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出道甚早，被誉为宁夏“新三棵树”之一，在世纪之交即颇受好评。张学东的小说有三对关键词：“革命时期”与“当下”、乡村与城市、儿童与成人。此三者纠缠在一起，大致构成了张学东小说的内容、总体风貌，也能见其视野、关注重心。张学东的立场趋向中国传统伦理，这是他理解时代的入手处，亦是其开具的药方。张学东的小说风格大致取现实主义一路，不放言高论，亦不哗众取宠，踏实朴素。
一、“革命时期”与“当下”
张学东尽管属“70后”作家，但并不典型。一因“70后”作家最近几年才表现出强劲的创作力，逐渐成为文坛新生力量；二因其小说视野与“70后”作家不同，一如其名“学东”，他执着地写着“革命”往事，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沉浸在历史记忆中的“老作家”。但张学东写革命往事常立足于今天，其小说叙事时间往往交织，或站在当下，反观革命时期的人情物理；或两种时间交织纠缠，忽革命时期，忽当下。
《在乡野间》、《梅香传》、《喷雾器》、《火腿》、《扑向黑暗中的雪》、《羔皮帽子》等或写革命时期的故事。张学东或描述革命时期旧人旧事，或通过一个有趣的意象，牵出一桩沉重的故事。张学东对革命时期持批判态度，他以故事见出革命时期的荒谬，见出革命给人造成的创伤。这类主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曾极其流行，通过文学完成了对革命时期的批判，和对新时期的迎接。张学东的这类小说与“伤痕文学”主题类似，且其文学才华以及小说之精细程度亦过之。然而，张学东这类小说在今天已“不合时宜”，毕竟世易时移，对革命时期的批判云云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问题，故虽然颇多佳作，亦难引起较大的社会关注与反响。
《在乡间》写几个“残疾人”，他们各有困境，由此也能见出革命时期“乡间”的情况。钱喜旺乃队长钱三山之子，因是斜眼，故遭人戏弄；赵瘸腿患小儿麻痹症，不能工作，喜欢玩扑克，因反抗“破四旧”而遭批斗；孙牛是罗锅，却娶得娇妻，因其妻得钱三山“临幸”，境况得到改观；李翠花是哑巴，钱队长本以为她与钱喜旺乃是天生一对，但天公不作美，李翠花被大水冲走。《在乡间》颇似笔记小说，几篇之间既可单独观，又互相联系，形式上与《儒林外史》等类似。由李队长统帅全篇，其为人也鄙，但亦有通情达理之处，亦正亦邪，小说未对之尽情丑化。
《梅香传》以传记之名，藉“我们”之眼与口，一方面写出了“梅香传”，另一方面也见出了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情况、民风民俗等。小说解构了革命时代的精神，梅香因有大辫子，被“我们”想象为《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但梅香不再是革命时期的英雄，而成了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具有新时代的精神、气质。小说写道：“如果影片里的那个李铁梅是革命的，此刻的梅香就是反革命的；李铁梅是正义的化身，梅香就是那邪恶的代表；李铁梅装腔作势还一本正经，梅香却不，从她骨子里渗透出的是一种率性和天真。”小说又写道：“从那时起，我们县城开始流行一句话，叫做进城三件事，即下馆子，逛商店，看梅香。……我们县城时兴什么衣服裙子，总能最先在她身上一睹风采。大伙穿喇叭裤，她的裤脚是最宽的；大伙穿蝙蝠衫，她的款式是最新的；大伙穿巴拿马，她的裤缝是最笔直的；大伙还没有来得及套上石磨蓝的牛仔裤，她的屁股早已紧紧裹在那种新潮而又结实的‘劳动布’裤子里了。以至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梅香成了小县城流行趋势的预报员。”《梅香传》也解构了雷锋。小说写道：“说实话，我们不太喜欢雷锋，总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傻，但每年四月份学校要组织大伙学他上街头做点好事，无非是扫大街、铲垃圾，帮着别人擦玻璃、抹桌子，有时也装模作样修修自行车什么的，总之是些很傻的事情。”张学东对《梅香传》的故事与情节颇为在意，2011年他出版长篇小说《人脉》，即将梅香的故事搬入，使她成为女一号，且几未对情节做大的改动。
《喷雾器》写革命时期劳模的经历，亦是解构革命时代。贱生因为奋不顾身地在田间打农药被评为劳模，之后“提亲的媒人把门槛都快踩扁了”，他娶到了“屁股大奶子大身板结实”的媳妇，风光一时。但因其打农药中毒，不能生育，故家庭生活不和谐。随着时代变迁，昔年的劳模门可罗雀，逐渐被人遗忘。张学东选取了一个极好的意象“喷雾器”，因缘和合而写了这个故事，社会变迁亦由此可见，让人感慨。
《火腿》与《喷雾器》类似，皆是选择一个看似平常其实却波澜起伏的意象，由此展开故事。这个意象好比整篇小说的支点，由此撬动起一个世界，批判了革命时期的荒诞。二轱辘是被贬的知识分子，见多识广，喜谈火腿，但这超出大伙的想象。他意外地杀了一只猪，试图悄悄地制作火腿，不料却因此伤害了无辜的妇女，他亦陷入深深的自责。小说写道：“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干部开始义正词严地揭露老头和女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说老头在公社喂猪期间故意放跑了一头猪，然后，又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它，还把尸体藏在树林里。他自己假装摔坏了脚腿，躺在家里养伤，却教唆他的女儿以替他喂猪为名，每天偷偷到树林里割一块猪肉拿回家去吃……社员同志们啊，你们说这算啥行为？这是标准的挖咱社会主义墙脚啊！我们要时刻警惕藏在身边的敌人啊！”今日读之，或哑然失笑，但在彼时，这会是真实的事情。
《羔皮帽子》以儿童视角写一个民间老艺人，小说前半部分写老艺人当下的情况，尤其突出其职业操守，让人感动。譬如“我”不小心把客人的皮子弄了一个小口子，爷爷知道后“自己猫着腰，默默钻进耳房里，在昏暗中穿针引线，密密实实地将那破口缝好，若不仔细检查，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可是主顾上门取活的时候，爷爷却并不隐瞒，跟人家一五一十地说了，而且，他还主动提出，不收一文钱”。《羔皮帽子》若就此结束，亦是极好的小说，可以见出中国民间伦理的醇厚，见出工匠们的职业操守。可是，小说后半部分却又写到了革命时期，“羔皮帽子”实则是引子和发酵剂，牵出了革命时期的故事。爷爷一度与知青小袁交好，但小袁回城心切，出卖了爷爷，使其遭受批斗，备受折磨。《羔皮帽子》中两个故事、两段时间，似乎彼此脱节，但或暗喻了革命时期人心已坏、彼此出卖，平常时期却人心醇厚。
二、乡村与城市
乡村与城市是近代以来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格局影响极大，对其的讨论、争论、研究一直不辍。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因准许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以《创业史》譬之就是“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这对农村与城市皆造成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其中亦有无数可歌可泣、如怨如诉的故事。诸多作家对此潮流有所感应，笔之于书，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张学东成长于小城镇，对于乡村及城镇生活有体会；读书工作于城市中，对于城市生活亦有体会。就空间而言，张学东所写的小说涉及了乡村与城市。写乡村的小说有《一季草木》、《光荣的火柴》、《老万家的油瓶子》、《沿山吹来的风》、《半途》等，写城市的小说有《玻璃窗前的女人》、《传帮带》、《绿芭蕉》、《深巷》、《应酬》、《海绵》、《左手》、《工地上的女人》、《司空见惯》、《三万英尺的高度》、《过客》、《蓝色鸭蹼》等。
张学东写农村，或展现农村经济困境、人情冷暖；或写农民工，展现他们在城市中的遭遇；或写进城的大学生，他们处乎农村和城市之间，备受煎熬。除此之外，张学东似有形而上的诉求，他写人之可怜、可笑、可叹，往往陷于小怨愤之中不能自拔，反复折腾，终于酿成巨祸。
《一季草木》写农村的故事。老支书出差，杨石山代理村务，村庄处于非常时期。小说即选取这个时期来写，村庄频频事发，矛盾积少成多。山丹寡居，她与二黑家产生矛盾，杨石山介入调节，但矛盾不断升级，故事也逐渐复杂化。张学东将故事写得风生水起，一波三折，最后，竟至于闹出人命，不可收拾。《一季草木》故事背景恍惚，不知发生于革命时期或新时期，但小说重心在于写乡村人际关系，有形而上的关切：诸人陷在小忿之中，不能解脱，不知节制，终于酿成大祸。
《光荣的火柴》与《一季草木》类似，亦写乡村人事矛盾，但也能见出新时期农村的一些变化。牛长民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儿子光荣因意外事故而成痴呆；牛举“可以算是牛庄最神气活现的人物，这些年靠倒羊皮贩羊绒发了，又是买汽车又是盖新房，出尽了风头”，可谓“当代英雄”。光荣因为爬树惹怒牛举，于是被他扣留。光荣用火柴点燃了牛举家的新房，房子烧毁，但光荣亦被烧死。“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楼塌了。”彼时，牛长民正与媒人商量为光荣娶亲。故事大开大合，喜事丧事竟在一瞬之间。
《半途》写农村小伙子携城里女友回乡，半途有所见，有所感。小说一方面见出了农村之贫困，生活之艰辛；另一方面这对恋人因门第、城乡的差别，爱情经受着考验。小说写道：“小伙子一直在城里读大学，连着好几个假期都没有回来过，主要是为了节省来回的路费，他上学的费用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之前刚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他的老父亲病重。有关家庭的情况，姑娘从来也不多问，像是怕伤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想让她知道得太详细。”这对恋人乘车归乡，一波三折，路上遇雨。公共汽车是公共空间，乘客上上下下，故能听到四面八方的消息，也可见出农村的景象与境况。小说中有极戏剧的情节，小伙子的母亲上车卖茶叶蛋，他却装睡，未敢相认。之后，小伙子一个人无声哭泣，终于对姑娘道出实情。此细节，极能展现农村小伙子的复杂心态。
张学东描写城市的光谱较为广泛：农民工、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平民、城市白领、城市官员等。张学东写城市，尽管会涉及他们的生活处境等，但意不在此，故与“底层文学”不同，他要通过城市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世间伦理。
《玻璃窗前的女人》是极佳之作，故事内涵非常丰富，既写“小时工”的处境，展现城市底层艰辛的生活，又写女人本身的困境。张学东选取了两个关键时刻：过年时与裴新华来例假时。过年之际，家家大扫除，亦正是小时工最忙的时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女人来例假时，理应多休息，更应少碰触凉水生食。但迫于生计，裴新华却不得不坚持工作。小说写其处境：“伴随着下身痉挛的一阵涌泄和来自腹部的一次次抽紧，她觉得自己像是快死的一个女人……她拼命咬住嘴唇，像九死一生的分娩中的产妇，又像气息奄奄的溺水者，正可怜巴巴地期盼岸上能伸下来一只有力的手臂，拉她一把，使她能够脱离这苦海。”非常时期极容易出乱子、产生差错，裴新华先是被客户投诉，接着被组长批评，乘车时又丢失了福利卡。若故事就此结束，《玻璃窗前的女人》亦算佳作，但孰料故事结尾处，小说却又忽出高潮，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这篇小说更进一步，她的女儿蓓蓓亦来例假。小说写道：“发现女儿瑟缩在门口，样子很可怜，腰背弯得像只虾，双手叠摞着压在小肚子上，平时红扑扑的两只脸蛋全无血色，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忧郁和那种难言的惶恐。” 女孩变成了女人，在裴新华看来这是痛苦之始。
《传帮带》写城市中的妓女，写她们的生活状态、同事关系。“传帮带”本指师傅提携徒弟，或先进帮助后进，小说却以“传帮带”反讽地描写两个妓女折鹃红和莎莎之间的关系。小说写道：“莎莎的确是她一手领进这个行当里的。她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对莎莎进行着所谓的‘传—帮—带’，在这个过程里，她告诉莎莎该怎样对付那些来寻欢作乐的男人，怎样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而又不至于伤害到自己。”折鹃红传帮带了莎莎，以师傅自居，莎莎以学生或小跟班自居，却与人合谋抢走了她的钱。《传帮带》并非如同一些底层文学一样意在突出妓女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绿芭蕉》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工厂和工人情况。“绿芭蕉”绿油油的、生机勃勃的，但背后隐藏着故事。《绿芭蕉》描述了工厂生态，小说写道：“车间里乱糟糟的。那种无处不在的白粉尘，极像一群群狂躁不安的蚊子，在浓烈的聚乙烯及苯化物混合的气息当中肆意飞旋，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纷纷扬扬。”《绿芭蕉》也描写了工厂女工的生活、工作和情感状况等。小说写道：“厂里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诸如，无故不得外出，不准在工作期间谈恋爱，平时工作中，晚上必须住在集体宿舍里——据说这种规定，一来是怕大伙提出交通补贴的事，二来便于让她们随时加班加点。”小说主要聚焦于女工郑小燕、工厂小头目小胡子和郑小燕未婚夫三者之间。郑小燕未婚夫要回家探望父亲，行前与郑小燕告别，孰料却引发了事故。《绿芭蕉》固然描写了工人在城市中的情况，但还是重点突出人际关系，小胡子平常小奸小坏，但有时亦能热心助人。
《深巷》或有两层含义：一、写城市收破烂者的生活情况，写城市中人与乡下人的对比。小说描写道：“他俩整天像土老鼠似的，在街头巷尾东游西窜，在人群里把脑袋挤进挤出，发现地上一只矿泉水瓶子或易拉罐，就像看见了闪光的金元宝，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且这对夫妇不能生育，所积攒的钱都被“能说会道的江湖骗子掏空了”。二、写因果无穷，冤冤相报何时了。收破烂夫妇与城里的怀孕女结下仇怨，之后仇怨不断升级，怀孕女的丈夫打伤了收破烂男，收破烂男为了复仇，又偷偷重创了城里的怀孕女，将其弃之于雪地，收破烂女发现后则将她送至医院。
《工地上的女人》主要写两个“工地上的女人”的故事，一是带着儿子打工的寡妇，二为利用假期打工赚取学费的女大学生。小说写了她们的工作情况，写了她们的艰难困苦。她们先是勾心斗角、互相竞争，之后则互相帮助、同舟共济。这篇小说一波三折，表面上似乎写底层人物在城市中的困难，但深层里还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万英尺的高度》写空姐、空少的情感生活。他们衣食无虞，但或因飞在天上，缺乏踏实感和稳定感，故常觉无聊，夫妻之间、男女友之间各有心事，几乎出轨。
《过客》亦写男女之间情感问题。小说有两条线索：一、写“我”和丈夫，“我”丈夫四方奔波，二人聚少离多，渐生异心，“我”终于出轨；二、写马丽与其丈夫，二人吵得不可开交，终至分手。
三、儿童与成人
儿童经历少，如同白纸，但污染亦少，故见万事万物皆觉新鲜，见人亦觉亲近；成人经历丰富，但易受环境宰制，故未必能见万物之淳。故“能婴孩乎”、“童心”云云屡有人起而倡之；晚清民初社会大变革之际，亦有所谓“儿童的发现”、“我们如何作父亲”等说，皆是重视儿童的言论，冀救国“从娃娃抓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喜用儿童视角，或因藉此能见成人所未见，发成人所未发。《透明的红萝卜》、《尘埃落定》等皆如此，故小说别开生面。
张学东喜欢采用儿童视角，他往往以儿童的视角去看成人的世界，其灵感或来源于先锋文学。张学东的小说大致走现实主义一路，只是偶尔透露出先锋文学色彩，譬如《猫命》写得鬼里鬼气、忽明忽暗，深具先锋文学特点。张学东以儿童视角看成人世界的小说颇多，譬如《对于一块玉的随想》、《寸铁》、《年味正浓》、《送一个人上路》、《等一个人回家》、《剃了头过年》、《放烟》等。
《对于一块玉的随想》有双重视角：既以儿童的视角写“我”、“我父亲”与祖父张广源三代人的经历、遭遇与感受，也能见出时代变迁；同时小说也是成年之“我”回首往事，追溯家史。二者交织，故小说显示出独特风貌。张广源经历极其丰富，“他年轻时曾数次远涉新疆……后来他骑着马穿越广袤的沙漠和险恶逶迤”，并且曾与某新疆姑娘发生过情感纠葛，之后念兹在兹，曾再度赴新疆寻找旧爱。但俱往矣，现在唯有随身佩戴的一块玉可证明彼时祖父的轰轰烈烈与浪漫。“我父亲”曾是生产队会计，随着生产队的土崩瓦解，其优越感荡然无存。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与时代息息相关，人会过气、过时，如同刍狗，用之，烜赫一时，用过，则被弃之如敝屣。“我”则贯穿始终，儿时之“我”的经历之外，成人之“我”回首往事，品味人生。
《寸铁》写儿童如何酿成了一件惨案，颇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步一步铺垫，忽然有此结果，但亦不让人觉得突兀。儿童懵懵懂懂，不懂因果，不虑得失，故易发生惨剧，“寸铁”伤人。小说以“我”之视角结构故事，“我”既旁观，亦参与故事。汪通乃火枪高手，大致十拿九稳，但毕竟有失手之时，他迁怒于人，伤及女孩小扁子。
《年味正浓》写两个家庭及两个少年之间的纠葛。“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中国的精神、气质在年复一年的重复中得以加强，不断深入人心。年是关键时刻，故很多作家因而用之，借年讲述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立场。张学东借过年时节一方面讲述了四喜的内心世界，他单纯、欢乐、忧愁、冲动、嫉妒、复仇；另一方面讲述了邻里关系，比邻而居的两家人，天长日久难免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年味正浓》写了两家主妇之间的攀比、竞争、吵嚷、打架等，惟妙惟肖。《剃了头过年》亦借过年时节讲述故事，小说以儿童视角写“文革”。过年剃头是风俗，或寓意辞旧迎新，从“头”开始。面对年节，儿童与成人的境遇对比强烈。儿童在过年之际充满欢喜，但父母却被剃成阴阳头，在街上游斗。以儿童视角观“文革”，淡化了悲剧氛围。《剃了头过年》写出了民俗力量之大，尽管天塌地陷、游街批斗，总须欢欢喜喜过大年。小说结尾处，母亲迸发出欢笑，“一进院子，母亲就把自己头上那顶纸帽子摸下来揉成一团，她转过身看着父亲，看得非常仔细，左一眼右一眼地看着，彷佛在看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母亲双眼盯着父亲的头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就忍俊不禁地捂着嘴巴笑了起来。母亲笑得咯咯响，泪水都笑出来了，简直就是一只刚刚下了蛋的老母鸡”。政治力量与民俗力量二者互相较劲，此消彼长，但在民众的内心中，民俗更根深蒂固。母亲的笑解构了政治，被批斗、被戴高帽子、被剃成阴阳头是室外之事，室内却其乐融融，欢欢喜喜过大年。
《送一个人上路》以儿童视角写临终者韩老七，他寄居“我”家，但非亲非故，久之难免使人厌烦。“我”家皆愿韩老七死，但唯独祖父任劳任怨，悉心照顾他。作者在终篇前以补记的形式写道：“韩老七，贫下中农。早年给生产队放过牲口，曾受命调驯队里的一匹暴烈的军马，遭受意外伤害而永久丧失性生活能力，之后，他老婆改嫁或跟别人跑了，不详。其时，祖父尚任生产队长。”韩老七在“我”眼中是老不死的、“厚颜无耻”的怪物，祖父为韩老七送终可谓仁至义尽。陈思和先生说：“当年的乌托邦许诺都破产了，历史上许多农村伟大革命都灰飞烟灭，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时，只有民间的道义依然存在。”[1] 民间道义而不是乌托邦使鳏寡孤独老有所终。《等一个人回家》是《送一个人上路》的续篇，写韩老七虽然死去，但是“阴魂不散”，一直影响着这个家庭，影响着祖父。祖父陷入深深的自责，终至离家出走，归家之后“做牛做马”，以期忏悔。《等一个人回家》主旨依然延续《送一个人上路》，写民间的伦理。
四、关于《人脉》
《人脉》（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是张学东近期的一个长篇。这部小说可谓张学东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张学东小说的三对关键词：“革命时期”与“当下”、乡村与城市、儿童与成人；亦能清晰地反映出张学东的立场。欲了解张学东的创作，由《人脉》可得门径。
《人脉》写了三个层面的故事：一、类似“我史”，小说从“我”之童年写起，一直写到当下，我历经“革命时期”与“新时期”，从幼至壮；二、讲述了其他人的故事，如乔虹、乔雨、乔云、曹大壮、上官莲等，他们各有不同的性格，亦各有不同的命运；三、总体描述了小镇从革命时期到新时期的历史和变化，时代的讯息从中可见，故可谓小镇生活史。
“人脉”指人际关系、人之脉络；“我”处于“人脉”中心，如何与生父母、义父母、义姐妹、老师、朋友、恩人、仇人、爱人、爱恨交加的人等相处确是大问题。仁“二人也”，人就是在人际关系（人脉）中成长，自立，上出，堕落。“我”出生于革命时期，父母因“我”之揭发而遇难，“我”遂成为流浪儿，孤苦无依。所幸，乔万金收留“我”为义子，“我”入住乔家，改名换姓，扎根异乡。“我”是闯入者，难免与乔家三姐妹有纠葛、矛盾、冲突，小说于此颇多展开，人性之复杂让人慨叹。乔虹是哑巴，但待我友善；乔雨、乔云则对我恶言恶语相向，二人情性不同，之后命运迥异。除了写家庭内部矛盾之外，小说也写了“我”与镇上人的恩怨情仇。曹大壮是“我”之仇人，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与他几度遭逢，几度交手，几度失败、胜利；上官莲是“我”的爱人，“我”对她经历了暗恋、失望、希望，再至于失望的复杂过程；毛师傅是“我”的恩人，教我放电影，并让“我”接班工作……
张学东写《人脉》有大的抱负，他自述：“仁、义、礼、智、信、爱、恶等均相承于一脉，是人脉的根本。我始终认为，这些最本源的为人处世之道，正是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国人亟待倡导和遵从的。因为，在那些特殊年代，人们对人脉避之唯恐不及，而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又追名逐利无暇顾及。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老子也有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我就是想借主人公乔雷在他乡异地扎根的故事，对人脉进行一次反思，同时，也想深入地探究一下人群排他性、共融性以及相互依存等社会心理学话题。”[2] 此为张学东自道其志之言，他试图探讨“人脉”之本，并希望人能循此而行、动之以礼，这是他为时代开具的药方；同时张学东也试图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排斥与融合。
《人脉》能见出张学东的立场，他取传统文化中的资源，而且左右开弓，既批评革命时期，又批评“新时期”，以为皆不足道，皆有问题。《人脉》共分五部：第一部义，第二部礼，第三部情，第四部仁，第五部信，每一部分皆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展开。此为张学东所言五伦，相较于“仁义礼智信”，他强调了“情”，忽视了“智”。以情易智，此正是小说家视野，由此也可知张学东的得与失。情为文学所喜，譬如“情不知所起”、“为情生，为情死”，《牡丹亭》、《一缕麻》等演绎出多少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手足之情亦在文学中得以长足表现。但哲人或具哲人素养者则求智慧，求智慧之路虽亦上天入地求索，但变化往往只在微妙之间，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文学对其或难理解，或不易表现。张学东若欲求变、求新、求进，或可从此处入手。
注释：
[1] 陈思和：《在精致结构中再现历史的沉重——张学东的短篇小说艺术》，见《张学东短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页。
[2] 张学东：《人脉·后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