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四十分，我所敬重的前辈、老师、兄长韩作荣先生，以所有人都觉得意外的方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北京浓重的雾霾和这个纠缠不清的人世。
11月的北京已现初冬景象，枯黄的树叶开始零星地飘落。老韩那顶红褐色的他非常喜欢的毛线鸭舌帽子，已经出现在他的头顶。11月11号，光棍节，老韩似乎要跟这个近两年渐渐火爆起来的节日开个玩笑，他没要家人陪同，自己去了协和医院，他有点咳嗽，以为自己感冒了。要是放在平时，他才不会在意这么点小小的感冒呢。他早就订好了13号去南美的机票，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他是怕自己万一在国外感冒加重，看病不方便，所以才硬着头皮去医院的，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极不情愿去医院的。11号上午一早，他自己去了协和医院，他肯定在想，拿点药就回家。
其实两天前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不舒服了，胸口痛，他当时的现象已经叫微梗了，也就是出现了早期的心梗。如果这时候治疗及时，这个病能得到控制。可是老韩回来后，跟家里人一句都没提过。他的心脏一直很好，从没有过毛病。他太大意了，他是那么相信自己伟大的心脏。进了协和医院后按感冒输液，输着输着护士感觉不对，发现他脸色发黑，呼吸困难，马上叫来医生，一检查，坏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心梗，马上进重症监护室。这时候老韩都没觉得自己有事，司机小高问他需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吗？他说不用，一会儿就出来了。老韩，你也太自信了。
进监护室需要家属签字，老韩的家属并不在身边，他就自己签了。他哪里知道，这是死神快递来的死亡通知单，他居然就同意了。他肯定没有好好看一下合同条款，要不然，他完全可以以诗人的名义，把通知单退回去，拒绝签收。老韩进去就没出来，等他出来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他的身体已经发冷，他那顶心爱的鸭舌帽和医院里拍的一张片子、几个药瓶子一起，斜躺在一个塑料袋里。他的爱人、我所敬重的郭大姐见到他时，他已经离去……
大概的过程是，进重病观察室以后，开始时都还算平稳，但晚上十点以后事情发展得出乎想象地快，只见医生和护士进出匆忙，开始往老韩身上插各种管子，动用了各种抢救设备，此刻家里人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状况，他一个人在跟身体里的魔鬼战斗。这场战役两败俱伤，老韩宁死不屈，最后与身体里的敌人同归于尽。郭大姐赶到医院时，老韩身上的各式管子已经拔去，他安静地躺在那里，两人良久无语，最后开口说话的，是郭大姐，大姐只是喃喃自语……
我见到了这期间老韩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浑身插满管子正在抢救的，一张是拔掉了管子，他一个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的，那么地安静，他是那么地安静……
那么大名气的一个医院，怎么连心梗都查不出来，一开始还在那儿当感冒输液呢？唉，当年连梁启超都在协和医院丢了性命！当年梁启超右肾衰竭，在协和医院手术，主刀的医生却割掉了他健康的左肾。没过多久，一代伟人梁启超一命呜呼，他竟死于协和医院的庸医手里。协和的事故说不完，算了吧，不说也罢。
我得到老韩去世的消息是12号的凌晨6点多，商震从宁波打来电话，说你赶快去老韩家，老韩刚去世，你先去家里照料嫂子。我和商震从内心里都把老韩当大哥，所以平时跟郭大姐都是叫嫂子。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我脸都没洗，匆忙赶到老韩家。老韩一辈子的铁哥儿们徐刚夫妇已经在家里了。徐刚见了我一声叹息：兄弟啊，作荣竟然走了……
嫂子神情有点木讷，只是说了一句：来了，便无语了。她还在恍惚中，她肯定不会相信，老韩已经离去。后来她就说一句话：昨天自己去的医院，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八点以后，陆续有人来，大多是来问消息的真实性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老韩真的走了。
我跟徐刚商量，是不是得给老韩布置个灵堂，让来的人有个吊唁的地方？就去问嫂子，嫂子说，就在书房吧，他天天趴在那儿写东西。
老韩的书房实在是太乱了。满屋子的书，胡乱地堆着。我跟徐刚商量后决定，不整理了，保持原样，也好让来的朋友们看看老韩平时的生活场景。他平时坐的椅子靠墙，我就搬来几摞书，放在椅子上；他生前自己喜欢的一张照片，直接从墙上摘下来，小高去做了个框，就把这张照片放在椅子上的那摞书上了。看着感觉不像灵堂，似乎还缺什么，是，照片周围应该有点黑纱或者白花，这样看起来更庄重、肃穆一些。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几个人讨论后，一个人下去小区门口买了一块黑布，一朵小白花，以及香和蜡烛，我把那块黑布铺在那堆书上，找了点双面胶，把那朵小白花粘在相框的上方。这样一布置，像是灵堂了，再在老韩相片前面的书桌上点上香和蜡烛，气氛顿时凝重起来。我和徐刚看着老韩的照片，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这是我进门后第一次流泪，之前竟没有感觉，似乎同样不相信老韩的去世，直到看着自己亲手布置起来的灵堂，看见老韩照片下的黑纱，看见相框上的白花，才确信老韩真的已离去。一种痛，在胸口弥漫开来……
我和老韩，一开始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刚进《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时候，老韩还是常务副主编；说是常务，其实就是干具体活的，相当于足球场上的后腰，清道夫，脏活累活都得干，他自己还在编诗歌。我刚来的时候，商震是诗歌编辑，再就是何安了，何安是老韩的笔名。一次在一起吃饭，我问老韩，这“何安”有何出处？在座的老诗人王燕生就说，他姓韩，何安韩，就这么来的。还真是，何安，拼起来就读韩。
我以前在云南，也在一家刊物打杂，干点杂活，编点主编指定要发的稿子，其实就是校对，所以编辑的基本功不行。刚来的前一两年，平均每送十个人的稿子，要被商震毙掉几个，再被老韩毙掉几个，剩下能发的，不到一半，可以说，来《人民文学》的头两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诗歌编辑。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审美，没有自己的理论，光凭个人兴趣选稿；有时送上去的稿子被毙回来，一看老韩在稿签上写的“格调不高，不发”，自己脸上就觉得发烫。
遗憾的是，直到老韩退休，我都没有主动地找他请教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诗歌编辑，但他在工作上对我的潜移默化是十分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慢慢地对诗歌编辑这个岗位上应该做的工作有所感悟，并越来越理解老韩的编辑思路以及《人民文学》所发稿件的质量要求了。后来我送上去的稿子商震也不毙了，老韩也不毙了；再后来，老韩对我的编辑工作和态度越来越放心和信任了，就把所有寄给他个人的稿件全部转交给我处理，我至今都铭记他给我稿子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朱零，从今以后，我转给你的稿子，全部当自然来稿处理。”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老韩的胸襟和品格，就这么凸显出来了。后来我看他转来的那些稿件，有他的领导，有他的老乡，有他的学生，有他的战友；所有的稿件，老韩从没有过问过我一句，我所有的送审稿件，全部都是我个人认为可发的。
我在北京这么些年，每年过年都是在通州商震他妈妈家过的；老韩一家三口也在通州过年，所以说，这十多年来，我、商震一家、老韩一家基本上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都是一起在商震妈妈家包饺子、吃饺子一起度过的。我逐渐发觉，老韩不苟言笑的外表下，竟然是那么的可爱和直率。老韩平时都是紧蹙双眉、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再加上烟不离手，说不了两句话，就像火车排气似地长叹一声“唉——”，所以经常给人一种不可接近感。熟悉了以后，我才知道，老韩的话居然也不少，要是说起他认可的某个人或某件事，他也可以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地说个半天；要是谈起某个人品让他看不上的人，他会大声地说：操，去他娘的，不说他了。这时的老韩显得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正因为他自己行得正，他才会对一些丑恶的人和事痛恨不已。
老韩年轻时爱喝酒，据说酒量极大，高度的白酒一斤一斤半都没问题，后来他在《人民文学》主持工作以后，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喝酒了；许多时候，他有酒局又推不掉，如果又是几个诗人邀请他时，他就会叫上我。这时只有我心里明白，让我去喝酒助兴那只是个借口，他每次都会在喝酒之前向不熟悉我的人介绍我：这是我们的诗歌编辑朱零，以后有稿子给他就行，你们给我的稿子我也会转给他的。这明摆着是在向他的朋友圈推荐我，这样的引荐和信任，我每每想起，都觉得温暖，如沐春风。前两天下班，路过十里堡北里的老鲁院，看见边上的那个昭阳湘菜馆还在，里面人影绰绰，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那首流传千古的《经黄公酒垆有感》：“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那是公元302年，位至尚书令的王戎路过当年与嵇康、阮籍一起喝酒的一个小酒馆时，所发出的一声长啸。这时的嵇康和阮籍都已去世多年，我站在湘菜馆门口恍惚了好一会儿，想起当年老韩带着我在这里跟鲁院学习的雷平阳、娜夜等等一批批诗人豪饮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物是人非，此后在里面喝酒的，再也没有老韩的身影了。
老韩于我，是那种知遇之恩。
如果说我现在在编辑方面有什么师承的话，那直接的源头就是老韩，我继承了老韩的大部分精神遗产。老韩退休后，他口头上说不再管《人民文学》的任何事情了，但我知道，他每拿到一期新的《人民文学》，首先翻开的，肯定是诗歌栏目。老韩的存在，让我每时每刻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我背后注视着，让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对老韩的敬畏，其实是对《人民文学》诗歌传统的敬畏，是对老一辈编辑家留下的无私、敬业、稿子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具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传统的敬畏。众所周知，老韩不仅仅是个优秀的编辑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自从他主持《人民文学》工作以后，自己的创作基本停止了，他更多地，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文学》杂志社全体员工谋福利、提高待遇以及各种各样开不完的会议上了；如果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当得好刊物的一把手，所以当老韩退下来以后，他留给《人民文学》的，是大家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团队和财富。
今后的《人民文学》，老韩是再也看不到了。以前，我内心里，一直将老韩作为编辑界的一座高峰来敬仰，并暗自想象着如何超越，可是老韩，你竟然不给我机会了。你离去后，有谁再来给我无穷的压力和动力呢？以前我编完稿子，都想得到你的赞扬和认可；今后，我去哪儿寻找这样的温暖呢？
我跟老韩的感情，在他退休以后，反而更加深厚了。以前因为他是主编，我和他毕竟是上下级关系，有些话不好随便说，所以说，虽然在情感上，我们比其他一些同事，要稍微靠近一点，但在工作中，我总是更加努力，想方设法替他减轻负担，主动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尽量不给他增添麻烦，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幸运的是，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我工作尽心尽职，没有过任何失误，跟同事之间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因为在事业发展部工作，单位的一些外出采风、联系作家参加各种活动、与一些地方政府合作以及一些评奖事宜，就会落到我头上。老韩退休以后，每有什么活动，我第一个总是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带上老韩，一是他退休了，怕他在家里寂寞，闷得慌；二来他是老领导，又是著名的诗人，场面上讲个话、跟地方领导握个手、坐个主席台、吃饭时坐个主桌什么的，老韩都能胜任。他也愿意跟我出去，什么都给他考虑周全了，不用他操任何的心，就一个字：玩。累了就回宾馆休息，不想讲话就不讲，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中途想起有个什么事、还想去个什么地方，马上就安排，所以老韩退休以后，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他退休以后似乎就没闲过，一直在外面玩，全国各地的诗友都愿意跟他玩。哎，人活到这份上，才叫成功。有些人一旦退下来，在位时享受的那些待遇即刻烟消云散，门前冷落。从老韩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人活得成功与否是从你退休那天开始检验的，从这一点上说，老韩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完美的。
但我还是在他退休几年后，让他着实替我操了几回心。有些是我个人的私事，有些是单位里的事儿。其实细想起来，老韩对于朋友们的关爱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对昌耀，对叶文福，对徐刚一家，对商震……无不充满了全心全意的关爱。老韩的骨子里，是有大爱的。同时，老韩自己，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对于年轻时提拔过他的老领导，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一直都在用心回报。
在你经挫折、被误解的时候，任何一个出来安慰、鼓励你的人，都是你此生最值得交往的知己；如果这个人还是你的师长，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得到一位知心的长辈的惦记和牵挂，更让人感到欣慰的呢？
呜呼老韩，写了半天，说是悼你，又何尝不是在哀悼我在《人民文学》流逝的青春。我把最美好的十年奉献给了这个单位，我不求回报，但求问心无愧。今后，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你再也不用操心了，安息吧，韩老师，只是你离开得太早了，让爱你的亲人和朋友们心痛，如果你还有什么未竟的遗愿，尽管托梦过来，我来为你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