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邦客——浙南方言华侨也。
去番邦
飞机是在白天起飞的。我想起往下看的时候，底下是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没有人烟可言。高耸的群峰刀劈一般，一派蛮荒时代的大寂静。连绵不绝的单调白色铺天盖地，令人脑门眩晕，令人心口堵得发慌——我已浑身汗津津。
适才，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关时，十多位来送行的乡人站在边防海关玻璃墙外，目不错珠地瞧着我们一个个过海关。每过关一位，他们便会挥舞起手来，脸露喜色。而我们彼此之间，其实是各自为政的——每个即将踏出国门的人，都有一两位亲戚朋友陪同到北京。但不管是谁过关，那堆“亲友团”全都会表示上一番，来个欢欣雀跃。黄幻颂是从意大利回来的，事先他以老资格口吻说道，能不能去天堂，就看你能不能顺利跨过那道门槛了。那时的我们，属井底之蛙，正如俗话所形容的那样，以为国外的月亮都要比中国的圆呢。故而把出国的事儿看得很重，看成是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紧张是在所难免了。飞机上有二十来位我的乡人。抵达东德的东柏林机场后，拥有欧洲某国居留权的乡人利用转机时间，纷纷前往西柏林探亲访友；我和另外十来名初出国门的人留在机场里头。那是我平生第一趟落在异国的土地上。虽说机场是封闭的，我们如笼中之鸟，但与笼中鸟的情形是绝然不同的。该当是夜深时分，候机大厅空空荡荡，旅客寥寥无几。我走到候机室玻璃墙前面，睁大眼睛朝机坪张望。外头灰蒙蒙的，半明半暗的灯火显得十分邈远；两位身材高大的东德警察打从身旁经过时，我深切地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番邦”了。
对于“番邦”，我是自小就听熟了的。实际上我们那一带，谁人对“番邦”这个词儿均烂熟于心。“去番邦赚番邦银”是我家乡人一条传统的谋生之路；同时也是所有男丁走向社会的志向。我的老家浙江青田县盘踞在浙南的山旮旯里头，秀美的瓯江穿境而过，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且人口密度大。我们如若不挪动，靠在本乡本土自给自足，那恐怕得饿死的。据有关资料互证，在很早以前——是清朝的某个年间吧，我的乡人就通过陆路的西伯利亚进入番邦谋生计了。老家产一种石头，石质晶莹剔透，软可奏刀。乡人将它雕刻成小猴、小猪等小玩意儿，携带至番邦兜售。售罄后就地取材，买卖领带、皮带什么的，将它们搭于手胳膊上，街头巷尾一站，任由冷冽寒风横扫或似火骄阳扣在脑瓜子上。番人有时嫌他们煞风景，给上一脚，他们就有了“皮鞋踢”的外号。海运通后，乡人一般从上海出埠，在不见天日的洋轮船肚子里闷上一月两月，死了的被抛进大海喂鱼，活着的如路边野草顽强生长。我的祖父年轻时节与一乡人去番邦，刚抵达上海，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开始呢，我祖父的同伴即被汽车轧死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了。当年的他们生活在老鸦都飞不到的山窝里，没见过世面。这次去上海，是他们人生第一遭乘上“会跑路的屋子”。在车水马龙的上海大马路上，祖父和这位乡人踩高跷般重心不稳、上蹿下跳，灾难也就无法躲避了。我至今都没法弄明白，像整个欧洲大陆，最早去那儿的华人却是我们这个山区小县城的人！我老家县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乡人们因少见识呆如木鸡。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人率先浸染欧洲这块地皮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桩事儿了。
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乘坐的是小型飞机，我们连同黄幻颂在内共八位乡人。飞机上除我们黑头发黑眼睛外，其他人一律黄头发蓝眼睛，这让我觉着怪怪的。当年匈牙利属于免签证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落地签”的意思。匈牙利海关人员穿身黄军装，似睡非睡地给每位入境者盖入境章。从机场出来，我的好奇心再度被激活，仰头看天，天空湛蓝，白云清清爽爽。坐上的士后，沿途鸟语花香，真不愧是番邦呀！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美丽，没得说的。那条梦中的多瑙河就在眼皮子底下流淌，水波潋滟，倒映的桥梁、两岸洋楼历历在目。在布达佩斯大街上，一辆正跑着的巴士上，那最后一排玻璃窗后头，一位金发碧眼的妙龄女孩招手个不停。我环顾四周，身后并无他人。这下子我才敢确信——我也如向阳花般地朝着女孩傻呵呵地笑。当年匈牙利境内许是东方人面孔不多吧，物以稀为贵，让我傻傻地窃喜了一回。
从维也纳去罗马
国际列车，维也纳至佛罗伦萨。我和留学生弟弟从容上车。我们的铺位为上铺，留学生弟弟说，不必这么早上去的。我们坐于车窗前，列车缓缓驶出车站，驶出维也纳城区。奥地利的森林覆盖率大，没多大工夫，长龙般的车子即钻入了由树木构成的长廊，满眼都是绿色的涌动啊。留学生弟弟说道，要不是去意大利有事顺带，这桩生意我不接的。留学生弟弟前往意大利是办什么事儿呢？他是去收购日本护照。那年头，日本观光客如蝗虫一般满世界飞，趾高气扬，有事没事端个相机或扛个DV机胡乱拍上一气，大惊小怪。他们的天敌乃游荡于火车站广场或其他旅游景点的阿拉伯无业游民，以及职业性的吉普赛小偷。他们将偷窃来的财物收入囊中，将朱红色的日本护照变废为宝，兜售给中国的“蛇头”。留学生弟弟这趟去意大利，就是由于事先接到了小偷“有货”的电话。留学生弟弟说，护照总是周转不过来，会过期的嘛，又得买新的。
傍晚，我们吃过汉堡喝过水，有尿没尿的皆去了一趟厕所，然后爬上铺位和衣躺下。车轮声有规律地轰隆轰隆响，火车向前、向前，向着我要去的意大利前进。留学生弟弟说，眯会儿吧，时间还早。我没法合眼，脑子里头孙悟空翻筋斗似的，思维异常活跃。
留学生弟弟之所以选择这趟列车，是考虑到该趟列车“时刻表”的恰到好处。列车进入亮如白昼的两国交界地带停下来的时辰，是为凌晨一时许。我探头探脑地往车窗外看，空旷的站台上没有一个人影子，水银灯的亮度逼人眼目。真是静啊，像是太虚之境，针儿掉地上都能听到了。声响由远渐近，步伐整齐——一队身穿制服的边检人员齐刷刷走进我的视野。恍惚间，我以为自己身处二战时期的某座车站，德国兵进站，搜查即将开始了。现实中，这些穿制服的边检人员温和多了，他们手中的照明物光柱极细，不伤眼；他们将嗓门压得低低的，先问候，再查验证件。我们在高高的上铺，故作蒙 状，哈欠连连。事先我跟留学生弟弟鹦鹉学舌了几句日语，此时拿出装下洋蒜——相互嘀咕一通后，慢吞吞地将日本护照递到边检人员手中。他们不便直照我们脸面，借着余光，证实我们确为亚洲黄种人，就把护照还我们了，并祝我们旅途愉快。
天亮以后，我们从上铺下来。那时列车早已行驶在意大利的国土上。意大利的建筑物显得粗犷一些，天空压得很低，葡萄园、玉米地一一掠过。下铺两位妇女吃自个儿带的食物，一个小小的抽口布袋，里头掺杂着豆子、花生、杏仁、葡萄干等，看上去挺让人眼馋的。妇女微笑着要倒一些给我吃。留学生弟弟说，人家给你、你就要呗，老外挺友好的，没关系的。
列车抵达米兰火车站，停留的时间要长一些，我尾随留学生弟弟下车走动。米兰火车站的穹顶是个庞然大物般的钢铁架子，显示出工业革命时代的霸气和冷漠。据说这座火车站由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获取的赔偿银子所建，不知真假。兜头碰上三位警察迎面过来，两男一女，面容肃穆。我心虚胆怯，刹那间面如土色，两腿打起哆嗦。谢天谢地，他们并未察觉到我这只刚刚偷飞进来的“菜鸟”，让我逃过一劫。列车再次上路抵达佛罗伦萨站。我们在这儿转乘意大利国内列车，前往罗马。在罗马火车站，留学生弟弟按我提供的电话号码给我弟弟打电话，叫他带钱过来领人。那是一台投币电话，留学生弟弟说他的里拉硬币不够了，问我有没有。我背包里还真有几枚，掏给了留学生弟弟。殊不知“露富”了——我那只好不容易背到意大利的背包于眨眼间不翼而飞了。我弟弟到火车站时，我说背包被偷走了。我弟弟说，这个火车站是阿拉伯人的。我弟弟那话的意思是说，罗马火车站的阿拉伯籍小偷多如牛毛，防不胜防的。
危楼里的餐馆
这家餐馆已关门停业老长一段日子。现在，远在米兰的老板派他的一位亲戚过来张罗，要重新开张营业。我和老板这位姓张亲戚一道儿从米兰坐火车过来。张是个浅薄之人，他拿着鸡毛当令箭，说老板不待这儿的，这店的老板就是我了！这么一家破店，三五人乌合之众，谁稀罕做头儿啊。窝在米兰的老板，是个年岁颇大的人了，他让张过来重整旗鼓这家破店，真正的目的并非要经营餐馆，而是要把餐馆脱手卖掉。老板当初贪图“便宜货”上了当，从他人手中以很便宜的价码盘下了这家餐馆。交易两迄后，他才知晓餐馆所在的这幢楼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列为危房，迟早是要拆迁的。老板“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肠子都悔青了，为此生了一场病。老板想不能气馁，要以牙还牙——把这破店打扮打扮，说不定还会有像他这样的傻瓜自投罗网的吧。
我们粉刷墙壁，打扫堆积如山的垃圾，挂上红彤彤的灯笼，整整忙乎了个把礼拜。重新开业的那天没人祝贺，我们就自己给自己祝贺，放了一串鞭炮；在餐馆门口摆了张桌子，满篮子的炸虾片任由路人拈了吃。无奈那条街过于清冷了，又是天寒地冻的季节，招徕过来看热闹的人并不多，而推开餐馆大门踏进来就餐的人就更少了。张给我们鼓劲说道，我们广告都没打，就有这么多人跑过来了，形势不错啦！我持消极观点，我说就凭这么几号人，哪怕他们天天来吃，都保不住本的。张说客人是会带客人的，今天的客人是火种，火种不可能多的嘛。
不出所料，生意很不好。一个月里客人数最多的一次为十人，不过那十个青年男女东拼西凑才买了十个油炸冰淇淋、五份春卷、两瓶大瓶装可乐。气氛是不错了，喧哗得鸡飞狗跳的，路人在玻璃门外头看看是迷惑住了，但入账的里拉实在太可怜了。一月中至少有两天没客人进门，吃了零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一天，急匆匆跑进一中年人——跑堂忙笑脸相迎，递上菜谱本。这位开小型卡车的中年人慌忙摆手，说是内急借洗手间一用。
起初，张给我们定下了纪律，比如不许离开岗位，不许偷吃餐馆食物，不许不穿工装上班等。现在餐馆没生意，死气沉沉，他也懒得管那么多了。白天里，我从餐馆厨房后门溜出来，这儿是块略显荒凉的空地，几棵树，因无人剪枝修整，歪歪扭扭的乱成一团。野草疯长，野猫成群结队。这番邦的猫，许是退化了吧，不会抓老鼠的。像这等都已沦为“野猫”了，还是不抓老鼠，只晓得哭叫，要人类给它们喂食。我们住在这幢楼的二楼，老鼠多得要命。老鼠们除胡乱窜动外，还吱吱尖叫，令人直起鸡皮疙瘩。我登上楼梯上了楼。这幢业已人去楼空的危房共五层，每层有七八个房间，全都一片狼藉。所有的房间，我都进去了。人无聊的时候，就是会做出无聊的事儿的。我在那些房间里有时会待上片刻，根据眼前所见揣度房间主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有何种爱好，或者说他们有何隐秘的线索落下——恰好让我给搜索出来了，有一个房间，显然是位女士的，摊了半房间半新旧的鞋子，灰尘均匀地洒于上面。这些鞋子毫无光泽，同时却蒙上了一层私密的意思，像是一堆窃窃私语的物什。因是冬日，窗户外头投进来的光照总是暗淡的，整体色调偏灰黑色。其中一双红皮鞋，就像是野地里的一朵花儿，或干脆就是墓地里的一朵花儿吧，在我的视线里渐渐绽放、凸现。
“守财奴”
城里另有几家中餐馆。不过我仅与“守财奴”那家餐馆有往来。“守财奴”是我私底下给他取的绰号，公开场合我是断然不敢这么称呼他的。轮休日那天，我四处乱逛，走着走着，抬头瞧见了中餐馆那具有标志性的红灯笼。那时我口渴了，于是推门进去讨水喝。就这么一回交往，我在心里头就将他给叫成“守财奴”了。跑堂先是以为来客人了，定眼一看是个中国人，顷刻收回了笑纹。“守财奴”从里面餐厅走出来，一点不加掩饰地盯着我上下打量，他说道，我这儿目前不招工人。我对他解释了两句。“守财奴”叫跑堂给我打了一杯自来水。本来，我的心理预期是瓶装水；有了落差，我对他没好感。“守财奴”倒是对我来了兴致。严格来说，他并非是对我这个人有兴致，而是对我现今上班的那家餐馆有兴致。俗话说“同行带三分怨气”，他对米兰那位老板持幸灾乐祸态度。“守财奴”道，他看我餐馆红，眼睛就出血了，挖空心思要在这地儿开餐馆，这地儿有那么好占领的么？这下好了，陷烂泥潭了！
我后来又去过几次“守财奴”的餐馆。说白了，休息的那日还真没地方好走。户外太冷，埋头走路还行，自己给自己提供热能；但没法停歇下来，一停歇下来，身上就像没穿衣服似地冷嗖嗖的。我当然也想过其他法子，买张巴士票坐上暖洋洋的巴士，舒展开身子看窗外风景，一直到终点站。可到了终点站你总得下来吧，要不就得重新买票。当然回返是要再买票的，可直接就走，那剩余的时间怎么打发？如若每到一终点站都买票，人在巴士上不挪窝，就算他人不拿我当疯子看待，我自个儿的开支也吃不消的。我没目的地乘坐巴士——在出太阳的日子里，倒是让我阴差阳错地瞧了几个景。其中有古堡、炮台，以及生铁铸造的笨重的大炮。人在山上，视野开阔，那远在天际的火车就跟蠕动的小虫似的。底下的城区，红瓦片的屋脊占绝对多数，衬以绿树草坪，不能不说赏心悦目了。
其实，“守财奴”也是愿意我上他那儿坐坐的。“守财奴”这么小气的一个人，当然没什么朋友了。他现在自己不干活——把老婆和子女调派起来干活。“守财奴”老婆长得矮墩壮实，在厨房里掌勺做大厨。“守财奴”说开餐馆大厨这行当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样就不会受气被动，保证口味不变。“守财奴”老婆有次对我说道，我是一头耕牛呢，犁田时拉出来，犁了田关进牛栏。“守财奴”子女众多；欧洲没计划生育，他采纳自由生育法，有了就生，楼梯阶间距般一个接一个。“守财奴”在家庭中一如君主发号施令，子女们个个循规蹈矩：已经不读书的不用说在店里干活了；还在上学的，从学校回来放下书包就自觉帮着做事了。
“守财奴”餐馆里头有个小餐厅，除周末派用场外，平时一般不用。“守财奴”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不看报不喝茶，一坐就是大半天，待餐厅客人散尽方出来。我去“守财奴”餐馆，自然也就坐这儿了。“守财奴”与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眼睛自始至终盯牢餐馆的门。有时候他眼睛虽没看门，但他的耳朵会担当起任务；只要悬挂于餐馆门楣上的铃铛一响，“守财奴”立马就会转过脑袋，眼睛箭般射过去，嘴上说，来了三个！一晚上下来，当晚就餐人数几位，他一清二楚；并且，根据多年的经验，他能准确辨识出每位客人的消费能力。有时，“守财奴”如同打了激素针一样兴奋起来，大嚷这家伙来了，吃餐高，值咱们农村一头牛的价呢！想必那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客人了。有时，“守财奴”无精打采，说这几个是“捉虱子”的，做个闹热罢了。“虱子”跟“牛”一对照，当然是微不足道了。
讨媳妇
在我们南方，“讨媳妇”是给儿子讨老婆的说法，不知北方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守财奴”的儿子长大成人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守财奴”儿子的长相是白面书生，身子颀长，胜于其父母。他少小即随父母来意大利，中国话讲得疙里疙瘩。“守财奴”儿子曾与一女同学交往。那女孩为当地意大利人，据说各方面均好。但“守财奴”坚决不同意，三番五次地阻挠儿子与女同学接触。“守财奴”的说法是番人不可娶，太不牢靠了，夫妻不会走到头的。另外，番人的理念与咱中国人不同，他们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夏天下海滩冬天上雪山的，哪像咱中国人天晴防个落雨料——有今天一碗饭吃就得想到明天、后天；自个儿有碗饭吃就得想到儿子、孙子，子子孙孙。总而言之，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与“守财奴”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在海外老一代华侨华人中，持“守财奴”这等想法的不在少数。
“守财奴”将“讨媳妇”的事排上日程表。因海外华人人口基数小，可供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守财奴”把目光转向了国内。就是在国内，“守财奴”的“讨媳妇”也并非随随便便就行的，首要条件得老家一带。“守财奴”的意思是老家的人知根知底，心中有数；再说风俗习惯相近相同，家庭才会和睦。“守财奴”一家是个大家庭，至少短期内是不会分家的。这位“媳妇”得与他们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友好相处。
“守财奴”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县城。他将“讨媳妇”的消息散布出去，一时间媒婆媒公接踵而来。“守财奴”挑肥拣瘦，摆足了谱。他享受到了有钱人的待遇。“守财奴”有天去县城相邻的丽水会亲戚，在酒席上和一位当干部的男人搭讪了几句。过后第二日，那干部在家设宴请“守财奴”吃饭。“守财奴”忖度叫我吃饭可以，想敲竹杠没门，就去了。干部非贩夫走卒，他不贪蝇头小利的，他要钓大鱼。干部的独生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玉立，模样儿没得说的。亲戚拿脚踢“守财奴”，悄声问他怎样？“守财奴”恍然大悟，没多加思索便点了头。“守财奴”挑了几张女孩玉照返回意大利。“守财奴”儿子看过照片也是满心欢喜。待到女孩儿出来时，“守财奴”儿子西装革履前往机场接人。“守财奴”儿子从机场回后一言不发，躲进房间里不出来。“守财奴”老婆再三盘问，“守财奴”儿子说人与相片不符，出入太大，他不要了。这下子可炸了马蜂窝。“守财奴”心疼为女孩办出国手续那一大笔费用，他动真格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但无济于事。
“守财奴”再度启程赶赴国内。这“讨媳妇”的事儿太过重大了，他没办法掉以轻心的。“守财奴”心想，自己这样子含辛茹苦地积攒财富，到头来如无人接捧岂不糟蹋！这回同样是他那好事的丽水亲戚张罗，不多时便替他物色了一女孩子。为了保险起见，“守财奴”先将女孩照片通过快递邮件寄给儿子过目。儿子打电话来说可以的。“守财奴”觉得莫名其妙。在他看来，此女孩与彼女孩有什么差别吗？半斤八两嘛。
“守财奴”家“双媳妇”的事儿在华人圈中传播开来；实际上最津津乐道于这桩事儿的人并非他人，正是“守财奴”本人。“守财奴”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他到底是一个无多大心智、缺乏悲悯之心的土财主呢，拥有了几个铜板后难免是要露馅露尾巴的。之后我有次在“守财奴”店里蹭饭，见到了他的媳妇。而先前那位女孩儿，为还清“守财奴”的债赎回自由身，在“守财奴”餐馆做洗碗工。那天大伙儿的饭，就是她给盛的。
手
我请了两天假，搭乘长途巴士前往一同学打工的城市。那座城市与瑞士交界，有个相当漂亮、著名的湖泊。世界各国许多名人、权贵、富人在湖泊的周遭建有别墅，号称湖畔别墅群。湖水蓝幽幽的，醒目的白色游艇穿梭于其上，水鸟翩翩起舞。不是天堂，胜似天堂。这一切，与一位穷打工者毫无关系。我跑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找个工位。我现在打工的那家餐馆，房子属于危房，歇摊儿是迟早的事儿，故而我得找找下家了。
那趟路程，有点意思。说是长途巴士，其实是辆“扫地车”，沿途不知停了多少站。所经路线属丘陵地带，山峦不高，但绝少平地，起起伏伏。这样的丘陵地带，风光秀美，视野和视角变化多端，一路上倒是让我大饱了眼福。有些停靠站仅一幢房屋，颤巍巍地上来一位上岁数的老人；有些停靠站，放学的学生蜂拥而至，一时间彩蝶纷飞，令人眼花缭乱。我是唯一一个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的旅客。我的旅伴时时翻新。一张刚刚看熟的面孔，转眼间就换成一张新面孔了。在山区的腹地，我见到了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一个硕大无朋的木材场。那么多的树木码得整齐划一，形成方阵，气势磅礴。
同学夫妇在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打工，男的在厨房做二厨，女的在餐厅做跑堂。那位台湾老板，我记忆犹新；是一位年纪三十出头的男人，身材适中，五官端正，一头黑发，可说颇符“好男人”的形象标准的。台湾老板在台湾学的专业就是厨师，做点心尤其是他的强项。我们大陆人与台湾人到海外，区别在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是一点准备都没的。台湾人或港澳地区的人来海外，要么有资金支持，要么有手艺在身；而我们是既无财又无才啊。台湾老板怀揣厨艺，做出的菜肴自然地道、可口；再加上其店堂整洁，餐馆生意很不赖。台湾老板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在大陆都干吗的，要语言没语言，要规矩没规矩，要手艺没手艺，总不至于都不读书不做事儿的吧？两岸阻隔，信息互不通达，是没法子解释清楚的。
台湾老板驱车带我去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披萨店。事先他与对方通过电话，知晓那家披萨店缺一个刷盘子的工人。台湾老板开辆越野车，精神抖擞。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不要把大陆的习气带在身上。披萨店在郊外，且在山里头；车子爬了好一段山间公路才到。这儿是个村庄，披萨店门脸不大，是做这附近一所学校的学生生意的。台湾老板与披萨店老板较熟，寒暄过后落座。他们的讲话，我基本上听不懂。不过我能借助个别单词大概意会到他们是在说我这个人及岗位的事儿。这其间披萨店老板看了我几眼。这山上的气候要寒冷许多，我瞧见窗外落起盐粒粗细的雪籽。我和台湾老板从披萨店出来，钻进车子。走上一程后，台湾老板说道，他没要你，说你的手不是一双劳动干活儿的手。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人长得疙里疙瘩，偏偏一双手细嫩如莲藕。以往，我这双手人见人夸，都说手相好福气就好；没曾想我今天却因为它而得不到这份工作。
活鸡宴
抵达法国巴黎火车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远房亲戚来接我的。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里东方人面孔不多，我们很快对上了眼。我用家乡话问道，你是……大伯吧？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他送我到地铁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打地铁票递给我。他说这是见面礼，巴黎很大，全靠地铁交通的。
大概是半月后吧，我接到远房亲戚电话，让我去他那儿吃鸡。我乘地铁去了，他在地铁口等我。我们一块儿去了他住的地方。这位我叫他大伯的老人是与一位李姓老人合住的，一间不规则的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属法国政府分给李姓老人的福利房。李姓老人比大伯大个七八岁或十来岁光景。后来我知晓，大伯在这拨老人中年龄是最小的，脑子也最灵光，与外界的交往接触最多。
鸡为活鸡。一大早，轮到做东的老人便乘坐巴士，转上好几趟车去郊外养鸡场买来活鸡，用一个隐蔽的鸡笼偷偷带进巴黎城。我到的时候，那位今天做东的老人在看电视，茶几上搁了杯冒气的茶，气定神闲的样子。李姓老人早已将鸡宰了，锅里吱吱作响，鸡的香味钻入人的鼻孔。我递烟给李姓老人，老人摆手说不抽带嘴的，过不了瘾。李姓老人及其他老人抽的是没海绵嘴的烟，青灰色的烟壳，画面是只长翅膀的齿轮，显然具有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印记。李姓老人说，他们从年轻时起就抽这个牌子的烟。接二连三地开门关门，七八位老人到齐了。其中一位老人是拄着拐杖来的，他去年还是前年被车撞了。其他老人问他电视弄起来了没有，他说没有。这位拄拐杖老人今年“双十节”摸彩得大奖，中了一台彩电。所有老人，均为民国时代出洋的，故而他们所持的是中华民国护照，每年参加“双十节”庆典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遥远的传说。傅姓老人说，二次大战爆发，人都走光了；大使馆召集他们去使馆看电影，顶多去了两三百人；我们青田人占多半数，还有温州人和少数外省人。大伯和他们不一样，他是从台湾转过来的，坐过飞机见过世面；其他老人出来是在上海乘轮船的，至今未坐过飞机。他们不坐地铁，把地铁说成地洞车；把巴士站说成巴士墩；把零售小商品说成卖散，等等。他们所说的老家方言，和我说的已有明显差异；他们的生活状态，停顿在那个时代了。
这“活鸡宴”由来已久，恐怕有二十多年了。当初人数肯定多得多。老人如霜后的柿子，风吹一阵雨扫一阵，都得掉落个把的。待我参加那时，就眼前这七八位了。老人们来这番邦时，均为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老家没留下血脉。到了法国，他们大多有过家庭，与番人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其中一位老人感叹道，番人是养不熟的鸟，说飞走就飞走了，子女也同样。孤苦伶仃的老人们为解闷，也为互通信息和相互关怀，便有了“活鸡宴”。“活鸡宴”定于每礼拜的礼拜二，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那一日的他们十分生动，说说笑笑，似乎是要把一礼拜憋在心头的话全数掏尽方止。
我离开巴黎前最后一次去赴“活鸡宴”，饭后老人们说要请我喝一杯。他们领我去了一家酒吧，地段有些偏，店面灰暗。打理该酒吧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当然另外还有员工的），嘴唇抹了鲜艳口红，精神面貌不错。老人们喝的是一种兑威士忌的咖啡，问我要不试试？我喝下那杯咖啡浑身泛暖。老人们说，他们当年来这儿喝咖啡时，这老太婆还是小姑娘，金发像绸缎似的。难怪这些老人到了这儿个个老顽童一般，打情骂俏的意思都有了。
吃火锅
我接到国内老家朋友的一封信。老家朋友在信中写道，青田又到了吃火锅的季节了……读到这儿时，可把我馋坏了。不过，相比较起那“嘴馋”来，更加让我怀念的是那吃火锅时的气氛。冬天来了，天气转凉了，三五朋友或一大桌子人围坐于一团，吃着热乎乎的火锅，喝着土酿的白酒或者黄酒，高谈阔论，嬉笑怒骂，那份快哉，不亦乐乎。我将这信带给叶姓朋友看。叶姓朋友是二房东，家里住有几位搭铺者。我说你与他们说说看，能不能凑起来吃火锅。
第一顿火锅是叶姓朋友夫妇请的，吃海鲜，喝葡萄酒。其中一位搭铺者，温州人，我们叫他老王的，吃着吃着突然抽泣开了，鼻腔一吸一吸的——终究没将眼泪落下。他说去年过年，年三十的晚上，我是在工场的缝纫机背上吃的饭……老王人精瘦，出国前在温州做裁缝，凭一手手艺谋生，旱涝保收，没遭受过多大委屈。到了这番邦，他重操旧业。不过这欧洲的低档衣工场里，货糙，讲究速度快，老王的特长体现不出来。计件工资反倒不如那些出手麻利的“快枪手”。有些衣服工场老板并不喜欢像老王这样的人做工，说他手做已定型，慢吞吞的，不适合做糙货。那阵子，老王就失业在家。老王说道，像今天这样……一帮人围在一起吃饭，我来欧洲还是第一次。
老王去菜市场买来海鲜，上超市买了一箱葡萄酒一箱啤酒。老王眼前经济不宽裕，捉襟见肘，他买东西时自然精打细算；不过也不含糊，那六瓶葡萄酒的标价，每瓶在15法郎以上，排得上中等了。老王做得一手好菜。他围上围裙，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几样小炒清清爽爽，火锅则色香味俱全。我住的地方与叶姓朋友家属于同一条地铁线路，我远一点，相隔三站路。我从打工的场所坐地铁回来，提早三站出，去叶姓朋友家吃火锅；一直吃喝到十一点左右，赶最末一班地铁回去。
那个冬季，巴黎的天空以灰蒙蒙的色调见多（可能与自个儿当时的心境有关吧），西北风如刀子一般钻进衣服里，特别寒冷。这样的天气无疑让人沮丧。可是，当我一旦想到今晚有火锅吃时，我的心情立马就好转了，由阴天转为多云再转为晴朗天了。我分明记得，我从地铁口出来走向叶姓朋友家的路上，步伐是何等轻盈，俨然蝴蝶翩飞一般。现在，我们几人已形成格局，隔三岔五地吃上一顿火锅，轮流做东，而厨师的工作就由老王担当了。老王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做比空着好！大伙坐齐，拿工具旋转出葡萄酒瓶塞，暗红色的酒液倒入玻璃杯子。不知谁嚷道，为我们在法兰西吃火锅，干杯！窗外寒风呼啸，尖利的风声从窗户的缝隙钻进来；我们吃着滚烫的火锅，两相对照，幸福感油然而生。
老王弟弟在荷兰与做老板的妹夫发生争执，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偷渡至法国，投奔到老王门下。老王弟弟与老王两个大男人挤一张单人床。白天大伙上班去后，人高马大的老王弟弟就躺在他人的床铺上补觉。精瘦的老王现今更加勤快了，扫地拖地，洗手间和厨房间的磁砖被擦拭得明亮如镜。叶姓朋友的老婆还是计较上了，有天她把房门摔得很响，说不吃了！我们几位坐在桌前面面相觑。叶姓朋友开口说道，你这何必呢，过来吃嘛。叶姓老婆在房间里应声道，这个月的水电费、煤气费多这么多，人总该明白的吧！老王垂下脑袋，欲说还休的样子。老王弟弟毫无窘态，筷子敲着火锅沿说道，吃啊、吃啊。
雕刀生锈了
有一天，我去明明和海娟夫妇家吃饭。他们俩我原先在国内老家时就认识的，应该说关系比一般的熟人要深一点，但尚算不上朋友关系的。这两人长相都清秀，文质彬彬；尤其是海娟，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可以称作美女的。两人都有艺术细胞，少男少女时期即肩膀上斜挂了画夹外出写生，衣服穿得有点小小破格，别具匠心，谈吐举止文气温雅。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小县城里，他们走到哪儿都醒目，让人刮目相看。
我当年在乡野水电站开水轮机，视野狭窄，少见多怪。一日，这帮文艺青年来峡谷写生了，从我上班的车间经过。他们目不斜视，如入无人之境地与我擦肩而过。那时节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看看人家，活得多少有品位，多少气质非凡啊。而我，窝在这山旮旯里不见天日，差不多就是井底的一条小蝌蚪了。岁月如梭，一转眼，我与这对当年的文艺青年都跑欧洲来了。只不过，他们来法国的年头要比我早好些时间。我有天乘地铁穿过廊道时，不经意间与他们夫妇碰上了。巴黎庞大的地铁系统，除人来人往外，尚有几种人固定在那地儿，在此地谋生计。这其中有乞丐、有穷途末路的艺术家，再就是摆摊的人了。摆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有营业执照、有固定摊位的，一种是没有营业执照、打游击战的。明明和海娟夫妇属于有固定摊位的那种，他们因此在脸面上流露出了明显的优越感。我走过地铁廊道时，海娟手中正拿了个如手枪般的东西，向匆匆而过的人们招徕生意，音量不高不低。原来那物什是给人的耳垂打孔的，说是无痛穿耳孔。穿好耳孔，明明眼疾手快地托起一个盒子，上头排列各式耳环，五花八门，供人挑选。
我看着他们眼熟，便停下了脚步。我叫道，海娟。
他们夫妇为人不错，说在巴黎碰见很难得，改天要请我上他们家吃饭。这天明明打电话来说，今天休息，过来吃饭吧。我到他们家，见到了明明的母亲。明明母亲出国很早的，“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来法国了。她先前在单位上班，出来时的年纪已不小，四十出头了，但她特别有耐心有信心，肯吃苦，对国外生活期望值蛮高的。明明的父亲怕是不在了，或与他母亲离异了吧，明明从未提起过。明明母亲独身一人来法国打工，帮华人老板带小孩做家务，在华人衣服工场车衣服等，历尽艰辛。明明母亲有点积蓄，就用来办理家人出国的费用。陆陆续续地，她除了把自己一家人全数带出来外，还把其他一些亲戚每户人家给带出一个。这种现象在我们老家很普遍。那户人家的那个被带出来的人，就成“星星之火”了，肩负重任，日后他们如法炮制，将家人和亲戚牵猴子般地一个个带出来，盘根错节，一层一层地四面开花。这便是“青田华侨”形成的最基本模式。
明明母亲积劳成疾，躺在床上。据说她是由于长期伏于缝纫机上车衣服，脊椎骨方面出了毛病，病入膏肓。明明母亲久治不愈，半身瘫痪，整日价只能躺在床上。但她却说什么都不愿回国去。本来按照经济条件，她回国内找个保姆侍候应当不成问题的。而在这里，明明和海娟他们去摆摊后，就没人照顾她了。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望天花板，看着窗外投进的光影算计时辰，等待他们回来。明明母亲对我说道，我要留在法兰西……亲眼看见他们发达起来！我听了此话，什么都明白了。看来，信念对于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支撑作用，是何其大啊。吃饭时，明明母亲侧过脸看我们吃，脸上浮现红晕。或许，像今天这么闹热的场面，平日不常有吧，她是有点小小兴奋的。
饭后我和明明聊了会儿天。他说在法国的最大愿望就是睡觉，睡不够……每天都睡不够，如果能让人每天都有时间睡觉，那是最幸福的事儿了！我说你画没画了吧？明明摇头道，每天起早摸黑的……有点时间还不赶紧睡觉……当年出国时，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连雕刀都带出来了，石头也带出来了，想在篆刻上下点功夫，可连碰都没碰过……明明边说边趴下身子往床底下张望，他从里头拖出一捆布包的什物，扬起一小片灰尘。布包里面是各种大小不一的雕刀，锈迹斑斑。明明说，下次搬家扔掉算了。
给你端过白粥的
那个侨务考察团出访欧洲四国前小半年吧，消息早已传播过来。那年头国内官员出访海外尚不多的，过五关斩六将方能成行。意大利罗马埠的华人华侨们闻风而动，有关接待方案早早议论开了，大小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我打工的这家餐馆，管事儿做主的显而易见为老板娘，但碰上出头露面的事体，她还是更愿意将老板给推出去。这是为避免他人说闲话。老板那天要去开碰头会，老板娘让他把儿子带去，说自己下午与会计师约好谈事的。老板说，带个小孩开会……他要捣蛋，怎么办？我刚好经过，老板娘就叫我和老板一块儿去。
我们到时，其他人早到了。碰头会借用老乡的餐馆，桌子排成会议桌形式，坐了十几号人，乌烟瘴气。其中有人说，就等你（指老板）了。没有人看上我一眼——其实，这儿大部分的人我都认得的，他们对我的视而不见，怕是将我当“男保姆”对待了。我领老板儿子在外餐厅玩，他三番五次要进去。我说不行，你爸爸在开会。老板儿子生在意大利长在意大利，不明白开会是啥意思；他趁我不防，直头直脑跑进里餐厅。里头正讨论得起劲，第一餐安排在谁家，第二餐安排谁家……谁头天领路做导游，谁第二天派车接送，安排住宿。老板在里头喊我名字，说你把他带外面去。我进去待了片刻。他们谈到了钱的事宜。侨务考察团出访得花销一笔钱，这笔钱靠同乡会成员自愿捐款。其中两位成员，我知道他们经济状况并不好，无产无业，却也面红耳赤地凑闹热。说白了，这等事儿就如搭了个戏台儿，有能力或能挤得进去长袖一舞的，颜面荣光；消息带回老家，讲起来是体面事儿，说不定他的家人还以他为荣呢。所以愿打愿挨，总不乏表演者的。
侨务考察团抵达的那几日，罗马侨界的几位头面人物真是马不停蹄呢，忙得热火朝天；嘴皮子燎泡，声音都沙哑掉了。考察团成员的身影一会儿出现在斗兽场里头，再一会儿又在梵蒂冈露脸了，老张小李地满大街嚷嚷。除去瞧景点外，就是吃喝了，顶级葡萄酒喝过了，XO喝过了；地道的意大利火腿肉及意大利海鲜大餐，将每人肚子撑得圆咕隆咚的。考察团团长说道，吃太多了，嘴巴都发苦了，能不能安排一餐清淡的？成员们连声叫好，说现在最想吃的就是粥了，喝碗白粥配点咸菜比什么都强！于是，这项任务落到了我们餐馆头上。老板在外头陪客，当车夫；老板娘交待我们煮粥，炒几样青菜。老板娘靠在厨房门边笑着说道，这些当官人，梁山下来一样，不吃坏掉才怪呢。
侨务考察团要过来了，先声夺人。马路上人声喧哗，刹车声、掀车门声此起彼伏。有一两位打头阵的，箭步跑进厨房，板起脸孔问道，白粥好了没有？我们说好了。那人说马上上，动作要快，吃了后还要看演出的！外头餐厅一片稀里哗啦，前呼后拥。我们将白粥一碗碗端出去。考察团成员看见白米粥，眼睛都发亮了，纷纷嚷道，我们这些土包子，还是白粥、饭最落肚啊。
若干年后在国内，我有次与考察团成员中的一位碰上。那天是他请客（当然是公款买单了），他以主人身份招呼客人；轮到我时，他说这位先生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笑笑说，我是早认识你的。主人说，我们见过面？我说我给你端过白粥的。主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睛看着我等待下文。我说，你某某年间不是出访欧洲四国么，在罗马的时候，你们要吃白粥，我当年就在那家餐馆打工的。主人想了半天，还是一点都想不起来。
翻译
翻译年纪五十开外，有个中国名字，同时有个外国名字。他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翻译在中国的上海长大成人，经历过“文革”。他在中国的某所外语学院完成学业，不知何故，他选读的是意大利语而非德语。翻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国，不知都云游过哪些国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已经待了好长年头。翻译说，我一来罗马，就买了个小房子，很小很小的一个房子。我问小到什么份儿上啊？翻译说，反正很小。我从来不带人去我家的，也不会让人知道我住在哪里。通过翻译自个儿所说的，我大致上了解了他的日常生活起居。翻译没事情的时候几乎足不出户，他没什么朋友，不愿揩别人的油，人家也休想揩他的油。翻译在自己的小窝里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他不穿衣服，赤条条晃来晃去，做一锅粥不像粥饭不像饭的东西放在那里，从早上吃到晚上。翻译在家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翻阅各类书籍，经久不厌。翻译说，人在家里穿衣服，那是莫大浪费；人吃的食物，能果腹即可，没必要大鱼大肉的，那同样是一种浪费，而且对身体又不好。
我家因惹上冤枉官司，请翻译过来翻译，每次当场结清翻译费。翻译靠给当地华人华侨当翻译的翻译费维持生计。翻译收入有限，过着俭朴的日子。他戴顶礼帽，油腻腻的，一身旧西装，好似从未见他换过，皮鞋已经磨出白毛边了。翻译自然没坐骑了，他乘巴士来我家小店，风尘仆仆地从车上下来。我问道，吃过了吗？翻译道，来不及了。我吩咐厨师给炒两个菜。翻译喜好吃蚝油牛肉、广东炒饭。翻译不饮酒，他喝可乐。翻译说酒会乱性的。有时，他问我有没有绿茶，那种从中国带出来的新茶？我刚好有，用玻璃杯给他泡上一杯，绿盈盈的。翻译捧于手中，迟迟下不了口。
有次从法院回来，我们两人坐在巴士上谈庄子，谈逍遥游，谈大鹏展翅九万里……翻译侃侃而谈，唾沫横飞。正当他谈至兴头上时，我得转站了，我依依不舍站起，与他握手说道，下回，再听你的高论，再听你教诲哦。我转过身子，尚未迈步，被他一把抓住了。翻译正色道，钱……你翻译费还没给我呢！我一拍脑门说道，都是“逍遥游”惹的呀！有一次，翻译喟叹道，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翻译是个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知当年他受过怎样的伤害（他那时是个在校的大学生），反正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心灵是有过创伤的。翻译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中国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德国呢？他说在哪都一样的。翻译问我对“祖国”是怎样理解的？我说我把它理解成家园。翻译看了我一眼，问怎么解释？我说，那儿不仅仅是我出生、成长的居住地，更为重要的是我的精神归宿。翻译沉默一通，若有所思，而后喃喃说道，如你说的是心里话，那你……是一个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