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痛苦你就喊出来
现在想到的是1978年，二十三岁那年，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
它的题目叫《病残日记》，内容是描述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这群人叫作病残青年，在城市里出生长大，读书到中学毕业，因为身体不好，没有随那些年里近两千万毕业生去农村劳动。看起来他们是幸运的，可是在几年后，到农村的青年学生陆续回城，有了正式工作，那些病残青年还没有被安排工作，处于漫长的等待中。
它是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裁。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是那时能读到的书确实不多，其中只有意大利作家的《爱的教育》给我的感染力比较强，就不自觉地用了日记体裁，用了七八篇日记，写我的生活状态和切身感受：高度近视的我，身为病残青年中的一个，有许多苦恼和许多郁闷。
比如在那种苦累和危险的环境里当临时工，如果一旦受伤会被立刻赶回家去，而在铁东区铆焊厂的轧机、剪床、烧红的铁板面前，我的工友是弱小和可怜的，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事故。
在一种糟糕的劳动制度下，人被无情地塞进高高低低各种等级的工厂，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铁东区铆焊厂属于区办工厂，等级较低，那里还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各种等级的劳动待遇到了我这个临时工身上，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我要把这种环境下的痛苦状态写出来，因此得到改变的机会。于是我需要那种以个人经历插入其中的非虚构方式，影响到读它的人，不然的话，那篇文字就白写了，还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
这就关系到它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它的发表方式了。
那是夏末的一天，我正在铁东区铆焊厂上大头班，也就是从午夜零点干到早晨八点的那种夜班。我们在轧机前干着高温重体力的活儿，只能干二十分钟，过后休息四十分钟，等体力恢复过来再冲上岗位。
休息的四十分钟，可以用来写我的《病残日记》了。
在我的工具箱里，找到毛笔、墨汁和整张的白纸比找到钢笔和稿纸更容易。本来都是心里装着的话，用不着打草稿，结果没用两个四十分钟，我的稿子就写完了。
下一个四十分钟，同班的小齐和我蹬上自行车，直奔市中心的市政府。天色微亮，我们已经在政府的院墙刷上浆糊，那把些写了字的白纸贴了上去。
这种发表方式，有些像几十年后网络上的自媒体发帖，也有些像千百年里贴给过往行人看的告示。但在我的印象里，告示大都是官府贴给民众看的，私人告示很少，这或许与中国人内敛的性格有关。他们只有在过春节时才贴出屋外屋内的对联，是用毛笔蘸着墨汁写在红纸上的，把他们喜庆吉祥的愿望告诉大家，并且把自家的文化道德上的追求展示出来。至于平时，他们贴在外面的私人告示很少，并且文字更少，“不得随处小便”，“侧门不开，请走正门”，等等。我见过的私人告示最多的文字，偶尔在树干上、电线杆子上贴着的，也就几句话，“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
我的发表方式，如果叫作私人告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长的私人告示了，写了十来张白纸，超过了一千字。
比如说，你是个独立的个体，你做的事情是别人不能做的，但是换了一个角度，你不是独立个体，你做的事情尽管很独特，也有人做过了、正在做、打算做。
你不孤独。你不独特。你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你还是周遭环境的产物。甚至在你想撰写自传的时候，你实际上没有自传，你的自传是与公传联系在一起的。
后面这句话对我完全适用。因为我正在写自传与公传，一部从出生之年开始回忆的文字，有些像一条流淌的长河，而我是漂浮其上的木板，常常想让流淌的速度慢下来，靠到岸边，多待一会儿，随便想些事情。
被我命名为私人告示的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有了一个专用词语：大字报。看起来是挺形象的说法，写在上面的字一般都很大，其实是带有官方色彩的一个新词，新政权建立后多次使用。在我的写作里会尽力避开这些新词，它的政治意味太浓啦，它与许多人的厄运有关，它在若干年后会被遗忘。但是在这里还不得不说到这个新词，因为1978年从春天开始，北京有一处叫做西单的地方，因为一堵贴满了大字报的矮墙而渐渐著名。以至于在当年11月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上，可以查到中国一名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元老对外国来访者的讲话，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那一年年底，另一名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元老说得更直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实际上，西单那堵墙上的大字报，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它仅仅存在了一年，结束于1979年；至后期便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随后1980年的人大会议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这“四大”刚刚进入中国宪法五年，便被删去。
这样看来，我在鞍山市政府围墙上张贴私人告示（也叫大字报）的1978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早一年或者晚一年，都可能带来你预料得到的危险。
还有，那时候虽然有新闻媒体，但有一些真实的信息往往是被屏蔽的，而且我的那篇文字可能不敢写，也可能不敢公开贴出去。
贴出《病残日记》后，一连几天，我和铁东区铆焊厂的年轻同事都去了市政府围墙外，看见许多人围在那里，有人看着看着就抹眼泪，有人抄下其中的文字，有人在我的文字旁边贴上了更多的私人告示，有小字的，有大字的，呼吁市政府为病残青年解决工作。过了一个星期，那些贴在墙上的东西才被清理干净。
那件事情的结果还真不错。
几个月后，铁东区铆焊厂负责劳动合同的大姐把我找去，笑嘻嘻地看着我，再把一份正式工人的合同登记表推到我面前，让我填写。从她的口里我知道，我们厂与我一样的临时工都可以变成正式工了，还有，市里下了文件，整个鞍山与我一样的病残青年，都开始被安排工作，原先有工作单位属于临时工的，也可以变成正式工人。
一年后，我去上大学中文系，读到的书多了起来。有一本书里写到国外社会学的一个观察：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强大，一方面弱小，那种力量的对比早已经形成。但如果弱小的一方公开喊出自己想说的话，力量就会增大，改变原来的对比关系。当然，如果弱小的一方总是什么也不说，那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就不会改变。
我是在哪本书里看到的，现在已经忘了。
删掉了一些敏感的人
现在要说的事情，用这个题目不大准确，我想先这么写下去吧，有了好题目再替换下来。
我最初的想法有些奇怪：在有些场合，让人觉得敏感的词语会被删除，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一些特殊的人呢，他们自以为正常的行为，会激起别人的不正常反应，或者说是极大的伤害。如果说他们的存在就是别人的不幸，有没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像删去一些词语那样删去他们，让世上少一些痛苦？
这个题目也不适合说到蒋爱珍，一名开枪杀人的中国知青。1978年时她二十二岁，端起一支步枪，射杀了欺辱她的三个人，那种方式，用不准确的比喻来说，像我们移动鼠标，删去了三个让我们觉得痛苦的词语。
她在还未成年的十六岁，成为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到农村的知青的一员，离开位于江南的故乡，去了遥远的新疆，在很累很苦的体力劳动里改造思想。十八岁时到农场医院当护士，那时她高鼻梁，深眼窝，身材修长，前途很好。但她没有料到的是，在一种伤害人性、污蔑人格、践踏人的尊严的社会里，一些人首先变成了卑鄙和冷酷的“非人”，然后再把别人当成非人的弱小动物来对待，于是，个人如同逐渐养肥的羔羊，灾难在任何时候都会来临。
这些灾难性的伤害，有的人是逐渐遇到的，也可能遇到的程度比较轻，牙关咬一咬、肩膀挺一挺就过去了。不幸的是她在半年里连续遇到了这一切，把她逼上死路。那些与她在同一个党内的同志，诬陷她与人通奸，用谣言、大字报、漫画来攻击她。那些人还动用了上级组织的行政力量，以及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支持，来势凶猛，无处不在，她无法抵抗也无处伸冤。最后，她没有办法再忍下去，写好了几封遗书，端起了一支步枪。
一个比较稳妥的解释是，十年动乱，扭曲了人们的灵魂，少数人为了小派别、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地争斗。在你争我夺的内耗中，谣言的污水泼到了蒋爱珍头上。一个视名誉如生命的女青年，恰巧遇到了几个很坏的人，被毁谤击倒。
有人不满意这种解释，觉得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文化问题，是畸形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状态，致使某些群体心理卑劣阴暗，人格变态扭曲，而社会丧失了对善遮护的机能，最终导致这一事件发生。
还有人对第二种解释也不满意，想更进一步阐释。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集体力量野蛮粗暴地干预个人生活，造成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产生了一大批做起坏事来毫无顾忌的人。这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说的，“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出现。”
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9月底。比它早两个月，也就是那年7月底，据说还发生了另一件中国知青杀人案，用的是冲锋枪，杀了七个人。
1978年的安徽农村，一批又一批的知青被招工返城。所有的招工都得经过大队革命委员会、贫下中农协会推荐和批准盖章。他们的命运、前途掌握在个别人手里。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能早点回到身边，不惜花钱买路子，还有一些女知青，奉献出贞洁才能拿到一张招工表。
他，因为祖父是个“政治贱民”，父亲和他这一代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当然被乡下干部视为异类，一次次招工都与他无缘。他一次次找那些人，也曾经苦苦哀求，其中究竟发生了哪些矛盾冲突，没人能说得清楚。
最后他彻底绝望了，选择了一条暴力之路，与有意压制他的那些人同归于尽。
他撬开民兵武器保管室，取下冲锋枪，将枪梭装满二十五发子弹，又带上四个枪梭。在不到四十分钟里，他杀死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家三口、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家两口、民兵排长、武器保管员，然后，他将枪口对准自己，用脚趾踩着扳机一蹬，一梭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胸膛。
至此一场悲剧落幕，加上自己，八条人命没了。
我碰巧知道这个案子，是由于那个村子后来碰巧出了一个写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实文学，写了那场夺去八条人命的悲剧，并且穿插在个人经历之中。
按照书中的说法，这件事轰动了全国。但在我看来，它还无法轰动全国。原因再简单不过了，这件事以及前后一些年月里发生的类似事件，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是不被允许报道的，只有官方允许报道的事情才是新闻，才会进入报纸和广播，才会让外界的人知道。
这种对新闻的定义与做法，将社会发生的事实割裂，也将真相遮蔽。
在我想深一些探讨中国知青的命运时，有一本美国人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其英文版已在1977年出版，很想找来阅读。但后来，我知道了书中素材的主要来源，是他居住香港时听到的中国内地广播，看到的中国内地报纸，忽然就没了读它的兴趣。说实话，我不想看到一个外国人被国内新闻洗脑后，变成迷迷糊糊的样子。
让我预料不到的是，蒋爱珍事件发生了一年多以后，竟然出现在北京的报纸上，标题为《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其中的文字谴责了对蒋爱珍的侮辱与损害。
这篇报道与几万封群众来信，影响到对蒋爱珍的法律判决，已经是在六年之后。蒋爱珍被判了十五年刑期，曾经诬陷诽谤她的三个主要当事人，也被判定犯有诬陷罪、渎职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罪。其中二人关押后患癌症死去，另一人已关押六年，免于起诉。
此后蒋爱珍在服刑期间，收到人们寄给她的信和食品、衣物等五万多件。素不相识的人同情她，当然不是同情她杀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无辜受害，这表达了大众对任意诬陷人、迫害人的恶人，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据说，还有一百多名男青年写了向蒋爱珍表示爱情的信，但她都没有考虑。再后来，她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回到故乡去照料年迈的母亲，并且有了一份工作。
这件案子的影响也告一段落。它本来应该有更深的影响，让社会大众思索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避免这一类事件的发生？
最简单的答案是，没有那些毫无顾忌的诽谤诬陷者，当然就能避免这一类事件发生。
由此我想到的一件事，发生在“二战”后期，那时德国纳粹投降了，但日本法西斯不肯服输。他们在中国国土上还有近百万侵略军，又在日本本土征集了七百多万军队，要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血战到底。这场最后决战，双方都会有几百万或上千万的军人和平民送命。这时，美国人把叫作“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在广岛，另外一颗“大胖子”投在长崎，日本终于被炸醒了，宣布无条件投降。
记得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到这件事。现在我想到的是，那两颗原子弹杀死了几十万日本百姓，却救下了那七八百万日本军人，没有让他们在最后决战中死去。当日本终止了军国主义制度之后，那七八百万军人脱下军装，又成为做工与耕田的普通百姓。与此同时，那些人在军国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崇尚武力、嗜血好战的丑陋人性，也恢复了正常。
这是不是说，如果怀有丑陋人性的人太多了，就要检讨一下制度的过失呢？如果我们把大量产生丑陋人性的制度改变了，那些普遍存在的诬陷者，也会恢复正常的人性。
你在中国见过什么龙
我走到书架前面，弯下腰拿出一本旧书，刚翻了几页，书页中掉下两张小纸片。捡起来看，是糖纸，食品厂用来包装硬糖块的，薄薄的，有一层蜡，有套色印刷的图案。
两张糖纸的图案不一样，一张印着当时流行的口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一张是稍后年代的，印着一条飞舞的龙。
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把这两张不同年代的糖纸夹在书中的同一页。但读过中文系以后，我知道世界上距离遥远的事物，也有着很近的联系，而我可以是连接它们最直接的媒介。
就说这龙，与我的关系实在很近。在中国最早的姓氏文化里，我这个姓氏的祖先是养龙的专家。如果说龙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我的祖先就是喂养和驯养传说动物的专家。有没有这些动物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祖先在原始部落的重大仪式里，至少要把他驯龙的过程，化为带有崇高意味的舞蹈形式，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在那种庄严的仪式里，这一节可能是其中的高潮。
我的一代代祖先没有见过龙，也没有见过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或者社会组织形式，在我祖先的生活里还没出现过呢。
怎么能回到并不存在的事物去呢？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怎么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说那不是一个民族的口误，就与我祖先养龙更多了几分相似。有没有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一种仪式，比起先前的时代，多了一种革命性。
复辟是什么，是回到过去的时代。我想到的一点是，当后一个时代变得成熟，也就变得稳固，先前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就拿我这一代人来说，能回到哪里去呢？
有的人以为只能回到封建时代。这样说也有点问题。
我的历代祖先生活的环境，与世界上的封建时代不同，这就很难叫作封建时代。直到我祖父那一代，他们见到皇帝是要跪下磕头的，在皇帝面前是“罪该万死”的，如果不死是要感谢皇恩浩荡的，因为他们的皇帝与其他国家的皇帝不同，是法律也是道德的垄断者，是所有人与所有财产的主人。比较起来，我的历代长辈更像是自由度很小的奴隶，生活在几千年的专制和奴役之中。到了我这一代，人们都穿着一个样式一种颜色的服装，剃着一样的发式，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样一来，按照斯大林画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一旦有人复辟，就只能复辟到奴隶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里去啦。
按照我的常识，那是不可能的。把原始社会的人都找来，发给他们足够的棍子和石头，能打过有坦克飞机原子弹的现代人吗？
我在空闲时间猜想我祖先养龙的样子，那龙神情严肃，张牙舞爪，姿态凶猛，让人恐惧。在那些偶尔举行的重大仪式里，它们巨大的身躯，呼啸着跃过人们头顶，让人打从心底畏惧，不敢抬头观看。这让我想到，我们民族的部落首领，把一个并不亲切的、有些丑陋的形象作为图腾，究竟是为了恐吓外族还是恐吓本族？
我的联想太多了，这不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读了中文系造成的。实际上在1978年我虽然二十三岁了，还没有去大学里读书，而我赖以生长的社会生活里，必要与没那么必要的联想，虚假和大部分虚假的联想，几乎到处都是。这些东西笼罩在我那一代人的思维之上，让我那一代人与众不同。
1978年以前的报纸，常常出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字眼儿。那纸张和印刷都很粗糙，文章内容里从来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名词解释，却一次次使用其复辟后果的丰富联想：“如果复辟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重新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等等，这样一直重复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时常掀起一些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挖出一些新的敌人。看哪，就是他们在心里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看哪，他们多么可怕，像蝎子和蛇一样狠毒。
那资本主义的形象，渐渐就像我祖先喂养的龙一样，张牙舞爪，姿态凶猛，让人心里充满了真实的恐惧。一是恐惧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二是恐惧下一个政治运动把自己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年龄大一些的被吓怕了，年龄小一些的也被吓怕了。
到了1978年，报纸上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突然少了。有时也会登上一篇文章，说是结束不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是资本主义呢，报纸上依然没有解释，但先前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严厉禁止的一些事情，渐渐地有了松动。
有一部电视纪录片说到那一年的年初，一名老革命家去广东农村考察，听到了鸭子叫，顺着声音来到一个农妇家里，看见破败的农家小院中养了三只鸭。老革命家关心地问农妇为什么不多养几只鸭子。农妇回答说不敢，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是资本主义。老革命家问当地官员是怎回事，当地官员回答说，根据上级精神，本地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进行了量化。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再养多了就是资本主义。
关于这件事的另一种版本，见于大量的回忆文章，其他都相差不远，只是数量不一样。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
那部电视纪录片里，老革命家坚持要到农妇家看看，结果看见室内还有十二只绑了嘴的鸭子。被发现后农妇吓哭了，急忙说要杀了那些鸭子，保证自己不是资本主义。
1978年的一天，我从铁东区铆焊厂下班后没有直接回家，去了西长甸废品收购站，帮他们布置一个学习专栏，顺便在他们收购的废旧图书里翻了翻，竟然找到了老版的莎士比亚，只有三本，凑不上一套，也乐颠颠地带回家去。
有一部叫作《威尼斯商人》的剧本，写了商人、高利贷者与法庭审判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经济制度里，财产是私人的，你的钱不够可以向别人借，但要按照事先的约定加上利息还。那高利贷者曾与借钱的商人结仇，就与他约定，如果三个月期满不能还那笔钱，要割下他身上一磅肉抵债。
如果商人没有违约，就没有下面的戏了。莎士比亚只能写商人没法如期还钱，高利贷者把商人告上法庭，请法庭判决允许割下商人身上一磅肉。
莎士比亚写到的高利贷者坚持要割一磅肉抵债。高利贷者说，我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威尼斯的宪章和法令等于一纸空文。他说的这一段话，虽然悖于情理，却合乎法律，合乎当时的威尼斯法令，让人无法反驳。
审判案子的人宣布，依照法律，高利贷者有权割下一磅肉并且执行。但是审判案子的人又说，如果割肉时流了血或者多割了、少割了一点，都超出了先前的约定，要治高利贷者死罪。那高利贷者只好放弃割肉，并且受了处罚。
这些让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了一点初步了解。比如说，私人财产、商业关系、契约合同、相关法律等等，都是不可以侵犯的。对于这个案子的审判者来说，人文主义更是不可以侵犯的。
野兽一定要关在笼子里
二战时候，波兰华沙，一对老夫妻死于对犹太人的迫害。除了两个儿子逃到美国，他们的亲人也都死去，没有幸免。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这样死去的犹太人有六百万，太多了。
从一部叫作《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小说里，我读到两个主人公的谈话。男的赫尔曼，女的塔玛拉，各自逃了出去，不知对方消息，后来又见面了。小说写道：
“我一直不知道你还活着。”他说。他对自己的话感到害臊。“这是你永远不知道的事情。”塔玛拉像从前那样尖声回答。赫尔曼默默地站在房间对面那头。赫尔曼突然想起，刚刚死去的人的灵魂就是这么相遇的，他们还不懂死人的语言，仍然说着活人的话。
过了一会儿，小说的话题说到纳粹。“纳粹是什么？他们也是男人。也许你会干出一模一样的事来。”女人又尖叫起来，“干吗总要提纳粹呢？我们都是纳粹。全人类都是！你不仅是个纳粹，还是个懦夫，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我读过一些犹太裔作家的小说，而这一段话，是反思纳粹时代的最凄凉、尖厉和愤怒的语言，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注意到这部小说的作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他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对波兰夫妻的儿子。1935年，他哥哥伊斯雷尔从美国给他寄来一份宣誓书。他凭着这份宣誓书申请到一张去美国的旅游签证，因为定居签证有限额，要等几年才能到手；那几年他熬不过去的话，会被纳粹杀死，像一只蚂蚁被碾碎。
在犹太裔美国小说家之中，我还记得索尔·贝娄，九岁时从俄国去了美国，1976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的人都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年，1978年的同一奖项，又颁给同在美国的犹太裔作家辛格，“因为他的作品保留了东欧犹太人即将消失的传统，并以热情奔放的叙事艺术，逼真地描绘出人类的普遍处境。”
那些犹太裔作家，从欧洲各地到来，带来各种各样的写作语言。辛格喜欢用意第绪语写作，写出小说再由别人或他自己翻译为英文出版。这与英文写作有何不同呢？1978年底，辛格面对瑞典文学院的获奖演说，特意在后半部换成了意第绪语，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语音的魔力。它在世界上只有几百万人使用。
“对我来说，意第绪语本身和讲意第绪语的人是同样的含义。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一语言的古老作风中感受到虔诚的快乐，以及对生活的渴望、对弥赛亚的期待和对整个人类的深刻认识。意第绪语有着含蓄的幽默，它对日常生活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每一次爱情的邂逅，都怀有感激之情。”辛格总结说，“它是殉教者与圣人的语言，它是梦想者与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们的语言——充满人类永远不会忘怀的幽默和记忆。象征地说，意第绪语言是我们智慧而谦逊的语言，是一切受惊而仍怀希望的人的语言。”
这一段话两次说到幽默。辛格的幽默不在外表，在用那种语言看待事物的方式。好像天使和圣徒，什么都知道，都理解，都很在意又都不在意，幽默就哗哗地从语言里淌出来。
比如辛格的另一部小说里，有个女郎想跟她的魔术师情人去演出，魔术师不让她去。这样一段情节，正适合辛格的那种幽默：
“你能翻筋斗吗？”
“我不会翻，难道不能学吗？”
这全是废话。她长得太胖，当不了演杂耍的。她的腿太短，她的屁股太大，她的胸脯凸得太高。
同时代一位作家评价辛格说，任何译文，甚至索尔·贝娄翻译的那篇《傻瓜吉姆佩尔》，都不能表达出辛格的意第绪语原著中活泼的句法。辛格撇开了意第绪语文学中从容不迫的流畅笔调，发展了一种既迅疾又凝炼、既简洁又雄浑的文体。他的句法简短而突兀；他的节奏曲折、紧张、急促。
据我所知，先前的美国长篇小说比较严肃，比较沉闷，到了二战以后的索尔·贝娄和辛格，或者诺曼·梅勒那里，才变得活泼和灵动。
辛格以魔术师为主人公的那部小说，叫《卢布林的魔术师》，写于1960年。按照多数人的看法，它是辛格的代表作。
那魔术师叫雅夏。他的生活状态怎样呢？在小说里，我们听到他的一个情人描述说，“您谈自己谈得越多，我越是弄不清您是个怎么样的人。您在波兰全国各地都有女人。您像个吉普赛人那样赶着一辆大车，到处飘荡。这真有趣。您有一身本领，可是还没有出人头地。我时常想，您的所作所为对您自己和全世界都是开玩笑。”
实际上，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沉溺于世俗的享乐，沉溺于迷乱的情欲，背离了指引他们灵魂的宗教。“但是他就是这个样子。总是有另一个角色要他扮演。他有多得数不清的性格——犹太教的和异教的，善良的和邪恶的，虚伪的和真诚的。他可以同时爱上许多女人。”辛格在小说中写道。
在吉普赛人般的艺人生活里，以及妻子和情人们那里，小说家辛格给了主人公雅夏四处游荡、一片喧闹、如鱼得水和乐此不疲的生活，但也给了他边缘感、困惑感、疏离感﹑孤独感等种种现代人才有的精神困境。
辛格给雅夏安排的麻烦太多了。这样安排，是因为辛格与其他犹太裔作家不同，具有更为纯正的犹太文化传统。辛格的父亲是一名拉比，他让辛格从小接受正规的犹太教育,学习希伯来文和意第绪语,深刻理解犹太教经典，熟悉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让辛格成为拉比，是父亲最大的愿望。
拉比是什么？老师、经师、智者、圣者、宗教导师、口传律法汇编者、犹太教会堂仪式主持、世俗的学者、社团的精神领袖、观察思考生活从而获得智慧的人……它的含义太多，找不到翻译时对应的词语。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毁灭了耶路撒冷圣殿，犹太人被逐流散各地，犹太教处于生死存亡的困境。在这一关键时刻，拉比出现，担当起延续犹太教的重任。
许多岁月里，犹太教会堂里，人们都曾听见一名拉比，用悲哀的调子，拉长了声音朗诵着：“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虔诚是什么？在你面前，一切强大的人都微不足道；在你面前，一切显赫的人虽有若无，因为在你的面前他们的作为大抵烟消云散，他们的生命是一片空虚。”
辛格读神学院读到二十三岁，读到合格毕业，不想当拉比，转身当了作家。但谁能确定，他的心不是一颗真正的拉比之心，他不是一名写小说的拉比？
我读《卢布林的魔术师》，在第二章读到魔术师雅夏与妻子埃丝特的一番谈话。
雅夏问，如果他坐监牢，她会等他多久？或者，如果他到美国去呢？或者，他害了肺病，住在疗养院里不能出来呢？埃丝特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她不可能再爱别人；没有了他，她的生命就结束了。
他现在又问了：“要是我变成一个苦修的信徒，跟立陶宛的那位圣徒一样把自己砌在一间没有门的小屋里忏悔，那会怎么样呢？你仍然对我不变心吗？你会从墙上的一个小洞给我送饭吗？”埃丝特说：“用不着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忏悔。”“那得看人要控制的是哪一种热情。”他回答。
到了小说的尾声，辛格果然把雅夏砌在一间没有门的小屋里了。
一间没有门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子，递进去食物和水。
那也是雅夏的自我救赎。他经历了身份迷失﹑信仰迷惘﹑流浪找寻、醒悟忏悔、找到自我的漫长历程，骨子里的犹太性促使他最终回归，回到犹太民族早有的信仰和传统。他自愿砌在小屋里，一年又一年，不放自己出来。他通过自我监禁和忏悔，终于成了圣徒，不会在现代社会里迷失了。
这种回到本民族早有的信仰和传统，这种自我救赎，犹太民族需要，其他民族也需要。犹太人的困境，也是人类的普遍困境。问题仅仅是，比如我的民族，比如其他人的民族，迷失和堕落都比犹太民族更深，可是不肯承认。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腐烂；树叶枯萎了，青草变黄。”
辛格接着写道：
夜晚，埃丝特听到他在咳嗽。她在床上待不住了，就披着晨衣，来到他那里，求他离开这个他用来禁锢自己的牢房；但是雅夏回答说，“野兽一定要关在笼子里。”
“你要把自己糟蹋死啦。”
“比害死别人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