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陈集益，是在2010年。那阵子，我正尝试写小说，没事就在一些文学论坛上潜水。而“集益”这个名字，也就在那时进入了我的视线。我认识的人里，名字有“智”、“康”或“财”的，但“益”的却只此一个。集益，集益，集思广益，想来倒颇有武侠里的“无招胜有招”之感。
之后的两年，我被夹裹在各种世俗琐碎之中，停止了写作，而“集益”这个名字终和其他作家一样成了一个抽象而遥远的符号，与我不甚相关。因此，当有一天，我同这个符号建立起了联系，并与之畅谈文学、生活，那种心绪的复杂程度，你可想而知。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容我将时间倒退，回到我和集益交流前。那时，我已经恢复了写作。有次，在《浙江作家》的微信公众号里“见”到了他。照片里，他蓄一头长发，脸上露出一种羞涩得近乎纯净的笑容；另一张照片里，他的头发愈长了，随意披到了脖颈处，他拿笔专注的神情，竟有些“病态”的美感；而他剃着光头的那张半身照，眼神中带着不羁，仿佛能洞悉、刺穿一切，更让我联想到了古惑仔。倘若再进一步观察，你还能觉察到这不羁中透露出了一丝困惑，对世人，对世界，乃至一切的一切，而这种本能而又执拗的不羁与思考，便构成了他小说中的原色。
《往事与投影》写于2002年。小说通过少年的一双眼睛，记录下了一个家族发生的种种事件。密集的疯狂、杀戮与死亡，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残忍、阴冷的气质来，颇具余华早期作品的神韵。后来由于生存问题停笔几年后，陈集益才恢复了元气。其中，《洪水、跳蚤》写的是“我”的父亲被一九七三年的一场洪水夺去了健康，从此他要和疾病斗，和饥饿斗，和村子里的人斗，然而，最最不堪的是，他还要和其他男人斗——那些男人是他妻子的相好，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其他男人周旋以及睡觉。斗争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失败的。父亲在一次次地品尝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苦痛后，最终决定住到阁楼上去，他与老鼠、蝙蝠等生活在一起，只为了“眼不见为净”。可就连这样的日子都是种奢侈：由于妻子的改嫁，他连名头上那点仅存的尊严都被剥夺了，只得假借与跳蚤比赛“绝食”，在妻子的新婚之日凄凄然地死去。
个人在自然、社会的洪流之中是如此地弱小，可怜，读后不禁叫人长叹。小说里，我最欣赏的是父亲与跳蚤比赛“绝食”的那段。众所周知，小说家手里掌握着人物的生杀大权，掌握着各式各样的死法，然而，人物究竟是死还是活，如果要死又该怎么个死法，这其中又大有讲究。小说中，父亲的死被渲染上了一丝光亮——那只透明的、被“我”反复查看的药瓶，还有那只怎么也死不了的、最后不知所终的跳蚤，为那个阴森森的阁楼、童年增添了一股童话的意味——但也恰恰是这抹亮色，使得父亲的死更具有了悲壮的意味，而集益的那种作为小说家的直觉和想象能力便可见一斑了。
如果说集益的这两篇小说偏写实，那么，他还有更多的小说则是将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写实与幻想交叉进行，有时候，他也会将两种写法融合在一篇小说中，于是，现实的荒诞被放大了，无比清晰、赤裸地呈现了出来。
《野猪场》中，“我”和中学同学一开始打算靠养野猪发财，然而，天不遂人愿，事情接踵而来：山上的野猪不肯配种，随后，承包山的主人牛化生中途归来不让他们养猪，好容易等到杂种猪出生、长大，它们却频频下山惹事，甚至还将另一个合伙人陈德方咬成了重伤……总算，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活猪运到省城，却招致了更大的麻烦：野猪的后代们因为受了惊吓，在城市里到处逃窜，闯祸，而“我”和中学同学则因此锒铛入狱。集益像一个武林高手，在这篇小说里布下了一个个“连环套”，每次眼见着梦想近了，又破灭了，小说因此显得险象环生，往往以为快要写不下去的地方，又一次展开，也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推进中，小说显得越发荒诞了。
同样布下“连环套”的《吴村野人》中，既有对农村盲目开发旅游进行的批判，更有对伦理问题展开的思考。“蛮娃”是“我伯母”被野人强暴后生下的怪胎，野人的后裔，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我伯母”的儿子，陈集宝、陈集财的兄弟。且看这两兄弟是怎么对待他的吧。“蛮娃”在毫无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素来以他为耻，从来没有为他送过一次饭，做过一丁点事情；而当“蛮娃”成为了招揽游客的“摇钱树”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对他温柔半分，恰恰相反，他们训练他，叫他站军姿，翻跟斗，走钢丝，接飞刀，跳火圈，耍火棍，甚至表演吃活鸡。非人的生活使得蛮娃终于忍受不住，逃了出去，陈氏兄弟这才惶恐起来，而这惶恐无非也是怕这棵“摇钱树”飞了，他们再也赚不到钱了。小说至此，不由得叫人感慨，手足尚且如此，更况乎他人？各自打着小算盘，想要发财的村民，一心想要提高政绩的“我”的哥哥，和对“蛮娃”有着些许同情、但大多数时候只能自保的“我”，合成了一幅吴村的众生相。
在集益的笔下，乡村不是舒缓的、温情脉脉的，而是生猛的、血淋淋的，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了一刀。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城市题材的小说中，他更是将这一刀直指人物内心。
《恐怖症男人》的男主人公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因为工作受挫，他索性躲在家中储藏间的木箱子里，活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鬼”。面对城市的重压，个人是困顿的、孤苦的、不堪一击的，正如集益自己所说：“对城市的感觉，是复杂的。我不喜欢城市，又待在城市。我想回到家乡，也越来越难，因为种地比清贫的写作还不如。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漂泊者’。我生活在一个别人的城市里，从来不曾感觉这个城市与我有关。”想来，《恐怖症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又何尝不是集益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
有次，我因为事情庞杂，打字一下子说不清，便语音了过去。过了一会，手机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集益的声音，他的声音是稚气的，带着点紧张，我甚至能感到手机那头的他有点不大自然。后来我才知道，集益不喜社交，当然也不喜各种酒局，在北京这样到处是圈子的地方，他更喜欢的是闭门不出，诸如侍弄花花草草之类的事。所以，在他家的阳台上（当然是通过微信看到），摆放着各种盆盆罐罐，废弃的油桶、塑料瓶，里头栽种了蔷薇、月季等植物。对于我这个植物盲来说，大概能认出的也就这两种了，我从不养花草，理由是怕麻烦；我也不养宠物，因为害怕由此而引发的生离死别。我总是自以为是地规避生活中的各种不幸，但当我看到这个男人像个大男孩一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自然世界”里的时候，我又深感自己错过了很多种幸福。
我还有一种想法，集益是否在和自然的相处中迸发出了灵感，进而写出了《青蛙》、《长翅膀的人》之类的变形之作？这当然是臆测。《青蛙》里，“我”的表哥（即那只青蛙）一言未发，可是他的出逃、被杀却由“我”和其他的讲述者全方位地记录了下来。表哥为何会变成青蛙，小说交代得极为简略（这一点和《恐怖症男人》惊人地相似）：我的表哥因为穷得养不活一家人，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卷起裤腿，捉了足足十来斤青蛙到城里去卖，结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顿，最后不知怎么的，他们还强迫表哥吞下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
关于这样的交代是否显得过于简单，我们暂且不论。集益的一个访谈里是这样说的：“在我的童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想不开，自杀或者发疯，是经常的事。”我想，集益在眼睁睁看着那些人发生不幸的时候，年幼的他，小小的脑瓜里一定也无数次地为他们的命运感到哀叹吧。那么，再回过头来看《青蛙》里的这句话，我们也就可以探究到一种本质了：集益所要表达的“表哥”所遭受的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种精神上的被惊吓、被羞辱，连同他变成了青蛙后、妻子改嫁所带来的男性尊严的丧失合起来构成了他的悲剧。
《青蛙》中当然还影射了社会性的问题，那个导致表哥变成青蛙的警察，将这起变形事件同社会生存环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后这只由人异化而成的青蛙在一次盲目的恐慌事件中，就被人打死、吃掉了。正如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说的：“想象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在集益的小说里，《洪水、跳蚤》里出现的特定时代的用语，《野猪场》里借由“我”的口喊出的心声：“呸！什么勤劳什么致富？从来都是骗人的鬼话！我算是看透了，就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小赤佬要想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富翁的日子，简直就是痴人做梦！”在集益的笔下，现实主义的写作也好，寓言式的幻想写作也罢，都不过是一个壳，他借着一个个的壳完成了心灵的书写，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症候。
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集益竭力书写了一个个无比残酷、黑暗的世界，可小说中的人物却自觉地保持着一种逆来顺受的姿态。《洪水、跳蚤》里的父亲忍受着病痛、妻子的改嫁，躲到阁楼上，最后绝食而死；《恐怖症男人》中，男主人公遭受了挫折，便躲到了箱子里，过起了半人半鬼的生活；《吴村野人》中的“蛮娃”倒是实施了可怖的报复，但这种报复也是在长期的压迫下一点一点累积才爆发出来的，须知“蛮娃”最初不过是想要逃离，苟活下去而已；而在《长翅膀的人》中，集益少有地给主人公设置了一个美满的结局，“我”挣了钱，有了家庭，但即便如此，“我”也只能将翅膀藏起来，渴望回归那种自由自在、不需要遮掩的日子……
逃离和死亡组成了集益小说中人们对待苦难的一种方式。集益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却更愿意将之解读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因为柔软，他才会潜意识里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世界的不公，也因为柔软，他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尽力保全自己，而非伤害他人。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集益微信朋友圈里的另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理了个短发，手里抱着女儿，眼里满是慈爱。是的，集益就是这样的人，他尖锐、犀利，同时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与悲悯，这几种形象矛盾而又统一地融合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的小说兼具敏感和厚度。
2011年，集益因种种原因第二次停了笔，直到2014年，他才重新恢复了写作。翻开集益的近作，《杀死它吧》同样延续了其荒诞的风格，阅读时，甚至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另一篇小说《野猪场》。相比《野猪场》，《杀死它吧》的切入口更小，集中地围绕“我们家”和一头叫“肥流油”的猪展开。
小说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但其间父亲回忆祖辈的那段话却叫人印象深刻：“吴村人的祖先，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活在木筏之上、洪水之中。你爷爷他们战险滩、斗恶浪，都是水性好、胆子大、不怕死的人。所以他们到达码头举着撑筏的竹竿上岸之后，不论在最昂贵的旅店，最大的赌场，都是尊贵的客人。因为他们腰间束着的是用命换来的钱，那是在大风大浪之中得来的，因此也就有理由大口地喝酒划拳，大把地下注……”想想吧，为生活所迫的父亲，在赶猪途中竟忆起了祖先们豪迈的生活，这简直叫人惊叹，又为之哑然。而小说的结尾，“我”听到水库的深处响起了刺耳的声音，抬头看见了传说中的柴油机船——“它就像天外来客，在很远很远的水面上，朝我徐徐而来”，又何尝不是“我”对过去河流没有被水库阻断前，那种自由自在的放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父亲的一种回应？
集益的另一篇新作《人皮鼓》则融入了他之前的打工经历。如果说，这些经历在《吴村野人》里是零碎的骨头，而到了《人皮鼓》中则彻底地变成了血、肉。它们是如此饱满、充沛，有好几处，我看的时候几乎就要吐出来（原谅我，那些杀人、剥皮的描写若电影画面一般，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我和集益讲我的感受的时候，他一再地表示是不是吓到我了。事实上，对于此类暴力、血腥的文字（当然，前提是要写得好），我总是一边害怕着，一边又期待着，或者还带着些许激愤，《人皮鼓》带给我的便是这种感觉。
集益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详尽地写下自己的打工经历，这么多年，他始终都不敢直面那段过往。在阅读时，我仿佛看到他一次次地揭开自己伤疤，在键盘上一记一记地敲打下自己的文字。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诺贝尔受奖演说中提到：“对于一名作家，就是当一个作家经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磨练自己的技艺的时候——他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如果他是从解开自己的秘密伤口开始的话，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他对人性赋予了最大的信任。”《人皮鼓》里的男主人公痛恨这个时代的污浊、不公，而当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己所痛恨的那种人，他纠结、痛苦，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继续扭曲下去，小说也借此引向了对幽暗、复杂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么说来，我似乎看到了集益的转变方向。他就像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鸟，纵然踟蹰、迷茫过，但终究朝着地面俯冲下来了，而这尝试又焉知不是下一次高飞的开始呢？
在结束这篇文章前，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有次，我和集益聊天，大抵是说了许多生活上的苦痛。待问他时，他却只回了句：“我经历的太多了，但和不能写作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那一瞬间，我被他的虔诚所打动了，亦深深地感到了羞愧。是的，集益和我一样都有过两次停笔，这中间所经历的痛苦和不舍我又怎么会不懂？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唯有写下去，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拿起笔，坚定不移地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