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侵犯我的语言
我的一本大学纪念册上，有一首诗，《和散那》，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众百姓前随后行，大声欢呼着“和散那”，它的希伯来语原意是“请你来拯救我们吧”。那一天可能刚下过雨，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不让耶稣的驴驹摔倒。
看着文字，我耳边听到了“和散那”、“和散那”的欢呼，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写了那首诗歌。
那首诗里，有一节是：
许多头发落下来成为胡子
没有时间 想超越所有的时间
你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有了夜与昼交战 期望与无望
黑森林在思想漂泊之日白雪飞扬
和散那 和散那 你能带来什么
你有没有更多的人性的语言
其实是在问我自己，在思想漂泊、渴望表达的时候，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性的语言，即那种属于个人的也属于众人的语言，能够抵达心灵。
那时候，我偶尔翻开《圣经》，读上几页，学习它对事物的描述，怎样简洁和深入人心。那篇《雅歌》，读的次数要多一些，其中的语言有更多的人性，并且有几段非常优美。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后来我才知道，我读到的《圣经》，是二十世纪初的和合本。此前一百年里，传教士们翻译了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最后用了几十年时间，整理出这个版本。它避开了中国的本地土话及方言，容易理解，清新耐读。
更重要的一点是用了白话文，识字的人就能阅读，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
我读过一篇白话文广告，在京城报纸上推销自来水的。在它发布的1910年或1911年，自来水技术刚从国外传入。
广告说，“我们公司办的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市以后，凡是明白的人，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又有一种不明白的人，愣造谣言，说是洋水啦，洋胰子水啦。我的傻同胞，也就有信的，水龙头安到门口，也是不要。唉，京城地面，还是这样不开通，那也没有法子。”
这让我快乐地笑出了声音。
可见当时，白话文在民间相当成熟，文字清晰，善于表达，差的只是在文学写作上的运用。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被人称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当然这很有可能。在我看来，《狂人日记》的语言也比较成熟，但比不上那篇自来水广告顺畅。
有人说，《圣经》和合本的出现，为白话文成为优美的文学语言树立了榜样，于是成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
在1981年，我开始写诗，立即感到语言的贫乏。
那时，文言的文学退出了历史。不幸的是，还没等到白话的文学成熟呢，就被强横的社会多次侵犯，失去了它的生命特征，看不出还在活着。
大约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与传统有关的语言，与世界有关的语言，差不多都已经消失，精心设计的政治新词代替了它们。那种极端又僵化的语言，与社会生活还是统一的。多向的人生变成单向，变成不可言说的愚昧，没有思维和情感，少了发现，缺了审美。
当它们成为全社会必用的语言之后，文学没有了。
1981年夏日里的一天，我有一次意外的收获。
大连火车站前广场不远的地方，新添了一顶帆布帐篷，帐篷前有一群人，围起一个正在演讲的人。我靠上前去，听见那人的话语滔滔不绝，如江河流淌。
他是个变戏法的江湖艺人，我小时候见过一两次。那些江湖艺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献艺，赚钱养家。他们的戏法叫古彩戏法，有千百年的传统。后来的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厉，传统的东西与外国的一样，都成了罪恶，那些变戏法的人绝迹了。
政治运动少了，那些艺人重出江湖。
在我眼前的这个人，一边说一边表演。他在桌面上扣了两只青瓷小碗，摆了三个小球，再让观众注意他的动作，看他拿起几个小球，又扣在哪只碗下。奇怪的是在扣着的碗里，那几个小球完全听他的指挥，自由来往，总是与观众看到的不同。他反复表演了几次，都是如此。大家越想看出那几个小球的秘密，就越是看不出来。
在那一天的观众中，只有我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语言上。
那是一种表述得极好的语言。它有一定的套路和层次，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到达观众心里，让他们一步步相信。但这些语言又是变化的，注意到每一个观众的心理反应，在现场临时发挥，有时增加，有时删减。比如说，当他看到我的目光时，已经知道我的想法，还有意朝我微微一笑。
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了最后的目的：今天他不光是来表演戏法，还要教大家表演这个戏法，然后大家可以靠表演和传授戏法，赚钱过上好日子啦。学的就是刚才这个戏法，叫作“仙人摘豆”，两元钱。
围观的人走了十多个，还剩下六七个人。每人交了两元钱，进帐篷里去了。我想了想，也交了两元钱。我读大学中文系正读了一半，以后也不会靠表演戏法赚钱，但我已经对他的语言着迷，不跟他走进帐篷，就不能再听他说下去了。
那一天我跟他学会了表演“仙人摘豆”。接下来，又有几个观众掏出五元钱，跟他学另一个比较高级的戏法。那时候的城市居民，每个月的生活费才七八元钱，这学费太贵。
我退出了，我衣袋里刚好还有五元钱，但不能给他。
花两元钱，学了那么多语言，值得。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都是江湖艺人的语言。
它们独立存在，不肯接受社会环境的坏影响，不肯加入那些极端和僵化的新词。于是，它们没有假话大话空话，也没有狠话屁话废话，这就够了。
它们不只是一种语言，而是这种语言表明的态度和思维方式。
这是我在大学课堂上学不到的。课堂上，有的老师只盯着一本备课笔记，从上一句话到下一句话，一句比一句干燥缺水。有的老师好一些，讲课时抬头看着我们，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没有根据学生反应的临场发挥。这还不包括老师们讲述的内容呢，有一些本来就是错误的，还有一半是过时的东西。
比如文艺理论课上讲的，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举了几个语言是载体的例子就翻过去一页。可是，它有没有特殊的情况呢？在哪种特殊情况下，这种载体变了，与它表现的主体一样重要？在哪些情况下，这种载体又反客为主，成为比主体还要紧的东西？那些编写教材的人，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学过绘画，知道我画笔蘸着的色彩，在画出事物形象时，它是表现主体的工具，在某些时候它可以离开事物形象，本身就是被表现的主体。
江湖艺人的语言也是一样，它可能比那些表演手法重要。我交了两元钱学费才知道，在“仙人摘豆”之中，表演者拿走小球和放入小球的手法极快，我需要练习半年才能表演。但这套戏法的关键，是用语言引导观众心理，把他们引到你需要的方向，无法看出你的表演方式。这种语言，我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去练习，并且要当众表演上百次以后，才能学会。
至于我刚刚走上去的文学写作之路，我已经知道，你写出的事物，远远没有你写出事物的语言重要。你的语言要有人性，还要准确无误地引导读者，前往你需要的方向，否则，你写出的事物没有太多的意义。
语言不只是语言，还是这种语言表明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事物。
可是，这种语言需要我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去练习，也许，如果我笨一些的话，几十年也不能学会。
使用了魔鬼的语言
这趟公共汽车，如果以马栏村为起点，开出两站后是我们学校，站名是辽宁师范学院的简称：辽师。然后，它再一路向前，开向终点大连火车站。那里是市中心，有几个大商场，看起来挺热闹的，还可以换乘一趟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去海边。
读大学那几年，我没少乘坐那趟线路，还愿意支起耳朵，听车上的大连人说话。他们说起话来，好比一些带壳的海蛎子，在搪瓷盆里轻轻地、快速地摇晃，发出互相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实际上，我的同学来自辽宁省的十多座城市，说起话来口音不同，却都认为大连人说话有海蛎子味儿。
大连人说话快，这也是我们公认的。我还觉得，他们说话时，下颌动作很小，嘴也张得不大，但舌头的运动速度并不慢。我的猜测里，这种快速发音可能是从日语那里学来的。大连人与日本人接触的年月挺长，会日语的人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停办多年的大学开始招生，我们学校只能开日语课，据说是找不到会教英语的教员。而教我们日语的老师在上第一课时说过，日语是世界上语速最快的语种。
公交车上的女售票员，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说话比一般大连人还快，一路上总有几个站名说不清楚。比如从大连火车站回我们学校，过了沙河口以后的下一站，女售票员报站名说：乘客同志们，“全有爹”车站到了。再下一站，女售票员又报站名：乘客同志们，“没有爹”车站到了。这听起来像一个恐怖电影，汽车开出一站的工夫，所有的爹都不见了，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踪，全都去了哪里。但车上的大连人毫不在意，也不会惊讶，他们知道女售票员在说什么：前一个车站，名叫“泉涌街”，后一站的名字叫“民勇街”。
要是不在意女售票员报站名的误差，她们还是挺让人喜欢的。据说在某一年有个统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大连女孩子的身高排在第一位。
个子高了，显得苗条，显得可爱。
当时我在公共汽车上，与许多人挤在一起，像罐头里的小鱼。
车刚从火车站开走，向右转弯，车身一晃，一个女人踩了另一个女人的脚。
被踩的女人“哎呀”叫了一声，听起来有些夸张，接着是大声指责，语气生硬，一句又一句，爆豆子似的，一听就是民间的吵架高手。没想到踩脚的女人也不含糊，抢过话来一阵反击，说话的劲头挺猛，像夏天的阵雨一样，哗啦哗啦，没完没了。
两个女人的争吵，就这样开始了。
再过一会儿，双方都离开了踩脚这件事，变成纯粹的攻击和谩骂。如果只听两人吵架的内容，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踩脚的女人，哪个是被踩脚的女人。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或者说，头一次听到这样强大的语言攻击。她们好似都有一篇背熟了的演说稿一样，语言流畅，没有重复，用词也准确，形象，一句句直奔对方的要害。对方哪怕有一点点软弱，也会被骂得无话可说，浑身哆嗦，说不定还会气急晕倒。
有趣的是，当一个女人开骂时，语速极快，不仅词语之间没有空隙，句子之间也没有空隙，段落之间也没有一点停顿，连个针尖也插不进去。她会一连骂出几站地远近，另一个人只有挨骂的分儿。只有在汽车猛地摇晃一下，或什么特殊的机会让她有一点停顿，另一个人才能抢上去，然后也是不留空隙地骂了几站地，让对方插不上嘴。
到了辽师那一站，我应该下车了，但两人的吵架还没有结束，那语言太新鲜太生动了，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我就多坐了两站，直到终点。那时候两人下了车，不再谩骂，各自回家。
一些年后，我偶尔看到一篇文章，上海也有类似的事情，两个人在马路边互相指责谩骂，因为不存在公共汽车到站的事情，两人骂了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胜谁负。甚至还提到一个炎炎夏日，两人对骂了几个小时，全都昏厥，躺在地上。那篇文章像是上海人士写的，在批评了这种社会现象之后，没有忘记为上海人的内心骄傲补充了一句，这种只动口不动手的对骂，还比动手打架好一些，起码有一个非暴力的底线。
这种观点并不好笑。
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是能够写文章的人，也还有错误的价值观表现出来。
尤其是提到非暴力的时候，不能拿这个词语唬人。
在大连公共汽车上的那一场对骂，发生在1981年的夏天，那时我只是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了解民间语言的旁观者，首先对这种行为没有批评的动机，其次也没有批评的能力。当时，愚昧与专制的年月结束不久，封闭的社会开了一点缝隙，只能接触到外面世界的少量信息，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非暴力呢。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也不知道名为“非暴力”的一支枪管扭曲打结的雕塑，怎么能知道马歇尔博士提出的非暴力沟通？
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样的思考始于童年。大约是1943年的夏季，我家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马歇尔在《非暴力沟通》书中写道，“到达后的第二个星期，公园中一起暴力事件引发了种族冲突，接下来几天有四十多人遇害。”
冲突结束后，学校复课了。马歇尔发现，和肤色一样，犹太人的名字也可能招来危险。放学后，有人在路上拦住他，把他摔在地上，拳打脚踢。后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人天生热爱生命，乐于互助。可是，究竟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以致互相伤害？又是什么，让有些人即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也能心存爱意？是什么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关爱生命？
他认为他提出的非暴力沟通没有任何新的主张，它所吸纳的内容，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目的正是提醒我们已有的知识——关于什么是符合人性的交往方式，以及帮助我们活出这一点。
这样一来，他认为他发现的只是非暴力沟通的技巧：通过建立联系，使我们能够理解并看重彼此的需要，然后一起寻求方法满足双方的需要。换句话说，那些具体的技巧，帮助我们疗愈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痛，超越个人心智和情感的局限性，突破那些引发愤怒、沮丧、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思维方式，用不带伤害的方式化解人际间的冲突，使友爱互助成为现实。
仇视与攻击的语言，从来就不是非暴力，而是十足的暴力。
言语上的指责、嘲讽、否定、说教，以及任意打断、拒不回应、随意出口的评价和结论，都会给我们带来创伤，超过肉体伤害的痛苦。
有人说，这些语言暴力让人与人变得冷漠、隔膜、敌视。但我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敌视，加上社会有意制造和放大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让语言暴力越来越多见，越来越强盛，到了1981年大连公交车上的那场对骂，已经达到前无古人、横绝世界的程度，使用的已经不是人类的语言。
怎么偏偏叫我赶上了呢？
这个世界是谁的自传
卡内蒂，卡内蒂，卡内蒂，这个名字我默念三遍，想记住他。
我早该熟悉他，和他结成文学之友。他是犹太商人的儿子，曾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他的写作像在实验室的高瓶、烧管、天平上的分析，尽可能地精确，纯度很高。想一想，我们可能有相近之处。在面对傲慢，面对冷漠，甚至面对寒冷与恐怖的时候，他好比一只大型禽鸟，盘旋在高处，冷静观察所有的人和事情，目光犀利，内怀机心，貌似淡定，无一放过。
他比我大了五十岁，他有足够的经验，给我以教诲。1981年，我在中国北方一所大学读中文系，读了一多半，他已在英国定居多年，还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应该是我与他相识的好机会，可是偏偏没有。
这要怪我所在的环境了，让我压根不知道卡内蒂的存在，无论是他的经历，他的作品，他的获奖，甚至于他的名字。现在好多了，每年诺贝尔奖颁布前，从作家、读者到出版商，当然也包括读中文系的大学生，都在关心谁会获奖。而在卡内蒂前往瑞典领奖的年月，诺贝尔奖被当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的东西，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制了很多年，封锁了很多年。
意识形态影响到外国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那时我常去书店，寻找能够启发我的文学书籍，甚至狄德罗接触到文学一点点的《人是机器》，都买了一本认真读了，还是与卡内蒂擦肩而过。他的小说只有一部并且无人谈论，他的自传三部曲在他去世很久后才会在中国出版，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直到我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两三年后到外市开会，我很敬重的一位作家朋友说，每期《西湖》杂志他都读了，上面连载的《自传与公传》，与卡内蒂的自传风格相似。这让我大为惊异，于是，我要记住卡内蒂的名字，回到我居住的城市，第一件事是到书店里去，寻找他的作品。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中，卡内蒂算是个特殊人物，既不高产，又不专一。到1981年，他有九部作品出版，涉及到七种文体：一部小说，一部游记，一部戏剧集（有三个剧本），一部研究文集，一部社会学著作，两本札记，两本自传（那时他的自传三部曲才写了两部）。
除此之外，卡内蒂的影响力并不算大，但这一点算不上特殊，有时候诺贝尔奖愿意发给不太著名的作家。但与那些人比起来，卡内蒂也显得突出一些。他的那部小说《迷惘》，写于二十五岁，出版于三十岁，当时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快到他六十岁时再版，才在欧洲流传，被人当成伟大的小说，说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
想了又想，我才明白，评奖委员会看重的是他整体上的文学能力、完整的修养进入写作，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于是他们认为，卡内蒂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理想和诱人的艺术力量。
这样看来，他的那些不同文体的作品，可以当成一本书来看，看成他对大众的观察记录。
比如《迷惘》，你读了之后，感觉到它有很深的含义：可以说它写出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怎样阴气弥漫，如在地狱；可以说它影射希特勒上台前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揭示了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及其必然性；还可以说它以纳粹主义残酷地玩弄权术为背景,蕴含着深远的预见性。这些，当然都是对的。
但是，你也可以让你的感觉浅些，仅仅说它写出了来自大众之人的贪婪和愚蠢，组成了压迫和恐慌的一张大网，让你无法抵御，无法逃生。这也是对的，这像是在卡内蒂眼睛里闪烁着的东西，一种对威胁的敏感，来自大众之人的掠夺、捕获，或者仅仅是他们的戏弄。
这就说到了卡内蒂的第一部自传《获救之舌》。我买到的那个中文译本，第一篇的第一段写道：
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打开。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收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
卡内蒂还写到，小刀的恐吓起到了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第一次读这段时，我觉得他描述冷静，不动声色，只写出了印象中的画面，但在这样的画面里，时间发生了作用，事件本身发挥了作用，人的境遇和偶然性的命运发挥了作用，还用作家饶舌吗？后来读他的文字多了，才知道他的文字看似简单，却经过巧妙安排，譬如一柄鱼眼放大镜，将他遇见的事情变成了特写，凸显在你的面前。只要放大的倍数够了，平时普通的大众，也变得面目可怖。
如果更进一步理解，就得看卡内蒂的社会学著作《群众与权力》了。他写的是群众的形态与心理、权力的狂妄与运作，运用的是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神话学、符号学，还在它们之间架起了通道，把卡夫卡式的冷静诗性叙述贯穿其中。
比如1927年的一个事件，大批维也纳工人为了即将被处死的两名工人举行暴动，火烧司法大厦。卡内蒂看到了群众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
此时的个人没有自我，已变得微不足道。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以及群体的裹挟力，会成为二十世纪的巨大破坏力量。卡内蒂就很担忧。这很像一首土著歌曲唱的：“洞门关闭，亡灵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奔向那里，就像成群的苍蝇，在暮色中飞舞。日已西沉，暮色渐浓，群蝇乱飞。群蝇乱飞，犹如枯叶在狂风中回荡。”
卡内蒂还在一部札记中写道：只有处于恐惧之中，我才能进一步完成自己——为什么？我一直是被恐惧所哺育的？我只有在恐惧中才能认出我自己。一旦它被克服，它变成希望。但它对其他人仍是恐惧。我所爱过的人，是那些他们的生活为我所恐惧的人。
作家应该以观察人群为毕生事业。在卡内蒂的作品里，最诱人的部分，可能是人性的某些细部，而不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写作自传三部曲时的年纪，算起来快到七十岁了，隐隐感到了那个叫作死亡的事物正在向自己靠拢。于是他问道：在沉默和死亡面前——你还能忍受多久？
谁也不能忍受多久。一个知道怎样描述许多事物的作家，在晚年陷入沉默，无疑是一幅痛苦的画面。这种晚年将不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切削，而不是扩大。这就有足够的理由，写一部伟大的非虚构的自传吗？
其实对卡内蒂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自传，虚构的小说也是自传，只不过将自己隐藏在某个主人公后面。比如他在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眼睛游戏》里写到，写了小说《迷惘》之后，长期与他保持姐弟恋关系的薇莎看了，忍耐不住地说：“你书中的他（书中主人公）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了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
她说得很对。写完小说后的一段时间，卡内蒂心神忧郁，每天回家都没有读书的胃口，总感觉四壁的藏书上正在冒出烟来，像是《迷惘》中最后的场景。
那些音乐从哪里来的
当时，我们三人在一座水库之上，水库在两排山岭中间，山岭在深秋的怀抱里。
到了大三也挺轻松的。下午没课的时候，年龄小的在阅览室读书，年龄大的去谈恋爱，春天在藤萝架下，夏天在苹果园里，秋天在银杏树林，冬天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三人算是年龄大的，刘凯、袁先和我在同一年出生，算起来都是二十六岁，都应该谈恋爱啦。我刚结束了与同年级一位女生的相处，相处的前几个星期都挺好的，但是接下来，我性格深处的惶恐和孤独感像潮水涌来，哗哗作响，这导致了分手。他俩看着我的狼狈相心里挺乐呵，却还是帮我解决因此而生的一些烦恼。刘凯和袁先上学前有了女友，不用在校园谈恋爱。我要是不谈恋爱，就有很多时间了，与他们闲逛。
于是我们溜出深秋的校园，向西走五十分钟左右，就到了西山水库大坝顶上。
这是我们在植树时发现的好地方。在大学的前两个初春，北方的冻土刚刚融化，全校学生排着队伍，绕过水库去山上植树。山很陡峭，石多于土，取水很远，前一年栽下的大片松树苗，第二年大部分枯死，只有一两棵活下来，像古希腊犬儒派学者一样稀少，可怜巴巴，衰弱不堪，思索着他们的生存问题。所以，那座山真是植树的好地方，我们每年都能在那里植树。
西山水库不是“大跃进”时期的水库，它的年龄要比那些快速制造的水库大多啦。修造坚固，规规矩矩，与周围环境和谐，这在1981年看来，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我们还去过大连的另一座水库，在春天里去的，看到了当时在日本才有的樱花，其实它们与桃花杏花梨花和海棠花们，长相接近，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它有多么稀奇，为什么能让日本人着迷。那座水库可能叫龙王塘水库，也可能叫别的名字。我们在大坝上的一个地方，看到了水库设计和修造者的名单，是一大堆日本人的姓名，还有修造它的时间，也用了日本人的纪年方式。
那么，西山水库是什么时候修造的呢？可以在以下几种选项中选一种：一、大清帝国时期；二、俄国租借地时期；三、日本租借地时期；四、中华民国时期；五、满洲帝国时期。如果它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长短，还可能出现第六个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时期加起来，大连建市不满百年的历史，就被填满了，还显得拥挤。
好在我们几个学的是中文系，不想深究一座水库的历史，只想在那里的山水间优哉游哉。有位比我们大了两千多岁的文化前辈，好像说过，聪明智慧的人像水一样，没有形状，四下流动，这是快乐的；善良仁慈的人像山一样，宁静之中，崇高伟大，也是快乐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快乐，各自的意义很好理解，得到它们却不容易。又有几人能像我们那样，在聪明智慧和善良仁慈方面尽力追求，各有所长，又在求学的异乡成为知己，还有闲暇在这里悠悠荡荡？
我们也愿意做其他事情，同样会感到快乐。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大连邮电局给国家教育部拍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我们罢课的消息和我们的几点要求。那次罢课，起因是一个教工子弟殴打我们的同学，学校处理时并不公正。电报发出后，袁先想给女友发一封电报，大约二三十个字，算账时候钱不够了，只能在称呼中减少字数。刘凯和我就不同意，宁可我们掏钱，也不能去掉“亲爱的”三个字。
可能表现出我们对聪明智慧和善良仁慈的追求的，是我们建了一个大学生对外信箱，名叫“友谊信箱”，帮助校外的人解决他们遇到的烦恼。但那是1982年发生的事情，要在回忆到那一年时才能写到。
现在，我们走累了，在西山水库的坝顶坐下来。
肚子也有些空了。三个人的衣袋里只有一块硬糖，给谁吃呢？我们翻出了一本成语小词典，搞了一场猜页码的赌博游戏，就是在不打开那本书之前，每人盲猜某一页的每一条，然后再翻开书查看，谁选定的成语内容与那块硬糖接近，谁就可以吃了它。
那天下午，第一个人猜到的成语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第二个人说的那一页那一条，恰好就是“口福不浅”，对于让谁吃糖来说，真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可是还有第三个人呢，他随便猜到的那页那条，却是一个“反败为胜”。
这时我们发现，第二条、第三条成语出了问题，它们在判断上互相排斥，不能同时成立。如果第二个人吃不到糖，算不上口福不浅；第三个人吃不到糖，又算不上反败为胜。
到底怎么办？正确的答案挺难找的，正确的行为方式却容易找到，还不止一种，比如，把那块硬糖送给草滩上的一个小男孩。
一大片草滩，向西边铺开。
草滩上面的天空更加辽阔，太阳正在下沉，快接近地面了。
据我猜想，草滩曾是河滩，现在没有水了，只有沙土地，平平整整，长满闲草。
站在草滩上，我们的膝盖能露出来，小男孩的膝盖露不出来，看起来他比我们矮了一大截。他的身边是一辆旧手推车，车旁有一位穿着旧衣服的老人，弯腰割草。这个场景，像是一幅油画，出于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风景画《割草的农夫》。但在那幅画里，有农夫和孩子就够了，用不着出现三个大学生模样的旁观者。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不是旁观者了。我们把割下的草收拢起来，堆了满满一车。
这个季节，草都黄了。
本来是深深浅浅的黄，现在的夕阳照过来，现在的天空映过来，也就成了统一的色彩，分外明亮，分外温暖，偏向于秋日黄昏独有的那种金黄。
剩下的事情只有两件。
一是把满车的草推出草滩，二是在夕阳的草滩上唱歌。
歌词是我随心编的，合乎当前的景色就行，第一段编得不好，可以在第二段再调整。即兴唱出来的曲调，是这景色的产物，自然而然地流淌。它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首歌，它是夕阳下的草滩上才有的歌。
这首歌的美好程度，甚至让我惊讶。
它不是随口编的，它原来就在我生命里潜藏，也许在我生命的上个世代还唱过它，但在这个世代一直没有唱出来的机会，现在有了。
我十六岁时梦见夕阳里舞蹈的马，梦中的音乐是那么优美。更早的时候我九岁，梦到奇异的星空，每一颗星星的音乐，美得无法形容。
那些音乐从哪里来的呢？
我终于知道，我是有歌曲创作能力的人，但这能力，只能在某些场合自然涌现，没办法人为控制，也不能反复使用。而那种身心与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的场合，不会经常出现，所以，我的这种能力，即使是再高的天赋，也不能算作天赋。
有个录音机就好了，能把它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