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棠喜欢汪曾祺，在微信上逢汪的文章必高调转发，后来又开始转发废名的文章，也开始有人说她有这一路小说的特点了。因为是写诗出身，在开始写小说时，她对语言就似乎比较敏感。成名作《遇见穆先生》就以语言见胜。

汪曾祺的语言好，他写人也是很好的，但是最近给人至少给我的强烈印象是写物好。永嘉的木芙蓉，云南的豆腐，“文革”时的紫穗槐，高邮的咸蛋，这些“物”经他一写，如同画上见到，若近若远，让人起爱惜之心，幸运的人甚至找到心物俱净的感觉。这些文字到现在还耐读，而且可能会一直耐读下去。旧海棠大概还年轻，还没有这么心闲观物，更多的热情在观人。说她有汪这一路小说的特点，是看她写人的时候，可以找到汪老写物的感觉，如这篇新作《新年》。

小说写一个乡下女孩阿风到城里打工的生活。她先是经亲戚介绍跟一个也是城里打工的男人结婚，然后生子。男人另有新欢，她就离了婚。后来认识一个银行职员，过着半同居的生活。银行职员跟自己的同学结婚，她又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她不怨恨第一个男人，只是说：“我不是你休了不要的，我是主动提出来跟你离婚的，我也是有自尊心的人，干吗非要吊死在你这一棵树上。”还支持银行职员跟自己同层次的人结婚。银行职员结婚了，她则默默地无望地等着；无望地等大概就不叫等了，只是不等也没有另外的生活了。这两个变故肯定会在主人公身上留下伤痕，尤其是后一个，虽然很清醒，但这清醒似乎更放大了痛，好像一个人提前看到了自己的阳寿。但是作者没有渲染，只是写了一个细节。孤独的阿风在烧烤店里遇到一个男人搭讪，阿风默许了，决定带男人回家。因为阿风租住在一个足浴城的上面，男人误以为她是妓女，转身走了，留下她站在街上透过玻璃窗看着足浴城里面异常年轻的女孩们。作者写阿风对生活的恨，也就是回家过年亲戚聚会时，她悄悄地把一块没有择净鸡毛的鸡肉分给了当初给她介绍对象的二姑。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阿风很像《诗经》中《氓》篇里的那个女子，遭遇无望的生活，没有人理解，只有独自哀伤。那个女子是因为生活在我们所谓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里，而阿风是因为以乡下人的身份生活在城市里。她这样的人，城里没有安身之处，乡下也已无法安心，所以只能默默领受命运的这份“馈赠”。馈赠打引号，也不全是反话，阿风在跟银行职员的纠缠中，也是真正感受到了“城市文化”中肉体和心灵的愉悦的。虽然处处也体现着不平等，但是相对于农村极其实用的男女关系，她是体验了生命中更丰富些的意蕴。不过，又正因为体验多了一些东西，更突显了她未来生活中的无望。但是小说中，作者没有把人物写得很绝望，阿风一边承受着隐痛，一边还莫须有地保留着一丝憧憬；甚至也算不上憧憬，只是保持着一种安顺的态度，也像《氓》里的那个女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就是这种处理，使旧海棠笔下的“人”像了汪曾祺笔下的“物”。汪曾祺“惜物”，旧海棠“惜人”。所以，说旧海棠的作品“惜人”如“惜物”，不是说她把人当东西看待，而是说她写人的时候有一颗汪老似的清净的心，深入地体会着所写对象的脉动。

这种“惜”也算是一种爱，但是是那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爱，没有施与相，人我如一，有一种平等精神在里面。这其实蛮难得的。至今还有人说伟大的作家对待他的人物都有一种悲悯心。一个作家还谈什么悲悯。托尔斯泰算公认的伟大了吧，他混迹在他的人物里面，一点也看不出他有高明之处。他写农民的时候甚至带着崇敬的心情去写——也因此是写得最糟的，契诃夫还是谁说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他最厌恶的贵族之流，其实就是写他自己。连鲁迅也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福楼拜算有点悲悯的样子，很关切地写着包法利夫人的遭遇，但是写到主人公自杀的时候，他自己嘴巴里仿佛有了砒霜的味道。

写作贵在感同身受，不管写实还是虚构，写底层还是写“高层”，有了这一点就不会太虚妄。

当然，旧海棠的语言没有汪曾祺那么干净，虽然不需要像汪曾祺那么干净，但是还是可以再简洁一些。这不是单纯语言风格上的要求，而是写作方式上的要求。过多的铺排，过于详尽的起承转合，是西方小说的写作特点；对于废名、汪曾祺这一路是可以更直接一些的，拣最重要的写。我曾经读过作者的一首诗，一直记着：

 

如果无处去，就去荔枝公园走走，

那里下午安静，浸月桥上偶尔有人走过

都是慢悠悠的，

生怕一会儿就走完了。

被微风吹着的

荔湖，一周都设有长椅，

不管是坐着人的还是没坐着人的

都面向湖中心。

 

诗是作者写给逝去的亲人的，因为感情至深，什么感情也没写，也没有提怀念，只是写了独自逛公园时看到的一些场景。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致入微几乎没有意义的细节，只能由一个内心空凉的人发觉。

我觉得小说也可以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