那个全国百姓都在讨论的话题，如果也能成为公众舆论的话题，在媒体出现，就更好了。
比如在1967年8月，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受到政治迫害，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一瘸一拐，于是拿出国家宪法抗议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情况下宪法能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还有，1968年10月，北京最高层的一次重要会议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在这个决议举手表决时，一百多名最高层官员中，只有一位姓陈的女士没有举手。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个人良知为什么会与政治强权产生冲突？”
再比如，据1980年司法部门的一份统计，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的案件有二万二千多件，错判了两万八千多人，而在正式审判之外，受批斗，被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问题来了：“错案太多是由于司法不受监督还是不能独立？”
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许多。
还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它们有意无意地隐身，或者只提供官方浅层的解释。这让人忧虑，不允许思想界和民众经过探讨，找出答案，怎么会结束一场民族灾难？实际上，一场原生灾难，会引发无数个次生灾难，持续存在，毁掉今天也毁掉明天。
但你可以想到，青年人的那些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那些沉重、幽怨、郁闷、激愤，其实来自那场刚刚经历的政治灾难。我们需要的，是对那场灾难足够的反思。
而在1980年5月，限制在人生观方面的讨论，把青年大众引向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对还是错的一种虚拟争辩，是不是应该怀疑它的宗旨和意义呢？
按照当事者的回忆，读者来信和人生观讨论“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不过是一种自恋的夸大，离思想启蒙隔着尚远的距离，以及不止一个九十度拐角。
这样一个保守的讨论题，仍然是公众舆论不能承受的。
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说，在没有民办媒体只有官方媒体、没有抽样调查只有读者来信的年月，官方媒体成了唯一的公众舆论渠道。
1980年，因为这次讨论，《中国青年》发行量猛增，接近四百万份，影响不小。几期讨论下来，收到读者来信六万封，选登了一百多封。
那时的中国，与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都不一样。
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舆论认为，人生的价值、做人的权利，都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那些年月，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平等、人的自由等一些问题上，人们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官方组织插手那次讨论，维护官方舆论的正统地位，把提出非官方观点的青年人当成危险人物。有人把这次人生观讨论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有人把一些负面信息收集起来，汇报给最高领导层，以至于从上到下，都有人把这次讨论当成那份杂志搞的一场骗局。
于是讨论在年底匆忙结束。但三年后，还有某大学向北京高层指控，说那次讨论散布了大量错误观点，是严重的精神污染。为此，那份杂志不得不向上级写了检查报告，还在自己的版面上做公开检讨。
那份杂志是级别较高的官方杂志，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在杂志社外面，就有许多相关的人遇到了麻烦。
一个乡下女青年与读者来信中的经历相似，就被当成写信的人了，被人追到家里骚扰，还被人朝头上砍了一刀。
读者来信的原型之一、那名大学男生被学校以精神病为理由强制退学，此后还因为一件蹊跷的盗窃案住了三年监狱。还有一些在讨论中说出真实看法的读者，本来人生就很坎坷，参与讨论后就更坎坷了。
从普希金想到十二月党人
“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做诗人的中文系学生不是好学生。”他歪着头对我说。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在阶梯教室里上自习课时，他坐在我身边，头歪一些就可以跟我说话了。他还推过来一本杂志，《俄罗斯文艺》创刊号，1980年第一期，上面有普希金的十多首诗歌，也可能是二十首。
那一年，大学里的学生，不管是大一大二，不管是文科理科，都知道普希金的一首短诗，开头一句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结尾一句是“过去的一切都变得可爱”。那是普希金年代的心灵鸡汤，一百多年里多次兑水，味道很淡了。但是生活对人们的欺骗，人们的忧郁和愤慨，都一天比一天浓重啦，普希金的汤尽管淡了，还要兑水，给大家喝。
没有几天，在我的身边，同学们谈论普希金的话题，转到了十二月党人。是普希金那首《致西伯利亚囚徒》，让他们知道十二月党人的。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身边，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我读普希金稍多点，可不大喜欢这一首。
他写诗歌的年代，老旧的俄罗斯语言正在向新的转化，适合文学表现的现代俄罗斯语言还没有形成；而我读他诗歌的中文译本时，中国语言已经被洗劫，去掉了所有适合文学表现的部分，成为清一色的政治话语，粗声大气，狂傲空洞。这时候翻译的普希金，就更难让我读进去了。
这不怪我，也不怪普希金。
我是从列宾的一幅油画知道十二月党人的。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封闭的年月。
教我画水粉的宋老师让我看一本画集，上面有列宾的《意外的归来》。
许多年后再看那幅油画，已经译为《不期而至》，其词义含混，不如先前的译名。在这许多年里，它被当成油画大师列宾为十二月党人画的不朽之作。我看到大部分写十二月党人的文章，都认定它画的是一位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进入家门的那一瞬间。
老母亲颤巍巍站起来，她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穿着黑色衣服的妻子愣住了，她以为丈夫已经在流放中死去；儿子抬起头来，嘴巴惊喜地半张着，好像要喊出一声爸爸；小女儿有些胆怯，目光不敢直视，这表明爸爸走时她还在摇篮，或者还没有出生。
列宾不愧是列宾。这幅画中，人物的目光所向、动作趋势、明暗对比、虚实衬托，都让画面焦点集中于归来的流放者身上，让整个场面处于戏剧性的高潮时刻，此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此后还要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一瞬间表现出来，令人难忘。
可是，《意外的归来》画的是十二月党人吗？那位流放者的形象真是十二月党人的形象？
再仔细看看，就看出了问题，从画中小女孩的年龄看，这名流放者离家还不到十年，显然在时间上错了，十二月党人中有一百二十一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离开家乡是1826年，被允许回乡是1856年。那时，十二月党人离家之前出生的孩子，至少在三十岁以上了。
还有，《意外的归来》墙上有一幅诗人舍甫琴科年轻时的肖像，与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这告诉我们，画中流放者不像是十二月党人，像是后来被流放的民粹主义者。
还有，画中归来的流放者，脸上看不出十二月党人的高贵气质。
他们是真正的贵族，他们的精神是真正的贵族精神，他们的高贵由内而外，是任何灾难和打击都不会磨灭的。
俄罗斯旧历1825年12月14日，天亮之后，首都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上，出现了三千二百人的队伍，排列成八个整齐方队。一批俄国贵族军官站在士兵的前面，他们黑红相间的军服特别醒目。那个上午，他们宣读了他们重建俄罗斯的主张：一是在俄国去除权力、金钱、地位的压迫，实现基督教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理想；二是让更多的人享受高尚教育，成为真正的贵族；三是俄国进行变革，建立像北美洲那样先进的社会结构，比欧洲更文明和自由，富裕和高贵。
他们向枢密院宣读的那些主张，用一两个词语概括出来很难，于是因为那一天所在的月份，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描写了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历史画面：枢密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万平民、官吏、牧师、商人，从上午等到下午，等着看他们与沙皇军队的一场厮杀；也有站在远处的法国游客暗自发笑，这样的革命场景在法国看得多了，都不像俄国人这样温和，这样讲究风度。
涅克拉索夫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叫作十二月党人运动，自然有他的道理。那些军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欧洲战场打败过拿破仑的军队，可以说没有敌手，但他们不搞暗杀，不突然袭击，也不肯先打第一枪。他们的军官佩带刀剑，士兵全副武装，好像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受到镇压也会还击。
后来，有人把12月14日的枢密院广场事件叫作十二月党人起义，这种说法渐渐固定下来，成为通用词语。
于是，有人嘲笑他们的起义方法太笨了，几乎等了整整一天，等沙皇调集了四倍于他们的兵力形成包围后才动手，这必然会失败。还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指责他们，说他们活动的圈子太小，不懂得统一战线，不懂得发动群众，所以肯定失败。
但也有学者把这一事件描述为十二月党人发起的与沙皇帝国的决斗，这体现了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把俄罗斯命运之争，看成是他们与新一任沙皇之间的私人恩怨，因为他们是贵族，是殉道者，是圣徒，不想把俄罗斯民众卷入其中，不想把一场流血战争带给俄罗斯民族。
对十二月党人的审判，持续到第二年夏天，五个领导者被法庭判处分尸刑，后来按沙皇的提议改为绞刑，让这几个人体面地死去。
还有一些十二月党人被判终身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从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苦役地，大约5800公里。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没有火车和飞机，有人坐着马车去，用了五个星期；有人徒步走去，用了一年时间。
把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仅仅是因为它遥远。
早在十六世纪，沙皇征服西伯利亚后，那里就成了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之地。与世隔绝的环境，极寒的漫长冬季，野兽比人多的连绵旷野、沼泽和原始森林，让人们对它心存恐惧，对它的称呼有以下几种：被抛弃的世界、没有围墙的监狱、死亡和枷锁之乡。
一百多名十二月党人被判为终身苦役，流放去了那里。他们是新任沙皇的敌人，活着回来的概率很低。
十二年后，沙皇有一次特赦，解除他们的终身苦役，可以定居在那里，但不能公开活动。
但在那里，他们还可能无法生存。
作家契诃夫曾经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途中遇见了一些被流放的移民。他描述说：
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写到，在1824年至1889年间，大约七十二万人被强制移民到西伯利亚。在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
前文说过，那批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离开家乡是1826年，被允许回乡是1856年。
那一年活着的十二月党人，还有四十多名，都是一些意志力强大的人。
国家爱不爱你，这是个问题
“老董本名董学仁，就是在《西湖》一直连载《自传与公传》那个董学仁，”刘兴雨在他的《杂色老董》中写道，“大概入学时年纪偏大，大家就都管他叫老董。”
其实，刘兴雨和我同一年出生，他说的年纪偏大，当然是与大部分同学相比。在我们年级，年龄最小的是名女生，诗写得很好，比我小了九岁，或者十岁。
他没说到的是，中文系与我熟悉的老师，也管我叫老董，可能是他们的共同发明，这么叫显得亲切，更像师生。
刘兴雨继续写道：
我和老董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的一次演讲会上。当时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对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发动攻势，大有二次文革的劲头，刚从那场浩劫中逃脱的人们颇为义愤。我以《珍珠不能丢掉》为题，指责了那种棍棒式的批评方式。事先并未安排演讲的老董，接着我登台，说剧本内容也无可非议，惹得辅导员老师在台下和他辩论起来。
在他的记忆里，那件事让我们成了朋友，志向相近，情趣相投，以后还有很多合作，挺精彩的 。
如果没有他的文字，我会不会忘了那件事情？
应该说不会，那次演讲会是学校布置下来的，是配合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次政治活动。此外，批判白桦电影剧本《苦恋》并不是唯一目的，还要借助这件事，控制大学生的思想方向和尺度。所以，事先没有安排的老董，就不应该发表什么个人看法。不应该就是不应该，不管你是跳上台去，还是走上台去；不管你是慷慨激昂，还是和风细雨。
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时段，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事情，都关系到执政方式和执政年代的延续，也并非可有可无、可张可弛。现在想来，那次演讲会上，辅导员老师和我辩论是对的。她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保证演讲内容的正确和一致，不能跑偏。那是她的工作，职责所在，不能疏忽。
我读大学那几年，思维就不在一条直线上，有时想得复杂，有时想得深入，常常跑出被人划定的界限。这样一来，总是给辅导员老师——我的大学师姐添麻烦。虽然那些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有机会我会道歉的，在她负责看管的一百二十名学生里，我是添麻烦最多的那个。
那次演讲会上，我们批判的是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不是那部电影。
1980年，电影《苦恋》拍出来了，没有通过审查，不能公映。但白桦的文学剧本，已经早一年在北京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表出来，影响扩散了，需要批判。
剧本《苦恋》写一位画家，从年少到年老，他的经历由一些片断连缀而成。他小时候到处流浪，年轻时投身爱国运动，接下来去了国外，成为名画家，然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一家人生活很艰难，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难了。后来是1976年，他在北京的广场贴出了一幅画。当人们寻找画的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逃出首都，冻死在一片雪原。
我读了剧本，留下印象较深的是一些片断和片断中的对话。
有两段话，本来没有什么，却被批判者一再提起，认为是攻击革命领袖和反对爱国主义。
第一段话。画家小时候进入一位老和尚的禅房，他问长老：为什么这个佛像这么黑呀？长老深沉地说：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尘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
第二段话。老画家的女儿出国定居前，对阻拦她的父亲说：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过了许多年，到了网络时代，我找这部电影看，还是找不到，就再一次读了文学剧本，觉得有的对话仍有意思。
有一处对话，因为与后面的情节挺矛盾的，让我注意到了。老画家躲在苇荡里遇到老历史学家，老历史学家到处躲藏是为了保护身上藏着的一部手稿，据说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说，我这本书在近百年内是拿不出去的，可能要在几百年之后才能和世人见面。那时候考古学家把我这把骨头从地底下掘出来，发现了这部手稿，我只希望他们看完这部手稿说：啊！公元1976年能够出现这么一个诚实的老头子！奇迹！
可是在剧本稍后一些里，那部书很快就出版了。这样看来，那还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没有太大价值。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是真实的历史，仍不见得能出版。
还有一些对话，语言空洞和概念化，不像是电影对白，像是新闻用语。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独有的标志。
比如剧本中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位老知识分子和妻子想带着年轻画家出国：“祖国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画家的回答是：“不！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祖国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
还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历史学家对老画家说：“啊！我们的祖国，如此之美丽，人民如此之善良，为你吃天大的苦，为你死！值得！”
这在电影里出现，可能让人发笑。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便是搞文学的人，要找到真正的文学语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不觉得《苦恋》怎样好，但把它当成反对爱国主义的政治错误来批判，太过火了。
那次演讲会上，我就从它的内容去分析，讲了我的看法，这实际上是一部表现文化人对自己国家单恋的电影。
文化人的爱国情感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他们对国家的单恋太强烈了，像电影里引用的屈原的话，九死而未悔。白桦带着诗意的、温和的批评方式，碰触到这个国家很久很久以来的一个痛点：并不爱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如果看到刚刚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巨大伤害，就知道白桦是足够温和的了。
可是，我们碰触到这个国家的痛点，也就碰触到某些人的痛点。中国几千年里，搞不清爱国与爱政府的区别，搞不清爱国与爱统治者的区别，大部分时候混在一起，不能分开。
我们爱不爱这个国家，这是个问题。这个国家爱不爱我们，也是个问题。
既然国家、政府和统治者都混在一起了，既然我们必须爱这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国家也爱我们、政府也爱我们、统治者也爱我们？如果它们不爱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它们必须爱我们？？
有个叫罗斯福的人，在大洋彼岸当了总统。他想的事情是，先让国家爱每一个人，再让每一个人爱国家。他说：
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给富人们带来了什么，而要看是否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当有一天我们的父母被推进医院，即使身无分文也能得到悉心医疗，我们的孩子能进学校，不管这些孩子来自哪里，能得到一样的对待。我会说，这才是我的祖国！
但在那次即兴演讲时，我还不知道罗斯福的这段名言。就像我在即兴演讲之后很久，才知道白桦和《苦恋》电影的主创人员，拍摄那部电影前大都受到伤害。编剧白桦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和军籍，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钳工，1979年才平反。这部电影的导演的父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坐过牢。一位男主角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被驱赶到新疆。一位女主角在前几年被抄家，只因为爷爷在上个朝代是个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