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作荣走了！

当我从协和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托着他的头，把他放进棺材里时，我才相信。在八宝山，当他的肉体燃起熊熊火焰时，我才相信。

在他肉体被点燃的瞬间，我低着头，任泪水无所顾忌地流。火葬炉的门闭合，一个活生生的韩作荣，就再也不会和我喝茶、抽烟、聊诗、嬉闹、倾诉心底的细语了。我独自走回告别厅的广场，仰着脸默念：韩老师，你走吧。这易逝易朽的肉体，并不是你精神的最好居所。接着，我就背诵他的《自画像》一诗中的最后几句：

我的心，跳来跳去

血管已捆不住心脏

自然，我也是高傲的

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

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

也不留给蛆虫

他真的走了，给我留下了真正的清冷与虚空。从此以后，我要一个人面对这泪眼背后的模糊世界和无法填补的哀痛。

韩作荣走了，死于心梗。像他活着时一样，宁肯堵着自己，也要把疏朗留给别人。

我心中的韩作荣，是宽阔与寂寥的。他常常板着庄严的脸，其实，庄严的后面是一颗希望自由欢快的心。他这一生旨在追求真诚，对说假话的人和作品中的伪抒情深恶痛绝。然而，在到处布满虚假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又不得不避让或委屈地认可。他使劲抽烟，让烟雾遮盖他的表情，他一口接一口地喝茶，让眼睛只看着茶色由浓变淡。更多时候，他逃避虚假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设计进诗歌的世界里。他的诗歌是他给自己营造的一种虚幻而又真实的“文化幸福”，使他的诗，既有古典的庄严又有现代的跳脱；抒情可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意象不多又皆恰到好处。他的诗，都是在虔诚、苛刻、我行我素中完成的。所以，他平素寡言，只有和他谈诗或其他文学样式时，他才侃侃而谈。

二十几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我目睹他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创作了多少诗歌、散文、评论和其他类作品。他的勤奋、刻苦和韧劲是我望尘莫及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韩作荣在抚顺相识。那时，所谓相识，不过是握握手，寒暄几句。1991年，我“漂”来北京，开始和他一天比一天更密切地来往，直至成为一个人的两个分体。

那时，他住在和平里北街甲五号，和王燕生老师楼上楼下。我几乎三天两头坐在他那个被他抽的烟熏黄的书房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聊诗歌，聊人生；有时，想喝酒了，就喊着王燕生老师一起下楼去喝。彼时，他很能喝，王燕生老师更爱喝。我们三人喝两瓶二锅头，很轻松，酒后不误对诗歌和人生的判断。后来，我的兄弟李犁、陆健也加入了我们喝酒聊天的行列。一次，陆健从河南来，带了两瓶河南产的白酒，我俩就去韩作荣家，喊他和王燕生老师一起在他们家楼下一个小饭店里喝。两瓶喝完，王老师高呼不过瘾，就又喝了两瓶。结果是他和王老师都喝醉了。我们要送他们回家，他两个坚决不让，我们就蹲在马路边想看他们回家后再走。这两个人在大马路的中央，互相搀扶又互相搂抱，盘桓了许久。我在路边，高喊：“嘿！快看，两个老头在练拥抱呢！”从那时起，我知道：王老师的酒量并不很大，韩老师的酒量也不是不可测。后来，我们哥仨，常把他两个喝醉。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的还有徐刚、叶文福等老师辈的人。那时，每和他们喝一次酒，学识和见识上都会有长进。酒是通道，是打开话语的通道，是我偷师学艺的通道。1993年，在盘锦，我被这几个老师级的大哥给狠狠地整了一回。晚上，大家出去喝酒，他们把我夹在中间，我的左边是王燕生，右边是徐刚。喝啤酒。我五瓶落肚要去厕所，徐刚说：“你小子不是能喝吗？不准你去厕所，看你能喝多少？”并指挥王燕生：“燕生，别让他出去。”喝到第七瓶，我实在挺不住了，可这两个老哥就是不让我出去。韩作荣这时说话了，他吐着烟，一脸坏笑地说：“哎呀，你从瓶子里灌到肚里的东西，再灌回瓶子里嘛。”徐刚和王燕生一听，乐了，纷纷说：“对，你小子有本事就尿回酒瓶子里。”王燕生顺手就拿起个空酒瓶子给我。我也毫不含糊地将两个空酒瓶子尿满。韩作荣在那一晚上的喝酒中，一共没说几句话，而这一句话，像是在使坏，实则是帮了我。

1994年，我父亲被查出患有癌症，并做了手术。那时，我的收入仅可用于一般的生活，供养父亲治病还是勉为其难的。韩作荣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就每隔一周左右来医院看看我父亲，走时，一定会在父亲的枕头下塞个信封，里面或一千或两千块钱。那时，韩作荣是《人民文学》二编室的主任，他的工资也不过是两千块钱左右；他送到医院的钱，我想，一则是他的稿费，二则是他借的。虽然，后来我一直没问过他这些钱的来源。一次，父亲的病情加重，他和几个朋友来医院看望。我父亲睡着了，一朋友说：“商震，你也别把自己熬坏了，走，出去喝口酒吧。”我看了一眼熟睡的父亲并和护士交代几句，就和他们出去了。那晚，我们大家喝得都很克制，唯有老韩喝得很是猛烈。他按着我的肩膀说：“商震，你爸爸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心里会很踏实的。今后，你不要跟我客气，有什么需要你就说，用钱用人都来找我，我会尽全力。”就是那晚，我在心里下定决心：我父亲走后，老韩，你就是我父亲。

1996年，为稻粱谋，我受聘一家电视台做编导。10月，我正在外地拍片，接到韩作荣的电话：“赶紧回来，下周一到《人民文学》报到。”我即刻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回到北京，按他要求到《人民文学》报到。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天天相伴的生活。

1998年春夏之际，我俩去黄山市一家企业谈一个合作项目，其间，接待方带我们到山半腰的一家小饭店吃竹笋。真是好吃，我们都大快朵颐。协议签好后，准备回京。我说：“老韩，咱两个在山上住几天吧，那竹笋太好吃了。”他会意地说：“好。咱不用他们送机场，咱俩自己打车走。”就这样，我俩在半山腰住了五天；日夜不分地吃笋，喝酒，谈天说地，更多的是谈当下的诗歌状态和创作中的问题。重要的是，他条理清晰地教我怎样做好诗歌编辑，要读哪些书，怎样判断各种诗歌写法的优劣。如果说，我今天对诗歌的判断有一定的功力的话，就是那次我们在黄山聊天给我的启迪，和他一直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以及我加倍努力学习的结果。

我曾在那时的日记里写道：“我实在太热爱韩作荣这个给了我美好时光的人，把我交给他，就是给我的灵魂找了个家。”

2006年初，冬去春来，乍暖还寒。老韩说：“下班咱俩老地方喝茶去。”所谓“老地方”，就是兆龙饭店的咖啡厅。那里是我俩还有徐刚喝茶聊天的场所。那些年，每周至少有一个下午我们在那里。那天，他拿出一封匿名信，内容是所有诬陷匿名信的常规内容，就是往他身上泼污水，什么贪污受贿、拉帮结伙、生活作风，甚至说他根本不会写诗。我看了后，说：“别在意这个。做好咱自己，你越在意，诬陷你的人就越得意。”他说：“道理我懂，可我就是不明白，凭我的为人处事怎么会有人这样诬陷我？”第二天，上班他就召集全体开会，在会上他就把这封信给读了。后来，这种信又来过几封，接着就不了了之。去年，我刚到《诗刊》不久，也接到了匿名、实名的诬告信，我心有不甘，到他家，喝着酒跟他说：“我刚到《诗刊》招谁惹谁了，就这么往我身上泼污水？”他说：“你当年不是也劝过我吗？这是社会丰富性的体现。有善就一定有恶。你要做好事就一定会有人说三道四。别理他们，干好你的活。千万不要冲动，不准对那个写信的人有任何举动。再说，狗咬了你，你也不能去咬狗啊！”

2012年12月13日，《诗刊》社组织一些诗人到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地方去采风，我邀他一起去。16日返程，一早我就跟他说：“老韩，今天你过生日，我在哈尔滨已做好了安排。”他说：“哦，好的，我让我的一个侄女也来吧。”从他五十岁起，每年的12月16日，我都给他过生日。有时一群朋友一起，有时就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时，一瓶红酒，连喝带聊能耗几个小时。采风团全体回到哈尔滨，有些人没来过哈尔滨，就想出去转转。我对雷平阳说：“你不要走，跟我一起吃饭。”雷问：“什么事？”我说：“老韩过生日。”雷说：“好，我肯定不走。”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是老韩过生日，就都没走。老韩的侄女一家人来了，还带来了66个饺子。在东北的一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就是65岁生日时过“六十六大寿”，吃66个饺子，预示今后顺溜。

唉！谁曾想，他吃完这66个饺子后，就再也没顺溜过。

先是他儿子韩戈病重，他急得脸都变成铁青色的，几乎要卖房举债给儿子看病。后来儿子病情好转，他才算松了一口气。那时，我看到了一个清正廉洁的人，在需要钱时的那种羞涩和窘境。虽然他好友众多，有人也给了一定的帮助，但，他这样一个一向自重自尊的人，怎么会坦然地接受馈赠和别人的帮助？包括我给他钱，他也要长叹一口气，其潜台词一定是：你的家境不比我好啊！

2013年，诬告我的人很是疯狂。我就当没事儿一样地工作，他却有些着急了。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他每每都对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一通，并列举了许多中外名人蒙受冤屈如何应对的例子，要求我：不求有为，但求无过。说完一通，他自己就笑了，说：“唉，怎么说你也没用。咱俩一样，就不是个干活会糊弄的人。”

雷抒雁老师去世后，很多人都推举他当诗歌学会的会长。我私下里对他说：“咱不干吧！把你累得够呛，也未必会弄出什么大成就来。再说，你那么认真，事无巨细，事必亲躬，就你这身体还不累坏了。”我一直反对他去做诗歌学会的会长，多次和他说：不干，不要干。在诗歌学会全体理事投票时，他知道我一定会投反对票，所以，他指示诗歌学会的小高：商震的票就不发了。这事，后来他当了会长，小高才告诉我。

今年七月，诗歌学会在黄山开理事会，一天，小高给我打电话说：“韩老师希望你去。”当天晚上我就去他家，说：“怎么让小高告诉我？你说一声不就行了。”他说：“当时屋里有很多人，我怕你来劲了顶撞我。”

七月的黄山诗歌学会理事会，我去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他当会长后的诗歌学会的会议。

2013年11月初，我俩通电话，他说：延安有个活动你去吗？我说：延安我不去。我问：宁波你去吗？他说：宁波我不去了，从延安回来，休整一天，就要去南美。

11月11日晚上九点多，我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说：“韩伯伯住院了。”我说：“什么病？”女儿说：“心脏有问题。”我放下电话，想了一下，他心脏怎么会有问题？前天通电话时，不是说感冒了吗？我就打他手机，没打通。我根本没多想，就随着一帮朋友喝茶去了。12点左右回到房间，洗漱完毕准备睡觉时，往床上一躺，心里就紧了一下，觉得老韩的这次住院有些不放心了。立刻就下床给他家打电话，没人接，打他手机，不通，我更是着急了，马上找他司机小高的电话。我新换的手机里没有小高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其他人，谁也不接我电话。此时我开始心慌意乱。我老婆睁开眼睛看我，以为我出了什么事，问我：“你找小高干嘛？”她说的小高是我们另外的朋友。我说，我要找老韩的司机小高，我怎么觉得老韩这次住院不对呢？都这么晚了，家里还没人接电话，说明嫂子也在医院护理呢，老韩是不是病很重啊！我老婆说：没事，从来没听说过韩老师心脏不好啊。就这样我熬着疑虑着，持续了两个小时。无眠。无论如何都不想去睡觉。12日凌晨两点四十四分，我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就想起来这是他司机小高的电话，我接起来，小高只说了几个字：“商老师。人走了。”我说：“什么时候？”“刚刚。”

我傻了，在宁波宾馆的地上来回踱步，许久，才想起来打电话问司机小高：“什么病？人在哪儿呢？”接着，我给一个朋友发了条短信：“韩老师去世了。心梗。我在北京没亲人了。”

我穿上衣服，走出宾馆。那夜，宁波正下着小雨。雨水和泪水，把我从心里到身外浇得像一张湿透的纸。冷，无比的清冷。走在街上，我又像一片落叶，任由风吹雨打。

没有了韩作荣，我的快乐与苦楚将无人可说，我的精神也将无可栖之所。

他走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想为他写点儿什么，可就是写不下去。只在草纸上写下两行字：

写你时，才发现我是无才的

你永远沉默了，我还敢和谁坦露真诚

这些年，韩作荣虽然常常身处喧闹中，但他心里一直喜欢独处。这次，他终于完成了心愿。只是，走得太匆忙。我们商量好的，等我退休或不想干了，咱俩把身体安置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好好喝茶、抽烟、聊天。

想起爱默生的一句话：“我们相逢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

是的，我和韩作荣没有分别，也不会分别。他的诗文在，音容笑貌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