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者面临作家对话录这类读物时多少会显得有些情感复杂，因为作家是一个善于叙事的群体，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不经意的虚构，因此作为研究材料使用的时候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次对《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的阅读让我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紧张感，不能不说是一次惬意的旅程。
《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这本书很好看，首先是视觉上的好看。可以看出两个人都比较放松，都比较坦诚，一致处不掩独立精神，分歧处又不失和谐氛围。两人真正达到了“飙戏”的状态：一是敬业精神，二是合作精神，最基本的保证是学养相当，这是有效对话开展的基本前提。谈论以作家为中心，发散开来形散神不散，并且各自有自己的专业擅长。在这样的状态下，作家如创作状态般的口吐莲花，为对话增色不少。比如他说到自己的健身经历，用卧推解释自己驾驭题材的自信，用“腰腹力量”形容鲁迅杂文的写作特点，作为一个同样健身的人，我一下就领会了作家的意思，模糊的语言在这里实现了精确地表达。这是格外吸引我的一个非专业因素，而这种亮点在书中还不止此一例。
以往对作家的一般认识中，常常将疾病和创作风格、作家秉性相联系，甚至从中挖掘病痛的隐喻色彩，形成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在毕飞宇这里，也有大病未愈状态下创作《哺乳期的女人》的经历，但总体而言他热衷于陈述自己的健康甚至活力充沛的状态，表达对健身、足球、乒乓球、篮球、田径和体育新闻的喜好，以至于随手拈来的举例论证都是体育运动。诚然这可以视为作家的自我形象塑造，但确实对作家的表达与观念造成了实际影响，比如他说：“《叙事》一定是一个‘飞快’的作品，它有年轻男性的体气，很冲。” [1] 对于写作难度的追求，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分析其与表达对象的需求相关，但无疑不能忽视单纯的力量的炫示：“从功利原则来看，所有的进球都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最小的代价进球才是最好的。……因为难度，我们荡气回肠。乔丹说过一句话：‘扣篮也是两分，可是，我们都认为它是六分。’”[2] 不是顾影自怜，自说自话，而是将体育作为反观文学的外视角，为理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理解方向，其实是释放了文学更多的潜在群众基础，也是作家表述力量的生动展现。
毕飞宇不但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作家，还有更多面的形象。在作家刚出道不久，便被葛浩文看中并要翻译其《祖宗》。作家坦言并不知道葛浩文何许人也，也就没有在意。作家又设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被建议描写日常生活，他又坦然自白：“弄不好我会抽他，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侮辱我。我他妈的怎么可能对日常生活感兴趣？那是多么低级多么庸俗的事情。我的小说必须面对哲学、面对历史你知道吗？……我得写‘高级’的小说。”[3] 作家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被陌生化的当时那个有所局限而志得意满的自己。但作家也不乏坚持自我的时候，2007年称张爱玲是一个“身体没有温度的作家”，六年后再次表达相似的立场：“我觉得夏志清在张爱玲这个问题上有些神经质，我就不太理解，怎么张爱玲就到了屈原、李白一样的地步了。批评家热爱一个作家当然可以，可你不要诗朗诵。” [4] 不但爱憎分明，直率敢言，并且也很有表达技巧。作家的机智也体现在对题材的区分上：“长篇吧，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年的男人，……长篇有极大的包容性，好像是没底的，滥竽也可以充数，这是典型的中年男人的魅力，也是典型的中年男人的无趣。……短篇是美少女，……必须保持她的骄傲和矜持，她格外含蓄。……中篇吧，就是一个职场的、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因为历练，她在某些时刻可以呈现出壮劳力的特征。可是，你不能以为她真的就是一个壮劳力，如果你发傻，信以为真，拿她当壮劳力使唤了，人家是不干的，她会提醒你，她到底是女人，……这样的中年女性说好处最好处，说难处也最难处。” [5] 不经意间作家操练了他基于充沛日常经验的叙事，可以见到用模糊语言表达精确内蕴的难度，首先是对于表述者的认识能力和表达水平的完美结合，同时对接受者也有破解相应编码程式能力的要求。
透过对谈可以明显看到作家的机智跃然纸上，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作家的否认，或许可以理解为作家拒绝被贴上标签，因为任何形式的归类描述都会限制他具体的创作和接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作家真实的形象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这是作家自身的身体特质决定的：“健康的身体和一切能造就‘好心情’的东西，无疑都有利于造就自然的、畅快的欢笑。”[6] “健康的身体”指涉作家对体育的迷恋，“一切能造就‘好心情’的东西”则反映出提问者张莉对问题设置、节奏把握和场面控制都令作家感到“得劲”，笑意的产生条件和实际生产都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更证明了对谈内容的真实性——或许“笑声”是检验真理的“第三标准”？另外这一特性对我们理解作家也有裨益。有研究者认为：“笑在本质上表示满意。” [7] 体现的不是对立，而是期待缓和，笑对世界观的重要影响在于对多元的包容性，而拒绝本质论。体现在写作上，拥有笑影响下的世界观的毕飞宇，一定乐于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同时愿意同接受者对话协商，不能接受的是自身的一成不变，这样看来他对先锋小说的扬弃似乎是一种历史必然。
对作家的宽容和机智，作为对话者之一的张莉心知肚明，这才有不断的不同意见的“挑衅”。这种“挑衅”是对谈双方品性的良证，同时也是彼此激发灵感的基础。只有在自由放松的氛围中，才会有这样妙趣横生的谈吐。
二
这本对谈录不但有鲜活的形式，更有实实在在的“干货”。同样是饱学之士，张莉和毕飞宇各自的学养发挥的是不同的作用，作为幕后运作者的张莉通过自身的知识储备对毕飞宇的知识储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归纳，让后者在对谈中清晰呈现出了三方面的价值：还原文学史现场、辨析文学基本问题和作家的创作谈。
同许多作家一样，毕飞宇的阅读是从“伤痕文学”起步的，但模式化的创作很快令其感到不满足，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衔接点：王蒙。作家对王蒙的理解经历了从感性上更为亲近的“右派作家”向理性上更为认同的“先锋作家”转变的一个过程，而对王蒙价值的认识以及模仿，也是对于“先锋的”王蒙的。在叙述里，毕飞宇无形中将王蒙视为先锋小说开端性的人物，没有受到既有文学史叙述的干扰而尊马原为先锋小说的开端，虽然也表示出当时对马原的格外在意。起点问题背后往往是一套认识装置的问题，起点选择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对事物甚至整个历史脉络认识的差异。虽然毕飞宇对马原的关注是他在1987年到南京之后，也意味着他对马原的接受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批评家或者编辑对马原进行的断结前史的“风景化”命名[8]，但将王蒙作为“先锋”肇始的态度表明毕飞宇愿意用一个更为宽容的范围界定这一创作思潮，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史现场的还原，同时也包含了日后脱离先锋时的灵活性的奥义。
与先锋文学这条脉络并行的是另一条更为绵长的序列。作家回忆：“小男孩子读书有标准的，那就是打仗，有英雄，和看电影一样。……如果插图里有战争的场面，那就是好书。” [9] 这种童年培养的兴趣支撑起了作家对“改革文学”的倾心：“我第一次读蒋子龙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他的文字不是哭哭啼啼的，他的语言男人气重，气场大。”[10] 而且有趣的是，在中学阶段模仿“先锋作家”王蒙没被老师发现，模仿现实主义的蒋子龙却被老师圈出并作“模仿痕迹太重”的批语，这件不经意谈到的轶事也反映出文学思潮实际的、而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力。从长远角度看，传统现实主义的作用力在毕飞宇身上未见得不如先锋的启蒙和训练：“我们这一代人早年受过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血管里头有一股蛮横的勇气。”[11]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合流，而不是先锋派理所当然的延续，或许更符合文学的实际演变。
在这里，张莉的引导颇有巧思，引入期刊和批评的纬度串联起作家对创作历程的回顾，相较只见“思潮”和“作品”的文学史叙述倒是颇有补正的意味。比如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花城》，作家说“相比较于《人民文学》和《收获》，它是不稳定的。……它要实验，它要推年轻人。”对于1994年的文学界，作家回忆：“萧条嘛，没有笔会，没有研讨会，没有媒体的大力鼓动，这些东西都没有，人们甚至都不谈文学。”[12] 这些对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和研究者重建现场感至关重要，而意味着将问题历史化的现场感重建则对深入理解思潮和作品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毕飞宇在对谈中给人更深的印象是，毫无疑问的一位很懂小说的作家。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独特分析中，也就是张莉对这部对谈录尤为着意的作家书单部分。比如谈到鲁迅，作家说道：“我最感兴趣的是鲁迅的杂文，也就是肉搏。说他是战士，真的是。鲁迅为什么迷人呢？他的爆发力和耐力一样惊人，这个很难得。他可以靠他的爆发力一招制敌，同时这个人的耐力又极好，他在搏斗的时候非常草根。”[13] 同样是力量型的海明威也展现出了作家对他专业性的喜爱，毕飞宇以《老人与海》谈论海明威大师级的语言，以《乞力马扎罗的雪》谈论作家个性气质和思潮的关系。但毕飞宇是清醒的，不因喜爱而盲目，这是专业性的体现，比如《老人与海》里桑迪哥与鲨鱼搏斗后又梦见了狮子，被作家认为是“性征”伤害小说的蛇足。有趣的是作家表达这种观点时具体的措辞：“我真想抽他！当然了，我打不过他。……太小儿科了。这个结尾全是虚荣心害的。”[14] 中西方作家建立起了对话关系，而不是单向度的顶礼。毕飞宇在这里体现出了难得的冷静，同时也闪烁智慧，比如他评价《包法利夫人》就是简单七个字“看不到无效劳动”，直中命脉。
最令人击节的当然是毕飞宇“作家中的思想家”一面的展现，他不但谈论创作过程中的细节处理，更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如他以莎士比亚对犹太人的看法和对人类的赞美仅限于基督徒的事实说明经典作家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说“15世纪后期，大航海开始了，换句话说，殖民主义时期开始了，从此之后，对一些作家来说，生活的语言和写作的语言从此剥离了。”甚至他毫不掩饰地挑战法力无边的文学成规，宣称“我从不认为‘观念先行’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这样。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能力把你的观念纳入小说的思维里去，我强调的是小说的思维，而不是小说的出身。……我不喜欢没有观点的作家，也不喜欢没有立场的作家。”[15] 很多时候，有勇气和有见解似乎比有技术更重要，这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发展空间和体量格局。
三
作者之一的张莉兼具学者和批评家两重身份。张莉是王富仁老师的高足。说起来很遗憾，我进北师大读书时，王富仁老师已经调走，无缘聆听教诲。但当时，王老师虽不在师大，师大却流传着王老师的传说，他一直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我们。那时，王老师在我心中是一位厚积薄发、内功深厚的学者，看他的研究总能感觉到文字背后有一种穿透性很强的思想力量，其文风稳健沉潜、一丝不苟，同王晓明教授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形成鲜明对照。张莉在这方面一如其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坚守，跃然纸上，但同时又不失批评家的敏锐、感性和活泼。
应该说，这本书其实有三位作者：作家毕飞宇、学者张莉和批评家张莉。一本书从中间分开，上半场是学者张莉主场，下半场是批评家张莉主场。相应地，这本书也有两方面的价值，即文学史研究和史料方面的价值，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价值。开始阶段张莉基本在铺垫，引导作家展开话题，但并非消极的引导，而是积极主动的引导，多次促成作家谈论对文学史上一些重要思潮的看法，尤其是对“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及对不同阶段重要作家的看法。所有这些文学史的节点梳理，同作家的成长经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十分高效的叙述。这样一来，毕飞宇自身经历和创作起步的史料，毕飞宇站在亲历者和作家立场对文学史的见解，张莉自己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辨析，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角度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在处理文学史的时候，张莉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态度：“作家的气息和他所处的时代气质相伴而生是对的。不过，一个作家如何超越他的时代，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更重要，更有挑战力。”[16] 这就跳出了“苛求历史”和“历史的同情”两极态度，一方面对作家的时代性予以理解，另一方面又对作家提出更高的期许。
张莉对文学史的关注不仅限于当代小说史，而且扩散到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乃至批评史。谈到李敬泽的文学批评，张莉实际上在表达自己的批评观：“他的批评使评论不再枯燥和乏味，而变成了丰富的、有趣的阅读享受。……他的很多评论都有脱离对象独立存在的能力，他的思索和思考不依附批评对象本身。这对一个批评家来讲太重要了。”我不能确认张莉是否一边师法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一边借鉴李敬泽的文学批评，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评论也是有明确追求的，就是“丰富的、有趣的阅读享受”[17]，她的评论不会因为学理性牺牲可读性，反之亦然。
站在创作、批评有机互动的文学场域中，她进一步提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应有的关系，“一个批评家如果不对作家口诛笔伐就好像缺少风骨似的。这是有问题的。重要的不是距离，重要的是批评家本身的独立性，他本身是否有品质。”[18] 足见其可贵的独立精神，释放了批评界长期存在的焦虑，即对批判或是赞美的态度选择。张莉让我们看到，这种对态度立场的取舍其实毫无必要在意，她希望能够回到本质意义上的批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至于文本以外的因素不是她评判的依据。这就是张莉关于文学批评的“童心说”。
的确，张莉是一个坦诚的学者和批评家。她和毕飞宇一起对先锋小说进行了“历史清算”：“小说中的人沦为写作/语言实验的工具和道具，小说的枯燥和无趣便开始了。回过头来看，先锋小说中的人太平面的。它完成的只是词语和形式的革命。”[19] 除了技术层面，张莉的反思还深入到精神层面：“一个作家应该有他的历史感，应该有他的历史情怀。没有历史感的作家，很容易滑进历史虚无主义。……我对那种纯粹脱离历史的写作很警惕，也反对。”[20] 毕飞宇自己就有先锋的阶段，阎连科也被誉为先锋文学传人，但他们都明确表示对卡夫卡的排斥，都明确表达了对现代派文学的质疑。如同阎连科在《发现小说》里最精到的分析出自传统现实主义的“全因果”一样，毕飞宇最出彩的点评也是针对十九、二十世纪欧美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小说，他们熟练操练着现代派的基本技能，却对现实主义流连驻足。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余华、苏童的所谓“转型”中。正如孟繁华所说，阎连科自称“现实主义的不肖子孙”，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未经现实主义训练是不可能达到的[21]，这样的判断也基本适用于毕飞宇。似乎现实主义无论如何饱受诟病，仍然是成就大作家的必经之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缺陷，张莉了然于心，对现代派的先天缺陷和历史贡献，张莉也毫不讳言，这正是学者和批评家的“混搭”效果。
张莉在对话中还有一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真正的平等观。关于书写语言，她说：“尊重非汉语的表达，就是对非汉族人的尊重。”[22] 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她表示：“一个作家最幸运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处在两种文明的衔接处、交集处。”[23] 这个说法获得了毕飞宇的赞同。张莉尊重多元文化各自的存在，这种包容性可能来自于她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二十世纪的女权运动追求的正是纯粹的、充分的谅解与平等，而这种意识深刻影响了张莉，成为其思想底色。有趣的是，当某一问题引发争论时，毕飞宇是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张莉则是“桑格塔怎么说、纪德怎么说、纳博科夫怎么说、萨义德怎么说”之类，充分包容进不同的观点，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性格使然，当然也是学者气质的影响。
书名很有趣，很独特，初看不知所指，直到最后才明白，所谓“牙齿”是在标记位置：越过牙齿的语言即为真相，退守牙内的思想则不是。毕飞宇做过教师，现在又是南京大学教授，完全相信语言的力量，这同多数作家主张“言不及义”、“语言的模糊性”有所区别，这一看法恐怕跟同为教师的张莉心有戚戚焉。并且，吐出言论，也是积极行动的表现，这对思想界、文学界无疑都是有良好促进作用的。总而言之，这本书覆盖面广，兼顾深度与活泼，确实值得一读。
注释：
[1]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2] 同注释[1]，第145页。
[3] 同注释[1]，第163页。
[4] 同注释[1]，第215页。
[5] 同注释[1]，第344—346页。
[6] ［英］詹姆斯·萨利：《笑的研究——笑的形式、起因、发展和价值》，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7] ［新西兰］拉尔夫·皮丁顿：《笑的心理学》，潘智彪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8]虞金星：《以马原为对象看先锋小说的前史——兼议作家形象建构对前史的筛选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9] 同注释[1]，第13页。
[10] 同注释[1]，第22页。
[11] 同注释[1]，第239页。
[12] 同注释[1]，第79页、第317页。
[13] 同注释[1]，第206页。
[14] 同注释[1]，第279、247页。
[15] 同注释[1]，第323—324页。
[16] 同注释[1]，第80页。
[17] 同注释[1]，第86—87页。
[18] 同注释[1]，第89页。
[19] 同注释[1]，第159页。
[20] 同注释[1]，第134页。
[21] 程光炜、邱华栋等：《重申伤痕文学历史叙述的可能性——阎连科新作〈四书〉、〈发现小说〉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 2011年第4期，第54页。
[22] 同注释[1]，第102页。
[23] 同注释[1]，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