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下大海做梦的声音

“有个录音机就好了。”我的这句话，说得真是时候，早一两年这么说都不可能。

盒式磁带录音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明出来，七十年代普及，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娱乐和传播工具，但那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中国人需要的是高音喇叭，挂在电线杆上，放送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指令，也放送激励年轻人斗志的宣传歌曲，把一次次群众革命推向不可逆转的高潮。这样一来，用于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无人生产，不仅仅是录音机。

据说盒式磁带录音机的技术并不复杂，很容易生产。转眼之间，七十年代快结束了，中国由革命斗争转入经济建设，那录音机忽然就冒了出来，并且，一下子有了二十多个牌子，我所在的辽宁也能生产。

我经历过的许多事件，在我的回忆中出现了历史因素。这不能怪我，不是我不原谅历史，而是在我的生活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被历史塑造成那个样子，无法回避。还有，一旦用了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方式，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国家，按照我心底的某个理想状态来描述，比如，写成古代的春秋时期的样子，或者是现代的瑞典丹麦的样子。

事实上，是到了1981年深秋，我真的买了一台辽宁生产的手提式录音机，那种塞进一个盒式磁带，就能录下各种声音，然后还能把它播放出来的奇妙的机器。如果塞进的是一盒事先录好的音乐带，就能欣赏到奇妙的音乐了。

对一名开始写诗的中文系学生来说，录音机真是太好了。

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至少有那么几类，而它们有着各自的关联：你看到的物体，你听到的声音，你想到的事情，你读到的书籍，你写下的文字。

来大连读书以后，我无数次去海边，看涨退了亿万年的潮汐怎样在我的眼前起起落落。那种场景让我心动，让我与海边的礁石一样，体验到某种亿万年的存在感，但那是与大海的涛声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涛声，眼前的潮汐就不是完整的潮汐。

我承认，更让我震撼的，是海浪拍击在礁石上的声音。有两三个星期天，我都在海边忙碌着，想录下最好的涛声。从正午到黄昏，我换了一个个地点，试验过涨潮和退潮的时候，甚至还比较了蹲或趴在礁石上、变换录音机与海浪距离时，录下的涛声有什么不同。

结果都一样，没有录到最好的涛声。风声与其他的声音都录了进来，没办法消除。

那带着噪音的涛声，响了再响，终于让寝室里的同学失去了耐性。他们告诉我，电影里的涛声由人工制造，哗，哗，哗，哗，哗，哗，是铁皮筒里的黄豆摇晃出来的。

这打消了我再去录涛声的念头。

我觉得，电影里的涛声比我录得好，但让我着迷的涛声，仍然是海边潮汐自然形成的涛声。它有时候柔和，有时候猛烈。以我当时年轻的心境，当然是喜欢猛烈一些的潮汐，在空茫的海滩上回响。这比如大海在做梦时，梦到一件让它激动不已的往事，浑然忘我，不惜把自己摔碎在礁石之上，死后重生。

这是我在录涛声时感觉到的。实际上，那件事的过程比结果重要，它促进了我对涛声的认知和理解。那几个星期天，从正午到黄昏，我已经把自然中的涛声录制在心里，不会消磁，也不会抹去。

更多的时候，是和文学社写诗的同学一起去海边。

把目光投向海天交接的远处，是空间的扩展。

与海浪与海滩对话，是时间的扩展。

这打开了我们的胸襟，能够吸纳更多的见识，经过比较产生良知。

这一点上，我们比不在海边读大学的写作者幸运多了。大概要写作很久，他们才会发现，对于付出一定精力的写作者来说，文学写作技能很容易掌握，这并不比一个画匠学习彩绘的技能更难，但要成为好作家，胸襟是否开阔，最终会决定他们的成败。如果缺少胸襟，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他们成名之后找不到可写的东西。其实可写的内容太多啦，一辈子两辈子也写不完，如果缺少胸襟，他们就无法掌控。

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知道的也不多。碰巧我们的大学就在海边，我们的胸襟是与大海的多次接触之后，才慢慢打开的。

“走啊，去黑石礁吧。”

“走吧，去付家庄。去老虎滩也行。”

有公共汽车通往那几个海滩。

于是，一帮子诗友，三五个，七八个，向海边去了。

有时候，那台录音机也跟着我们去海边。它只有一个喇叭，不是立体声，但在当时，录音机算得上一件时髦的物品，有它的人不多。我们去海边的路上，看见几个年轻人，提着一台录音机走在街上。他们留着长发，戴着墨镜，穿着下端加肥的裤子，走起路来像踩着弹簧。那种向上走路的样子，肯定与录音机大声喊叫的迪斯科曲子有关。

当时没有出售原版音乐作品的市场，盗版的也没有，但音乐的来源却不算一回事儿。

我听到的外国音乐，通常来自某位音乐人士。他能接触到外国人，有机会把外国音乐录到自己的盒式磁带。接下来那盒音乐一次次转录，到我手里时不知道转录多少次了，信号可能很差。可怜的我，还以为让我喜欢的那些乐曲，原本就是模糊的、粗糙的样子。

这可能导致了我对音乐的欣赏，不会到达比较深的程度。

但是要感谢盒式磁带录音机，它把那些无须官方批准、无须有人翻译、带着人性温暖的外国音乐，用地下流传的方式，送到我的身边。

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能忘记。

从公共汽车站到付家庄海滩，再走过一个小山坡就到了。这时，一位眼睛很大很明亮、诗歌写得很透彻、年龄比我小了九岁的女生走在我身边。

她问我录音机里播放的是什么曲子。我告诉她：这首曲子名叫《爱情》。我没有说，我仅知道它的标题，不知道演奏它的乐队是谁，也不知道谁是它的创作者。

可是，接下来她问我：你从曲子里听到了什么？

我错误地回答：我听到，爱情是可有可无的。

这真是一个错误，自以为幽默却毫不幽默，自以为聪明却非常蠢笨。

我应该诚实地回答，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现在还不懂得。这首曲子要再听几次，才能听懂。

对于诗歌的写作者，这样说是对的。每个时代的爱情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诗人都要弄懂自己时代的爱情。这可能要等到他们青春逝去，才能多少明白一些。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这样说符合实际。因为此前的革命，在几十年里消灭了爱情这个词语，消灭了这个词语描述的美好事物。你如果懂得爱情，那才是一个怪物。

过了一些时候，我读到一部外国小说，写到太阳现在酷热无比，晒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点点。小说的主人公全身都绷紧了，决意要战胜太阳，战胜它带来的醉意。后来，他向一个人开了一枪，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的寂静。写小说的人认为，这不是主人公的错。

我就回想到，那天在海边，天气确实很热，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对一个刚开始写诗的女生说，我听到爱情是可有可无的。这会伤害她的现在和未来。这确实是我的错。我可以告诉她，在诗人忧患的一生，爱情只不过是高过其他浪花的一道浪花。那是一位外国诗人写的诗句，我刚读过，转送给她就挺好。

先有人，还是先有神

有些疑问，你可能早就有了，没有答案，放到一边，许多年后又被一件事情勾起来。这件事，可能就是读到我的这篇文字。

比如，先有人，还是先有神？

我的这个疑问，十岁前后就有了。那时去乡下姥姥家，听老辈人坐在炕头上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神话。

神话里说，女娲娘娘在第一天创造了鸡，第二天创造狗，第三天创造猪，第四天创造羊，第五天创造牛，第六天创造马，到了第七天，她创造了人，是仿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捏成的。造人比造那些动物有趣，她造了一个又一个，觉得太慢，于是手握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洒在地上的泥点子都变成了人。

有个老辈人很确定地说，人是女娲娘娘造的。女娲娘娘用手捏出来的，成了大富大贵之人，甩出来的泥点子成了吃苦受累的人；但捏出来的人不多，要尽量少用，留着当过去、现在、以后的皇上和大臣。

他旁边就有另一个老辈人反驳他，你说的不对，过去和现在，皇上都是神，和女娲娘娘一个级别，不是她捏的。

他们旁边还有一个老辈人，信的是外国传进来的神，他说，真正的神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造出空气，把天和地上的水分开。第三天把陆地和海洋分开，还造了青草和树木。第四天造出日月星辰，第五天造出水里的鱼天上的飞鸟，第六天造出地面上的昆虫、野兽和人，第七天就休息了。

那个泥点子的说法吸引了我。女娲娘娘造的那些动物，在乡下常见，我就以为是老辈人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后来看了几本神话的读本，才知道那件事早有了文字记载。在此之外，女娲每天能产生七十种新创意，包括中国最早的几种乐器，就是她创造的。后来她还创造了婚姻制度，让人自己生育子女。

至于外国的神造出来的东西，比较复杂，当时听了没有全记下来。后来读到《圣经》，才让那创世纪的整个过程，由混沌一团变得清晰。原来那个乡下老辈人说的是对的，上帝可不像女娲娘娘，七天里只能造出人和鸡呀狗呀、猪羊牛马，他能造出整个世界。我略微想了想，大约是自古以来，中国与外国的环境就不同，导致了创造力大小与品格的差异。中国的神如果在外国，也会造出更好的东西，就像女娲如果在外国，能造出更好的乐器，比如圆号和黑管，钢琴和提琴，等等。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到了二十世纪还没有在根本上改变。

其实在我十岁前后，从小学课本读到的神话，是猿猴变成人（当然课本上说那是进化论，不是神话，但在我这里，管他什么论不论的，如果不能亲眼看到猿猴变成人，那也和神话差不多了），此外有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观点说，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了神。

那么，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神呢？那时我就想过，想了一会儿，想不明白。

1981年我读大学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是在西班牙的山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那座神庙保存完好，建于一万四千年前，而洞内的岩画、祭品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可以上溯到五万年以前。

一万四千年有多久，五万年有多久，以我现在不足百年的生命履历，对此并没有感性经验。

据说，当时的考古学者感觉到，这个放在神庙里的石雕头像，确实不同寻常。一万多年之前的雕刻者，利用石头天然的竖裂纹把头像分成两部分，半边是留着胡须的人脸，另外半边是动物的脸。

他们好像没有确定地说，那个石雕头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像，但我觉得它是，并且相信有很大可能它就是一个神像。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判断，那些生活在一万多年前的人，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许多年后，我仍然没有机会去西班牙拜访，也没有找到这座石雕头像的图片，甚至也找不到关于它的更多文字信息。这让我有些失望。但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些相关图片与文字，原来，就离这个山洞不远的地方，有至少四十个带有壁画的岩洞，其间的原始艺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比如埃尔卡斯蒂洛，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石壁艺术神庙。约四万年前，第一批智人从非洲向北迁徙，来到欧洲，一些人走到这里停下来，与当地的尼安德特人一起生活。这段时间大约一万年之久。然后，眼睛很大、身材很高、不善于群体合作的尼安德特人灭绝了，只有智人幸存下来。其中的一处岩洞壁画，在一支考古学家团队看来，至少是四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所绘，成为地球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岩洞壁画。他们借用了军事科学中测定放射铀的技术，确定了那些图画的年代，这要比使用放射性碳的年代测定法可靠一些。

“那些岩洞壁画，是人内在的一种与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相连的冲动。”我读到的一篇翻译文章说，“石壁不仅仅是一块画板，它也是一道门槛，一种存在。就此而论，岩洞是一种旧石器时代的庙堂，壁画就是圣经，创造力就是神性的尺度。”

那篇文章的作者问道，它是人类历史上可以望见的最遥远的时刻吗？人类最早出现的几位艺术家，是否代表着人类就此超越动物的那一历史性时刻？

还有，我比较熟悉和尊敬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也可能去过那里，面对史前艺术沉默了好久，然后抬起头来说，“我们在这一万二千年里，什么都没学会。”

比自己更大的事物，这是不是神呢？

为什么人会有一种与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相连的内在冲动？

如果不是先有神，人又是从哪里看见神的？

这就又回到前面说的那座半人半兽面孔的石雕头像。它大概是世界上仅有的半人半兽面孔神像。世界上流传的神话里，半人半兽的神太多了，但大都是人的头部、动物的身躯，但这座神像的脸，竟然一半是人一半是兽。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原始时代艺术家的想象，可以证明艺术从来是允许虚构的。但这种循环证明的说法，同样需要足够的证明，才能成立。在我们无法完全排除它并非虚构之前，它就可能是按照神本来的样子塑造的，而不是想象。

谁也不能保证一万多年前的雕刻者，看到的神就不是那个样子。

我想，先有神还是先有人这个问题的难于证明，就像你去证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或者是去证明先有教师还是先有学生，可能会把两件互相依赖才能生存的事物，硬生生地劈作两半，费了很多力气，其实并不讨好。

这座半人半兽面孔的神像，告诉我的是，天上的神可能有好神和恶神，还可能在同一个神那里，好神和恶神的成分混杂一起，这就跟地上有好人恶人，并且好人恶人同在某人的心里一样。抛开谁创造谁来讲，神和人其实是一样的。

它还告诉我，由于知识、认知和语言的限制，我们必须仰望那些陌生的事物。

知识分子怎样写检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晚是从公元前213年开始的。

秦始皇烧了他不看好的书，处死了不喜欢的文人，想建成一个只服从他个人思想指挥，只有效率、没有争执的理想社会。

专制时代与知识分子为敌，在我看来，有个很浅的根源，即与知识为敌，容不得各种文化和思想。最初的方式很少，主要是肉体上改造，即带有血腥的镇压，比如大秦帝国下令每家都烧掉藏书，三十天内不烧的在脸上刺字，判罚他修几年城墙，有敢于谈论文化书籍的人当众处死，如果还敢用历史事实讽刺现实，就连他的家人也一起杀了。

秦的事情不能多说，毕竟那个时代太短，方式又太简单粗暴，没有展开说一说的余地。

此后的专制绵延不绝，统治者的想象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主要的威胁。那些人不只活在当代，还具有历史感和未来观，知道什么社会更好一些。但专制的岁月漫长，有足够的实验机会，探索更有效的管理，比如用思想改造配合肉体改造，把他们变成胆小谨慎、失去自我、标准化的一台台机器。这像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完成，可是到了极权时代，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终于完成了。

有一次，我读一套叫作《剑桥中国史》的书，它描述了那些岁月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压迫，对此作出了整体分析。我感觉到的恐惧不多，引起的忧虑挺多：它们已经持续多久了，它们还要持续多久，它们是否会永远持续？

那时我已经是个知识分子了，当然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追上来把我扑倒在地，然后商量要不要吃我。没有尾巴的老虎说，看这个人哪，他还有良心，先吃别人吧，明天再吃他。

那只是一个梦，我想写到的一个梦，挺怪诞的，与醒来时的现实不同，还可能与《剑桥中国史》和这篇记忆文字没有明显联系。依照我尊重的某位学者的观点，这篇文字里的这个梦，应该删去。

我尊重的另一位学者，与我相识后，把他的一部新书赠我。这书原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时的名字改为《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他有感于这几十年里作家们的思想改造，从他们不得不写了大量检讨书的现象入手研究，看到了个人思想与创作被革命意识形态管辖后的痛苦状态。

那种痛苦，我是能感受到的。

我读中文系时，文学教材上重点介绍的一些老作家相继去世，他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或者退场，或者停笔，或者只能写一些算不上文学作品的作品，这让我心中忧戚。

1981年去世的茅盾，就是其中一位。新政权建立前，他曾被革命的文化运动树立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新政权建立后，他担任了主管文化的高级官员。他去世时，隆重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那时他成了“中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伟大的革命作家”。

去世前他立下两个遗嘱，都有了好的结果。一是将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出来，设立长篇小说文艺奖金，这件事在他去世的1981年就办成了。二是他请求中共追认他为党员。在这里，他的措辞有误，他要的是恢复党员关系。实际上，他是中共秘密建立那年的首批党员，后来战乱中一度脱离组织关系，再后来革命需要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比回到党内更好。这件事在他死后第四天就办成了，恢复了党籍，从1921年算起。

这些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但在《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书中，有些史实让我感到意外。有一节写的是“茅盾：尴尬人的尴尬处境”，写到他身为高官后也不得不作出许多检讨，在大会上，在报纸上，在出书的序言上，检讨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茅盾的一份检讨，没有问他是否同意，就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份著名的报纸经常刊登知识分子的检讨。比如，北京大学一名学者在检讨中说：“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其他报刊也发表个人检讨书。《光明日报》上有北京一所大学校长的检讨：“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新华半月刊》有一名著名学者的检讨：“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

当时，一些检讨的结尾一句，都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一名诗人是这样写的：“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另一名诗人的检讨书，写的是：“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关于检讨，有位剧作家描述了在那个年月生活的中国人，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没写过检讨书。

他像写剧本的台词一样写道：“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

是什么让知识分子失去骨气，写下那些要命的检讨？

当然是强大的压力。那种由斯大林开始推行的政治检讨，一旦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联合起来。

你不要以为，那仅仅是一份交给革命组织的检讨书，写得深一些浅一些都可以。

当时一种常见形式，是把你弄到革命群众的聚会上做检讨，检讨之后由革命群众表态，如果所有的人认为你的检讨很深刻，那你才能过关；如果有人认为你检讨不深刻，就要在下一次会上重新检讨。检讨几次还不过关的，要弄到人数更多、场面更大的革命群众聚会上去，那你就更麻烦了。

那是一场发动群众斗争知识分子的运动。

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交给没有知识的人掌握，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你得承认你没有的错误和罪行，把自己贬得比任何人都低下，你得痛哭流涕地当众表演，即使是假的也行，这样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清华大学的两个著名教授都检讨了十二次才过关。南京一所大学有个教授检讨了十五次也没有过关。广东一所大学的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四个小时，老泪纵横也还是不行。

其实隐身革命群众背后的上级组织，掌控着一切。他们需要的是，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你会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终于成为了驯服工具。

莫斯科为何不相信眼泪

再看一遍这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就看到更多的细节了。

我这句话的意思是，电影看第一遍会注意主人公的遭遇，注意电影故事和主要桥段，往往看不到那些非主要场景中的细节。在外国电影中，前者大胆虚构，后者真实可信。如果像现在这样再看一遍，会看到那些更为真实的细节。

电影片头之后是字幕，1958年，莫斯科。故事从一个女工宿舍开始。

我注意到这个女工宿舍，楼内整洁，管理严格，女工们如果被男朋友约走，要在午夜之前回来。这是看守大门的苏联大妈说的。这与我们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楼相似，都有特别负责任的大妈或大叔，坐在门前牢牢把守，过了午夜不给开门。

不同的是，那是1958年的苏联，一间寝室住三名女工，都是从外省涌到莫斯科来的。而在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1981年，我所在的大学一间寝室十二个人，并且从银幕上看，还是那间苏联女工寝室大一些。

这种空间比较，意义不大，只是我写作时的惯性很难刹车。我知道，如果要我当导演，拍我住过的大学宿舍，一间寝室也只能放三四张床，才不会拍得像个监禁场所。

在这里，时间上的比较才有意义。1958年，苏联第一代社会主义领袖斯大林死了五年，其后的赫鲁晓夫开始改革了五年。1981年，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毛泽东离世五年，其后的历史也进入改革。

电影里，一个电视演播室正在录制的，是两名说唱演员类似于中国相声的节目。他们说到了莫斯科建造住宅的热潮：“华盛顿称我们是铁锹的俄罗斯，而今天我们制造了五吨多重的铁锹。”现场观众会心地笑了。他们又说，“拆除旧居的爆炸声如雷鸣，老屋没有炸毁，炸塌了角落边的新房。”观众就更大声音地笑起来。

虽然挺夸张，仍然是现实。

时间因素决定了环境的不同，以及环境里的人物活动。比如，在广场上，有年轻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命运像火箭的抛物线，有时沿着彩虹行走，可是在更多岁月，它总在漆黑的屋顶下。

过了一会儿，电影里有个私人聚会，有著名运动员、电视摄像师、科学副博士、副局级官员参加，话题就从青年人的诗歌谈起：有的年轻人走了很远，在作品中批评上一辈人在过去时代默不作声。这可能说的是斯大林时代，俄罗斯民族跌入深渊，几十年之久，痛苦不堪，但他们的父辈默不作声，没有反抗。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惊，这是我以往没有注意到的。我只知道“二战”后德国青年人追问父辈，在纳粹年月为什么沉默，这引起了全民族的反思，也从根本上拯救了德国。我不知道，也没想到过，斯大林时代结束五年之后，苏联青年也有自己的反思，当它成为全社会的话题时，它的影响已经形成，可能会在晚些时候挽救苏联。

在1981年的中国，一些年轻人像我一样，开始诗歌写作，我们走得尽可能远些，但我们没有可以朗诵诗歌的广场，也不能在诗歌里责问父辈的平庸之恶。唯一与《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相像的，是你可能没有注意的一个电影场景，一对男女青年走在街上，男青年的手刚搭上对方肩膀，就有人走上前郑重提醒，这是公共场合，不要太亲热了。

这种场景，在1981年的中国也很常见。其他事情，还无法与1958年的苏联相比。

苏联的高考年龄放宽到三十五岁，给了年轻人足够的时间，经过学习阶段，进入上升通道。在影片里，许多成功男人仍然在图书馆里读书，姑娘们也去那里，想结识有身份的人成为丈夫。

女工宿舍里的那些姑娘，策划着自己的梦幻人生。她们用草莓做面膜让皮肤细嫩，在法国电影节上羡慕明星的貂皮大衣。她们未婚先孕生下孩子，也不担心来自社会的嘲讽。

电影留了一半时间，描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苏联。男人们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在啤酒馆里，不到四十岁肚子就大了一圈。他们不像是男人。

单身的人增多，影响到出生率。人们的交际也出了问题，住在一个楼里的人互不相识，需要一个交友俱乐部，介绍单身男女相识。在那个俱乐部里，一个四十岁的单身男人，能摊上五个单身女人。

当年的女工卡佳，四十岁了，当了厂长，那是个有三千人的国营化工企业，办公场所的墙上有列宁全侧面头像，造型简洁，像个标志。有人对卡佳说你达到了生活中所追求的一切，她说她达到了一切的时候，真想像狼一样嚎叫。

非婚生女儿都长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她仍然单身。导演让孩子的父亲，那名电视摄像师来了，说起他与卡佳分手后的二十来年，生命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好像不是在活着，而是像在写草稿，还来不及整洁地写。

导演让一个真正的男人出现在公交车上，正好坐在卡佳对面，然后有一段对话。男人只看她一眼，就说她是未嫁女人。男人又说，你是用未嫁女人的目光看人的。她问，未嫁女人的目光特别？男人说，她们用观察与评价的眼光看人，警察、领导工作者、未嫁女人总是这样看。

那个真正的男人，在导演的安排下，恢复了俄罗斯民族好的一面，既深沉又敏感，既理性又感性，并且还很有绅士风度。当卡佳女儿的男朋友被一群流氓围攻，真正的男人出面，打跑了那些人。卡佳女儿觉得他可以当领导人，而不仅仅是一个高级钳工。男人说了一个例子：有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当他的皇朝全盛时期，放弃了政权到乡间隐居。在答复让他回去执政的请求时，他说，如果你们看到我种出了怎样的白菜，就不会再劝我了。

男人又对卡佳女儿说，我喜欢干我喜欢的事，而不是时髦的、权威的或者该干的。我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在场，那里就一切都开动。我爱你的母亲，因为——因为我爱。

这最后一句，把幸福给了卡佳。可是，让卡佳不相信眼泪的，只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吗？

前面说了，1981年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实在1969年，《战争与和平》让前苏联人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两部影片获奖，都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年代的事情，这让我对勃列日涅夫多了一些兴趣，甚至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字。比如1981年，他想改善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但他在第二年去世，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任期。

由于那种敌对关系，以及更多的原因，我一直以来读到的，大多是有关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虚假信息。但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我看到的苏联民众的生活状态，比起其他来源的信息，像是真实一些。

卡佳的化工企业，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这让我再次注意到苏联的石油。那个年代，石油在世界上卖得很贵。苏联是世界上输出石油最多的国家，足够他们换回粮食和日用工业品，足够他们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就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多苏联人搬进了新买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和汽车。

那些年苏联国内没有大的动荡，平静祥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最让人留恋的是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发放到城镇和农村，同时，每个人都能接受免费医疗和教育。据说，那是苏联中产阶级并不长久的黄金时代，勃列日涅夫去世没几年，石油价格降下来了，苏联的好日子就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