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然界的一小部分
从鞍山骑自行车去葫芦峪，五六十公里，两三个小时。那次去画写生，骑了大约一半路程，路中间有过往马车落下来的一小堆喂马草料，隐约露出一角麻布；拉出来一看，是个麻布袋子，这可把我乐坏了：选在秋天去葫芦峪画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解馋，吃城里吃不到的青玉米。有了这个麻布袋，可以多带些玉米回来慢慢地吃。
关于麻布袋的记忆之所以深刻，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很少遇见这样的幸运，需要一件必需物品时它会突然出现，有如神话；二是随后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物品毫无用处，仅仅像是一个黑色的嘲讽。我遇到的情况极其简单：青玉米是集体的财产，要留到完全成熟后晒干，变成仓库里的粮食。即使在乡间生活的人们，那些普通村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想吃青玉米也不容易。
那个道具一样的麻布袋，还让我感到庆幸。如果不是因病留城，我也会像小孟姐姐一样，一年到头吃那些硬硬的高粱米饭、咸咸的腌青萝卜、缺油少盐的炖大白菜，我的肠壁会像纸一样薄，我的胃痛会无休无止。
幸好，就在那次画写生前不久，我的因病留城手续办下来了。
这件事要感谢石舅。
初次见到石舅，是在他参加我三哥婚礼那天。他五十多岁，面孔方正，不胖不瘦，和蔼安详。在我家居住的那片工人住宅区里，可没有那样举止斯文的人物。他是我三嫂的娘家舅舅，在鞍山第一高级中学当过教师，还当过那所学校的领导。我知道那所学校，它是日本人开采铁矿时开办的，比鞍山建市还早了二十年呢。在鞍山没有大学时，它是最高学府，几届校长由鞍山市长亲自担任。像我石舅，从教师里提拔起来的，当个副校长也很难呢。
那一年我需要一份因病留城手续，才能有资格留在城里。我爹我妈跑了一趟又一趟区政府，办不下来，着急上火。没过多久，石舅调到区政府，恰好负责中学生毕业安排工作，下乡与留城都归他管。在那张体检报告上，我的双眼高度近视的度数，已达到因病留城标准，这样一来，手续很快就办成了。那种情形真好，在我需要得到帮助时，有个重要人物突然出现，足够幸运的啦。
石舅住在市中心，家里宽敞，整洁。西面靠墙放着书架，上面几层放书，中间一层放着茶杯茶壶，几件工艺品，再下面用布帘挡着，我猜是一些零散的生活用品。
大约一两个星期，或者间隔时间更短一点，我会隔着一张圆桌坐在石舅对面，与他一起喝滚烫的茶水。我们的目光盯着书架，聊着那些书里的内容。书架上有的是高中教材，有的是辅助阅读的参考作品，还有一些是中医研究理论和有关中草药的书籍，其他的就不多了。
看着那些书的时候，我的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满是想阅读的渴求。每次离开，我都会带走一两本，看过以后再换新的。石舅妈面容和善，笑眯眯地，说起话来声音悦耳。她告诉我，要是早几年的话，书架满满的，还有一些书摞在墙边，差不多碰到棚顶。“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很多书都损失了，你石舅啊，那个心痛啊。
从书架上残存的书籍来看，石舅喜欢读中医理论。有一次，我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里找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旧版本，看了几天后送给了石舅。他喜形于色，用手轻轻抚弄书皮的皱褶，说是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伤寒论》差不多有十卷，第一卷我读得最认真，第二卷第三卷就有些马虎了。对我来说，繁体字、竖排本和古文句式不是障碍，但新名词太多太多，读了也记不住。我向石舅汇报了我读《伤寒论》的一点心得，人在寒冷的冬天里生活，从身体外表到内部都聚积了寒气，但这时候适应了自然气候，一般不会生病。到了春天，大地回暖，人要适应新的天气，必须把身体内部的寒气散发出来。那些寒气经过人的皮肤外表时会引起激烈冲突，出现发热发烧的感冒症状。张仲景说，冬寒必春温，“温”就是发热发烧。人要尊重自然，治疗春季的发烧感冒时，要用药物帮助寒气顺利通过外表，而不是杀灭那些寒气，或者把它们逼回身体内部。
石舅说我读懂了张仲景的这个观点，而理解这个观点是读懂《伤寒论》的第一步。这部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他也是年轻时读的，还记得一些内容。
它讲的是医学，也是哲学。石舅说。
它说的是一种自然哲学，朴素又深刻。石舅又说。
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顺从自然，再往前走一步就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了，这样一来，人的精神舒畅快乐，就不容易患病，不容易患上严重的病。
接下来，他告诉我的东西更多，天文地理、社会自然的内容都有；不过不是在他家里告诉我的，而是在野外的自然环境里。那个夏天和秋天，一些中草药分别到了采摘的季节，他带我去辨别和采集北方才有的中草药材。他说，张仲景书里的很多药材来自我们的食物，治疗普通的人间疾病就够用了。它们不够用时，还有山野之间具疗效的各种植物与动物。
他说，二十年以前，这山里有熊、狼、豹子和野猪，还有人见过东北虎，现在这些动物都不见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间的乱象影响到自然，草都不爱长了，你发现了吗？
我用力地点头。
我在前面说得不那么清晰。在我面前出现的石砥舅舅，带给我的幸运不仅是解决了我的留城手续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出现在我人生的一个关口；那时我正从工人住宅区长大的一个孩子向一个文化人转变，需要读一些别人读不到的书，也需要得到文化高层人士的指引，才能在读到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将它们融会在一起，参与思维方式的构建，形成学问；否则你读到的仅仅是知识而已，不会给你带来改变。
对我来说，石砥舅舅的作用太重要了。在教育被“革命”浪潮打垮的年月，在整个国家背离了文化的年月，他离开了教育界，但他还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他从事教育的优越能力还在继续，像空气、水分和阳光，让我受益。
我很珍惜这种机遇，在我十九岁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人生都有不幸运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幸运。他们即使读了大学或者读完硕士博士，也仅仅学到一些知识的皮毛，没有形成自己的学问，甚至没有从狭隘、歪曲、有害的知识和偏见中挣扎出来的本领。他们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人类的进步没有益处。
许多年里，我在偶尔想起的时候，深深感慨，如果以有没有学识、胸襟和良知，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好作家、一个文人是否好文人，中国可能找不出三五个人来。
我也不是。
我走在通向好作家好文人的路上。
石舅讲的人要顺从自然才能健康长寿的道理，在他的家里就有一个例证。
那是他的父亲，九十多岁的老父亲。
我管石砥叫石舅，管他的老父亲叫舅姥爷；对于老人家，这样称呼才亲切。其实我差一点就直接称呼老人家为姥爷了。那是因为石舅家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家里没有儿子，他和石舅妈想认我做干儿子。他们对我爹我妈说了这件事，我爹我妈说好，然后大家乐呵呵地喝酒聊天。他们心里都知道，那时我已经快二十岁了，早已过了当人家干儿子的年龄。
在鞍山市还没有成为鞍山市的年月，舅姥爷就生活在这里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代，日本人在这里的山野中勘探出大规模的铁矿藏，便建了采矿区和冶铁厂。第一批聚到这里的有一千多个日本人、四千多名中国人，还有不到一千的朝鲜人。日本人从美国学到了生产经营方式和制度，给股份公司员工较高的薪水和分红；这些人的整体富裕带动了这里的发展，几年以后有了城镇。卖粮卖菜的来了，裁剪衣服的来了，理发做美容的来了，演戏放电影的来了……
舅姥爷也来了。他在城镇中心的八卦沟种植花卉，然后把鲜花卖给需要它们的人。那些人再把鲜花送到情人手上，或者带回家、插进窗台上的花瓶里。
他是种植花卉的行家。他的花卉种植园很大，据说有十几亩地，在夏天需要雇用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挑水浇花。如果换了别的季节，他会辞退雇工，自己在花丛中劳动，心情很好，身体也很好。
我没见过舅姥爷的种植园，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九十二岁。那时候他老了，时代也转换成只需要红旗、不需要鲜花，他的花卉种植园消失不见了。但九十二岁的老人家身体依然硬朗，听力依然很好，说话响亮清晰。
和他一起坐在门外乘凉时，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情，像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让我此后印象深刻。那是他九十一岁那年，在一个秋天的上午，他竟然把一块扁圆的石头扛在肩上，走了二十多分钟的路，送到女儿家里用作酸菜缸里的压缸石。
舅姥爷去世前，我去看望他。
那时他九十四岁了，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只是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我去看望他那天，还能认出我是谁，记得我的名字。石舅和舅妈，还有很多亲戚，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在半个月之前，老人家不再需要饭菜，每天只喝一些水，供养他的生命。那时候，他变成了他那么多年里种植的花卉，除了空气、水分和阳光，别的都不需要了。
舅姥爷停止进食的日子持续了二十天左右，然后有一天，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开人世。参加他葬礼的亲戚有好几代人，在灵柩前跪了一片。后来我才知道，这大约二十天里，老人家随时都可能去世，这一大片亲戚差不多都守候在他身边。而在限量供应粮食的年月里，大家吃的食物成了大问题，石舅只好派人到黑市买高价面粉，一批一批地购买，花光了他的积蓄。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现在想起来，《爱的教育》是我在二十岁以前读到的最好的书。为了这一点，我应该庆幸，如果不是在西长甸废品收购站的一捆旧书里发现它，那部民国时代出版的日记体小说，会被送去化成纸浆，而我要再经过十多年时间，才能读到它重新出版的中译本。当然，我不能否认，这部书对于任何年纪的人都有意义，可是如果我在二十岁之前没读到它的话，我对人生情感上的认识，可能像我十几亿的、几代人的同胞一样，出现偏差，走到错误的方向。
你知道我想提出的问题：人类为什么是拥有书籍的唯一动物？历史上的独裁君王为什么要禁书烧书？或者，有些人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写下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事情，然后争取传之后世？其实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在我出生前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完全封闭起来，百姓变成愚民。可是，突然从将要化成纸浆的一捆废书里，找到前一时代出版的亚米契斯《爱的教育》，认认真真读了之后，我就像是睡醒了一样，知道了什么是人类优秀的、正确的东西，而自己刚刚经历的，不过是场恶梦。
书就是书，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用一千本一万本书宣传的谬误，可能被一本正确的书纠正过来。比如说我在小学、中学里受到的，是一种“恨的教育”，那种教育告诉我们，要仇恨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倡儒家思想的孔子，等等。这些事物与人物混乱一团，我甚至无法对它们分类。那种教育还告诉我们，唯一需要热爱的人是领导革命的最高领袖，唯一需要热爱的事物是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如果你的父母反对了最高领袖和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也要仇恨他们，也要斗争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或者让他们去死。
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仇恨与暴戾是那种教育的结果，一个世纪也不会让它完全消散；并且要是没有积极妥善的清除方式，它还会在蔓延中放大，让人间如同兽界。
现在，我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在“恨的教育”中长大的几代人里，有多少人读过意大利人写的《爱的教育》？
我读《爱的教育》时觉得奇怪：眼睛里为什么是湿的，鼻子里止不住发酸，呼吸细长，像是叹息。那种被感动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变得陌生。
有一篇写的是十二岁的男孩叙利亚。他的爸爸白天在铁路干活，夜里抄写杂志社需要的封条，多挣一些钱供养全家生活。等爸爸半夜睡了，叙利亚悄悄爬起来帮着抄写。过了一些天以后，他做功课时经常打瞌睡，经常受爸爸责骂；最可怕的是一直爱他的爸爸现在对他渐渐冷淡了。叙利亚默默承受了三个月，直到有一天爸爸发现了儿子困倦和瘦弱的真正原因。叙利亚说，“父亲！原恕我！原恕我！”爸爸咽了泪吻着他儿子的脸：“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对不起你了！”那一天爸爸把孩子抱回床上，还靠在床边看护他，让他睡到天亮。
还有一篇故事名叫《爸爸的看护者》，写的是一个乡下少年赶到医院里看护从国外回来途中生病了的他父亲。父亲患了丹毒不省人事，少年日日夜夜地照顾他，多次把他从昏迷中唤醒。到了第五天，少年才知道搞错了，患了丹毒的老人不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在另一个病房里，治愈了正要出院。
少年没有跟着爸爸走，他说：“我不能回去！那个爸爸啊！我在这里住了五日了，将他当作爸爸了。我可怜他，你看他在那样地看着我啊！什么都是我喂他吃的。他没有我是不成的。我不能弃了他走。你看，他在那样地看我呢！他不知是什么地方人，我走，他就要独自一个人死在这里了！爸爸！暂时请让我再留在这里吧！”
爸爸自己走了。少年一直到那位老人去世以后才回家。
还有《六千英里寻母》。一家人家十三岁的儿子，独自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南美洲去寻找母亲。这孩子的父母因遭了种种不幸陷于穷困，负了许多债。母亲想赚些钱，两年前到遥远的南美洲的阿根廷去做女仆；在那里生了病，与家里的通信中断了。接下来的故事描述了孩子怎样找到母亲，千辛万苦的经历犹如一个悲辛的童话。
让我感动的还有很多。比如少年马利阿乘船回意大利，认识了同船回国的一个女孩，担负起照顾她的职责。后来遇到船难，唯一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让给了那个女孩。沉船的时刻，“马利阿在船侧高高地举起头，头发被海风吹拂，泰然毫不在意，平静地、崇高地立着”。亚米契斯写到了那少年的最后一个动作，“马利阿突然跪下，合掌仰视天上”。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出版于1886年。几十年后有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一百多年后有了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在船上相识相爱，最后的结局像是《爱的教育》的翻版，感动了世界上的观众。
亚米契斯二十岁毕业于军校，参加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那场战争胜利了，意大利得到统一。
读了《爱的教育》好多年以后，我看到一段电视节目。节目采访某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国男人，他用了二三十年时间从事枪械子弹的技术研究。虽然他在和平年代里研究军火生产，也没有去过任何战场，但让我惊讶的是他面孔板结，眼露凶光，仿佛已同他研究的杀人武器合而为一。那时候我又想起亚米契斯，从战场上凯旋后的他很快心境平和，转为作家，传达着人性中的宽容、谅解、博爱以及其他美好的东西，这并不容易。
他四十岁时出版了《爱的教育》。
他觉得他身为作家的职责，是把平静与崇高的贵族精神推广到意大利各个阶层，影响他们，让他们变成合格公民。
他还希望这种变化从孩子们开始。
他写作《爱的教育》时，贵族享有的私塾教育的年代结束了，面向大众的普及教育刚刚开始。
《爱的教育》的核心并不仅仅是爱。在这部包含了一百个少年故事的日记体小说里，由个人和家庭延伸到社会、国家、人类的爱，但这仅仅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此外至少还有：勇气、责任和担当，交往、理解和快乐，坚毅、忍受和崇高，这些都与爱一样重要。当它们合拢在一处，人类才会有美好未来。
亚米契斯的这本书原书名是《心》，说的是人的心性、心态、心理、心灵以及精神各方面，而他写在书中的内容，说的则是人在精神成长方面的所有准备。这部书引入中国的最早时间是1909年，是通俗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编译改写的，取名为《馨儿就学记》，在大清帝国与随后的中华民国时代再版了十八次。1924年又有了一个更接近原作的中译本，是知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翻译的，取名为《爱的教育》，在中华民国时代再版了几十次，影响也更大。
在我个人看来，两个中译本的书名都不算好，《馨儿就学记》有点不得要领，《爱的教育》以偏概全。通俗小说家包天笑与知名教育家夏丏尊，两位先生都知道这是一部好书，但未必说得清楚它好在哪里。这让我想到，翻译别人作品，对原作者书名的改动不要太大，这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理解，一种尊重。
其实我们未必就能理解亚米契斯。比如，据说他在意大利赶上了社会主义出现的特定年月，在写作中途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想用宽容、谅解和博爱，实现各阶级感情的融合与地位的平等。那么，他的这种认识还叫社会主义吗？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验能不能减少人类的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不去评论才好。
我知道某些事物难以言说
没有这杯热的拿铁咖啡，我的眼睛会进入梦乡。今天走出一幢楼房的阴影时，风里一片落叶横着击来，让眼睛痛了一阵子；现在不痛了，只是时不时地想闭眼睛，类似某种困倦的感受。
我不善于描述个人的感受；这也是我写了几年诗歌然后走开的原因。一般来说，诗人描述个人的感受，小说家描述众人的感受，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只能描述世界的感受，充其量只能做个散文家。
身体某个部位不舒适，会影响我的思维。现在也是。想写的一篇文字停下来，随便想些什么。先是想到我开始写第一首诗歌时，已经二十六岁。接着又想到一个在二十八岁开始写诗的美国人，塞克斯顿。塞克斯顿个人的感受非常敏锐，诗歌比我写得好，我应该停下来不写，让塞克斯顿多写一些。这样想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塞克斯顿四十六岁，因为死亡停止了写作，永远地停止了。
那位身为“自白派”代表人物的美国诗人死于1974年的车库里，肺内有大量的有害气体。
有一件事情曾让我觉得奇怪。
塞克斯顿开始写诗的那一年，二十八岁，已经生下两个孩子，并且每次生孩子后，都被送进精神病院。据说第二次更严重一些，精神抑郁，自杀未遂。这时候她的精神病医生建议她，通过写作诗歌恢复精神健康。这让我大为惊讶。我相信所有的人和我一样，仅仅知道一个不算常识的常识，写诗容易引起精神上的疾病，从来没听说过写诗能治疗精神崩溃。
某些事情不可理解，某些事物不可言说。
比如，如果医生推荐的是麦克林精神病院，那么，塞克斯顿确实应该住进去，并且住得越久越好，不要离开。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家有二百年历史的医院，是专治诗人精神病的地方，也是培养著名诗人的圣地。比如早熟、聪慧、敏感、好强的普拉斯，由于严重抑郁住进去时，还是一个在读大学生。那里有位医生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为普拉斯设计的疗法不仅能触动她的情感，而且还对她的自然觉醒有促进作用。于是她写出了一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相继被人誉为杰作，是美国少女的必读书。还有一个不太真实的传闻，说是有大批读者从全美各地赶到麦克林精神病院来探望普拉斯，结果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更接近真实：先后有几位诗人精神正常，也自愿住进麦克林精神病院，把那里当作美国的诗歌创作宝地。
即使没有任何治疗帮助，那里也是令诗人满意的归宿。世界一流的一大片园林，没有警卫，没有围墙，没有紧锁的大门，可以去乡间散步，去图书馆看书，甚至搭乘游轮观光。他们在田园环境中过着自由、放松的生活，有利于缓解精神疾病的痛苦。
那些叛逆了社会理念的诗人，在貌似正常的人群中寂寞孤独，一旦有了麦克林，他们的观念没有障碍地交流，他们相互欣赏而不会相互伤害，他们的独特性受到鼓励，他们容易进入优越的写作状态。事实上，那是比任何文学院还好的文学院，世界上仅此一家。塞克斯顿的医生鼓励她写诗，却反对她去麦克林，只是因为那里收费昂贵，塞克斯顿掏不出那笔钱。
后来，麦克林医院图书馆邀请塞克斯顿为患者开办一系列的诗歌讲座和学习班，她才有机会在那里住了一年左右。那段时光真好，塞克斯顿出版了诗集《爱情诗》，成为她最受欢迎的诗集之一。在诗集中，死亡、精神病院以及童年的创伤所引起的种种恐惧感不见了，诗的主题由精神病、死亡转到爱情，一种健康的情感。
某些事物不可言说。
比如，今天阅读时看到一句话问道：“为什么幸福的女人没有才华？”
我们要接触语言文字多少年，才能懂得一句话的字面内容并非它的全部，懂得一句话包藏的更多含义和真正意味？
幸福的女人没有才华，看起来是全称判断，但这样想就错了，它在句前省略了“有些”二字，目的是突出后面的描述。在我们周围，有些女人有幸福也有才华，让人挺羡慕的。这并不能否认没有才华的女人容易得到幸福，有才华的女人却不容易得到。
幸福的女人没有才华，看起来说的只是女人，这样理解你就狭隘了，它说的不仅仅是女人，男人也包括其中。就拿诗人来说吧，因为写诗感到不幸福的人，男性的数量可能多于女性。如果搞一个比较认真的统计，我们可能会看到，最近二三十年，中国诗歌复兴以后，因为写诗而孤单寂寞不能自拔、艰苦困顿、营养不良、弃世而去的男诗人，会比有同样遭遇的女诗人更多。
幸福的女人没有才华，这句话真正的意味是，很多真正有才华的女人得不到幸福，比如说有着塞克斯顿那样惊人才华的女人，没有幸福只有不幸。
中国古代有人说，少年不知道愁苦的滋味，为了写诗要放大个人的痛苦。大概全世界的少年都会这样。我们硬要在塞克斯顿的童年少年以至其后找出多么不幸的经历，才能找出她写诗的源泉？除了小时候把手伸进洗衣机滚筒差一点造成残疾，少年时代的习作受到母亲嘲讽，剩下的就是她个性里滋生的痛楚了。实际上她美貌聪颖，十九岁就遇到值得私奔的爱情，还有人资助她去学习模特培训课程呢。这种幸运，不是每个女孩子都会遇到。
我曾经以为，塞克斯顿从二十八岁起写诗，很快就获得成功，因为她写诗之前就有了精神疾病，那种适合当一个“自白派”诗人的精神疾病。
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世界上好多文学流派都各自做过了实验。小说一个流派可以兴旺几十年甚至更久，产生一大批优秀作家；诗歌的流派风行时间很短，有一两个杰出人物就够了，这甚至让更多的诗人恼火。塞克斯顿赶上的“自白派”，那种坦诚道出个人内心隐秘的流派，不避讳个性的扭曲或缺失，尽力寻找新鲜而活跃、强烈而纯粹的意象，对不可思议的幻象特别推崇。对于这一流派来说，正常的精神状态显得不够用了，所以“自白派”的四位代表人物中，三位是精神病人。
某些事物不可言说。诗人却要说出它们，这是我们尊重诗人的一个原因。
塞克斯顿的第一部诗集，《去精神病院半途而返》，其中不少名篇为人称颂，使她成为欧美公认的重要诗人。她写了十多年诗歌，出了十部诗集，大部分是精品。
我读到的一篇评论说，她写诗写得很苦。一首诗往往要经过好几天的推敲，才能确定下她认为合适的诗行和诗节。有些诗歌往往经过数月折磨人的修改，有一篇修改了三百多次，才让她感觉没有瑕疵。那些反复推敲的作品，张扬了她敏锐的直觉，以及特别完美的音节。
她对自己诗中的意象格外感到自豪。我觉得她是对的，这些意象会把她与别的诗人区分开。比如她写在父亲和母亲逝世后的一首诗：
在另一个国家，人们仍然死着。
亲爱的，风卷起如雪的白浪，
当我们接触时，
我们整个被触及了。
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男人为此而死，或差不多如此。
那么逝者又如何？
他们赤足躺在石舟上，
假如舟能停止航行的话，
他们仍然像石头多过大海。
我还喜欢她对父亲的描述，“不论你可爱与否，你死了我还活着，／垂下我陌生的脸，原谅你”。
有人这样评价一位女诗人：“极度敏感形成了她容易受挫的心理；迷恋内心生活使她易于与现实进行对抗；过分好强造成她疲惫和虚弱；对事物完美的追随促使她对自己过多的抱怨；精神压抑其实是来自心灵的亢奋；对生命的认真推动她最终走入生命的虚无；追求诗歌的深度却在心中布满了痛楚。所有这一切又可以反过来认证。原因和结果在她的心内同为一体：晕眩与纯净，错觉与清晰，恐惧与喜悦，黑暗与宁静，愤怒与怜悯，亲切与卑微，死亡与新生。”
在我来看，这同样是在说塞克斯顿。她以诗歌的形式道出了自己生活中最熟悉、最痛苦的细节。她还用坦率和大胆的言词，说出了有关她自己、她的经历和她精神生活的真相。
她说：
那城镇不存在，只剩下那个地方
那里有一株黑发的树，向上漂
好像一个淹死的女人，朝向燥热的天空。
城镇静悄悄。夜晚有十一颗星，在沸腾
啊星光，星光照耀的夜晚！我正是要
像这样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