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关于自由，我们已习以为常地认为它是生而为人的权利，很少去追问自由的起因。对自由的觉醒，源自于城市的诞生，与此同时，还伴随着自我理解的进程，最终发展出“一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当然，对个体而言，自我理解可以不必纳入生活核心，因为城市体系关涉着命运的所有方面，它们无情地拓展和繁殖堡垒，使人性受到遮蔽。

《西伯利亚》面向现实的冥暗，在一个虚拟的丧失光照的城市空间，自我理解在被系统扭曲的过程中，逼迫着人性僭越禁忌。外地涌入大城市的青年人们正经受着这样一种苦楚：在家乡遭受被习俗谴责的苦恼，在大城市却要面临丧失生存意义的危机。“我”该怎么办？“我”要被重塑，但个体在城市系统里只有一种幻想的特权，青年人朝九晚五之余，栖息于瑜伽、仁波切之类的亚文化幻觉里，企图找到那个具体的自我，但这无法安抚人生的深刻焦虑：“我”是谁？我们活于城市的表象，自由反而成为人生的负担。

《西伯利亚》的背景是广州，但我无意探索广州。我在广州生活十几年，最终发现自己难以融入这个城市的核心。我没有遗憾，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生活的唯一核心就是思考自己。我尊敬广州。没有谢意，但充满敬意。我所有关于城市的体验全部来自广州，最深刻的体会是它的包容由混乱构成，而它的混乱，又蕴含着包容。同时，它有自己的核，外来者即使努力一生难以进入的核。无数个夜晚，无数个外来的“我”，在无数个出租屋里上演无数的澎湃幻想。但幻想没法冲破禁忌。

在城市深处的核心，上帝筑造了世上最坚固的堡垒，作为城市的灵魂，拒绝一切“外来者”。它隐藏于被特权把控的老城区里，或高居于宫殿之中，也根植于潜意识里。“我”在小说里是躲避者，躲避着批判，躲避着自我，在潜意识里躲避着任何有关“我”能立足于世的根据。 在城市外围那冥暗的虚无里，“我”作为第一个字，同时，也作为抽象的主体，通过字句传递出实体的血气，最终升华为王者。是澎湃的幻觉，或是梦想成真？我认为无需答案，因为相比自我空心化造成的心灵之苦，梦幻或者现实无关紧要。

《西伯利亚》构思于2012年，2015年正式截稿。我在这三年里经历的所有波折，都和它息息相关。但也就在这三年里，关于当代汉语文学，我逐渐清晰了一个观念：叩击现代性的核心。它起始于概念，在不断地学习、自我反思和生活体验中，逐渐深化为信念。如果不透析现代性为何，不去了解它的历史进程，并推设其在中国有何未来，作为一个当代汉语文学作者，我难以想象他对当代汉语能有多大的建树。当然，我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对当代汉语文学现在做定论。对我个人而言，我需要避免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漩涡，其中最危险的一个，莫过于言逊于实。当代汉语文学已完全具备评断主题的能力了，我需要继承这份积淀。但问题在于，评判主题不代表叩击问题的核心，更不代表凝聚解决问题的意识，后两者缺失或不足，造成了当代汉语文学（特指小说）这样一种现状：用过时的语言批判现实。更甚者，通过片面吸收译文里，吸收有关“批判”、“苦难”、“救赎”的概念，制造伟大心性的幻觉，在看似强有力度的叙述里观测现实，但现实难以在其中成型，因为心性的幻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无法真实地剖析人在具体时代里的切实处境。在写完《西伯利亚》之后，我似乎感悟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一种由形而上学和先验相互缠绕的体验，这是但丁带给我的启示，他在《神曲》里通过双重交织，最终获得了个体与上帝的双重呈现，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时代的胜利。

信仰和时代是但丁的根据，那么我们呢？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始终在寻找文学的根据：它必须来自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事件分析，特别是观念分析。一个内心的声音是：一种全新的时代观念正在到来。而分析中国现实之状，当然要落实于城市，以及与城市关涉的人的自我理解。如果能抓住两者的结合点，我认为是构建理解这个时代的观念前提。不如此，汉语难以开启全新的命理和空间。现代汉语急需“观念震惊”，但事实令人悲观：不是来自社会现实，而是一些流于形式的次要观念，影响着当代汉语走向偏执。在庸俗叙述中，绽放那种及时显现、当下应对并具有现场推动力的语言本质，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相比在叙述上实现当代汉语的现代性转化，当代汉语更急需戏剧性的观念震惊。

人的光辉应当在真实的世界中燃烧，而真实的世界便是燃烧着的现场，它不再是空洞的假借苦难的悲天悯地，也不是士大夫式伦理的天下观，而是赤裸裸的现实辩驳现场。要把这个现场转换成文学根据，立足于庸俗的批判视野，或者庸俗的自我超越意识，不仅背离社会现实，更会使当代汉语限于悖论。当代汉语的现状，难道和《西伯利亚》的城市人不相似吗，两者都诉求于自我解脱，但悖论的是，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个自我，他们是空心人。西伯利亚是空心者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