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期  
      纪念
向诗评家、当代诗歌史家谏一言
陆健

 

当代诗歌史使部分读者产生质疑,原因多多,包括“距离过近,判断容易出现偏颇”;包括中国特色的“人脉关系”、史家的难以平衡而表现出的学术与人情尴尬,等等,其间苦衷不难想见。比如“某史”如若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选题”,需要出成果,评职称,获得科研资金,不就是一个项目吗?导师带领几个研究生、助教,你一章我一节,分头写来,导师统稿,之后审核,领导签字,报销科研经费,结项,出书,评科研奖,然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但我们的后人很可能真的把这“当代诗歌史”当成“正史”、定论,“舍此无他”,这玩笑可就开得有点过分了。以上想法,是我数日前在八宝山送别韩作荣先生之后的“忧天”之思。

出于友情和对艺术的尊重,我这几天重新阅读了韩作荣十几年来送我的若干诗集、随笔(评论)、报告文学集。作为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负情怀,他三十多年发自内心追随时代的歌唱,使我感慨系之。他对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不倦学习、追求、研讨,他少见的艺术成就,更让我感慨良多,不得不说。我不得不说韩作荣也是被中国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诗人。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人民文学》——有“中国官方文学第一刊”杂志之称的主编——都是“被遮蔽”了的,说法有点“骇人听闻”,但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众所周知,韩作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刊”任职,十几年前开始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是中国诗坛(能够在这样的刊物发表作品是前些年一个诗歌写作者获得诗界认可的重要标志)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这些都是“世俗职务”,他有二十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随笔、报告文学。他的与时俱进、砥砺创新也是业界公认的。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等奖项,说得上实至名归。但我们却鲜有看到关于韩作荣诗歌写作的深入研究文字,当代诗歌史也少有提及,岂非怪事?1985年、1986年继诗集《裸体》之后,韩作荣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多数诗人所望尘莫及的成就;尤其是以1991年《重叠的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达到了当时整个诗坛的一流水准。这种“转型”不仅是经受文革教育、文革时期模式化写作“窠臼”的“受害者”一般所难以抵达到的,其人生经验积累、意象积累、情感积累更为年轻一代诗人所欠缺。韩作荣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经验的积累与提炼。韩作荣在1998424日接受车前子采访时曾坦言:“《重叠的水》这首长诗,我较满意。”(见《诗的魅惑》,韩作荣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关于“经验”问题,他说道:“里尔克称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对于经验,也许可理解为经历和体验。经历或可称之为‘追忆’,因为写就的事物是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事情,是死去的再生,是借尸还魂。正如赫胥黎所说,大部分诗歌是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唯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同时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那种回顾性的情感。而体验,既是生理的状态,也是心理的状态,是生命本真的脉动。”(见韩作荣随笔集《纸上的风景·自序》“说不出来的话”一文,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995年上半年,我从《中国诗坛》杂志首次拜读韩作荣《重叠的水》这首近400行的长诗,颇受震撼,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将它整体把握,无法辨识它在诗人韩作荣诗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价值和标示意义。它的回环往复的细密情绪,错落有致、远观近看皆宜的意象造型,弥漫在诗中人物身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光斑,巴赫的练习曲一样的旋律配置,悄悄抵达读者意识深处的有着光滑质地的语言,一波波对人的情感产生“微创”作用的心灵律动……其整体的“光晕”效果,其对天地人共存的空间世界的通透呈现,使人感同身受后对这部作品难免讶异,不觉产生敬佩之情。这样动情的一次“向爱忏悔”的低吟,它也许是一个诗人一生中最想说出的话,最难说出的话,总也找不到时机与方式说出的话,下意识中总想绕过去的话。这些话好像扎根在童年,在别人那里每每夭折了却在诗人心里愈加葱茏,它和诗人其他的人生经验没有关系,它的表达也无法求助于自己已有的言说经验。我们在这儿无需举例也无法具体举例,诗中的每个段落、句子都和其他段落、句子通过血液连在一起,我们割裂出一个句子其他句子会喊疼的。这个时代难得的一部作品,除了某家地区级高校学报发了一篇专论,它竟然被我们的批评家和诗歌史家轻易地忽略了。

我还愿意提到韩作荣的长篇报告文学《城市与人》(1996年作家出版社)。新时期以来,出于时代、社会、读者的需要,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优秀作品大量涌现,但是对此一文体在表现方法上有所创新(或曰“丰富”)的作家却较鲜见,而韩作荣描绘长沙历史文化、现实情境的《城市与人》却高屋建瓴且别具一格,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印记。作品写讫,长沙市政府、中国作协创研部曾分别举行研讨会。长沙市政府由于《城市与人》的巨大成就而授予韩作荣“荣誉市民”称号;作协会上,唐达成先生盛赞其“抚今追昔,思往鉴来,放眼历史,展望未来,从方方面面考察了城市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既富有历史深度,又饱含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一篇笔力雄健,文情高远的力作。作者率笔写来,重理虽繁,而无纷丝之乱,百思丰赡,别具淋漓之姿。通篇涵括甚大,而气势流畅,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某些段落,写得潇洒舒卷,如读散文小品,韵味悠然。这在报告文学的体裁中,或可说是别开生面的。”(见《〈城市与人〉七人谈·代序》)。然我们所见的多种“报告文学名作丛书”(或“系列”)中竟常常看不到《城市与人》的影子。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文学史家的沟通太艰难了,或者是否可以说很多人忙的不是地方。我认为哪怕只写了这两部作品,韩作荣就已经无愧当代重要作家的名号。我们重新评价韩作荣,并不是韩作荣需要的,而是我们需要,诗歌研究的工作需要,相对客观、公允的文学史诗歌史需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冒昧地向诗评家、诗歌史家谏言。是的,撰写批评文章、撰写当代文学史是个非常要功力的事情,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媒体众多,作品发表平台已经遍地都是,评家要静下心来,做足功课。史家要视野开阔,阅读量惊人地大,沙里淘金。虽然各家之言见仁见智,读者众口难调,但比现在做得更好些完全是可能的,是和批评家、史家的投入成正比的。为“公允”起见,中国诗歌年度选本前几年就有了韩作荣编选本、王光明编选本、张清华编选本、《诗刊》编选本等。批评家要提高自己的识别力和敏感度,保证自己的书斋工作时间。文学史家对重要作家要有适当的追踪阅读,有条件的甚至可考虑建立自己的“追踪阅读队伍”。不要盲从潮流,不要把文学史写成“流派史”,应向《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学习,以人(作家、诗人)划分章节而非以流派或组织划分。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评价标准,兼收并蓄他人观点,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更具学术价值,更可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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