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甫跃辉反对将自己的小说按照“地理”范畴分为“写乡村的小说”、“写城市的小说”和“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三类（《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但“地理背景”上的不同，对于理解甫跃辉的作品仍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重要前提。他的小说中常出现“滚石河”、“老鹰山”（《红马》、《滚石河》）、“孤竹村”（《刻舟记》）、“天和镇”（《街市》）、“白水寨”（《初岁》）等地名，而这些地名并不构成甫跃辉小说的“地标”：甫跃辉不是一个有意要写出自己的“根据地”的作家（《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出现在他小说中的地域大都不具有独特意义，它们常常只是乡土或城镇的面具。地域这一元素在甫跃辉的小说中只是功能性的符号，常常可以变换，并不妨碍小说情节的展开和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事实上，甫跃辉很大一部分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并没标注具体的地名，这在《红鲤》、《玻璃山》和《冬将至》等一些写得极“虚”而富有象征意蕴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小说中，地域的象征意蕴要远远大于它的所指。
一方面凸显小说发生的背景（如乡村、城市背景等），一方面又有意淡化空间的独特内涵，这种既实又虚的“矛盾”做法，表明文学地理空间的差异在甫跃辉那里并非可有可无的元素；相反，它们可能是理解并进入甫跃辉小说隐秘世界的钥匙。
一
以乡土为背景的小说在甫跃辉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在他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少年游》（2011年）的11篇小说中，乡土小说就有6篇之多。虽然，甫跃辉是从“彩云之南”的边陲来到了中国最发达、最具“全球化”特征的大都市上海，但奇怪的是，他的乡土小说却很少沾染“全球化”的气息。相对于动态而紧张的都市景观，甫跃辉的乡土世界大都呈现出静态，显示的是时间缓慢流动的静美的一面。在他的《哑湖》、《红马》、《鱼王》、《鹰王》、《玻璃山》、《红鲤》、《守候》等小说中，时间大都模糊不清；即使时间偶有呈现，如《刻舟记》中，但时间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却是可有可无的。时间的意义，只在于为故事提供了背景和展开的脉络线索。时间的流转，并不能对主人公命运或心境的改变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它倒似乎见证了命运在主人公身上的迁延和轮回（《红马》、《雀跃》、《街市》）。这一点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篇《哑湖》。小说结尾，主人公（亮子）祖父的离奇死亡只是重复了曾祖父当年的命运。十数年的时间流转，似乎什么都改变了，又似乎什么都只在自我重复。这篇小说颇有几分类似沈从文的《边城》，两者写的都是祖孙二人的故事，都是近于无声的悲剧——小说最后祖父死去，留下孤儿；所不同的，是《哑湖》那更纯粹和伤感的宁静。沈从文的边城地处地理空间之“边”陲，却不能逃脱现代气息的侵扰；而哑湖则完全近于沉默（“哑”）的处子，时间的流转和人事的变迁最多只是叠加了她无声的光影和树影。这样一种时间律动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自沈从文、汪曾祺以来一脉的乡土叙述传统，它一方面与乡土生活的部分经验相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者有意在“全球化”时代营造一个宁静的未被浸染的空间。
在这些小说中，长篇小说《刻舟记》（2013年）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时间经验的思考。这是一个有关记忆的故事，是青年主人公对自己童年成长经验的回忆和叙述，但叙述者一边叙述一边又不禁怀疑起来：
经过漫长的时间冲刷之后，记忆常常出现差错。如果不是有实物作证，我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的错误。所以，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也许那些事根本没发生过，我完成的，只不过是一次美好的虚构。（《刻舟记》，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回忆”是甫跃辉进入乡土经验的主要方式，这使得他笔下的乡土世界笼罩于一种淡远朦胧的既“实”又“虚”的气氛中。这里，时间的律动一方面提供主人公回忆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树起无法逾越的屏障：往事确乎存在，但因时间流转沧海桑田，早已不复存在于原地，留下的只是不可靠的记忆。时间既是力量也是阻力。写作似乎成为一种徒劳的仪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写作是对这种逝去/丢失的“刻写”、“标记”和“播撒”（标题“刻舟记”即此意）。过去已去，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留下痕迹。整篇《刻舟记》弥漫着一种哀伤。这样看来，甫跃辉其实是将乡土写作还原为了一场“能指”的滑动，以及怀旧的无尽缠绕。
也正是由于处于时间的这种遮蔽中，甫跃辉的乡土世界才能保持完好，未被侵入和打破宁静，因而也沾染了更多的神秘气息。如保卫队队长半夜骑马下山，被梳子变成的漂亮女妖迷惑，之后识破并设计杀死女妖，数十年后又被女妖带走（《红马》）；在父亲的坟附近常常遇到一个小男孩并与他建立起友谊，后来发现小男孩竟是因意外死去不久的新鬼（《玻璃山》）。但神秘并非甫跃辉想表现的内容本身，甫跃辉往往借助神秘探讨自然、人生与人性。当“鱼王”不再仅仅是传说，而从傻子眼中的神秘符号渐渐现身为硕大无比的鱼肉时，村民们也立马由此前的敬畏心理现形他们贪婪的本质（《鱼王》）；那些若隐若现的神秘的红鲤其实成了人们心意难平的写照（《红鲤》）；人鬼相通的故事也正是渴望理解的孤独和内秀的表征（《玻璃山》）。
如果说乡土世界在甫跃辉的小说中更多表现为回忆中的一种远景的话，那么都市景观则因为生活的迫近性而显得确实、驳杂和迷乱许多。《苏州夜》通过镜像式的文体形式表现城市暧昧而具诱惑性的复杂特征。小说一方面以第三人称讲述了主人公一次偶然出入色情场所的复杂情绪变化，另一方面又在第三人称之外设置了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我”的存在。“我”刚从老家来到城市，踌躇满志，自认为纯洁高尚，但在城市暧昧的霓虹灯背景下仍会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小说中，作者对那种面对城市万花筒似的迷幻景观而产生的复杂心态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与那种“过去式”的乡土写作不同的是，甫跃辉的都市写作往往具有一种当下性和躁动不安的特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生活经验呢？这在他以顾零洲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中有集中而具有象征性的呈现。这是生活在多重复杂关系网中却彼此隔膜、相互漠不关心的个人经验世界。顾零洲无意中丢失了存有五百多个号码的手机，他本以为其中很多人在联系不到他后会有各种反应（痛恨、担忧、不安、怀疑、责备、挑剔、指责、警告……），可三天过后他开通手机发现，包括自己的女朋友在内竟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丢失者》）。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既近也远的空间。本以为紧靠在自己窗户下的动物园大象馆触目（手）可及，到头来却发现，如果站在大象馆往上看，终不能确定自己窗口的确切位置。窗户在这里，显然具有看清和连通窗外世界的象征意义。虽然说女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自窗户涌入的动物气息令女友不安——让主人公沮丧，但原来他自以为是的固执和坚持己见也只是一厢情愿（《动物园》）。人与人之间的“窗口”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物质和精神分裂的世界：主人公与女友之间，因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分手，又因精神的牵绊而藕断丝连（《晚宴》）。面对这样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迷失自己的世界，甫跃辉在一篇具有童话性质的文本《光点》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这是一个有关青春、梦幻、迷失和怀乡等等主题的童话文本，它通过虚构一个与叙述者“我”对话的“小王子”形象以表明，只有内心有了“光点”，人才不会在城市的沙漠中迷失。
一方面是农村来的主人公努力融入上海并成为新上海人（《晚宴》、《朝着雪上去》、《动物园》），一方面又是对城市文明的尖锐批判（《光点》、《丢失者》）。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纠缠往往成为一个心结如鲠在喉难以剔除。“巨象”和“下牙内侧的小刺”（《解决》）就是这一心结的象征；尤其是后者，如不去除，主人公便不能面对现实很好地生活下去。《解决》讲述的是来自农村的上海某高校教师李麦同前女友（上海姑娘）分手过程中纠结和自我救赎的故事。女友的分手要求令主人公难以接受，痛苦、不甘、忿恨又无奈，各种复杂的情绪纠结在一起，就像“下牙内侧的小刺”一样让人难受，甚至顿起杀心。小说最后，主人公不惜用尖嘴钳把连同小刺在一起的两个牙齿一起拔掉，这象征地表明了主人公的一种决绝和重生。
二
城乡背景和两极景观之外，甫跃辉的小说中，“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些小说包括《少年游》、《牙疼》、《老街》、《街市》、《旧城》、《走失在秋天的夜晚》、《白雪红灯笼》等，其中《少年游》、《老街》和《走失在秋天的夜晚》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少年游》写的是柳浪镇少年幻想离家出走而未成的故事。这里，“出走”首先是一个仪式，是“反抗”的姿态；叙述者/主人公少年“我”通过一次未完成的出走，完成了成长宣言：父亲开始把“我”视为“朋友”，“我”由此而获得“大人的资格”。但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并非真正成人，所以主人公“我”就只能始终在镇街上游荡。游荡于小镇中的少年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要部分，而事实上，“我”并不想真正出走，“我”的出走在不停的幻想中延宕，在他人的离去（出走）中得到满足：
我忽然很兴奋，说不出的兴奋，我搓着手，想，我二十岁了，我才二十岁，我应该到地球上走走，我应该到远方认识一个人，我应该真实地走入一场斑斓炫目的青春和流浪。可这时候悠悠（小说的女主人公——引注）拐出了小镇，看不见了，踮起脚尖也看不见了，我的兴奋穿过了一条窄窄的隧道，不可遏止地刺痛了一下。
我不可遏止地想起了十二岁那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少年游》）
小说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主人公是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由着自己的意愿飘荡”，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走”与成长有关，象征着成长的完成。小说讲述的仍旧是成长的故事，成长贯穿在有关出走的想象和实践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甫跃辉小说特别是那些以城乡结合部为背景的小说中若隐若现的一贯主题。《牙痛》中“小艾姐”的出走（外出打工）即如“牙痛”一样，“痛”过之后也就意味着渐渐长大成人。《旧城》中的少女奋力想挣脱母亲的“束缚”的努力，最终通过“出走”——考学出去——得以实现。
事实上，“出走”也正是对中国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隐喻。甫跃辉的乡土小说虽然很少“全球化”的气息，但他的乡镇题材小说却笼罩在这一象征的进程中。短篇《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青年李绳由小石场街来到省城打工，努力想融入城市，却终究割不断与家乡的联系。李绳既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在省城里以虚构的城市身份开始了一段注定无果的恋爱），又忍不住思念着旧时恋慕的对象。“走失”在这里既是“出走”，也是迷失。记忆恰似魔咒，一旦没有了未来的指向，过去便注定成为个人自造的迷宫，充满迷幻，令主人公迷失。从这点看，这部小说在象征的意义上表明，“出走”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过去记忆的纠缠，而如果不能很好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这样的“出走”/成长便可能是一次自我重复。这种象征意味，在小说《巨象》中有着寓言式的表达。“巨象”既是个梦魇，也是对过去的一种象征。小说主人公李生多次梦见森林中的巨象向自己压迫而来，又无能为力。主人公在同上海姑娘恋爱的失意中偶遇来沪读书的乡村女大学生小彦，城市生活的挫败经验虽然使李生在小彦身上获得了安慰，但只是让他在喘息之后更加投入地努力融入城市。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分离，过去与未来的分离；李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巨象”正是对这不能自拔的隐喻和象征。小说最后，主人公也仍没从这种循环中得到解脱。
在这些小说中，青年主人公的农村/乡土出身并非可有可无，事实上这对于理解小说非常关键。对比作者那些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乡土世界（如《哑湖》、《鱼王》等），更可以看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对外来者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在甫跃辉的小说中，不是乡土文明被现代文明侵入，而是城市被来自边远地区的年轻人入侵，是来自边地的年轻人闯入上海、想在上海扎根的苦苦挣扎。这种挣扎越是艰难，作者也就越是做着怀乡的梦——两者纠结形成了梦魇。甫跃辉的小说中，乡土越是纯净、越是充满主人公的回忆，主人公们在都市中也就越是其意难平。这样的矛盾和迷乱，在中篇《杀人者》里有集中和极具象征性的表达。这部小说在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一起杀人事件中呈现出了多重矛盾的纠缠和爆发：城市和乡村、富有和贫穷、善良和邪恶、尊严和自卑……让人唏嘘不已。
三
在“80后”作家中，甫跃辉是为数不多的执着于中短篇创作的作家之一。在一部作品集的后记中，甫跃辉坦言他更倾向也更熟稔于中短篇的创作：“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家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短篇则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个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基于这样的表白，我们当然可以说甫跃辉选择了一种“游击战术”式的写作方式，但若联系他的写作实践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甫跃辉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很少“80后”作家普遍表现出的稚嫩、飞扬、华美的一面，而更多体现出一种成熟与内敛，这是文字风格、主题内容、情感特征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倾向，从中不难看出文学传统（包括现代/后现代主义）对甫跃辉的深厚滋养，其中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尤其明显。甫跃辉的小说对各方面风格多有吸收而不偏废，风格多样而不独擅，从这点来看，他确实采取了文学上的“游击战术”。很难从流派或倾向上定位甫跃辉的小说风格，他的小说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如《雀跃》、《街市》、《初岁》、《守候》，也有浪漫主义的虚幻，如《光点》；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如《红马》、《红鲤》、《玻璃山》，也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如《秘境花园》、《冬将至》，等等。如果说文类的不同反映的是作者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的话，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难说有总体或局部之别。虽然甫跃辉喜爱并擅长写作中短篇小说，但并不代表甫跃辉没有“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
对于甫跃辉来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恰如一个个不同的视角，据此窥见世界的诸多面相。甫跃辉并非未曾尝试过创作长篇小说（《刻舟记》即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他以他中短篇创作的实践表明，他是努力从多方面进入对世界的思考、理解和阐释。风格的多变和流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了作者的某种矛盾和犹豫不决。这种矛盾，或许可以理解为作者在还没形成对世界稳定的理解前，宁愿选择创作中短篇。中短篇小说与作者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各种发现和情绪流动更相吻合。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从甫跃辉的中短篇小说中看出他对“总体性”的追求和“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秘境花园》（他同主题创作的另一篇小说，题目为《弯曲的影子》）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甫跃辉的小说中最神秘难解的一部。小说中有极为清晰的写实情节，但正是在写实中孕育着难解的神秘。毕业十年后一次同学聚会，主人公重逢大学时的女同学梁晴，本以为借此终于可以解开沉积的“心结”，但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和梁晴越是想弄清十年前同学从岸自杀的真相，却越是双双陷落其中——梁晴因此而自杀，“我”也意识到“自己无法规避的命运”。而这一切，都与那神秘的“弯曲的绳影”有关。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实际上已成为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的象征。人们越是想找寻事情的真相（比如说自杀），到最后越是发现，找到的只是神秘的“弯曲的绳影”，至于这“绳影”的寄主——那真相——任谁也无法得知。这是何等绝望，无怪乎主人公们纷纷赴死！
这或许正可以用来解读甫跃辉的小说创作。若真相不可知，写作便只能是一种追寻及这种追寻的枉然，就像甫跃辉在《刻舟记》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一样，任是人们怎样努力，过去的世界如流水中丢失的宝剑一般，只留下记忆，或对记忆的无限接近。一方面是努力从不同角度进入世界，一方面是在追寻世界深层“真相”过程中宿命般的无奈；甫跃辉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决绝和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