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觉得自己也写作的人，不大适合给别人的小说写评论。这固然是因为文人相捧、相轻之类的鸡贼心思会让这帮本来就很不诚恳的人显得更加不诚恳，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拿得上台面的、比较有“学理依据”的原因，就是一个风格明确的作家对于文学的看法往往坚固甚至偏激，因而在看待另一个作家的时候也会不负责任地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夸，夸得一叶障目；骂，骂得不见森林。类似于抓一从来不吃辣的广东人品评川菜厨子的手艺，类似于只喝过可乐的孩子给“青岛”、“燕京”俩厂子提意见。对于一部作品而言，这样的立场当然是不够客观，也不够公正的——搞评论的大部分要好得多，不仅吃过见过，而且生荤不忌，错词病句都能解读成“文体实验”。

因而我感到唐诗云这篇《跑吧，现在》里的好，其实往往是符合了我文学趣味的那些好——而我的趣味也许本身就是庸俗的、堕落的。首先，相对于那种过分雅致甚至晦涩的语言，我更喜欢看腔调清新明快的作品，字里行间如果真有玄机那是高人，可要是故弄玄机就相当于伪劣“茄鲞”，还不如食堂胖师傅做的烧茄子呢。唐诗云的语言恰好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字句并没有像一窝关在鞋盒里的仓鼠一样近亲繁殖自我衍生，而是一律以把事情说清楚为首要前提——当然也有机锋，但机锋都是贴着人物和贴着情节冒出来的，并且不多作盘旋，立刻投入到下一个人物和下一个情节中去。我想唐诗云可以本能地区分什么是有效叙述，什么是无效叙述，这也许与她从事新闻行业的背景有关。其次，在我看来，年轻女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个通病，即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性别特征和年龄特征——甚而到了翻两篇就跳出一个“我这样的女子”的地步，可到底也没让人看出来她是怎样一个女子。这种症候和年老男作家总是设置一群女的“不图钱，不图权，就图你们知识分子有文化”地爱上他们塑造的男性主人公异曲同工，说到骨子里还是有点儿自恋。本来自恋属于天赋人权，中国人民再没点儿自恋的权利，剩下的恐怕也就是点自虐了，然而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考虑，自恋还是会造成一些拖累的，尤其会拖累写小说。小说总得写人，自己那点儿存货掏干净了就得写别人，而过分自恋的人是不大可能花太多心思去体谅别人、琢磨别人的。还是说回唐诗云，她的这篇小说虽然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但通篇并没有太多自我欣赏和自我心疼的意思，她甚至会像另一些男作家一样自我调侃自我矮化，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策略，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另说，但她已经能够把一个作家很有限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抽离出来，放到别人身上了。这就要说到我对于小说的另一个趣味了。我喜欢看那种作家心里有人物、人物背后有时代的小说。《跑吧，现在》里的两个人物应该说塑造得都是有模有样的，那个有钱男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生活里“的确有这么一号”，而那个因为生活创伤而执迷与奔跑的男人，虽然并不是人人见过、人人听过的类型，但作者能够通过严丝合缝的逻辑线索对他进行说明，这就是把一个比较“虚”的形象做“实”了，说起来要比把本来就很“实”的形象描绘、展现出来难度大得多。其他次要人物往往也有神来之笔，比如那个卡宴男，嫌弃女青年说脏话，但啪啪啪的时候又必须要人家说脏话，这种细节应该来自于写作中的灵机一动，而灵机一动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更可贵的是，唐诗云在描述两个当下人物纠葛的同时，也写到了一个国有大型工厂的命运，她几乎是不自觉地寻找到了人物和社会乃至时代之间的勾连关系，这种写作上的倾向在年轻作家里很少见，在女作家里也少见，在年轻女作家里就更少见了。

但如果说作为读者，看完这篇小说还有不满足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作者对人物的编排以及对时代的展现方面。看得出来，唐诗云很想把小说里的两名男主人公的命运串联起来，而通过“我”与其中一人的情人关系、与另外一人的采访关系，以及一个从未登场的女儿的死，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然而这种串联更多地是在因果链和情节线索上完成了自圆其说，却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两个人物之间有着内在的、意义上的呼应。这就往往会让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挺痛快，挺热闹，但在看完之后却又少了一种心有戚戚的怦然一动。吴玄说小说中的两个故事有点儿不合拍，一个故事对于另一个故事喧宾夺主了，我想指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既然作者已经为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设置了钢厂的背景，而一般人也都明白这种国有重工业企业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那么人的命运和工厂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或许可以设置得更紧密一些，甚至不妨设置得更有象征意义一些——当然，作为一个文字洒脱、性格应该同样很活泼的女青年，也许唐诗云并不屑于给她的故事赋予那么有现实意义的色彩，但即使从人物的角度考虑，如果将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展示得更加丰富和有力度，那么也会使小说给人以更真切、更感人的阅读印象。

敏锐、明快，有锋芒也有温情，这是我阅读《跑吧，现在》这篇小说时的直观感受。我想，唐诗云应该是那种希望通过文学探讨广阔人生而非抽象人性的作家，她的小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