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写评，确实让我惶恐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我对自身的清醒认识——作为一位不入流的业余写作者，对评论这种文本我一直保持着极大的敬畏。评论需要强大的文学理论体系作为支撑，这恰恰是当今大多数写作者的缺失，当然也是我的缺失。好在我与方晓认识多年，算是挚友，这个身份可以让我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态去解读他的小说。因此，我所写下的这篇东西，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我们对小说的一种共鸣。

对方晓的小说，我一直充满期待，这种期待对应的是我对这位小说创作者的认同与尊重。小说来源于生活，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永不过时。对于小说创作者来说，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作品的方向。方晓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沿着我们这代人熟悉的一条路径，从乡村走入城市，十几年来在安庆、合肥、嘉兴、杭州等城市间辗转迁徙，他的生活被打上了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标签——漂泊。对写作者来说，这种生活历程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创作提供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但与此同时，不断变化的生活地域也模糊了文字扎根的土壤，这就决定了，方晓必须通过更多的途径去寻找小说的养分，这既是幸运，同时也是不幸。不幸的是，这个多变而难以定性的时代面前，在强大的物质洪流之下，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致使精神困顿成为一种时代通病。这种通病让小说创作变得越来越艰难。无论从哪方面入手，文字传达的力量似乎都难以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因为文学可以批判、揭示、指引，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精神层面的认知与审美，但它并没有治愈功能。而幸运的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具有的复杂面目，让小说创作比在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挑战性，对写作者来说，这既是一道障碍，同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些年，我陆续读过不少方晓的小说，并从中看出一种难得的品质——扎根历史同时又不脱离时代的宏观思维。他的小说着眼于时代，同时又保持着跨越时代向历史与未来空间探索的视野。前者代表作者对过去的思考与再判断，后者则代表作者在创作中的前瞻性。在方晓的小说创作中，这两者兼有，一方面他通过小说重新解读历史，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又包含了对时代危机的敏感与预判。无可否认，在这个时代里，这类小说的存在维护了文学的尊严，我将它归纳为另一种小说。

《旧爱》是个关于救赎的小说，从结构上来说，它打破了常规的小说架构思维，作者利用主人公苏辛从回忆中提取出来的零碎片断，铺排成一条寻找真相的路线；小说围绕着这条路线布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纹理结构，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形式上的跳跃与美感。在叙事方式上，作者采取了蒙太奇式的手法，将两桩表面上毫无关联的案件以及两位女人的情感路线揉在一起，使之相互交叉、碰撞、产生镜像与对比关系，让小说在空间与意象上获得了乘积而不是加和的效果。这种看似无序实则精密的架构，要求作者具有极强的掌控的能力。作为法律工作者，专业熏陶与工作历练，使方晓具有缜密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造就了他滴水不漏的叙事才华。

在第一桩案件中，作者从内部发力，有意忽略主人公苏辛的外在特征而放大其内心世界，使之以一种幽灵般的虚无状态贯穿在小说中。这与传统的小说人物塑造方式背道而驰，但透过这个小说，我们可以看到苏辛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传统小说人物所具有的价值——苏辛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沉浮于时代危机之中的群体，他们代表了金字塔的顶端，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单纯的现象分析，不满足于对个体的塑造，而是将小说的触角伸进广阔与深远的群体空间。在我看来，苏辛就是个万花筒，他身上容纳了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作者对此进行归纳，并通过小说折射出时代的复杂性。

第二桩案件是小说的辅线，其作用是对第一桩案件进行补充和映衬。与林岚一样，叶紫有着复杂的感情经历，所不同的是，林岚是被拯救者，而叶紫则是拯救者，她看似站在强者的位置，实际上却代表着弱势群体。为了拯救妹妹，她试图以婚姻为工具，去撬开法律的缺口，然而等待她的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失败结局。在这桩案件中，或者说这个故事里，我感兴趣的是次要角色的处理，法袍男人马克、笛手唐小东，这两个饱含意象的人物设计，让小说有了一层朦胧而冷峻的底色。

“每个人都曾伤害别人。但你不能永远活在过去中。”这句对话可以理解成整个小说的焦点，也是作品中所有人物都试图去拨开的一层迷雾。作为一名成功人士，苏辛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他具备的抵御能力并不比普通人强大，甚至比他们更为孱弱。他那层由物质构成的看似强大的保障体系瞬间土崩瓦解，在城市丛林规则面前，他如同自由落体般坠入命运的深渊，从而不得不与过去决裂，于是以“骗保”为目的，选择了自杀。

表面上，苏辛的自杀是为了拯救身患绝症的爱人，但我更愿意看成是他在寻求自我解脱。悲哀的是，在那群无所不在的神秘人的控制之下，苏辛连自杀都无法完成，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得到解脱。他只能起死回生，以失忆者的身份成为小说中的局外人。这样的人物设计，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局外人的身份让小说多了一层叙事空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辛身处小说之中，又仿佛置身小说之外，他与作者一起，被案件牵引着，在失忆状态下，试图去寻找案件背后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在苏辛寻找的记忆碎片中，一个叫林岚的女人慢慢变得清晰，她通过逃婚、结婚、离婚等人生经历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伤痕累累的情感之路。从表面上看，这条路的终点是苏辛，他是她的救赎者；但事实上，没人救得了她，她只能从五个版本的《圣经》中去寻求自我救赎，于是绝症对她来说成了上帝最仁慈的安排。作为林岚的救赎者，苏辛不惜一切去拯救这个身患绝症的女人，这是案件背后的原始动机，而那群无所不在的神秘人，和苏辛一起构成了案件的主体……

就在真相即将水落石出之时，作者突然选择了冷处理，让这桩案件带着余音缓缓淡出。正是这个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明朗的案件，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小说有着自身的规则，那就是对它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遵从与坚守，它没有必要为读者去阐明一切，相反，过于明晰的主题与立场，会让小说失去供读者思考的向度与维度。这篇小说最后告诉我们，事实上，案件的真相已经没必要去揭示了，它并不是这个小说所关注的核心，小说真正的核心是——瞬息万变的时代所赋予的每一个人的精神困顿，在这种困顿面前，苏辛没有出路，他唯一的选择是自我救赎——“去监狱。在那里，安宁说不定会来临。离林岚会更近些。”

与此相同，《糖皮质》的特征之一仍然是提出一系列寻找真相的问题。《糖皮质》以2003年的“非典”为历史背景；非典尽管已远去十余年，我相信没有人能从记忆里将它彻底抹去，但是，我们又真正地记住了什么呢？对于我来说，这篇小说的阅读让我产生了自我鄙视——我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糖皮质这种药物，而它却是抑制非典疫情的关键所在。它或许曾在媒体里铺天盖地出现过，但肯定没有被誉为灵丹妙药而广为宣传，因为，它也是魔鬼——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肾脏衰竭，它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其中股骨头坏死更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非典后遗症患者，生不如死。日渐庞大的此类群体的存在，是否已经证明医学界对糖皮质的后遗症束手无策？

方晓在小说中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患者生（生不如死）与死之间，他们是否有过选择权（或者知情权）？它是一场人祸吗？显然，方晓作为一个小说家，无从知晓。他也不想知晓。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悲痛只是出于人性的追问，而非社会性、政治性的责问。所以，他的叙述需要记者、医生、患者及其家属，相干的不相干的他们相继出现。因为很多受害者还挣扎在路上。一场看似烟消云散的非典战争与越来越多的人扯上关系——记者的良知，医生的悲观主义，患者的轻生，恋人的忏悔，以及类似于布道会的“非典人”社团。佛家说，万法皆空，因果不坏；医学挽救不了人类，人只能自我拯救，他们只能无奈接受“劫数”，但也相互鼓励着前行。人类的生存无外乎肉体与灵魂，而它们都需要拯救。

“他们像狱卒一样，掌握着牢囚的一切生死”，对人性的追问中，方晓这样写道。我是吃惊的，他是否一不小心刨根问底到了人类的原罪？我觉得是。所以，我很敬重方晓作为小说家的灵性般的天赋。何翰林，这个小说人物就此便有了承担使命的必然性——如果过去是无法被挽回的，那么我们的罪恶是否能被救赎？他作为非典后遗症患者杨素华的恋人，在加拿大求学，回国结婚时却被当作非典病毒感染者而遭隔离，后又重返加拿大——多年感情并没有必然性让他们终成眷属。这场被称之为人类灾难的非典，渐渐离他远去。然而，灾难却是无法从他内心远去的，尤其是辗转得知杨素华已不在人世后，他要赶回来祭奠昔日恋人的亡灵。两次寻找；他在一座野山顶的湖边，看见一座孤零零的木质墓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是他高中时留在她课本上的笔迹。

杨素华死于自杀，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何翰林在思考非典灾难时说，人只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指示。那么，她获得的指示是自杀身亡？在人类的灾难之后，自身的灾难似乎永无终了时。

自杀算是被拯救了吗？是对因爱而起的莽撞的悔改吗？显然都不是。自杀只是某种认命或者说认罪；无法挽回的过去，同样无法去悔改。那么，人类的原罪怎样才能算是被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糖皮质》的意指应该是，罪恶的现实世界会让人在原罪中被迫生成“无法救赎”的心灵，而只有这样的心灵自警和警示性的思考，人类才有可能避免罪上加罪。“集体性的耻辱”和“劫数”，它们被救赎的前提也只能是，对自身罪恶的忏悔。忏悔，才能是自我救赎。当每个人的心灵都去忏悔，或许能避免它们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