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一鸣：
余一鸣，男，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一部，中篇短篇小说选三本，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五十多部，三十多次入选选刊和年度选本，并多次进入小说排行榜。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2011年“《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人民文学》“2011年度小说奖”等奖项。
导语：
余一鸣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当下，因而,关注现实问题也就成为余一鸣小说的主要特征。余一鸣开过公司，当过包工头，也讨过债，这些经验不仅丰富着他的阅历，也让现在全心投入文学创作中的他被现场评论家誉为“作品中充满真材实料”。
余一鸣目前正处于写作的高峰期。余一鸣对自己的小说评价是：“汹涌澎湃，挟泥带沙，顺势而下，无忌无顾。”时下，有些评论家也认为余一鸣语言不纯净，不唯美。但有人赞扬其语言气势磅礴，势不可挡。余一鸣目前的作品题材主要涉及长江沙船、商场倾轧和教育现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余一鸣都曾涉足的领域。
正因此，余一鸣的成功，给了我们更多更深刻的启示。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最近读了你很多小说，《不二》、《入流》、《潮起潮落》以及《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等等。你知道的，我是个靠读小说来与作家沟通的人，一下子有了很多感觉。
余一鸣（以下简称余）：谢谢你读我的小说, 写作的人希望有评论家关注其作品。
姜：我发现，你有两个世界。小说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金钱的，也可以时髦一点说，是讲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另一个就是教育。你身处名校，看到了很多非名校的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余：我只能写自己的思考够得着的人和事，太虚幻的我个子不够、笔力也不够。
姜：这样看来，你在这样的年龄差不多是重新开始写小说，因而也就很容易裹挟着自己厚重的生活进入小说的殿堂了。我深有感慨的是：你的小说接地性特别强。
余：上个世纪末， 我评高级教师职称。面试时， 有位评委看了我的作品目录， 说， 你怎么突然不弄小说了？有五六年你没发表小说了。教师评职称是不看发表的文学作品的，我报上去有投机取巧之嫌，想博个附加分。这位评委也是个非正统的语文特级教师，居然喜欢文学。他反复说，你放弃小说可惜，太可惜了。那时候我感觉到不写小说其实也可以很快乐。这位特级教师溢于言表的痛惜提醒了我，我把写小说这件事丢下了，这本来是我丢不下的一件事。
姜：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中学语文教师，我觉得应该个个会写那么点东西。但现在的气候，不像叶圣陶与朱自清那时候了。你一个语文教师也写起小说来，肯定在旁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了。对了，我想问的是，你现在重返小说现场，肯定是因为内心有着一种不甘了？
余：为什么五十岁了还在写小说，真没有认真想过。十六岁考大学的时候， 所有志愿都填的是中文系，最终是进了中文系。现在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时的我没听说这句话。我读中文系不是为了当语文教师，我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我从懂事起就不屑父母的职业，但是我那时觉得当作家读中文系是条近路，而要想读中文系，我的高考成绩只能进师院的中文系。我无奈地进了师院，这对十六岁的狂妄少年是第一个人生打击。我十五岁那年， 高考刚恢复，我所在的苏南小县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中学生作文竞赛，我有幸成为三个一等奖之一，不知道为什么，县城的大街上甚至县政府大院都张贴着大红喜报，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一个作家的萌芽从此就在少年胸怀中膨胀，并且分蘖抽叶生长在血肉中了。
姜：不过，我觉得，对教师这一职业——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个职业圈子里的人，我现在发现，一方面要觉得它神圣，但另一方面，也要通达一点。没有必要不屑，但也没有必要特别看重。这话多少有点离经叛道了。罪过。但是，怎么说呢？哪样事情，都能见出人性与人心。佛说一花一世界哩。
余：读了四年大学，我受了两次处分，打架，带队打群架。动辄出手，其实是缘于内心对越来越近的语文教师这个职业的恐惧和抵抗。那时中文系师范生也未必是做语文教师，我的同学大多进了机关和高校，只有我们几个年幼无知的小同学进了中学。
姜：你说到这一点，我倒是想说，中国式的事情，就是中国式的。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都不想点破而已。都说那时候中文系的本科生少，但我们也没有被捧上天。与你一样，我也“被放在信封里”，派送到了乡村中学。
余：与一帮大哥大姐做同学确实占不了上风。但有一点我很得意，在那个中文系学生人人跟风写小说的年代，我是全年级同学中唯一在文学杂志发表小说的人。这让我非常狂妄，狂妄到自认为，我是不可能做中学教师的。或者，我不可能永远待在乡村中学一辈子的。虽然当时我已经被分配到了乡下做老师，然而，我没有当一回事。到了正式上班的时候，我还在黄山待着不肯回家哩。
姜：现在不再是乡村教师了，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
余：很多年后有一个作家常常这样介绍我，非著名老作家，比我发小说还早六七年。此人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毕飞宇。不过，毕飞宇讲这话时，我内心五味杂陈，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朝他著名的光头翻一个白眼。
姜：呵呵，非著名老作家。这说法挺“不二”的。据我所知，你也下过海。这可能是你的小说接地性强的原因。我看《不二》、《入流》这些小说，那里面的人与事，都让我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与惊心动魄。这个海，真的是海，藏得很深啊！
余：有一段时间，下海成了风尚，我兼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譬如，我成了县城第一批买商品房的人，我的父母说你一个中学教师怎么能这样？我说那我辞职。我的父母当然不许我丢了铁饭碗，于是只能对不肖儿子睁只眼闭只眼。
姜：我发现这段下海的经历，对你来说，非常有价值。现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从海里爬上来了，但你现在捧出的这些小说，让我发现，这深海里，隐藏着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当然了，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人我们是认得的。人性大抵未能逃出你的法眼。
余：做生意，从长远看是做人。但我下海那些年生意场尤其不规范，做生意是猜人，胆大心细观察对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放下尊严，尊重规则，洞察人心。
姜：但我们还是先说教育吧。这是你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也构成了你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教育，其实大家都想说两句。毕飞宇说教育就够多的。我看他最近一个短篇《大雨如注》，就说得非常透辟。你小说中的教育世界，我后来想了想，不过也是我们世俗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只能感叹，未能逃过一个“俗”字。你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最初的看法，也还不是从“俗”字出发觉得它不配你大学中文系的身份吗？说笑了，你别当真。
余：为人师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有很多年的努力是为了摆脱这个身份对我的束缚。贫与酸是那时所有中小学教师的标签，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家教还没普及，另一方面当时教师工资确实很低。摆脱贫与酸我很快就做到了，但是还有别的标签粘在我的后背，比如说要求教师任劳任怨、品德高尚，但我有时真的难以高尚。我做教务主任时有一回，一个考体育的男生把班主任撑在黑板上抽了五六个巴掌，教师在校长室哭诉，校长也无奈，反过来以奉献牺牲劝导。我鄙视这样的“高尚”，放学后我守在校门口，拦住这个男生，一拳接一拳将他打趴在地上，告诉他，出了校门老子就不是老师，你再犯浑老子在校外见你一回揍一回。我当时想的是大不了我不当这中学教师了。想不到的是，没人告我的状，学生在我面前都老实了，因为这个老师不是别的老师。
姜：看来，你的骨子也还是有一种不羁的野性的。怪不得小说写到那些“入流”的“不二”人物，手一点不软。
余：从读大学桀骜不驯到做教师恶名昭著，从商场赌身家性命到被追债漂泊长江，都经历过了，很多别人在乎的东西在我眼中都可有可无。我不喜欢做语文教师，但从教三十年了我还是一名语文教师，因为我已懒得厌倦，在这个行业内我无偶像，对自己无要求。但是，就小说而言，哪怕自己不写，我也在坚持读那些好的小说。当然，读到别人的好小说我会难受，我自己的隐痛是什么我心里清楚， 那就是凭什么我写不出好小说。
姜：到南京后，应该有了改变吧？坦率地说，我也有一段时间放弃语文教学的。但，这种放弃与你一样，最终还是要拿起来，而且还要拿得非常漂亮。
余：在我落脚南京后，身边的朋友圈里不乏文人，我的重心转向了写小说，真的是宿命。从我的性格来说，在当前教育体制下，我做学生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做老师不是一个守规则的老师，写小说倒适合我。这些年来小说界潮流变幻，编辑和评论家喜新厌旧，不按套路出牌倒能创造惊喜。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做作家的，谦虚地说，年近半百蓦然回首，我是个没有远大目标追求的人，也就只有写小说这件事能不让我厌倦。在我写完《不二》、《入流》、《放下》等淘金题材小说后，有作家和评论家朋友都担心我下面该怎么走，似乎我的独特的生活积累挖光了，重复题材重复自己是必然的下坡路。
二
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理论家们不懂这事。我们不扯了。
余：其实，生活的源泉无穷无尽，这句老话真不过时。我写那批小说，正是盛行打工题材小说的时段，很多写底层农民工的小说走红。我不喜欢跟在后面走，写小说是关注灵魂的事，社会转型期心理最敏感的人群是先富起来的人，做一个暴发户得有精神准备，否则钱多反而破坏人生。我选择了这批人做我小说的主角。
姜：但你的小说中，这些人物的背后，还是有着很多深刻得惊人的东西的。我看过你在写这些人时，有一个人物特地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佛堂。
余：是啊，我这些小说后面都各有一个佛教故事，甚至小说题目本身都源于禅语。只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已融入大众生活，大家麻木了，我用来做小说题目其实是一种提醒和揭发。生活积累与经验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是摸到生活的敏感部位。
姜：所以我说你的小说的接地性强。写长江上的生意，视界非常独特，但是，恐怕当代作家中少有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余：应该说我没有让朋友和读者失望，后来我也写出了《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这样的小说。
姜：写教育，也应该是我们这些人的看家本领。不过，浮泛的教育题材小说，现在还真不少。
余：是啊，教育题材的小说很多，怎样写才能与众不同是我努力的方向，讲实话，《人民文学》陆续发表这两个小说后，我有点紧张。大家都熟悉的地表，只有打深井才能避免肤浅雷同。必须触及深处才能有惊喜。都说生活比小说精彩，但生活还是撇不下小说。小说贴近生活，又承担着比生活更广阔的期待。
姜：教育是一个深井。当下的教育，更有很多可以言说的地方。我们都相信，很多年后，我们回顾我们现在的这一段教育时，会有很多感喟与感伤。
余：读一部小说，读者是不会满足于一个作家只对生活临摹的。生活可以如河流任意流淌，小说必须曲里拐弯，把握深浅缓急，水下必须藏有鱼龙。这是小说家的使命。写《种桃种李种春风》时，我一方面要将生活本色的一面呈现，一方面又要经营人物的复杂情感，从深处挖掘制度的丑恶。我在修改时要求小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写现实的丑恶不是为了引发泪水，而是为了激发思考和革新。人性沦丧的荒原上依然有人性美的芽尖。说到底，艺术就是把生活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变低下为高尚，变痛苦为愉悦。
姜：对啊！一方面，我们要直面现实，一方面我们还要对现实有所期待。
余：常常有人告诫我，你的小说都是揭示阴暗面，不讨人喜欢。确实如此，我这个年龄的人，同学和朋友在官场和职场，大小都已混出个名堂了，尤其回家乡，他们都是在“父母官”的位置上。有老同学说，上级领导看了你的小说，对我的政绩加的是负分，你帮帮忙好不好。我苦笑，我并非有嗜痂之癖，只是现实如痂，不撕掉它不能长出新肤。作家要做社会的良心，这话放在我头上是托大，但是至少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我的小说能刺痛一些人，能警醒一些人，激发人性，也算为民请命。
姜：你这里倒是提醒我想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的问题。现在，多数作家的写作仍然是关在书斋里的自娱自乐。或者，就是泛化了对生活的判断与认知。就譬如我们的教育，其实大声疾呼者未尝没有，但是，喊出来的，又过于宏大叙事了。
余：基础教育问题，我不相信那么多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弄了几十年真的弄不好，他们没那么笨，他们想的不是搞好教育，而是我怎样才能从教育中获取最多利益。我目睹的种种腐烂，在笔下实在开不出花朵。我只能从人性角度呼吁，我只能敦促良心复苏，讲政治，讲民族未来。我也渴望有一天，我的文字是锦上添花，有功德可歌，无伤痛可泣。
姜：这就是一个教育者的良心与良知啊！其实，不是我们看不到，是我们说不出，也不肯说而已。放在心里，也宁愿烂在肚子里。这一点，我与你不同。我相信，很多腐烂的东西，将会开出花来。教育，不再是那些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的教育了，它是人民的教育，是老百姓的教育，是普通教师的教育，甚至是孩子们自己的教育。听说过那些拒绝高考的孩子们的事吗？我相信，有一天，会有像你这样的作家再一次写出像《班主任》那样振聋发聩的故事来。启蒙与开智，仍然将从教育开始。
余：我不知道那一天有多远。因为在外国语学校任教，我的学生大半都是出国留学。我女儿初中去欧洲交流读书，高中去美国交流读书，回来后告诉我们别想让她读国内的大学。后来去读了多伦多大学，人家不愿回来工作。我就这一个孩子，我让她读了一流的重点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流的重点大学可以保送，但我留不住她。我是一个教师，我觉得很悲哀，很失败，套用方方的小说题目，这不是一个家长的悲伤。留学潮就是对高考的拒绝，我的小说在写这个题材。
姜：对了，我想说说你的语言。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你的语言了。我发现，语言这东西，其实与内容大为相关。我发现你在写很多小说时，譬如，写剌蛄的那一篇，《放下》，那个谢无名，还有他的女学生刘清水。一个是放下了，一个没有放下。极有意味。我看出来了，你似乎还有一种想保留生活原汁原味的东西在作品里的想法，哪怕这些东西在作品里旁逸斜出。坦率说啊，现在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过于精致，少了些旁逸斜出的东西。
余：是这样的。不晓得你还记得否，大概六七年前，我，你，毕飞宇，还有那个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朋友，我们去了我老家一个叫“迎湖桃园”的度假村，晚上喝了点小酒。天热，我们先是在车上，后来到了度假村，在池塘边上。这一路下来，我们一直在唱歌，大声地歌唱。从“文革”歌曲唱起，一路唱到当时的流行歌曲，有独唱，有混唱，乐此不疲，四个人把Ｔ恤都脱了，光膀子吼。酣畅淋漓呵，比在歌厅过瘾多了，不要灯光修饰，不要伴奏，不要小屋子，连陪唱的小姑娘也不要了。这就是我后来写小说《入流》的感觉，汹涌澎湃，挟泥带沙，顺势而下，无忌无顾。人生中难得有这样的状态。有人批评我的语言不纯净，不唯美。也有人赞扬我的语言气势磅礴，势不可挡。我都听取，只有我明白我只能这样写。我在长江沙船上的日日夜夜，在寂寞的航行中，我常常复述场景，揣测第二天可能的遭遇，那其实就是为以后的写作作准备。我不相信那些快手能写出好小说，除非是多年经营后的倾泄。写那样的生活，你如果斯文就是假斯文。
姜：那一天的事，怎么会忘呢？那时候，你还真是一个非著名作家的状态，你送了我两本书，范小青作序的那本也给了我。那时候，状态确实没有出来啊！不过，已经有了一个著名作家的底色了。好，打住，话说回来，鲜活的语言，应该是小说最起码的语言标尺。我的看法是，哪怕泥沙俱下，总比无泥无沙胜过千倍。何况，只有真正的泥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
余：小说语言要讲究趣味，这是我的自我要求。情节悬念上的引力，那是构架上必须要有的榫眼，但是语言的生动，那是鱼身上的鳞片，全身都要鳞光闪闪。重口味的情节再重也超过不了生活的荒诞，但是语言的心领神会是作者与读者的默契，那就是心心相印了。
姜：你用新闻发言人“你懂的”来说事儿了。
余：中国语言的诡秘和生机是小说家的丰盛大餐啊！一个南方作家，不能耽于小桥流水，清水芙蓉，更要捕捉天地众生间的约定密码，插白于明与暗的规则，笑不露齿，笑不捂肚，一笑而过，云淡风轻。这是我向往的小说语言效果。它追求的不是唯美，而是与读者的契合和响应。沈从文、废名的语言当然好，但那是那个时代的好，文学史上的好，放在今天这样写小说，恐怕就不是那回事了。现在的作家作秀和摆谱的人少了；时代变了，作家褪去了光环，实在要做秀场，往往是出于书商的压迫，行内人都理解和同情。
姜：出于书商的压迫，出于市场的考虑，都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只不过，这是那一类作家，不是这一种作家。
余：我不鼓励学生去做作家，有一次一个高中就出过小说集的学生高考选考美术专业，我为他惋惜。家长笑言，一个三流的画家也会比一流的作家富有，这是实话，我没有生气。如果想凭写作发财，概率小于捡垃圾。我还有一种想法，学生不想做作家，我尊重他的意愿。但作家很多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是人生经历铺了路，是天赋文禀，使得作家不得不写了。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把当作家作为理想，那是神圣。但今天若有学生这样想，家长要急疯掉。当今时代，人人皆可在网络上做作家，作家不是梦。以前县一级文联设文学协会，现在都改为作家协会了。作家普及化，就像当年小靳庄的农民人人做诗人，是好事，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我于是也发现，写作并不会显得你特别牛了，你想写就安安静静地写，就像吃饭穿衣一样人人都会，你讲究你就把小说写得好一点，写得好你可以偷着乐，但不要炫耀，有可能张三棋下得入了段，李四打麻将赢了楼；术有专攻，你那行未必比别行高出一筹。我年轻时写小说不是这个心态，想成名，想写出经典，撞得头破血流。后来自己写得少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别人。再后来潜心写小说，出发点是跟哥们儿较劲，写出几篇能拿出手的，压力也来了，怕人家说底气不足，憋足了劲写到现在。这样的心态我自己很享受，我不指望小说能给我带来名利，写小说就是写小说，跟在健身房里与伙伴较劲一样纯粹简单。
姜：是啊，写作出乎自然，归于水到渠成。写小说，就得尊重这个行当的门道。这是天道。所以，我看你的泥沙俱下，倒成全了你。譬如，丰富的感觉与细节，让你的小说有了一种活力与霸气。甚至，我说过的，有一种蛮劲。而这种蛮劲表现在文本上，那就是虎虎生气，是一种非常有质感的文学感觉，是一种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小说的有机性。不好意思，我又在卖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了。
余：我比较注重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写人物最有表现力的是动作，其次是语言，然后才是其他描写方法。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姿势的某个状态，在我们这个隐喻时代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在人生的各阶段经历中，喜欢观察和发现别人的细微动作。观察对象有时是大街上的陌生人，有时是我的谈判对手，有时是道貌岸然的上级领导；在紧张甚至危险的时候，瞅个空子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写作者，是自我放松的妙法。把别人当成你笔下的人物，你无厘头地凌驾于事件之上，觉得自己真有一种洞察人心掌控事件发展的能力。现在想起年轻时的无知无畏，还饶有风趣。
姜：这就是写作中的异己感了。我记得毕飞宇刚出道时，就说过这种异己感非常体面。
余：我知道你做过多年的语文教师，而我今年已从教三十年了。现在的语文，已经与文学很遥远了。我做过追踪，1957年中学语文课本曾经单列一本《文学》，阅读量大覆盖面广，可惜没能长久。现在语文课本也有小说散文分册，要么不教，要么用非文学的手段去教，比不教还让人担忧。语文教师写小说，写出的小说肯定带着八股味，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姜：你的尽脱八股了。我表扬一下我自己，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异数。上次在《中国教育报》上，我点名表扬了教育圈子里真正的教师作家。教师只不过是其谋生的职业，作家才是他真正自然的身份。其中提到了你。你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你在哪个行当工作。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人们没有必要太关心一个人的工作场所，就像兄弟我现在也是一个生意人了一样。
余：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用教学思维置换小说思维，好的小说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出身于教师家庭，我做了三十年语文教师；身在名校也堪称名师的我，深深知道，目前高考指挥棒下的语文教学是反文学的，每个语文教师总有一天会醒悟，为师者难辞其咎。我能坚持的是三十年来我没参编任何教辅，我拒绝了每次编高考复习题的邀请。我常年坚持开一门选修课，《创意阅读与个性写作》，为所欲为地讲小说与指导写小说，我想会有学生将来记住我。将来倘若我有什么能留给后人，那就请允许我留下小说。为此，我该把小说写好。
姜：不能不说一说你笔下的女性。《不二》里，有些“不二”的女性，才造成了男人们不二的人性。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这种说法？
余：女人造就男人，反过来也被男人造就。看一个女人，可以看出她身边男人的状况。作家比别人想得多一点远一点，男女联系起来才有深有浅。《不二》的孙霞看起来是男人造就的，但归根结底是资本环境造就了她。男人抵抗不了凶猛资本，女性更不易，因为还要加上凶猛男人。
姜：当然，你笔下的女性，有一些非常可爱，可爱到令人心疼。《入流》里不“入流”的大大和小小，确实就是令人非常怜爱的。
余：乡下长大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女性，如莫言村上老石匠的女儿之于莫言。时代地域不同，这个女性的审美标准也会有差异。大大和小小是我小时候心仪的姑娘，我生长在固城湖畔，我的外公曾经是湖管委的主任。由于我父母是教师，外公外婆是乡村官员，我母亲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我上大学前都是住在外公家。我应该是霸道的，村里的小年轻到我家蹭电视看，我往往只批准姑娘们进来，除非跟邻村的小子打群架，我才允许男小子来看电视。我读完大学回来教书，姑娘们早不是村姑的模样，也不是村姑的身手。靠近她们，善良和美丽不变，那就好，就是我喜欢的女人。
姜：你瞧瞧你！看来，你还真的对女性有着一种深切之爱。对了，刘清水应该是与你刚刚说及的村姑们不同质的女人了。她有着为官的背景。说她的行为是无奈之举吧，她确实有着一份善良与美感，但若从女性的柔情看，她对谢无名——她的老师，她的情人——又未免下手重了点。
余：在生活中我讨厌女人做官，这跟女人上战场没有区别，而且更加危险。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男上司是长了眼睛的，小说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女官员确实更难独善其身。男人写女人的坏总欠临门一脚，我觉得我写刘清水相较于写男性还是笔下留情了。女人为啥坏？男人所逼。女人不狠从不了政，女人过狠不像女人。
姜：谢无名这个人物有你的影子吧？这是你所有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好人，是一个清醒的具有一种良知的人物。你给出这个人物，显然是有着深意的。
余：还真没有我的影子。我觉得土豪们要想升格为贵族，有希望的是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富人。谢无名应该是首批良心发现的富人之一，是拯救社会可能的亮点。
三
姜：对了，你的小说题目，也可圈可点。而且，每一个题目都那么直接有力。你刚刚也提到了，小说的题目都用的是佛家用语。而佛教是与中国人最近的一种宗教。这也是非常有意味的。不二啊，入流啊，放下啊，确实有警世的清醒。你怎么会想到用佛教来入题的呢？
余：我近几年偶尔出国，并不觉得华人在物质上与西人差距有多大。老外的精神昂扬是我所羡慕的，宗教的支撑力确实巨大。我们其实也有过，佛教曾经与我们的生活血肉相依。我不寄希望能一下子众生成佛，但唤醒美好品质是社会向上的动力。
姜：最后，我们谈一些规定性的项目：像我们这样接受过大学中文系教育的人，在你步入文坛时，应该有很多作家给了你影响。
余：在乡下教书时，我差不多啃完了所能看到的全部西方哲学，也差不多啃完了历史本科专业的书。那时候，对哲学有一种狂热啊。
姜：那时候，中国的很多青年做两个梦，一个是文学梦，一个是哲学梦。
余：我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整个高中时代，我住在高尔泰先生的姐姐高硕莲家里。她也是老师。她儿子与我同学。那时候，高尔泰的女儿高林也生活在我们高淳。“已见微绿生高林”，高林的名字就源自这里。她是高尔泰与第一任夫人的孩子。我最近写了篇散文《想念一个叫高林的妹妹》，就是写高林的。高中时代，我替高尔泰抄过很多文稿。高尔泰是与李泽厚、王朝闻那些人同时代的美学大家。那时候，他在兰州大学做教授。高尔泰曾经要送我一张钟馗的人物画，我走的时候悄悄留下了。我不太喜欢这个面目狰狞的捉鬼者。高林死在她爸爸流亡异国后不久，她亲自送她爸爸和爸爸的第三任妻子踏上了远去的旅程，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候在那个清冷的城市，等不到她爸爸的音讯，她选择了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世界。她死的时候病已痊愈，只有二十五岁。若干年之后我读到了高林爸爸在大洋彼岸写给她的文章，题目是《没有地址的信》，我读完后趴在书桌上泪流满面，让我的女儿十分惊悸。我怕吓着女儿，擦干泪，从书架的顶格取下一本牛皮纸包着的书，书名是用钢笔写在牛皮纸上的，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书名下面是八个字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一本永远无法归还给高林的书了。
姜：这一段经历，看来给了你非常大的影响。
余：从做父亲和做男人的立场看，高尔泰失败太多。但从社会的奉献价值考量，这种”失败” 是不足道的。我站在高林的角度，真希望她有一个守护她的即使平庸的父亲。现在我年龄大了，心肠更软，渐渐明白了高尔泰的不易和不忍。启蒙者总要有牺牲。
姜：我与很多作家都聊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事。我们差不多也是同龄人，应该也受过先锋文学的影响。
余：说来惭愧了，我迟了一拍。那时候，我们在乡下，哪里会看到这些书呢？我们接触不到最新的文学潮流与哲学思潮。每次去城里，看到一些新书，便觉得城头变幻大王旗，觉得非常陌生了。
姜：是啊，我曾经说过，那时候，文学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我们却一直在乡下，闭目塞听了。
余：那时候，我非常灰心，觉得肯定搞不过人家。很迷茫。觉得写小说肯定是死路一条，跟我们无缘了。
姜：其实你还是一直在写小说的。
余：是啊，写是一直都在写。一年总会写上几万字。不过，没有发到主流刊物上，也一直处在文学的边缘。偶尔会有一两篇发到像《青年文学》这样的刊物上。但知道，知道文学，关注着文学的走向与脉络。然而，心里却非常苦闷。后来，我就下海了，做建材生意。这时候便又觉得赚钱还是必须的。所谓物质保障还是要有，衣食无忧，生存无虑，写小说的心态才能从容自在，求精求美。
姜：还是回到我们要说的话题上吧：世界范围内的哪些作家与作品给了你决定性的或最大的影响？
余：这个太多了，各个时期都有。要排序的话，中国小说当数《水浒》, 西方小说家当数纳博科夫。我基本保持每个月读两本书的习惯，上大学逃课，其实是读小说，读文学史中的经典，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左拉，后来跟风读现代流派，我们这拨人都差不多。我现在不挑作家读，读得下去读，读不下去丢。都说好的我只粗读，自己感觉好的精读。当代影响我的作家有几位，刘震云的小说语言值得学，毕飞宇的精致有藏品，莫言的大格局有气场。
姜：好，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谈一谈。虽然我们刚刚也说了，不必太关心一个作家的工作状态，但是，身处教师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又身处高中语文教师这样特殊的人群，其实，是没有时间写小说的。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切身感受。要么放弃这份职业，要么放弃写作这一爱好。两难的事，在这里显得非常残酷。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状况的呢？
余：教书时我自认是作家，写作时我自认是教师。教不好、写不好，似乎都应该是可以的，我可以比别人更自由点。
姜：今后在写作上还会有哪些打算？还沿着现在的两个世界写下去吗？
余：忽然就五十岁了，讲实话，写作挺累，因为你老想着下一个最好。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不做计划，想写就想足了再写。我骨子里是个偷懒的人，反正我不是专业作家。写不写，都随自己的意愿。真要写了，也由不得自己——倘若你的手摸到了生活的敏感部位，你有理由推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