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莉：
河北保定人，学者，批评家。2000—2007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姐妹镜像》、《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与毕飞宇合著）。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成果奖”，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导语：
近年来，青年批评家张莉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颇引人瞩目。她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于2010年出版,其独特的“发生学”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视角得到专家同行的肯定。此外,她在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文类研究等领域也显示出了敏锐的感受力和扎实的理论功底。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莉的《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可以视为她文学批评的集成。由“现代”而“当代”，这使她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整体的历史感。张莉自称是“沉迷并享受阅读快感的那种人”。对文学的爱意和精神光华使她在选择批评对象时，本能地捕捉到了“异质”文本中的特殊气息，并将之转化为建构批评体系的重要材料。论者认为，这种“异质美学”的光华灼灼闪烁，而当那些“异质”作品和“异质”特点被批评之舟重新打捞出来时，批评才彰显了它的意义，批评家也才完成了作为时代美学判断者与建构者的历史任务。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些优秀的批评家手中重现幽暗中的光华，不在时间中颓败，也不为历史暴力所摧毁。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不瞒你讲，我一直不敢与你对话。大家都弄评论，我知道，我手中的活儿是怎么做成的，这事情瞒得过很多人，却瞒不过你。前一阵子，编辑部催得紧，我急了，就想着要多赶几篇对话出来，于是就坐在办公桌前排名字，看跟哪个曾经谈过，哪个还没有谈过。其时，我正在与郑小琼联系。打开我的信箱，关于郑小琼的资料里，就有你的。于是，就立即给你写了个邮件。蒙你不弃，你很快回了。
张莉（以下简称张）：姜老师太客气了。你与王富仁先生的对谈做得很好，王老师还特意跟我提起过。谢谢你的工作。
姜：可是，我告诉你，就那个晚上，我发现，出了天大的事，你跟毕飞宇弄出的那本书，被我发现了。你肯定认为我是看了那本书才决定找你做对话的。其实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真的让人不知道说什么。你看啊，刚刚想到你，就发现了你跟毕飞宇的那本书。而不是发现了你跟毕飞宇的那本书才想起你。这样的事，遇上好几次了。大家都觉得是默契，但我觉得是缘分。是一种特别的会心。
张：嗯，你这么说我很理解。
姜：但这一来，我更心虚了。你与毕飞宇都弄出本书来了，而且那么厚重。这一来，一下子，把对话体评论里的我拉下去了。感觉都没有了。
张：哪里，你的对话专栏做得很有影响。
姜：想起上次跟王富仁教授合作对话的事，我们有了交往。一有了交往，我就经常看到你了。有一次，在一个航空港还是在什么地方，竟然发现一本时尚杂志上有你的文章，天，竟然就是《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再后来，又读到了你的很多文章。
张：那个应该是我和毕老师关于文化价值观的对话。一开始它附录在《推拿》后面，转载很多。也是因为流传颇广，后来成为长篇对话录的书名。
姜：后来，我就听到庞余亮说这本书特别好，都有人看过好几遍了。可是，我这一两年，真的一直在俗务里，忙得昏了头。老毕出九卷本我知道，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还弄出了这本书。我立即找来一本。又发现，完了，天大的事。我本来是要跟毕飞宇弄一本像《歌德谈话录》那样的书的，现在，你们的《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弄出来了，我那本还弄什么弄？要说的，差不多在这书里都讲完了，我哪里还有得弄？省省力吧！很多年前，毕飞宇说我经常一惊一乍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惊奇。毕飞宇的意思非常明显，以你姜广平这个年龄，怎么还像个孩子。现在想来，我这样的品质，显然与真正的评论家相去甚远。所幸，现在，我已经能压抑着自己的惊奇。譬如，面对你与毕飞宇的这本对话，我的兴奋与喜悦，一直到现在才告诉你。
张：谢谢你的坦率。对谈录是机缘巧合。两年前，人文社策划出版毕飞宇文集时，想到要出一本作家的对谈录。我写过毕飞宇论，也与他有过对谈，他们就希望我来做。对谈之前，毕老师和我都不希望对话录是那种漫谈和闲聊式的，我们希望做得有内容、有密度、有质量，也有意思。现在看来，当初的计划也算完成了。对话录出版后编辑告诉我销量很好，他们收到了许多正面反馈。当然，私下里毕老师和我也各自收到过同行的读后感，有这样的反响有点意外。
姜：但这本书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谈下去。譬如，老毕这个人，我原以为，不管怎么说，他总得在书里提到我的，可是没有。他完全忘记我了。我有点悲摧了。你想啊，葛浩文这个人的情况，是我当年在苏北农村做中学老师时，有一次去南京看他，他还住在那个城墙根下，推开后窗就能触摸到明朝；我发现他桌上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就是葛浩文的。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于是我告诉他了。他书中写了，可把那朋友忘了；金圣叹的《水浒》批注本，他从我这里差不多是抢走的，他不谈了。这人，一进入小说，真把俗世里的人全给忘了。其实，这才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品质。他有两个世界，他无法顾及他所面对的现实的这个庸常的世界。
张：毕老师和我对这本书是有很多遗憾的，我们曾经交流过，主要是文学话题。比如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理解，关于作家风格的理解，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我们没有谈到。而具体到对某部小说的理解，也还可以谈得更深入。这半年来，只要我们遇到，就会说起那些遗憾。
姜：可能，小说与小说评论，说到底，都是遗憾的艺术吧！
张：你看毕老师今年在《钟山》开的专栏，有些话题是我们对话录里提到却没机会展开的。从这个专栏里，我再次领教了他的精益求精——不满意就去修正，直到满意为止。是非常棒的小说讲稿，我向好几个人推荐了。至于我自己，上半年写了几篇文字，也都是当时想得不清楚的，我希望自己也能修正那些遗憾。
姜：还是就“作家的两个世界”而言，我发现，你与毕飞宇聊天时，谈到一个作家的大局观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谈“先锋文学”的问题。我觉得对先锋文学还是要看到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与对作家的深刻影响的。先锋文学这一课，不想上我们也上了。现在看来，这个环节，其实还真少不得。虽然，我发现毕飞宇对历史的逻辑与历史的余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历史不是全然没有逻辑，虽然历史肯定不是那么具有逻辑的必然律。说起作家们的历史思考或历史观，我常常有感慨，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有着历史的担当的。我最近又一次翻阅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深感伟大的作家其实是与历史与时代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
这样我不得不再次谈到历史的支架问题。这问题是陈晓明提出来的。他的几本书，其实谈这个倒谈得不少。他在他的书里谈历史的总体性，倒不让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找一个历史支架。这不太妥当。其实，任何作品，即便如《推拿》，也还是有历史的支撑。至少，其背景的历史性是必然存在的。当然，这里，我们且不再说《推拿》，我们只说历史的总体性，这当然也不是陈晓明教授的说法，从陈晓明教授的书中，我们得知，这其实源自卢卡契。我们还知道，德里达是拒绝历史、拒绝总体性的。在你，你对这个问题持什么观点呢？
张：我认为小说家是独特的民族记忆的生产者，我对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视野的小说家不感兴趣。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偏好。我在对话录里也已经谈过我的历史观，就不重复了。
二
姜：你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一书，其实也是基于历史框架的一种观察与思考。
张：对，《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体现了我对历史的理解。没有人真的能抵达历史，我们只是尽可能贴近我们所认知到的那个历史。
姜：不过，我又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你这本书，将女性书写与女性作家的生活底色全都呈现了出来。或许，你力求呈现的，就是有些评论家常常说起的一种历史框架下的小格局。这些小格局，恰恰是这些作家得以成功的地方。而这些又正是我们过去所没有关注到或不甚着力的地方。我于是也常常感叹，作为文学评论家，要有着洞穿与发现的力量。这里也需要一个批评家驰骋其杰出的想象力。你在这方面，显然，有着极强的优势与才华。
张：这本书，我希望重回历史现场，去拾捡那些被遗忘的意味深长的细节，重新勾勒现代文学发生史。我希望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女作家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因为有“不缠足运动”，有“兴女学”，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同校”、“自由恋爱”，一批新的女性作家不仅仅出现了，而且还向往自由和爱情，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庐隐、苏雪林、冯沅君使用白话文写作也与她们的老师倡导有关。她们的老师是鲁迅，周作人，李大钊。
姜：这些女人不寻常啦！有着这样的学养家底，也就怪不得了。当然，这也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势头相关。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应该是正常的。只不过，我们常常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张：对，正如你所说，我关注的是以往被研究者忽略的，在我看来，第一代女作家的写作其实是“女学生写作”。记得当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图书馆翻旧杂志，去寻找第一手资料。慢慢会认识到，所谓女性解放、现代女作家的出现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与整个社会的变动密切相关的，讨论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应该忽视整个社会的变动。
姜：我注意到一点，你似乎对女性文学有着更具穿透力的才能，对女性作家的研究，也极具创见。这是不是与你作为女性批评家相关呢？当然，你引崔卫平的话说过：我是女性，但不主义。女性主义，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点画地为牢的意味，并不能真正地引向女性的解放或者独立。
张：与我接受女性主义理论有关。我不认为女性主义是画地为牢，我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是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引导女性解放，对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接触和学习这一理论，一直到现在，也在不断学习。当然，这一理论内部也有矛盾和不严密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
姜：呵，那如何理解你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张：我说“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是不希望自己成为教条主义者。比如，我不能拿着女性主义理论去衡量我读到的作品，我不能因为凌叔华有女性意识就高估她的文学成就，我也不能因为我反感沈从文言说女性的态度而否认他的文学贡献。
姜：还有，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从发生学的路径、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与《浮出历史地表》构成了颇有意味的对话与传承的关系。这让我想起斯达尔夫人和简·奥斯汀。我想问的是，这部专著的写作，除了有戴锦华和孟悦两位老师的启发，这些西方的女性导师应该也对你产生过巨大的启发吧？当然，我愿意提及的名字还有波伏娃、伍尔芙等。
张：我是读戴锦华和孟悦老师的文章长大的一代，非常尊敬她们。而且，在清华，我还上过孟悦老师的课。当年，读到《浮出历史地表》对冰心、庐隐、冯沅君的分析时，我开始有我的疑问——为什么会在五四时期才有一批具有女性精神的女作家出现，导致这些作家集体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使我动手开始我的研究。波伏娃的《第二性》对我非常重要，我也热爱伍尔芙、阿伦特，她们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扮演过重要的引路人角色。
姜：我们能不能这样认定：你的起步是对女性文学的研究。那么，其后你是如何走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的呢？
张：纠正一下，“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是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的建议，其他师友也提过，他们认为我的文本分析能力还不错，又有小说创作经验，应该去做现场批评。当然，首先我自己也喜欢。
姜：原来是这样的情形。
张：当代文学备受诟病，这是事实。但是，我依然希望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一起去认识这个世界。重要的是发现和寻找。我想到小时候春游，老师会藏个“宝贝”在山里，我们每个人都去找。特别兴奋，特别开心。不在现场永远体会不到发现的乐趣；当然，在现场，也有可能找不到，因为宝贝很少，找的人很多，但是，它提供了发现的可能啊。我觉得寻找本身就是快乐，就是意义。
姜：你的评论有些时候非常尖锐。这在当下中国，倒也是非常难得的。说到这里，我一直想说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坛，文学生态似乎并不理想。圈子现象严重。文学圈子外的读者，对文学界的事，现在是非常陌生的。
张：每次完成一篇文章，我都不会马上拿出来，一般会放一周或两周，再交给编辑；如果是论文，放的时间就更长。在此期间，我会不断修改。我要问自己，“你确定这些是你想要表达的吗？”——是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才去批评？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不是为了显示尖锐而故意贬低对方？如果是一篇赞扬的文字，我会问自己，有没有言过其实，有没有言不由衷，有没有炫技。你知道，做评论家时间久了，分寸感容易出问题，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地避免。不论是批判还是赞扬，我都希望自己态度庄重，不轻慢对象。
我的朋友说我有强迫症，她是对的，我的确有。（笑）批评家的工作有高风险，它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你看，多年以后，一些人的赞扬成为了笑谈，一些人当年看似尖锐的批评其实很愚蠢。如何避免这样的际遇？就是要诚实——不能被虚荣心绑架。当然，我们永远避免不了被人嘲笑的际遇，但至少不能因为虚荣而被嘲笑吧。我常常觉得，一个成熟的批评家要时刻与内心的虚荣搏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不违心地去写作。这个目标看起来不大，但做起来是很难的。
姜：你这里说的，其实也隐藏着一种批评的原则的问题。方法当然也在其中，价值观也藏匿在其中。然而，这些恰恰是当代文学评论所严重缺失的。还有，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我现在发现一点，学院派的评论，似乎已经一统江山了。这也是当下批评界的奇怪现象。
张：学院派有学院派的好处，有许多优秀批评家在高校，国外也是这样，这是事实。不好之处呢，可能是学术腔太重。但腔调跟是不是学院派也没必然关系，跟一位学者的言语表达方式有关。
其实现在一些非学院批评家也很活跃的，比如南都的乔纳森，我读他很久了，他主要写西方小说评论；比如朱白，他很锐利，我前几天写论文还引用了他的观点；比如岳雯，她是“80后”，感觉敏锐，眼光独到，我喜欢读她的文章。当然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也有许多人，比如周明全、黄德海、张定浩、饶翔、项静、傅逸尘等等，他们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但做得也好，很受关注。在我看来，现在的批评领域，学院派真算不上一统江湖。但你的担心我很认同，也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界，任何一个领域被一种流派“一统江山”都可怕，“流派纷呈”才好。
姜：当然，回到文学评论本身，我一直有一种想法，一篇评论，或一本论著，其实是一次事件，或一种案例。虽然事件与事件之间，案例与案例之间有着相关的联系。我的意思是，评论家在做文章或写作书稿时，其实与作家一样，也是一次极致性的演绎。它需要调动一个评论家的全部才情与卓见。然而，现在的评论界，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才情与卓见上提供更新更深的案例。而评论这种极致的演绎，也似乎少了更多的应和者与共鸣者。
张：在我心目中，批评家首先得是那种兴致勃勃的人，对人和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对好作家好作品发自内心地热爱，有不遗余力地向他人推荐好作品的热情，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评论文字，文章才能感染他人。微信上，李敬泽老师的评论文字刷屏，很多时候转载者还不是与文学有关的。那为什么许多人转呢，我想是因为他的文字有感染力，好看。因为好看，才有应和。
姜：你对文学评论的现状如何看？我总觉得似乎大多数评论家就如我与费振钟先生在对话时谈及的，只是一种文体评论家。譬如，对小说的评论非常关注且投入甚多，而对其他文体则关注甚少。
张：我几乎不做诗评，尤其关于诗艺方面，因为我不擅长。我写影评和剧评，但多侧重内容，因为我在拍摄技术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我不了解别人，只说我自己吧，并不是不关注某个文体，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姜：这里还有宏观与微观的问题。有时候，我也非常困惑哩，总觉得微观与宏观于一个评论家而言，都要把控好。不知道你对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又不知道你是如何把控这样的问题的。
张：有好几年了，我和研究生每个学期都会一起读中外著名批评家的文章，伍尔芙的，利维斯的，桑塔格的，本雅明的等等，也有同时代的批评家。我们会一起讨论。“90后”的感受和我不一样，我喜欢这种“不一样”。优秀的批评范本都是从文本出发，但又有整体感，也许这种整体感就是你说的宏观？如何把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文化史上去考量，或者把作家放到更宏阔的背景下去认识，我相信对每位批评家都是挑战。对我也一样，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
三
姜：《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的书名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客观上说，苏珊·桑塔格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想来这本书，有你对她脱帽致敬的意思吧？
张：是向桑塔格致敬。我喜欢《重点所在》。说到这儿我想起件事儿，那天我想到这个题目，就发短信问一个朋友，得到秒回复：“必须用这个，太好了。”我很开心，是非常大的鼓励。
姜：《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中的文学评论有独特视角，关注文学历史的流变，考察不同文本产生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如《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一个作家的重生——论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等篇什，饶有意味地照亮了文学文本。
张：在研究领域，许多人喜欢画地为牢，比如这块是现代的，这块是当代的，这块是女性研究的，可是，非得如此不可吗？学科和学科之间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更何况现当代文学本就是一家。赵树理和余华之间，因为同有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物，有了某种内在的关系，这个发现让我开心；而萧红以何种样式回到当代文学写作中也是一种思路，为什么不写下来？这是我的尝试，我偏爱自己的这一类文字。
姜：我发现你似乎对女性作家群体的研究非常用力。“女性写作”可以界定你研究的范围，但是否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倒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张：说我是从女性文学研究开始的，我不反对；但说我是从现代文学发生学研究开始的，可能更恰当。做“现代女性文学发生”这个课题，我翻阅了1895—1925年来中国杂志上发表的诸多小说及小说评论文字——你知道，我不能就女性写作谈女性写作，我得把它放在一个更阔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里去考量，因此，我必须对那一时段的文学与文化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如果非要说个起点，我认为“现代文学发生期研究”才是我的起点。
姜：《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中单独列出了“女性写作与性别叙事”一章，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认为，不将女性写作单立一个门户，反而是对女性写作的最大尊重。
张：单独列出不是刻意强调，是因为书的体例要求，而这部分的共同点就是女性写作和性别叙事，所以就列了。将女性写作单立门户好还是不好呢，这真是个问题。我没什么新鲜看法，单列或不单列都有道理。我不排斥也不热衷。
姜：这里可能有一个文学批评的底座问题。关于文学批评的底座，有论者说，张莉认为“识见”是成为一位优秀评论家最重要的素养。我想听听你的“识见论”。
张：桑塔格分析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她说这两个人物都是“嗜读者”形象，非常有启发。什么是识见？这就是识见。还比如，巴赫金以复调理论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狂欢化理论评价拉伯雷的创作，都是我说的“有识见”。
好的批评家会以他卓而不同的分析赋予文本新的生命力，他使我们重新认识作品，甚至整个世界。许多人瞧不上文学批评，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是速朽的。其实不是，不是文学批评必然速朽，而是没有识见的文学批评才会很快消亡。识见是判断一个批评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尺。
好的批评家遇到好的小说家是一种幸福，反过来，好的小说家遇到好的批评家也是一种幸运吧？那是高手与高手的交锋，刀光剑影，多美妙。好的批评就得躲开大家熟悉的那套话语系统，要独辟路径才能“别有所见”。
四
姜：在你的研究方向及学术价值立场形成的过程中，给予你重要影响的是哪些人物或书籍呢？
张：影响这东西很奇妙，有时候是书店里的一次邂逅，有时候是咖啡馆里的一次聊天，有时候是长途电话里的一个劝告，有时候是一封态度严肃措辞诚恳的邮件。依此说来，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很多啊，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我的不同时期的研究生导师，我毕业后遇到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产生过影响。当然这是现实中的。另一种则是重要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还有巴赫金、福柯、别林斯基等等，真的很多。所谓人的成长，我认为就是不断向这个世界学习、丰富自己的过程。
姜：有一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批评家。现在再一次问一问。你对先锋文学如何评价？
张：我教当代文学史这门课，每次都要讲先锋文学，我会强调它对中国文学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但是，我要坦率地告诉你，年轻人读先锋作品很排斥，觉得隔膜，读不懂。读余华，他们普遍喜欢《活着》甚于《在细雨中呼喊》，其他作家也是，后期作品明显比先锋时期作品更受欢迎。为什么？不能总是强调年轻人的阅读趣味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先锋文学当时对形式的重视大于内容所致？我说不好。但这是个问题。
姜：莫言获得诺奖后，中国文学生态是不是有了一些变化？凭心而论，你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是否真的走向了世界呢？我发现你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论述的。这里还是希望你再作一次展开。
张：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学是否走向世界时，其实隐含着一种焦虑，渴望被承认，渴望被认同。但是，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国家两百多个呢，为什么中国文学总要求聚光灯，总要求别人给奖呢？得了一个还想再得，这什么心态啊。获奖固然好，但是，不获奖其实也没什么吧。
今年六月我受邀参加了挪威文学节，看到中国作家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但挪威读者认识的中国作家很少，挪威译本也少。可是，为什么要给中国作家礼遇，为什么要介绍中国作家？我认为与国家的影响力有关。某个国家的作家受关注，有时候可能跟文学本身还不是特别有关，我的意思是，影响作家作品传播的因素很多，不能全以他人的评价为是，不能以外国人是否点赞作为中国小说家是否优秀的标准。比如外国人能读懂《红楼梦》的很少，夸赞的就更少了，可是，这不能证明《红楼梦》不伟大吧？我觉得东西文化的隔膜很深，在中西交流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
姜：你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也是当代评论家中的佼佼者。你的评论语言同作家们一样，具有一种质感与优美，甚至比一些优秀作家更能显示出汉语的优雅，对文学的理解也非常深刻而富有个性。你也有过小说写作的经验。可现在你为什么不选择文学写作而选择了文学批评呢？
张：我有小说写作的经验，读研究生后我认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不够。但我热爱并沉迷于阅读，看到好作品就会兴高采烈地向别人推荐——你看，还真没有哪个职业比文学批评更适合我。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要有艺术直感，要有人文情怀，也要确立一种随笔体表达方式，他要经由他独特的语言确立他作为批评家的“自我”。孙犁先生说要像爱生命一样爱语言，说得多好。语言不只是我们思想的载体，也是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尤其在这个充斥着粗鄙化语言的时代，写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也是他面对世界的态度。特别感谢你看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
姜：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很多批评家的写作，常常被遮蔽。这真的是批评家的宿命吗？
张：“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是李宗盛《山丘》的一句歌词，很有意思，我常琢磨这句话。我对自我的要求是要敬惜文字，严肃对待自己的每一个表达，不迷失。批评家的写作当然会“被遮蔽”，这是宿命，不是此时便是彼时，只有少数天才留下来，很残酷。但是，我不能害怕被“遮蔽”就不去做。——谁让我喜欢呢，谁让我觉得这工作有意思呢？
我享受这个工作带给我的所有，好的坏的，快乐的或郁闷的，全部。这个工作使我能自我教养，也使我有机会自我完善，我看重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