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并不是我经常能想到的人。她和我只有几面之缘。她给我的记忆也是段落式的记忆。
但常常是，在工作生活的纷纷扰扰中，一幅这样的场景会电光石火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个女子，小小的身躯，清秀的脸庞，矜持和婉的眼神低低地垂着。一间永远昏黑轰鸣的房间里，明灭忽现的灶火，低矮的床上露出犹如冬日里萧瑟的芦苇丛似的白发的头。山道弯弯上，一个远远地不停移动的小黑点，镜头拉近处，一个八九岁少年简单而隆重、朴实而自然的迎接仪式。
这是我以前从事新闻工作时普通、却很难让人忘怀的场景。和其他出于一些应时应景的任务相比，这是我和同事无需谁的指令却发自内心想要记录、想要了解的世界。但是，当见到主人公——一个叫露梅的甘肃女子时，发现走近她，并没有如往日采访般受到意料之中的欢迎。
记得，那应该是个冬日。
南方的四季，尤其是季节更替总是给人一种含混不清、暧昧不辨的感觉。印象中，山路两边的草尖上镶了圈枯黄的边，枯黄的花边上凝着晶莹的霜露——应该是初冬的景象。
这是个据说有本地区“西藏”之称的乡镇，顾名思义，海拔高，遥远偏僻，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随着车辆在山间一圈一圈地绕行，我们就像那吐丝的蚕儿围绕着山不停地旋转，身后的道路就是我们“吐”下的一圈又一圈的银线，我们就在那银线和云蒸霞蔚中缠绕了大半天，飘忽了大半天，也晕乎了大半天。“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终于，在一个似乎是山尽头的地方——一块平坦的山间平地上，乡政府驻地到了。
在乡宣传员的带领下，一干人来到了距离乡政府驻地大约四五里的一个叫“金坑口”的小村，拍摄采访这个叫露梅的女子。她因为孝顺老人而被乡政府推荐为宣传的典型。
金坑口村在这个山区乡中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和其他大多数村庄一样，处于一种“空壳”状态，青壮年劳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七拐八拐中，露梅的家出现了。
严格意义上讲，这怎么能成为家呢？两排东西朝向的房子相距大概一米左右，东边的一排房子是其他村民的家，露梅家所在的这排大部分是村里的粮食加工点。每天，加工点都在忙碌着加工整个村的人、畜口粮，粉碎机发出的轰鸣声在日间无止无休，好像从没间歇过，也好像永远不打算停下一样。与加工点一墙之隔的两间房屋就是露梅一家四口的存身之地，北端是猪圈。露梅的家也是猪圈改造而来的。推开露梅家的房门出来，只能看到两排房子间露出的一米左右的狭长的天空，我想，一年中，无论太阳从哪个角度照射，都不可能“闪着金光跳进我的家”。
但这确实又是个家。这个家，此刻灶台里正燃烧着熊熊的灶火，闪烁的火苗为阴暗的房间辐射着一层温暖的色彩，也为这个贫寒之家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门口的床上，有冬日萧瑟芦苇丛似的白发老妇人躺在上面（露梅的婆婆今年一直这样不轻不重地病着，难以下床），厚厚的棉絮和温暖的灶火让她苍白多皱的脸色闪耀着粉样的光泽。坑洼不平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散落着孩子廉价的小玩意。另外的一间房前半部是露梅一家三口人的卧室，后半部隔成这个家庭的仓库。
露梅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小小的身躯、清秀的脸庞、矜持和婉的眼神低低地垂着。在必要的礼貌和寒暄之后，她又微微地垂着头坐着，两只手不停地想把孩子——一个三四岁的清秀可爱的男孩子揽到怀里，大概想用孩子遮挡住对着镜头的脸。但每次，男孩子总是调皮地跳跃着逃走，追逐着散落在地上的粗陋的玩具，重复着孩子简单、无邪的快乐。而被孩子挣脱而去的露梅此时是紧张的、手足无措的。
我们坐下来，在隔墙的粉碎机的轰鸣中，大喊大叫着和露梅唠着家常。刚开始，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沉默里似乎包含着许多的抗拒，我能了解那种抗拒，那是“你们的阳关道和我们的独木桥”一样的自尊，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更多的复杂心理情感。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的敏感。过了些时候，也许是我们的善意和诚意让这个原本和婉的女子从不安和抗拒中逐渐平稳下来，接着便有了后来的了解。
露梅出生在甘肃农村，父亲是乡村教师，露梅高中毕业考了几年的大学也没能考取。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我是了解的，大学还没扩招，无数的农村孩子如果不想重复父辈那样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百分之十的录取率让无数的学子在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之后而黯然神伤。为此，露梅不仅在不停的复读中奉献了自己最美的青春韶华，同时也为自己在村子中赢得了“老姑娘”的称号。可想而知，在农村早婚的环境中，露梅的年龄是尴尬的，而多年来所受的教育让她和周围的人又是格格不入的，尤其面对昔日的同窗、亲朋家的小弟妹们荣归故里的时候，露梅的心境是孤独、悲凉的，却也不得不强撑着，在人前人后敏感地保持着内心的自尊和面上的敷衍。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弹棉花的浙江小伙子应仕求出现了。小伙子话语不多，但为人勤恳踏实，活也做得不错；事前讲好的价格，交货时还会把人家给付货款中块儿八角的零头给抹掉，这样的生意人自然在乡间博得了不少好口彩。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但这样的人品，加上“浙江”这个在全中国人民的印象中和“富裕”划等号的好地方，让露梅和她的家人都很满意。就这样，浙江小伙应仕求美滋滋地娶了高中毕业、知书达礼的姑娘王露梅，然后一同返回浙江老家。
岂知，富裕是个平均概念，再富裕的地区也有不富裕的角落，再富裕的人群中也有相对的穷人，不幸的是，应仕求的家占全了上面的两条。不仅如此，应仕求还有一个头脑痴痴傻傻的寡母，他又是这个寡母唯一的孩子。
面对着这个猪圈一样的家、又老又傻的婆婆，跋涉了几千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想象和现实的强烈反差，让处于南方温暖湿润气候中的露梅感到彻骨的寒冷。“回家”的念头整日萦绕在昏昏沉沉的头脑中，但是，痛苦中的露梅发现应仕求和她一样陷入了巨大的慌乱、不安和内疚中。就在回来的第三个晚上，露梅发现蜷曲在幽暗灶台前的应仕求在灶洞尾火的明灭中泪流满面、表情绝望。
正是这个表情让心情复杂犹疑的王露梅在那一刻下了留下的决心。
接下来，在村民交头接耳的议论中，在应仕求族人目光游移的注视中，这个猪圈一样的房子渐渐有了崭新的面貌：倒塌的灶台垒了起来，斑驳的四壁用泥水抹平、刷上了白灰，杂乱不堪的家什变得井井有条了，冷锅冷灶也热了起来，多年不见的炊烟重新荡漾在这家茅舍的上空。
经过了一番找寻，露梅在外流浪多时的婆婆也被找了回来：在儿子外出寻找生路的日子里，她四处流浪。有好心的乡里人到了饭点，也会舀一勺给她；但大多数的日子里，她基本上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晚上回到猪窝一样的家，蜷缩在阴暗潮湿的一角，那茫然、荒凉的眼神和茅草一样杂乱的白发又一次刺痛了露梅的眼睛。
瞒住甘肃的父母所有的实情，露梅就像岭上那棵虽然不高、但很倔强，虽然不壮、但是执着的小树一样，把根须牢牢盘在了山岭的角角落落，竭力用自己的枝枝叶叶迎风向上，汲取着朝露和阳光，再把养分输送到身体的每个部分。儿子、丈夫和婆婆此时就是露梅的四肢和躯干。
我们到来的第二天是露梅婆婆的生日，我们很想看看她怎样操办婆婆的生日。但露梅却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出个所以然。疑惑中，我们尾随抱着孩子的露梅来到了村头的那间杂货铺。一到杂货铺，孩子像一条游动的鱼，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去，活泼泼地蹿来蹿去，扑向这些新鲜的、五颜六色的“宝贝”。露梅一边拖住孩子，一边低低地用颇为流畅的当地方言，向忙碌的店老板要求买十元钱的咸肉。老板问：皮的（肥的）柴的（精的）？我听到了低低的一声：皮的（肥的）。随即更低地但却依然被我捕捉到了一句：先欠着行吗？店老板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点点头。
我们理解了她的支支吾吾，在她拎着咸肉转身离开小店后，我们的摄像师塞给了店主十元钱。
由于婆婆无人照顾，露梅夫妻两个无法外出打工赚钱，一家四口只能依靠家里仅有的几分薄田和几亩山地生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由于露梅是高中生，一个距离金坑口十几里、更远更偏僻的村子聘请露梅去教村里的十几个孩子，每个月支付400元的工资。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露梅每周一大清早上路，到周五下午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清晨，山里的雾霭格外浓郁，夜的大幕还没完全拉开。来不及早餐果腹，我们就急急忙忙地爬了起来，胡乱梳洗了一下，离开乡里唯一的小客栈，顺着黑魆魆的山道，车行不远来到了露梅家。远远望去，那一米见方的门口射出一道昏黄的灯光，远处时不时的鸡鸣犬吠，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这是周一，我们要随露梅一起到她执教的那个小山村。
应仕求抱着孩子。孩子睡眼惺忪，一副没睡足的不耐烦的表情。收拾利落的露梅扒开盖住婆婆下巴的被子，大声地说了句：“妈，我去学校了。”然后转过头对丈夫说：“仔细看好妈和孩子，有事就打村里的电话。”儿子已经知道妈妈要走了，但显然是有些习惯了，在爸爸的怀里哼哼了几声便又沉沉睡去。
露梅执教的小山村不通汽车。从家里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要走上十三四里才能到达。这时候让人不由想起一段记忆深刻的文字：“世界的大部分还在酣睡，包括山路两旁挺立的茅草秧子、竹林，狗，篱笆边殷红的鸡冠花，寂静的山道等等，它们还披着夜晚黑色的睡衣，但东面沉睡的群山醒来了，萧瑟的崖壁在朝霞的映射下，发出佛性的光晕，阳光是鲜嫩而柔和的，没有咄咄逼人的强度和热度，它刚刚抵达，把山里的清晨分为阴阳两界。醒来的还有山涧里的鸟，它们清亮的、宛转的、圆润的嗓音犹如唱诗班的童音。空气像刚刚挤出来的牛奶一样清新，让人不由得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也把丝丝凉意带到了肺部，还有略微的甜味。曙光像潮水一样渐渐地漫上来。”
我们沿着山麓向深谷走去。一路上，时不时有人和露梅打着招呼，露梅也时不时地主动和人家打着招呼。大约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露梅跟我们低低地说了一声：班长来了。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山岚萦绕的小路尽头，有一个小黑点在慢慢向我们这边移动，看到我们的疑惑，露梅解释说，每个周一的早晨，班长都要沿着这条山路来迎接她。说话之时，我们看到了露梅嘴角荡漾的层层笑意。
小黑点缓缓地移动，在拉过来的镜头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山道上踽踽独行。没有大声的招呼，没有特别的示意，在我们相遇的那刻，小男孩自然地从他老师那里接过行李背在了肩上。看上去，小男孩也就是城里四五年级孩子的年纪，但那份沉默、超出年龄的老成似乎又远远不同于城里的孩子。露梅跟他解释了我们出现的原因后，他就一声不吭地背着行李蹿到了我们的前头，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惊奇和讶异。
小山村的人是淳朴的、好客的，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道孩子们能有个老师是多么不容易，对露梅的态度也是相当的尊重和客气。小学校设在村里木结构的祠堂中，说是学校，其实只有露梅一个老师和各种年龄层次的二十余名学生。露梅把他们分成几个年级，分时段上课。因为孩子们太小，家长们不放心让孩子走十几里的山路到乡里读书，所以能请到一名老师到村里教孩子他们也就非常满足了。孩子们小学的课程学完了，年龄也就大了，愿意读也能读得起的就到乡里的中学走读，家长也放心让他们来回独自奔波了。这幢楼里有一间房间专门辟为老师的宿舍，露梅平时就住在这里。至于吃饭，村里安排露梅每个星期固定到一户人家吃，派到饭的人家一般都会倾其所有地招待老师。山里的人家，吃的是自种的蔬菜、家养猪过年时杀了腌制的咸肉、豆腐皮、竹笋干、各种山间野味。一个上午的奔波，加上早上也没能好好吃早饭，中午在一户农户家里，我们捧着大米饭，就着柴火灶烧出来的咸肉笋干、炒青菜，吃得风卷残云。直到如今，我依然记得那顿饭飘来的香味，还有山里人家那种实心实意的热情。我想，除了为家庭生计外，纯朴的露梅抛家别子到这里来当孩子的老师，一定还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吸引着她，那就是能把自己十几年来的所学所长发挥出来的成就感，以及山里人打动她的这种善良和淳朴。
采访结束的时候，就着露梅宿舍里如豆的灯火，我提到了一些问题：你父母有来信吗？你准备什么时候如实告知父母目前的情况？你会邀请他们到这里探望你吗？灯光明灭飘忽下，露梅又低下了头。许久，她才抬起头来，好像对着墙角，也好像对着我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再过段时间，再过段时间吧。
告别露梅之后至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记得那次采访之后，又过了一年左右，我忽然收到她的一封来信，内容大致是她表达了对我们刚出现时态度上的简慢的歉意，也为没能招待我们一口热茶一顿热饭而惭愧。但是，她也附上说明，不是不想招待我们，而是那种环境、那种状况下，她认为招待我们是为难我们。信里，露梅也大致告知我们离开后她家里的情况，以及电视播出后社会各界对她家庭的关注。她的婆婆时日好像不多了，乡政府、妇联等单位和组织到她家里看望慰问，也给予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为此，她表达了她对我们的感激。再后来，偶然中，我碰到了曾带我们去采访的乡宣传员，知道了她的近况：露梅的婆婆去世了，他们夫妻俩想出门打工，但是露梅好像还在犹豫着小学校里的那群孩子该如何安置，她坚持在她的继任者到来前还坚守在那个学校里。听着听着，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小小的身躯、清秀的脸庞、矜持和婉的眼神低低垂着的露梅，以及山路上那个沉默的孩子从露梅手里接过行李的画面。
随着年龄增长，我有时也经常想，在日常生活中，高中毕业的、心气高且敏感的露梅是如何和她小学毕业的丈夫进行心灵沟通的？那一时的心软和同情是如何支撑着他们夫妻漫长岁月的厮磨？当年，我们一厢情愿的同情是否惊扰了自尊自爱自卑的露梅？是否，不去打扰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是关爱一个人的最好形态？十几年过去了，露梅，你是否放下了背负的所有的感伤、沉重和生活对你的伤害？
种种猜测，不得而知。
只是，她印在我脑海中的姿势可能永远就是那座山岭上梅花的姿势，枝头寒风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