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年前，微蓝小区的“自杀事件”轰动全城。死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化着好看的妆，一身素衣，微笑地靠在墙角。手腕上的血滴答滴答地往下流，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麦克风。可离奇的是，警察抬走了她的尸体，却始终拿不下她手中的麦克风。
余音未消，这以后，接二连三地有人听到半夜天台上女人的歌声，声音像极了那天哼唱的女子，气若游丝，却始终没有断去。据说，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去了趟天台，第二天就疯了：被人发现时，他一个人坐在垃圾桶边，一边吃着垃圾桶里的香蕉皮，一边唱着谁都听不懂的歌。
这样一来，“天台闹鬼”事件仿佛成了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也变为微蓝小区的标签。
几年内，许多原住人纷纷离开了微蓝小区，连小区的物业也在两年之前撤走了。空荡荡的保安室和起了灰尘的岗亭，让小区看起来格外凄凉。
我去微蓝小区寻租单纯是因为便宜。我也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有勇气去这个著名的事件集散地——微蓝小区。但是，生活所迫，没有钱只能向没有房子妥协。
毕业之后的第一年，我和许多人一样，成了城市的孤儿。微薄的试用工资，远在千里之外的家，生疏的同事关系，以及抬头望不到熟人的地方，每天，我只能靠不停加班刺激着自己的存在感。
有时，深夜回家的时候，甚至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流浪的女鬼，看不到每天的日升日落；连回到自己所在的宾馆里，也是蹑手蹑脚地飘进来又飘出去。我的头发很长，被风吹过，一定是蓬散的、凌乱的。白色的衣服是我们的工作服，老板说，干净会让人清醒，可我却觉得，白色让我荒凉。
房东先生以每月五百元包水电费的“友情价”热情地要求把他顶楼的房子租给我。
顶楼，离天台只一堵墙的位置。我挣扎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这个价格远远低于附近任何一个公寓的价格。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所谓的友情价，不过建立在他已荒芜的小房间终于有个外地人不知好歹地打来电话求租，对他来说真的也算是福音。
比想象的更糟糕一些。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的感官一下子封闭在一种压抑的空气里，陈旧的家具里发霉的味道，屋顶的壁纸一圈圈地印出绿绿的渍迹，地面瓷砖上的灰尘厚厚地堆在那里，让人不忍触碰。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毫无人气”，什么叫“阴森可怖”。
王小鞋和我站在房子门口，我们快被压弯的背部，是我在这个城市的整个家。我抬了抬头，像是一个奔赴战场的壮士，冲进了房间。
住在微蓝小区对面的青春小区，王小鞋更像是一个老人，欢迎一个新客人的到来。虽然我真的很久没有去她家，连住址都只停留在了数字上。
我一边与她瑟瑟发抖地讲着著名的微蓝小区五年前的离奇事件，一边焦虑地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我知道她知道，这个城市里的人谁又不知道呢！想着从今夜起，要一个人住在离天台最近的地方，我只能用无限的絮絮叨叨来显示我内心的慌张。
王小鞋一脸的不屑，时不时投送的眼神好像在嘲笑我的神经质。
她当然不能理解我，一个夜晚在天台唱过歌的女子怎么能理解另一种女子的不安，就像一个不曾在天台唱过歌的女子怎能理解她们的淡然。
从在县城成为邻居开始到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大学成为校友，我认识的王小鞋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唱歌这件事除外。
天生一把好嗓子和天生美貌一样，是值得注目的，美貌的人自然有人来瞻仰她的美貌；会唱歌的人，也会有人钦慕她的声音。十六七岁的朋友圈里，在天台上听王小鞋的歌，是最美好的事。我们透过白纱布，一首一首的歌就这样隔着白白的纱线渗透出来，绝不旁支逸出，直勾勾地挺进我的耳朵中，成为那么多年时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声响。
到达这座城市之后，我就很少听到王小鞋唱歌了。她的心里大多数时候只住着她自己。公司每半年一轮的末位淘汰裁员制，把她们一个个地变成了脖子上架着刀的鸡，一不留神，就会被割喉杀死。世间的祥林嫂都是被生活逼迫的，谁愿意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切。残酷的制度下，没有人可以轻而易举被留下，连干了十多年的老员工也不例外。而今年一季度，王小鞋的业绩在她们全公司是垫底的，再这样下去，刀子会落，她会走，连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里。
唱歌不过是空闲的衍生品，而它早已从一个只有工作和睡觉的叫王小鞋的生命里滚蛋了。
二
晚上的微蓝小区，鸦雀无声。连脚步声和树叶的沙沙声都觉得响的地方，来来往往的人，都不自觉地端起了一颗小心翼翼的警惕心。
每个人都低着头走路，从不说话。偶尔看看前方，便从原本盯着地面的眼神翻起一点眼白，扫射一下周围的动静。死气沉沉，造物者就是所有人，与所有人有关。
在夜晚的时候，看到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和自己一样，千篇一律异乡人。所谓的“流动小区”大约就是如此，送走了一批年轻人，迎来了一批年轻人，没有人去留恋，也没有人被留恋。
怪不得那天，王小鞋一边拿着扫把挥舞着墙角的千丝万缕的蜘蛛网，一边念叨着：这么辛苦的，有意思嘛！人还不如蜘蛛呢，住了那么久，一点都没嫌弃这小地方。
那你怎么不回家呢！但我终是把这句话咽了下去。城市的诱惑和回家的诱惑，在年轻的时光里，总是不停地博弈着，此消彼长。不想回去和不爱家是不同的，就像留在这里和热爱这里有时也并不等同。
不得不说，每次夜晚，我走入楼梯口，总会不自觉地吸气，楼层越高，脚步就越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朝天台的方向走一步，甚至连看一眼都不敢。一到门口，便以最快的速度把钥匙插进孔里，然后使劲把门关上。我终是忘不了那个从没听过，却时刻害怕听到的天台的歌声。甚至一度，我受不得任何声音，尤其是歌声。
包括认识袁靓，我对门的邻居；因为声音，也变得那么的仓皇。
那天，我刚走到楼梯口，一个女人的歌声，空灵地回旋在六层楼梯的墙上。其实，是袁靓。
深夜十一点三十分的楼道里，虽开着灯，但碰到陌生的声音都是会害怕的，更何况是微蓝小区。
我下意识地认为闹！鬼！了！
我的脑子里立刻拼凑着一个女鬼的模样：这个女子啊，眼睛冒着血，一滴一滴地往地下落，她拿着麦克风在楼梯间里唱歌，她是来找人的，找和她一样的女子的魂魄。她需要肉体来安放她的灵魂。
我的背部渗出了细细的汗珠，然后是手臂，然后是额头，然后全身都是。
徘徊在进退不得的楼梯口，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即将或上刀山、或下火海的好汉，往里面走是越来越近的天台，往外面走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心都快到喉咙口了，却始终找不出答案。
我躲在墙角，小声地打电话给王小鞋。
见鬼，我听到歌声了！
听筒对面的回声让她的声音变成了年少时听到的感觉，连说话也变得优美，不断地刺激着我的耳膜。显然，她是在外面，并且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没大脑的陈一宁，开着灯还有鬼，你不知道鬼不往亮处走的吗？
王小鞋的骂声连同她拼命拍打硬物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震得我清醒。
我没有问她在哪里。许是在加班，许是在游逛，再许是一个人躲在墙角抽烟，或者喝啤酒？她的内向让她并不喜欢袒露心声，时间久了，我自然也会不记得去关心她的一切，顺理成章。
我的脚一步步地往楼梯间里挪进去。声音一直没断，哼哼地延续着，拉长在楼道里。安静果然是声音传播最好的介质，哪怕是听不清吐字的嗓音底的回旋，也可以猜测出她到底在唱什么歌。
我飞快地跑上楼梯。快到门口时，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姑娘出现在我的眼前。看到我满脸的汗，她的歌声停住了：你刚到这里租房子吗？
其实，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了，只是一直没有遇见对门的主人而已。对门住着人这件事，我早就知道。早起的关门声都快成了我的闹钟，而夜晚的关门声则是催我入睡的口令。打通着睡眠到人间这条路的声音，让我有了强烈的依赖感和欢愉，有时，熟悉一个人，是不需要见面的，可以从声音开始。
我叫袁靓。
袁靓。我上下打量着她。表情是年轻人的表情，还是打着鸡血的年轻人的表情——骄傲与疲惫以及一览无余的妆容，虽早已被空气融化，像一团烂泥铺在她的脸上，但依然看得出好看的轮廓——她是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的，打扮证明了一切。她竭力把眼睑撑到最大，盯着我看，让我毛骨悚然。
我叫陈一宁。我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和周围的空气一样冰凉，分不出温度。
夜已那么深，与一个不熟悉的人多说一句话，显然是浪费时间。把自己暴露在屋外远没有在屋内来得有安全感，我们都知道。
我给王小鞋打电话报平安：唱歌的是袁靓，我对面的邻居，很奇特吧。
袁靓。王小鞋重复了一声，真是一瞬间的事。
你认识？
我不认识。
三
如果没有前些年的闹鬼事件，这个小区与别的小区真的没有太多的不同。两边郁郁葱葱的草丛，虽然杂草都快超过我半身高了，但依旧迸发着茁壮的生命力。道路是宽敞的，当初的设计者是按照高档小区的标准建设的。但他大约也没有料到，这样的宽阔却与如今整个稀稀拉拉的格局形成了最扎眼的对比，尤其是白天，小区更是很少有人走过，偶尔能遇见的，也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
在六十多天没日没夜的项目设计之后，老板给我放了一个完整的假。我终于看到了微蓝小区中午的阳光，以及微蓝小区白天的景象。
小姑娘，你刚来？一个老头拄着拐杖走过我的身边，他几乎是边走边说的。
他回过头朝我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若干年后的自己。我想，兴许会更惨一些，兴许一无所有，兴许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固定地址的城市暂居者，想到这，我的心情一片冰凉。
冰凉真是有一种延续性，它就像是扎根在无形间的曲别针，紧紧地一环扣一环，你想逃都逃不了。我收到了从未在休息天给我电话的老板的电话，不过这不足以让我惊吓，惊吓的永远在后头。
很抱歉，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将对一部分年轻员工进行考核，然后从中裁去二分之一。你是其中参与考核的人员之一。老板说得很利落，我想，他应该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六十多天的没日没夜的赶工终于把一张五十万的设计单子图纸完工了，却在当天晚上被拉进了有可能卷铺盖走人的队伍中。难怪让我休息那么多天，是怕我哭晕在办公室吧。
我说：谢谢。
除了谢谢，我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表达我无法言语又极力克制着的心情。我怕我忽然打开话匣子就会忍不住哭出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像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紧紧地跟着机器转，一刻也不敢停歇，所有的业绩我都参与了，甚至更多。
可这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重要性永远只是在别人心中的定位。
我躺在沙发上，老板的电话击倒了我，是的，这就是天大的事！就像是空中被扔下的物体，扑在了冰凉的地面，怎么都分不开。
一瞬间，眼泪顺着脸颊落了下来，我的心也停在了屋顶的天台上。恐怖是恐怖的杀生剂。我觉得我该去看看那里，并不是为了死亡。
我开门的一瞬间，天台上跑下来一个惊惶失措的姑娘，她脸色惨白，一路尖叫着，连滚带爬地往楼下跑。
死人了！死人了！
死人了？
我下意识地往门里退了一步。门口立刻热闹了起来，四面八方的人赶到这里，这是我见过这个小区最多的人，密密麻麻地拥在天台下的楼梯上，像一只只伸长了脖子的动物，朝着天台的方向猎取一种快感。
啧啧，天台又出事了。年纪轻轻的，有啥可以死的呢！
我踮起脚尖，一个操着本地口音据说是街道社事办的女人用她庞大的身躯堵住了门框，空气晃动着她浑身的肥肉，左一下，右一下，迟钝与麻木渗透在她的肉体里，我只能从她偶尔施舍给我的缝隙中看。她叹着长长的气，脸上却没有悲伤，倒是时不时皱起的眉头，吐露着她的不耐烦。
下来了，下来了。有人低声说。
白色的布遮着死者瘦小的身体，从我的眼前抬过。这分明是一个不明情状的物体，被人好奇地围观着。穿制服的人走得很快，落在硬木板上的尸体，轻飘飘地在他们的手中一晃一晃，还可以感觉得出之前的热气。一双白色的高跟鞋，一副红色的指甲油，一根干净的马尾，显然是一个姑娘。
所有人都怔怔地立在那里，楼道也安静了下来。他们离去的队伍，像是送走了一个陌生的老熟人，有千言万语，却在一步一步的脚步中消失殆尽。
我关上门的那一刻，眼泪就干了。
四
女人死后的几天，我的心情颇不平静。她白色的高跟鞋上的假钻，扎着我的眼睛，不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一直扎进脑子里。我们假想着让自己光彩夺目，甚至寄托在一双普通的鞋子上；可是，始终掩盖不了自己的底气不足。
老板的信息里，清晰地写上了下个月需要完成的目标和需要保持的名次。这个目标的业绩量是从前顶峰时期的两倍，显然，他已经把我这个设计员的职位转为了“业务员+设计员”。
我不知道那些天，自己为什么总是失眠，不知道是因为即将面对的现实，还是为了那天死去的女人，抑或是那时不时传来的声音——哭声还是歌声。
我失眠了。
失眠的感觉是很奇特的。那一刻，所有的记忆都会自动切断，而自己也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无聊、无趣的位置，五官大开。
一切都是无意识的。
我真的听到歌声了。
一个女人，她在唱歌。歌声紧紧地缠绕着天台，从天台与天花板的间隔中冒出来。起音是带着哭腔的，像葬礼的哀歌一样低沉而婉转，含着她模糊不清的词语，我都可以感受到她泪流成河的模样。一首毕后，就停歇了，接着继续重复。那是同样的歌，循环往复地出现着，就像开水盖子上的水蒸气一样，一滴一滴地渗透在我房间的空气里，然后一圈一圈地把我包围起来。我是挣脱不了的，它是进了空气的声音，我只能像一只束手就擒的野兽，一边颤抖，一边等待天明。
那一刻，我想换房子的，至少离开这里。每个深夜都那么强烈。
房东真的很聪明，他让我预付了一年的租金，以租十一个月送一个月的优惠价格让我高兴地把钱掏出来，还连声说谢谢。但前提是，违约就把所有的钱吞没。他大概是不放心我吧，或者是不放心来这里租的每一个年轻人。把我们用钱拴起来了，是他们安心的最好方式。
到了白天，想搬家的念头就不那么强烈了。白天和黑夜的心情总是不同的，或许心情也有白天和黑夜之分。
一天早上，袁靓来敲我的门，让我感到意外。她似乎也很意外我在家。开门的时候，我们一脸的惊悚，然后相视而笑。事实上，除了那次深夜照面之外，都已经快一个多月没有遇见了。
“你有脸盆吗，要特别大的。”袁靓站在门口，脚边的两只脸盆已经塞满了衣物，像极了一个撑饱的快要吐出来的胃，全然没了伸缩能力。她的手上还湿淋淋地抱着一堆，水滴答滴答地落在我的门口。“十多天洗一次衣服，非得洗个完整。待会上天台去晒衣服。”
天台！我的心忽然抖动了一下，背后的汗毛一根根地竖在那里，扎得我生疼。
袁靓没有看出我的心思，我也决不让人看出来。我们笑眯眯地面对着对方，像个老朋友一样，彬彬有礼地回应彼此的情绪。许多时候，人与人离得很近，事实上却又很远。
袁靓，你在这里几年了？
今年是买下这套房子的第六年。我有许多同事都住在这附近，比如望江小区、青春小区。
我也有老乡住在青春小区。和袁靓说的时候，我想到了王小鞋，兴许以后还可以和袁靓一起去青春小区，我找我的王小鞋，她找她的同事。
叫什么。袁靓问。
你不认识，王小鞋，我老乡。
袁靓愣住了，不知是被王小鞋这个怪诞的名字吸引了，还是别的事，手中的脸盆斜成了四十五度角，水倒了出来。不过很快，她又迈开了脚步。我怯生生地跟在袁靓身后。袁靓扭动着腰肢，有力地向前蹬，一看便是走着一条熟悉的路。
你经常上天台？
袁靓沉默着，没有说话。
这天台晚上有过奇怪的声音，你听到过没？我小心翼翼地试探她。传说只是传说，把传说放在嘴上，总显得愚昧了些。于是，我一边含糊着不说，希望她能先开口，一边一直盯着她看。
可她还是沉默着。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天台。一个四四方方的天台，一个经过风吹雨淋地面已没有光泽的天台，一个墙角长着青苔许久没人清理的天台。许多件经久未收的衣服立在天台上，像是无人认领的孩子，在阳光下耗尽了水分，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穿过一件件衣服的时候，燥热的衣角触摸到了我的皮肤，燥热也只是空气的温度，与衣服无关。
其实，我听到过歌声。我盯着她，只觉得一张陌生的脸上，有了一种狰狞，青筋凸起的脖子，以及深深陷下去的锁骨，让她显得更瘦了。
忽然，她使劲地抖着她那件还挂着水珠的白外套，水溅了我一身，我透过挂满水珠的镜片，沉默地看着袁靓的脸，模糊不堪。
五
突如其来的裁员消息，让办公室的氛围有点紧张。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一群面和心不和的小年轻干脆放下了原本的面具，再也没有所谓的谦让与和谐。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客户的设计，让他们付钱，以记上自己业绩，所有的人都铆足了劲，在任何可以努力的地方努力，甚至包括这张脸，也极尽所有的力量来雕饰。这假想的加分项，冥冥之中带着“以色事人”的味道。
我从前是多么不喜欢把这些化妆品一层一层地粘到自己的脸上。可这一次，我也买了很多化妆品。买的都是最贵的。
那些涂满脂粉的脸让我想起了京剧演员的脸谱。他们画上了各种各样角色的脸，才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给别人看。可我们，没有妆容的我们，才是我们啊——可能不好看，可却是真实的自己，可以看到皮肤的纤维拉动的细胞在做怎样的运动。肌理是有美感的，不是化工的涂料所能代替的。
可我还是买了。我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涂在自己的皮肤上，一点一点盖上了自己的脸。我不熟练，我只能拼命地上粉，我觉得越多才是越好吧。我还用口红，我也用眉笔、睫毛膏，我终于把自己画成了一个不那么熟悉的人，有点像袁靓，有点像王小鞋，还像许许多多我遇见过的人。她们的样子精致地扑在我的妆容上，怎么都下不来。
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困兽。我们都很像，却不得不争斗得你死我活。高高垒起的设计图纸，是我们改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品。单打独斗的开始，就是谁与谁的话都很少，生怕被对方抓住了错处。人人自危。
给王小鞋的手机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通。王小鞋是不会让电话关机的，内向的人做事更加严谨，这是我多年生活经验所得。事实上，她也的确如此。她在电池只剩百分之三十的时候，就四处找充电的地方；如果只有百分之二十，她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百分之十以下，哦，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也决不让它发生。这是她性格决定的。
打不通电话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天台死去的女子，我知道王小鞋不会；但她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亲的人了，我不能让这万分之一的可能发生。
我拨通王小鞋办公室电话。电话通了，原想俏皮地打趣，对面却是一个男声。
我找王小鞋。
王小鞋？我们没有这个人。周围传来一个女声，在说些什么，男声突然就恍然大悟。然后，充满歉意地说，哦，哦，不，以前这是她的电话，不过她已经辞职了，有一段时间了，你可以打她手机试试。
辞职？
至少两周前，因为我已经来公司两周了。
他挂了电话，匆匆忙忙。我想起王小鞋经常告诉我，不要太拼命，因为这个世界，没了谁依旧可以运转。公司也是一样的，旧人会来，新人会走，一切如昨。王小鞋这种略微消极的心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老板有意无意地安排她一些其他的与工作并不相关的事，比如去十公里以外的公司送资料，让她没有办法专心地研究订单，而老板执意在中途把订单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订单有四十万，如果有这个订单，意味着王小鞋至少可以半个月不用再担心排名。我不敢告诉王小鞋我的猜测：明眼人都能看出，老板已经把她放入了下一份辞退的名单。
王小鞋很快给我回了电话，几乎是在我给她公司打完电话的那一瞬间，就回了过来。让我不知道如何跟她对话与安慰她。
你在哪？
我在上班啊！
哪里？
还能哪里，原来的单位你不知道吗？如果我没有打公司的电话，我会相信她自然而然说出的话，因为不假思索。
没什么，问问你近况，好像很久没见了。我丝毫没有怨恨她的谎话。王小鞋习惯性地把自己保护和伪装起来，是她这些年面对自己的方式。也是许多年前了，我还在大学里，她已经工作了。不知为了什么事，她来学校找我。坐在学校外面不足十平米的小饭店里，一边吃着三块钱一碗的炒米粉，一边大口喝啤酒。喝的啤酒是最差的，连牌子都没有。我们用牙齿把盖子掀开，然后咕噜咕噜吞下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王小鞋喝酒，也第一次知道王小鞋酒量很差：喝了一瓶就开始说胡话，结结巴巴地语无伦次。
都给我滚蛋！都给我滚蛋！王小鞋滚到了黑乎乎的、有着煤渣的地上，白纱布后面的人都给我滚蛋！
前一刻玩笑似地说那些年在天台上的事，后一刻，她已经怒气冲天。我又给她递了一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还欠一杯，把她想说的话说完。工作让她有点讷言，她心情好的时候才不讷言，不过这样的时候很少，这些年，越来越少。
王小鞋来见我，在三个月以后的盛夏。她穿着一件肥大的外套，把整个人圈在了里面，然后来找我。我看不到她的手，看不到她的脚，甚至看不到她的脖子，她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里面。
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在她对我笑的那一刻，掩盖不住的皱纹细细地刻在她的眼角，特别明显。于人来说，老是一种感觉，与年岁无关。想起她辞职后应该也不好过，我的心沉了下来。
她看到我的脸，轻蔑地发出了一声“呵”，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而现在，我们的脸却已经是一样了。
我很怕她已经知道我知道她离职的消息，于是，说得格外小心翼翼：你最近可好？
她点点头。我以为她会在我面前放声大哭，至少说说之前发生的一切。可她的淡定让人害怕，我竟然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
你对面住的是一个姑娘，叫袁什么？
是，叫袁靓，挺美一姑娘。我看到王小鞋的眼神突然黯淡了下来，她轻蔑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仿佛怎么都睁不开，也不知道她在看些什么。
袁靓。
你认识？
我不认识，上次不和你说了吗？王小鞋的声音里有一点点焦虑吧，她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到。直觉是，她们至少听到过彼此的名字，可我不敢说。
我们单位也要裁员了。我可能是被裁的其中一个。真倒霉。我撇了撇嘴。
同命的人惺惺相惜。王小鞋咧了咧嘴，怪诞的笑容和松了眉毛的脸，让她看起来还像个可爱的活物。她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静静地听我讲话。我不讲话的时候，她就静坐。这些天郁积了太久的情绪，随着我的踱步，自言自语地从我口中说出来，轻描淡写，其实字字锥心。
有时想，如果真的失业了，就回我们的县城去。每天，骑车上班，然后办公室里坐上一整天，回家有老母的饭菜，睡自己的床，周末呢，不用加班，睡觉，看书，遛土狗。
她下意识地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掉落的袖子翻起了她手腕上细细的条纹，虽然已结痂，却像一把刀，无比刺眼。
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办公室里架起了一种叫“白纱帐子”的玩意。一个姑娘不知从哪里买了个圆盘底座，扛到自己的办公座位旁边。圆盘底座加一根摇摇晃晃的细杆子，白纱布盖在上面，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皇后的黄伞盖。
黄伞盖就好比是面纱吧，我们是看不到她的，但她却可以看到我们。凌驾于自己搭建的世界，她晃动着马尾辫在白纱上一掀一掀的，已然是摆出一副要与人隔绝的样子。
老板，你可别怪我，我这也是无奈之举，晚上睡不好，中午睡不了。
老板看了一眼，就走开了。裁员带来的业绩增长是惊人的，每个人都像是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准备最后一搏。他是个很懂得自己要什么的老板，现在他就想着来一碗钱。
姑娘对着我们的斜眼露出了胜利的姿态，那张看不清的脸啊，都能感受到那么一瞬间的得意忘形。
这样可好，没过多久，办公室像下了一场春雨，开满了黄伞盖。年轻的男子，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个男人，在背后挂起了一块长长的白纱布，羞答答地把自己埋了进去。
办公室里弥漫着越来越寂静的气息，主动隔绝果然比被动隔绝更让人安静。
我也搭起了黄伞盖，从众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我却没有拒绝。
在大大的白纱布里，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天台看王小鞋唱歌的自己。只不过，这一次，我在里面，别人在外面。万物的巧妙就在于，在一针一线之间，可以让外面的人朦朦胧胧，却让自己得天独厚地清晰异常。
我的电脑、我的办公桌、我的咖啡还有我的身体，成了我的空间里唯一的存在，它们相看两厌却无法分离，一如我和我的工作，互相紧拽着，虽然已经精疲力尽地面对彼此。
老板说：离季度考核只剩下最后一星期了，一星期后，会定下第一批留下的三个人和裁掉的三个人。成为这些提前胜利和提前出局的人，都是幸运的，至少不会像悬在半空中的酒瓶，不知道自己是被收留还是被打碎。
好几个夜晚，在单位里绘图的时候，我的脑子都抽了筋。小时候，脑子抽筋是“骂人”的，如今却要用这个词语来疼惜自己，算不算一种讽刺？
脑子，我忘记它是什么构造了。但我知道有很多神经，这些神经管理着身体、管理着思考、管理着每一处，甚至管理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能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得到什么、做怎样的自己。可在那一刻，脑子突然像被什么庞然大物压制住了一样，整个人就瘫痪了。反抗最剧烈的是眼睛，它不停地跳动着，跳动着，撕扯着与眼廓连接的神经。我睁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清。我只能闭上眼睛，生怕它不小心挣脱了神经，滚了出来。这绝不是什么戏谑，是生理性病症。我没有告诉别人。
没有夜晚的夜晚，左边、右边、后面、前面黄伞盖下的眼睛总时不时地盯着你看，你泄气了，她们依旧努力；你努力着，她们更努力。每个人办公桌上摞起更高的文件袋，哪怕是空的，也在向别人示威。谁都不知道谁的心思，就像谁都不知道谁的业绩。
失眠伴随着越来越近的季度考核，越来越厉害。
我忽然不再那么害怕天台的歌声，它们生动地出现在我的耳边，虽然可怕，却又贴着我的心情，匍匐前行。
是一只只受了伤的小猫吧，在天台的地板，在黑色的夜晚嗷嗷大叫。
或许是一头头牛儿，根本熬不住这满天繁星、又闷热异常的气候，叫不出大声，只能哼哼不已。
那么，或许是狮子了。它抖动着浑身的毛发，却发现跑不出天台，在深深的夜里，咆哮。
我听到了很多的声音，多得我几乎分不清了。它们都是一啜一啜的声音，颤抖着吐音，含糊不清。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歌曲啊，就这么一点一点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是她在哭？还是他在哭？或许根本没有人。
猛地一抬头，自己的枕边已经湿透了。
一个人在床上，脑子却怎么都安静不下来，像一堆茅草啊，就这样搁在我的脑子里，理不出任何头绪。我想知道深夜跳楼后，整个世界的动静，会不会比那天在阁楼上抬下的女子更让人焦虑，他们看着我的表情到底是怎样的，惋惜、嘲笑、抑或是难过，是不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同身受。我起床了，把窗打开，可是还没站上去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另一种方式——割腕。我也想试试割腕，用细细的刀子切割自己的静脉，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给120，在他们来救我的路上，感受人间究竟有没有死神这个玩意。那些死而复生的人说了，快死的时候，会走在一条很黑很黑的胡同里，如果走下去，就是死了；如果突然亮了，就是回到了人间。可刀片还未起，翻了个身，这念头又是一干二净了。
老板的电话来了，深夜通知，在我还没睡着的时候，铃铃地把我惊醒。他说，明天要找我谈谈。
这个电话好像比预想的早了许多。
也好。
七
这是十一点五十分的晚上。
袁靓一个人坐在天台的楼梯口哭，她小声地哭泣，在空荡荡中，却显得格外大声。天台的冷风灌进楼梯里，我不敢上楼。
夜晚的天台，看起来果然比白天更加阴森可怖，一个个不明形状的倒影印在地上、门上以及墙上，拼凑出面目可憎的图案。我不敢朝天台看。
她坐在楼梯口。我直直地站在她的对面，面对着她低下的头，一时不知所措。
袁靓。
我唤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是从我的喉咙口冒出来的，不知不觉。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打破这种气氛，压抑，或许会更压抑。
听到有人叫她，她从手窝里吃力地把头抬了起来。她的包随意地放在手边，在她抬头的那一刻被狠狠地挤到了一边。
我看到了她已经哭花了的脸，这是我第一次穿越过厚厚的粉尘看到她。她的眼泪像一阵下过的大雨，淋湿了她的面容，流淌着笨拙的污垢，让人无法辨清。
我想起之前见过的她——自己的容貌、自己的衣着、自己的包，再抽象点是自己的状态，永远是那么地精雕细琢，像是千年不变的浮雕，任凭风吹雨打，也让自己维持着当初的清晰异常。
可这一次，当粉脂随意地散开在她的脸上，细细的眼线一层层地晕开，以及口红，都染满了皮肤，是决意告别的样子，这分明是一个不必再化妆的小丑啊。换作平时，我会笑，可我看到她满手的泪水，只想哭。
难过的人总让人触景生情，难过的人见到难过的人，会更难过。我把自己安放好，小心翼翼。
她见我坐下，便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于她，或许我是谁根本无关紧要。
你怎么了？
你发生什么了？
你辞职了？
你被领导批评了？
你没钱了？
她没有回答我，我不停地问她，她依旧没有回答我，我依旧在问。
喋喋不休。
没有声音的楼梯里，我与她依偎着，紧紧地，忽然觉得像依偎着自己。
袁靓终归是比我好许多，就算她有再多的痛与苦，再多的委屈和难堪，这里至少有她的房子，是自己的房子，想哭的时候，可以哭一辈子，有人想安慰她的时候，也知道住址。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房子也没有家的人。
我的老乡刚没了工作，我也可能马上要失业了，你看，老板刚给我打电话，我快没工作了。我冷笑了一下。水泥是冰凉的，从臀部、胃一直凉到了心里。
她没有让我扶她进门，开门的一瞬间，我被礼貌地拦在了门外。白纱布的一角吹进了门缝，荒凉地落在我的视线之外。目光所及之处，凌乱的药片，散在桌子上。桌边的一角，还有一个话筒的金属柄，裸露在外头，旧的，银白色的，在视线里闪着透亮的光芒。
袁靓，无论发生了什么，请不要太难过。我隔着门对她说。她点点头。
她点头的那一刻，我也点头了，这句话，也是我对自己说的。
八
这兴许是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了，我做好了准备。
办公室里，黄伞盖依旧盛开在那里。只不过有的地方有人在，有些里面却空空如也。
在的人都在努力地敲击着键盘，哒哒哒地飞快，容不得一点停歇。他们是在紧张，可我们不。我们是站在黄伞盖外的人了。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要与这熟悉的办公室告别了。没有地标的我们，像是一群解脱了的孩子，微笑着，紧张着，却又轻松着。
一宁，你会留下，凭我的感觉。
不，你会。
不是我，是你。
是你。
是你。
是你。
我们早已放下了原先的盔甲，彼此恭维着。我们都知道，这是第一次彼此恭维，也是最后一次了。一切化为尘土，分出了胜负，了却了恩怨，从此天涯路人了。
王小鞋，我今天就会有结果。也许过了今天，我就没有工作了。我给王小鞋发信息，我紧张的时候，常常会给人发信息，大多数时候是王小鞋。
老板从我的身边走过，他没有侧目，也没有接受一拥而上的问好，只轻轻地笑了笑。我躲在别人身后，一直颤抖着。
一宁，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因为我早就没有工作了。
你有没有记得我家对面的袁靓，她好像也失业了，上天不公。
我的鼻子酸酸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一种莫名的情绪缠绕在我的周围——那些办公室的白纱布，好像一幅幅挽联，在我们点滴过去的时间中，唱着彼此的哀歌。可坐在里面的人呢，却并不知，还以为霸着这个自己，便是全世界。
老板对我说了两个字：恭喜。我就知道自己要留下了。我的业绩是第一名，意料之外。可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的，却哭也哭不出来，笑也笑不出来。
老板给了我十天的假期当作奖励，王小鞋站在了我的门口。她说她要成为我的邻居。她已经在我到来之前，把所有的一切整理完毕了，整整齐齐地放在房子门口。
袁靓呢！我问。
王小鞋笑了笑，空空如也的房子里，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已是很久没人住过的样子，除了白色的墙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鸟，狂乱地跑进了房间，一张女人的脸撕碎在我的脑子里，一片一片剥落在我的眼前。
昏睡了四天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去趟医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病，可最后想了想，还是挂了精神科。
医生，我得病了。
她并不屑于一直看我，只看着我的病历卡，管自己写着一堆的蝌蚪文。后面有很多排队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和我一样，涂着妆，拎着包，精神抖擞，像一群等着面试等着收留的人。
她来不及与我多说，挂号是一种形式，和问诊一样，空虚而没有意义。
什么病？
脑子有病。
有症状吗？
见鬼……见鬼了。对门明明住着个女人，现在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她在，她真的在，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疯话，我没疯。还有，每天晚上天台的歌声，唱得我焦躁不安。我的激动不已让自己都有点惊讶。
她讶异地抬起头，这是她从头到尾唯一一次与我对视。
“微蓝小区。”
她吐出这四个字。
对，就是微蓝小区。
最近有什么压力吗？
单位要裁员。不过我已经做好走的准备，虽然我现在被留下了。
我顿了顿。病历卡里的字越来越多，还没等我说完，她已经写完了。上面赫然写着：臆想症。这是我唯一看懂的三个字。
医生，我该怎么办？
吃药，放松心情，靠自己。
她没有再抬头，把病历卡一扔，不偏不倚地落在桌子角上。我抱着一堆有着长长名字的药和一张妆没有化开的脸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任何的情绪。我认命，我接受，我不去躲藏。
王小鞋在门口等我，她好像知道了什么一样，一边抽烟，一边微笑着。结痂的细纹，淡淡地落在她细长的手腕上，已不那么明显。
她拿出她的病历卡，上面写着：臆想症，住院治疗后，基本痊愈，后期观察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