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东西不随身体迁移
我生命里的一小段时光
永远地深埋在那儿
灯
用完了的墨水瓶洗洗，配上灯头，用棉线做灯捻，就是我家的煤油灯。我做作业，母亲有时蹑手蹑脚地过来，把灯头调大点，灯光霍地亮直起来，照着屋顶的柱子、瓦片，一下子有暖起来的感觉。另一盏是全家人的公用灯，总是移来移去，哪里有需要提到哪里去；只是那灯捻也总是被母亲调上调下的。当重要的活干完，一家人坐下来闲谈，母亲即将灯光调小。母亲说：“说话不怕看不见。”
只有到了除夕，母亲会将所有的房间点亮，每个角落，甚至猪圈都会点上蜡烛或灯。平常祭神或祭祖宗时用的蜡烛，母亲适时地将它们掐灭，待到过年时，点上分插到各处。那种灯光和着烛光静静燃烧，暖融融的感觉直透心底，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庄严、神圣感。
过年
最盼望的日子是过年。除了有吃的，我还特别喜欢过年时的气氛。母亲说，这个时候大家都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吵架是不吉利的。因此，平常脾气急躁的母亲这个时候会变得温和，即使我们兄妹们犯点错，也不会挨骂，顶多被教导几句。父母之间也变得客气与和气。年夜饭吃过后，母亲就开始炒番薯条。炒好的番薯条放在坛子里，用纸片封口，再放进柜子。这个柜子从来不上锁，好吃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然而兄妹们从来没有人会偷偷将之打开。晚上临睡，大伙们都很喜悦，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好看。我与妹妹坐在被窝里，脸对脸相互打量一会儿，笑一会儿。母亲还在忙碌着，她将我们的新衣服挨个儿一一放到我们的床头。等我们睡着时，母亲的手会探探我们的额头，一个一个地探过来；她怕自己白天忙碌，没及时发现孩子们是否病了。我在床上静静地等着母亲的“例行检查”，当母亲将手贴到我的额头时，她手心的温暖一下子流遍我全身。我假装已经睡熟，希望她多摸一会。有时，我会听到母亲惊诧地说：“呀！囡发烧了。”这个时候我并不焦急，心里还暗暗高兴，接下来母亲会格外地照顾我，说话细声细气，问我有没有不舒服，喜欢吃什么？母亲会单独给生病的孩子开小灶，像对待客人那么好。
初一早上，大家还在穿戴，母亲已将那炒番薯条一人一把放在我们的枕边。我们心满意足地将自己的礼物放进口袋，决不会一下子吃完，总是留着等别人吃完后，再拿出来慢慢吃，让别人眼巴巴地羡慕。（注：炒番薯条：番薯即地瓜，切成条，汆过、晒干，再放入锅中伴着铁砂炒，炒成金黄，松脆香甜，是我们当时最好吃的零食。）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给爷爷奶奶拜岁。爷爷奶奶说，又长了一岁，确实懂事多了。
碗
土砌的灶台呈猪腰形，以砖块为骨、红泥为筋搭起来，上面三个大大的洞眼，每个洞眼上扣一个大铁锅。通常，最里面的一个为节日宴席所预备的，平日里不常用。母亲将用破了的木板锅盖扣在其上，用以置放碗筷。因为经常擦洗，那木板纹路十分清晰，若一根根线雕。母亲专挑歪斜、花色模糊的碗。母亲说，最好的碗也是会打碎的，不如买这样的碗，便宜，同样能用很久。但在这些歪扭的碗中，有一个碗不仅模样周正且花色艳丽，仿佛富家小姐阴错阳差地睡在了我家的床上。这个碗不知来自何处？母亲一般不会用它，只有当客人到时，才会拿出来。
这口碗雪白釉底青花图案，青花中间还有一些朱红的花蕊，碗脚很高，碗口大大的。我们全家都称它为“红绿花碗”。这是我家惟一一件拿得出手的物什。当时，不只我家来客人时用此碗，邻居家里来了客人，也往往要到我家借碗。以这样的碗盛面给客人吃，除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还有一个隐隐的原因是：这个碗看上去大，但能盛的容量不大。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一碗体面的面条是昂贵的。
亲戚朋友平常不太往来。一旦到来，母亲必定会做一碗浇头面。浇头由肉、鸡蛋、金针菜、油豆腐等组成，面条就是我们现在常吃的粉面或米面。母亲总是做得刚刚好，烧一大碗、两小碗。大碗端给客人吃；两小碗给爷爷、奶奶吃。连最小的弟弟也只能眼巴巴地盯着看，而我们是被教导不能盯着看的；我们全都假装已经吃得很饱，不想吃面条。
母亲去世时，这口碗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在外面读了几年书，接着在外地工作，我没有目睹碗的破碎和母亲当时的痛惜。
面
平时，我们只吃稀粥、玉米糊、红薯之类，面条是为客人或过节时准备的。通常，我家的谷柜里不断面，因为客人随时可能来。那时光，经常有小贩挑着担子到村里来卖面。母亲一般会拿谷子去兑换，好像是两三斤谷子换一斤面。买卖过程中，会有一些面从卖面人的手中掉落下来，掉到地上。母亲嘱咐我们留心去捡。一小撮龙须草般捏在手心里，回家交给母亲，获得母亲赞许的微笑，我们便很是欣慰。
面条放在谷柜里是为了防止受潮，因为谷子是晒了又晒放进去的，极具吸水性。但母亲还是会在春季时将面条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好了又放回去。这是我家母亲与别家母亲的不同之处。我家虽穷，但总是为客人留了点心的。不像别人家，一有客人来就到处借面条，借肉。母亲通常比较反感这样的行为，但从来没有不借别人的。因此，母亲的面条，不光为自家客人准备，差不多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们，都在胸膛里放着心，知道这些问题，我母亲能解决。
与面条一起预备着的，还有做“浇头”的肉、油豆腐等。肉是一小块腌肉，油豆腐是经母亲烘干了的，不会发霉，但母亲也总是经常拿出来吹吹风，晒一晒。
水
唯有水是廉价的，村口的河里，碧水叮咚流淌，终年不竭。然而，母亲说取水需要力气，力气需要粮食维持，因此水也是要节约的。我家的水缸与碗一样，腰部有凹陷，但里面的水很清。母亲经常用布头擦洗缸底，并在缸口盖一块布，免得灰尘掉下去。
小时候，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水那么淡谁要喝呢，还不如在舌尖上放一点盐。只有多年以后，回去看望母亲，吃了太多的肉，再喝那水，“唉，水是甜的！”弟弟夸张地高喊。
衣服
谁是客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只有客人身上没有补丁。与那些可以做点心的食材一样，出客衣也是必备的。我母亲有一件大襟浅湖蓝洋布短袖罩衫、一条黑色洋布裤子、一双粉色细纱袜，母亲穿上这些特别好看。母亲只有去姨娘或舅舅家时才拿出它们来穿，回到家后马上脱下来，洗净，放回箱里。这套衣服母亲用了大半辈子，要不是后来发生了“改革开放”这些事，说不定母亲会珍藏一辈子。后来因为境况发生了变化，这套衣服不再显得珍贵，也就跟其他衣服一样，破了，扔了。
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件好看的花洋布衬衫，平常不让穿，出门做客的时光又少，因此没穿破就显小了。所以，妹妹没有自己的新衣服，我的出客衣接下来是她的。她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母亲暮年，才释怀不再怨母亲。
母亲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补衣服。我们平日穿的衣服，都是经母亲补了又补，补丁之上覆补丁的。但母亲补的衣服平整、色调一致；不像有些母亲在白衬衫上补一块蓝布片，针线堆成一团，仿佛面瘫患者的表情肌。我母亲还能将父亲穿破的衣服改一改，里子朝外，变成哥哥的新衣服。
大家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但母亲的补丁令我们骄傲。
豆腐乳
豆腐乳的叫法与别地方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吃法。
夏日的早晨，我总是特别爱睡，母亲一边轻轻推我，一边说：“小囡乖，快到操场拾豆子，起晚了就被别人捡完了。”我揉着眼睛起来。操场被扫得干干净净的，堆着一堆一堆的新豆壳。周边地上真有头天打豆时遗落的豆子，我一颗一颗地捡。一两个小时下来，也就捡到半牙缸左右的豆子。母亲说有豆子才有豆腐乳吃。一年之中，母亲只做一次豆腐乳。豆腐磨好后，先切成小块晒，大约晒到六成干时，再发酵——具体怎么做我不清楚。豆腐乳封在一个小坛子里，我们不敢私自取食，都是母亲用干净的竹筷取出一块，放在父亲坐的餐桌上，那是父亲吃粥的专用菜。母亲说父亲胃口挑，食物太差咽不下；若是不好好吃饭的话，就没力气干活，所以一定要让父亲吃好。母亲将食物分三等，第一等给父亲吃，第二等给子女吃，第三等她自己吃。
一餐能吃多少米，母亲细细地计算过。母亲怕春季青黄不接饿着我们。只有母亲到舅舅或者姨娘家去时，父亲会趁机多放点米煮给我们吃，但父亲从来不管下一餐没粮食这样的事。
雨
一家人被雨围困，团坐家里。四周除了雨淅沥沥的声音，没有别的；人声、鸡叫声、狗叫声，所有别的声音都被淹没了。父亲焦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母亲也不住地向门外张望，只有我们心中暗暗地高兴。大家安心地坐在家里，不用担心什么时候被派遣到哪儿去干活。有急事也不用我们出去，家里只有一件用棕毛织成的蓑衣，父亲穿着它从门口雨帘中冲出去，不一会儿带一篮菜回来。风雨交加的时候，也只有父亲忙碌，他用稻草将墙壁所有的缝隙堵住。有一次风雨太大，所有的堵都无济于事，母亲只好打着伞做饭。一家人在伞下围着炉灶吃饭，热气腾腾的，仿佛下雨是件喜事。
梨花撒了一地。花瓣随着沟渠里的流水漂浮。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早上醒来，雨停了，可耳朵里听见不远处轰隆隆的声响。早起的人已经捡回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发大水了！”爷爷的大嗓门叫着。我们有一些兴奋，急急地穿好衣服，奔出门去。只见河流高高地，白浪翻滚。爷爷担心地喊着：“小心点，站进来一点。”我们却拚命挤到前面去看。有时候会看见河水裹着红红绿绿的衣服，甚至有一些锅盆之类的东西；树木和庄稼在浪花里时隐时现，胆大的大人就急忙去捡。洪水过后，河床两岸裸露出一串一串奶子一样的蕃莳。我没有想过河里为什么有花衣服漂着。没有想。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漂下来一个人。这使我对洪水的回忆带着几分无知的温暖。
如今，雨水少了，这样的连绵大雨好像已经消失。那围绕村庄的小河也不知不觉干涸了，架在河两岸的桥显得多余可笑。
蛇
一条赤练蛇盘在箱子上面干净的衣服上，忘了谁先发现的，急忙喊母亲，母亲说：“不能打。”母亲急忙点上香，一边请蛇出去，以后也不进来；一边请求灶神多多保佑宅子安稳，全家平安。母亲的从容应对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有办法的。晚上，照样睡得安稳，没有半点担心。现在回忆，觉得难以想象：白天，那条蛇就在我的床头；到了晚上，我却依然安然入睡。
童年的安心是我最念想的部分，这一部分不知何时起慢慢失去了。现在的水泥钢筋高楼可谓铜墙铁壁，既不用怕蛇，也不用怕风雨，可是我何曾如童年那样睡得安稳呢？！
雪
“午后阴霜要落雪”，母亲们都知道：霜天里，若是阳光照到下午便躲进了云层，预示着要下雪了。她们于是在深夜也不休息。我家有七口人，母亲要做至少七双新鞋，有时候还要给爷爷奶奶做，给失去母亲的邻居小孩做。母亲整个秋天都在纳鞋底，做鞋帮。鞋样是用废报纸剪的。在鞋样上叠上一层一层破布片，直至二三厘米厚，再以粗麻绳密密地缝起来就成了鞋底。做一双鞋不知道要花去母亲多少时间。母亲做的鞋合脚、漂亮。邻居小孩总对我脚上的新鞋羡慕不已。
我们长大，母亲老了。戴着老花镜，母亲要为我们每个人做上最后一双新鞋，其中也包括了女婿和儿媳。可不知为什么，熟知我们脚样的母亲，为每个人做的最后一双鞋竟然让我们谁也穿不进去。母亲笑着说真是老糊涂了。不过，母亲不知道：即使刚好合我们的脚，这双鞋我们也是舍不得穿的。它一直被我深藏着，被我视为一种特殊的福善之物。
及至下雪的夜晚，村庄静静的，连鸟雀也只是无声地飞来飞去，只有雪簌簌簌落下的声音。有时候被雪压弯的树枝会重重地反弹一下，发出接连的雪块落地的声响。晚饭很早就吃过了，一家人齐促促地躺在床上，都睁着眼睛，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没有书籍、没有灯光，也没有话说。这时候父亲就会穿衣下床，我们就喜滋滋地静静等着，不一会儿，父亲给我们挨个儿捧来香喷喷热烫烫的汤年糕之类的点心。待我们吃好了心满意足地躺下，父亲将我们的被角掖好，将他那件厚重的旧棉袄盖在我的被上，又恐不够暖和，把那件遮雨用的蓑衣也盖在我的身上。下雪的夜晚，我总是睡出一身汗来。而在白天，母亲会将新的柴灰填进鸡窝，将干稻草撒进猪圈，将猪圈的墙缝堵一堵，将猪食烧热烫点。
放牛
我小时候是同伴中最没用的，瘦小无力。我最害怕的日子是端午节，那天要称体重。在端午饭后，院子里架起一杆大秤，每个小孩都要拉着秤钩悬着身子称一称，看看一年长了多少斤。我总是躲着不敢称。我的叔叔哥哥们会对着我起哄，喊着一定要称一定要称；一边嘿嘿嘿地笑成一团。我母亲也笑，但那是鼓励和安慰。母亲说：“重有什么用？石头最重啦，有用吗？”母亲这样说的时候充满骄傲，她的意思是她女儿比别家女儿聪明。因为个小力微，我很少帮家里干活，能干的活就是放牛。因为放牛不需要太大的力气。但我放牛也不如别人潇洒。看着别的孩子稳稳地坐在牛背上，我只有羡慕。我不敢坐到牛背上。不过我放牛很认真，能引牛到草长的地方去。不像别的孩子将牛一放开，躺在草地上睡觉。我总是牵着牛绳，紧紧地挨着牛。有一次，我正赶着牛回家，路上碰到二叔。我的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踢了二叔一脚，大约踢得他很痛；二叔于是用他手里的扁担打我的牛，打得很重。我当时不敢阻拦，回到家后嚎啕大哭。邻居们又一次对我哄笑。我母亲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女儿是对的，牛虽然不是我们家的（牛是生产队的），但轮到我家养的时候吃胖了，说明我们对生产队负责任。”
夏夜
暮色四合时，鸡、鸭等家禽会一只接一只地自己归家来。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休，仿佛黄昏是它们的，习习的晚风是它们的，树枝是它们的。黄昏里的鸟巢有一种温暖的炫耀意味。家门口的土路上，不时有扛着农具的男人们走过，有的肩上扛着犁，牛无声地在前面走。若是我的父亲迟迟未归，母亲会念叨不停，我就爬到一截老墙上踮起脚尖眺望。晚饭后，母亲在家里洗碗，其他人都拿着一条毛巾向村边的小溪走去。大人和小孩都沉在水里，只留一个头在水面上。知了和青蛙起劲地叫，一阵比一阵响，谁也不服谁。我一遍一遍地数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萤火虫，总觉得萤火虫比星星还要多。
溪岸土路上，每家都会拿一张稍旧的席子往地上一摊；人就横七竖八地躺在上面，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一边说着妖魔鬼怪的故事，说得我们小孩不停地往中间钻。记忆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讨不起老婆的男人，遇见一个女人，她是鬼。这个男人知道她是鬼，于是朝她吐了唾沫，她就变不回去了，只有留下来做人，也就是做这个男人的老婆。
然而，我小时候确实是看见过鬼的。
灯灭后看见的事，我一直不敢说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说。直至长大以后，妹妹说她小时候每晚都看见屋顶、横梁等处坐满鬼鬼祟祟丑陋无比的人，他们还对着她不怀好意地指指点点，使她不敢出声。她说大约是鬼。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看见鬼。我记不清鬼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大约是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被阳光照多了，心就壮了起来，就看不见夜晚的鬼了。
杏花
梨花露脸后，杏花就开了。有时候是杏花先开。开花不是一件相争的事。童年的村庄，仿佛没什么事是相争的，四周静得能听见花朵霍地绽放。房子的前边、后边、侧边全是高大的杏树。那些树全都长在高高的石头墙里边。大人说，长杏树的地方之前是人住的房子，被火烧了以后，就成了菜园子。菜园子中间种菜，旁边种杏树。由于我们村子接连数十年犯火神，每三年就要烧掉一座四合院；到我降生时，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烧掉好多年了。烧掉的老房子就成了我家的菜园。因此，我们村里，房子与菜园错落着分布。杏树长得快，用不着几年就将房子覆盖住了。到了春天，全村粉粉的一片，房子和人都在杏花底下。瓦背上铺着厚厚的花瓣。头顶和脚底同时粉色一片。然而，我只有在今天回忆时觉得那时的村庄是美的。在当时饿得发绿的眼睛里，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美。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吃得足够饱，并且有闲暇回想杏花时，杏花已不在人世了。不知道那些杏树是什么时候被砍掉的，全都砍光了。
溪流
我家门前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朝东走大约二百米，是溪流。逆溪流近百米，是两条溪的汇合处，一条从北往南流，另一条从西往东去；两条小溪相交，共同往南走。我曾经沿溪流一直走，想看看它到底流到哪儿，每次都被母亲大声的呼唤召回。母亲很不高兴，说：“一个女孩子家，跑那么老远，吃饭时间到了，都不知道回来！”然而，我确实想知道，村庄外面是否还有村庄？为什么小溪总是走不到头？天就搁在山上，水能流到哪儿去呢？
那时的溪水、水底下的石子，以及钉在石子上的螺蛳，都是青色的。螺蛳伸出的胡须也是青色的。如果不仔细看，你很难分辨出石子与螺蛳。经常，我们会一动不动地趴在水边看哪一颗是螺蛳，并把它们捡起来。当时我们许多时光都在溪上度过。溪岸高高的，上午和下午都照不到太阳。炎热的夏天，我们坐在青色的石头上，风从北往南吹；那风仿佛只喜欢贴着水面吹，一到岸上就感觉不到风。只有中午太阳直照时，溪水才泛着闪闪的白光。但在溪上总不觉得热，溪水始终是凉凉的，仿佛与天气无关。立在水里，小鱼成群来啄，它们嘴巴张得大大的，尾巴不住地摇摆，身上是红绿黄相间的条纹，比我们的衣服漂亮多了。它们一点都不怕我们，仿佛要把我们小腿的皮肤啄破；我们抬一抬腿它们也不逃走，只有当我们伸下手去，想抓住它们时，才霍地一下子散开。
从我幼年到少年，溪流似乎一直没变；同样没变的是村庄。谁家都是黛色泥瓦、石头墙、木柱、木窗，瓦背上竖一条炊烟。傍晚，各家屋顶上的炊烟齐促促地升起来，慢悠悠地在空中盘成云，微暗的云头慢慢散开，成为淡淡的白云。
似乎，谁都没有觉察，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变了的。溪流现在断水了，石子变白，它们呆滞地躺在河床上，仿佛石子的尸体。溪滩上满是各色塑料袋，还有废衣服。
似乎，我母亲和那旧生活是与溪水一起走的。她们是否真的一起走？我从来没有留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