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期  
      实力
瞬间
查一路

 

 

事情发生在街灯点亮的瞬间,而当时的袁庚并没有意识到。

从袁庚这个角度看去,窗外的灯光透过雾霭像橙汁一样流进狭小的客厅。柔和的光线,很好地烘托了袁庚的心情。这个套间是他租下的,对于一个外来务工者来说,他并不觉得它小,相反很经济实惠。

吃过晚餐,从轮窑厂回家,袁庚开始洗澡。他是个爱整洁的人,工作偏偏与灰土为伴。热水和雾气中,他狠狠地搓洗,一手下去,五根手指粘满了小转筒一样的污垢,他越搓越上瘾,几乎把自己搓掉了一层皮。近段时间,袁庚感觉生活突然对他好起来,各个要素类似一群蜜蜂,从四面八方飞来,都来为他酿蜜。就连卫生间的蒸汽,也让他陶然,且昏昏欲睡。

从卫生间出来,他裸着上身,躺在沙发上。初秋的天气凉凉地刺激皮肤上的毛孔,是一种略寒且爽的感觉。一扇窗户开着,风绕过另一扇闭合的窗户,从这扇打开的窗户像猫一样钻进来。袁庚走到窗前,索性把窗户开得更大些。更大的风,从树梢掠过流进屋子,抚摸着他的全身,毛孔如花蕾绽开,他觉得自己像个刺猬或者是刚刚泡发开的海参,远处是夜鸟的叫声混合着大街的喧嚣,一切都是他心里需要的那个样子。上初三的儿子在房间做功课,成绩始终保持在班级前三名,这是让袁庚满意的地方,他本人没读过多少书。妻子兼了两份工,夜里去一位子女在澳大利亚的老太太家里做家政,累是累点,可挣了双份钱。他等着她,想在今晚球赛看完后,和她亲热一下。球赛,一场重要的赛事,在等着球迷袁庚。他开了瓶啤酒,用一次性纸杯给自己倒上一杯,又点了支烟,快感随即丝丝缕缕地在这个狭小空间升腾飘散。

下身穿了条灰色的秋裤,赤脚,他扭动身子,在沙发上试探几下试图找一个舒适的倾斜的位置,把上身安顿好,然后伸出裸露的双脚架在一只圆形的塑料凳子上。一杯杯啤酒在体内发酵,轻微的热力向上扩散。离球赛直播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等待,往往比结果更诱惑——这样的小日子,哪里去找啊,怎么形容呢?他形容不出来,总之他觉得惬意极了。

257257,谁家的车?挪一下!”喊的是自家的车牌尾号,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而且是个年轻人的声音,袁庚无端地觉得,这声音非同寻常。袁庚对于陌生的声音比对熟悉的声音更为在意。如果他不是那么急切,而是按部就班地甚至是慢条斯理地穿上鞋袜,穿上衬衫,再穿上外套,推开儿子的房门,走过去抚摸一下儿子的头,跟他说上几句,再下楼。或许,事情的结局是另一个样子。

然而袁庚根本没有意识到,就这一声喊,对他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陌生人的谨慎和尊重,让他的行为变得急切。他是个外乡人,租住在这个小区,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他得小心翼翼地和这些面孔相处,不要摊上事,更不要摊上大事。

事情往往偏爱找上那些怕惹事的人。半年前他买了辆车,七万来块钱的一款国产两厢车,白色的,开起来像一匹奔腾的小马,他爱极了,天天给它洗澡,然后从光亮如镜的车身找到自己——那张乐得露出满口大牙的嘴类似剥了皮的石榴。停车也很注意,基本都是找最偏僻的地儿,即便这样,他还是用一张纸将自己的手机号码放在前挡风玻璃上,如果有人觉得车停这儿碍事,打个电话给他,他瞬间冲下楼,将车挪个位子。

或者像这样吆喝一声,他听见了,当即下楼,刻不容缓。他没穿衬衫,袜子,只在上身裸露的肌肤上套了件红色的外套,拖着拖鞋就下来了,因为他想着挪车这件事很快就可以搞定。下楼前,他冲着儿子袁大志的房间招呼了一声。

十分钟后,袁大志端着水杯来客厅倒水。电视机里的球赛已经开始了,客厅里空无一人。喊了几声无应答。挪一下车,根本要不了几分钟,挪好了车,父亲也不会因为任何事在楼下耽搁,因为他从不轻易漏掉一场球赛的开始和结束。袁大志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不祥的预感在他心里越来越强烈。

敲门声让袁大志转忧为喜。进门的却是做家政回来的母亲。袁大志的叙述,让母亲感到惊骇。这位被生活磨砺得有几分木然的女人,这时也抱怨起来,怎么那么快就下了楼,耽搁几分钟也是好的,迟下去几分钟我回来肯定能遇上。打手机,手机是开的,但无人接听。母子俩没有在屋子里等。他们来到袁庚停车的地方,车也不见了。

隔着玻璃门,能看见小区那位秃头的保安,歪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沙发上熟睡,磨牙,涎水从他右嘴角往下爬。他被叫醒了,惊恐地瞪着愣愣的眼睛,仿佛还没有从梦境中完全转换过来。他怔怔地做出回忆的样子,带着避免担责的口吻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我根本没看见这辆车出去,我是刚睡的,十分钟前我一直没睡。”

保安打电话找来几个陌生的住户,他们听说这样的事,都热心地帮忙寻找。但找遍了小区的每个角落,仍然不见这辆车。

有个业主提醒,去查看一下小区的监控。但很快被告知,监控录像五年前就坏了,一直没修。

雾,锁住了这个城市,让城市各种灯光由犀利变得柔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的视线。

就这样,在这个平常的初秋夜晚,袁庚和他的车,像一条鱼,游出了他熟悉的活动区域,无声无息地不知所往。

 

 

袁庚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妻子此刻被小陈询问时,袁庚多次的日常陈述又在她的心头响起。袁庚的话部分来自当年袁水旺的唠叨。我一出生,就被一床小包被包裹着放置在城郊结合部一条河的河堤上。大雾渐渐散去,有一个人向我走来,同时向我奔来的,还有一条吐着红红舌头的野狗,不过人比狗距离我更近。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养父,他叫袁水旺,是一位六十来岁拾荒的老鳏夫。

他抱起这个小小的包被,那一瞬间是不知所措的。他看着我,我已经没有了多少声息。一夜的啼哭,让我彻底地哑了嗓子,只剩下无声的抽搐。养父相信缘分,他是位没有受过教育,且知识面狭隘的人,只是在那一刻,人性的本能,唤醒了他心头潜伏的父爱,他将自己黝黑粗糙的脸贴在我牛奶般娇嫩的皮肤上摩挲。他相信上苍是仁慈的,在他孤独衰败的晚年给他送来了儿子,送来了一生无可替代的慰藉。但同时,他的内心又有些踌躇,他根本没有育儿的经验。

上世纪七十年代,环绕那座城市的是一条被污染且没有被治理的河,河水红黑,泛着琥珀色的光,几只老蛤蟆在几处漂浮着绿色苔藓的水面上,常年练习蛙泳。河的两岸都是人们随意自行搭建的棚户,六十年代一群过江逃难讨生活的人,找到这里,在这里驻扎下来,用石棉网搭建简易的住处,大都以拾荒、收废品,在不远处的湖滩耕种、养鸡放鸭维持生计。脏乱,泥泞,污浊的空气,让尚未适应这里环境的人感到不适应。蚊虫,苍蝇,老鼠,麻雀,比驻扎在这里的人们来得更早,也是这里的长期住户。

从一条河的木桥上望去,河的两边都是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朝向杂乱的、低矮的棚户,类似一地无规则的火柴盒。养父的家,就是其中一间。屋顶上盖着石棉网,透风的木板拼接成四壁。

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雾渐渐散去,不知是谁传来了关于养父捡了个儿子的消息,一群哺乳期的妇女,纷纷敞开上衣的前襟,背着手靠在养父家木板房的四周,阳光照耀着她们胸前的圣器,像一只只硕大的金色葫芦。她们只等着养父回来,好给他怀中的我补上一顿营养早餐。在此后的日子里,她们轮流把奶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以致没有母亲的我,到了八岁还没有断奶。

棚户区是这座城没有风景的地方,大雨滂沱,便泥泞遍地;烈日曝晒时,尘土飞天蔽日。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体验的情感很复杂,我能感受到生活底层朴素的爱,但也有恐惧,而这些都源于周围的陌生人。

女人们看见我在玩泥巴,或者在泥泞中奔跑,一种痛惜的母爱夹杂着怜悯从心头泛起。她们会随时随地撩开衣襟,揽过我的大脑袋夹在自己比脑袋更大的乳房之间,直到让我喝呛,呛到咳嗽,咳嗽到差点窒息——这时候我已经约莫有八九岁的样子了。

男人们走过来,啧着嘴,切,切,好喝,袁庚你多幸福哦,我怎么就投错了胎,我要是你就好了!这里的女人遇上这种情况,不羁的野性瞬间暴露出来,喊着,儿子,过来喊声妈,老娘也赏你一口。我带着优越感,也跟着众人的笑声咯咯地笑起来,满口的奶,喷了一身——此刻的我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这种绝无仅有且日后也无法复制的幸福感,让我在成年以后依然有这样挥之不去的幻觉:无数个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球状物漂浮在空中,它们会喷涌出甜蜜的乳汁,交叉着射向我,因而,我经常就这样在睡梦中嘴唇抖个不停,做出鱼咬钩的姿势。在成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幸福只在昨日重现,因而我一直都在不断地靠回味加固着这种感受。

当然,陌生人给予我的感受不仅仅是和风细雨。我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对人与事的记忆已经十分清晰。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一位邻居,这人四十来岁,豁嘴,真名叫吴矮虎,不过人们都喊他“兔子”。

兔子矮而健硕,脾气暴烈,与人打斗时十分凶狠,令幼小的我胆寒的是,这人的目光像钉子,他盯着某人看时,被盯上的人只好把目光从他的眼神中跳开转向另一边。棚户区是一群杂姓班子,狭小区间的社会秩序有两层,明面上是郊区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暗地里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丛林法则。兔子的凶悍,为他赢得了人们敬而远之的尊重和江湖地位。

但某年的夏天,兔子神秘地失踪了。兔子的女人从这条浊水河的下游找到了河的上游,这位最了解兔子的女人,深知兔子不是个想不开的人,但在潜意识里仍希望能在河沿边发现兔子的一只鞋一条裤衩或者任何带有兔子的痕迹的物品,藉此抓住与兔子的最后一点联系。最终她绝望了,兔子像一滴水在人间被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

第七天夜,一场暴雨倾盆而注,浊水河里翻滚着黑红色波浪,就在这天早晨,有人发现了兔子漂浮起来的尸体。尸体的体内积满了气体,肿胀起来像一只翻着肚皮的青蛙。浑身上下用铁丝绑上了不下七八十斤重的水泥块和石块。

案件的侦破,让事情的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不过,结果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真凶竟然是刘裁缝。刘裁缝跛了一条腿,瘦小苍白,看起来像个书生。握尺子的手,竟然能够用来杀人?怎么可能?此前在人们的想象里,能够杀兔子的一定是个比兔子更凶悍的人。于是感叹,这下好了,过年新衣没人做了——刘裁缝已经撇下缝纫机去了看守所。

事情的起因很小。一天午后,兔子和刘裁缝并排坐在牛毛毡搭成的肉铺前的一条凳子上乘凉,门前的公路上过来一辆汽车,汽车扬起一阵尘土。行到不远处,车上掉下一只汽车轮胎的内胎。这种东西,其实对交通工具靠腿的兔子和刘裁缝来说,都没什么大用。为什么兔子和刘裁缝都想得到它呢?充了气,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可以拿它当救生圈用,在那个年代,很少见到汽车,这东西更稀罕,既新鲜又难求。

刘裁缝先看见内胎掉下来,如同看见天上掉下了馅饼,跑着就去捡,但刘裁缝跑得慢;兔子后看见,但跑得快。兔子并不是一个特别会跑的人,他的优势不建立在自身,而是建立在刘裁缝的双腿长短不一上。从兔子超越刘裁缝由后而前跃进的那一刻起,刘裁缝就感受到了羞辱,刘裁缝在心里骂,我操你妈,你跟一个跛子比赛跑,你还是个人啵?但凡是个人都做不出这样的事。当刘裁缝喘着大气做最后的冲刺时,内胎早已到了兔子的手中。刘裁缝伸手来拽,兔子当胸一脚,刘裁缝连连后退,扑通一声倒地,腾起一团烟尘,激起周围一片笑声,围观的人们无数双眼睛如同餐桌上的筷子交叉地伸过来。刘裁缝不甘受此大辱,准备了几天,几天之后的一连数个夜晚他蹲伏在暗处,用不远处工地上捡来的半块红砖袭击了兔子的后脑勺,兔子吭都没吭一声就靠着一堵墙滑了下去。据刘裁缝后来交代,兔子只在最后用尽毕生的精力放了一个屁,然后就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个强悍蛮横的人,就这样像一袋棉花被一个羸弱的人轻而易举地撂倒在了地上。

多年后的我,想到此事,心中仍是不寒而栗,也使得我在内心深处对一些人和事始终保持着敬畏,在别人眼里,这就是胆怯,我有一种坏的预感,时时预感到灭顶之灾的瞬间降临……

 

 

警方的调查,先是从袁庚打工的轮窑厂开始的。通过走访了解到,袁庚是个十分内向的人,说话有点结巴,平日里寡言少语,小心翼翼,从不跟人寻仇结怨,当然这些都是工友们从表象上观察袁庚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由于袁庚不爱说话和很少与人交流,几乎没有人了解他。袁庚似乎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也没有怨怼和仇人。因此,因仇报复的可能性相对就大大地减弱。

郝飞对助手小陈说,仇杀的可能性系数下降了,但并不能说没有,先入为主的思路会形成很大的疏漏,有些冤仇是隐性的,说白了,本案的受害人袁庚,或许他并不知道有某个仇人在某个暗处,且并不知道因为某个方式结了怨,也就是说,这个仇人可能是陌生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作为市局刑警队中队长的郝飞,负责重大案件的侦破,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分析是,作案是熟人还是生人,都不能确定。小陈听了感到困惑,这种结论不是等于没有结论吗?郝飞点点头。

来轮窑厂之前,市局分管刑侦的傅副局长召集刑警队开了简短的会,听取案情汇报,讨论并初步形成侦破的思路和方向。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案件的性质是寻仇绑架还是其他?二、失踪的袁庚是否还活着?三、是熟人作案还是陌生人作案?四、从何处入手查找人和车?

调查、分析、排除、论证随之展开。

袁庚的儿子袁大志也被郝飞带到了轮窑厂,袁大志作为当晚已知的唯一一名证人,见证了父亲听到那声喊并随着喊声下楼的过程,他被警方安排来这里的一个目的,就是查找当晚楼下喊挪车的声音。

轮窑厂在离城区约莫四十公里的农村,生产建筑用的红砖,工人大概也就三四十人,从年龄段来分,从十七八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被一一叫过来了解情况。谈话的过程中,袁大志垂头坐在一边。这孩子红着的眼眶,是一夜悲伤的痕迹与见证。昨晚透过门缝,他清晰地听见了那几声喊挪车的声音,那声音他不熟悉,但他并不知道父亲是否熟悉,不过他对声音的特征有印象。此刻他专注地坐在这间屋子里,参照记忆中的那个声音,认真地辨听每位陈述者的口音,试图寻找一种吻合。

但一直到最后,他无声地摇了揺头。孩子陷入绝望和自责中,眼圈红了。郝飞伸出手,把他的单薄的双肩揽过来,说,叔叔一定要把你爸找到,你要是对叔叔有信心,就不要哭。后者用手背抵住眼窝,静默片刻,相反张开嘴却哇哇地哭出了声。

其实,警方对于通过声音找人,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临近午饭时,一位满脸胡须的粗壮汉子咣的一声推门进来,这人瞪大的眼睛几乎要挣出眼眶,朝郝飞他们挥舞着拳头。他是轮窑厂的另一承包人,是个哑巴,意思是留几个人吃午饭。小陈把脸转过来看着郝飞。郝飞没有点头。于是小陈提前飞快地走出屋子,将车子发动起来,三个人上了回城的路。

行程过半,郝飞的手机响了。郝飞拿出来一看,是父亲所在的敬老院打来的。自从母亲在前年走后,父亲就有了疑似老年痴呆的迹象,郝飞和妻子都忙得像陀螺,没法照料他。请了几个保姆,无一例外地都在两个星期后撸出青红紫绿的胳膊找到郝飞娇羞万状,说遭受了侵犯。后来郝飞试着找了位年过六旬的农村来的老阿姨,黑壮有余,但仍不能幸免。郝飞下定决心,把他送到了一家私人办的敬老院。同时,为了公平起见,他也把孩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就这样,还是不省事,隔三岔五地郝飞都被叫去,给这位半梦半醒之间的老人“擦屁股”。

果然,手机里那位妇女的声音异常嘹亮,不得了!不得了!你父亲整出大事啦!小陈扭过头,对着坐在后排的郝飞说,郝队,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呢!郝飞点点头,小陈从公安大学毕业入警不到一年,但干事确实很踏实。

下车去敬老院之前,郝飞交代小陈几件事,调集昨天袁庚家所在小区的监控摄像视频,从七点到十二点,反复认真地看,查找蛛丝马迹,力争有所突破。另外,注意有没有陌生电话打到袁庚家里。

进入父亲房间的时候,郝飞发现父亲被几位护工按在床上。父亲努力地挣扎着,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头,头发雪白,却有着滚木一样结实粗壮的四肢,他在床上的运动,弄得四名护工渗出满头大汗。老头一眼瞥见了穿着警服在屋子中央站立的儿子,紧张恐惧导致的激烈情绪渐渐退潮,代之略带虚弱的轻松,他愉快地搓着被摁住的双脚,大声喊:“强奸啰!强奸啰!”

很快那位打手机的妇女就赶了过来,她是这所敬老院的老板。事情是这样的,郝飞的父亲同房间还有一位老头,在郝父的眼中,这老头老脸像一只核桃壳,但打扮得年轻时尚。郝父一直看他不顺眼,攻击他,你黄土都埋到颈脖子了,偏要搞风情万种?老头的回答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关你鸡巴什么事?

老头最近跟一位老太太眉来眼去,这对郝父来说更是火上浇油。早餐时分,正值老头对老太大献殷勤。郝父什么都不说,上前举起吃饭用的不锈钢饭盆,向下一挖,当即在后者的脑袋上开了个月牙形的口子,殷红的鲜血顿时洇红了白发。而郝父还是不依不饶,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又蹦又跳要展开新一轮攻击。

一会儿,对方的儿子挤进来,郝飞一眼就看出了对方手里一直晃着一圈宝马车钥匙,似乎在有意无意表明一种经济地位与身份。

在烦闷中一群看似行将冬眠的老人,他们似乎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而终于发生了。此刻,像过节一样快乐,兴奋地堵住了门洞,扒着前面人的肩膀朝屋里看。挤在前面的一群老头,正努力地用屁股向后拱,以避免自己被挤进屋子里。但有一位还是被挤进来,他干脆留在屋子里靠在门框上,冲着屋里笑,由于他的嘴很大,笑起来整个脑袋看起来像个黑洞。

老头儿子一进门就一直看着郝飞但似乎又没有把郝飞放在眼里。郝飞表达了歉意,说了一堆父亲目前的智力状况。而这引起了对方的误解和不安,这位穿了警服的人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父亲开脱出来而把责任推给了一种老年病?这种病值得同情,且人人都需要为此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想着,他心里来气了:穿了警服又能怎样?

他双眼直直地瞪着郝飞,用眼神试探。半晌,说出一句话:

“这是……”他停顿了一下,门牙用力咬住下唇,酝酿了一下,说,“这是谋杀,谋杀!你知道不?”

双方都被“谋杀”这个词震得后退了一步。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郝飞每听到“谋杀”这两个字,心头都会升起一团焦虑,在案子未破之前,焦虑就像一团雾笼罩着他。

郝飞感觉自己的诚意受到质疑,心中产生了委屈和不快,担责赔偿什么的,都在他心里盘算好了的。但此刻他说:

“你懂什么叫谋杀,要不要我来帮你解释解释?我的手头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呢。”

话说出口,郝飞感觉不妥,他没怎么顾忌对待对方的态度,倒是觉得这样说,对袁庚有些不公平。袁庚的失踪也未必是一场谋杀;说谋杀,在客观上等同于认同了袁庚已经死亡。袁庚生死与否,站在警察的角度看,这只是一桩案件,但对袁庚本人和其家人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可能崩塌。

袁庚或许此刻还含悲忍泪地活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何故,也不知在哪个陌生的地方哪位陌生人的手中?——想到这一层,郝飞心里着急。

 

 

下午,小陈马不停蹄地去袁庚小区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调监控录像。迎面碰上正准备出门办事的所长老詹,老詹一手夹包一手正拉车门,小陈把他堵了下来。这个派出所很小,正式警员包括正副所长指导员一共只有六个人,加上三个协警。小陈说明来意。所长想了一会儿,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个小区出门的那条街的监控摄像头去年坏了。

这是小陈最担心的事。小陈还是不甘心:

“怎么可能?小区里的监控也坏了,怎么回事啊?坏了你们怎么不修啊?发生案件了,没有监控视频这给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

老詹拉车门的手转而按在了小陈的肩上:

“怎么搞呢,经费又不足,对案发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预见性,总之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啦。不过,我还得说句题外话,你别误解,我不是扯皮推诿,板子未必要全部打在我们身上吧?你说这些监控摄像头坏了,就一定归我们所修,不一定吧?你如果要问到底归谁修,当然,那我也说不清了。”

这时,小陈的手机响了,是郝飞打来的,郝飞刚出敬老院的门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小陈把这里的情况说了。正好赶上郝飞窝着一肚子火,找到了出火的烟囱:

“搞什么名堂?什么经费不够。修摄像头能花多少钱?我就不信他们所一次没有公款吃喝。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开支省下来,别说是修摄像头,什么事都能办!”老詹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一边听一边自说自话,现在是什么形势?还往公款吃喝上扯。说啥都可以,这种话在我这里是犯忌讳的,除了郝飞谁说我跟谁急。你看这个人,说起来还跟我是哥们,怎么老是在背后说我坏话呢?

“詹所站在旁边听着呢!我们另外找个地儿说吧?”小陈忍不住笑道。

“那不正好一石二鸟嘛,我就是说给他听的。”郝飞和老詹私下里是很铁的哥们,郝飞性格嘎嘣干脆,老詹则黏得像麦芽糖。老詹把手机从小陈手里接过来。派出所的前门正对着一条大街,车与人川流不息,老詹为了让对方听得清楚些,手机翻盖被笨拙地翻开,紧紧地捂住了半边脸,看起来像猪八戒的耳朵。他对着大街蹲下来,大声喊:“喂,我说,这事确实不妥啊,我们基层经费困难也的确是事实,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因为什么公款吃喝,这样说伤感情嘛,另外也把事情搞复杂了嘛!另外我还得说明一下,我请你喝酒哪一次不是我私人掏钱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在你跟前乱嚼舌头,是不是局里最近选拔干部有人担心我挡了他的道?放心吧,我这样的年龄是没有竞争力了,至于案子的事,我一定全力去协助,我们一定吸取这次教训,这样吧,哪天我私人请你吃饭?……”

“吃个屌!”对方把电话挂了,三个字忽然在老詹的耳畔一炸,把他惊得一凛。老詹本来还想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请郝飞吃饭也不是客套,他想找个机会跟郝飞在一起坐坐,打打掼蛋,喝两杯,毕竟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另外儿子警官大学要毕业了,自己的意思是毕业就进郝飞的刑警队,儿子想考研,是考研还是就业也很纠结,他想听听郝飞的意见。可是郝飞的态度,让他感受到对方是真的生气了。郝飞是不是对自己产生了误解?

本来,袁庚的家属在当晚是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的案,按照惯例,类似这样成年人失踪的案件,二十四小时之内是不予立案的。但当时老詹听了报案,凭着一种职业的敏感,觉得这其中不简单。当晚就向市局作了汇报,市局为袁庚的安全考虑,第二天就提前介入了调查。

老詹想,是不是郝飞以为他老詹把案件交上去自己就可以脱掉干系万事大吉,一身轻松看大戏了?郝飞要是有这层意思就真是误解自己了。这么一想,这位一直像在牵着蜗牛散步的人也忽然急了,冲着小陈就嚷:“走!走!我陪你去周边的几个派出所瞧瞧!”

幸好其他几个派出所辖区监控视频都有,案发当晚特定时间段能收集到的视频,都被小陈调过来了。于是整下午和晚上两个人一起看视频,这么多路段的视频资料,把眼睛看起了雪花点。

夜里十一点半的时候,傅副局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桶“康师傅”,进门的时候,把两桶倒扣一合,小陈见了流着口水说,傅老师来给我们上数学课啦,这节课的内容是立方体——圆锥。傅副局长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说明你们胸有成竹啦?说完把它搁在靠墙边的放电水壶的一方矮桌上,对着两个人说:“搞这么晚了,你们家属有没有意见嘛?”小陈嘻嘻哈哈地说:“报告局长,我还没有家属,还等着你下一次送方便面时捆绑销售一个!”郝飞说:“我家里现在是空巢,我家属在银行加班比我还晚,她就是有意见也只能跟自己的领导提。”

三个人讨论了一下案情,傅副局长说,最近一连发生几个案子,一个是郊区308水库浮起一具裸体女尸,什么线索都没有,就脚踝处有一朵玫瑰花的纹身,这是唯一的线索;另一个是有人拿着针,扎女人的屁股,虽然目前只扎了三个,但有传言说他是艾滋病人,是不是会继续扎下去?那样就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现在局里人手比较紧,这个案子就主要由你们俩负责。

郝飞和小陈连连点头说好。郝飞说:“我们一定要化局长的方便面为力量!尽快把手头上这个案子拿下来。”

临近零点的时候,夜阑人静。突然,咚的一声,小陈把方便面桶掼在办公桌上,面汤跳起来落在了桶外的几份文件纸上。他惊喜地叫了一声:“郝队!快看!”郝飞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过来,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眼睛瞪大了看着屏幕。

他们看见了疑似袁庚的小车。白色的,两厢国产车。进入视线的时候,它处在两个路灯之间,加上这一夜有雾,看不清它的车牌号码。郝飞和小陈的眼睛像四只钩子,等着它越来越近地接近一个路灯,借着这个路灯的光,把车牌号钩出来,盯住它。上次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袁庚无论被害与否或者被劫持绑架,其人都在这辆车上,因此找到这辆车很关键。

眼见着越来越近,但就在此刻,车子忽然右转,从两条绿化带的空隙间晃过去,上了旁边的人行道,人行道的光线十分暗弱。郝飞和小陈的眼前,只有一道模糊的白色车影快速地驶过去……很显然,如果不是袁庚的车,那另当别论;如果是,郝飞预感到这辆车会像一条扎向海底的鲨鱼,越潜越深。

 

 

袁庚一家,也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方桌的两边,虔诚地端坐着,等待电话铃响,等待与袁庚有关的任何信息。在没有见到袁庚之前,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袁庚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们希望这只是个终究将会醒来的噩梦,如同袁庚曾经一次被窑土覆埋三小时后的死去活来,都是生活中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他们还愿意相信,某一天,会迎接袁庚历经劫难后的疲惫归来,一家人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

如果是绑架,在这段时间应该有对方电话打过来,至少对方要通过某种方式与家属接触,所以警方叮嘱他们要注意外界有意与他们接触的每一种方式和每一个细节。但直到现在,仍杳无音讯。依据逻辑,绑架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基于袁庚家的经济状况作出的判断,袁庚和妻子是外来的打工者,靠着诚实劳动过活,儿子在读初中,家里无房,无存款,无外援,唯一值钱的就是新买的那辆车。

拨打袁庚的电话,开始是无人接听,后来变成了嘟嘟嘟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变化,让袁庚的妻子和儿子感到十分惊骇。如果不是绑架,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凶险在等着袁庚,这是他们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的境况。

郝飞进门的时候,袁庚的妻子似乎是从幽长黑暗的隧道里看到了一丝亮光,她几乎是扑过来,抓住了后者的手。她拼命忍住了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她觉得现在就哭,对失踪的丈夫不是好的兆头,但她迫切地想知道,这到底是绑架?劫车?寻仇?还是她更不敢想的事情?袁庚安危如何?其实,这起神秘失踪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郝飞的心里也没底。不过,他觉得此刻不合适把它表露出来,而是用了一句在无数场合用了无数遍自己都感到厌倦的套话来安慰她:请相信警方,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接下来,两个人谈起了袁庚和他的车。

作为最了解袁庚的妻子,她知道袁庚对车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他在轮窑厂累死累活地干活,最大愿望就是买辆车。而且他似乎没有把车当车,而是当作一种神品供奉着。新车买回来的当天,他手握方向盘,在车上坐了一夜。

袁庚对车的情感,似乎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妻子回忆起来,买车之前,他曾经多次跟自己讲起关于车的往事。

 

童年的我和养父袁水旺,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郊区。郊区距离那个小城有二十公里的距离。被养父像捡废品一样捡来的我,说实在的,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地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父爱。我的记忆,只是在八九岁以前捧着大小各异的陌生乳房大口吸吮,或者赤着脚在木房子前的一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飞奔,追逐一只兔子、老鼠或者青蛙。

老头沉默得像一块石头,等他说话的时候,似乎永远也等不到。只在不经意间蹦出一句。老头爱喝酒,就着几粒炒黄豆或者一碟辣椒糊都能喝一壶,喝完了,眼睛怔怔地盯着一个地方,眼神像被绑住了似的,挪不开。他跟我有限的交流,简单的几个词汇基本上都固定下来了,如“吃不?”、“饿不?”、“渴不?”、“累不?”、“疼不?”。

只有几次,我感受过父爱:都是生病,父亲驮我上医院。其中一次印象最深,我从家附近的一块菜地偷吃了两条黄瓜,下午肚子疼起来,父亲说有几只蛔虫在我的肚子里打架。父亲驮着我,用双手托着我的屁股,缓慢地迈着步子,从住的地方向城里医院的方向走。

虽然父亲捡废品走的也是这条路,但背上我的重量让他的脚步变得迟缓,他像一只衰老的骆驼,两条腿不怎么听使唤,两根木柱子似地一下一下杵在地上。我记住的是,颠簸中那宽阔而温暖的后背,有些佝偻,却很舒坦。幼小的我好奇地用耳朵紧贴在这堵“墙”上,听见了类似打鼓的声音,后来我想那声音可能就是父亲的心跳吧?

到了医院大门口,或许是父亲背部的温度传递给了蛔虫,几条蛔虫和平相处了。我和父亲都为此兴奋起来。父亲驮着我,在城里转了个大圈子,见了熟人就说,我儿子的肚子不疼啦。让我感到最为新奇的是街上跑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汽车,这给了我灵感,我把父亲的脑袋当方向盘嘀嘀叭叭地操控起来,脑袋上为数不多的头发转成了一个鸟窝。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不规范的城郊农贸集市时,满眼是随地乱扔的腐烂的西红柿,好似一天星。父亲踩上了一颗,脚一滑,一头扎进了一堆。爬起来的时候,两颗脑袋都红了,两人对视,然后笑起来。

夕阳渐渐西坠,父亲驮累了。两个人坐在马路边沿,父亲给我买了一根冰糖葫芦,我也有了一次跟父亲认真交流的机会。我仰面看着父亲。

“我长大买汽车给你坐!再也不让你驮我驮得这么累。”

“为么事啊?”

“你现在像我爸了!”

“孬子,先前不像啊?”

“先前你整天抱着酒瓶子,是酒瓶子的爸。”

父子俩在路人的注视中笑起来,笑得咳得差点断了气。

七十岁以后的父亲,感觉自己像山顶的冰雪,生命力在渐渐融化、褪去。他最担心的事,是自己死了、我还没长大。现实虽然没有那样糟糕,但无法逆转的是,未及我长大,父亲已衰老不堪。我初中未毕业就退了学,四处打零工。

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的大限到了。我一脸泪水,把父亲用棉絮裹得严严实实,驮着他去城里的医院。

沿路大雪纷纷扬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来逐渐接近的马达声——是一辆货车。我转过身对着雪亮的车灯想跪下来。车子迟疑片刻,突然嗡的一声加大油门,溅起雪花,飞驰而过。

未及抵达医院,父亲已在我的背上走完了一生。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我有辆汽车,父亲会不会那么快,就在我的背上走完了一生?

 

 

郝飞得空去了趟敬老院,一是看看父亲,二是约了被父亲打破头的那位老头的儿子谈赔偿。过走廊的时候,郝飞感觉走廊里有点细微的变化,作为一名老刑警,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感知能力。果然,他注意到一个细微变化:一块小门牌垂直地钉在一个房间的门框上,上面是几个烫金的字“院长室”,郝飞笑了,心里不得不承认,小门牌这么一钉,无形的权威性瞬间被凸显出来。

老头的儿子打电话来说,临时有事不能来,郝飞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父亲的房门被推开一条缝,郝飞没有直接进去,而是透过门缝观察父亲。对面的床空了,父亲坐在自己的床上,很高远地望着窗外的树与天空,以及可能有的飞鸟,思绪似乎已去了很远的地方——他正在经历惊涛骇浪之后的小憩。见郝飞进来他一把抓住他,拍拍床沿,压低声音,很神秘的样子,“我告诉你,不久前我在这里打败了一匹色狼,现在他像一条被打怕了的老草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阻止了一桩强奸案的发生,否则又是你的麻烦,我这算老有所为啵?”

他一只手拖住郝飞的胳膊使劲往怀里拽,另一只手掌放在上唇弯曲成喇叭形凑着郝飞的耳朵,声音更低了:“那天……早晨……他是想去强奸!知道不?幸好被我及时发现,妙龄少女差点遭殃。”郝飞心里气,但最终被老头的神情逗笑了,“您这功劳可大了,要是没有您老,这世上一位六十八岁的妙龄少女可就失去贞洁了。”“可不,咋的?人家五十年前就是妙龄少女了,你说是啵?再说对我来说人活在世上总要做点什么吧?”说完,老头眼光一闪,笑容还未完全展开,又忽然沉下脸,样子郑重地表示,今后可能还要干一件大事,要“为民除害”。

阳光射进这间有些霉味的房间,光线从窗户射下来呈三角形斜切到床底。床底下的反光晃了一下郝飞的眼。郝飞感觉某个地方不太对劲。他蹲下身子,发现床下的半块砖头下面,压着一块碎玻璃,长长的,很尖,看起来有些锐利。郝飞心里一惊:这是什么破敬老院?管理也太松弛了吧?随后郝飞想的就是要不要给父亲换个敬老院的问题。

“我一辈子都想干一件大事,可快到八十岁了还没有干成!”蹲在床边的郝飞抬起头时看见了父亲目光里的笑意,这笑意让人琢磨不透。想起刚才的那句“为民除害”,再看这块玻璃,咯噔一下,郝飞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阴云飘过来,在他的心里遮住了晴空。他想,父亲的问题,真不是个小问题。等手头的这个案子结了,他要认真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他拿起这块碎玻璃,装在口袋里,把它带出了敬老院,扔进了电信大楼前的一只绿色的垃圾桶里。碎玻璃的尖头在落下过程中,扎通了垃圾筒里一盒桶装方便面的底部,半桶面汤瞬间就漏光了。

郝飞想把内心的不安连同这块碎玻璃一块扔掉,可怎么扔也扔不掉。

袁庚的车,还是出现了。它躲过了城区的监控,但在一个高速的卡口监控中现形。这使郝飞和小陈进一步坚信了那句话,再狡猾的狐狸也许能侥幸地几次逃过猎人的枪口,但不可能永远逃过。

郝飞开始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区,凭着直觉,他相信在那个路口一闪而过穿过绿化带开上人行道的白色两厢国产车,就是袁庚的车。但它狡猾地躲过了监控摄像头,在雾霭和夜色中潜行,郝飞觉得与其说它是车,不如说它像一艘潜水艇,潜行在搜寻的视线之外。这给了他一个清晰的信号,驾车人是有意回避在摄像头前留下印迹,有预谋地使用反侦察手段避免暴露。从这一点可以判断,事发并非偶然,嫌疑人肯定是经过了谋划。

后来,他们放弃了对市区监控录像的查找。转而到高速和交警队调出了事发当晚各高速和国道卡口的监控录像。一辆白色的国产两厢车,就这样出现在郝飞和小陈的视线中。

离摄像头越来越近,车的轮廓越发清晰,像海底世界水族馆里,一条鲨鱼由远而近地游过来。郝飞和小陈都有些紧张和兴奋。小陈递给郝飞一支烟,就在小陈叭地打着火机的瞬间,他们同时清晰地看见了车辆的牌照,果然是袁庚的车。

两个人同时屏住了呼吸。

令人不安的是,驾车的不是袁庚本人,而是一位年轻人,车的遮阳板被放下了,无法看清这位年轻人的面部。袁庚,竟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姿势是向后靠着,头靠在椅背上,还规整地系上了安全带,卡口的灯光斜射在车顶上,使得袁庚颈部以上的部位都处在暗处,因而看不清他的脸。

车子快速地行驶,正副驾驶座位上的两个人,处在明暗光线不停交替变化中,很快,车子驶过了卡口,上了高速,像箭一样疾驰。去了城市东部的方向。

反反复复回看,除了前面的观察所得,没有发现新的疑点。郝飞最想看到的是,年轻人的面部轮廓,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的脸都被黑暗包裹着。有一点或许可以算作反复观察后的一个新发现:与身边副驾驶座上的袁庚比,这位年轻人的体态显得相当瘦小。

袁庚此刻是否还活着?如果已经遇害,他的位置应该在后排,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可能性不大。如果没有遇害,至少是被控制了,因为看不清后排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若是袁庚此刻还没有遇害,而老老实实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就可以断定后排有人在控制和挟持着他。到底是死是活?是不是劫车?此行的目的地在哪?这些疑问像一群耗子,在郝飞和小陈的眼前跳来跳去,等他们伸手去抓时,瞬间又逃得无影无踪。

向东,这条高速延伸一千多公里,途经六座城市,郝飞在电子地图上把它们一一标注出来。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他向市局领导作了汇报,请求市局向沿途的城市公安局通报案情,协助查案,对沿途城市的停车场和二手车市场进行排查。

它要去往哪里,并不清楚。倘若它去了一千里之外的邻省,查找的难度是不是被很大限度地放大了?

这是郝飞最担心的地方。他坐着,一支一支地抽烟,小陈这时想说什么,他用手势把他摁住,他想静静地思考一会儿。

此前,在城区,疑犯为什么千方百计避开各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驾车的人都知道,高速的卡口有监控摄像,而这次,他为什么愿意把自己暴露在监控摄像头前呢?

突然,郝飞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瞬间他从小陈惊讶的眼神觉察到自己的反常。小陈茫然和关切的表情,提醒了郝飞需要对刚才的反常做个解释。郝飞说,我刚才把自己当成疑犯了,用疑犯的思路去想问题,想深了瞬间又怕自己从疑犯的角色转换不过来。小陈笑笑说,郝队,你别入戏太深,如果案件不破,我担心你真把自己当成疑犯了。小陈的话,本意是舒缓一下郝飞的紧张,不想却加重了郝飞的焦虑。

 

 

一连五天,本市市郊停车场管理员老杨头,每天清晨醒来,都要经历一夜噩梦。五天前,他发现了一辆车。这处露天停车场本来是一块露天的荒地,被浇筑上水泥,划上几条白线,一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的老头胸前挂上一块牌子,左胳膊戴个红袖章,嘴里含个哨子,这里就成了一处收费停车场。

被发现,是五天前的一个早晨,这车正好停在停车场边缘的草地上。贴近停车场,而没有停在停车场内,这样让是否可以收费存在争议。但它停在这里,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其他车辆到停车场停靠。基于这一点,不收费老杨头是心有不甘的。

当时,老杨头绕着它转了一圈,突然,无端地心就收紧了,一种莫名恐惧,像一条蛇窜到心里。毫无理由地,只是一种直觉和预感,他的心里有了异样感。他觉得这辆车非比寻常,当他再转一圈之后,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老杨头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日常从不相信什么鬼神灵异。但靠近这辆车时,总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种说不清的阴森神秘的场。很特殊的一种气息,让人在烈日当空时,仍感到浑身发冷。

第六天早晨,老杨头还是绕着它转圈子,转得浑身冷飕飕的。也就在此刻,他留意到副驾驶前挡风玻璃后移车牌上的手机号码。于是,他给这个手机号编发了一则提示收费的短信。一天一夜的等待过去,他很奇怪没有收到任何回复。随后,他像战斗机投弹一样朝着这个手机号发短信,进行连续密集的短信轰炸,仍然没有一点反应。终于,他忍不住拨打了这个手机,但手机里传来的是嘟嘟的声音。

老杨头是在第七天的正午,下了决心去看个究竟的。他戴上老花镜,身后跟着一名年轻的保安,才有胆量透过挡风玻璃往车里看。前挡玻璃上的贴膜是墨绿色的,从外往里看,颜色偏深。脸贴着玻璃,鼻子被玻璃压扁的瞬间,他被巨大的惊骇震得后退了几步。他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指着玻璃示意保安看。保安的鼻子被玻璃压扁时,也和他一样变得浑身哆嗦。

副驾驶的位置,座椅和周围的内饰,溅满了发了黑的血迹,血迹呈喷射状,沿着右边的车窗玻璃和内饰冲到头顶的部位……

这一老一少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受到极度惊吓的两个人,瞬间丢盔卸甲,逃到了离车百米之外的地方,仍惊魂未定,相互搀扶着,四只手哆嗦了好半天,才成功拨打了报警电话。

郝飞和小陈赶到现场,一眼就认出了这辆车。白色的,两厢的国产车,吻合的车牌号码——这就是袁庚的车。曾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滑得如同一条泥鳅,此刻豁然出现在了眼前,郝飞格外感觉到,车身除了被泥水弄脏的部分,其他部分白得十分耀眼。

从血迹判断,袁庚可能已经遇害了。为什么嫌疑人把车辆停放在这里?

此时看来,很明显嫌疑人当晚把车开上高速,是要将警方的视线引过去,让警方的注意力集中到高速沿途的农村和六座城,然后金蝉脱壳,很有可能下高速从318国道开回来,转了一圈,悄悄地返回了原点。在返回的途中,郝飞猜想,嫌疑人还可能有另一件事需要去做。

返回途中的318国道旁的某个隐秘地点,诸如树林、池塘、机井等均有可能是抛尸地点。终结了生命的袁庚,如同落叶飘零,这些地方会成为他生命最后的短暂驿站。究竟是什么让他遭此厄运,显然疑犯不是为劫车,绑架勒索的可能性也完全排除了,在所有袁庚认识的人当中,他也没有与人结仇,因此也不太像仇杀,那究竟是为什么?在这一切的表象背后,肯定有着深层的原因。

其实,这七天来,停车场的一切,都被一位瘦小的年轻人看在眼里。他蹲在不远处一个荒弃的小土堆后面。小土堆的上方横亘着一条尚未完工的高铁高架桥,他时而蹲着时而坐在稀疏的杂草上,眼睛始终警觉地盯着不远处的停车场。一连六天,他每天都在土堆后面闲逛,暗中一直在观察这辆车的动静,他在学一只兔子,一旦这辆车有风吹草动,他立马就跑。如果警察一直找不到这辆车,这对他来说,就是安全的信号。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还不能排除等风平浪静之后,将这辆车据为己有的想法。

此刻,一群警察围上了这辆车,打开车门,拍照,取证,一一都被他看在了眼里。瞬间,他魂飞魄散,开始了逃亡。

 

 

《荷马史诗》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希腊神话,特罗佛尼乌斯和他的兄弟遵照神谕建起了阿波罗神殿,而后,神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尽情享乐六天,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你的最大心愿随之实现。然而到了第七天,特罗佛尼乌斯死了。

郝飞从一本书里读到这则神话,他觉得,袁庚的生活,也遵循了同样的轨迹,四十岁之前,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卑微得像一粒浮尘,一粒石子,一棵小草,尝遍生活艰辛,等到苦尽甘来,生活河流平静的表面之下一个巨大的漩涡,突然拽住了他,并湮没了他。他又像一只蚂蚁,满怀希望地向前奔走,无可预测的一场沙尘暴改变了命运的走向,把他抛到灭绝的边缘。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毁灭袁庚的邪恶力量可能源于一种偶然,一次意外,一种无意的冒犯,一种失衡心态中产生的敌意与杀机。

案发的第七天,袁庚的尸体在318国道旁的一处鱼塘里被发现了。养鱼的老汉在这天清晨按照惯例去鱼塘边逛逛,鱼塘的西边有一溜荆棘丛斜伸到水面,此处老汉发现了红色的漂浮物,正好是袁庚的红色外套。袁庚遭遇了不幸,眼前的境况,类似当年的兔子。

破获大量命案的郝飞,最终还是要面对袁庚的尸体和大同小异的犯罪现场。案件的真相似乎呼之欲出,但毕竟还没有告破;即便已经破案,郝飞仍抱有复杂的心理。

一方面,为案件昭然于天下、沉冤得雪,而怀有类似普通人常有的欣慰;作为刑警,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轻松感与成就感,类似打通了任督二脉。另一方面,人性的丑恶,全过程地展现在他面前,让他的心里沉甸甸的:恶之花兀自疯狂地生长在某些人的心灵荒漠,形成破坏社会毁灭他人的执拗的邪恶力量;恶之根滋生蔓延,此消彼长,除恶务尽谈何易。除之不尽的一个个案件,似乎在印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看法,犯罪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犯罪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组织的基本条件合乎逻辑地包含了犯罪,消灭了犯罪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作为一名刑事警察,每天跟犯罪打交道,而消灭不了犯罪,无疑是令人悲哀的。

那些被伤害的人,在郝飞的眼里,那些尸体不是尸体,都是鲜活的生命。在被伤害之前,他们是父母,儿女,夫妻,他们有着千姿百态的个性,心中都有爱恨情仇,在社会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瞬间,被罪恶剥夺了生的权力,且为他们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唯有亲人。个体生命的悲剧,未必是整体成员的悲剧,至少不是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都能意识到的“他人的悲剧是生命意义上的悲剧”。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探讨了陌生人的痛苦与旁观者之间的关系,惨不忍睹的场面,会唤起旁观者的怜悯之心,但旁观者的无能为力感会让这些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场景久而久之显得多余和荒诞。

犯罪现场,郝飞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到受害者的弱小、无辜和无助,比如袁庚,在陌生人中间,像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诚惶诚恐,小心谨慎,胆小怕事,似乎在一群陌生人组成的人墙中四处奔跑,然而始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出口,终究厄运难逃。

案件似乎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无论犯罪嫌疑人怎样狡猾地躲藏,但在案发的当晚他把车停在市郊的停车场这个细节,终究会暴露他的有关信息,郝飞坚信这一点。

很快,在离停车场不远处找到了一个转动的监控摄像头。

让时间回到案发当晚,大约十一点左右,一辆车亮着雪亮的车灯从遥远的黑暗中驶来,它就是袁庚的车,停在了停车场现在这个位置。

显然,把车停在这个位置,是经过考虑的。它没停在车位上,可以避免因收费引起管理员的注意,它没有占你的车位你就没理由收费。但靠近停车场,而非孤零零地放在某处,又可以避免引起格外的注意,类似把一条鱼放进一群鱼这样的整体,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上。

车门被打开,先是推开拳头大的缝,接着缝隙越推越大。一个脑袋伸出来,警觉地朝四周看看,然后左脚跨出车门全身跟着站了出来,一位年轻人扭过头去,视线越过车顶朝着停车场管理员住的绿顶白墙的板房看了看,转过头,向公路边走来。此刻,正好面部对着路灯和摄像头,脸部轮廓越来越清晰——是位矮小消瘦的青年。

从视频的角度看,他一步一步向前走过来,在某个瞬间,路灯昏黄的光线,一下子倾泻到他的脸上。这是一张年轻的脸,稚气未脱,但从中找不出单纯和善意,相反一种阴森的戾气很明显地浮出面部五官,眼神像刀尖闪着锋芒,让人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感受得到。

向着路灯的方向走了十几步,他忽然转身向右走,走到马路的对面,略微躬了下身,从右边的裤子口袋里掏着什么。他掏出了手机,拨打了一通。不一会儿,一辆出租车的车灯照亮了他的全身,并停了下来。

郝飞在心中整理着思路,疑犯是在用手机招出租,只要找到当晚那辆出租车司机的通话记录,就能找到招车的手机号,通过手机号锁定嫌疑人的姓名和身份信息。

 

 

比夜还黑的夜。

刘树平和袁庚像狗拼命刨地一样抓着对方的身体。他们的纷争被笼罩在傍晚非浓非淡的雾中。在小区的一个角落,紧密的树与灌木丛遮蔽了这两个人与车,将后来发生的事,秘而不宣。

三个月前,刘树平回了趟家,继续协商婚事。女方的父亲表露出极大的郁闷,隔壁二毛,是残疾人,结婚都买了车,档次还不低,我女儿连个残疾人都不如?车是必须的,档次高低你看着办。这不是车的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人没了面子还在世上混什么?

回到城里,抑郁加重了他身体左侧的隐痛,一周前,他转到这个小区给几户人家搞装修,在装修的一户人家简易地支了一个铺。傍晚闲逛,尾号257,一个熟悉的车牌号映入眼帘,让他大感意外。这个车牌号,三个月来一直在他脑海里过来过去,赶都赶不走。此后三天,他继续在小区寻找着这辆车,地点不同,但这辆车都在,也就是说,这辆车的主人,正好住在自己做工的这个小区。

第四天,袁庚在楼上听到有人喊“257,挪车”。他几乎是小跑着下了楼梯,顺着声音过去,一个依在车边瘦小苍白的青年映入视线,这人把车的右后视镜拨来拨去,发出沉闷的嘭嘭声,袁庚感到心跳加快,依据自己身体的轻微颤抖,他感知到对面这个青年的恶意。

刘树平的陈述,让袁庚感到迷茫,毕竟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他认真地回忆,只是记得当时自己确实经过那条街,而车子是否接触了刘树平的身体,他则没有一点印象。

他们像拉锯一样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彼此快速地揪住了对方的衣领。刘树平坚持自己应该得到一万元的赔偿,而袁庚觉得这样的要求既过分又荒谬。在僵持中,他喃喃自语,这是从何说起啊,你这不是敲诈嘛?如果真是擦了,你当时应该报案。而对方则说,现在感觉越来越严重,而当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眼神的较量,似乎比体力的强弱更有威慑力,在袁庚的眼里,刘树平的眼睛像铁钉一样尖利而强硬。其实袁庚庞大的身躯里藏着的是一颗小老鼠般的心脏。他败下阵来,首先放开手,他垂着手,等待对方相应的动作。失去了一种抗衡,刘树平随后也慢慢松开了袁庚的衣领。袁庚为缓和一下气氛,伸出手想把对方的手友好地握住。刘树平也伸出了手,不过他对着伸来的手奋力一甩,袁庚的身子似乎也跟着自己的手向一侧转了过去。

袁庚尴尬而胆怯地对着一排灌木呆站了一会儿。对方这时也转身对着灌木丛,他窸窸窣窣在下身掏了片刻,对着一棵灌木撒了泡尿。袁庚惊讶地看着对方的肆无忌惮。刘树平的目光迎了上来,他显然是对袁庚的惊讶感到不满,袁庚不敢去碰对方的眼神,转而低头看刚被浇灌的灌木。微弱的灯光射过来,灌木青黑色树叶上的尿液像露珠一样闪着光。

袁庚的话里带着恳求,要么,上去喝杯茶,边喝边谈。而对方似乎并不领情,急切而烦躁地回答,谁跟你去喝茶,我们该去的地方是医院,我得检查。说完他扭头,眼珠一动不动注视着垂下眼帘的袁庚,用一种不高不亢但足以压住袁庚任何说“不”的可能性的语调发问:“行不?”袁庚低着头,摸摸裤子口袋里刚发的一千多块钱奖金说:“行!”气氛随之缓和下来,对方眼神里那颗钉子也消失了。

很快两个人在夜色和雾气中钻进了车里。

袁庚在发动汽车的瞬间,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对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刘树平说,我们还是先去交警队吧!必须先去交警队!袁庚刚才被突如其来的事搞得晕头转向。冷静下来,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敲诈?他越想越有点不对劲。或许有这人被其他车辆碰擦而找上自己的可能,也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被碰擦这么一码事,一上来就要一万元的赔偿,有敲诈的迹象,也让人感到蹊跷。如果确实是自己的车碰擦了对方,先去交警队应该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建议吧?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跟人说出了相反的意见,而且这么坚定。

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个看似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议,让他遭遇了类似当年兔子的命运。他最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建议会刺激和激怒对方?

沉默之后。

瞬间,刘树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跃起的短暂过程中,他的整个身体转向左侧的袁庚,在他脑袋缩下去的同时,一把三角形的利器同时插进了袁庚右侧的脖子,随着袁庚向右侧倒伏,一柱血,向副驾驶座位的顶部喷射而出。

 

 

去刑警队的路上,郝飞接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小陈打来的,小陈转达了傅副局长的意思,这个案子让郝飞亲自审。郝飞并不感到有什么为难,相反是一个战士经过一番鏖战后打扫战场的收获感。路上,电瓶车、自行车和各种车辆混在一起,车子边开边停,他将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掏出烟,很贪婪地吸了一口,烟圈还未悠闲地吐出来,第二个电话紧接着就来了,是敬老院打来的。他一瞬间就想到了那块碎玻璃,顿时思维完全被一种可怕的预感控制了,莫非老头真的出了事,这次出事可能就是大事。瞬间脑袋就大了,他没敢去接电话。而是一下子掉过车头,冲着敬老院的方向加大了油门。

这个没少给自己惹事的坏老头,前两天去看他还是好好的,只是眼神中有一种诡秘。郝飞回忆起一件事,他原本在心里常常喊他“坏老头”,一次当面失口喊了,没想到老头乐了,顽皮地一笑,我姓郝,所以我永远是“好(郝)老头”——坏老头就是这么可爱!此刻,郝飞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爱着他,只是他把爱他的时间让给了工作。他第一次这样意识到自己像爱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爱着他。郝飞的眼眶润湿了:不知道坏老头此刻到底怎么啦?

“会怎么啦?我这不容光焕发嘛!”“防冷涂的蜡!”老头被自己自问自答的幽默逗乐了,兀自嘿嘿地笑着,用双手撑着床沿坐在床上,双腿在床沿下前后交替地晃。“你知道他在干什么?”院长脸色煞白地跟了进来,“他在水泥地上偷着磨……磨……磨……”郝飞用足够的耐心等着她“磨”,但由于过于紧张她始终说不出磨了什么,郝飞不耐烦的表情最终提示她拿出藏在自己身后差点被忘了的一块长长的碎玻璃。

郝飞什么也不说,简单地收拾一下,拉起老头就走。过道里,院长小跑着跟在后面,最终站在了他们的前面。郝飞不知道她的意思,看样子是想阻拦。过了片刻,她红着脸,面露难色,似乎有一句难以启齿的话。那,那,这个月你预交的费用怎么处理?如果是退,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算啦!郝飞摆摆手,头也不回。

回到家里,老头站在狭小的客厅里,做出拥抱的样子,“我想干的大事终于干成啦”、“没有儿子在跟前的敬老院是孤单的,没有父亲的家也同样是缺少温暖亲情的,郝飞,你说是不?”老头为自己的超常发挥造出个名言警句感到得意,郝飞也奇怪,老头怎么今天突然能说出这么有水准的话来,也太能超常发挥了吧?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忽然,老头半蹲着身子,伸直两只胳膊,做出飞机向下俯冲的形状,绕着餐桌噔噔噔地小跑起来,嘴里唱,眼睛越跑越亮,显得异常兴奋。郝飞靠在门框上,冷眼看着他,接触到儿子的眼神,老头整个人蔫了下去,身子直起来,双臂并拢着垂向双膝。郝飞问,嗨,我说,磨碎玻璃是怎么回事?老头低着头,半晌,忽然,狡诈地一笑:“你猜!

郝飞把父亲引到沙发上坐下,侧过脸来问他,当初去敬老院是你自己同意的,我也没有逼你,你要是真不去我也没有办法啊。老头的下唇抖动了几下,郝飞伸手安抚性地揉了揉他的膝盖。下唇停顿片刻,之后抖动更为强烈。随后,老头不可抑制地哭出来,你把孩子送到了寄宿学校,这不是逼我是什么?你以为我真傻呀?你明知道我不愿意去,却偏要我去,我还能跪下来求你啊?你把我当一只讨厌的猫扔到门外,你没有明着扔,你先是把我哄出门,再把门关上……老头边说边把两只手掌翻过来,用粗大的手指骨节压着眼窝,可泪水还是流了出来。郝飞从他搭在父亲左腿上的右手感觉到了老人浑身的颤栗,预感到他更大的委屈还在后面。

“你不晓得,那些老头老太鬼鬼祟祟凑在一起说东道西不知道说些什么,眼神跟鬼火似的,我房间的那个老头,瞧不起我是退休的工人,总爱当着那些老太太的面嘲笑我没文化,其实你是知道的,我是高小没毕业,可是我后来学的文化还少啊,《故事会》我每期都订,你说我是坏老头其实我是好老头,就是因为我好,他们柿子专捡软的捏,他还联络一帮人不搭理我,暗地里整我,偷偷地朝我的脸盆里吐痰往我刷牙缸里泼洗脸水拿我毛巾擦鞋……”

老头楞了一会儿,思维出现了片刻的短路,又似乎在回忆,并在回忆中抓住一个重要的东西,哦,还有,他儿子有钱,他这个败家老头竟然拿钱买雪花膏送给老太太。郝飞忍不住笑了,这年头哪还有什么“雪花膏”,是化妆品吧?

化妆品就化妆品!

这个不经意突然蹦出来的小细节,把两个人逗笑了,使得话题的方向有了一个意外的滑稽的转折。老头在逐渐轻松的氛围中抓住机会乘胜追击,类似撒娇,你可再也不能把我往敬老院送哦。郝飞把大腿一拍,我要是再把你送出这个家一步,我就是畜牲养的!老头把脸偏向一边,你看,你还在暗着骂我。

但你要答应我,你得尊重家里的阿姨。老头忽然把拳头攥起来,挥过去,咣的一声砸在茶几上,眼角的余光瞟着郝飞,这个你放心,我要像当年尊重你妈一样尊重阿姨。郝飞说,你这样说我就更不放心了。

“过来!”老头用手招招,我这话只跟你一个人说,可不好让外人听见。郝飞把耳朵凑过去,老头压低声音说,从今往后,这个家里名义上我是爸爸,实际上你当爸爸,我当儿子,我一切都听你的!

郝飞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好半天对这句话不知作何反应。当他反应过来时,急切地冲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比夜还黑的夜。黑夜,只能给在黑夜里的罪恶提供短暂的遮蔽。它最终的作用,则像一个冲洗胶片的暗箱,人性的图影和真相,在这个暗箱里,被冲洗出来了。

此刻的刘树平坐在审讯室里,头顶带罩的白炽灯向下投射出强烈的白光,他的整个身子被罩在这团白光中,光线在黑暗的屋子里形成一个圆锥,类似一只透明发亮的瓶子,刘树平置身其中,像被自己童年时捉进瓶子里的一只虫子。他的双手被皮带扣在两侧的扶手上,类似一只虫子被树杈卡住,他不舒服地扭动着身子,想在椅子上找一种舒服的坐姿。郝飞看着他,觉得他的扭动似乎更多地是在掩饰内心的不安。

他已经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郝飞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次小小的车与人的碰擦,竟然就酿成了一场命案,无辜的袁庚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刘树平的回答,让事情回到三个月前的那场碰擦。刘树平说,当时车的右后视镜将他的左臂甩出了很远,左臂随后脱臼了,接上以后还是一直疼痛,肉体的伤也同时撩动了内心的记忆,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感觉上的疼痛还是肉体的真实疼痛,反正一直疼到三个月后那晚他找到袁庚还未停止。他本想找袁庚赔偿或者去医院检查。但上了车,袁庚改变了主意,执意先去交警队,瞬间,一切都变了。

在他沉默的时候,袁庚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动作,伸出手拽了拽他的左臂,使得他的左臂再次脱臼,霎时,伴随着疼痛,愤怒、屈辱、狂躁就像一把刀子插进他的心里,瞬间他无法控制地起了杀机。

袁庚是否再次拽得他左臂脱臼?已不可能有袁庚的证词了。

这样听起来,似乎更像是激情杀人,而非蓄意谋杀。这两者之间的主观故意是有区别的,而且量刑时法官也会有所考量。此刻,郝飞想弄清的是,刘树平到底何时起了杀机?这关涉到此案的定性。刘树平陈述的是基本的犯罪事实,他偏重强调“瞬间的杀机”,似乎隐藏了什么,如果是瞬间而起的杀机而非预谋,行凶后疑犯的驾车逃避、隐匿、抛尸这些流畅得几乎能瞒天过海且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行为,该如何解释?按照逻辑和犯罪心理,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如果在突发的瞬间犯下如此重大的命案,第一反应,应该是在第一现场弃人弃车慌不择路地逃逸。

事实上,犯罪的整个过程似乎都是在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类似一条船始终把航向对准了港口。

另外,让郝飞感到困惑的还有一点,刘树平的左胳膊被继父扭伤后,固然是形成习惯性脱臼,但究竟是不是后视镜一碰,甚至袁庚一拽就能脱臼呢?

郝飞试探地问,虽然他觉得这样问没什么意义,但还是问道:“如果碰擦的是右胳膊,会不会是现在的后果?”

刘树平想了想,没有回答。

郝飞这样去揣测,如果不是碰擦了左臂导致脱臼,事件的走向可能是模糊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刘树平对此事可能深究也可能淡忘;是深究还是淡忘,估计刘树平自己也不清楚。但碰上了负载刘树平家世和隐伤的左臂,事情发展的方向变得明朗,基本就指向了后来的结果。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不能确认。人的内心有无数道暗门,需要刘树平自己把这些暗门打开。

“如果不是蓄意,”郝飞把剑一样的目光伸了出去,问,“你为什么带着三角形的凶器?嫌疑人,问你哪!”郝飞心想,你也可以说是为了防身,但你内心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刘树平沉默了。张了张口,看样子要回答,却又停了下来。他把头偏向左侧,似乎是在避开强光的照射,而这洁白强烈的光,仿佛要将他的灵魂照得一览无余。他重新张口时,开始说自己。我叫刘树平,警官,你想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你得听听我的故事才了解我的内心,十四岁那年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一切……

 

十一

 

我的记忆定格在十四岁那年,十四岁以后,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定格在那一年的那个瞬间。在山村的一间狭小农舍里我睁开双眼,隔壁一夜异响,让我烦躁、害羞、屈辱。我躺着,用手背揉着眼窝。睁开眼睛时,一个男人正站在床边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这人有着钝而锐利的眼光和满脸的胡茬。我惊恐的目光从他的眼光和胡茬,跳到他伸过来的手上。这只手伸过来,在接近脑袋的瞬间,我从床上直起身,厌恶地将它撩开,使得他的姿势固定了片刻。显然,被挡了回来的亲昵动作撩起了他的恼羞,瞬间他猥琐的表情带着轻蔑,我来告诉你,从昨晚开始我就是你新爹,我养活你们娘俩,别说摸你,我叫你吃屎你还敢不张口?

这男人人称钱木匠,算是我第四位爹。我的记忆里,爹这个词模糊地出现了三次,还没有等我记清他们的模样,这三个男人就已经按照顺序死去活来,给我们母子留下一段伤痛和动荡等待岁月去抚平。母亲的不幸,使得我敏感地感受到周围环境对我家庭变故的态度。嘲笑、戏弄和无处不在的非议,让我时时觉得自己是无处遁形的小丑,我变得孤僻、内向。虽瘦小却凶狠,在一起跟同村孩子的打斗中,有一次我一拳打破了一个同伴的眼眶,后来缝了七针。

新爹的到来,唯一的好处,是让辍学几年的我找到了职业,跟着学木匠。

大堆的重活钱木匠都交给了我,空闲下来的时间钱木匠可以安逸地喝他的小酒。他躺在自己给自己打的躺椅上,边喝酒边欣赏我推刨的身体像弓一样一张一弛。但对我来说,每当从波浪般的刨花中抬起蛙泳似的脑袋时,我累得几乎要塌下去。一天中午,他好像意识到了某一件事让自己吃了大亏,他可能是想起来自己养活了我而我一直都还没有喊他一声爹。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喊爹!”一阵沉默。“喊爹!听见没有?”又一阵沉默。“喊爹!你耳朵被鸡巴塞啦?”最后几乎就是一声响雷。但我纹丝不动,低头在一根方木上躬身吱吱地向前推着刨子,刨花纷纷卷曲着翻滚落地。

一片寂静中,他想了一会儿。突然他向后退了几步,坐在躺椅上,顺手去拿椅子右边地上的酒瓶。我也放下了手中的活,拾起了刨花中的一柄斧头,似乎在忐忑中等待事情的发生。

时间只在一瞬间,仿佛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重新拿起了刨子。瞬间,他从椅子上突然窜起来,绕过横在堂屋的一只条凳,老鹰捉小鸡似地一把抓住了我的左手,我脸朝下,被摁倒在一堆刨花上,左臂被反剪到后背。他在我身后嘿嘿地笑着,在他这种捉摸不透的笑意中,我的左手被一点点往上提,撕心裂肺的疼痛传遍了全身。他不断加大力度,等待着听到哀嚎声和求饶声,如果这样,他会放了它。但他没有等到。最后他等到的是咔的一声,我的这只胳膊脱臼了。

从此,疼痛仿佛是我的某个器官,就一直在我的身体里住了下来。也在后来,如果有人弄疼了我的左手,我就想弄死他。

二十岁,我凭借木匠手艺已经在城里搞装修几年了。每天两三百块钱的收入,足以让我造房、买车、娶妻。可是,我花钱的速度似乎比挣钱更快。在婚姻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足以让我几乎想放弃这段婚姻。私家车,在我所处的农村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物,有人在外务工的家庭大部分都买了自己的车。就在准备结婚的前夕,女方家庭忽然提出了买车的要求,车是必须的,态度坚决。这对于造房用光了积蓄的我是无能为力的。也只好让婚期推迟。

几个月前的一天,一筹莫展的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大街上的车,在我的视线里,像海底的鱼群朝着一个方向游,又在视线尽头的红绿灯下停顿片刻,旋即涌出闸门似地蜂拥而去。一座座小小的钢铁宫殿,成全着拥有者的便利和优越感,而在我这里竟成了婚姻道路上的障碍。

我的委屈和恼怒,在这一瞬间仿佛找到了倾泻的对象。

我转身,我呸,我奋力喷出一口痰,本意是攻击一辆蓝色路虎的尾部,却落在了紧跟路虎后面的一辆红色英朗的车头。车窗摇下来,一位纯情可人的少女冲我扭头莞尔一笑,似乎要说什么。我追了几步,侧过耳朵,以避免大街的嘈杂。少女对着渐离渐近迎上来的我,震耳欲聋地大吼一声:“你妈×!

就在我一愣的瞬间,随着左侧身体一麻,我的整个身子随着冲击力向右转过去。就这一个瞬间,改变了我的一切,它让我心里的恨像压久的弹簧瞬间跳了出来,我也意识到自己变了,整个身心都被仇恨攫取并控制了。

后面冲上来的这辆车,向右侧的路边并道,看起来是停下来的样子。这让我心里稍稍平衡了些。我冲上去,想和车主理论。它却像梭子鱼一样一滑而过,原来并道是为了超车。它连停一下都不肯停。

“你妈×!”我大吼一声,震耳欲聋,并恨恨地记住了这辆车的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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