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骂别人卖国
我只关心离自己稍近的事物，读中文系大一就这样了，后来没多少改变。
大学里有图书馆，图书馆有阅览室，不冷不热，灯光明亮。借来《史记》看了一会儿，心里有些难受，看不下去了。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高级文化官员，在两千年前的朝廷里记录历史、观察天象、编写历法，有时候也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
有一次皇帝刘彻问他对一名青壮年军官的看法。
那军官名叫李陵，三十五六岁，有勇气也有谋略。他带五千步兵进入匈奴境内，与敌军几万骑兵作战。一般来说，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本不是骑兵的对手，但李陵他们很勇敢，懂战术，打了几个胜仗，杀了一万多敌军。这时敌军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对方只剩下几百名士兵了，没有援兵接应，箭矢和食物缺乏，不会坚持很久的。于是敌军没有撤退，还将李陵他们围困起来。
最后突围那天，李陵杀了他的战马，把马肉和其他能吃的东西，分给了四百多名士兵，然后他带着十几个人引开敌人，掩护大部队从相反方向突围。
这些事情，就是逃回来的士兵说的。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是李陵被敌军捉住了，投降了匈奴。
皇帝刘彻问司马迁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司马迁应该怎样回答？
如果司马迁像那些政治官员一样有权谋心机，就会专门挑皇帝刘彻爱听的说。皇帝刘彻身边的女人多，大舅哥小舅子就多，他信任的军事将领，差不多都是大舅哥小舅子。他对李陵请求领兵打仗的事情，原本就不太高兴，所以没给他骑兵，也没有安排后勤供应和兵力增援。如果李陵打了败仗，可以当大舅哥小舅子们的替罪羊。皇帝刘彻的这点心思，都被那些政治官员猜到了，差不多整个朝廷，都在说李陵的坏话。
司马迁没有权谋心机，就把真实想法说了出来。他觉得李陵那样的人，虽然失败了也是英雄，现在像是假意投降，以后会回来报效国家。
但在我看来，司马迁快到五十岁了，心智正常，不至于看不出皇帝刘彻的意思，只是不想说而已。甚至他还可能看出，皇帝刘彻问他的看法，本身就有钓他上钩、然后治罪的阴谋或阳谋，但是，他的身份是记录历史的官员，就必须如实言说，因为历史是要传给后代的，不能被强权和谎言玷污。
皇帝刘彻果然愤怒，要治司马迁死罪。后来，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罚，割掉了司马迁的生殖系统。那种阉割之刑带有侮辱性质，让人生不如死。据说，司马迁受刑后，在潮湿牢狱中恢复得很差，一条腿成了残疾，以后夏天里得捂着被子，才能继续写他的《史记》。
时光转换到1980年，我在大学阅览室里读《史记》，也读有关司马迁和李陵的一些史料。这一段历史很遥远了，为什么让我心里难过？
前面说了，我只关心离自己稍近的事物。两千年前的这件事，离我是远还是近呢？
我觉得皇帝刘彻离我很远。但司马迁的事情不仅与我有关，还离得很近。我得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继续生存，还希望生存得好。如果做个文化人，做到很优秀的程度，我可能会像司马迁一样，一旦有自己的观点，就成了罪行，不能饶恕。
这样看来，像我这一类文化人，即使只关心离自己稍近的事物，也可能关心到很大的范围，近到身边，远到两千年前。
我还关心李陵的命运，就像关心我个人的命运。也有可能我当个军人，如果一不小心做到很优秀的程度，会不会像李陵一样？
坐在大学阅览室里，我有个想法，多搜集些李陵的资料，把他的事情研究明白。如果有足够的资料，我可能写一本李陵传记。
在我看到的文字资料里，李陵不像是贪生的人。如果贪生怕死，他会随着大部队突围，不会只带十几个人引开敌军。那十几个人全都战死，没有见证者活下来，告诉我们李陵是怎样被俘的，被俘前还有没有力气自刎。
李陵没有自刎，就是说没有为国而死，这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也是一种罪行。他所在的国家，太看重它的胜利和荣誉，从来不会理解、不会善待那些当了战俘的将士，虽然他们也为国出了力，在生命与人格上都值得尊重。它不想知道，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要提倡它的将士英勇作战，同时也要让他们减少牺牲，尽可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李陵没有自刎，就是说没有为国而死，皇帝刘彻就怒了，杀了李陵全家，他的老母亲、妻子和儿女，没有谁活下来。
在暴君年代，这不仅是个错误，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良知底线，关系到它是正义还是邪恶。在皇帝刘彻看来，朕即国家；在别人看来，皇帝也是国家的最高代表。这个国家希望李陵死，恰恰说明这样愚昧至极的国家不值得为它死；这个国家杀了李陵全家，恰恰说明毫无人道的国家不值得效忠。
一段有关李陵的历史记载，让我心酸，然后心痛。那是他留在匈奴的十八年后，他死去的七年之前。一名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老友终于要回国了，李陵与他喝了很多酒，大醉之中高声放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读到李陵悲剧的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词语：大英雄。我感觉到，大英雄才配有大悲愤、大苦难、大彻悟，或者反过来说，有了大悲愤、大苦难、大彻悟，才能成就一位大英雄。
我还感觉到，在汉语之中，与“爱”相对应的词语是“恨”，那么，与“爱国”相对应的词语，也必定是“恨国”。在某些时候，我们可以对一个人爱恨交加，对自己的国家有爱有恨。
读了中文系，即汉语言文学系，我才明白对词语的辨析。
在汉语之中，与“爱国”一词对立的是“卖国”，不爱国就是卖国，不是爱国者就是卖国贼。把这两个词语对立看待，是这个不会深究词语的民族，几千年来越发明显的一个低级错误。
1980年，我坐在大学阅览室里想入非非，还想写一本李陵传记，但后来没有写，资料不足是个原因，也有其他原因，在这里不好讲。
后来，我有一次走近李陵的机会。
那是二十年后，深夏之日，我一个人从兰州去嘉峪关。下火车时天刚放亮，不到一个上午看过嘉峪关古城楼，然后去哪里呢？一份导游图上让我兴奋，大约东南方向，三十公里之外，有处旅游景点叫李陵墓。
一路上和出租车司机聊得很好。他五年前在政府机关做文职工作，有一次集体活动去过那里，而嘉峪关一般的出租车司机，大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说的这一点，我当然理解，李陵死去两千年后，仍然背负着投敌叛国的骂名，有几个游客会去那个与他有关的景点？
路右边的风景比左边好，一片玉米田之后一个村庄，接着是一片玉米田一个村庄，然后又是一片玉米田。几片玉米田里兀立着夯土城墙，破败坍倒，有的垛口还在。这让我感觉到古战场的气氛，越来越近了。
一路上，我们谈到李陵的爷爷李广，他是个英雄，被他的敌人尊重。有一次被团团围困，匈奴人不想杀死他，要捉活的，结果让他逃脱了。这件事我知道，司机也知道。
我们可能说到，匈奴人也尊重李陵，捉了活的以后，把最高领导人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还封他为王，给他修建汉式住宅。在匈奴那种军事体制下，成年男性是牧民也是战士，但李陵从没有率领他的大批匈奴战士踏上故国领土。从这方面来说，他对得起那个杀了他老母亲和妻子儿女的故国。我还觉得，这两千年里，谁也没有资格，骂李陵是投敌叛国的罪人。
留在匈奴的二十五年里，他只有一次与来自故国的军队作战。那次是皇帝刘彻发动全面进攻，想把匈奴整体上消灭，结果打了败仗，一支军队撤退到李陵那里。李陵可以很容易将那支军队消灭，但那次作战的结果是，那些人轻易逃回了大汉帝国。
去李陵墓的一路上，我才知道，在中国西北，道路远近的概念与别处不同。说是三十公里之外，走了两三个小时，一路上拐了无数个弯，有些时候还没有路，在长满荒草的河堤上转来转去。
最后，出租车只能停下来，我和司机隔着一片水面，望着三四百米外的李陵墓，那里长的草略高一些，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从其地势来说，不像是李陵的墓地，像是李陵驻扎过军队的一处遗址。
这趟往返用了五个多小时，回到嘉峪关是下午四点。那时，嘉峪关的物价真是太低了。在街边小摊坐下，我们要了两瓶啤酒，两盘羊肉，两碗米饭。我掏出一百元钞票，付账后剩下八十二元，都递到司机手里。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这趟往返只要五十元。
石头和云朵都有意志
有的人名声很大，但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名字，别人尊重他，我也尊重他，仅此而已。最近的三千年里，重要人物太多了。记住了谁，忘记了谁，这不是我的错。
比如皮亚杰，在瑞士出生和死去的一位学者。
1980年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然后去大学图书馆里找他的书看，却一本也没有找到。这让他那么多学术著作错过了对我的深刻影响。
后来，我知道皮亚杰就是在1980年去世的，活了八十四岁。
他曾被誉为欧洲的神童，在二十二岁那年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二十五岁那年已经是日内瓦卢梭研究所所长。
这让我有些感慨，我在二十二岁那年还在一家工厂当临时工，过二十五岁生日那天还在读大学一年级。
更早一些也不能比，但是还要比，比较才有意义。
十一岁时，皮亚杰在公园发现一只患有白化病的小麻雀，写了一篇关于白化症麻雀的论文，有细致观察与详细分析，刊登在一份自然科学史杂志上。也在那一年，他接受一家自然博物馆馆长的邀请，一起搜集标本，研究软体动物。他一边读中学，一边兼职搞研究，一边写那些惊动动物学界的论文。
十一岁时，我喜欢学习，成绩很好，但在进入小学四年级后，那所小学停课了，参加一场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运动。小学生组建了红小兵参与革命。也在那一年，红小兵们挨家挨户搜索，把窗台上养的花连盆摔碎。我举起木棒打碎一个鱼缸，看见一条红色的鱼在地上跳了几下。
皮亚杰不仅比我幸运，还比全欧洲的学者都幸运。在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士是永久中立国，又有纯山地国家的天然防御优势，躲过了战火煎熬。皮亚杰可以静心钻研他的学问，成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人物。
最近三千年里，重要人物太多，不重要的人物也太多啦。问题是，不重要的人物也有生死荣辱，也有幸与不幸，这从作家的角度看过去一样重要。
现在，皮亚杰的经历和学术观点，我忘得差不多了。
还记得皮亚杰的一句话：石头和云朵都有意志。
好像很少有人解释过，意志不是人类独有的吗，石头和云朵怎么会有意志？
可是，一千多年前的中国诗人李白，与大自然的距离比现代人近多了。他有一首短诗，叫《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那敬亭山在安徽境内，为黄山支脉，有许多山石裸露成峰。
李白的这一首诗，恰好出现了有意志的石头和云朵。那石头和我经常对视，彼此间都没有厌倦；那云朵感到孤独，自己飘走了，去了让它安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李白最好的一首诗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与理解。
诗人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可以留在童年的时光里，继续使用儿童感觉世界的方式。这样说来，儿童觉得世间万物都有灵性，都是活的。他们从椅子上滑下来，会以为椅子故意让他们摔倒；他们想让皮球扔出一条直线，是皮球不听话才扔歪了。于是，儿童们可以对着一块石头大喊大叫，对着一个云朵大喊大叫，他们很可能在与石头和云朵对话，我们听不懂，就觉得那是儿童的自言自语。
实际上，我们在写作的日子里，也常常自言自语。
好的作家能与自然万物交流，没有阻碍，有如儿童。
“生命之初有如神话。一如伟大的神曾经在印度人、希腊人和日耳曼人的心灵中进行创作并寻求表现那样，他如今又日复一日地在每个儿童的心灵中进行创作。”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黑塞写道，“湖泊和高山的精灵便把它们勇敢壮丽的事迹书写在我的心灵上。坚韧的峭壁和陡坡一副倔强的神态，怀着敬畏的心情，谈到了时间。时间的儿子便是它们，它们的身上留下了时间的伤痕。”
石头和云朵都有意志。皮亚杰说。
我在知道皮亚杰的这句话之前，也觉得世间万物都有灵性，包括情感、思想、性格和意志。
这是对的，但没有皮亚杰那样确定，那样简洁。
皮亚杰是生物学家，也是哲学家。他想深入了解人类心智发展，于是去研究儿童的心智，看儿童如何将经验形成思想，这当然没有找错方向。他在自传中说，当时他仅打算以五年左右的时间来研究儿童思维，谁知道一头钻进去后，研究工作便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后来，他用了六十年时间，描绘了从儿童出生的第一周到青春期之间的完整发展历程，极其精致，有六十多部著作。
欧洲人都忘了皮亚杰是生物学家、哲学家，把他当成二十世纪前八十年最有成就的心理学家。
美洲人就不同了，他们认为皮亚杰以建构主义统合方式，解决了逻辑学、生物学、物理学上关于认识论的不同看法。他的主要身份还是哲学家，他的学术还是欧洲大陆传统哲学家的学术。
亚洲人和非洲人差不多，对皮亚杰都没有多少兴趣，在二十世纪前八十年里忙着独立、政变、内战和革命，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实验。
后来我想过，在1980年，如果我碰巧当了心理学家，去研究儿童的心智成长，一直研究到现在，我会有什么研究结果？
这是个挺有趣味的问题。
我可能会有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在描绘一个儿童从出生到成年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通过一个强大的系统来塑造他——原生的自由天性怎样被一级级压制，原始的创造能力怎样被一步步消灭，原发的思维情感怎样被一层层束缚，他在少年时期就已经不会思维、缺乏想象、完全顺从，他的内心很弱，服从于集体和威权，成为社会需要的犬儒。
如果一不小心，我的描绘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其他方面。比如，他怎样被灌输一种仇恨教育，然后，那种仇恨心态渐渐长大，谁也控制不住，成为一种可怕的摧毁力量。在毁掉所有伦理道德的同时，也毁掉社会的正义良知，甚至毁掉那些教给他仇恨的人。
我们被喂了有毒的历史
1980年的寒食节，我是在大学度过的。
曾经有一种习俗，寒食节不能生火和做饭烧菜，之前要备好足够食物。校园里是不会管这些的，照旧是平日的饭菜。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学生，如果不吃学生食堂里的饭菜，就得饿肚子了。
从小到大的我，遇到二十多个寒食节了，也只在几个平静一些的年份，比如大饥荒的前几年，大饥荒的后几年，才能过寒食节。它在清明的前一两天，北方的冰河没有解冻，过路的寒风吹在脸上。就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喝着前一天留下的热水，嚼着又冷又硬的食物。一天里没有热乎乎的饭吃，胃肠里难受极了。
老辈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他躲到山里的时候，战乱已经结束了，新建的政府请他下山当官，还派人放火烧那座山，以为他被烟熏得受不了，就会走到山下。但他宁可烧死也不出来，结果就真的烧死了。
为了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无亲无故的古代人，我们家里一整天不吃热乎乎的饭菜，这值得吗？但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同情心。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种虚拟的目的：我们不去升火，怕的是烟火缭绕，会让那个人的在天英灵，回想起山火烧起时的痛苦。
我还写道，“文化大革命”一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成了敌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寒食节，终于不见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寒食节，更不会知道那时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致使那个人宁死不同新政府合作。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现在，寒食节没人纪念了，我还能想起这件事来，并且对我的长辈们心怀感激。这是因为在介子推被烧死的传说里，还有一件让人虐心的事情。他是背着老母亲一起上山的，那一天他不肯下山，老母亲也只能烧死。
我至今感激的长辈，没有告诉我介子推老母亲也被烧死这件事，没有让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在我心里留下阴影。——确实是惨无人道。你介子推可以真清高，也可以假清高，可是，你应该把老母亲委托亲友照顾，自己再当什么隐士。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山火烧了起来，你本来能背着老母亲逃离，却让她陪着你一起烧死，这显然违背了人性，接近于谋杀。
诡异的是，这样的介子推，在两千多年里被誉为中国的“忠孝第一人”，而这仅仅是他忠孝事迹中的一个，叫作“抱母殉身”，另外还有“隐居不言禄”、“割股奉君”的两个事迹，到处传扬。
“隐居不言禄”是说介子推有意隐居不去当官。这件事细想起来，也颇可疑。
晋国是周朝管辖下的一个城邦国。由于宫廷内斗，公子重耳逃亡避难，许多年后才回去执政。怎样论功行赏，他定了非常严格的执行标准。《史记》有记载，晋文公（即重耳）自己说过，在仁义道德上能够帮助我的，应该受“上赏”；帮我做事，不离不弃，最终成就大事业的受“次赏”；舍生忘死、不畏艰险、有汗马之劳的也可以受“次赏”；如果只能为我效力不能对我进行规劝、制止错误的人，应该受到“下赏”。
这几种奖赏中，都没有当年随他逃亡的介子推，大约是介子推的功劳并不靠前，也不突出，只能往后排了。还有种说法，介子推或其他人提了意见，于是也想到了封赏他，“使人召之，则亡。”在古汉语中的“亡”，可理解为死亡，也可理解为逃走，总之是不能封赏他了。
“割股奉君”的事迹，是说当年逃难途中，介子推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公子重耳熬了肉汤喝。
《东周列国志》说，有一次，重耳的饮食遇到了麻烦，“虽有壶餐，不够子余一人之食……众人争采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这肉汤中的肉，原来是介子推从自己身体上割下来的。
我不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
首先，当时的史书《春秋》、《战国策》中，都没有关于介子推割股奉君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大约出现在当事人死去二百多年之后；
其次，从人的生理能力来说，介子推割下自己身体上一块肉，会失血昏厥或死去，不会亲自煮好后再端给重耳；
还有，《东周列国志》是一部明清时代的小说，会像其他小说一样有疏漏之处，重耳在正餐不够但有野菜煮食的情况下，没有达到不吃人肉就会饿死的地步。于是，这像是低劣小说家编造出来的情节，没有必然发生的基础。
尤其糟糕的是，这种事情对于人类与其他动物来说，都太不正常，太恐怖了。
即使一条土狗，也不会吃同类的肉。据说狗舌下有分泌腺，能分泌一种物质，与狗肉相遇时产生“反逆素”，使狗厌腻地离开。很多动物都有这种特性，让它们不会把同类当成食物。人是高级动物，自然具有这种特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邪恶事件时，胃里一阵翻腾，于是我想到，如果重耳真的误食了人肉，可能会强烈呕吐，直至死去。
在这个超出文化意义的案例中，介子推割下一块肉的事迹是虚拟的，让老母亲烧死的事情也像虚拟。
《左传》与《史记》只记载了他与老母亲的一次谈话，谈到了新政府没有奖赏他是个错误，然后他们隐身山林一直到死。事情过去几百年后才有了他被烧死的传说，此后发展到重耳纵火烧山逼他出来，再一路发展到他与老母亲一同烧死。
传说不过是传说，这种传说也不过是多种传说之一，为什么后来竟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并且加以推崇呢？
宋代有位学者，在他的著作《事物纪原》中梳理了近两千种越传越错的事物，其中就包括介子推的那些事迹。他感慨地指出，自汉代开始，歪曲真相的历史记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一定是汉代呢？
他没有说。据我猜测，中国自秦代开始进入大一统的专制社会，烧了许多书，制裁了许多文人，但秦代寿命很短，来不及大规模篡改先前的历史文化，这件事只能留给汉代去做。
此后两千年里，专制社会有足够的时间，把那些不符合专制思想的东西加以篡改。于是，许多谎言被有意打扮成历史，像拌了毒药的食物一样，给后来的人喂食。介子推的几件事迹，都是拌了毒药的食物。它们告诉大众的是，如果国家需要，你应该割下自己的肉献给国家；然后你不能从国家那里邀功请赏，要安于清贫，即使搭上你和亲人的性命也没什么。
这自然扭曲了介子推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他有当官的自由，也有不当官的自由。他是按照自由意志行动的人，这一点本身值得我们尊重。
专制时代需要的介子推，应该是被奴役的样本：在帝王成就霸业前割股奉君，在帝王成就霸业后悄悄走开。
为此，他们甚至还需要一个“寒食节因为纪念介子推而建立”的理由。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寒食节另有一个起源，远远早于重耳与介子推生存的年代。
远古社会的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生命，并且会随时间消逝。火也是如此，因此每过一段时间要熄灭一次，再燃起新火，这一活动称为“改火”。最初的时候，每个季节有一次改火，后来固定为每年一次。改火时各家都只能吃生冷食物，这便是寒食节的起源。
这种活动延续了很久，在唐代还有一次较长时间的复兴。这在当时宫廷是一件大事，要专门挑选出一个特别优秀的少年儿童，让他钻木取火，取得新火。皇帝将这些新火，作为礼物分赐给王公大臣，然后传遍天下。这个活动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寒食节改火的活动，大约废止于元代，成吉思汗的子孙入主中国之后。
可惜的是，那个以传递新火种来凝聚人心的方式，那个表现出人们敬畏天地自然的传统，到这里就中断了。
这就像是现代奥运会开幕前，没了点燃圣火，也没了传递圣火。
你的心理故乡在哪里呢
前些天，有位朋友回乡祭祖，发微信给我，说他对什么是乡愁，有了新的想法，回来后要约我谈谈。
乡愁是什么，乡愁不就是乡愁吗，还能是什么？
狭义的乡愁，是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的孩子，两三岁时就会背诵了。
生活在古代，空气中偶尔有雾，但没有霾。如果身在异乡，你会找一个天朗气清的夜，凝视明月中的影像，那些环形山、平原和盆地，总有一处与故乡的景象相似。猛然之间，你心底的思乡之情淌出来，像一条溪流，有哗哗响声。
狭义的乡愁，是我读大一时的某日，忽然想念家乡，就找到辅导员，说我的叔叔去世了，我要回家，三天后回来。实际上，我的叔叔也真去世了，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与我请假的日子有比较大的时间差。辅导员当然不知道这些，答应了我请假，这让我很感谢。
这件事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读大学的第一年，是大学生们最想家的日子，很长很难熬。许多女生想家时饭量增加，有条件的还买些零食，一年后纷纷成了小胖子。
我是一个男生，与她们不一样。我想家的原因就是想家。我爹去世三年了，埋葬在城里的一座小山上。在1980年的时候，城里或者郊外，都没有私人墓地和公墓，只有与普通百姓毫无关系的烈士墓地。普通百姓去世了，埋在哪里都是违法，我得回去看看他的墓碑坏了没有。还有，我妈六十三岁，我是她最小的儿子，我得回去看看她的生活好不好，还希望她不要想我。早些年我大哥当兵时，我妈想啊想个没完，偶尔就有精神失常的状态，直到我大哥从军队复员才恢复正常。
这件事里比较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我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想在清明节或其他时候回家看看，学校不会准假的，我只能给学校一个不那么真实、却能让学校感到充足和必要的理由。
朋友以前说过，他怀疑一两千年之前的李白，是否真的思念故乡。李白在他的诗歌里，一次次渲染他的乡愁，可是他一直在外游荡，不肯返回故乡，给人乐不思蜀的感觉。李白性情上的矛盾让人提出疑问，到底哪里是他的故乡？真的是他出生的塞外苦寒之地？据他说，他是李广的后代，他的前辈征战匈奴，后来就困在那里，那么，那一代一代的李家子孙，会不会把回不去的中原当成故乡？像生病一样思念着长安？
实际上，这世上真有思乡病。
它的病症有喉咙紧迫、胸口疼痛、四肢无力、精神崩溃等等。当项羽的军队被困垓下，他的战争对手刘邦故意让人唱起楚地民歌，引起楚军思家的情绪蔓延。美国南北战争时，在打了败仗的士兵中，更容易诊断出一些思乡病人，他们大都丧失了战斗意志。十七世纪的瑞士医生哈德提出了“思乡病”这个医疗概念，指的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的痛苦”，或者“再也无法见到故乡的恐惧”。
到十九世纪后期，世界加大了流动性，对家乡的感情日渐减弱，思乡病不再被当成一种疾病治疗。有人把它当作一件好事，有人觉得不好，乡愁少了，人们的情感已然淡漠。
其实，狭义的乡愁可能少了，广义的乡愁可能没少。
广义的乡愁？
比如说，许多人记得余光中，世上的经历越来越多，诗人的乡愁越来越大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在这里，乡愁由狭义变成广义，由对某个城乡的思念变成对整个大陆的思念。
还可能有某种乡愁，不仅有阔大的空间，还有那片空间里一个较长时段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乡愁里还有悠长的时间。
我的大学同窗林雪，在诗集《大地葵花》里描述的乡愁，是离故乡稍远的赫图阿拉，是那里出现的极其朴素的生活图景：几百年前，那些先民怀着勇气和憧憬，激动地走来走去。赫图阿拉是一个源于满语、已经消逝的地名。据说它是满族的摇篮、清王朝的发祥地。我还读到一种需要证实的说法，1559年，努尔哈赤诞生于当地的一个四合院中。他们胜利以后，这种四合院遍地兴建，颠覆了北京的建筑格局。
广义的乡愁，还可能与你是否离开故乡无关。
说到北京的建筑格局，就会想到建筑学家梁思成。他的乡愁，是渐渐消失的北京古城。1949年后，新政权开始拆除老北京，他与下令拆除的人论理，论着论着竟然在会场上痛哭失声。去世之前，梁思成一遍遍地说，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广义的乡愁，包含着每个人的精神故乡，或者说心理故乡。
近的不说，就说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胡赛尼，他的故乡不是阿富汗的某个城乡，也不是它的所有城乡，而是留在他记忆中的阿富汗人的苦难和救赎，以及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作家的一切。包括相识的人，他们有太深的友谊和亲情，割舍不掉；也包括不相识的人，他们经受一个又一个骇人苦难，凭着耐心、坚忍和韧性生存下来。
再远一些，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南美马孔多小镇的百年兴衰所代表的历史图景，那些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的魔幻现实，以及其中那些富有幻想与冒险精神、沉迷于科学冥想的人物，那些个性单纯、注重实际、充满活力的人物，组成了马尔克斯的精神故乡。
更远一些的，还有多次面对毁灭性灾难的犹太民族。当犹太古国被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拆，他们散落到欧亚各地，流浪两千年之久，却没有谁会忘记乡愁。他们牢牢记住故乡的方向，后来他们一点点买下故乡的土地，建立了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后的第一个犹太人国家。
还有没有更为广义的乡愁？如果有这样的乡愁，它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有一种乡愁，它不仅关系到狭小或阔大的空间，以及暂短或辽远的时间，还关系到跨越时空的某种文化格调、文明成果。
以我们民族的众多成员为例。
有些人心理上的故乡，是绵延了八百年的周朝。它分封为七十多个城邦国，民众有私产和一些自由，也因此产生了儒、道、墨、法等十多种文化学派；
有些人心理上的故乡是大秦大汉大唐大明等大一统的国家体制，皇帝圣明，官吏威武，疆域增加，兵力强盛，俨然如世界的中心，创造并维持着大国梦想。
也有的人心理上的故乡是大清，或者以后某个具体时段的文化历史。
人们心理上的故乡定位在哪，常常脱离了真实社会的客观情景，由个体的主观认识决定。那是对文化历史的留恋和回想，因人而异，并不同一，有着不同文化方向的想念与憧憬。
两千多年的专制，早已培育了情愿被奴役的中国大众。如果现在还有人把周朝当成心理故乡，就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