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一次笔会上，有人带来一本小地方的文学杂志，向我极力推荐其中的一篇散文。我读了第一段，便觉得文字不同一般。那次笔会作家们都讲了些什么我已不甚了了，唯独记住了那篇文章，记住了“高崎”这个名字。问身边的一位朋友，哪位是高崎先生？那人手指会场里的一个空位置说，他之前还在，现在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从一些诗人朋友口中我了解到，高先生是一位独来独往的诗人，平素极少参加会议，即便来了，也只是坐在并不显眼的位置，多思而寡言，高迈而低调（他无意间选择的座位似乎与他在诗坛上的位置构成了隐秘的对称）。后来，我又零零星星地读了高崎先生的散文与诗，却一直未曾谋面。想象中，高先生应该是长发披肩，高而爽洁，有秋天的逸气。越年，在一次诗人的笔会上，有人指着一位六十来岁的长者说，他就是高崎先生。明净的前额与幽深的目光所透露出的睿智气度、被时间压弯的脊背所呈现出的谦逊品质，都可以说是一位前辈诗人的标准形象；尤其是那只被深目衬托出来的高鼻，恰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形容的：“像布达拉的宫墙那么雄伟，并且不可让别人超越和布道。”我所见到的诗人并没有一头桀骜不驯的长发，岁数也与他的诗恰成反差（他的诗是年轻的、锋利的、充满大海与烈日气息的）。我上去与他握手时，脑子里顿然浮现出他的诗句来。“我是高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以一种不无幽默的口吻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是诗人，小时候不幸被喻为神童，十七岁就考进了国内一所名牌大学，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数学家，却又不幸成为诗人。鄙人自觉深入浙南大地的腹地达数十年之久，有人称我为东方的阿莱桑德雷，而我常常告诉别人，我是博士的爸爸。”
这就是诗人高崎。
在苍南的小县城，有两位诗人被外界的评论家屡屡提起，一位是已故的刘德吾，另一位就是高崎先生。高先生除了写诗，还会画画、作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江南老牌才子必修的琴棋诗书画，他都能来一手，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小情调、小趣味。他的诗，有汉诗的血统，但骨子里是反传统的。其诗学脉络与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因为偏离大道而终归正道。他的诗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散文了。温州方言中有一个很古雅的词，叫“拗愎”。高先生那一路文字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拗愎”。这个词用在别人身上或许含有贬意，但用在高先生身上却是恰切的、溢美的。在一些诗文中，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把一些词语拗断，重新嫁接，让它们开出奇花，结出异果。他所用的词，与他所描绘的事物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的文字看似平贴着事物的表面，实则游离物外。在词与物之间，是无己，齐物，超然。高先生可以跨过汉语的边境，向西土猎获一种新异的语言资源。在语言方面，他是难得一见的高手，目光敏锐，心思缜密，出手之后，毫不动容。一个诗人，把一个词语恰如其分地安放在它所需要的位置，就是对我们不容亵渎的母语的一种尊敬。高先生的语言天赋允许他在诗歌与散文中进行一种貌似犯禁的尝试：有时候，他让布满棱角的词语劈开事物的肌理，在交错的文字间，你可以听到一种骨头挤压而被迫发出的声音；有时候，他又把词语的利器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让文字在从容优雅的玩味之间吐露出幽独的气息。有时候是宁静的狂歌，有时候又是热烈的默诵。西川从他身上发现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瓦莱里（当然，还有那位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阿来却从他身上发现中国的西部诗人昌耀。但高崎就是高崎，他走的是一条别人未曾走过的路。这条路被他走过之后，就自行闭合了。高崎是无法重复的。这么多年来，很多老诗人都开始向时间投降，慢慢地钝化了，唯独高先生依然保持着昔年的锋利、明亮，保持着一门技艺的持有者所表现出的自信与坦然。于诗于文，他总是孜孜以求，无畏无倦，让我们这些晚辈常常为之感叹。
高先生在侪辈诗人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应该说，他是最年轻的老诗人。有些人或许会问，高先生当年为什么没有走出去在当代诗歌史上抢占一个高地？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问，诗歌史为什么总是偏袒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诗人，为什么没有把眼光伸到更偏远一些的地方？这些话题说起来有点大，只能留待以后再说。我想，高先生诗名不彰，或者说彰而不显，很大程度上与他蛰居乡野所形成的隐逸性格有关。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六年，高先生一直住在一个名叫樟浦村和另一个名叫苏家堡的小地方，读书、思考、写作，生活中无有大事。也因此，我们的诗人一直安于清贫、卑微、无所事事。不过，我后来也听文友说，高先生当年隐居乡间，与他患有“青霉素恐惧症”有关。据说有一回，他因为青霉素过敏昏厥过去，自此之后，他每每经过药铺，闻到药物的气味就会产生恶感。因此，他离开了那家离药铺很近的单位，索性住到了乡间。这是逸话，我未曾向他本人证实。大约是因为置身地理意义与文学意义上的边缘，其诗歌的发声器官也发生了变异，他的声音里混合了汉语和外语诗人的“黄金般的声音”。这是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雄性的雌伏之后，“我思”通过“我在”发出的强劲的声音。有时候，一个诗人站在樟浦村说话，跟他站在巴黎的左岸咖啡馆说话，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个位置上朝什么样的人说话。孤寂的吟诵，寥落的听众，无损于诗人在德行与技艺上的修炼。按理说，一九九六年以后，当他走出南方的乡野，满可以在大学里做一名收入稳定的教授，可他还是甘愿躲到一个小县城做浮云般的市隐，依旧过着押韵的日子，写着并不押韵的文字。七八年前，为生计考虑，诗人办起了作文班，教一些毛头小孩写作文。高先生语调舒缓，脾气也不大，教小孩子遣词造句有着足够的耐心。我想，那些小县城里的孩子遇到这么好的老师真是一种福气。他们长大了之后，或许会发现，高先生原来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迟早有一天，我们的诗歌史也会承认这一点。
一个心智成熟的诗人必然是一个游历过地狱、直面死亡的人。写分行文字的先知、神的代言人，深谙死亡的艺术，对此并不讳言。今年二月，高先生临出门时忽然感到心头揪紧，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一头栽倒在地。但他很快就绕过了死亡的深渊，奇迹般恢复活力。有过这次奇妙的经历，他对死亡有了新的认知。我不怕死，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这样跟我说，六十无夭寿。这话是他父亲多年以前对他说过的。今年七月，苍南诗人刘德吾出了车祸，魂断异乡。我与荆斋兄写了一幅挽联，上联：高山巍哉流水远矣望彼苍南教人惆怅；下联：薤露晞焉清风杳兮念兹故人令我心伤。高山指的是高先生，流水当然是指刘君德吾。流水远去，高山还在，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尚记得，德吾君有一句名言：“来不及写就已经获得好评。”而高先生也有一句名言：“小时候不幸被誉为神童。”我们这些晚辈诗人喝酒闲聊时便把这两句名言合成一幅对联，上联：来不及发表就获得好评；下联：非常之不幸被誉为神童。我还不揣冒昧出了横批：高山流水。当初德吾君听了此联，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高先生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对晚辈的善意调侃他向来是常抱宽容。八月六日，德吾君“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我们在出殡前一日驱车赶到苍南县灵溪镇。坐在车上，我忽然想起了高先生早年写的一篇文章《在奔驰的里面》，他那文字间透露出的不安的预感，对速度与死亡异乎寻常的认知，似乎暗合了我们对诗人之死的另一种解读。人生无非是像高先生说的那样“车门最后必然的一关”。坐在车里的人与死亡同行却又浑然不知。德吾君也不例外。那晚，高先生请我们吃茶闲话，一同赴约的有诗人柯平、荣荣、黄崇森、王小几、池凌云等。多年来，这些诗人在各自的城市各就各位，各玩各的，因为要送德吾君，大家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德吾君的离去让我们都有些伤怀，氛围沉闷是难免的。我和几位诗人朋友都说好了，见到高先生，多谈一些愉快的事吧。不多时，高先生携夫人同来，端坐于主人位置。他先是向夫人介绍了我们这一圈人，然后又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夫人，称她为“博士妈妈”、“诗人的第一位读者”、“一个会写诗的禽蛋店老板娘”。之后，他就带着爽朗的声音向我们郑重介绍自己：“我是诗人高崎，博士爸爸……早年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数学天才……少年早慧，不幸被誉为神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