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献身的理由
有一件事情我没弄明白，官方时间与非官方时间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最有权威的官方文献里提到的时间，当然属于官方时间，并且不允许人们质疑。但它都是正确的吗？
比如，按照官方时间，在1981年7月，一名叫作张华的大学生，为了救掏粪的老农民而光荣献身。而按照非官方时间，1981年底，张华还活着，买了一架海鸥牌135相机，在他的校园里拍了不少照片。后来张华确实是救掏粪老农时牺牲的，但那是1982年的事情。
在这里，官方喜欢把张华的死叫献身，还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民间一些人则把张华的死叫牺牲，这个词语含有对死者的足够尊敬和认可；另一些人则把张华的死叫死，直截了当，不加修饰。
细看之下，汉语中的“献身”，与“牺牲”有不同之处。前者最初用于佛教，后者最初用于祭祀。而在千百年来的语境里，前者说的是主动的选择，人自愿自觉地献出自己，不想献身的就不会献身。后者既包括了主动者，也包括了被动者，自愿付出生命的叫牺牲，不想死的死了也叫牺牲。
这种区别不是文字游戏。搞不清词语间的区别，我们的世界就混沌一团。
在某些时代，“献身”一词被实际上滥用，以至于倡导和要求人们都有这样的高尚道德，也是一种危险。
举例来说，某处物流仓库起火，调去许多消防队员救火，其中大约一百名遇难，是其他遇难人员的二倍。一般来说，应该把他们叫作牺牲，不应该叫作献身，这是因为，其中有人自愿为救火付出生命，有的人却没想到死于火中。
在1981年，或者1982年，大学生张华去救掏粪老农时，会想到自己牺牲生命吗？
在那个公共厕所的蓄粪池中，掏粪老农像是不小心摔到粪水里的，身体仰卧着，头发露在外面。初看起来，只要沿着竹梯子下去，拉着头发就能拉他上来。张华一手抓紧梯子，一手从粪水中拽过老汉，向着粪池上的人群喊：快放绳子，人还活着！他的话音未落，也跌进粪水之中，引起四周的人群一片惊呼。
其中有个奶牛场工人，叫王宝安，二十五岁，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救过人，知道高温天气蓄粪池里沼气的致命威胁。他担当起现场救人的指挥者：快！先给池里泼水，赶沼气，再找几条湿毛巾来！
一共泼进去15桶水。然后，王宝安把绳子绑在自己的腰里，再用湿毛巾捂着口鼻下去，最终将张华和掏粪老农捞了出来，送往医院。
很明显，这里有两个英雄，两个人只差一岁。一个是读军医大学的张华，按理说，学医的他应当知道蓄粪池里有致人死命的沼气，可他却被沼气熏死了。一个是奶牛场工人王宝安，他懂得在沼气中救人的正确方法，避免了营救中更大的伤亡。
我们每个人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把人类生存的群体利益放在首位考虑，我们更需要王宝安这样的英雄，在他人需要拯救时出手拯救，但是要头脑冷静，懂得正确救人的方式，避免自身伤亡。
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张华。我是说我们更需要王宝安，或者希望张华就是王宝安。
唉，在那个蒙昧的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一个英雄张华出现，几乎全国民众都知道张华跳下粪坑救人的事迹。
我们大学宿舍楼看门的大伯，有一天悄悄拉住我问，那个跳下粪坑救人的张华，是和你一个年级的吧？我点点头，张华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与我一个年级。看门大伯就很感慨：你说吧，张华跳粪坑里把人救上来，自己上不来了，怎么就没有人跳下去救他？
那时我不知道怎样回答。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王宝安。那时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宣传全都隐藏了王宝安救人的经过。这件事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有一家媒体报道出来，但传播的范围已经很小了。
刚才我说到80年代时，使用了蒙昧这个词语，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同意。它并不比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蒙昧，甚至也不比90年代和2000年后蒙昧，但肯定比许多年代蒙昧一些。
几乎全国民众都以为救人的张华牺牲了，被救的掏粪老农活了下来。这个误解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否与当时的宣传方式有关呢？这应当是传播学讨论的课题，至少关系到大众传播的效果：传者发出讯息，通过一定的媒介到达受众后，对受者造成的影响。
在这个传播学案例中，只有当地报纸在事发第二天的报道中，提到了六十九岁掏粪老农魏志德抢救无效死亡，此后，在全国宣传张华事迹，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的报道，以及能找到的出版物，讲到张华跌入蓄粪池以后，都不再提及掏粪老农的死活。
也许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淡化了张华没有救起掏粪老农的事实，可以让英雄形象更加高大。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环境里的大众传播，根本就忘记了要交代一条普通生命的下落。而第三种可能，也许来自传播学家阿特休尔教授的一个视角，他发现在某种社会里，当政者维持着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新闻必定要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哪些事情不能报道，哪些事情能报道和怎样报道，新闻的作者与编辑们身不由己。
在我看来，与先前宣传的英雄们略有不同的是，大众所接受的张华，像是使用夸张修辞方式塑造的张华。除了在蓄粪池里不得不牺牲之外，他的其他行为都有超人的感觉。比如，张华十一岁时跳入刚刚化冰的江水中拯救起落水儿童；在农场当知青时用身体做灭火机碾灭了森林大火；大学暑假回家时跳入洪水救起了老大娘；秋游时在悬崖边一个箭步救回了滑坡坠崖的同班女同学。
难道张华生活的环境中，潜伏着那么多人命关天的险情？
提起张华，不能不提起八十年代初民间的自发讨论。大学生救掏粪老农，一命换一命，到底值得不值得？
有人说不值得，有人说值得。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
一种观点认为，年轻大学生救年迈老农，这是金子换石头的“献身”，不值。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耗费更多的国家资源，而且就社会价值而言，一个大学生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命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以张华救老农不值得。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爱生命、爱人类的人，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就算跌下去的是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残疾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吗？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普通人更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怎能如此势利？
这当然是个伪命题。张华的命没有换来掏粪老农的命，张华死了，老农也死了。但这一点，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不知道，知道了就没有这场讨论了。
张华的一名同学，在张华死后的几十年中多次想过：生命的意义何在？作为张华的同时代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但是随着人的成长和成熟，逐渐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生命的目的除了某个时代的、特定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更加普世的价值。
什么人适合当刺客
约翰·欣克利去了耶鲁大学，参加写作培训班。他的小目标是当词曲作家，在好莱坞混出名声；大目标是会写世界上最好的情书，再把情书递给正在耶鲁文学院读书的朱迪·福斯特。
前前后后，他看了差不多二十遍《出租车司机》，那是朱迪的电影，可见对她痴迷很深。那时她十四岁，扮演吸毒酗酒的雏妓，穿着性感又暴露，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现在，她十九岁啦，更加迷人。
欣克利给心上人写情书，两次打电话给她，朱迪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欣克利是石油大王的儿子，智商超过一百一十，但此时沉迷，觉得自己干一件大事，才能打动梦中女神。
他发现，自己可以轻易地走到总统吉米·卡特身边，甚至只有一步之遥。于是在1980年10月，卡特总统为竞选连任拉票那天，欣克利因为非法携带武器被捕，却没有人因为他在总统附近出现，认为他会刺杀总统。此后卡特竞选失败，再刺杀一名退休总统，就没有意义了。
下一个目标是谁？
1981年3月21日，上任两个月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出席福特剧院的募捐活动。他抬头看向对面的一个包厢，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百多年前的某个晚上，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就在那个包厢遇刺，里根觉得，“虽然我们现在拥有特勤部门的保护，但要是谁真的有足够的决心，他仍然可以接近一位总统并且向他开枪。”
里根大约是第一个好莱坞演员出身的总统。这让他有闲心也有经验，想到可以写进电影的一个情节，有人突然向他开枪，刺杀美国的第四十任总统。刺杀国家领袖的电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拍摄，不会上映。在美国例外，想拍就拍，没人阻挡。这样一来，想刺杀美国总统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呢？除了政治见解不同的人，还有那些想在历史上留名的人，以及带有各种精神和心理疾病的人，都可能产生这个念头，其中会有人付诸行动。天知道美国怎么那么多疯子，天知道怎么只有他们能完成恐怖组织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美国特工的行话中，总统周围的区域被称为“杀戮地带”。
在里根之前的三十九个美国总统中，有四人遭遇刺杀，幸好没有被子弹击中；还有四人遭遇刺杀，中弹死去。于是，总统成了高危职业，阵亡率超过“二战”中的美国士兵。
3月30日，星期一。里根去一家酒店与工会团体代表吃午饭，饭后从饭店出来，到他的专车距离只有9米，正好走过人群中的欣克利身边。欣克利掏出左轮手枪连开6枪，一名特工拼命将总统推入轿车，另一名特工扑在总统身上，但其中一颗子弹击中轿车后反弹，从里根腋下进入肺部，在距离心脏几厘米时停住。
七十岁的里根出了很多血，失血量超过一个成年人血量的一半，手术治疗后奇迹般活了下来。他成为被刺客击中后死里逃生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并且由此相信，他的幸存是上帝的意旨，自己应该做一些更优秀的事情。
把里根拼命推入车里的那名特工，也相信是上帝指引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里根，于是改变人生，当了一名牧师。
欣克利被确诊精神疾病，经法院判定无罪，需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长久地生活，估计要六十岁以后，才能回到他的母亲身边。
在1981年，土耳其人阿克查二十三岁，就让世界大吃一惊。
五月里的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一辆白色敞篷车上，在梵蒂冈的广场上为信徒祝福。仪式快结束时，枪声响了，教皇被四颗子弹中的两颗击中。手术持续五个多小时后，教皇的生命得救。
当场抓捕的刺客，就是那个阿克查。接下来，警方、新闻界和大半个世界的人都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刺杀十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这不是他第一次当刺客了。两年前，他二十一岁，刺杀了土耳其一位著名新闻人士，差一点引发政局动荡。他进了监狱，先判死刑，后来改十年监禁，但还没到一年，就被他所在的那个极端组织营救出狱，远走国外。如果说，刺杀教皇是土耳其国内极端组织的指示，这看起来并不合理，它没有足够的动机。
意大利罗马法庭开庭审讯阿克查。有舆论认为这次刺杀存在国际背景，但他一口咬定没有特定的动机和效忠的对象。他拒绝回答其他任何问题，法庭认定他有罪，判处他终生监禁，第一年独立关押。
所谓国际背景，也是动机的一部分，集中在一点：杀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谁的好处最大？
关进监狱以后，阿克查才告诉意大利调查人员，刺杀教皇案他不是独自行事，而是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策划的。这个部门与土耳其的极端组织有很多联系，而保加利亚又是前苏联的忠实追随者，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即前苏联安排了这次刺杀计划。
如果是前苏联刺杀教皇，它的好处是明显的。
约翰·保罗二世原为波兰人，对波兰的影响太大。那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宗教意识强大，在反纳粹占领时有三分之一的教徒献出生命，远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战后，波兰成了前苏联阵营的一部分，但在那里，天主教徒能加入执政党派，军队中有神父存在。
教皇在1979年访问波兰，之后还会见了工会领袖，支持工会领导的罢工和经济改革要求，这不仅会影响到波兰，还会让东欧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已经让苏联人很恼火了。
对一名保加利亚人的调查和审判旷日持久，开庭九十八次，终于无罪释放。这结果也正常。如果真是苏联人安排了刺杀教皇，也是个极为复杂的国际事件，不是一个地方法庭就能审问出来的。
阿克查曾在法庭上说，“我的恐怖主义不是红的也不是黑的；它既是红的也是黑的。”这句话没有受到重视。实际上，他已经把二十世纪的刺杀行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种刺杀案，两种刺客。
怎样才能让刺客少一些？
在刺杀里根的欣克利判了无罪后，美国人再一次感到震惊。此前许多年里的许多谋杀案，都有杀人者因精神疾病被宣判无罪，这公正公平吗？这是不是法律的一个纰漏呢？如果我们都有精神疾病，就都有危害人类的特权吗？
审判结束后，欣克利没有悔恨，说这次枪击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表白”，这也让美国人震惊。怎么能这样表白爱情？接下来，1981年的美国有一个全国性调查，其中百分之八十七的公众，认为被告过度使用了精神病辩护，并且总是辩护成功。
于是联邦国会和多个州都改写了有关精神障碍辩护的法律。一些州法院做了庭审程序上的必要修改。以前由控方提出证据，证明被告没有精神疾病，应该承担有罪认定的处罚。现在则改为，由辩方提出证据，证明被告有精神疾病。这中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在美国法庭上，推翻一项证明是容易的，确立一项证明却困难得多。
美国有三个州走得更远，可能在刺杀里根案之前，就完全废除了精神障碍辩护。
在刺杀教皇案中，阿克查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在意大利监狱服刑十九年，在土耳其因旧日罪行入狱十年，五十二岁时获释。这让土耳其人很不高兴，他们曾经认为他是全国最大耻辱，象征国家一个黑暗时期，而现在，他像个英雄一样走出监狱，面对的是出书和拍电影、纪录片等几十份邀请，可能达数亿美元的合同。他们觉得，不应该让罪犯利用别人的鲜血发财。
土耳其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会提供一个很坏的榜样，让想发财的人变成杀手。
此前的法国人也曾担心过。1973年，一个叫“梅林大盗”的传奇杀手入狱，写了一本自传《杀手的本能》，出版后畅销，成了大富翁。这本书的出版直接导致了法国政府出台一项法律，禁止犯人通过出版罪行实录来获利。
后来，这种法律被称为“山姆之子法”，是因为美国的一个案子。
一个化名“山姆之子”的连环杀手刚被逮捕，就引来一些知名出版商的出书邀请。于是，美国四十多个州和联邦政府制定了各自版本的“山姆之子法”（Son of Sam Laws）。其中一个规定，罪犯出书讲述其犯罪故事，必须将其出书所得，给受害人作为补偿。
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78年获奖，1981年就去世了，并且他的身上中了六颗子弹，据说与他的获奖原因有关。
他叫萨达特，去世时，正在担任埃及总统。
据总统夫人描述，那一天有埃及一年一度的阅兵式，萨达特知道有人要谋杀他。她提醒他穿上防弹衣，但他拒绝了，还说那不是男子汉的行为。
还有一种说法，萨达特不知道有人谋杀。据报道说，1981年10月6日这天早上，萨达特总统出门前，女保姆拿来熨得非常平整的黑色元帅服、金黄色的绶带和大沿军帽，总统夫人在帮丈夫着装时提醒他说：“里边还是穿上防弹背心吧！”“没有必要，今天我是去看我的孩子们。”萨达特说，脸上露出可见的笑容。
似乎能证实其中一种说法的，是萨达特的遗言。
他肩佩鲜艳的绶带，坐在阅兵台正中，目标太明显了。一辆军车在阅兵台前突然停住，四个穿士兵服装的人从军车上跳下来，萨达特还误以为是他的“孩子们”前来向他致敬。那些人边跑边向他开枪，让他愣在那里，脱口说出他一生中最后一句话：“不！不可能！”
在我看来，这几种说法，有事实也有演绎，但都离萨达特不太远。
知不知道那一天有人要杀死他，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三四年里，他一直没离开过死亡的威胁，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叫喊要杀死他，国内的极端政治组织也叫喊要杀死他。那些国家在明处，那些组织在暗处，那些杀手随时会出现。
二十世纪过了一半以后，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前苏联推广到中东的原教旨极权思潮，与阿拉伯社会某种原教旨的宗教思潮，结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具体来说，以前也有谋杀，也有恐怖人物，与现在的恐怖主义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他的卫队保护不了他。他什么时候被杀死，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他是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一直掌管全国的军队，那是阿拉伯国家里最强大的军队。他只是没有料想到，刺杀来自他的士兵，他的“孩子们”。其实他错了，那四个人中的三个，不是士兵，是极端政治组织派来的杀手。
杀手到来的时候，阅兵式正在高潮。一个杀手冲到了阅兵台前，摄像记者拦住他，大吼了一声：“你这个叛徒！”接下来，他被杀手一枪打倒。当时在实况转播的电视播音员哽咽着说：“刺客，叛徒，同胞们，埃及……”说到这里，电视屏幕上一团漆黑。
两分钟内，杀手们扔出了他们所有的手榴弹，射光了所有的子弹。
你当然有疑问，那些国家那些组织，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萨达特？
据我了解，萨达特是个不安分的人。他那种人，处于总统的位置上，注定了要当一个改革家。
他的前任当了接近二十年埃及总统，直到被心脏疾病夺走生命。那时候也有选举，可是你知道的，那种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选举，不过是军事独裁时代的领袖终身制的某种小点缀。萨达特只需要按照前总统的方式行事，稳稳当当地干下去就行了。
他改变了什么呢？
一是将埃及的国有化改成非国有化，也就是将苏联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改了，改成了自由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国家在政治上宽容多了：一党制变成了多党制，政治多元化进程拉开序幕；出现了新闻自由，民众开始参与政治进步。还有，原来寄生于此的官僚腐败集团，现在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这叫改革，走得挺远。
二是国际关系上的改变，这叫开放，也走得挺远。他吸收外国资本，引进先进技术，要把埃及变成真正开放的现代国家。他停止与苏联人的合作，改变了受前苏联控制的外交政策，接下来又改变了同以色列的拼死对抗。
萨达特先是发动一场战争，即一九七三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人打胜了一半，打败了一半，这在先前许多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也占不到优势的情况下，确实改变了无法同以色列抗衡的局面。然后，萨达特主动访问以色列，建立了和平发展的两国关系，不再为军事对抗付出昂贵的代价。
那昂贵的代价是什么？是埃及要将四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抗衡，基本上没有空间改变民众的生活水平。萨达特看到了，整个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埃及与以色列拼尽国力，死战到底，但是，集合阿拉伯国家的力量也不能将敌人完全消灭，埃及又能有什么作为？萨达特清楚地知道，埃及在以往的几次战争中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与以色列对峙下去，只能把自己一点点消耗干净，什么也不能剩下。
萨达特认为，“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而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
于是，埃及成了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有了这两点改变，想杀他的人就太多了。遍布埃及的官僚腐败集团想杀了他，阿拉伯国家的阵营也想杀了他，还有，在这场改革中受到冲击的极端宗教势力也想杀了他。
这里再补充一两个细节。
“从和平利益出发，眼光要放远些。”萨达特说，“如果埃及与以色列会谈能避免一场新的战争，那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危。”
他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有个演讲，其中引述了《圣经》中为数不多的一段关于和平的章节：“主啊，我大声地呼叫你，你听听我恳求你的声音吧！如果我向你求救并向赞美你的勇士高举起我的手时，你不要拉我与坏人，与那些口谈和平而心里想干坏事的人同流合污。我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的劣行给予报偿。我要求和平，并努力寻求和平。”埃及译员在将这段文字译成英语时，发现有些地方需要查对一下原文，于是找到旅馆行政部。那天晚上，一位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以色列老妇人，知道萨达特为了和平的演讲中需要引用一段《圣经》章节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即赶回家去取来一本精致的《圣经》，要这位埃及译员转送给萨达特总统。
埃及民众需要和平，以色列民众也需要和平。
不需要和平的，是一些有着特殊利益的极端的政治组织。
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两个人，埃及总统与以色列总理，这是因为两国曾经打了三十多年，现在有了和平谈判，不再把民众驱向战场，像把羊群赶进屠宰场的大门。
好的政治家，应该是这样。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霍布斯在《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中有个观点，人类之所以组织政府、进行政治生活，就是为了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自然状态。
萨达特是那种有良知的政治家，也有勇气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于是成了谋求人类和平与政治宽容的先驱者。他死后十多年，一些中东国家相继与以色列休战，一些东欧国家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萨达特的意义，就在于比他们先迈了一大步，并且为它流尽了鲜血。
不想看见的美丽人生
在一幅照片上我看到，托洛茨基是个戴眼镜的人，这一发现吸引了我。我的常识告诉我，戴眼镜的人像是知识分子，而在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革命过程中，戴眼镜的人总是不够坚决，手段也不够狠，其领袖地位会被不戴眼镜的人剥夺，下场可能不好。
托洛茨基，其实是他在假护照上的名字。1899年流放西伯利亚以后，他办个假护照逃走，他的真名字反而被人忘记。到了1906年，托洛茨基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流放途中再次逃走，去了外国。
他下一次逃亡国外，是在1929年，这次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此前的1917年10月，他组织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夺权运动，后来列宁成了最高领袖，他排名第二。他与列宁的画像并排悬挂，画像前时常有一群革命者们集会，喊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万岁。接下来，斯大林比他还狠，取代他当了最高领袖，还把他驱逐出境。
据说，托洛茨基像先知一样，有些预言挺准的。他预言苏联会出现党内独裁和政权解体。在这方面，他的推论如下，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在另一本书中，托洛茨基还预言，这个独裁政权的解体，会伴随着工业与文化的悲惨衰落。
斯大林的人追杀到墨西哥，是1940年的事情。第一次暗杀用了很多人，射出二百多发子弹，没有伤到他。第二次就简单多了，派个人假装向他学理论写作，一把冰镐就完成了暗杀。
他知道斯大林会派人来杀他，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如何，人生是美丽的。
我的这篇文字本来与他无关，只因为题目写到了美丽人生，就顺带想起了他。
电影导演罗伯托·贝尼尼也知道这句话，还用这句话做电影片名，拍了《美丽人生》。
电影中有一对犹太人，父亲很年轻，儿子才六岁。
走在街上，儿子问父亲，“为什么所有的商店都写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父亲不想告诉他，排挤犹太人的浪潮已经从德国传到意大利，就制造了一个谎言：“这个‘不得入内’的标志，是最新的潮流。有一天我跟一个袋鼠朋友逛商店，但是门口写着‘袋鼠不得入内’，我便跟他说，好吧，我们也没办法，他们不让袋鼠入内。”
看到这里，我愣住了。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也制造过类似的谎言，不是一个，而是很多。
比如，我爹我妈在沈阳生活到“二战”结束，苏联红军来了，城内大乱，没有安全感，他们只能逃往乡下。但他们说给孩子听的不安全感，却是在沈阳看马戏时一根柱子倒下来，差一点砸到他们身上，于是回到了农村老家。
他们经历过几个朝代，经历过几种不同的社会，却很少谈起过去的事情，也不去比较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哪些好，哪些不好。许多年后的我，读了能装满几个房间的书籍，经历了几代人才能经历的人生，才逐渐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证一个家庭的安全。
而我呢，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我的孩子吗？我会不会藏起一些暗黑的往事，只把有光亮的部分给孩子看，然后还默默期望着，下一代人和再下一代人，都不要经历我的生活？
电影中的犹太父亲，这一点做得太好，以至于让我心里充满苦涩。
被送进集中营后，父亲告诉孩子，现在开始一场游戏，如果得到满分，奖品是一辆真正的坦克。这场游戏的规定是，如果你违反了三条规定中的任何一条，你的得分就会被扣光：一、如果你哭；二、如果你想要见妈妈；三、如果你饿了，想要吃点心，想都别想。
这个游戏的最后，不可能活下来的孩子，真的活了下来。当美国军人的坦克开到集中营里，解放了幸存者，那个孩子眼里放出骄傲的光芒，他以为那是他的奖品，终于来了。
看了《美丽人生》，有人说是一篇寓言，有人说是黑色幽默，可能是因为电影中的年月，已经离他们很远；我说它只是日常生活，可能是因为电影中的岁月离我很近。
我还有一份担心，因为善意的谎言能遮蔽事实。父亲的遮蔽太完美了，那个孩子长大后，仍然把集中营当成一个游戏场所。他是集中营的亲历者，如果使用第一人称写一本书，写他从那场游戏中得到的满足与快乐，我们能说他写得不对吗？
1981年的中国，有位刚好七十岁的女作家出了一本书，仿照大清帝国时的自传体随笔《浮生六记》，写了六章文字，描述了她在河南息县接受劳动改造的日子。那段日子时间不短，有两年多。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已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书中写道。
这本书我读过一遍，本来还想读第二遍的。
女作家出生于清朝末年，接受了国内国外良好的文化教育。她的这本书遗留着前两个朝代的文学语言，自然，干净，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它没有革命年代所谓文学的假话、空话、大话、狠话，真应该再读一遍。可是，它的内容读一遍就够了。
那个年月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批政治贱民。书中写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分子都被驱赶到农村，靠自己种粮食填饱肚子。当年的托洛茨基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的就是那种生活。但女作家在记录这种生活时使用了抒情文笔，真的是温柔敦厚，委婉平和，即使写到她女儿的丈夫留在北京被批判斗争时自杀，也看不到一点怨怒与哀伤。
还有两处提到知识分子的死亡，都是自杀。其中一处，只有一句，听说一个知识分子在砖窑里上吊死了。另一处写的是她亲眼所见，几个负责看管、教育知识分子的军人，拉来一具尸体埋了，没有棺木，没有坟头，没立墓碑。死者是自杀的，男，三十三岁。女作家同情地写道，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
女作家的丈夫是著名的作家学者，也被驱赶到息县参加劳动改造。他为这本书写了引言，说那批知识分子在息县两年多的生活，是在“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
因此，他觉得这本书还可以写到几类人，一是受冤枉、挨批斗的那些知识分子，写他们的屈辱和愤恨；二是普通民众，追随政治运动去糟蹋一些好人；三是政治运动中的一批恶人，是他们制造了许多冤案和错案。
这种想法好是好，却没办法实现。
1981年，北京有一位决定意识形态的高层人物，读到了女作家这本书的书稿，给出十六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为它在中国出版发行打开了一路绿灯。
你可以假设，这本书如果写了那几类人，可能就没有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能就无法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