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初夏
2004年初夏。
华盛顿湖，刚刚摆脱雨季的好天气。湖边沿着停船的堤坝有几家只供午餐的小餐馆，墨西哥菜或是披萨。中午吃披萨是有些对体重对生活不太负责任的态度。荣树坐在我对面，他把很多很多辣椒撒在披萨上。顶着阳光我眯起眼睛。
他开始讲话，不停。先讲起他的新婚妻子茉莉正在尝试新的印度菜和泰国菜的混合做法，并且发明了一种新的辣椒调料。通常是这样，他需要完整陈述茉莉是一个聪明完美的女人，期间穿插一句：“只用十分钟就可以把工作给你讲明白；而且如果是我帮你做，我只用三分种。”我在适应荣树说话的方式，不觉得哪里不对。 每一次他找我谈工作，最后都说：“工作的事儿，再发个电邮给你。”他根本没有时间和我谈工作。
这是读博士的第三年，需要改学计算模拟生物学。和新导师荣树第一次见面是在医学院门诊部的走廊。在这之前，被告知他的相貌让人害怕。看他远远走来，我只是不敢直视。他披着外套，袖子空垂着。他的脸很黑，走廊的阴影里，不必看清他的左眼。他的脸颊和笑容是孩子似的，我松了口气。连座位都没有，就靠着墙站着讲。
“你确信想做这个方向？你觉得你可以吗？我没有时间教你，但我想你肯定可以。你下周就来开会。”都是自问自答。但我知道，能感觉到，不是因为他了解你他才肯定你。而是每个时刻，每个决定，荣树都一定要做得从容才自信。我觉得他有一点好笑。开始在荣树组里工作时他有十二个男学生；他辞去了唯一的女秘书。但他和我说：“你放心，我通常不收女学生是因为她们不愿意独立，你不会的。”那时我刚刚开始工作两周，却很坦然他的赞许。就是那样幸运，遇到一个不必对他隐藏也不必对他炫耀的朋友和老师。
每个星期四我们的组会后永远都是去酒吧再去跳舞，虽然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第一次和荣树说这多不寻常多不可思议时，他作出个表情告诉我：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怎么可以是寻常的！他的团队一定要有更与众不同的方式！他一个人是天才，就一厢情愿地希望拥护他的人都是天才。而同时他不能与我们平等，希望我们认为他更高妙一筹。所以每隔一会儿，就要证实一次。像一个小孩子，有新的玩具，炫耀又不想真心分享。
所以组会后我们一群人会沿着湖走到城中心，三两交错。城中心有一区叫Capital Hill，路上上下下的。永远是同一家酒吧。我喜欢那儿，因为卫生间的镜子照起来人格外漂亮。坐在一群Geek中间是很不会尴尬的事，因为根本不用在乎他们怎么想。每次我点可乐的时候，大家都会稍微故意嘲笑一下，我就可以很合拍地莞尔一笑，其实我心里何曾羞涩过。在嘈杂声里，偶尔地讲讲工作。男同事通常都更助人为乐，不愿冷场，话题展开得非常快。最活跃的是Casey，21岁，高，齐肩留着棕色的微卷的短发，中分。他的思考和说话的逻辑和我的不同，有时候跟不上。但他马上就能意识到，于是换个方式讲给我听。他女朋友胖胖的，总穿裙子配及膝的靴子，中间露一截腿，还戴副紫边儿眼镜。在小事务所做会计，非常崇拜Casey。Casey说：“我和女友生活的理念一致，就是永远不要下一代，就到我为止，我是高度的顶点。”我和Casey也谈查理兹霍夫曼，一同嘲笑加拿大人如何空洞地强调他们不是美国人。
美国人，至少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很喜欢高调地谈精神生活, 有意无意地要向虚无讨个说法。大概是他们意识到我不会明白各种奶酪的区别，所以不强加给我，随意我飘忽在外。和荣树说起这个来，他就不屑地说：“因为东云你总作出一副思考的表情；然而谈精神生活未必要思考。不如去跳舞。”有那样一种情形，忽然觉得被完全理解，却不敢接过来，宁可寄存在那儿。
大家都好配合。荣树当然是永远的核心。但因为是长条的桌子，偶尔的几个更年轻的美国学生在桌子的另一端讲起他们自己的话题讲得热烈了，荣树就会停下来，盯着看他们一会儿，有时说：“看，我永远都不会醉。”有时对我说：“我永远都爱他们。”多希望那个永远是真的永远。
午餐我只点了一份硬面包，很快吃完了，盯着湖面。阳光下，真的是小学课本的那个词，波光粼粼。荣树还在讲茉莉：“你知道茉莉，她有多聪明，她那样爱着我，她抛开泰国的所有跟着我。”我就突然想起《小飞人卡尔松》，那个胖胖的， 爱吹牛的小家伙。被《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蒙蔽了好多年后，《小飞人卡尔松》是我们全家的最爱。我是在长春红旗街书店二楼的角落里发现这套书的。后来我追读了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没那么喜欢，她好像很想在皮皮身上寄托一种放肆生活的向往，就不好笑了。小时候我读卡尔松时只觉得是本特别的，好笑的，浑然天成的书。一旦进入成人世界，童话就是生硬的。如果一定要猜测林格伦可能的想法，我觉得卡尔松是他试图让人看到摆脱忧虑的可能。然而忧虑永远在那里。我笑着坐在荣树的对面为他忧虑。
茉莉是荣树的新婚妻子。三年前荣树去泰国旅游时认识的。茉莉和我同年同日的生日。因为这个缘故，荣树常常和我开玩笑：“所以我要对你格外好。”他的暧昧也是最纯洁的。荣树只年长我两岁，但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了。他十五岁拿到一个“全球天才奖学金”，从印度来美国读书。待他读到博士，他跟随了两位生物计算的鼻祖，创建了一套后来者都仰慕的算法。我读过他的源码，整洁得不多一个空行。虽然平常看到的都是他写的技术类文章，但仍旧热情澎湃，很难模仿。据他说，他二十七岁时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都争取他去做教授，因为一个神秘的原因，他接受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从没有过怀疑和质疑。以为我们是好到不可能去怀疑，但也知道，我把同情藏在最里面，使得我不能去怀疑。因为和他太好了，不愿承认有过同情。
我们都认识茉莉。她经常在星期四我们聚会的时候来玩一下。那时他们刚刚结婚，茉莉扮演的是无所事事的高贵夫人的角色。她通常下午在城里购物，然后六点钟左右在酒吧停一下。荣树显然并不富有。茉莉在泰国的时候是餐馆服务员。可是她天性烂漫，配合着荣树永远打不倒的自信，她年轻美丽的身体竟然带着飘飘然的气息。我们一伙人通常坐在窗外沿街的长条桌旁。远远地就看见茉莉踩着高跟鞋，穿着不昂贵但合体鲜艳的短裙，放肆大笑地，脚下咯吱咯吱地扭过来。当然要俯下身与荣树狠狠地亲热一下。荣树会拍一下她的臀部，或做个手势，像是说：看看我的女人。我好爱看他们，知道是表演，知道有真情。
还在午餐，我们可以整个下午都在午餐，然后半夜里服务器上每个人的电脑才开始运转。我同他讲我秋天想请假回国看父母。他告诉我他也会去北京：“一起去！”荣树从来不讲他的父母，他的童年。我从Casey那里听说过一点点。他四岁的时候爆竹炸到左眼。十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十五岁只身一人来美国读书，再也没回过印度。荣树会说：“童年，我从不想起，因为更享受现在的生活！”
童年。可是我，是常常的，停留在对过去的喃喃自语中，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我甚至常常回到我两岁的那个夏天。夏天的中午，我蹲在我爸的紫檀三屉写字台上，拉肚子，然后坐在了上面。他们很快把我扔在一个大水盆里，我像一只小动物。可是接下来的冬天小坦就出生了。那天早上起来，拉起的羊皮帘子又放下来挡住光。又过一会儿，从长春来的吉普车带来了很多人，有我的许多姑姑们。我姐一直是哭，所以总有人抱着她。我躲在墙角，攥着个塑料的娃娃。那个简易娃娃没穿衣服，肩上搭着一条塑料的毛巾。很快我就听见小坦的大哭声。我姐于是又跟着大哭。再接下来的一个冬天，我爸回城办理工作调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小坦从椅子上摔下来，摔得头骨都露出来。我不记得血，但我第一次见到我妈也在哭。我溜到房子外面，从结着冰上了霜的不太透明的窗户往里看，不敢正视。小坦从医院回来就一直裹着围巾，深粉色带绿格。特别是去院子里上厕所，还要特别再包上。冬天里风总是呼啸着。
夏天来了就又好起来。一定是小坦还很小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在前院玩。后院是几棵大杨树，树下有水沟，猪躺在里面。大遐盐碱地总是白的。中午大人们睡觉，我蹲在院子里也能听见评书。我只有一个断了柄的饭勺子。地上挖一小坑，放柴火，把勺子放上去做饭，一直记得好像还真点火了。但不太可能（还真会把以为的事记成真的）。非常静，地是干的，白的。后来一读到王小波讲薛嵩走在上古的高地上，就想起大遐老家的院子。蹲在院子里，人很小，天就很高，以为世界就只有院子大。
在西雅图，总是一个人在我一个人的小房间。躺在八楼的一个人的床上，盯着百叶窗投在天花板上的影子，我和我的床悬在上空。想起五岁时又亮又暖的天。秋天里一个人去上小学，因为矮，所以能记起来的画面都是墙根儿，抬起头，太阳很远。墙是和了草的泥垛，所以沿墙走，可以一边拔嵌进去的草尖，再没看到别的什么。应该是初秋，高粱秆玉米秆都黄了。我爸打草回来路上把我扔到草车上，非常高，晃悠晃悠。草里杂着蓝紫色的小花。其实记不清我爸妈那时的样子。我爸穿的是灰蓝色中山装。在大遐，他像没有以为命运不公平，像是自在又满足。而我现在也从没有想过什么是满足和不满足。我的生活就是悬浮在八层楼的高度。
太阳越来越晒，我下意识地伸手挡着左眼。今天早上天还潮湿的时候，送三木去机场。他每两个月来一次西雅图。我们早已被无奈淹没了，谁也不再想如何去改变。三年半前，当决定分开读书的时候，我站在下午四点的太阳下，左胸里有一个地方膨胀，闷，怎么压也压不出一滴水。然后我们接受。那时我二十五岁。我一个人，穿牛仔短裤，用力地走，球鞋踢着路沿。曾经非常非常地想念他。后来就以为再也无法改变，想不出来如何长久相聚的情形，就忘了想念。三年前我第一次去过三木的学校，在南加州的沙漠。飞机总是很晚才到，总是晚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课去了。我用他刚买的咖啡壶做咖啡，望着阳台上挂着的足球鞋。远处山热得像飘起烟来。他那时不喝咖啡，因为我来才跑去买。直到现在，闻到咖啡混杂热气的味道，还会想起我第一次去南加州的早上，穿一条白色的裙子。然后我们便这样分开，一年，两年，三年，这是第四十四个月。
荣树把纸巾揉成一团，扔在装冰水的杯子里，番茄酱一点一点化开。我稍微想了一下是不是有一点脏，然后向四面看看，没有认识的人。离开小餐馆，和荣树沿湖堤走回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坐公车回我自己的家。
计算中心的办公室在城中心，反而不在华大校园里。城中心和华大本部隔着华盛顿湖。湖上有桥，桥上是贯穿美国西部的五号高速公路。桥下走船。有时桥打开，大的游轮从桥下通过。每天坐公车过桥，有时会遇到游轮经过，车便停下来，看着桥打开再合上，远处是奥林匹克山，四月初夏的天非常高而蓝，仿佛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住在华大校园里最高的一栋楼，并且在八层。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湖，看到桥，看见夜晚城里的灯火。有时大而胖的海鸥飞来，停在最近的电线杆上。周日的早上，我下楼买份咖啡和硬面包，马上爬回八楼，接着发呆。
六岁前住在大遐。就那么几年，却总以为记住了很多。一片片浮出来，像从一个通道的末端。好多年来我常在白天被魇住，仿佛能看见的地方又看不见。有一个地方就是林姥爷家。因为没有记住去的路，就没有方位。在他家里过了一次正月十五，小矮墙上挂了些灯笼，四周黑黢黢的，更像是没法突破的另一个空间。
到了家，打开电脑，查看回复邮件。荣树的邮件已经到了：“你的数据库没有完全清理，所以结果有偏差，重新做。”还有娜米的信：你到底送不送我你的旗袍，我答辩一定要穿！
第二章 雨季
我真正认识娜米是在去年。
去年秋天，雨季格外长。雨季里可以一周见不到太阳。如果是很早去上课，天是黑的，傍晚回来时天仍是黑的，会有一种时间的错乱。不用去上课的时候，我把小房间里的灯都打开，窗帘关上，非常安全。暖气开到最大，就可以赤脚并穿短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住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旧楼，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地板是老橡木。暖气是和小时候东北家里一样的：开很大的时候会听到哧哧地冒气。我喝各种茶，特别喜欢一种山楂茶，也喜欢柚子皮茶，并非只有中国茶才有趣。
因为准备去学计算，修了两门需要下功夫的课，算了好多线性代数题。上课的老师是Dan。他的样子是不戴眼镜的哈利·波特。他吸烟，并且不避讳。Dan 背过来在黑板上写公式时我们都能看见他牛仔裤口袋里插着烟盒。班上只有八个学生，罕见地集合了三个高个子金发女生。我没有特别仔细地观察过原因，但大致的情况下，真正的金发并且高大的女生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她们总可以妆容精致地出现在你眼前，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弱点，不说有趣的话，也不接受别人的玩笑。她们当然有另外与我无关的世界，也许是伍迪·艾伦电影里又贪婪又绝望；也许就是天生乏味，因为有好的相貌就足够了。好像是王小波书里有句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类是我这样的人，另一种不是我这样的人。她们在课上飞快地做笔记，踊跃讨论问题，会有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错觉。因为工程院大多是头发乱，到处找免费午餐的男生。也有些性格参差不齐，很难总结特点的女生。有一次我们聚会，有个男生穿着很破的牛仔裤，顺着膝盖的洞破到脚踝。旁边的女生说：“已经秋天了，我借你缝纫机，你把它补上吧。”太意想不到的建议了。这三个金发女生中有个名字是Christin，正在筹备婚礼。我听了几次，很长见识。和电影里描述的差不多，新娘手里捧的花都要讲究，而且要提前八个月预定。
我非常不适应用英文讲数学，像不适应用中文讲化学一样。于是把听到的话再抽象在另一个投影空间里，按自己的逻辑做。但还是很喜欢上课，不仅可以看见金发女郎，还可以课后和Dan聊天。再早些时候在电影院邂逅了Dan。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都在排队等买电影票。我回头只是说：“其实《指环王》挺好看。”他说：“是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了。”很平常的话，便觉得可以相互理解似的。后来在课上见到了，就都直接说：“是你啊！”我好像很难把他当作老师，不是因为他年轻，而是他自己从没把自己定位成年轻有为的教授。有些可以是朋友就很自然地是朋友，有些开始不是就总不会是。所以课间他在楼外的楼梯上吸烟的时候，他会找我多说几句。他是英国来的美国人，话不多，但是句句是真的，必要的时候加两句浮皮潦草的美国化的赞许，而且他也让你知道他说那些赞许只是因为习惯和礼貌，所以彼此都不必尴尬。我好多年都学不会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也不强求自己了。比如Christin见到另外一个金发女：“It is great to see you!You are looking good!In fact, you are looking beautiful!”永远来不及说这样的话就擦肩而过。
也许是因为性格，或是称之为情商，Dan的工作也没那么顺利。他用数学方法模拟细胞代谢，好像是出于个人乐趣一样。那是他拿到教授职位的第四年，可仍旧没有足够的资金得到终身教授职位，就意味着他两年内要重新申请新职位。Dan说起数学，想起我是中国来的，就一定要讲起工程院里的钱刚。钱刚的父亲叔父三人都是早年在美国学数学，四十年代加入吉林大学数学系，但最终又都回美国了。非常有数学基因的一家人，而且全部长相上乘。我和Dan一同去找过钱刚喝咖啡，他大约有四十岁上下，方脸，头发厚密。虽然一直在美国受教育并工作，但保持东北人爱穿高领毛衣的特点。Dan有点崇拜钱刚，因为同样不世故不交际也有些天真，钱刚却可以事业一帆风顺。天真而且成功的多半是因为才华太出众，压抑不住，运气一定好。Dan怂恿我去做钱刚的学生，仿佛否则我就是放弃自己。我惯于在我喜欢的人面前配合，不愿让他们天真的想法落空。不仅是我懒惰，是因为多年过分的焦虑，已经忘记我喜欢做什么了。出国以后就运气太好，总是遇见珍惜我的人。
也认得一些留学生朋友，他们都非常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因为我的散漫，很快就没话题了。我学不会融入，长久以来。渐渐地觉得这样更好。小时候总在转学，每一次我都害怕遇见新的同学。刚刚不太皱着眉头上学，就要再转一次学。六岁回长春的时候，第一个地方是清华路小学。我爸单位电视大学就在小学院里租的房子，所以我可以搭单位的面包车上学。秋天入学，天很快越来越短。冬天的早晨上学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教室的灯映在窗外，雪地黄亮亮的。教室里生了炉子，粘了雪的湿手套都挂在炉筒子上。我同桌是个小个子男生，有礼貌，用温和的眼睛看人，不像别的男生陌生生的。我六岁，在清华路小学只上了半年就又转学了。到高中三年级，隔着我同桌的那个男同学，一直觉得像是见过，又记不太清楚。因为他平淡，也很难关注。一直到快毕业了，有一天暖水瓶炸了，热水喷出来。我就坐在暖水瓶旁边，他立刻绕过来问我，你受伤了吗。我想，他就是那个温和的小同桌。记忆像是从深黑的隧道里浮出来。我读过四个小学，中学分班过五次，遇见过很多人，但我都没办法扮演集体成员的角色。小时候是胆怯，长大后总意识到自己在表演，又不能接受表演，所以只好放弃。待到上大学，更是淹没在人群里，一切都不必要了。
娜米是研究生第一年修大分子物理课的助教。她第一次走进教室就相当惊艳：及地的蓝黑格大摆裙子，一块蓝布包住膨胀的卷发。她一转脸，漆黑的眼睛。我马上和旁边的男生说：好漂亮。那男生故作镇静说：“你搞错了吧。”我知道她经常和我们班的瑞典小伙子调笑，总说他的小胡子帅。我们系每年招待新生的都要展示一下研究生的独特风采。娜米是西雅图攀岩精英团的。每年都可以看到她的攀岩录像。她精瘦，四肢有力，每一条肌肉都是细长的。她的棕色的有些绒毛的卷发编成几十条细长的辫子。她一手悬吊然后跳起来，整个身体都让人心动。瑞典小伙子有一次在我们学生中炫耀他知道娜米还曾经是封面女郎。她的确配得上。可是我也明白地听出他炫耀只是因为她是受大家关注的人物，并不是他倾心于她。是不是没有人真的曾倾心于她？
那天从Dan课出来回医学院。突然从午餐室跳出一个人。“你的裤子好特别，在哪里买的？”是卷头发的娜米。她说：两年前我就认识你！我告诉她：“我也是，而且一直注意你，因为你很动人。”她马上表演个做作的妩媚的表情给我。我又很无耻地问：“是因为裤子吗？”那一段时间我的确很肤浅地在收集各类牛仔裤。娜米幸好也没回答。
那样简单的一个人。我们像相识了很久的朋友，坐下来，看着对方。她的额头半球一样圆，眉骨高，眉毛斜斜地上去。脸上看不到脂肪。健康的牙齿整齐地排列在笑容里。有一句歌走过来：此刻的你我虽然一眼就看懂，但我也好奇你最初和你曾经。
我们谈的不过是研究生生活多么意想不到的可憎。她又突然说：“每个人都期待我特别，可是我不能；就算成功都会被认为是有别样的原因。”我明白她在讲什么，因为可以看出她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非洲血统。所有的教育机构给非洲血统几乎最高的优先权。真的永远没法超脱？我拍她一下说：我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呢。“你不懂，那只是个简单的标签，其实与你没太有关。但是我，Once I am a mix, I am always a mix.”和她讲话，经常有种讲不下去的状态，但也无妨！她竟然想到立即去城里吃午饭。她的车前窗被石头碰过，有一个像星星一样的小洞，并向斜上角蔓延过去。在小小的泰国餐厅，她举杯说：“我们庆祝相识。”只有她可以说那样的话而不尴尬。那天傍晚我回到家，打开收音机，找了一会儿，都是乡村音乐台，都觉得不对。想着把她安放在哪儿，心里有种神秘的亲密感。
接下来的感恩节，我去了娜米和Jake的家。穿过520桥接下来是很长的山路。Jake在山里有一座完整的木屋。我到的时候，Jake在屋前练咏春。他瘦，不是非常高，但很灵活。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非常浅，就简单地戴一副眼镜。他很自然地说：“我的梦想是李小龙。”我也不意外。娜米笑着对Jake说：可是东云她只喜欢星战的阿纳金。我们绕到屋后，有鸡舍，味道很重。娜米指着一个和她一样皮肤微黑的男人说：那是我弟弟，我唯一体面的弟弟，Brooks。Brooks正在把大的树干劈成能放进壁炉的小块。他放下斧子，过来握手。一样的漆黑的眼睛，一样的随时进攻的眼神。
Jake准备了素食的感恩节晚餐，就是用淀粉做的火鸡。娜米特别宣布：因为我们都是素食主义。她分明不是，可也无妨！Jake是个聪明而且愉快的人，他每次想说点抽象的或理想的话题，一定会被娜米打断，他也就笑笑罢了。最后我们围绕着中医方法治疗骨伤说了一会儿。Jake的想法是自制朱砂药酒。我有点心虚，对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医药都一知半解。Brooks说了两句橄榄球赛，就放弃话题了。我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把娜米举过头顶在空中转了几圈。两个漂亮的人。Jake看我一眼，我猜想他要说：你看，他们多像，的确是亲兄妹。娜米马上跳下来，倚着壁炉说：Jake在读《庄子》。我也不奇怪。可突然想到，她是在讨好Jake。因为我和娜米单独的时候，她像都意识不到我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她在干什么？怎么可以不自信？他也许很爱她。
我要回家。娜米一边放碟子一边说：你应该留下来和Brooks在一起。我一阵恶心，但迅速决定装听不懂。每一次我不讲话，她就只好屈服。一抬头，看见Jake正望着我，他也许想说：我们都可以容忍她，是吗？我说：一定要回家。Jake只好说他可以送我回家。最后娜米送我回家。在车上，我郑重其事：“不是所有的你的一定是我的。”她依旧不以为然：“随便你，我知道你的意思。”过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可以留在我家过夜。真是无缘无故！我说当然不行，我要一个人，你走。每次我把她推开，她总能换一条路回来找我。她点一支烟，顿一下，一笑：“我和Jake合得来，你看出来了？我们在一起的那晚，做了五次，你信吗？”我想不如表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为什么不信呢？”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厌恶而疲倦。可她只是吐了口烟。她知道我不介意了。可我眼前看见了瘦的，腼腆的，很亮的安静的眼睛，又不时地要做出兴致很高的样子的Jake。
我并不是不能以平常心对待与性有关的玩笑。有时会突然觉得很累，怀疑表演过度，不愿回应。但更年轻的时候的确不能够，经常自欺欺人，迷惑甚至恐惧。我知道自己非常可笑。九岁那年暑假被送回大遐。在那儿认识了邻居家的小恒。她比我大一岁，住在我家的老房子里。临离开长春时我包里放了很多我爸订的杂志。那时候除了一定要订《半月谈》，我们家还有《诗刊》，底下有艾青的题名；有《当代》，《收获》和《十月》。我自作主张地定了《布谷鸟》，被我姐笑话了好多年。那年夏天我在老家的院子里读了《城南旧事》和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应该是《十月》上的）。读《你是一条河》时，我坐在院子的树荫底下，心缩成一团，困惑又恐惧。小恒黑瘦地走过来，拖着一条大人的裙子，又用腰带束着，她悄悄地告诉我她自己的裙子染了血。还有一对双胞胎，和小恒更合得来。她们一起缠毛线发卡。双胞胎羡慕城里生活，悄悄地问我知不知道姜黎黎跳摇摆舞时是不是光着的。我像被抛进龙卷风。暑假回城。整个秋天，不时地，小说里那个奇怪的念头就跳出来。正是小学四年级，和唐霖同桌。唐霖在小学里是“小流氓”身份，眼睛有些灰绿色的光。很多大一点早熟的女孩子都喜欢被他逗得笑，而且蹲下来捧着肩笑。我非常厌恶他用牙签剔牙然后抹在我的笔记本上。有一天，其中一个早熟女生赵爽把我叫到操场上，非常认真地说：“唐霖喜欢你，你不能喜欢他，要不然你会怀孕的。”惊雷一般。我小心翼翼地，上课时胳膊肘不敢碰到他胳膊肘。就那样过了一整年直到换了座位。是不敢问我爸妈的，总觉是耻辱的事。接下来的冬天，从图书馆借了《冰心文集》。读了《陶奇日记》，讲的全是小女孩想要听的：做冰淇淋，买小玻璃兔子，改校服裙子。因为害怕一端，就躲在另一个极端。冰心也害了我很多年。
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清早，门铃声。又是娜米。她像一块口香糖，不时就奇怪地被吹出泡泡。“嗨，不是说好了去中国城吗？”去中国城是去给Jake买朱砂做药酒。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荒唐，但不喜欢中国城，就因为它总是不整洁。为什么一定要不整洁才算是中国城？六岁那年刚回长春时，我们住在自由大路。屋子小，窗外的天总是染了煤灰。我家的小屋里就只有炉子和炉筒子。屋门口摆了一个缝纫机，罩着绿塑料泡沫套。我在上面写作业，没有垫板，铅笔一戳，纸就破了。我妈就抢过田字格本，飞快地把作业替我写好了。二楼走廊里有个排水孔，一个铁管子支到外面。邻居家的小二黑就在那上厕所。那年冬天，有个又丑又小又绿的苹果卡在排水孔上冻住了。他就把它抠出来吃了。我那年六岁，觉得脏，想忘掉。更早的时候在老家后院的大杨树下有水沟，夏天猪就躺里面，觉得脏，再也不去后院。有洁癖真是好久了。
雨下得很大，天很阴。中药铺的灯光又昏暗。卖朱砂的广东人指甲没有光泽，也不用药勺，直接用指甲撮进一个小袋子。雨不停。我们都没有伞，只是穿了很厚的防水外套，我的是墨绿色，她的是红色。她搂着我肩快跑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她，我要转专业了，新的导师是。荣树。她的车突然就刹住，滑到高速路的路沿上。她大声说：这个流氓。我匆忙地跑上八楼，带着一个秘密却非常失望。
第三章 异乡
六月，整个夏天我们做竞赛。听起来有些荒唐：预测大分子结构及动态的算法很多，因此需要一个公认的组织每两年举行全球性的竞赛以评估算法。大致的情况是，每个参加的团队根据每天新公布的序列用自己的算法做预测然后提交结果。从六月到八月，要对两百个遗传序列做预测。然后该组织有各种标准衡量算法的效率和精确度。荣树早年在这件事上很有名望。可据说我们的算法也已经很久没有改进。但操作还很流畅，只是常要到办公室查结果看结构，或是稍许讨论。荣树莫名奇妙地说：“我相信你的眼睛，而且你做的不可能不好，因为你的起点高。”他的重点是他的核心方法依旧高妙。我不敢就此开个玩笑，他本质不是个幽默的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是不是高人一筹，不论这件事是否值得追求。我经常有疑虑又得不到解决，开始悄悄怀疑这样的自信。都太随意，谈工作很容易就变成另一种对话。比如他买了新跑车，却说：“所有权是愚蠢的，我的车牌写的是‘开放’，本来要写 ‘免费’但违反规定。”说完他看着我，因为我没有和男同事们一起大笑起来。他一定不会承认，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是想要主流的认可。他心里也许想的是全世界的认可。我叹一口气，我不要揣测怀疑他。
从办公室也可以走到码头。总是一个人。远远看到中国海运的货船。西雅图的夏天是无法想象的好天气。天高而蓝。湖水泛着银光。山上的，街角的树木都是裸子门，高大稳重苍翠。从派克码头乘船可以到摩西岛。摩西岛有白色沙滩。可以迎风坐，看到越来越近的沙滩。也可以坐船尾，派克码头就一直在视线里。在船上当真有卖方便面的机器和热水机，正像小猪麦兜说的，乘船是一定要吃面的。也可以就留在派克码头，一层层木板盘旋的楼梯，楼上有唱片店，乐器行，和非常好的小餐馆。明信片上画的派克总是一个渔夫把很大的三文鱼抛到空中。的确是这样：三文鱼可以有两尺长，鱼店后台的人把它从窗口抛出去，窗外的人跳起接住，喝彩声不断。地下有一家酒吧，挂着梦露的招牌，里面的座位间摆放废置的老爷车。酒吧门口有一个彩色的不知名的机器，投币进去，随机放一曲，跳起舞来也没有围观。像欧洲电影。除了鱼腥，还有浓重的咖啡。派克烘焙的咖啡豆后来成为星巴克的一个品牌。
五号路不留情地穿城而过。桥下货箱之间是流浪者的聚集地。夏天里流浪人的眼睛是快乐的，没有惊异和羞辱。《纽约客》有一篇小说讲西雅图的流浪者。他在码头的古董店里看到了他祖母的首饰，因此他不愿离开，就守候着。即便漫长雨季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艰难的，他也不愿乘“灰狗”去加州，因为祖母的首饰使他感到更多的尊严，便是他的家。加州是流浪者的异乡。
西雅图的天气是数字型的，雨季和非雨季，斩断明快。我怀念长春的四季。不敢提到下雪，夏天南湖柳树下的热风，我伸出手也摸不到。那些好明亮的夏天的下午，高中楼的大扇玻璃窗。过讲台的穿堂热风。热风里的昏睡的语文课。高一是《离骚》，高三是《孔雀东南飞》。讲《离骚》的年轻老师颧骨淡红的，像农村小朋友。他讲到“朝饮木兰”就兴奋地说，古人啊喜欢花草养性，我便睡了。讲《孔雀东南飞》的老师六十岁，声音更老迈，总像有根线勒着嗓子。非常投入，却更使人乏困。虽然现在读到“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觉得好，当时真是憎恶，多不可思议的古文。我坐第一排，正对着讲台。同桌很快趴在书上睡了。他梳刘海，像面小扇子斜落在额上，趴下前他都用手先撩起刘海，只是额头硬压下去，起来后发型就还好。我很快也撑不住了。因为桌子小，都能感到旁边的温度。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巨响。惊醒，抬起头，同桌也手托着刘海醒了，问我，怎么了。原来是讲到“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老师太入戏，狠拍了自己的腿。我俩看老师一眼，就都又睡了。想起他嘴边亮的是口水，强忍住不笑话他。那样的夏天。
九月，竞赛过后，我便回国。先飞到洛杉矶见三木再到北京。他很久都没有回北京。长久的分开的生活却让我们彼此更觉得相依，可都说不出话，想狠狠地打他一拳。回北京前便开始发烧，所以十几个小时都没动。我编着很长的辫子，很沉。我姐和小坦在机场，说：你看上去最气派。我通常表情霸道，容不得陌生人，发烧也不例外。我说我还烧着呢。她俩似乎也没听见。
从机场出来在出租车里我姐拽了一下我的辫子说，你的头发太长，太多，太黑，得搞一下。她和小坦把我送回上地东里。房间里好几盏灯都坏了。黑漆漆地洗澡。还没退烧又有时差，躺在我自己房间靠南窗的单人床上一动不动。我只能看见一个角度，旧电脑插的网线垂在地上，蔓延，从门缝爬到客厅。我房间里的桌椅柜子都厚重老实，窗帘是棕色描金花的，这和曾自以为的浪漫的心多不符。我在那个房间里因为被受绝情而痛哭；在那儿梦见大姐和小坦在一起疏远我，追也追不上；在那儿我给三木打传呼；他把我从医院带回来，关好门，让我昏昏入睡。我曾一个人悄悄回上地，试穿了柜子里所有的旧裤子。
这是我最想称为家的地方。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爸来北京装修上地的房子。我套了件黑西装，顶着沙尘暴骑车从北大到上地。我爸坐在油漆桶上吸烟。房子又大又明亮。爸和我姐挑选了所有的家居，都是没见过的好。冰箱旁边有一个他给自己买的吸烟的沙发，木扶手雕成卷云花样。阳台里放了一对的另一个。然后他回长春了。那时在交往第一个男朋友，心神不宁，什么也看不见。幸好到夏天就分手，就每晚跑回来把上地当作家。东窗卫生间里放着洗衣机，上面有一本张枣的诗集。封底是这句：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句可笑的话。年轻的时候很轻佻。冬天里小坦过生日，大姐带我们特地去西单布艺店，挑沙发布。她在人大宿舍的上铺就摆满了她的重要收藏。有蜡染布，粗糙的花瓶，夸张的项链，瓷盖子上画了一条青鱼的古董盒子。我心里来不及笑话，更没有强势与她对抗。
然而长春的家，离开了十一年，想起来是黑漆漆的火车站。回北京的火车总在晚上离开，回长春的车是很早的清晨就到。两年前已经搬到离南湖远一点的大房子里。我们中学时住的紧邻南湖看得见日落的小房子出租给了陌生人。新家里有旧相册可以看。在长春生活了十二年。从最初的小小的黑屋子里搬出来是1982年的春节。我妈说那是我们自己的家了，带着我和姐从自由大路走到工农广场，一路下着毛毛细雨。新房子很小，有水泥石灰的气味。那里过了两个冬天。二年级冬天，美术课作业要求画一只狗。我爸替我画了，就是用黑铅笔，一只凶恶狼狗。一直到现在我也画不出来那样的画。每个冬天我一定要病好多次，坐在自行车后座去儿童医院。雪地，或是结了冰的地。路过省实验门前爸会买红豆冰棍给我。就是要冬天才吃冰棍，冰粘着嘴唇，豆子一粒一粒的硬，还冒白气。不喜欢糖葫芦。春天也要生病，还是爸骑车带我去看病。我穿黄色的带银拉链的夹克衫，果蝇在我周围飞来飞去。他在医院门外给我买了一条蓝手绢，印有一条三角形的热带鱼。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在电视上看我爸讲高数课，摄影灯照得他一直在流汗。他掏出手绢擦，一小皱团。上大学后有段时间常买格子手绢给爸，虽然他早就不再讲课。我很小的时候看他倚着枕头抽烟，看《诗刊》。他把莱蒙托夫的诗集题了字送给我姐，我们随着我妈嘲笑。后来大多时看他读金庸。没有听他评论过。因此，我也总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表达不出来，也就不必了。
中学六年都住在面对南湖的小楼里，看得见日落，每日都见，都觉得好。如今我在长春的日子不是在家里，不是南湖，只是面对着我妈，我爸，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好。已是中秋，吃五仁馅月饼，看送来的一盆盆菊花。那花都不健壮。我说，再看不见有人堆秋白菜了。像老年人的话，没人接。傍晚卖烤地瓜摊上的烟在暮色中暗下去。
两周后我再从长春回北京，头发被妈强行剪到齐肩，但根本不齐。荣树已经到北京，住在后海附近的酒店。每次打电话到酒店我都被怀疑是不良女人，查问我荣树全名。他的姓就有十六个字母。在北京我只知道上地，城里我永远迷路。每天从大姐家打车去酒店都装作很懂地告诉司机：走黄寺。荣树嗜酒，从中午喝到晚上可以跳舞时才停。从没见他醉过，但最后带他去药店买护肝药。我既不喝酒也不跳舞。在舞厅，他会给我两小团纸巾塞住耳朵。每次换一个酒吧，荣树都说，“东云坐我右边，我看不见你。”他的左眼看不见。
他说：“我怎么会在西雅图你知道吗？”我盯住杯子。他接着说：“因为我前女友来这里读书，她是个可怕的人。幸好我又遇到了茉莉。你也许认识，和你以前是一个系。”我正视他，说她现在是我这里最好的朋友。他的脸上都是光彩。他其实没有讲出这个故事，但是我却全能看见，并且无论哪一种猜测都没有意义。
去年感恩节，大雨里，车停在路沿。娜米说：“我不能再容忍他仍在我生活里。”我问：“如此恨，那你当初怎么去交往？”她说：“做模特的时候先交往了一个男模，自然是相貌身材了得，分手后痛苦之下决心只交往相貌丑陋的人。”我想：不仅自欺欺人，她明知这样连我也应付不过去。可我偏偏不想知道，谎言更好。现在的荣树也仍有他天然的特别的魅力和活力，不必诋毁。她接下说：“我怎能容忍他的自大，我逃到西雅图，第二年他就来找我，他告诉我：现在我们不是同事，因为我是你的教授。”我大笑出来：“你们是多么相合相像！”再说往事已经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故作愤怒。因为这样生活就更有波折感，戏剧感？就更不枉此生？我说：“你好无聊。”她马上圆场：“我说这个是为了让你高兴，刚才对不起。”
但荣树总想让我提起她，并不是为了听故事，只是简单地提起她，他便兴奋起来。未必是因为还迷恋着她，未必是因为他的生活就又多一层迷幻的光彩，只是想在我们面前的小桌子上落一颗星，亮起来。
荣树还说自己的相貌是比她漂亮的，完全罔顾事实。他左手戴了十三只手镯。他指着一个说：这个是娜米送我的，你也应该送我一个。我说我只是你的朋友。他坚持要我同意友情爱情同样重要。我告诉他我讨厌爱情，那只是迷恋，而且不是不喜欢有所有权的关系吗？他说那更好，做朋友的你更重要。我只好买一个铁圈一样的给他戴。我不能往下判断，他酒后的思维是非常浅的。我不能猜想他是不是诚实；我不能想他有没有怀疑自己不诚实；我把这念头抛到嘈杂的跳舞的扭动的人群里。有多少友情和爱情是没有含带同情？正是对荣树，我没法讲同情。想象不出来怎样和他讲我曾经眼睛下有一块黑色，让我也有过非常不安，但这都不可比拟，因为我从没想到过要弥补。我总是满足。那一块斑也许曾经对我很重要，也许没有，但我也没有勇气打开这个话题。
荣树不断重复：“离娜米远些，她狂野可怕，多和我们在一起。”不完全是幼稚随便的话，他其实想告诉我她的狂野曾经是他的一部分。我笑，怎样对他解释，似乎也没有一定要解释的必要。然后我突然想到，是的，他们，他和她，要的是陪伴。我是个孤僻倔强的儿童，他们的激烈，他们的波动在我这里穿透，连反射都没有。可我爱他们。陪伴没有帮助过我，不诱惑我，经常让我疲惫。每个傍晚匆忙地跑回八楼我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安心地面对一个人的夜晚。
在南加临回北京的前一个晚上，我和三木一起看《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前》。相隔九年的两个故事在四个小时看完。它那么集中地把所有好的爱情，友情，生活的可能性，都放在里面。我很爱朱丽·德尔比，因为她很自在地和伊森·霍克演出了所有文艺青年向往的完美爱情。这之后只能对还向往谈恋爱的人表示不屑。甚至愿意相信朱丽和伊森·霍克私下是彼此爱慕的。我的生活里，和我观察到的生活里，不仅爱情，友情都差强人意。有的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连不起来，抓不住。要好努力才恍惚地有高潮。因此它们本身没有魅力。
荣树在北京的合作人是我大学的朋友冯霆。他是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大学毕业我俩都读研才稍微亲近起来。他女友和他一样，高大，黝黑，性感。有一天我去他的生理楼实验室，原本他在炫耀他最爱的书《白鲸》。突然他脸趴在椅子背上告诉我：“我被甩了，这两天都发烧，感染。”我接不上话。他又说：“东云，你眼睛下的斑什么时候能治好啊。”我莫名其妙地，终于不那么自卑地说：我朋友每两个月带我去协和。他问：“那个骑自行车的？”如今在北京再遇见，他就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变好看了。我知道他讲什么，也并不难过了。
冯霆的公司在郊区，他威风凛凛：“我要去杭州，马上回来。不能错过朋友。”他和荣树跳舞，却是没有见过的奇怪的样子。他回过头，我不了解他，似乎从没有了解过。过去的一点交集经不住反复体会。我们只是偶然地情投意合。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们谈信仰。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和冯霆说我们没有信仰。荣树一定要说他可以有多种信仰，包括科学教。这已经没有意义，一旦跨越信与不信的界限。去年在Jake家我们也试图谈起信仰。娜米先调笑般地讲她和弟弟也许是天主教，像他们的妈妈。她常常不思考地讲话又强求赞许。Jake轻轻地说：“不如留给想象力。”我喜欢他，喜欢他那样地保护着她。可是要小心翼翼地旁观，怕蒸发消散。好比每一次看见茉莉对荣树尖笑，我都为不真实的表演而忧虑。在北京后海的一周，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很多愉快的谈话，不小心停下来，就马上换一家酒吧，害怕真的静下来就再回不去。到最后一天，冯霆说：“不如我们仨一起去理发，剃头合影！”我说：“不行，我要烫发。”
我姐把我拽到理发店，进门前说：“这儿理发师还有名字，叫阿星，有点儿文化，看书。”我姐比我刻薄。我告诉阿星，想烫成张曼玉那样。阿星瘦小，南方人，黑色不系带的亮皮鞋，不可置疑。四个脸饱满的小姑娘围上来开始上卷。我就盯着马路对面的刨冰店。很久很久，顶着乱头发回大姐家。我姐冲出来：不行，不够蓬，重整。阿星只说了句：她的发质比较硬，就又招呼小姑娘给我上卷。又是四个小时，坐在药水的气味中。黄昏里，马路对面走来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男人，宽肩，低头，看不见眼睛，匆忙地，腿抬得很低，拖沓着。我想仿佛是相识的人。但都没有试图站起来，因为非常可能不是。最后头发烫得非常蓬非常满意。
最后那天晚上，荣树和冯霆果然都剃了近似光头的短发。我们合影，却从来没见到过照片。在工体附近一个打蓝光的舞场里，他俩把酒塞到我手里说：东云，我们给你跳一个舞。那一刻，我们也许都想成为亲密的朋友。然而，还有比做朋友更难以把握的事吗？
第四章 再见
从北京回来已是十月，快入雨季前最后的晴天。我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黄色的，另一辆是绿色的。三木来西雅图的周末我们沿校园外的自行车道向北骑出去，十二公里。不知道终点是什么地方，但到达之前会经过很长的吊桥，木板用铁锁连着，铺满沉积的松叶，下面是没有水的深沟。桥其实吊得很高，两侧的树却更高，秋天的阳光穿过树落下来，会期待看见瀑布。只去过两次，然后原路返回，所以无需知道是哪里，回想起来总以为是梦境。
每一个秋天的中午，即便不是在长春或北京，阳光里也会有刚开学新铅笔新书皮的味道。我房间里有一面墙都是西窗，正对着华大的红场。华大校园依山而建，红场在山顶。沿周围走一圈要十几分钟，中间是华盛顿的铜像。在窗口看到年轻的学生踩滑板，做危险的动作。他们戴各色的绒线帽。沿红场向西走，一路落叶，是古生物博物馆，却是一个现代的蓝绿色玻璃的建筑。在玻璃墙外就可以看见恐龙的骨架。午饭时间，突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涌到户外。我认识一个中科大来的新留学生，高而且健康，总穿一套一套的体面的新衣服，像是还被父母或姐姐照看着。也是一个秋天的中午，遇见他站在蓝绿玻璃前看恐龙，猛一回头，戴着一副王家卫似的墨镜。心里一惊，还是希望他乏味些好。第二年他终于交往了女友，那女友捧着个小暖水壶跟着他。
正经过红场，娜米打来电话。红场宽阔却收不到手机信号，只听她说她在楼下等我。沿山坡的楼梯跑下来，看见娜米站在暗红色的楼下，卷发还没有编起来。在我的房间里，她照例在衣帽间停留了一会儿，检查我是否购入新裤子。然后，很疲倦地对着镜子倚墙坐下来。她告诉我，她要离开西雅图，因为Jake提出分手，还无处可去。
三个月前娜米毕业答辩的时候我见到过Jake。他出奇地配合，演绎文明社会的完美男友。美国人的各种大小毕业场合都隆重。不到一个小时的答辩报告，一定要坐一整排亲友团，都不可能听得懂，就只等待致谢之后鼓掌。娜米自然要矫揉造作，穿着紫色黑格子旗袍，左右谢了一番。她的好处是她知道在表演，并允许我嘲笑。我笑话她的时候，Jake也不作声，默默地搭着她的肩膀。毕业答辩之后我们也见过几次。她在面试NASA的研究员职位，但未成功。怎么可以容忍一个平凡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她以非洲血统（尽管只有四分之一）的身份申请教授职位，几乎不费力气。显然她不会，我也不敢开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容易的生活作对？我想我也懂Jake为什么会放弃她，但也不愿意去确认，像是不愿意只剩下我一个人负担她一样。那天下午她匆匆离开去约会一个日本男人。
第二天中午在咖啡馆等娜米。我很爱45街和大学街交叉口的电影院和咖啡馆。电影院有个名字Neptune。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是在遥远的星球上看人类的情仇爱恨，有些矫情。但在Neptune看过的电影都记得，特别是《不羁的心》和《无瑕心灵的永恒阳光》。《不羁的心》描述了很多我们自己想象得出来的，害怕寂寞也害怕庸俗的人。就像没有发觉的自己正在过的生活：总以为错过了精彩的，刺激的，同时又害怕又躲避，怕真的经历了也带不走心里的失望；因为没有答案，就端坐在过去里。《无瑕心灵的永恒阳光》就是讲爱情吧，虽然倒置又迷幻，其实是简单的一个故事，但矫情和真情平衡得好。爱情也会是挺美好的，但自欺欺人的成分总会溢出来，浮在我右上方，嘲笑地看着我。
大学街的咖啡馆多过餐馆。每个咖啡馆都不甘寂寞的样子。这里是美国摇滚乐的圣地，修饰得不猛烈些像是对不住它的存在。我只有一张涅槃纽约不插电演唱会的碟，也只听过第一首，翻译过来可能是《关于一个女孩子》，也只喜欢第一句，不时地落下来：“我想有个简单的朋友”，然后就想象自己也脸很瘦又穿一件毛线衣走在街头。其他的听一会儿就要放下，很紧的感觉（tight）。对音乐的理解我一向浅薄，也不好意思讲我更喜欢酷玩乐队，因为歌词写得更明白。涅槃旧音乐室还在大学街，被挤在书店旁边，灰色的铁皮门，偶尔还有人出入，马上混入人群。年轻人集中的地方，标新立异其实很艰难，用装扮来发言或代言更是一种我不太能把握和理解的方式。
黄色的巨大的公共汽车停在街口，娜米摇曳地走下来，穿一件白背心，印着黑字：LOVED。我说，“你至于吗，不是不信任这个吗。”她说：“你什么都有，你不过是装作这不重要。”我不能试图和她争辩，因为我怀疑我躲在外面忘记了诚实，但还是很厌倦探讨这件事。她只说：“好吧，你有你的办法，我用不上。”我和她没有语言的障碍，面对面坐着，偶尔也会有瞬间觉得心如明镜。她说有她的彼岸，我残忍地想：你其实背道而驰。她十二岁父母离异后便离开家，在各种朋友那儿借宿。她讲起十四岁去做餐馆服务员：“要笑，一直笑，脸会笑硬的。”她也总说：“我不能想过去。”她吸烟，也吸一点别的。她说：你们中国人很容易集中精力，我们只能集中五分钟就散掉了，所以我要借助外力才能想事情，无法克服。因为一定要获得让人兴奋的生活，因为每一分钟都要有旋律。因为害怕没有声音，生命就会消失。
突然地，她说：“我在家里等Jake下班，他走进来便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也不想再知道你的消息。”停一下，她又说：“也许是我的问题，但我也不想挽回，我宁可去加勒比海和鲨鱼游泳。”我盯住窗外想，我曾经比这更自欺欺人，只为多一点安慰。我爱你，亲爱的娜米，你比我要好，你并不贪恋，没有爱情也一样从容。而我曾因为体会到那种从容而恐惧退缩，所以强制地给自己一份痛苦，接下来因此感到耻辱。像小时候摔了膝盖后的伤疤，都不忍它长好，常揭开看，就好得更慢。但怎样才能视而不见？我看见自己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奔回上地，心仿佛都是荒芜。我不敢猜测他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只想知道那是不是因为我一直要问他的问题。那时我是那样经常地审视我所谓的爱情，因为害怕它只是寂寞的替代品，于我于他，都是，也许更可怕的是软弱。他大我四岁，成熟，谨慎，不好看，也不难看。他身体像都是骨骼，从没有一丝松懈，曾令我信任。我们一起看世界杯，总是我大声讲话，他偶尔笑一下。他总让我保护自己，别对谁都好。他也许没有亲密的朋友；周围的人都让他警惕。他自然也猜测到我的不安。那一年北大百年，校园里尽是荒唐。我们只好看电影，竟是《泰坦尼克号》。我要看最晚场，因为不愿见到人。回来的时候经过海淀颠簸的小路，他开始轻声唱电影里的旋律，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挨着他坚硬的后背想，到此为止吧。可是当它真的结束的时候，又折磨自己般地不允许遗忘，甚至去写信。因为一旦遗忘占据了上风，曾以为的情爱便都消失了。我在意的也只有这一点。
很久很久以后，和三木第一次出行是在圆明园。在荷塘，走着走着，我就蹲下来大哭，因为过往的虚荣。虽然我仍旧分不清哪一段是真实的，但不可以不承认，人生并非浪漫而庄严。那虚荣像我身体里沉积的多余的水，要很努力才能把盖子打开，把水倒出来，然后空着，一辈子。我抬起头，看见三木穿一件黄色的T恤，自由自在。他吹起口哨，吹了一整首，张雨生的《大海》。他很自然地说，雨后，或是在水边，湿润的时候，他就想吹口哨。他是另一个世界，垂直于我表演的那个空间，因此我不必为他表演，因为不期待投影。
在北大更年轻的时候，最厌烦傍晚的校园广播。春天的傍晚，树木发出的新芽溢出的绿色都融化在空气里。大姐从海淀书城来，带给我一条黑色的长裙子，沉甸甸的。她说我个子高穿起来有风度，可我是那么可笑的样子。她以为在点缀我的生活，可总是转瞬即逝。同宿舍的女生，万事都要严谨的一个人，对我说她非常非常喜欢我的裙子，借去穿了一天。我姐问我，她穿去有特别的约会？我说就是在图书馆上自习。大姐狂笑。可是那真的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是一群没有完全发育的年轻人，看不到功课以外的可能性。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物理课后收到过一封情书，却像受了侮辱一样，因为完全不喜欢对方。那一年班里还有新年联欢会，因为都是新同学，都有一点期待会幸运地遇到“千万人中的那一人”。晚会前的那个下午教室都关闭了，好多女生都去澡堂洗澡。我仓惶地逃出宿舍，找一平去未名湖滑冰。也只会绕个八字。把冰鞋从小窗口还回去的时候，好像心里游来一条鱼，但一转身便消失了。我说我们也去海淀书城吧，那里你可以买格子衬衫。在书店我买了一本书《生活美如斯》。我说，送我姐做新年礼物。一平是我大学时最信赖的朋友，也是我姐的中学同学，却和我在大学同专业。她瞟一眼便说：“倒是挺合适的。”因为我们，是从来不看的。我们那时以为，我们最终真的会看见绝对的失望和绝对的喜悦。
去年的冬天，波特兰下大雪的时候，一平开长途车来西雅图，突然就讲起大四的时候我曾忧郁地把一个破旧修补过的风铃寄存在她那里，还嘱咐她长期保管。她出国后存放在她弟那儿，可还是不幸遗失了。她讲的时候居然不是嘲笑的样子。太荒唐了。我魔障似地想了很久，却完全想不起来。我想象中的沉默的年轻的生活。
十一月底，感恩节前，娜米载着她的两只猫，两只狗，开着她的森林人，沿五号公路向南开，终点是圣地亚哥。我们没有想到是否还会再见，那念头一闪而过，便说再见。她走后的第二天，我也开始了非常消耗体力的旅行。从西雅图转至丹佛，法兰克福，罗马，再搭火车到西西里旁边的小镇戈雅塔。我说：“荣树，别让我去，我憎恶交通工具，也不爱名胜古迹。”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们竞赛没有排进前三名，不够光彩，所以只好你去。而且，告诉你的朋友娜米，我送你去罗马玩啊。”我不回答他。我是他和她要挑战的，我的不配合及故作乏味是他们的乐趣。而他们做的是我曾想要实验的，却已经知道无意义的状态。
去罗马的路上没有人同行，就不必多讲话。从丹佛转上飞机后旁边坐的是一个驻西西里的美国飞行员。一直在看一本十厘米厚的飞行手册，他说每两周就要全部读一次而且非常必要。他的家人和小孩住在圣芭芭拉，但是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从钱包掏出照片并讲解他们的名字。他告诉我：许多年以后，你会很感激自己鼓起勇气作一次旅行。他也时而抬头非常有节制地和空姐说几句有趣的话。他的眼睛非常亮。也许很多聪明有趣的人为了专业敬业必须克制并且保持乏味，但他们忘记了为什么要这样。
当飞机经过伦敦上空时，我刚好醒来。是当地时间早上五点。拉开窗户挡板，是云中日出。真的是橙红色的云。光投到机翼上，反射到窗上，混在日光里，交织成网。有一刻我在其中，想象着浮士德说：“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在法兰克福再转机，满机场都是留士兵平头穿紧身裤的小伙子，我猜他们的名字都应该是尤根，最紧实的德国名字。从德国到意大利的上空，可以看到山。山是浑圆的，经历过太久的人类的历史。最终在当地的傍晚，到达罗马。转乘火车和当地的小出租车，到了戈雅塔，深吸一口气，是地中海湿润的风。
会议中心，头发梳得蓬松戴着很多金首饰的服务员把我带进会议厅。接待酒会已经开始。前方，背对着我站着一个穿棕色皮外套的中国人。那件皮外套那样熟悉？他转过来，我便说：你还是这件外套！他说：嗨，东云！我想了一下说：陈渐！他正是我大学的同学，却七年没见过！我们都是跌跌撞撞几年，换学校转专业，现在又碰上做同样一件事。陈渐是厚重的身材，连脸都是宽阔的，像刚煮好的浓稠的巧克力，仿佛凝滞。但他一直是所有人群里异常聪明的那个，只是他不肯分散开来打出亮光。偶尔地，他会分出计算好的一部分智商，用闪烁的细长的黑眼睛盯着你讲话，给你一个机敏的回应，便匆匆收回。我们一起修过俄罗斯诗歌。那是一门奇怪的选修课。整个生物系只有我们两个和很多俄语系的学生一起上课。老师矮小衰老，但一定是太投入了，反而不知所云。其实回想起来不是，十八九岁怎么会读懂莱蒙托夫和茨维塔耶娃。陈渐对我讲，我们轮流上课记笔记，不必浪费时间。开会的工作都是为了联络和交流。我像一个迟钝的花盆，然而他会那样自然地轻声说：你是Steve的学生的学生，一定去自我介绍。又指给我看。我还在重逢的喜悦里，心下愕然。
Steve站在远处，笔挺，五官对称，肤色健康。他在业界非常受尊敬，被称为Sir Steve，不仅因为他是开创计算分子学的鼻祖之一，更是广被认可的人格完整。连同我讲话，认真的语气都不会松弛。他连玩笑都不必要，也吸引人愿意交谈。他同我讲到工作和将来，庄重到让我觉得只要坚持，做科学也会给我人生的答案。你无法探究这样一个从内到外基因都表达完善有序的人。他问我荣树一切都好？我认真地说：也许没有以前好，但还没差错。他说荣树在十八岁就是他的博士生，每个周末都带他去吃冰淇淋。我低下头想，那个憋着一口气的年轻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第二天清早，站在很高的会议讲台上，灯从下面打上来，我什么也看不见。麦克风里的自己的声音刺耳，于是我每句话都是降调。好想假设他们什么都知道了，因为我说出的每个字都那样没有必要。
独自去罗马，没有任何旅游的目的。我出入古老的有历史的教堂。去斗兽场，甚至有一整天都在梵蒂冈。彩色的玻璃拼接，拱顶上有拉斐尔，随处的街角雕像。一整周，不认得人，听不懂的声音，沉浸在自言自语里。我知道，旅店对面是公元396年的圣玛丽教堂。那又怎样，街上所有的人依旧匆忙，火车站的咖啡馆不设座位，浓缩的咖啡一饮而尽。我没有停歇地跑上西班牙阶梯的尽头，站在三一教堂前向下看，只有三百年！再走过不知名的很长的石桥，柳枝没了叶子，在秋风里跳跃，桥下水黑漆漆的。我突然可以走得很快，很从容。在罗马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从兜售本地仿制艺术品的集市里出来，找不到方向。正低头看地图，一辆摩托车在我旁边停下。头盔下一双黑圆的眼睛，另外一种口音的英语问我：你要去哪里？到了旅店门口，我跳下来。他不像开玩笑地说：不如晚上出来喝一杯！我高兴地回答说好啊，能再偶然碰见就去。
在罗马，旅店小小的房间里，我清醒地躺了一整夜。电视打开，依旧是我听不懂的语言。拨开窗帘，远处教堂的顶，突然地有一点点在走近，剖开另一维的空间，并轻盈地连起来。我一个人的人世虚无，似乎也完整起来。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冬天
2014年二月，我三十八岁，再过几个月三十九岁。
在机场等去费城的飞机。收到娜米的短信：“给我打电话，Larry又离开了。”在这之前的两天，收到过荣树的电邮：“我要离开西雅图，一切都结束了。它让人乏味。”
经过头等舱遇见我的上司Bill，还好不到两秒钟，不必说话。因为是飞往费城，飞机上的人都有一种东部的生疏。竭力去想愉快的念头，但搜索不到。年轻的那几年，甚至搬到加州前，也会经常失眠，但毫不在意，可以一个人躺着想好的回忆、愿意回味的往事。这几年就再没有力气去想了，以前的，好的，有愉悦感的事都变得很模糊，被压在很底下的一层，透不过气来。打开电脑，只有电子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家里有这本书的连环画，一直反复看。总是想应该读原文，却从未读完过，一直停留在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我经常归罪于自己对音乐的无知才读不懂。大致记得克利斯朵夫小时候穿着贵妇人给的旧衣服时的屈辱和小心翼翼。但清楚地记得他和奥多的友情。成年人总喜欢敷衍地认为小孩子对朋友的渴望只是表面的，随便就可以解决的。我感激地反复读那一段，缓解以往的羞愧。因为我几乎是从六岁起，那么多年都在向往那样一种紧密的友情。以为是自己不坚定不勇敢因而羞愧。这种向往，其实保留到了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羞愧。然而那样紧密的友情，很多人一生也没有遇见。
大约在华盛顿上空，飞机开始颠簸。过后，斜前方突然又嘈杂起来。我向前探头，看见围在中间的是一个黑人妇女，心脏病，呼气困难。我立刻坐下来，只是恐惧。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匹马惊了，踩了人，大路上有人围观。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见到了，还是听到大人们讲后又想出来的场景。还有一次，我爸回长春，北方农村的冬天夜晚格外地黑。我妈带着我们三个躲在房子里，房子是泥草坯。听到狼叫，声音越来越近。她把草垛上压着的插草的耙子握在手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狼。就像现在坐在那儿，其实很迷惑自己恐惧的是什么。Bill也从头等舱走过来，因为他也有医生执照，但他站在外围。我感到他的目光，也不抬头，否则他又要特意过来说两句话。我心下想，总算下飞机后有个话题可以讲。我和Bill已经共事六年多，因为各种原因，我完全接受了他控制工作范围内的所有安排。所以他总表现得在其他事情上非常随和。工作上的权力是他最在意的，我已经学得不再介意，为什么要在意呢？
飞机到达时已经是费城的晚上十二点。我们走出机场，冬夜的冷风里夹杂着雪粒。很快就感得脸很凉。这里的二月，竟是和长春一样的冬天。
长春的冬天冷到只能打开一扇小窗，是正方形的小窗。窗外是南湖边上更小的一个子湖，没有名字。湖的西侧是密密的一排柳树，冻僵的枝条摆出一个姿势就不再动。新的干净的雪，落在灰色的已有积雪的冰面上。天也是灰蒙蒙的。跪在窗台上，把头探出去，呼一口气，会看见自己身体里的热气在冷空气中散开，很久，一定有些化为水，又结成看不见的小冰粒，落下去，或被风吹走。窗台上摆满二月兰，一簇簇绿白色花瓣随着脆弱的花茎伸出来。那是爸爸的花，只有我们家才有的花。我小心翼翼，怕碰断了它们。
如果站在湖边看雪，因为可视距离更远，雪似乎更厚，因为飘落的不同的方向叠加起来。喜欢正月十五的雪，因为灯笼亮在飘散的雪粒里，人自然地快乐。我却从来不喜欢冰灯，因为白天灯没亮的时候见过，落满了灰，冰也不透明；晚上再见也不觉得有多好。但我喜欢夹杂在拥挤的看冰灯的人群里，冰冷的夜间的空气里有烤地瓜的香气。
高三的冬天下了很多次雪。几乎没有寒假，一直在补课。如果哪一天清晨是下雪的，听着窗外铲雪的声音，像期待一个故事要发生，心情会轻松很多。我那爱惜刘海发型的同桌在大雪天也是不戴绒线帽子的，只是耳罩。他匆忙坐下来前是要抖一抖他非常薄的黑蓝色的裤子，然后把一副厚皮手套甩到桌子上。因为手套是一直握着自行车把手，又冻硬了，所以还是握着的样子。非常羡慕那些骑自行车上学的人，看他们成群结队，总觉得他们有另一个世界。我的家紧邻学校的院墙，只需要走出学校后小门，穿过夹在两栋楼之间的细长的小路就看见家的阳台。也是那年冬天，晚自习后雪似乎还在下，混着风吹起来的日间下的雪，分不清。走在我前面两个人。因为很晚很暗，我想跟得近一些。五步之遥，那个高而挺拔穿军大衣的年轻人转过头，又转回去，吸一口烟。我心很慌。他们走进对面的楼里，我跑回家，拿了零钱跑去小卖铺买饼干。路灯下，暗黄光里的雪更是细小的颗粒，飞舞，旋转，并不落下去。我望着对面楼的那扇门，期冀再见到他走出来。再往前三年的夏天，初三毕业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在彼此小纸条上签名留念，他被哥儿们叫出教室去。我握着钢笔想，可能不会再见。那个冬天雪夜在路灯下，我在想我会不会永远也见不到这个人。就再没又见过。
如今不能想谁是永远见不到的。与我生死相隔的人，或是永远见不到的人，也许还在一个我不知道或知道的地方。多么自欺，而且无效。因为想不下去，便混沌地蜷缩在那儿。不能没有想念，害怕忘记，于是它不断地扩张开，像浸了眼泪。它一层一层覆盖了我年轻的时候失眠时回想的快乐的令人心跳的意愿。
1993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很多人涌到未名湖看雪。为什么一定要去湖边才看雪。和同学，特别是南方同学合影时，我非常不屑地用军靴在湖面上踩出一组组花纹，故作不耐烦。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很想大笑着用一个从来不敢用的词，“冰天雪地”。等到寒假回家，竟觉得长春的家那么小，像包裹在灰白色的冰冷的空间里小小的没有形状的暖房，上面落雪的天，下面是积雪的冰冻的湖面。
Bill和我站在飘着细雪的站台上等出租车。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乐队，正努力地把大提琴固定到车尾箱。我们就看着，很久的一个沉默。Bill突然说，克里斯·马汀演出是随身携带钢琴的，彩色的钢琴。我说是啊：不能说是特权，粉丝认为是很酷的特性。Bill强调克里斯·马汀也许是个自闭症。我解释说只是幻听症。他莫名其妙地笑了：你开始对我们西方文化感兴趣啊，不排斥吗？我可以有很多种应答给他，使得谈话有趣地进行下去。但我只能说：我不过是喜好八卦。我还想讲，他终于和格温离婚了，可以吃垃圾食品了。但非常疲倦，猜得出他会说出比我有趣的话，然后我还要接下去。好几年前的时候，比尔·盖茨来我们楼下的报告厅，我和Bill听完上楼。我感叹他成功有力量。他回答说：比尔·盖茨也是轻微自闭。那时我会开个玩笑，说：我也是自闭症呢。Bill非常迅速地告诉我：你不是，你不愿意用英语交流而已。在对话这件事上，我和他都有很多层来选择，取决于个人的控制力。但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把他当作一个不必解决的问题。我宁愿对他不动脑筋地点头，说应和的话，回避交流。Bill也知道我在这样做，这维护了他最在意的地位，就不会是朋友。但谁也不可以贪婪。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在南加州开会的时候，也是同一辆出租车。他说：我们接着共事吧，也许再共事十年，我们会成为朋友。我当时新剪了短发，为开会穿了白衬衫，以为努力工作可以打败一切。我记得他说这句话穿过空气的那个瞬间。
BILL过去和荣树有过工作的交集。但他非常回避谈荣树，像要划清界线一样。偶尔我提起，他会假装莫名其妙地说：“你朋友吗？”好像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人与东方人的不同来解释。博尔赫斯说到日本人时认为他们的文明度非常高。他举一个例子说他在日本结交了许多真的朋友，与这些日本人交往中双方都不谈个人的或隐私的，谈论的是真正的话题，哲学和宗教。我有限地读过博尔赫斯的几首诗，知道他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所以像是不敢怀疑他说的话。但Bill是连非隐私的话题也不能谈的。几年前我休假结束后，Bill问我都做什么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反思人生。”他非常快而且严肃地说：那是毫无用处的。我很感激他说了一次有效率的真心话。当然，如果和荣树讲同一件事，荣树可以无止境地漫谈下去，而且不乏味，但结束后就都不记得了。我原以为这是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后来又觉得也许是人与人的不同，最后我明白其实都不是。Bill今年五十二岁，他曾经无意间说起他是没有朋友的，朋友只是相互消磨。但是我总是忘记他的这个诚实的结论，而继续沉迷。2008年开始和Bill工作时，我就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可理解状态，一个新的高度，一定要自己理解和挑战。以前看美国电视的对话访谈，经常猜想主持人和来宾下节目后就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似乎句句拨动人心，坦诚相见，聪明幽默的状态。Bill就是那样，相貌完美，让人快乐，但永远也不能走近，但他又要让人觉得他宽容并且关爱很多人，不知道是阶段性心软，还是太贪婪。我们拿到旅店进门卡。他说：“明天早餐见。”我说，我要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饭。彼此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费城这小小的旅店的房间，是美国式的标准配置，比如压得很紧的白色绒毯，习惯了的陌生和乏味。拉窗帘时看见窗里的自己没有表情地疲倦。已经夜半，不能再给娜米打电话。我努力去想她在西雅图时的样子，想写一封轻松的信。打开信箱找到2005年她发给我的录像。那是她去科罗拉多攀岩的录像，还是年轻的身体，年轻的敏捷。那年夏天她开长途车来看我，然后我和她去机场接她的同父不同母的弟弟。完全黑人孩子的样子，只有十二岁，跌跌撞撞的，完全不像Brooks。她叹口气说：“我好像还有六个弟弟和妹妹，都没有稳定的经济依靠，他们都以为我很成功，要我的照顾。”我说，你可以尽力后就学会忽略。她看我一眼说，“它就在那儿，怎么忽略？”在到机场前，她狠狠地抽了一根她自己卷的小烟卷。那味道很坏。她似乎那么理性地控制感情，掌握人生，但其实不被察觉间，全都漏掉了，没有一件是想要的结局。
2006年初我毕业搬到北加州。三年以后娜米也搬来了，并且已经和Larry结婚。在这之前，她在圣地亚哥附近换过几次工作，谈过几次恋爱，都不了了之。她只是简单地讲她没法特别去讨人喜欢。她有点儿忘了早年也会表演。Larry有一所房子在圣克鲁兹的山林里。据她第一次讲他们是在创业，后来也没有再提。当时的创业理想是：分配每个申请帐号一个空间，储备用户要对未来讲述的话或故事。待用户过世，他们根据已储备的内容编辑并发送信件，给人慰藉，类似天堂来信。因为我不太熟悉Larry，只能特别称赞想法很创新。但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有一个背后的我不想知道的缘由，她也知道我不愿意问。她不再爱讲话了，我们以前也从不谈人生，现在连最普通的生活也很少谈论，是那样的孤独。
背包里有一盒烟，是黑色的“美国精神”，有好几年了。我爸说这烟太淡，不好抽，就还给我了。我并不吸烟，只是偶尔拿出来看一下，害怕忘记。在西雅图时娜米抽的是淡绿色盒子的。我总是坐在她对面看着。她说：“我有许多恶习无法摆脱，但你不可以了，因为你Clean。”这些年来我们争执过很多次，但过几天就没有芥蒂。我们都不再认为对方有多美好，甚至直接说出厌烦的话，可是在彼此最烦闷的时候，总是直接打电话。在现在各种通讯的流行下，打电话成了奢侈。人们总是先电子邮件约：可以明天上午十点打个电话吗？午餐或咖啡馆的约会也要往返四五封电子邮件。直接上门拜访已经绝迹了。在西雅图时我戏谑般地疏远她，给自己美丽的包装，以为自己一定有个坚强的内核。但其实当紧紧的包裹已经松开时，发现里面是空洞。可能只有生活美好的时候才可以表演坚强的心。
不是对话也不是交流，在电话另一边她偶尔的一个声音，会推开通向所有关于孤独的记忆的门。那样的遥远的记忆让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有了根据，所以不必抓住现在，因为都不会真地消失。有时忽然间站在小学的操场上，都不记得天有多高多亮。我们被要求排队下课，在楼门口长方形的水泥台前解散，十五分钟后再排上课队。操场上所有的人总是在跑，追逐，在我周围旋转。我总是守在门口的水泥台边上，等着排上课队。有时候低我一个年级但比我还高的彭晓丹会过来，站在我旁边，因为她总是没有缘故地独自一个人。还有放学队，每一个神秘的放学队，三五成群仿佛都到一个家里去。只有我是住在南湖教委楼的特别同学，没有放学队。一个人看准没有车的时候，捂着书包飞奔过斯大林大街。
上初中后，我也是一个人走。初中教学楼和高中楼只隔一个操场。穿过操场，就到了学校的后小门。中学的课间不强制去操场，大多数人仍旧围在教室里，我就可以坐在那儿，肆意地观察他们。总有些女孩子似乎明白了表演的意义，手挽手漫步在花丛中。冬天，特别是雪天，教室里人非常多，白色的长管灯总是不够亮。教室的玻璃里映着另一群打闹开玩笑的同学。班主任一直在办理离婚，疾风疾雨。我们是个缺乏管制的特别的班，大部分同学参加数学竞赛。年级里有两个智障，一个女生据说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袋。另一个男生似乎不是智障，但精神有问题，他不像那个女生一样老实地躲在角落里，而是非常活跃。可正因为这样，一定要把他们留在我们班，像是宣布不能歧视的立场。普通学生成绩普通是不可以留在我们班的。更荒唐的是，这个男生要自荐班长。他的裤子非常不合时宜地紧，他走上讲台，大声读他的自荐宣言。他说他要帮助那个女生考年级第一名。他说的时候，全班静悄悄的，没有人想笑，可能太困惑了。我瞟了一眼那个女生，她竟然捂着嘴笑。在通常情况下，再搞笑的同学也不会招惹他们，因为我们都很年轻。那一日大雪，我们班分扫段是南湖大路靠近学校正门的一段。路两侧都是松树，接了一夜的雪，沉甸甸的。大部分人的工具是锹，因为雪已经被车压得很结实了。那个女生一直在执着地用力地用锹剁水泥缝里的积雪。陈易峰，那个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陈易峰说：她是在破坏工具，反抗奴隶制度。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十岁那年在校外数学竞赛班认识了陈易峰。不可能忘记他，不是因为他面貌丑陋，也不是因为他聪明过人。他像是孤独的代言人，我好像看到他随时要冲出玻璃窗。在《上海滩》流行的那年，虽然冬天只有军大衣可以穿，但里面可以压一条白色线织的厚围巾。他的头很小，每一颗牙都整齐尖锐，动物一样。全校歌咏比赛的时候，他给每一首歌写了朗诵词。他读的时候声音非常非常好听，铿锵有力。他字写得让老师都难为情。每一件事他都做得比所有人好。我们都只有十三四岁。他其实并不和谁是朋友，但他凡事都出色，每个人都在看他。他把喜欢他并且跟踪他的女生叫到教室门口，狠狠地打了她的脸。他调笑年轻的实习老师，然后仰着头走出教室，一边走一边点烟。也只说过几句话，他像是知道我在观察他，从绿色的军用包里掏出一本书给我看过，就是那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们毕业的时候，学校的高中部直接告诉他，不论他成绩有多好，也不能再收留他。他们害怕他。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找娜米去听医学院的报告。她说：“我做不到，因为不得不盯着很多没有头发的老人们讨论前列腺癌与西红柿摄入量的相关性，你怎么忍受！所以我今年一定要强迫他们让我毕业。”我忽然想起陈易峰。他们似乎不讲道理地不满，有时勇敢，有时恐惧，不论是否被接受，都没有关系。远望他们，他们看起来那么孤单。
我知道应该去睡了，但也预感到睡眠的不可能性。再走到窗前，窗外的雪竟然重起来。一九九三年离开长春后在北京的几场雪都记得很清楚。一九九九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三木在北大东门外等我，我跳上车后座。他在雪地上蹬自行车。通往上地的家经过一条上坡很长的路，我坐在后面推他，然后跳下来，跑一会儿，再跳上去。我穿一双又窄又浅的匡威球鞋，很快湿透了。雪下了两三天，不出门，看了很多盗版碟，还读了一本朱文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说这是个让人讨厌的故事。小坦躺在沙发上说：姐你不能强迫自己认为社会的男女关系是一对一的。我擅长自欺，从不面对现实的残忍。但其实那本书也是很难看的。成人的世界的混沌似乎从我的孩子降生才开始。面对小小的婴儿，像是忘记很多迷惑，或是分不出精力去想，只好接受杂乱无章。在这之前，我一直想把世界整理成物理的，有系统一一对应的，好比每一件事都是相关联的，陪伴的。这个想法在大学学到光学的时候就觉得进行不下去了，发现它需要近似和误差，不是超脱的自由。后来总想强制忘记物理想法的不可行性，懒惰地希望回到从前很确认自己想法的状态。
一直保留着一首诗：“我想起在孤单中运行着的星星，黄鹂成双成对，落日慌乱地，在愁闷中消隐。我想要越过茫茫宇宙，到下一个星球去，到最后一个星球去。我要留下几滴眼泪，和一些笑声。”[1]
第六章 雪后
2009年初娜米搬到北加州的时候，我刚好从长春返回来。在那儿我过了整个冬天，过了一个很多年没有过的春节。
再上一次冬天在长春恰好是一九九九年，却是另一处房子。我有时候分不清那两栋房子，只记得房子都是以楼梯为中心，楼上楼下说话要对着楼梯口大喊。一九九九年回去的时候大姐和小坦也都回去了，还有男朋友们。我爸有一个单间的书房，其实更是吸烟的房间。他吸烟后，又看到家里人丁兴旺的景象，非常满足，就偶尔写一下毛笔字抒发一下。也没有正式的纸和墨，还是那一瓶“一得阁”。我们每次回家只是给他买袜子手绢羊毛衫之类的，都假装忽视精神需求。春节怎么过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和三木走到我们原先南湖边上的老房子。房子空着，所有的，很多盆二月兰还都养在那里，经常要回去浇水。雪总是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我们沿着小南湖的石头大坝走，真年轻啊。
2009 年的房子客厅在楼上，下面是车库。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台。雪还没有下得很大，露台上刚刚飘了一小薄层，我妈就迫不及待地去扫。孩子只有一岁半，胖胖地不太稳当地跟在后面。我爸就站楼上他的房间往下看，说两句嘲笑她的话。因为治疗，他把睡眠的时间安排得很长，晚上听过新闻联播就躺下了。我住在客厅另一端全是落地窗像会议室一样的房间，隔得很远。所有人都睡下后，我开始工作，回到自己的世界。那时候只是工作，并未有规划。就像读大学、然后读Ph.D.、再做博士后，都不是规划。像从来没有试图控制任何一步。2007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荣树特别写信给我说不要去做博士后，直接申请终身职位。他解释说，不能毁了你的简历，要直接冲过去，目不斜视。我忘记了为什么没接受建议，可能就是懒惰和糊涂，体内的荷尔蒙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所以，就是那样工作下来。夜深后雪总是小或停下来。窗外有一盏路灯。最喜欢看路灯下飞跃的旋转的雪粒，不回忆也不展望，就是看着，竟然默默地说，布朗运动。心里笑了一下。如果我和小坦讲，我好像有另外一个思维，平行的，科学逻辑的，渐渐地要占上风控制我；她也就是偶然地想一下也不以为然。我还说，统计运用在生活中非常错误，因为我们的事件都是一次性的。话飘出来，就显得很轻浮。在我们家，发表科学言论似乎非常不自信，还好我也不确信，只是太多年的训练，有些话不自觉地跳出来。但数学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更抽象，不用根据。我的数学却有些糊涂。我只是开玩笑地对爸说我还搞不清楚奇异值分解。他非常乐地说，这我可能帮你！我非常非常自豪，因为他还像以前一样讲得不仅清楚，而且可以从特别的角度更简单地看这个数学过程。我借势说我不希望分解自己头脑后发现最强的奇异值是科学的逻辑。爸就不回答，他没有和我说过任何空洞的话题。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谈论什么。
从新年到春节之间，亲戚们就开始拜访。每次门铃响，我孩子都要我扶着他下楼，像是知道每个人都喜欢他胖胖的样子。大家会讨论他有多像我小时候。我妈就开始列举我很小的时候如何耐得住寂寞，一个人躲在老家炕的最里面玩一个塑料娃娃。我姥姥可能有些糊涂了，直接把他当成了我。我总是坐在楼梯拐弯处，拿一本书假装看，不然他们会担心我的工作。爸站在楼梯上方，有时候趴在栏杆上向下看一会儿。但新年的那一天，却没有任何客人。爸，妈，我和小孩四个人外出吃午饭。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一般只有大姐才喜欢组织这样的事。在一个巨大的包间里，他们俩一直高兴地在看胖小孩学习用勺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原本计划在春节前完成治疗，可是到后来就越来越辛苦。接着小坦回来了，穿着红毛衣，带着恋爱的烦恼。一切都还很有希望。那个冬天和那个春节非常非常好。
那个春节过后，回到加州。娜米来看我。已经有三年未见，她走进来时竟然恹恹的。已经不打算再工作了，和我讲了一会圣克鲁兹的攀岩俱乐部，又突然说想回到圣地亚哥去海洋馆做海豚训练员。我还没有见过Larry，她说：就是那样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讲过“爱”这个词，当然我也觉得难为情。这么多年，她和什么样子的人交往，又为什么分手，我连名字都不必知道。她从来不把这样的经历再重新赋予或者说强加上感情来讲成故事。我也从来没讲给她听。只开过一次玩笑。我告诉她我听过荣树唱你给他写的歌，荣树把那首歌收集在他的音乐专辑Helix里面。那张名字让人尴尬的专辑是他在家里地下室自己做的，里面有几首谱曲是用蛋白质序列推算出来的。真是无与伦比地自我。
娜米才第一次见到三木，就也像亲人一样。努力学了很久名字的发音，因为不小心听起来就像“You”。我们坐在地上，小孩醒了，跑过来。她抱起他来，躺下把他举起来，然后坐直抱着对他说：“我要教你唱歌，还要练习攀岩。”
接下来，也就是2010年春天，她告诉我冬天里她要生一个男孩子，并想出很长一串名字。我说，“应该轮到我起名字，Peter！”因为我孩子的名字是她起的。夏天里我见到她和Larry。她穿着紫色和金色条纹的连衣裙，因为怀孕的激素她看起来神采奕奕，更显得站在旁边的Larry无所适从。他有些浮肿的样子，淡蓝色的温和的眼睛，脸上的绒毛在光下泛出金黄色。他和我握手，他的手非常柔软。我们一行乘蒸汽式老式火车穿过红木林，快傍晚时，在圣克鲁兹海滩停下来。西海岸总是风平浪静，白色的沙滩。
经过了夏天和秋天。2010年感恩节，我独自回长春，停留了三天。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回南湖边上的另一栋新房子里。扶着爸走出他的卧室，进到客厅前的小台阶就走不动了。有两把藤椅，坐下来。客厅非常空，灯全打开了也不够亮。从高空我被甩进深海，被压在海底层层的礁石下面，再往下沉也不觉得了。就是这样，最后一天晚上又收到娜米的信：“我的孩子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四十八小时后他告别了人世。请给我独自悲伤的空间。”
因为想多住一夜，就乘上午的飞机到北京再转中午回旧金山的飞机。从长春走的飞机是很小的一架，并且要通过室外机场，踩着很陡的单薄的铁楼梯。站在楼梯上觉得自己很轻很高很眩晕，却要担负一个不能完成的使命。飞奔到国际机场，全身是汗，脱下灰色的外套，里面只剩一件白色的运动背心，可还是要用力地活着。接下来的春节我又返回长春，并且整个冬天我都在那里。那个冬天（2011年），日本海啸核爆炸，我自私地不愿听到，不同情所有平行发生的事，因为我们连呼吸都绝望。那个冬天，雪下得非常少。初冬的雪慢慢地覆盖了一层灰黑色。开始刮春风了，那一点点雪化了又冻，一点点枯萎了。三月底的大风，我在窗口看见出租车在院子门口停下，大姐穿着黑色的石头一样硬的大衣走出来。
到了四月。小坦说清早去医院经过南湖觉得南湖很美。我也走过那条路，很早的早上，经过南湖大桥的时候，回头看见我们原来的家前面的小树林。我们原来的家，可以看见日落，开着许多盆二月兰，都沉默不语。如昆德拉引用歌德一样，我把它放在这里：“群山之巅，一片静谧，所有树顶，你听不见，一声叹息。林中鸟儿无语，你也将休息。”[2]
四月底我回到加州。去办公室。Bill问我可好。我说是的，夜里我梦见一片从未见过的湖，没有堤坝，很高的树都陡峭地沿着湖岸生长，裸露着树根。我看见爸穿着水靴，悠闲地倚着树干吸烟，握着一根鱼竿。这是我的2011年的春天。
夏天里我经常光顾一家叫“Anthropologie”的商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空洞的漂亮，让我会有一会儿可以忘记经常跳出来我却无力处理的信息。在那儿买了客厅的窗帘，一款墨绿金黄相间的复杂花纹，包装盒子写的是“欢乐的房子”。不知道有没有向艾迪斯·华顿买书名的版权（很好的一本小说：The House of Mirth）。我想应该没有，而且那本书并不是欢乐的，反而很凄凉。我一个同事来家里做客，见到窗帘，马上就爱上了，说看上去很快乐的样子。我就不再喜欢那扇窗了。到了秋天，空气也清脆起来。时间愈久，思念便愈真实。
一直到那年的七月，娜米都拒绝通电话。我似乎更是不想和她讲话。七月底，她寄了一张粉色的卡片给我，写着“You are my flowers.”。我们小心翼翼地谈论其他，回避见面。我告诉她我要去追求事业了。万圣节前她打电话问我小朋友会扮成谁。听我说到我们什么都不打算做，她便开车来了，带来一顶织成驼鹿样子的绒线帽。又是一年多没有见到她，她瘦得像树根。她缩坐着，玩手上的皮手链，很快眼泪滴在地上。她啜泣着说她害怕是她自己的错。我还没有想过婴儿的死因，自私地宁愿现在与她讲她的事。因为我所经历的，我要一个人保留着，还不能想被倾听，不想要关心。我残忍地盯着她：她是知道原因的，但她不能也不愿讲。但是此刻的诚实也帮不了她。我顺势伏在她的肘臂上哭起来，自私地哭。你以为痛苦能有多少艰难，还不都是笨拙地活过来，只是原来一盏一盏快乐的灯都灭了。可是在生死面前，这都多么微不足道。
又过了一个冬天。我孩子告诉他朋友冬天总是下雪。他那时四岁半，在东北度过了三个冬天。接着又是两年过去了。如今我站在费城这个小小的旅店房间的窗前，却想不起来长春冬天真实的完整的模样。恍惚间我拉着冰爬犁在冰面上，回头看见小坦穿着红彤彤的厚大衣，脖子上挂着钥匙绳、月票夹和拴手套的带子，戴着红帽子，坐在爬犁上。她那时总是张着嘴笑。我给她演示怎样先右脚用力滑，然后慢慢半蹲下，手背着就可以快速向前滑去。
第七章 孤独
在费城。夜里我听见绵密的鼓声。梦仿佛电影中的城堡，在里面盲目地冲撞，看不见外观。在我睡去的短短三个小时里又下过一场雪，醒来时已经停了。远处楼顶的雪反射太阳的光。这一夜都有一个模糊的定位仪不断地告诉我我的身体在东岸，大西洋的西岸。身体的方位感从哪里来？在长途飞机上，特别是每一次从旧金山到北京，会经常看飞机航线图。图上有一个小小的飞机，它从阿拉斯加越过白令海峡，然后到俄罗斯上空，就会想：终于到了这一边。然后是漫长的六个小时从西伯利亚到朝鲜。回旧金山的时候飞过日本横滨，经过太平洋群岛，一点一点地挪动。每到日本上空的时候，心里就不自然地难过，想自己怎么会独自到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家。真的是太远了。
我们三个人。如果用谷歌地球，可以找到我们的房子，它安静地坐在几棵大树间。北加州没有分明的四季，树总是绿的，花开得此起彼伏。鸟叫的声音从清晨到深夜，阳光很好。有一些或深或浅交往的朋友，互相消磨时间。有一次睡前我无意间和三木说：“通过对话来交流可真难啊。”他从不嘲笑我，只是说：“本来就不可能。”可是人为什么不自然地会有交往的渴望，不是徒劳吗？清晨跑步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树林掩盖的小径后会走出三五人，哪怕是陌生人。
我经常结识稀奇古怪的人，特别是女人。讲出来好像非常软弱：我有些期待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是同类，可从没有找到过。有一年在去波士顿的飞机上认识过一个女作家。她坐我左侧，看我在读中文书，就带着几分礼貌上必须有的好奇问我是什么书。我非常浅薄地概括说当代中文除了翻译文学没有什么可以读。她可能原先以为俄罗斯文学只有英语版本。她声音温暖，白衬衫，蓝披肩，高级理发师剪出来的灰色短发，果然是个女作家。六个小时的飞机，似乎都在有效交谈，但下飞机时我只记住了她有肩周炎，因为长年的读书和写作。我们约定再见。再见也是要选在美术馆，虽然就在办公室一街之隔，但我从没去过。她非常优雅。美术馆有室外餐厅，但她从家带了特制的去谷蛋白食物，因为她更关注健康。我坐在她对面吃橙红色的番茄肉丸子意粉。她说她对中国传统文学非常感兴趣，讲起李清照。于是我强力推荐了《红楼梦》。但是她完全没听说过。她为了配合东方文化，又讲了一会泰戈尔。太阳很晒。她似乎也没有真正写过书，但还好家境优渥。临走拥抱着约必须再见。不知如何再应对一次干涩的对话了，就推拖着。我想她也一样。几周后她又写信送我一首她写的诗。我赞美完之后，也没有勇气参加她的慈善拍卖会。彼此都再也不想联系了。她其实很好，我们没有交集，不是生活交集，是没有任何交集，但都想互相理解，却禁不住刻意的努力。即使贪恋亲密，也不能糊涂和软弱。
还有Rita！去年在Claudia的圣诞派对上认识的Rita。正是我想象中的葡萄牙人的样子。脸完全是窄的，发髻很低，高得突出的鼻子，棕色的眼睛。她举着酒杯，斜倚在我旁边，光滑细长的小腿。我的邻居Claudia穿着一样的黑色短裙，却掩盖不了四肢粗壮。她走过来简短介绍，带着莫名其妙的大笑声。她其实只是担心她的派对温度不够高，所以不时地四处煽动。Rita像是对我一见如故，我也的确被她的美貌打动了。说了些互相恭维的话，她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她有三个孩子，十岁、七岁和五岁，也都是忧郁美丽的面孔。在她的家里，我们坐在露台上。她没有化妆，手里的酒杯换成手机，翻转着玩。她把头侧过来说：“你哪里来的烦恼？”我不想应付她，但的确无从下手，说：“如果你想讨论烦恼，还不如讨论斯坦福每一个年轻人愚蠢的创业梦想。”我如此不怀好意，她却说：“我只想告诉她们，等着，等到十年后再告诉我你的雄才伟略。”我们共同的地方是懒惰还是怯懦？或许是工作的虚荣牵引不动？她随口说：“我的烦恼也许是工作，也许是Bob。”哦，Bob，那个在孩子的生日派对也只是和女性搭话的Bob！他面孔姣好，也会说几句笑话，并且带着让人着迷的英国口音，可你总能看出他笑话背后的没有底气的仓皇。只有一次，我觉得他还真诚。那是Claudia给她丈夫Dan的惊喜生日派对上。准备得如何周折自不必说，完全按好莱坞的电影排演。我们都被要求穿黑色小裙子，拿着酒杯，蹲在黑暗里等Dan回来。可是等得太久了，我把承受重力的脚上的那只高跟鞋脱下来。Bob见到了附和一句：“真是太表演得过火了。”我回头把这句话当作赞美讲给Rita。Rita却甩头说：“Bob是吃醋了，他喜欢Claudia。”荒唐啊，这“喜欢”多么微弱苍白，已经不能是千万中人的那一个，不过是随机地站在你的左边；有一些花边新闻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有面子吗？我多希望她是个真正聪明的女朋友。
办公室里也有真正年轻又看似真诚的女学生，并且偶尔温暖的瞬间会让人觉得生活在高智商人群中是美好的。那个密歇根来的姑娘，处女座，有北方人的高大美丽。她对工作的成就感非常有梦想，要求严格。日常爱好是探戈。经常和男友分手，原因都是没有共同的生活梦想，但我是不能开口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她同时是少有的敏感而且不掩盖的斯坦福学生，可能是成长过程中有全面的安全感。我们特别约出去吃午饭。她问我：你先生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我说：怎么可以那么贪婪？她说：那我宁可没有婚姻。她不是年轻无知，是真的想过，但是她忘记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朋友。连朋友这个词有时都让人不安。我想起Rita懒惰地说：让我们等着瞧，她们都会有无可奈何的那一天。我只愿意想象她是一把利剑，没有牵挂，即便不够锋利也不要把自己牢牢地陷进去。
也并不奇怪，回想起来，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总是盯住一个人看，想找到相似处，然后一定要找到最柔弱可以击中的要害。有些周末会和我姐去人大。她自然是过着最舒展的大学的生活，虽然烦恼比我还多。她宿舍里的漂亮女生一旦失恋了就会向我讨教并且像立誓言一样：学英语。好像也不过是背一下新概念第三册。我姐似乎不是，但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她自然是会在“五一”假期去九寨沟的，带回很多漂亮照片。她们是理科宿舍女生想要偷窥却又心底看不上的浪漫的象征。果然有一次，她带我穿过学九宿舍，在一片小矮房子前停下。她长发披肩，蓝色的绸子裙子印着抽象画里的美人的面庞。我总是被她安排穿一些与我大学宿舍很不合拍的衣服。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条白色的帆布裤子，很宽的裤脚，上面是鲜黄和灰色相间的条纹有领子的T恤。在门前我姐停下来看我一眼说：还行。屋子里像是有一个长板床，各色姿势坐了一排年轻人。我姐说，他们是西安来的摇滚乐队。有个很瘦的抬头看我一眼，竟然把烟掐了，好像我带着中学班主任的气息。他们讲什么全与我无关，我也丝毫不感兴趣。我坐在另一个和我一样穿着军靴的年轻人旁边，他微卷的齐肩的长发，一条腿蜷着，手一直拽着鞋带。从那以后，我不好意思想起那个下午，觉得是最空洞的虚荣。
这些感受若即若离，正如那些来去的相识的人。我只是意识到好久都没有新奇的发现。我依旧害怕面对自己的要害，我知道它是什么。
下过雪的清晨无法比拟的美好。踏着很厚的雪来到会场。Bill说：“让我为你引荐。”我体内的肾上腺素瞬间燃烧并置换为职业状态，配合我墨蓝色的有领子的硬衬衫。以前做过职业咨询，那个胖胖的戴着护腕的女人问我：“你要表演，任何上层职业，如今都需要你懂得表演。”总觉得为了工作表演是低微的不纯粹的过程。害怕承认自己想以另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及虚荣。也许归根到底，工作本身并没有完全吸引我。我甚至怀疑不论当初选择做什么，结果都一样：我可能就是个既故作漫不经心又想得到承认的状态。如果我睡眠充足，精神状态可以控制，我会心里默念：“不仅仅是这样。我的行为，在场人所有的行为，一定有诚恳在其中。不全是销售，不全是表演。”也许只是我愚钝和懒惰。可是虚荣呢？我怎样才能时时刻刻地把它分离开？我想，我摆脱不开虚荣，想摆脱虚荣也是另一种虚荣。这是一个死循环。也许是更诚实一些。
大学一年级的春天有一门分析化学实验课。助教是从中科大来的研究生。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羞涩，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但他就是那样，他可以很笔挺严肃目不斜视地讲实验操作的某一个环节，总是清晰有致，然后忽然低下头轻声说：大致就是这样。我也偶尔想起Dan。他和我同一年离开西雅图。总是这样羞于索取，难以自然地步步为营，却又不忍放弃。有时候我想简单粗暴地总结，说我们不过是懒惰，也许是无孔不入的虚荣心，想摆脱虚荣心的虚荣心啊。可是我们在留恋什么？是科学之美？还是长久的训练使得我们的虚荣心依赖脑力劳动的自得其乐，自以为是的快感？
我有些职场的朋友，比如Nicolas。49岁，罗马尼亚裔，医生并在学术界有很好的职位和地位。非常高，身材完美。棕色眼睛，脸瘦，牙齿整齐。灰色衬衫前三个纽扣打开，里面有一条黑色木珠项链和一条色麻线编织项饰。袖管非常专业地挽着（两次二分之一），小臂毛发重，细长肌型。手指干净，经过激光处理无汗毛的手指，却没有戴婚戒。我原以为他是典型的职业的教授：成功推销自己以获得基金；只讲听似建设性然而毫无益处的话。然而不是。他不接受恭维的玩笑，不配合职场的脱口秀。他指出所有让我心虚的结果，断言前进的不可能性。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也肆意抨击。我也只能放弃表演。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喜欢你现在教授的职位吗？立即回答：“当然不，但这是我无法逃避的职责, 解决生活负担的优化条件。在这个职场，人们都在编辑谎言。我为妥协而烦躁。”他有五个孩子，包括一个自闭症患者。两个与前妻在丹麦，因此他也是丹麦的客座教授，每年有三个月在丹麦过生活，其他九个月在新墨西哥州陪另外三个孩子。要多么有力量才可以抵抗这么多年而不被湮灭。也许他不过是个复杂又简单的普通东欧人。我们要与他合作之前，Bill说：“Nick是业界认可的，我私下问过他的同事，他不是简单地只说负面的评论，虽然非常保守。”Bill的话，一层层剥开来都是不信任。
只有六个小时的会，在困倦中格外漫长。会后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给娜米打通了电话。她似乎已经平静了，并且想回避谈话。她默默地而又懒散。2012年春节，娜米约我在旧金山的春节灯会和她见面。那是在我们都经历过各自不幸的一年后。旧金山最陡立的山坡。曾经有一本儿童书讲一辆缆车为了摆脱轨道，从这个山坡飞奔下去，在海边它遇见了一只想乘缆车的中国龙。这辆缆车后来试图把这故事讲给朋友听，却总是被嘲笑那不过是幻想。旧金山的中国城，卖翡翠的首饰商店，镂金镶玉狮子的家居店，胭脂颜色的叉烧店。街头是脸干瘪的广东籍的老年人，他们的眼睛也没有水光。准备舞龙狮的中国少年说ABC特有口音的英语，你会想他的父母是谁。何止是幻想荒唐。
在这荒唐里，我年轻时的朋友，套在灰色的羊毛裙里，孕妇的荷尔蒙焕发了她的表情，在兴奋和乏味间变幻。她瞟了一眼她选定的街角的孟月咖啡馆，又回头看看舞龙舞狮的人群，说：“走吧。”几乎要穿过马路的时候，她弯下腰把左脚的鞋踢掉，说：你看我竟然穿上了袜套，居然很舒服。然后我们狂笑，像多年前她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一条裤脚绣花的牛仔裤。
在春节花市我买了一盆水仙花送她。一如既往地她追问水仙花的来历和正确发音。我不耐烦地说：就是“花”，然后我想起来我以前给她讲庄周晓梦迷蝴蝶的典故也完全讲错了。临别前我帮她把花固定在她的车后座。座位底下有一个踢翻了的盒子，散落暗黄色的药块。她见我看见了，就坐到前座关上车门。我摆摆手便走开了。我知道她以前的药物依赖症。她婚后似乎更严重了。有一种不善意的猜想是他们因此彼此相吸。我对她讲过一次我还想再见一次我爸。其实那只是当下的一句话。可她说，你可以做到，但你不去做罢了。我知道她指什么。她接着说她见到她的膝盖上长出一棵仙人掌，然后慢慢开出花来。在我必须要回答她一句话的时候我只好说：那不是幻觉吗。她故意混淆是非地说：哪里是幻觉你如何分得清。那一瞬间我甚至厌恶她。放弃意志力并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期望她最终不要放弃尊严。
2012年夏天Emory出生了，幸运的是个健康的婴儿，她便是一个正常的不知所措又自信的妈妈。偶尔地，她强求我承认她仍旧是可以光彩夺目地重回职场，懒惰到不思考的地步。2013年底，她第一次打电话讲Larry的出走。接下来几次也是同样的，但我们从来不说原因。她开始喜欢相信一些奇怪的理论，平行空间和人记忆的存在。都是回避的方法而已。
她像我过去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总找出来看看。她萎谢了，再也打不开来。是的她就是千百万种没有了青春的荷尔蒙的人群中的一个。也许我也一样萎谢了。我再不要将她强行地认为特别。我们曾一样懒惰，谁也帮不了谁，更不能妥协。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膨胀，有了交集，现在萎缩了，就再不必碰到了。生活沦陷在每个角落。还有什么赞叹。其实在成年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更多的荷尔蒙才能不会死亡。你能简单地说这是遗传密码。那么真正的魔法是什么？
荷尔蒙控制的还有爱情。永远消失的，年轻时可以拿出来欣赏，可以拿来摆设的爱情；我们都经历过的年轻的爱情，高荷尔蒙的时态的爱情。连冷静的博尔赫斯都要说：“我将试着犯更多的错误。”在西雅图的寂静的五年里我最爱的一本书是艾迪斯·华顿的《纯真年代》。看了很多很多遍，然后感叹：命运就是如此。经常坐在八楼西窗的暖气旁边读，想象最坚强的爱情是永不相见的爱情。有时候也会荒唐地假设他们把人生当作社会学心理学测试。在《纯真年代》里，Ellen对Newland说：“I am enduring it.”那些年里我总以为这是最凄美的时刻。可能那时候觉得生命无限长，浪漫的事情是再好不过了。现在不再觉得了，因为其实只有有限的事情可以发生，浪漫可以顷刻间变成笑话一样。好像也不再喜欢这本书，虽然读了很多很多年。这些都离我远去，也许是我们衰老下降的感受力。很多人以成熟的语气对我讲，爱情，或是情感的纠葛在这个年代是乏味的，不值得提及的。我年轻的时候也自以为是地否认。而今它像车窗外的雪花，然而随时可能被放大想象的雪花，会融化会消失，可你不能否认它曾经出现在梦里，只是羞于向往，或是再没有精力面对。
那么请正视孤独。最简单的道理反而会被忘记。精神进步是要在孤独的独立中完成。当所有的谈话或交流过去，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孤独。我有时候看见自己坐在爸爸房间的红沙发上，身体上升，没有期盼。即便我非常努力，强制强加了情感，幻想，可是剩下的仍是虚无。还有就是音乐，简直强化了孤寂感，那孤寂感恰恰是好的，让我沉醉。我甚至觉得孤独是不让人羞耻的，其实是好的。可是我仍旧害怕时光的流逝，我害怕生活只有一个答案。但是，亲爱的，谁也不能帮助谁。又有谁不在异乡？
雪仍在下。我坐在机场的落地窗前，看来来往往不知道名字和功能的地面服务车。想起可以随意说出每一种战斗机名字及细节的三木。他更像一条鱼，总可以浮着，也不疲倦。因为鱼要永远浮着，总半脑在睡，另外半脑是清醒的，但似乎我总是在阅读他正在睡眠的半脑，忘记他在想什么。很久很久的飞机，从东岸到西岸。昏暗的灯光，嘈杂寂静。
深夜，以往寒冷的旧金山似乎沉浸了湿热的空气。从旧金山机场开车回家，经过红木城，我便松一口气，心里一直想，快到了。我打开门，卧室的灯亮，三木已经睡了, 像在大学男生宿舍里那样。我坐在床头的地板上，背对他。许多年里，我什么答案也没有找到过。火车的声音从两公里外传来。
第八章 未来
从费城回来第二天早上，我站在窗口，看到十几只蜂鸟同时落在厨房外的枯枝上。那是一株玄参科大叶悬鱼草。其实是灌木，枝条很容易折断，深灰色。大多数的时候悬挂着深紫色的碎花，叶子也是暗淡的，统一的诚实不狂躁的样子。那些小的蜂鸟啊。因为它们的体积很小，总像是灵魂要破身而出。透过纱窗的网格它们暗红色的翅膀的颤抖，像撩动了薄雾。我想起夏天里北新商店门前，半跨在自行车上，用钥匙撬开冰冻的玻璃瓶可乐，短暂的薄雾，那是二十年前。
每一次想起二十年前的夏天的北京，就想起《青铜时代》里讲的上古年代。有时是闷热，或是热风，而一教楼下的热水器总是滴滴答答地漏水。脖子总是粘着头发，水房里弥漫食堂的味道，总想着去找物理系的哥们要多余的澡票。那个叫姚诗的家伙，夏天也穿着牛仔服并且永远不用澡票。他会在晚上十点在我宿舍楼下打传呼，然后非常高又细弱地倚着别人的自行车。他近视也许有一千度，永远有眼屎，长指甲。传呼我就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东云，炼乳非常有营养，你经常生病，应该吃炼乳。”如果用从一到十评估精神错乱，姚诗一定是最高分。他祈求我姐在人大找联谊宿舍；经常无缘无故地说：姐姐很喜欢我。像和我争宠一般。我连嘲笑的精力都不想用。每当他讲起他所谓的爱情，我就大笑说他妄想症。他像一块口香糖，粘在我的大学生活里。我高烧的时候，他把我背下宿舍楼，用自行车送到医院。我们两个都向往有很多很多的亲人可以爱。他没有，似乎。我和他争吵了很多年，一直吵到美国。最后一次打电话也是很多年前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在报纸新闻上听说了，我就打电话过去。他在睡梦里（和幻想一样）说：“我结婚了。”我问：是和男人吗。他说：“皆有可能。”现在他完全消失了。大学里许多许多那样的青年，在北京夏天的热风里，拎着饭盒，或是旧书包，心怀彩色的梦，在仓皇间躲过四年。
为什么回忆的片段总是无端地飘过来？那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们都飘散着，似乎没有牵挂。按照量子纠缠理论，这是我与我过去的隐形传递。让量子力学和数学解释生活，来得多么繁华，但依旧无法打动我。并非我要在科学与信仰之间画上界限，而是我两者都不选择。
因为去费城前荣树的信听起来情况很糟，我发短信过去询问，但始终没有回音。我毕业离开西雅图的九年里见到过荣树两次。2011年的冬天我从北京回来的路上收到他的短信说他在夏威夷大岛开会。因为早就听说他病了，于是坐第二天的飞机去见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机场和会议在岛的两端。出租车一路过去，黑漆漆的火山岩上悬挂巨大的星星。总是想象这是漂浮在太平洋上的一片火山，就更没有了方向。方向似乎只为大片的陆地存在，连在太平洋的上空也没有方向。想起韩剧里的一句台词：你见过飞机开方向灯吗？渐渐地看见小路上的火把密集起来，便是会议酒店。
会议酒店的大厅里仍旧有几小组不放弃社交的人群。非常多的这种情形下，我很怀疑每个人都有功利的目的，不过是怕寂寞。那个密歇根姑娘，窈窕地立在其中。如果此时我想加入她的小圈子，不过是好奇她如何在羞涩知趣和自信圆滑之间转换。可那个好奇心抵不过困意。然而夜半一点，收到短信，终于见到荣树。五年了，他其实还是那个样子，暗黑色的脸看不出年纪。有些胖，胖得有一丝让人难堪的自以为是。他说他得的病是罕见病，世上只有几千例，是结核病毒侵蚀了脊柱，只有止痛药可以缓解，所以原本的酒精药物依赖都有了借口。荣树仍旧喜欢讲我们当年的北京之行。没有掩饰的自然的自信的人才喜欢只讲快乐的事情。很多年里，他几乎没有讲过任何抑郁的话题。他可笑的安全感不需要怜悯。我提醒他在北京的时候他在出租车上学会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并且掉进那个调子里。
Casey也来了，同样是五年前轻快的笑容。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会计女友。他说：“我自信了，因为不谈抽象的问题了。”然后又笑说：“是我老了吗？”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父亲，然而Casey说他现在最亲密的人是他继母的现任男友。“是的，他引导我。”我告诉荣树和Casey：“我在申请教授职位，所以来社交，但是表演的压力太大，已经发起烧来。我不是好演员，你们稍好些。”我们三人大笑，填补时间的空档。
茉莉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头发随意挽在脑后。我和她是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疲惫。她不再像当年那样紧绷的兴奋感和愉悦的迫切融入感。我有一个非常卑鄙狭隘的观察，中年人荷尔蒙的降低在智商不很好的人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稍微聪明点儿的人也不过是找到了巧妙的遮掩。
接下来的春夏去过很多地方。在波士顿的匆忙间，在夕阳下，看见和我同桌六年的又瘦又苍白的男同学。他推着婴儿车，里面又一个与他眉眼一样的小姑娘。每个秋天我总是向往北方。有时想起自己曾坐在菲尔维尤的小窗前，看北方的秋风里明净的空气。于是2012年的秋天，我带小孩回到西雅图，却忘记了雨季。我们住在城中心非常高耸的酒店房间里。在阴雨中，什么也见不清楚。像小的时候吃过的一种猪皮冻，半透明的胶状物，里面有些方形的颗粒，就是那样的。
驱车向北，去荣树的家。读书的时候经常来，但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一个区其实在山上。山下是贯穿南北的一号铁路，正对太平洋。我们在大雨里敲门，很久没有人来。茉莉从泰国带来的大女儿乌玛游泳回来，看到我站在门外，笑眯眯地说：“我记得你。”她已经不是那个六岁的心虚的小女孩，已长成身材苗条的十三岁的少女。荣树，躺在床上。他因为止痛药使用不当而从阳台上跳下去摔断了脚。他的小女儿玛雅，蹲在墙角始终一言不发。我的儿子很喜欢他，他说起话来依旧有吸引人的活力和魅力。但始终不承认药物的依赖症。我只庆幸他已经是终身教授。倘若荣树知道项羽的故事，必定将自己比作他。但他再也不成画，只是这卑微里最卑微的。命运对他残酷吗？只是一个不幸接着下一个。在每一个风暴里，他都佯装没有看见。他都自大到不允许谈论。然而如今，他只是躲了起来，因为已经破碎了。周围每个没有他敏捷的人都想在他们没有严重缺陷的相貌上找到心理平衡。对他蛮横的忍让其实是有廉价的怜悯。友善都非常残忍。
在西雅图南面的直接面对太平洋的公园里，还见到了我读书时的老朋友。我们故去的共同的爱好是裤子。她的第一个孩子和我孩子同样年龄，很快便互相追逐起来，忘了风景。那大女孩穿着白色的毛线裙，鬈曲的棕色短发贴在结实的圆圆的头上。小的女孩子似乎更懂得人情世故，对我挤眉弄眼。夏威夷或南加州海滩的日落是热烈的，游客的。北太平洋的日落悄无声息，太阳像被拽下去，也没有人观看，我仿佛听到咚的一声。回头望见三木更是若无其事。想起电影《绿光》的结局。多绝望啊，最后去相信一个没有原因的信号。
我们在西雅图游荡的一周里，没有见到太阳。大学区的每一个餐馆都和七年前一样，杂志社还是卖一样的明信片。在这个城市里，我曾以最孤独最自信的脚步走过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膨胀的感受力在不必倾诉和交流的状态下全部输入内存。竟然要感恩。我们在书店度过了三个小时，看蜘蛛侠的漫画书。书店的对面是Big Time酒吧，曾经烟雾缭绕的桌球厅因为被禁烟，看起来非常萧条。在寒风的夜里冲到中国城去吃拉面，竟然也只有我们是顾客。仿佛一切繁华都随着阳光褪去。第二天早晨的暴雨里，我们观看了年度最大的游行。
2012年冬天以后，荣树不再写信。我和小坦说起这些。她说我始终不肯承认是什么驱动命运，始终不肯承认人的目的性，还有那些心底的秘密和奋力挣扎。我总想：“这都没错，就连我此刻和你说话都可以细细划分出很多目的。可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以至于可以说丧失了目的性。”因为这是必由之路，我愿意忽视目的，忽视秘密，我不严肃，因为严肃也摆脱不开目的。可是把命运形而上学到时间和空间里，也就是写内心的东西，也是安慰人心的一种途径。我没有一个一定要相信的愿望，但我向往全方位的诗意。在体会一首诗，或是有了表达的空气团的时候，比一切爱情都美好。可那样的瞬间是多么少，也许可能因为少才格外珍贵。当我回到现实的中年人的生活里，我从没有过一颗自由之心，更无法与命运抗衡，但是因为有一点点诗意的企盼让我觉得生命有多不容易。这也许是我心里的秘密。
十年过去了，已是2014年的春天。在这个气候温和的城市里，夏天也悄然而至。我爱这温和，又厌恶它。突然间，微信的时代带来了所有以为消失的人，一切都有了坐标。那个冬天风雪里最后见到的初中同学事业有成，他对我说：“是啊，我的孩子都已经读初中了。”我遇见了高中时那个热爱刘海的同桌，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我们形同陌路；二十年未见，竟陡然间发现他是另外一个我，胆怯而又有勇气的我，何其惊喜！我们的过去也许像未来一样不可知。还遇见了在大一时经常给全班女生写情书的南方人。他依旧心怀浪漫，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的两封信里写了什么。我说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你想和我交朋友，这样可以帮助我学英语。而且你邀请我同去圆明园。”那个年代每一个北大男同学都向往圆明园。我去机场接他的要来伯克利读书的十七岁的外甥。看那个年轻人走过来，带着和他二十年前相似的面孔，一样的聪明机智，只是完全没有羞涩。我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青春。
每个秋季的梦和梦魇交替在偶尔的秋雨间。孩子问我做了什么梦会这么疲惫。我说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鸟在太平洋上向北飞，飞得漫长没有尽头，因为看不到陆地，小岛，甚至船。他有些遗憾我梦的乏味，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游泳。”我说：可是我变成鱼也不过如此，总还是要试图与重力抗衡。意识是测量问题的根源。
刚刚开始落叶的八月的中午，我手机罕见地跳出短信。是荣树，他说他在山地另一边，请我过去。没有任何犹豫，我翻山越岭去看他。就坐在他对面，看他竟然是健康的消瘦的样子。他说是的，一切不好的他都清理去了，整个春天他都在与疼痛导致的药物依赖抗争。居然轻描淡写！他有两个心脏在搏动，无法遏制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就在我对面！我攥着手。现在他要去纽约，找到了更好的系主任的职位，成立新的计算中心。他非常现实地问我是不是考虑那里的一个职位。我想都没有想就说：“怎么可能。”他说你再想想，你有时懒惰害怕变数。
其实我每次见到荣树都会谈科学。在这个时代里诚实地做学问已经非常艰辛，我们都出售了自己。可是还有那么一点点努力也要保留。做好的诚实的科学，因为这永远是进步的原动力。这样的话，居然是需要勇气才能诚实地讲出来。
他已经不做音乐了，他第一次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要放弃。专注，能量扩散开去感受力会弱。我仍旧相信好的科学，好的逻辑。”突然想起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为去看WASP演唱会搭灰狗去弗吉尼亚，想起他地下室里倚在墙角的终结者Ⅳ。我说：“音乐于我而言只能解决短暂的问题，更只是麻醉。是的我经常在困惑中麻醉自己，像在和上帝的一场单恋。上帝有一个答案，我并不想知道，却在每一个暗示中陶醉。”但终究要问“是谁把我们留在这里独自悲切”。但还好我们有一个悲伤的理由，而且宁愿一切都在悬空，没有答案。
现在我可以直视他。他说，你看起来更快乐。我说：“是的，我过得很好很满足。偶尔地我惦记我妈妈。”突然我想起来，于是说：“其实这两年里有时忧虑你。”他坐直，第一次我们谈药物，谈过去的灰暗的日子。他说：“那个经历我当然希望没有过；但是我现在好好的。”我低头看到他的红色的鞋子，问：“是蜘蛛侠的？”他回答：“我担负比他要重要的使命，然而我们都会死。”我说：“死后呢？”他说：“最终我们的大脑控制着潜意识，再没有别的了。”灵魂这个词在我和他这里永远是用“潜意识”代替的。“正因为如此，在大脑死亡前，要努力跑。”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小小的麻雀飞进来，落在我靴子边上，用力啄了一下，拍着翅膀飞起来，从棕色的玻璃门飞出去。顺着昏暗的玻璃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我眼睛下面曾经有一块黑色的斑，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五年里。十年来第一次，他说：“可以想象你作为年轻女孩子的处境。因为很显然，我只有一只眼睛。可是因此，我会格外欣赏对称之美，也许比常人更懂得。”像突然一滴墨水在水面化开，觉得从此可以随意地对待他，那样的爱像一个无形之物，自由自在。
秋天的万圣节，我在游行的快活的人群里看到我小孩穿着绿色的忍者连身服，因为太热的缘故，他脸上的面具被推到头顶，闪着一双可笑的小小的黑眼睛。我问他：结束了吗？他跳出来，拉着我的手，头也不回，没有一个留恋的表情。他心里也不要盛世萧条。我们走在秋天无比美好的色彩里，落叶的声音传到了很多年前，在没有名字的吊桥上，自行车碾过落叶。我想我为什么总是用想象的美好包裹我的生活？这竟然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感情。我想写下来，给那些也用虚幻的人。虚幻也并不可怕，如果不是虚荣。生活是没有幂的矩阵，是无解。然而我想给我的孩子看我曾经在感受力最蓬勃的年月里留存的记忆。因为于我而言，这些感受力是我体内基因带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今年春天我去过西埃尔的落叶湖。四月十九日的那个傍晚，在小木屋的窗口，我忽然想起来，这是2011年春天梦境中的那一片湖。
注释：
[1] 引自卡尔·桑德堡。
[2] 歌德：《流浪者之夜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