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八宝山，在1978年6月22日，跟作荣带车从《诗刊》出发到美术馆前接冯牧、葛洛、白桦，参加长篇小说《创业史》作者柳青的葬礼。
又一次去八宝山，是三十五年之后——2013年2月21日，跟作荣一同为诗人雷抒雁送行。
而这一次去八宝山，仅仅时隔八个多月——2013年11月14日，我从东北赶来见作荣最后一面——告别我的老友好友！
1977年8月18日，我从抚顺赴京到《诗刊》帮助工作，夜色中的虎坊桥宿舍，跟先我借调而来的作荣晤面，没多少寒暄，却有股热乎劲，当晚得赠其处女集《万山军号鸣》。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曾有过一次文字聚首，即当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同一栏目下，我俩发表了同一题材的抒情诗，各一首，紧挨着。那年，作荣三十岁，我二十七岁。不久，我们两个单身汉便被安排进了同一间宿舍。狭窄的厢房，两张单人床中间只能放一张三屉桌、一个脸盆架。寒来暑往，一住就是十五个月。
白天一个办公室编稿，晚上一个寝室做梦，早午晚一个食堂用餐，同进同出有如形影，很快就跨越短暂的生疏不分彼此了。我们寄食于“芳邻”北京京剧团，换回来的钱票粮票统统存放在一起。他那时还是工程兵的“韩干事”，每月薪金52元、供应粮47斤，而我工资38元、供应粮27斤半。合着用，我吃得一点儿不比他少，心下不安，就建议说：“各用各的，我不够了找你！”他断然否决：“费那事干什么？”无锁的抽屉里，装个老式的铁皮药盒子，钱粮尽在其中，谁用谁拿。我俩的信是可以互拆的，我倘不在，他负责处理我的一切：看稿、复信、接待朋友。反之亦然。1978年夏月，我出差西北，在银川不慎丢失了证件、旅差费及粮票，慌乱中向作荣求助。几天后我到了兰州，作荣快件寄的钱粮已候在《甘肃文艺》编辑部，汇款单折后的附言条上是熟悉的笔迹：“在外多加小心！不够用再告。”一个半月后，我自西安返京，作荣交我一叠拆开的信件，基本是家乡亲友的购物单。那时物质匮乏，山海关外颇为流行京产的“大边鞋”。作荣阅信统计鞋码，积攒个十双八双，便上珠市口或西单、王府井采购，而后再买一条八角钱的平纹枕巾，针线封装，按信封写地址，再跑牛街邮局，依秩填单、上秤、付邮资……如此往复。还寄过衣物与糖果。作荣多次与我车站接送来自抚顺的朋友，他还陪我骑自行车逐条胡同奔跑，为我的客人找旅馆；实在找不到，就领回宿舍，我俩去睡办公桌。抚顺一位朋友入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在我俩那儿住了月余。那时，我和作荣经常干的事是半夜叫醒对方，朗诵自已刚画上句号的新作。
1978年盛夏，我忽然有了当兵的机缘。7月21日晚，与作荣在宿舍用搪瓷缸子对饮“竹叶青”，仔细商量我的去向。作荣以即将转业的“过来人”身份，坚决主张我留《诗刊》，车轱辘话说到后半夜。对挚友和自已热爱的编辑职业，我也难以割舍，可我至今也说不清，那身军装何以对我有无敌的诱惑力。差不多半个月的纠结，煎熬得我茶饭不思，作荣每晨从街口给我往回带油饼、端豆浆。最后，我还是一意孤行地携笔从戎了。
1978年11月23日下午，陪作荣到国家出版局政治部落户。差不多同时，他脱军装，我穿军装。12月18日晚，大雪纷飞，编辑部负责人邵燕祥为我饯行，特邀作荣作陪；班后，我们三人挤公交车聚于峨眉饭店。宴罢又到邵宅久坐长聊，而后我与作荣踏新雪踏夜色，步行回到虎坊路。12月21日，与作荣、徐刚到天桥照相馆合影留念，题字“冬天的告别”。12月22日晚，作荣、徐刚、王燕生、王新弟、王恩宇等送我离京回抚，作荣扛着一个精心绑扎的纸盒箱，内盛朋友们为我临产妻子备下的几十捆挂面。
1980年8月11日，我应邀赴北戴河参加河北诗会。晚饭后，先期到达的作荣便赶来看望；我与胡世宗送他回，又逢高洪波、刘湛秋、雷霆，几人顶着晚潮漫步。11月7日，我出差由沪抵京，作荣接站，夜宿徐刚处。
1981年2月12日，一直牵挂我工作事的作荣又写信寄沈：“我还是主张你调京，首都的条件总要好些，对事业有利。家属问题开始恐难解决，最好你在沈空能定个副营级，这样家属就名正言顺随军了……再说一句，我还是倾向你到北京来工作。我已正式到《人民文学》来了，仍看诗，有诗及时寄来就是。” 两个月后，我上鲁迅文学院深造，星期天便“长”在了作荣家。那时作荣与燕生是邻居，一楼门对门，我经常在那儿一吃就是两顿饭。 某个周日，高洪波设家宴，请我和作荣、还有小说家张长弓畅饮。饭后过午，走出洪波家门，我正犹豫去哪，作荣说：“上我那！”我俩晕乎乎骑车并行说笑，行至东大桥转弯处避让公交车，小遇险情……
不知是时代的原因，还是年龄的原因，那会儿好友相聚，信口随心，无所禁忌，开玩笑，发牢骚，打闹甚而恶作剧，至情至性。方方小桌，草草杯盘，酒香茶韵中放怀放胆，亦庄亦谐，又说又骂，煞是痛快！
1981年6月25日，我拿到自己的第二部诗集《诗的脚印》样书，第一本便写下了作荣的名字并题句：
笔耕诗苑萍水逢，
斗室春秋手足情。
斑斑墨迹挚友汗，
区区脚印两心凝。
1981年11月12日，与作荣、徐刚到北纬旅馆拜望艾青，听其笑侃数十年间的中国文坛百态；饭后，同看中国与沙特足球赛电视转播。午夜告别艾青，三人骑车路过天安门广场，见人潮涌动，敲锣打鼓欢庆绿茵场上的胜利，驻足议论，而后相约回去连夜写诗。
1984年3月25日，燕生电话找到正在空军文化部临时工作的我，告知《诗刊》主编邹荻帆约见。我问什么事，他答曰不知：“老头语气挺神秘，还嘱咐我别对外人说起。”次日到虎坊路《诗刊》，荻帆先生回手掩门，沙发对坐，问我是否愿意调入《诗刊》担任编辑部主任……我颇感意外，此举涉及脱军装、进北京等重大人生转折，我答应考虑一周后回话。返空军，我即征求诗人周鹤、廖代谦意见，皆表示支持；我下午又专程去《人民文学》征求作荣意见，他笑道：“转一圈又回来了吧，挺好！”我俩遂溜到东四青海餐厅小酌。然而四天之后，燕生电告荻帆先生夜入友谊医院，从此一病不起，所议之事便也搁置了。作荣感慨：人生乃命也！
1996年9月15日，获知作荣、徐刚到盘锦采访，我特地赶去相聚。非京非沈，清闲自在，酒足饭饱便聊，作荣说文坛诸事，褒贬皆有。徐刚则畅说寄身海外的千般感受，我亦始知他的长作《梦巴黎》，是如何经作荣之手，在《人民文学》赫然推出的。12月下旬，我和作荣相聚于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驻地京西宾馆，他来客房看我，并在笔记本上深情写下：“在《诗刊》的破房子里同居了两年，那美好的回忆永远让人难以忘却！”
1998年初秋，我出访欧洲回到北京，电话里对作荣说：“今晚你少睡一小时，为我赶写篇几百字的短文，我编书等着用!”说这话时，正逢他将家从和平里搬到潘家园的次日，屋里乱糟糟的一团，万物尚未归位，他把一张报纸垫到满是灰尘的写字台上，拔笔坐了下来。第二天便交我一篇情真意切的美文《松涛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松涛的感情日深，呼朋唤友，把酒论诗，彻夜倾谈，长街游走，从生活的关照发展到灵魂的相知。日日相见时仿佛并未相见，长久分离后仿佛并未分离。一晃二十余年过去，感觉依旧。松涛是诗人，更是个真诚且善良的人。我甚至认为，如果世上只剩下一个好人，那就是他。为了怕朋友出事，他会急得吐血；朋友喜欢什么，虽然他自己也喜欢，却能毫不犹豫地相让。为朋友他尽心尽力，事无巨细，处理得无微不至。他是个典型的为他人活着且活得很累的人。”娓娓道来，长达两千多字。
2004年，我的跨文体长诗《黄之河》获首届“艾青诗歌奖”。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颁奖会上，作荣宣读了热情洋溢的颁授词。
2010年4月，在牡丹之都洛阳，作荣针对我的花甲之龄写下了一段文字：“人生如一壶老酒，历时越久越为香醇，留待我们慢慢品味。有所作为，休息懒散，得到快乐，是幸福的主要内涵。而一颗诗心与地久天长的友情，将随同我们一起幸福、沉醉。让新的人生从六十岁开始，如同牡丹的姚黄魏紫，年年绽开迎春的花朵。”随后又有诗书《题赠松涛》：
一缕炊烟出笔端，
心随银燕上蓝天，
无倦沧桑诗未老，
拒绝末日写新篇。
2010年8月7日，“松涛文苑落成庆典”进行时，作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作为松涛的挚友，感到骄傲。我想，松涛回到抚顺，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松涛对事业、对朋友，有责任感，又热情，就像抚顺的煤炭一样，燃烧着自己，温暖着他人。” 9月4日我抵京，受命参加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终评工作，当晚与作荣绕楼散步，他数次担任评委，对我多有经验的提示。10月16日中午，与高洪波、雷抒雁审读获奖诗集评语并签字，而后特地约上作荣一同合影留念。
当年，我和作荣一同瞻仰毛泽东遗容。一同观赏解禁的国内外故事片。一同爬香山鬼见愁。一同登颐和园佛香阁。一同被召到李季府上谈话。一同到郭小川家中吃饺子。一同到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一同到北海公园观赏“星星画展”。一同探望受难的作家浩然。一同到景山西街拜访新婚的公刘。一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取首届鲁迅文学奖。一同在华山脚下欣赏“老腔”表演。一同在洛阳接受新浪网采访。一同登华山、黄山。一同游青海、北戴河。一同出席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一同获得“中国诗人”创作成就奖……
春秋轮转，与作荣有过多少“一同”？不计其数！
作荣是心地善良、重情重义之人，能攻坚克难，能忍辱负重，有大局意识，有担当精神。数十年相处，我见他笑过，那是天真儿童、无邪少年纯粹的笑；我见他怒过，骂人，那是血性男儿的激忿率性表达；我亦见他哭过，甚至嚎啕大哭，那是煎熬与无奈中的抗争与宣泄。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作荣从《诗刊》到《人民文学》数十年间，从诗歌到散文，从小说到报告文学，他帮助了多少人？有的是帮着成名，有的是帮着改变命运。这种“帮”实质是在中国转型期对当代文学满怀深情且智勇兼备的促进。
2007年8月在西宁，因早已去过塔尔寺和青海湖，我与作荣便躲在宾馆聊天。我笑问：“三十年前在虎坊路小屋里睡觉，你做过《人民文学》的主编梦吗？”接力棒是从茅盾、李季、张光年、王蒙、刘兴武、刘白羽传到他手上的，在这样一个醒目的位置上，就有了为中国文学做许多大事好事的机会。他不间断地使劲抽着烟，额上皱纹流淌，嘴角却溢着笑意，眼睛里闪烁着我熟悉的光彩。我顺势建议他好好写一部自传，内容既有清晰的个人经历，也有工作的自然辐射，直接透视出中国文学的复杂生态，会不乏丰富的看点。他闻之笑道：“老了再说吧！” 不料，凶险的疾患打了他的埋伏，刹那丧生。他没来得及写自传，却完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李白传》，我坚信读者会透过传记里这位伟大诗人传奇的一生，隐约看到作荣的影子。
徐刚曾撰文《回首的炊烟》：“其时我已调到《人民日报》副刊当诗歌编辑，韩作荣、李松涛则在《诗刊》……有了稿费则常常相约出去小吃。于今想起，那时还不是吃喝的年代，更多的时候是沏一杯好茶，聊天，谈诗。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松涛离去，那是冬天的告别。岁月流转，几乎每个人都迭经变故却友情依旧，而白云也开始笼罩在我们各自的头顶了。1992年盛夏，我从巴黎回到阔别三年的故国，我与作荣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可庆幸的是老朋友都还在! ”
而今，听他说这句话的作荣竟然不在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
2013年2月21日，我在京参加抒雁遗体告别仪式，寒风中哀痛的八宝山，众多熟人皆瞠目于我留着胡须的样子。作荣平素语言偏少，无事不联系，却有直截了当的专电至抚顺：“别留胡子了，看着别扭，剃了吧！”我以为这是开场白，便问：“还有别的事吗？”“就这事！”一周后，《海燕》杂志主编李皓入京聚友，席间电话轮流与我说话，作荣第一句就是：“胡子刮了吗？” 真乃沧海桑田，当年我们打扑克，捺着往脸上贴纸条，用钢笔画胡子，待有了真胡子，反而觉得难以接受，作荣想弱化我的老相。诗友王雪莹电问我何时到京，我说：“见面或许会惊着你，我留胡子了！”她说：“我知道！还与作荣一块儿聊起这事，作荣说他还是喜欢你没胡子的样子……”
老友好友作荣“看着别扭”，我是否该考虑去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