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期  
      民间叙事
自传与公传:一九八〇(五)
董学仁

 

中国的夫妻不会亲热吗

 

大连火车站出来向右走,过一条街再向右走,兴许还要向右走一段路,就看见一个山坡,长着树木,风景不错。这是个挺大的空间,名叫劳动公园,就像我去过的许多城市,都有一个劳动公园。

我曾想过,在俄国人和日本人轮换占据大连的许多年间,以及满洲帝国期间,这个公园会有浪漫的名字。

还会有浪漫的事情。

青年男女坐在浓树荫下,少男少女坐在山石后面,手搭在一起,脸贴得很近,叙说他们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比如大连某机车厂的一对夫妻,都是搞技术的知识分子,曾在那山坡上坐过许多次,某种情感从无到有,由浅至深,两个人就分不开了。

1980年秋,一个星期日,机车厂的这对夫妻漫步在劳动公园,累了就坐下休息。接下来,不知是男的还是女的,想起这一天是二十年前他们定情的日子,并且当时坐着的正是这片树丛,眼前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些景物。他们越靠越近,肩膀紧挨肩膀,头挨着头。

没过两分钟,两个人就被警察带走了,带到一个在世界上通称为警局的地方,严加盘问两人是不是婚外恋情。直到两人说出他们的工厂和车间,警察拨通电话核实,才相信他们确实是原配夫妻,有儿有女,家庭稳定,让工厂来人接他们回去就行了。

 

这样的事情说稀奇也不稀奇,可能全国所有的劳动公园里都发生过。但那时是1980年,大连的劳动公园可能抢了风头。

让我记住这件事情的,纯属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对鲜活的语言、深刻的语言都特别注重。这个案子里,当那对夫妇说他们是夫妻,警察呵斥道:胡说!中国的夫妻哪有这么亲热的?

警察的这句话,不仅鲜活、深刻,还很简洁。他只用一句话,就驳斥了那两个人证明他们是夫妻的所有努力。尽管那两个人也算知识分子了,但他们的许多语言,顶不上警察的一句话。

 

警察说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常识,中国的夫妻确实不够亲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上升到抽象的层面就是理论,你无法反驳就接近了真理。

他用了一个全称判断,在逻辑上不太严密,这是一个微小的瑕疵。如果他说中国的夫妻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这么亲热,那么,在1980年,他说出的就是真理了。

在一个特定的年月里,不亲热是正常的,亲热是不正常的。

这与东方人表达情感是否含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这事儿与什么有关呢?如果看见机车厂的那对中年夫妻搂着脖子抱着腰,公园里跑着玩的小孩子,会骂他们流氓,朝他们扔小块的石头。而在成年人营造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会成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代表受到批判。

在这座曾经浪漫过的海滨城市,这种浪漫场景已经绝迹了好久。这一点上,我不想责备带他们去警局的那个人,他在确认他们是夫妻后,也可以选择严厉的处罚方式,但他释放了那对夫妻,已经是比较开明的了。

 

我真的没有问过任何一名警察,他们为什么对婚外恋情的法律干涉有很大兴趣?也没有问过任何一个官员,从培养他们需要的接班人来说,婚生子与私生子难道有很大区别?

但是,我知道古希腊社会的情形,如果一个人与已婚的人通奸,会受到相当严酷的惩罚,丢掉社会地位、个人财产甚至于生命,但是与未婚的人通奸就会轻松放过。一种解释说,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不容许有人破坏。

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历史视角,我会看到1980年是一个清晰的坐标点。书籍里男女亲热的描写,电影里男女亲热的镜头,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了。你不得不佩服,能把它们从数亿人口的记忆里,清除得干干净净,简直是个奇迹。但在1980年盛夏时,有部在庐山风景区拍摄的中国电影,突然出现了“爱情”这个生僻的词语,女主角的嘴还在男主角脸上轻轻地、飞快地碰了一下,算是那个时代的惊世一吻,让无数人脸红心跳,还写入电影史册。

有年轻人看了那电影几十遍,看过那一吻以后马上退场;也有年轻人模仿男女主角,没人看见时牵手走路,有人来了把手松开。

以前叫谈对象,之后叫谈恋爱;以前叫写信,之后叫情书。

电影评论工作者指出,那电影似乎教会了一代人谈恋爱,在情书中逐渐添加了个人感情,不再只是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最后互致“革命的敬礼”。

 

机车厂那对中年夫妻的事情,很快在我们校园传开了。传入校园之前,它像是两个中年人的笑话。好像他们被带到警局是个可笑的事情:谁让他们在公众场合亲热呢?谁让他们自己不注意警察呢?

这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也不好笑。

因为我们的年龄太大了。

校园里有四个年级的大学生,1977级到1980级。中国的大学制度至少废除了十年,到了1977年重新设立。这样一来,想挤进大学校门的,有十多年来的中学毕业生,我们1979级学生有差了十岁的,前两个年级差得更多。

这种前所未有的年龄格局,给所有的大学增加了烦恼。年龄大的一批人三十岁啦,大学期间没法让他们不谈对象。年龄大的不能禁止,年龄小的怎样禁止?我们大学选择了两种维护稳定的方法。一、劝导那些已有对象的大龄同学,不要因为上大学了就见异思迁,也就是说,不能扔掉“土”对象;二、教育那些年龄小的同学,谈对象时不要太激动,不要感情用事,稳稳当当地才好。

后来,学校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了,大大小小年龄段的学生们,谈对象的时候非常安静,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事件。在自习室和图书馆里,他们坐在相邻的位置,互相间传个纸条,与中学生谈对象没有太大的区别。

原来,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异性之间亲热的场面,在父母家人那里没有见过,在书籍电影里也没有见过,就像动物园里养大的豹子,从没有过饥饿感和捕食需要。如果往豹子笼中放一只活的兔子,它们可能会成为朋友,血腥的事情不会发生。

那名警察说,中国的夫妻哪有这么亲热的?他只说出了一半事实,还有一半事实就是,那一代夫妻的子女,到了谈对象的时候也不这么亲热。

 

王老太太死得不值得

 

王老太太死了,没能活过1980年春节。

五十三岁,是她寿命的终点。

一颗子弹飞过十五米,穿过王老太太的头部。

这是哈尔滨郊外一块空地,在春节前最冷的一天,“脑浆迸裂,冒出来的热气与寒冷空气相接触,立即在她头顶上方化作白色雾气,这一团白雾被黑色土坡衬托得清晰可见。”

加了引号的那几句不是我说的,是一名摄影记者说的。那一天,他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是子弹穿过王老太太头颅的一瞬间。他恰好在枪响同时摁的快门,再晚一两秒钟就来不及了。

你慢慢就看出来了,这里描述的是枪毙犯人的场景,王老太太是一个死刑犯人。

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吗?那就对了,这不太符合描述这类事件的通常习惯。别人写到枪毙犯人时,心里会有紧张感,如果觉得死者有罪则满腔正义,如果认为死者被冤杀则无比惋惜。而我写枪决王老太太的这一段,看起来不带感情、没有褒贬,表面上客观描述、没有虚构,还去掉了是非判断之心,把被处决的人也当成一个人来对待。

这不是说别人写得不好。我先前写这一类事情,也免不了严肃和庄重,现在我只是拿不准,王老太太被枪决这件事,是罪有应得,还是被冤杀。

 

其实,她的案情并不复杂,只是案子的背景太复杂。

先说她的案情。她是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的经理。那个县城的工业用煤和民用煤,都归这家国有公司管。

煤的来源有两种:国营煤矿生产的煤,价格较低,属于“计划内”供应。“计划外”供应的,是小窑煤,则要外加运杂费。从1972年起,她把一部分国营煤矿的煤,当成小窑煤出售,每吨加价五元至十几元不等。加价的钱不上缴国家,另作一本账,留在燃料公司私设的小金库里。

案发后,小金库的钱全都算作她的贪污款,加上侵吞物资折价,共五十万零七千多元。办案人员从小金库缴获余款四十一万三千多元,缴获被侵吞物资折价七万多元。这样算起来,约有二万四千元,已经花掉了。

这件案子牵涉到运作小金库的几个当事者,组成了当时的“特大贪污集团”,而作为经理的王老太太,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还成了全国最大的贪官,这种说法忽略了她的身份很低,是所有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股级干部。

案情很清晰,关键是在时间点上。在她死后,全国的小金库将会到处出现,成为公开的秘密,并且也只是轻微的违纪,不会按贪污罪处理。但我们很难据此认为王老太太冤枉,如果案发时的法律是那样定的,她就不算冤枉。在这一点上,几乎没人注意到她被判死刑的1979年,政府恰好制定了第一部刑法,也没人去查一下当时的法律,有没有她应该判死刑的条文。

另一个关键是空间的因素,也就是她所在的地方,是东北而不是南方,这个差异是巨大的。在她的死刑案之前,南方已经开始经济变革,在农村,有安徽省十八户农民冒着被枪毙的危险,私下里搞了土地承包,幸运的他们非但没事,还成了英雄人物。在城镇,有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陆续掀起走私狂潮,形成了一些远近闻名的走私货集散市场。王老太太如果没被枪毙,会看到在人们的社会观念影响下,东北三省的经济将会一步步滑落,直到全国最低处。

 

再说王老太太死刑案的背景。它不仅复杂,而且深远。

想说清楚不容易,这关系到五百年前莫尔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关系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多国实验,关系到计划经济为何会造成物资短缺,关系到劳动者只能维持简单生存的工资制度,关系到既要保护既得利益又要增量生产的经济困境,关系到一样物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关系到价格双轨制必然出现的“官倒”,以及由“官倒”引发的大面积社会腐败,等等。

从我习惯使用的作家视角望过去,一下子就看见了这么多背景,像话剧舞台层层叠叠的幕布。如果想把这些都说清楚,可能需要引述半个书架的著作。

那就简单一点,只说与宾县用煤有关的背景吧。

王老太太所在的那个寒冷的北方县城,有三万多人口,煤是生产资料,也是民用燃料。每吨原煤在1979年之前只卖十四元五角二分,这是政府统配价格,定得很低了,但统一分配到县里的数量有多少,这要由省里说了算。王老太太的主要工作,是经常跑到省城,争取得到更多的媒。

开始那阶段挺不容易的。

有位作家从北京出发去黑龙江采访,写了很长一篇报告文学。在那篇文字里,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如故,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黏黏糊糊没个完。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始终非常真挚。你还不答应?好,她还有一招儿:她能解开裤子,让你看她肚子上那道伤口,说明她王老太太是带着病来为人民争煤的。“好吧,给你批两千吨。”王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

下一个阶段就容易了。

接下来,作家写到,王老太太派人给管煤的官员送东西,鱼,肉,鸡蛋,豆油,都是那年月有钱也买不到的。还要送他们更需要的东西:钱。

连我都看明白了,现在,王老太太必须建一个小金库了。

王老太太的小金库最终只花掉了二万多元,确实不多,这是因为王老太太还有其他办法,扩大货源,降低成本。她修了一座地下冷库储存鱼,不用去买高价的鱼。她用手中的煤炭资源换乡里官员的猪,省了买猪肉的钱。后来,她干脆建了养鱼池、养猪场,还有一个挺大的副食基地,占地二百多亩。

 

到了第三个阶段,王老太太的关系学和关系网,上升到新境界。

她搞到的煤炭,多于省里各县,让县里新建的各类工厂有了能源。县委还让她给县里搞水泥、化肥、拖拉机等各种物资,因为她在省里、在北京都有关系网。比如,省里有位主管经济的官员,感谢王老太太先后帮他解决三个孩子返城和就业问题,给她安排了一次长途旅行:从哈尔滨机场起飞时,有省级三个部门领导人驱车送行;到了广州和上海,有一些单位负责接待,请她住高级宾馆。

报告文学写到了这件事,也写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官场病,通过权力交换利益,腐败范围越来越广,腐败程度越来越深。

我个人以为,王老太太的死,如果让社会对官场腐败引起警惕,甚至能在制度上控制它,也算是值得了。但可惜的是,那仅仅是一种假设。

王老太太判了死刑,在1980年是个大事儿。因为她的知名度被报告文学提高了很多。那篇文章发表在官方级别最高的文学杂志,当时卖出了一百万册左右。在我们校园里,有人买了那期刊物,在同学手中传阅,隔几个小时就换一个人看。

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以物易物,即在官员手中,一些短缺物品能换来另一些短缺物品。这让我想起了偶然看过的房龙,他描述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那时候商业有一个大发展,结束了中世纪以物易物的历史,于是有了“文艺复兴”运动。

这样一来,我知道了,一些人认为在1980年中国也有类似几百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经济基础。

 

石油好比撒旦的花朵

 

它是个挺新鲜的比喻。如果你去过采油厂,看过地下原油咕嘟咕嘟冒出来,成为黏稠、诡异的图案,哪怕是在一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场景,也会同意我这个比喻。

前面一篇说了煤炭,本来想用它结束1980年的回忆,但我又顺势想起了石油,脑子里就蹦出来一句话,石油好比撒旦的花朵。

这个比喻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要写完这篇文字才能确定。

1980年,世界上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像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这一年,中国原油产量约一亿吨,大部分自己用了,只卖了一小部分。这样说来,世界上的油价怎样涨落,起码在1980年与中国关系不大。

先挑重要的说,油价剧烈起伏,影响最大的是苏联。

1979年油价开始大涨,到了1980年底,每桶由十三美元狂涨到四十一美元,苏联人可乐坏了。你可能不知道,“二战”后的苏联一直是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家,第一大石油输出国。

苏联人想主导全世界的石油价格。在我的印象里,它的价格战催生了欧佩克。中东国家在1960年建立欧佩克时,第一个想法是稳定油价,消除苏联人制造的有害的价格波动。后来,欧佩克多次恶意抬高石油价格,受益最大的也是苏联。

有一篇分析文章说,如果不依靠大量石油换取40%以上的粮食进口,苏联很可能提早几十年出现崩溃性灾难。在我看来,油价高涨带来了苏联许多年的好日子,让它有钱发展军事工业,在核弹数量上超过美国。1980年,苏联还办了一届史上最豪华奥运会,只求气派辉煌,不计投入成本,但因为它刚刚入侵阿富汗,受到了五分之二的奥运会成员国抵制。

还有一点,苏联政府通过石油出口获得巨大外汇储备,不用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就得到了经济状况改善。

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石油价格被恶意抬高,受害最大的也是苏联。1984年苏联向西方国家出口石油的收入,约占其出口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一两年后世界油价下跌了一多半,此前获利最大的苏联,受到的打击也最大。再几年后,苏联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有些事情让我费解。比如,人们在分析苏联解体时,为什么忽略了经济因素。有了石油捞钱,政府不去搞政治和经济改革,等到石油经济崩溃时,后悔也晚了。

 

我还知道一个例子,有个政府亡了,也与石油有关。

伊朗是欧佩克首批五个成员之一,在那些年的石油涨价中暴富。国王巴列维的政府趁机作了许多社会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从打击官僚主义到减少贫富差距,甚至还建了以法国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伊朗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九位的富裕国家,拥有了前几代伊朗人从未有过的现代化梦想。有文章说,在1975年同美国签订的一项技术合作协议中,伊朗购买了8座核电站。

经济快速增长可以掩盖所有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中东国家的腐败方式,神权集团的操控威胁。巴列维国王做得够好的了,只是缺少政治上的痛苦变革。

1975年世界石油需求萎缩,油价骤降,伊朗经济盛极而衰,社会矛盾激化。伊朗人对巴列维王朝曾有的经济成就不满意了。他们说,“我们认为这个国王是撒旦,就算他做的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这样一来,不想镇压宗教集团和民众运动的巴列维,只能带着家人踏上流亡之路。伊朗结束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的君主制,却回到了更为古老的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妇女摘掉多年的面纱还得重新戴上,许多男人遭遇了大清洗,坐牢或者送命。

这是1979年的事情。到了1980年,伊朗人又遇到更大的打击,这就是邻国伊拉克的入侵,以及此后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

两个国家本来就有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石油。伊朗与伊拉克,都是因为1973年的石油提价,成为中东地区的暴富国家。但他们用突然增加的巨额财富,从国外竞相引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称霸海湾的野心开始急剧膨胀。伊拉克为了实现建立地区超级大国和伊拉克王国的梦想,很想得到伊朗的一个省份,其石油储量几乎占了伊朗石油储量的90%

战争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有资料称伊拉克还使用了生化武器。两伊伤亡人数约二百七十万,其中,死亡约一百万,受伤约一百七十万。伤亡人数约占两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有人说,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可是,两国的社会文明退回了多少年呢?百姓的苦难还要持续多少年呢?

 

我想写石油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石油的误解太多。

有些误解源于我们对它的关心太少,甚至忽略了它的基本事实。

比如,1967年的中东战争打了六天就结束,但在另一战场,石油战争出现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国宣布对美国石油禁运。

在他们的想象中,美国需要中东的大量石油,而实际上,除了苏联的产油量偶尔会超过美国,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熟悉“二战”历史的人还记得,同盟国的飞机坦克常常因缺油不能参战,这时就有美国将大批燃油援助给友军,甚至援助给遭遇德军围困的苏联。这些燃油,在夺取“二战”胜利上发挥了作用。

美国一直使用国产石油。1972年,美国进口石油仅占国内用油量的百分之五,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不足百分之一。到了1976年,美国又开发了油页岩,扩大了石油资源。

但我有些怀疑,这怀疑来自一名写作者的思维习惯。我想到,拿1980年来说,中国进口的石油,是国内用油量的不足百分之一,而这部分燃油,包括了中国商船在世界各港口的加油。同样的道理,当年美国进口的石油,也可能只是美国船队在国外港口的加油。因为美国的商用和军用的庞大船队,在世界上到处航行,从来都不想停下来。

还有一个误解,源于人们对石油的依赖心理。

埃及有一任总统叫纳赛尔,在他所著的《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世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控制石油——“文明的命脉”——与使用暴力相结合。纳赛尔宣称,失去了石油,工业国的所有机器都“不过是一堆锈迹斑斑、无法运转和毫无声息的废铜烂铁而已”。他还把从苏联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在世界上首次把石油当成武器,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此后有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像一个蒙面大盗,绑架了世界经济。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在中东以外发现了更多的油田,也找到了更多的石油替代品,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了,反而是用石油威胁世界的人,受到了世界的威胁。

放在更长的时间段里,一百年或者二百年,现在看来的一些重大意义,也仅仅是狭隘利益集团的意义,并且会烟消云散。

别让人口的下降太快

我爹我妈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

在这几个孩子里面,我大哥在满洲帝国时期出生,我二哥在中华民国时期出生,我三哥和我一样,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我必须说得这么详细,因为这关系到人口增长,是个比天还大的问题。

还要说得更多一些。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爹已经去世,我的三个哥哥都已结婚,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过几年才会出生。这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总人口为十一人,其中包括三个外来人口,是我的三个嫂子,有两个嫂子生于1949年前。

这里又说到了1949年,这一年很重要,是中国和平年月的开始,相当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1945年。战争是屠场,是生命的粉碎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世界安定下来,中国又进行了几年内战,战场更广阔,伤亡更惨重。

每个走出战乱的国家,都会接续一个生育高峰期,否则的话,它的人口繁衍不能恢复正常了。从我家来看,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由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父母兄嫂六人,变成了八十年代初祖孙三代的十一人。

(这里没有将我父母的父母计算在内,他们没和我们住在一起。奶奶和姥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爷爷和姥姥在六十年代去世。)

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在这样一个人口增长的数据里,其实埋藏着人口发展不足的忧患。如果要保证人口正常繁衍,每个育龄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子女,而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则需要2.8个,但我的几个嫂子都没有达到上面的标准,还要再生几个才行。

 

我家的生育状况,究竟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还是全球的缩影?

有个电视访谈节目说,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在一份官方文件里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那一年,国务院设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省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

而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在七十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这就是说,不管你的国家想不想减少人口,战乱结束后的那一波生育高峰都会降下来,还会降到比实际需要的更低。实际上,中国人的生育率,可能正在七十年代里快速下降。有一项官方统计数据就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

我想到的是,在这个看似合理的、需要保持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也在控制人口增长。已经有很多年,政府不涨工资不建住宅,我的那三个哥哥,工资低在四十元左右,根本找不到独立的房子搬出去住,这都影响了他们生育子女的热情。

还有一些控制人口的政策,也在控制人口增长时发挥作用。比如,我在长甸机械厂上班的那两年,没有与我喜欢的一个姑娘谈情说爱,是因为政府的规定很严格,男性必须年满二十七周岁,并且女性年满二十五周岁,双方才可以登记结婚。我喜欢的姑娘比我大了一岁,这样的年龄规定对我们太残酷了。

这种晚婚晚育的规定,拉长了每一代人的间隔时间,它的结果是只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就会减少一代人口。

这样一来,八十年代初,政府应该维持人口的正常繁衍,别让人口大量增加,但也要特别警惕,别让人口减少得太快。

 

在写作时,我常常羡慕三类人,学者、只会怀疑的人、只会赞同的人。假如官方媒体说,1949年建国后头七年的发展又快又好,只会赞同的人跟着欢呼“那时就是快,就是好”,只会怀疑的人摇头说“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他们都不用动脑。而学者会说“那就对了,那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哪”。

我羡慕学者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话语权,那是一种可以对也可以错的权力,说错了以后也能纠正,甚至这一生里反复纠正都行。我这个文学写作者,必须比他们谨慎,一旦说错了,没有在同一批读者面前改正的机会。

容易说错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据说1913年中华民国初期的人口普查,许多地方的数据毫无意义。比如有一个县,男女比例相差六十四倍以上。某县人口数平均下来,每户达到三百三十四人,而另一个县人口平均下来,每户不到一人。

有位喜欢藏书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需要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就根据当时国家卖盐的数量,估算出全国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3年的人口普查可能是准确的,大陆上的中国人口超过5.8亿。这个数字吓人一跳,怎么比抗战时多了一亿多人?这时的人们一紧张,就忘了抗战时的人口数字仅仅是一种估算。如果那时就制定减少人口的政策,误差就太大了。

所以在谈论计划生育这个重大事件时,我都在说我家里的事情。

 

进入了八十年代,我哥哥们想多生孩子也不行了。

19803月,北京的一个座谈会讨论的焦点,是在中国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据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口理论专家回忆,有人提出,民间有老大憨傻、老二聪明、老三机灵的说法,只生一个,会不会全是憨傻的老大呢?于是就休会,然后找到了一个论据,美国飞行员中有百分之四十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那位专家在电视节目中回忆说,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月,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当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一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然后是1981年,中国设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再然后是1982年,人们在修改宪法时添加了一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我哥哥们如果生第二胎的话,轻则处分和罚款,重则开除党籍公职,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在信息并不公开的时代,我的哥哥们不会知道,中国有个翼城县,作为国家试点的“人口特区”,不搞强制一胎化,允许农民生二胎,其总和生育率高于全国,但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没有出现人口激增。许多年后的全国人口普查表明,翼城县的人口增长还要提高四分之一左右,才能赶上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这样奇怪的统计数字,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如果是人为制造的,它的真相是什么?

我的哥哥们还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个如东县,也作为国家试点,比全国更早推行严厉的计划生育,因此也更早进入老龄化和负增长。三十多年后,国家先在如东县放开二胎,也没有看到让人口增长的明显效果。

我的哥哥们还会忽略重要的一点,当中国启动一胎化政策时,官方明确了它针对的是一代人,时间是三十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官方的那份公开信说。

可是,它运行的时间会多于三十年,在三十六年后停止。中国宋朝规定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明朝规定男子十六岁娶,女子十四岁嫁。或者按照现在的算法,到十八岁时进入成年,这都已经是两代人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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