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牛副校长嘴里衔着两三颗红锈斑斑的铁钉，手里攥着一柄斧头，朝一间破旧的教室走去。很快他从教室里搬出一张破烂不堪的桌子。他把桌子放到走廊上，开始往桌子的横档上钉铁钉。牛副校长在文革时做过木匠，当时他经常感到挺委屈，现在想来却相当划算：如果不是做过木匠，他就进不了学校修教室；如果进不了学校修教室，他就认不得汪校长；认不得汪校长，他就不可能在幸福小学当民办教师，然后当公办教师，再然后当副校长。确切地说，牛副校长学的是老式木匠的活。他不服新式木匠，经常批评新式木匠。牛副校长说，新式木匠底子薄，搭花架子的时候多。很久以来，牛副校长都利用寒暑假为幸福小学修整桌椅板凳。路过幸福小学的人经常能看到他在走廊上举起斧头，要么钉铁钉，要么钉木块……
修整后的桌椅板凳自然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哪怕换了一根木条或一小块木板，都是一种变化。但是有人却不断夸奖说：“真是焕然一新啊。”其实这说法太夸张，哪至于焕然一新啊。不过修好后，桌椅板凳基本能用一个学期，一直到放寒假或暑假的时候；有时等不到假期，他又开始修了。牛副校长修课桌椅从没领过报酬。汪校长说：“老牛啊，你不领报酬，无论道义或道理上都说不过去啊。”牛副校长会说：“有什么说不过去呢，又不是没给我工资。”汪校长知道牛副校长的脾气，就不跟他斗嘴了。
汪校长知道该怎么表达对牛副校长的慰藉，汪校长找到了我，说“瓦仓老师啊，你能不能就牛副校长的事迹写一篇报告文学呢？”我坐在沙发上一时半会儿答不上来。写小说、写散文，甚至写诗歌都成，可让我用牛副校长的事写一篇报告文学，那实在是有点为难。虽然我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略懂一些，可那对我来说毕竟是一种新尝试，不好驾驭啊。我这人就这样直来直去，用古人的话说，不懂就不懂，不装懂。也许……不熟悉报告文学的体裁这点也可以克服，关键是我对牛副校长没好感，这就很难克服了。于是我摇摇头说：“办不到！”
汪校长说：“瓦仓老师，要我给你批假都行，这事就交给你了！”说罢汪校长也不管我的感受，匆匆离开了。
二
如果之前我不曾给牛副校长写个报告文学，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之前我的写作水平还不成，创作时间也没啥保障。但其实现在可以了，我的写作水平有提升，发表文章的刊物也多了，校长也批了假，可我就是很难找到感觉。要从牛副校长身上找到闪光的地方，不难；可是要找到感觉并写下来，就太困难了。
我想，既然汪校长把任务布置给我了，就不能置之不理；无论牛副校长是怎么一副嘴脸，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尝试写这篇报告文学。
……这么着，“报告文学”写了一年了，我还是没半点头绪。那文思就像橡皮筋似的，拉出去又收回来，拉出去又收回来。我这人就这样，如果感情投入不够，作品就出不来。对牛副校长哪能投入得了感情呢：他的眼角常糊着干眼屎；他那时常含着红锈斑斑的铁钉的鳄鱼嘴，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了。我没和牛副校长打过交道，按老何的话说，他简直就是一个老恶魔。老何还强调，给这种恶魔写什么报告文学，就他娘的没人性的冷血动物——
我说：“何以见得？”老何说，那次学校召开建新教学楼的“诸葛会”，他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会上汪校长再三说幸福小学建新教学楼势在必行，大家都举双手赞成，可偏偏牛副校长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资金从哪儿来？汪校长说：“问题就在这儿，必须起草一份报告交上去，要能够感动上级领导；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大家各抒己见吧。”
大家真还争先恐后地发起言来，基本上都赞成汪校长的想法，先写一份报告上去。有人还说：“除了写报告上去，还得有些其他手段，比如给领导送送家乡特产什么的。”牛副校长就泼冷水了，他反对道：“建新教学楼是公事，我们怎么能私下去送礼呢？”
牛副校长一嚷嚷，大家都蔫泡了。大家不是没信心把报告递上去，大家是担心如果这样做了，牛副校长“一根筋”，没准还会去反映；倘若查下来，谁都没好果子吃。总之，“修新教学楼可栽在他手上了！”我觉得老何说得有点夸张，因为修不修教学楼并非校长说了算，而是学校确定项目后，由上级主管部门最终确定；但同时，我又觉得老何的担心一点也不夸张。
三
经老何这么一说，我真还想起牛副校长一些顽固不化的地方。记得每年“六一”儿童节，我们幸福小学搞活动，都要组织学生步行上街庆祝，然后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电影的内容大都与小孩有关，多半是励志的。有趣的是，年年“六一”的天气总是走极端，要么倾盆大雨电闪雷鸣，要么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不过不论天气怎样，儿童节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拿我儿子读四年级时的六一儿童节来说吧，那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天空瓦蓝，阳光明朗。但那天有件事让我儿子很沮丧——他没有被挑选出来参加步行庆祝。对小孩来说，这样的活动不仅让人兴奋，还让人骄傲：最前面锣鼓喧天，接着是跳舞的女生男生，再后面是各班班主任引导着学生步行。我儿子没有被选到步行队伍中去。儿子说，他争取过了，可没有用。
因为我是学校教师，所以儿子想“搭车”加入步行活动。他回到家跟我哀求，他太想参加这次活动了，希望我去向组织活动的负责人求情。我看着哀求的儿子，平素坚硬的心软了下来，儿子太渴望参加庆祝活动了。负责这次活动的人就是牛副校长，我豁出去了，去找他说情。牛副校长说：“不行！没有被选上的一律属编外人员，当然不能参加步行活动。”尽管我涎着脸往大道理上扯：“孩子是未来，是花朵……”可是牛副校长理也不理。我没门儿了，该怎么向儿子交代呢？我的脑子里老是浮现出儿子那可怜巴巴的熊样和牛副校长那含过锈铁钉的鳄鱼嘴拒绝我时的傲气。
我很矛盾。在正式举行步行活动的时候，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我叫来儿子，把他像填最小公约数似地填到了教师队伍的缝隙里。儿子进了教师队列，我安心了，别的老师也没管，那情形就像大鱼里夹着一尾小鱼。突然，有人老鹰抓小鸡似地把我儿子从教师队伍中抓了出去。我停了下来，走出队列，只听见牛副校长咧开那张鳄鱼嘴，对我和我儿子嚷开了：“你们在干什么？你，没有选上步行活动，怎么跑到教师队列里来！回去！”尽管是“六一”，尽管天气晴朗，可我儿子却冷得直打哆嗦。我怒起来，说：“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孩子的节日？他想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就算错了，你也不能一把把他揪出来啊！”牛副校长提高嗓门，喊了一声“无理取闹”，便去管理步行的队伍，把我们扔下不管了。街上的人之前已经围过来；他们见牛副校长走开了，仿佛挺不满意地也走了。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希望我与牛副校长大干一架；他们对牛副校长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无理取闹”就扔下我和我儿子不满，他们嘴里冒出一句“真是油盐不进”。我不知道他们是在骂牛副校长还是在骂我。单看这话，我知道他们是在骂牛副校长，但是，我还是担心他们是在骂我……
我拉着儿子的小手，我们无法归队了，我们只好跟在队列的末尾。我们父子俩像战场上的残兵败将一样，走得吊儿郎当的。可是还是有认识我儿子的同学在喊：“瓦小涛快跟上啊！”我儿子没有答应，他一声不吭。他觉得之前在教师队列里哪怕只是跟着走，也是一种愉悦；牛副校长何必把他抓出去呢？我差不多要哭了，我想牛副校长实在太机械了，太不通人情了，简直就是个冷血动物。
我以为这事也就这样了，可我六月的考勤却出了问题。因为“六一”时儿子的事，我被牛副校长记了一次旷工。我气极了，去找汪校长理论。汪校长说：“那事也怪你。你儿子没有入选步行的队列，你却硬要把儿子加到队列里；再说，最后你还自动退出步行队列了。”我说：“谁说我退出步行队列了，我不是还在队伍里吗？只是因为担心我儿子再一次被赶，我们走得离主队列有一点距离而已。”汪校长说：“具体有多远？”我说：“可能有四五米。”汪校长说：“四五米远那还叫入队吗？算是自由散漫了。”我说：“汪校长，我是为了我儿子才这样做的。”汪校长说：“我都不晓得你这个老师怎么当的，起码的规矩没有遵守，你这旷工没得说。”我想再与汪校长理论，可是他已经批改起学生的作业，不理我了。没办法，我只好退出汪校长的办公室。我知道，在许多问题上，汪校长是拗不过牛副校长的。有了牛副校长，汪校长可以捡许多便宜：譬如学校工作上的问题，他可以少很多思考，他都放手让牛副校长做去了。这样一来，牛副校长有权了，他就更加主观更加自我地工作了；万一我再让他抓到把柄，被开除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给我定了旷工，谁拗得过去呢？尽管气得眼冒金星，我还是得忍下去。
四
后来，据老何说，汪校长其实没有就此罢休。汪校长把牛副校长叫到了办公室，两人开起了校长会。牛副校长偏着头，挺得意地说：“校长找我有事啊？”汪校长说：“就是关于瓦仓老师旷工的事，你看能不能灵活一点？人家虽然离主队有一点距离，可还是坚持在队伍的后面走的嘛。”牛副校长又咧开鳄鱼嘴，钳起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抽起来，还眨了眨糊满干眼屎的眼睛。汪校长想，他是有话要说了；可等了大半天，牛副校长就是闭口不言。汪校长说：“有话你就直说吧。”牛副校长终于开了金口：“话呢，我肯定会说，因为我不是哑巴；可是如果我说出来，你生气或者把我的意见当成放屁，那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汪校长说：“没关系，你照直说。”牛副校长得到汪校长的准许，就照直说了。他说：“规矩面前人人平等。”汪校长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毕竟瓦仓老师参加了步行活动，他仅仅是为他儿子争取一起步行的资格而已，没啥大错；如果这样僵持下去、相互对峙，今后的工作可能不好开展。你想想吧，牛副校长。”
“你是校长，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牛副校长的脸成菜青色了。他的脸成了菜青色，就说明他生气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生气，是发自骨子里的气。他继续嘀咕：“屁，像他这种人，无视组织纪律，有什么特殊？”说罢，牛副校长摔门就走——
汪校长努力地叫：“牛副校长，牛副校长——”可牛副校长却把他的呼唤当耳边风。汪校长无奈，只好说了一声：“哼，这个老牛啊，真是的——”
所以后来我还是被算成旷工了。
五
自从牛副校长这样对待我儿子后，我只有借写作浇心中之块垒了。我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这样坚持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四肢无力、浑身酸痛，晕乎乎地躺下了。我病了。医生说我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可我能休息吗？不能啊，为了那点工资，我还得到教室去上课。我在教室里晃晃悠悠地站着，经常让学生自习，学生也苦恼。有学生帮我去找牛副校长请假。牛副校长没有到教室来看我，他准了假。可是他对学生说，要是我查出你们老师谎报病情，我会开除他。学生保证道，他真的生病了。牛副校长便在假条上签了字，我终于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了……
那天有人敲门，儿子开门，是汪校长拎了一大袋水果来看我。汪校长说：“瓦仓老师啊，好些了吗？”我努力从床上撑起身子，把头靠在床头靠背上，说：“好多了，劳烦校长来看我。”汪校长说：“好多了就好，你别急，旷工的事我们研究过了，给你撤销。”我感动不已，连声说谢谢校长。汪校长说：“其实你也不要谢我，还是该谢牛副校长。撤销旷工的事是他提出来，行政会议研究决定的。”是牛副校长最先提出来的？我有点不相信。即便如此，那也是俗话说的“捉鬼是他，放鬼也是他”；这事就算是牛副校长提出来的，也得汪校长点头，所以无论如何还得感谢汪校长。儿子给汪校长搬来凳子，还给他沏了茶。汪校长摸着儿子的头说：“这孩子挺乖嘛。”我听到汪校长这样说，压抑了好久的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汪校长与我聊了一会儿学校的工作，我向汪校长承诺，一定把关于牛副校长的那篇报告文学写好。汪校长嘱咐说：“我们想给他写报告文学的事先不要告诉他，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要是知道了，会跟我急的。”我应承了。汪校长点头说好，然后说有事要先走。我病在床上，没法送他，就看着他笑眯眯地走了。
汪校长来过后，我浑身轻松多了，病自然也好多了。我一天天康复了。
六
那天，我的确见到牛副校长修好了一张课桌。后来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
牛副校长壮实的身体和固执的性格，终于被那一堵断墙给压倒了。牛副校长那身浅灰色的衣服从断墙砖缝里依稀露了出来，他躺在地上了。最后一刻他是否安详？也许吧。是汪校长第一个看见牛副校长身上压着砖的。汪校长不停地扒开压在牛副校长身上的砖。有人叫：“停下停下！”汪校长诧异地停下了。旁边的人说：“要保护好现场。”汪校长说：“怎么能停，指不定老牛还能活呢！如果停了，那就救不了了！”叫停的人说：“牛副校长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要是你们把他救活了，他说不定还找你们打架呢。”汪校长一边又开始扒，一边骂：“扯淡，现在是救人要紧。”叫停的人说：“那么厚的砖，怎么还会有生还的可能啊？”我们上前，听见汪校长说：“老牛啊老牛，这是危房，你就没想想啊，你那一斧头下去，那动静咋了得呢！大伙儿都同意建新教学楼了，就你犟。如果修新教学楼，你就不会这样了。无论怎样，你得打个报告上去呀！你报告都不打，叫人家怎么知道学校的需求呢？”汪校长没有停，汪校长继续扒牛副校长身上的砖。大家见汪校长那么执着，也随着他扒起砖来。很快，牛副校长身上压着的砖扒开了，他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出来，放在乱墙砖上面。他那平时糊满干眼屎的眼睛越发深陷，而且哪里是眼屎哪里是眼睛已经很模糊了。表面上看，他只有一点皮外伤，他的两手仿佛用力挣扎过；但是，他的确已经断气了。
牛副校长的死，让老何展开了想象。老何是“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上的事情他全知”。他推断说，那天牛副校长修好课桌后，像往常一样把它搬回教室；牛副校长又看见摇摇晃晃的门框上裂开了一道缝，他以为用嘴里含着的锈铁钉钉一下就好了。他把铁钉吐在手里，把它按在相应的位置，然后用斧头往钉帽上砸。第一斧头砸下去的时候，并没什么反应；第二斧头下去的时候，门框向前倾倒了。门框倾倒是个什么概念？门框倾倒，倚赖在门框上的砖墙肯定就不栽根了。牛副校长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他没有闪身，还用两手顶住砖墙。如果他不用两手顶住砖墙，肯定不会有事；可他用两手顶住砖墙了，那砖墙坍塌了，牛副校长就被压在下面了。这个时候，他还想用头把砖墙顶回去，可是已经没用了。牛副校长感觉他的腿在向下滑、向下滑，他彻底失败了……
汪校长摸了摸牛副校长的鳄鱼嘴巴，然后尖叫一声：“不行了——”
然后汪校长就挺直身子一动不动，眼巴巴地盯着已故的牛副校长。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呢，僵直地站立着，眼巴巴地盯着汪校长，发不出一点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