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炎夏，台湾诗人洛夫应邀在乐清开了一场诗歌讲座，地点设在某机关小楼里。洛夫先生让人把会议桌上的一面党旗请到一边去，才开始说话。我已经忘了洛夫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与温州一位名诗人就“新古典主义”这个文学术语发生过温和的争议。这位诗人把洛夫捧为本世纪第一流的诗歌大师，且举例说明，洛夫怎样善于化用典故，他还当场朗读了洛夫的一句诗：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结果盖得洛夫先生满面通红，一副受之有愧的样子。会后，有个趿着一双凉鞋、留着板刷头的瘦个子扛着一个摄像机朝我这边走来，通过介绍，得知他叫吴祥生，曾用笔名吴越。

当晚，我和吴祥生、许宗斌、简人、谢鲁渤等送洛夫先生到了下榻酒店，就转移到附近的公园里喝茶聊天。直到深夜一时许我们才兴尽而归，但横穿马路时竟撞上了一群从黑暗中窜出来的小流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像疯了似地朝我们这边丢石头，我们先是一怔，继而闪避，有几个被击中，但无大碍。几个手无寸铁的诗人、作家之前还在谈诗论道，顷刻间，什么神圣、崇高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几块石头哗啦一下击碎了。投石者并未善罢甘休，他们跑到一家餐馆，抄起几把菜刀，再度朝我们这边冲过来。我们见势不妙，就退到洛夫先生下榻的宾馆寻求避难。那时，我手里还拿着两块板砖，心中有些茫然。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迷迷糊糊中接到一个电话，劈头第一句就称我为“难友”。我一听口音，就知道是吴祥生。虽说那晚没有人遇难，但我们仿佛从此就真的变成了“难友”。

我和几位同道的朋友第一次去见吴祥生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中学的破旧宿舍里。彼时刚刚下完一局围棋，他坐在板凳上，指间夹烟，一副完事之后的满足感与疲倦感。他跟我们聊天时，没有起伏的声调里有一股懒洋洋的味道。眼睛是微闭着的，像一只煨灶猫。之后进屋喝茶，我们谈起文学来，他的眼睛里便微微放出一道光来。那时候，他谈得最多的是阿城和马原，偶尔也谈加缪、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之后谈到女人，他那眼睛里便放出两道精光。他看女人，不看全体，只看细部，因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区别往往就在细部。他把女人的细部拎出来说事，就有了自己的见地。如果我说某位作家有一双贼眼，这不是一句贬损的话。把贼眼换成一个文雅一点的词，就是慧眼。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吴祥生的一只眼睛是近视的，另一只眼睛还算正常。因此，他看人的时候，两只眼睛显得有点不太对称。在某些时刻，他的眼珠子便会像老鼠一样从黑暗中窜出来，迅速跑动。

说句冒昧的话，就他的长相来看，他一点都不像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也不像那种以什么什么著称的家伙。在我印象中，他从未留过长发，也没有蓄过胡子，脸上时常夹带倦意，说话跟他的头发一样，直而简短。他早年混迹电视台，平日里不修边幅，有时甚至可以用“邋遢”来形容。他老婆看不下去，就给他买一件像样的新衣裳。电视台的同事见了，就窃窃私语，说吴某人今天居然穿新衣裳了。好像这么一点事儿都可以变成电视台的头条新闻。他把新衣裳穿在身上，很少换，因此很快就变得像旧衣裳。夏天的时候，他不穿正装，不鞋而屐，平常就穿一件无袖T恤，一条旧兮兮的西装短裤。有一回他趿着拖鞋进一家高级宾馆，同行都已进门，唯独他被两个门神一样的服务生挡在门外。他问，为什么不让进？服务生指着一个牌子念道：衣履不整，不得入内。他就把压在脚底的襻扣往上一系，愤然道：看清楚了，这是拖鞋么？！服务生无言以对，就放他进去了。谁也不敢相信，就是这么一个“衣履不整”的人在那些年里居然写出了七八个颇有分量的中篇小说。

吴玄这个名字出现在正式刊物上，要晚于他的小说好多年。同年，一个叫张文兵的诗人开始使用马叙这个笔名发表小说，一个叫吕军的小说家开始使用吕不这个笔名写一些影评。那一年，我还在报社当记者，吴玄那个单位的文艺专题部和吕不所在的统计局都暂时搬到报社对面的老邮局大楼，跟我的宿舍毗邻。我后来才知道，这座大院的前身是一座寺庙，我们仨在此相遇用佛教的话来说，也算是有缘吧。那时候，“无聊”这个词常常挂在吴玄嘴边，就跟和尚念佛号似的。因为无聊，我们总会在同一栋楼里见上一面。吴玄若是有好些日子没见着吕不，就会从三楼的栏杆探出头来，冲着二楼西南角的办公室喊道：驴，驴，驴——一声比一声响亮。直到吕不出来应一声：干吗，有毛病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过道上，也无非是晒晒太阳、聊聊天，直到阳光把皮都晒烫了，话都聊没了。

晒太阳和下围棋是吴玄的两大爱好。没有太阳可晒，没有棋可下，于他是一件真正无聊的事。他是电视台中著名的懒汉，他跟人没有什么话可聊时，就打个呵欠，拉长音调说一声“无聊啊——不如回家睡觉去了”。在他看来，天道酬懒，唯有睡懒觉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而且还写文章证明法国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是梦的产物。很奇怪，吴玄小说中的人物居然都是一些嗜睡的懒虫。他的文风也是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可以断定，这些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吴玄本人的投影。有一阵子，他在聊天时常常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说不摸，就不摸了。

有一回，我和吴玄同赴南京大学考作家班，开考那天，他还赖在床上迟迟不起，直到被那些讨厌的南京乌鸦们吵得受不了了，才懒洋洋地进考场，结果迟到了十多分钟。考哲学时，面对那一大堆比南京的乌鸦还要讨厌的考题，他索性懒得动笔，懒得偷看，懒得答题，懒得向监考老师解释为什么不带证件，最后他还懒得向校方打听分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懒，是反抗现实的一种消极方式。面对生活，他具备了足够的幽默。他喜欢跟生活对着干，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生活的对手；他喜欢挖苦别人，更喜欢挖苦自己。在某些时候，他不得不表现出狂妄的自我贬低或傲慢的屈尊微笑。

现在，吴玄虽然是某家杂志社的主编，但他平日里就跟编辑打成一片，没大没小。当年他在市委办当秘书，也是没大没小的。他的上司是小说家倪蓉棣，其主要职责是跟吴玄搭档，专门替领导写材料。吴玄跟人介绍他俩时总喜欢打这样一个比方：老倪是大太监，我是小太监。老倪听了就面带尴尬之色说，这话不能乱说的。但吴玄就是这么乱说的。他后来把这些闲话写进老倪一本书的序里面，老倪拗不过，也只好默认了。吴玄作了杂志社主编之后，自然也能体味到当“小太监”的苦楚。因此，他待人总是持一份宽容的态度。谁晓得，他手下的编辑个个都是没大没小的，出口就是“玄鸟”或“鸟叔”什么的。他听了也不介意。只是有一回，他突然跟编辑部里的几个女同事耍起脾气来。其原因据说是她们在牌桌上表现出来的牌技实在太臭了，让他忍无可忍。编辑戴春艳后来证实说，那回鸟叔是真的发怒了，很可怕的。

吴玄总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无聊而有趣的事。有一天，他突然正儿八经地告诉我们：母猪有二十八只奶。他那神气，就像是一个猪倌刚刚背着手从猪圈里走出来。我告诉他，这跟我发现古代所有的七言诗都只有二十八个字一样有意思。他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两大发现可以让博士生拿去做博士论文了。

女作家魏微写过吴玄，想象过他的晚年生活会有多凄凉，大意是说他坐在太阳底下，头一歪，就睡过去了。而我以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太阳作为背景固然少不了，至少也该添点温暖的情景——比如，他跟一些晚辈（必须是文学女青年）聊着聊着，突然打起瞌睡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声响了，那一刻，被阳光照亮的嘴角应该还挂着一抹微笑。反正我感觉他的结局不会像芥川龙之介所描述的“他只有在黑暗中捱着时光，直好像将一把崩了刃的剑当拐杖拄着”那样悲壮。我吃过了，我活过了，我知足了，我和世界没什么关系了，我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可以死了。他最终留给别人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世界是可以用来玩的，时间是可以用来浪费的。因为无聊，他把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来浪费了，把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也用来浪费了。剩下的时光，足够他写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