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何玲的二十分钟里，我盘算着如何迎接她。拥抱她，或在她额头上轻贴一下嘴唇？如果她不愿意，握握手也能了事。至少我该微笑，这样即使没话聊也不至于尴尬。我准备好开场的话，“火车上很累吧，你能来真好。”望向窗外，我练习了两遍，厚玻璃上落了一层浮影，好似有人在隔窗眺望。他和我一样，戴副眼镜，领口紧紧的，严肃的神情让人想起保险销售员或是一名教师。他二十五岁了，先前谈过一次索然寡味的恋爱。这一次，他理应小心翼翼地有所期待，但他始终觉得，还有太多的不确定。
何玲进来时，咖啡馆里正响起奥芬巴哈的《船歌》。她化了淡妆，穿了一身牛仔。她微笑着，把头发拨到耳后。这几年，她大变了模样。她的美丽足以让人产生一点压力。我起身迎接她，顺手扯平衬衫袖口上的褶子。她放下包，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一阵心慌，刚才准备好的神情僵住了。她在我脸上寻找什么？她会不会失望？啊，我的下巴，出门时竟忘了刮脸，早先捻断几根也好，可现在来不及了。她在对面坐下。我们七八年没见了，我脑子里跑起火车来：西北读大学的四年，在上海待的三年。“火车上很累吧，你能来真好。”我没有说出口。还是不说为好，这句话有些违心，太过刻意。一阵不自在，我胡乱抓起菜单，假装寻找合胃口的饮料。
我们问了彼此的近况，话语里保持着陌生人间的客气，她一句，我一句，四五个来回，两人就得刻意找话题。谈起她服装公司的趣事，我故意笑出声来，笑完后，眼睛又回到菜单上。她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站起身，坐到我身边。她衣服上有股火车厢里的气味，烟草夹着少许的汗腥。分开种种气味后，我闻到她的体香，气息若即若离，想要辨别时又消失了。我想到那个下午的体育场，全年级都在跑步，我绊了一跤扑到何玲背脊上。那一阵乳香和汗津的混合味至今仍不陌生。
“晚上回家吃个饭吧，”我说，“我妈说的，如果不急着走的话。”
“好啊。”她想了一会儿说。她不介意第一次见面就去人家里。
走出门，我拦了一辆的士。后排幽闭的座位上，她的手搁在我的手心里。高中递试卷时，我有意触碰过这只手。只有肉肉的指边，我也会心满意足。我想起中学时，每到周五晚上，我和同学们骑自行车站在十字路口。等到一辆卡车，我们猛踩脚蹬子追上去。抓住车尾的把手后，跟着卡车跑去邻县滑旱冰。有一天撞上了三轮车，我爬起来，又哭又笑，对身后的人大声喊：我还活着。有个人来扶我，回去路上，他一手推一辆车，我的那辆是弯的。深夜，我们站在路中央学马叫，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那时我住在舅舅家。平日里，吃饭、说话都很小心。有天晚上，我踢翻了表妹的玩具马，她跟我吵起来，她只有十岁。“回家去吧，不要待我家。”她说。过了一会，她用那句话编了一首儿歌。她扎了长辫子，蹦跳着，一边唱歌一边拍我后背。把我送到了门口，她才满意。那晚，我去教室过了一夜。大概就在那时，学校分了文理班。有个女孩坐在我前排。物理课上，我叫了她的名字，“王红，我借支铅笔。”她递给我，“王红是我同桌，我叫何玲。”她冲我笑。我看倒了座位表。两周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夹在她的语文书里，第二天，她给我一张纸条：我不会给你回信。
我望向身边的何玲，商场的霓虹灯照进来，在她的脸上映出五彩的光。我感到眼前的她并不真实。我轻轻搂住她。她扭了扭身体，找到了舒服的位置。她闭上眼睛，有些疲倦。谈起过去的经历，她总能用一句话带过，“年纪小，不懂事，没什么大不了。”电话里她这样说。
大学宽松的环境解放了她的天性。她报名了十多个社团，她经常搞不清去哪间教室开会，她去文学社报到，会议结束了，她才明白，这是志愿者协会。主修半年服装设计后，她有过一阵去巴黎看服装展的冲动。为此，她看了十多部法语电影，还去外语学院旁听法语课。她换了几个男朋友，她的恋爱跟她风风火火的性格一样，步骤简单，却切中要害。见面、看电影到同居只要半个月。平时，她只做三件事：上课、逛街、做爱。到了假期，便只剩两件事可做。毕业后，她把爱情抛到一边，独自去南京做起了服装生意。
春节同学会上，我听人谈起，她工作后又谈了一个，谈了几年，是最长久的一次。传言男方得了肝病，家里劝她分手，她当场跟父母断绝了关系。有一年时间，没有人能找到她，网上也没有她的动静。后来，有人说她回苏北县城相亲了，见了三五个家境殷实的男人，可能快要结婚了。
两个月前，她突然联系了我。一开始，她只是作为老同学来忆旧闲聊，后来她模仿普鲁斯特问卷，提出各种古怪的问题，这些提问逃不出男人和女人。我回答的每个问题，她都会提出反驳，好似她对什么都充满怀疑。最后谈到婚姻，她说她不愿再相信一个人。
那些问题之后，她每天给我录一段声音。有时她在浇花，有时在跟猫聊天，她还模仿《玛丽与马克思》里的大段独白。最后一次，她录了两分钟自慰的声音。她让我给出客观评价，我拿下耳机，全身燥热。那时我就知道，她很快会来找我。
我们进屋时，妈妈在厨房里忙活。她新剪了短发，穿一双带熊头的拖鞋。她在学校教书，跟孩子在一块，她也跟着小了。她欢迎何玲进屋，一面问我发型怎样，我摇摇头，她白我一眼，掐我的胳膊。小熊跑来，它嗅嗅何玲，又嗅嗅妈妈，似乎她们身上有共同的气息。妈妈从鞋柜里掏出两双拖鞋，问何玲喜欢哪一双。她今天新买的，还一次买了两双。平日里，她喜欢剪纸或是看动物世界，现在她倒热情起来。屋里茶几上准备了热茶和干果，地板光亮照人，柜子上的吊兰刚喷了水。安顿好何玲，她拍我肩膀，邀功似地小声问我是否满意。她从没对人这么热情过，爸爸的朋友来家里，她只是做好饭，冲他们敬杯酒便躲进卧室。看到我连连点头，她挥舞着锅铲进了厨房，看着她的后背，我想到考上大学的酒席上，主持人让我说几句。我握住话筒，“那十年……”我忘记后面的话。说完，主持人偷偷拍我肩膀，指向台下，她正趴在桌上。
我打开电视，一家卫视正在播留守儿童的访谈节目，我瞥了眼厨房，她没有听到，我慌忙调去纪实频道。屏幕上站满了企鹅，何玲喜欢看。我拿着遥控器去了厨房。
“他呢？”我问。
“喝酒去了，”她说，“你打电话看看。”
“算了，不打了。”我说。她不作声，埋头炒菜。
大约到了八点一刻，她端出一盘烧鹅，客厅里溢满香味。她擅长老鹅烧土豆。中午吃饭早，我肚子早就饿了。“真香啊，”何玲去厨房帮忙，出来时，两人说笑着成了朋友。“电视别看了，去倒点可乐。”妈妈嘱咐我。我找来纸杯子，斟满后，拉椅子坐下。菜上齐了，妈妈提议先干一杯，这时烤箱响了，她抽出蒸蛋摆到桌上。她酝酿着要说什么话，脸先红了，开口前，她又打开冰箱，捧出冰块格。“加冰，先加点冰。”她用筷头捣开冰块，推到何玲面前。她在家里没停过手。我敲筷子，“快说，快说。”她憋足劲，面颊通红，“没什么要说的，以后经常来玩。就当是自己家一样。”说着一挥手，“别的，年轻人的事，我就不说了。”我们一道举杯。妈妈给何玲夹了块鹅腿，讲起我小时候。顽皮，黑成炭。她说我打小没人管，自己长成了野孩子。
现在有了安定的住处，她能把那些事当故事讲了。前几年，她跟着爸爸四处搬家，说起过去总是很谨慎。我快上高中时，他们住在火车铁轨附近，经常闻到化工厂里的硫磺味。之前，他们在河边的渡船上还住过。暑假里，我在看《三国演义》，用粉笔画吴蜀魏的地图。闲下来时，我看到妈妈在望着远处的火车，她会说“今天车厢最多的有十六节”，她也会说“往北的比往南的多”。
“我应该见过你。”何玲说，“家长会上，你来过吧。”
“不会的，”妈妈说，“不是我，那是他舅妈。”
饭桌上沉默了。一阵粗鲁的砸门声，我以为是收物业费的本地人。开门后，爸爸站在走廊里。他脸色惨白，衬衫衣扣散了。他举起拳头，向屋里郑重宣布，“我没醉。”看到何玲，他愣住了。酒精让他的反应变慢。妈妈扶他去卧室，他推开她的手。他晃悠悠走过来，整个身体倚到桌子上。桌子有力地晃了一下，菜汁漫出来。我望着何玲，她没有看他，她把碗里的鸭肉撕成一条一条。爸爸拿来妈妈的杯子，伸到桌子中间。他站不稳，可乐洒进菜碟里。
“我有三件事要强调，”他把客厅当成了学校会议室。“第一件事……”他说，他竖起三根手指，“错了，错了。”妈妈摁下其余两根，“第一件事。”他又弹起那两根手指。“热烈欢迎，热烈……”他停顿了，凑到妈妈耳边问，“她叫什么来着？”他轻声问，自己先笑了。“姓何，叫何玲。”他抬起头，“热烈欢迎何玲。”他欠着身子，要跟她碰杯。何玲规矩地端起可乐，“谢谢叔叔。”她说。爸爸碰一下，没有碰到杯子，他弯下腰，努力碰了两下才听到声音。喝完可乐，他愣愣地看着杯子，“我还以为是酒呢。”
“还有两件事呢？”妈妈笑着问。他坐下去，支住脑袋，身子摇晃，他想不起剩下的事。
我双脚蹭着地板，在裤腿上小心地划着“烦”字，划了两遍后，我又划其他的字。我没有在他们面前说过这些话，只是手指在不停地写。何玲推我的手腕，“我给你加点可乐？”我点点头。
爸爸放下胳膊，趴在桌子上。他小声说话，没有人听得清。我去接了温水，推醒他。小熊跟过来，他喝了口水去摸小熊。“小熊啊，小熊，你是第几条小熊啊？”他掰着手指，“一条，两条，你是第三条。”小熊似乎听懂了，舔他的手腕，“老了，我们就让小熊陪着。我们不指望你。”他摸小熊的头。我望向何玲，何玲正看着妈妈。
“又说醉话了，一会还要唱歌呢。”妈妈说，她架起他，用筷子敲他的头。走到卧室，她背手关上门，声音响亮。有那么几秒钟，我以为她会永远离开我们。她大概还没有走出从前的阴影。我想到读大学的第二年，爸爸坐火车来看我，住在宾馆里，他说起妈妈。“站在河边怎么也不肯走。”我觉得他是想说那件事才来看我的。
“我爸也经常醉酒。”何玲说。我握住她的手。卧室里传出争吵声。
妈妈回来时，桌上的菜还热着。她坐到何玲身边，给她舀了一勺蒸蛋，嬉笑着说，不用管他，我们吃我们的。坐下后，她抱怨爸爸醉酒，数落他的各种缺点，不做饭、不会换灯泡，刷牙声音很响。“他一刷牙，一栋楼的人都知道我们刚起床。”大家笑起来，饭桌上恢复了原来的气氛。妈妈去厨房盛饭，我跟了进去。她的眼神暗下去。
“不去管他，又不是没醉过酒。”我说。她深吸鼻子，饭铲捅到锅底，她挖着米饭，在锅沿上碰出梆梆声。
“一醉酒，他就乱说话。”我说。她把碗递给我。沉甸甸的。
“把鹅吃完吧，冷了就不好吃了。”她说。
晚饭后，何玲跟我走进卧室。她打开挎包，掏出一沓信封。我随口跟她说的，她当真带来了。她回老家相亲时翻出来的。我深信，何玲是看完信才想起了我。
“以后闲了翻翻。”我说。我把信放进写字台的抽屉。
她从身后抱住我。她抚摸我的后背，轻轻把我推到床边，她脖子上出了微汗。我并不心急，只要按部就班就行。可何玲打乱我的节奏，她亲吻我，脱掉我的外套，拧开皮带扣。我感觉到身体的一部分正在融化。多少次，在彼此交缠的幻想中，我揣测她身体的起伏，我以为内心囚禁多年的小鹿就此撒起野来，但它只是隔着肋骨远远注视而已。可以想见何玲摸到软绵绵的那里时该有多么失望，她会给我一些鼓励吧？但她期待的一切都落空了，我为自己的毫无反应而羞愧。我回忆电影里一些画面，只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我使不上力气。为了集中注意力，我搂住她的腰。她没有了动作，翻身背对着我。怎么了？我问。她的耳垂柔软，我捧起她的脸，她的鼻翼支棱着，眼睛里溢满泪水。
“对不起。”她说。我亲吻她脸上的泪，她安静了，“我只是觉得自己真可怜。”她吸了吸鼻子，“以前都是别人主动的，现在我都得求着别人。”
“都过去了，不是吗？” 我说。
“我没有力气了，我没法再爱一个人了。”她搂紧我的脖子，“我不爱你，不爱你。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她痛哭起来。何玲曾在电话里问我是否介意她的过去，我没有回答。过了片刻，她说起了王铭，她工作后谈的那个男友。她说她都不知他是死是活，只记得床上朝墙睡去的背影。她以为自己会死守着他，可她无法忍受伺候人的生活。不能接吻、连一只杯子都不能共用。
她躺在我怀里，哭了一会。她擦干眼泪，摸进我的裤腰，“我不想做了，对不起，我给你做，给你做好不好？”我亲吻她的额头，抽出她的手，摁在胸口。
“我们看个电影吧？”我说。她点点头，“看吧，我陪你看。只要不是爱情电影就行。”
我挑了部动画片，何玲缩进被窝深处，影片播放到一半，一群猴子在空中架起大炮，对着追兵发射香蕉，楼顶上落满香蕉片。何玲睡熟了，鼻息里的热气熨着我的脖颈。她的脸陷进枕头里，我想去吻她，身子却转不过去。
我下了床，站在写字台边。我擦擦桌面，翻了两页书，停顿一下，终于拉开了抽屉。信封发黄，有几处细小的霉斑。一阵强烈的幽闭感将我包围。我想到有一年夏天，在深海潜水。水压不断上升，胸口快要窒息了，海面变得格外遥远，只剩一块亮斑。黑暗围成四面墙壁，把人困在逼仄的空间。
毕业后，我再没走进那座公园。多年前，一名高中生久久地站在那里，对岸的路灯，像一团团萤火。有一年春节回舅舅家，我从大巴上看到公园里有好几辆警车，挖掘机停在人工湖边，机械手臂展开着，正在河里打捞什么。
我深呼一口气，去外面接水。客厅里昏暗，妈妈躺在沙发里，不知醒着还是熟睡了。我常看她躺在沙发里，有时带着小熊，有时裹一条毯子。她的睡眠很轻，楼下说话声或一声狗吠都能惊醒。我不想打扰她。就着窗外的路灯，我端起茶几上的瓷杯。沙发轻微地咯吱一声，她睁开眼，唤我一声“儿子”。我想起爸爸也这么叫过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跟着他去乡里小学读书，他在那里当班主任。上写字课，他来班里点名，点到最后一个，喊道：儿子。我躲到桌子底下。同学们笑成一片。他跟几个本家亲戚吵架或是醉酒了，也会喊，儿子、儿子。后来没过几年，他们就来了南方。妈妈从没这样叫过我，她只会叫我小名。
“没有好节目吗？也不看电视。”我说。
“不想看，怕吵到你们。”她顿了顿，“我正好想点事。”
“什么事？”我问。
“也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她说。
我坐进沙发，没有接着她的话往下说。待在黑暗里，我感到片刻的放松。妈妈握住我的手，我一紧张，缩了回来。她的手在空中搁了一会，放回了原位。
“还好吗？处得。”她问。
“可能要住两天。”我说。
“随便你们。”妈妈说。
“我想让她住两天。”我补充说。
妈妈不说话，呼吸声重了。客厅里吹进冷风，我去关严窗子。空中没有月亮，不多的星星在夜云里，汇成一条浑浊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