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小说都有个自我摆置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叙述时，把小说的主人公放在什么位置上。对于卡夫卡来说，萨姆沙的位置在床上，在床边的角落里，时而埋伏床下，或被流放至门和窗的接缝里，以至于到天花板上——最后这个位置尤能说明问题，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安娜的位置总是周旋着，在人之中，而不像贝克特某部小说的主人公，一条腿畸形，半骑半坐在脚踏车上，像一具被废黜的雕像。对以第一人称开始的小说，这个位置尤其显得重要，毕竟用“我”开始一个故事的危险之一便是迷失自己的位置。《西伯利亚》的情节用一句话来概括很简单：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看望他的妹妹，最后庆幸自己终于能离开这座城市，但要真的这样去读它就太大意了，毕竟这部小说刚开头没多久就见血了：

 

老头不停手，因为他老伴儿在流血，好像肚囊被刺穿了。没人上前阻拦，包括我。

 

刚出火车站，在一群纷繁杂乱的出场者和他们的对峙中，“我”的位置马上就找到了，这也为整篇小说垫下了基调，“我”是被“包括”进来的：“包括我”。乍一看，在冲突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刻突然把“我”的所在指出来有点多余，何况这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我们知道他在那，只不过没人把他向我们指出来而已，更何况，他还有个妹妹。习惯了他的存在以后，他就像空气一样容易被人忽视，直到他突然作为“我”被指出来，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把他当作旁观者看待。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围观视角突然被替换成“我”的视角，是“我”第一个看到了——在有人说风流话以后——“妹妹赶紧离开了。”

视线的终结——妹妹——既说明了“我”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妹妹身上，也说明了“我”在这个故事里的位置。在整个场景描写中，存在着“妹妹—他人”，“他人—他人”以及“我—妹妹”三个层面的人物关系，相互依存，彼此递进，唯独缺乏了“我—他人”这一条线索，只有一次相当接近于“我”的表态，但仍是通过妹妹发生的：“有人暗地里踹小女孩，被妹妹喝住了。我冲到跟前，把她挡在后面。”金特所描写的这个角色，有一种面对他人直接反应的缺失，这种缺失可能为了自我保护（像一种保护色，像昆虫躲在里面的壳），可能为了妹妹，但他所处的这个环境要求直接反应，鼓励直接的回应，对这种回应的躲避（或者说应对）把他的位置不断地逼向后面。在指出了他个人不受重视的位置后，这是小说里的另一种运动，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

和“我”相反，特别在与“我”一同应对他人的局面（对“我”来说，这种局面往往被迫多于主动）中，妹妹被衬托为一个果断、毫不避讳直接应对的人。比较明确的例子是打电话，热切的语言和行动快节奏地勾勒出她的形象，并且表现出了她和“我”的不一样：她的主动弱化了“我”的地位，不断把我推远。在电话的末尾处，“我”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在电话开始前，“我发现一间工商银行”，而在电话结束时，“她（注：妹妹）发现了我。”另一个例子则在面对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有一段描写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出租车刚一停，她提醒司机车厢有烟味。当时，我刚好说话：‘司机您是本地人吧？’司机不搭理她。”在这里，说话的是“我”，但司机直接面对的仍然是她。“我”的声音被埋没了，再一次，“我”没有选择直接对峙这个世界。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妹妹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们径直面对的也是她，比起小说中的“我”，她显得有力量得多。在发廊里，人们选择和她交换关于“我”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对“我”说出那些意见：“我”被挪得更远了。

和“我”相反，小说中最有存在感的一个人物是“刘总”，“我”避免正面和他对峙，但却不成功，这个人物发表了一通议论，其中就有对“我”的两条忠告：

 

他是那么不安，却想保持冷静：“老弟啊，你错了。人，不分你、你们，我、我们，这多残忍啊。人，应该只有一个称谓，就是‘我’，懂吗，我……”

 

一个要求直接给出反应的世界，饥渴地吮吸着人的欲望，它要的并非它声称的纯粹，而是把“人”简化为“一个称谓：我”。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总”对主人公提到的“公正”嗤之以鼻，把这个“我”提炼到“本能”的程度，就是权力，因为“谁也承受不了把自己看得一清二楚”。像果戈理的世界，小说里的其余人物都遵循着这一规则，在他们自我的世界里，在叙述者眼中的哈哈镜里，每一个“我”都急于填满自己的那块边界，简直要溢出来了，像赵菊妹，像彪哥，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人，没有把自己提纯为“我”的那些人，内心还残存着“旁观者”的本能，他们处在悲惨的境地，夺走他们精力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像小轮，“我这人习惯辩证看待世界，遇到困境时知道抽身，变成局外人”，像张老师，“其实，他心里不得劲。一套动作下来，他非但没放松，反而坚定地露出原形。”在这个世界里，暴露自己是首要的原罪，旁观则是大罪过。于是引出了“刘总”给“我”的第二条忠告，如果“我”不想被推到这个世界外的话：

 

他扯了黑布包，嘴里得意地念叨：“别死心眼了，老弟……别再作个旁观者了……”

 

“别再作个旁观者”与小说中的“我”一开始的旁观者形象是完全对立的，我们都很清楚他做不到，他自己也虚弱地知道，但还在挣扎。妹妹便是他紧紧抓住的一个理由，和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联系，但“妹妹”这个联系并不十分牢靠，只在偶尔才可以找到：“车子开始拐弯，真实的妹妹倒向我。我没有躲避。我躲开的，是她心里的城市，她心里的我，还有大峡谷。”当妹妹拒绝与“我”的联系产生呼应的时候，“我”被人忽略，被淹没，像在地铁车厢里那样。“我”犯了两条罪过：旁观和暴露自己，得到的回答是：“往里站。”“她似乎看见了我的心”，只不过这并没有用，“话音一错耳，被车厢淹没。”

接近小说末尾处，“我”仍没能改善地位，化作流浪汉，“到离红绿灯最近的垃圾桶旁边坐下来，在地上挑烟头。”而最后，和妹妹之间的隔阂也没能解决，“我”终于说出自己的心声，是来“和她告别”的。这个在小说里被描述的人，他做的最主动的举动也不过是“用目光拥抱她（注：妹妹）”，或是“哭了”，就连最过分的情感宣泄也不外乎“她（注：妹妹）突然扑过来，搂住我脖子嚎啕大哭”而并非“我”的主动——这些情感残余在城市里迅速被抹去，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他没有参与的欲望，还想保留旁观自我的权利，为此，这座陌生的城市立刻抹去了他，以至于流浪汉对他喊出的“吾王万岁”也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终于有人承认了他的地位，但事实上，这个人不过在人群中把他的身份指认了出来：叙述者。

“我”的终极界限究竟在何处？答案不难去找，“我”的镜像人物早就告诉我们了：“他扑在黑包口一根吸管上，鬼似地冲我乐：‘因为我就是你的极限……’”这是小说里最出乎意料的一个地方，其真实性抵消了它以泪水震撼我们的方式，结局当然是：“我被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