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火柴。小时候在火柴盒的皮子上看到这四个红红的字时，心里总是隐隐有些不安。母亲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许私自动用火柴，她总是讲一些危险的事例，谁家的孩子不小心点着了家里的柴堆，谁又烧伤了手脸，还有村里许胜家的三个孩子被火活活烧死在家里。母亲把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魔鬼，而小小的火柴盒成了恶魔的藏身之处。
十岁前我一个人不敢划火柴，怕忽然腾起的火苗把眉毛烧掉。我觉得眉毛最小，也最容易被烧着。一个人没有了眉毛，那不成了傻冬瓜。那时在我们小孩子们中还传唱一个谣儿，耍火火尿炕炕。我可能更害怕尿床吧，对小女孩来说，尿床是很丢脸的事。我现在使用火柴时，也要离开脸一尺远的距离。这当然和眉毛和尿床都无关。火是危险的。
我第一次独自花钱买的物品是一盒火柴。这件事说起来很不光彩，因为钱是我偷来的。那年哥哥要上小学了，母亲拿着书反复地教他“上中下，人口手”这几个字。没有人和我玩，我一个人蹲在角落用小木棍在地上画一些横道竖道。这是我自己发明出的字，我用这些字编着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住在大山里的妈妈要进城给女儿买一件礼物，小女儿马上要过五岁生日了。火柴妈妈早早就出发了，她在繁华的城里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裙子，小皮鞋，精美的头饰，可她手里的钱太少了，最后她买了一顶小红帽子。小女儿戴上红帽子漂亮极了，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哥哥真是笨蛋，我都会写了，他还不会。母亲教累了，带着哥哥去睡午觉。我假装睡，等他们睡着了，小心地翻着刚才的那本书，上面画着许多小人。这时我忽然在桌上发现一个亮闪闪的硬币。它一下把我的心攫住。我知道用这个东西，可以买糖吃。又精又软的高粱糖二分钱，水果硬糖一分钱。我眼睛瞅着母亲，手指一点点靠近硬币，终于摸到上面凸起的麦穗花纹。
我把钱装进兜里，飞速地跑到附近的商店。我的个子太矮了，还没有店里柜台高，我用脚尖蹬着下面一截突出的柜沿，才从柜台上方探出半个脑袋。里面的一个女人问我，买啥？我仰起脸一只手用力扣着柜台边一只手举着两分钱，却说不出话。我觉得那个女人一定知道这钱是偷来的。她很快就会告诉警察。我想逃走，可又舍不得软软的高粱糖。我趴在柜台边一直不说话，女人从我手里拿走了钱，莫名其妙地递给我一盒火柴。
我拿着火柴慢吞吞地走着，一路上都在想，该怎么处理手里的火柴。拿回家是不可能的，如果母亲问起买火柴的钱从哪来的，我该怎么说？肯定不能让她知道偷钱的事。邻居的小孩因为偷钱，被他母亲用缝衣针扎得十指流血。我麻利地爬上家门口附近的一根电线杆，那里有一个藏东西的石窝。
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哥哥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和小伙伴在菜市场捡到一些指头大小的红薯头，大家说要烤红薯吃，我去取寄存的火柴，不见踪影。
学校流行“拍洋号”的游戏，把火柴盒的皮子剪下来，正面有图案的相当于一百块，反面有“安全火柴”四个字的是五十块。玩的时候，手掌把火柴皮子拍得翻了面，对方就可以把图片拿走。有拍洋号的高手，一上午能赢好几千块。我想尽快拿到火柴皮，就偷偷把火柴扔在火炉里，后来被母亲抓住，重重打了一顿。
男孩子把火柴的危险作用发挥到极致。他们能用火柴头代替火药做出简易火枪。有一年矿区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案，作案者就是拿着这种自制的武器。后来案子破了，里面有一个我的发小。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拿着枪蒙面抢劫。小时候的他胖胖的，一脸的憨厚，常被我们几个女孩子戏弄。男孩出狱后，当了一名煤矿工人。
桦皮也就是桦树皮，煤矿人引火用的一种材料。桦皮上面的花纹很好看，像海浪，像山峰，像雪花，像狮子，像老虎。好奇的孩子们可以从一块桦皮发现无数的风景。最神奇的是揪着桦皮轻轻扯去上面的一层，下面还有更好看的风景。老师骂学生脸皮厚，就说是长了一张桦皮脸，剥了一层又一层。这句话听着很疼，活生生被撕掉一层皮一定疼到了心里。
处在荒山沟里的煤矿当然长不出桦树，它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用火车运来的，在木料厂被加工成井下需要的坑木或是道木。带树皮的坑木浸水后容易腐烂，木料厂便允许矿工家属们进厂剥桦皮。
剥桦皮的活儿都是由一些半大的男孩子做，星期天约好几个伙伴，拿上特制的桦皮刀一边玩一边帮家里把营生做了。剥桦皮也要技术，熟练的老手沿着树干能剥下一大张，像给树脱掉一层衣服；生手只能剥下一些小碎块。
和母亲看电影《画皮》，里面有个鬼掏心的动作，我蒙着眼从手缝儿偷看。一个青面獠牙的鬼伸出一尺长的指甲抓人。看完电影我把桦皮和画皮鬼归为一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桦皮是画皮鬼脱下来的人皮，它上面的花纹就是一张张变幻无穷的鬼脸。而那些剥桦皮的男孩子在我心里成为崇拜的偶像，他们敢剥下恶鬼的皮，那是多么的厉害呀。
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便有些娇惯，不舍得让他干一些重体力活。剥桦皮有危险，叠摞得高高的木头山随时会滚落，还有桦皮刀可能会割伤手。而哥一直想加入剥桦皮的队列，却没有成功。他当年一定特别遗憾，白白丢掉了当英雄的机会，也丢掉了被女孩子喜欢的机会。我家的桦皮都是父亲剥回来的，用斧子錾成一寸大小的块，单独放在一个小筐里。
我喜欢看母亲用桦皮引火，守在旁边竖起耳朵听画皮鬼被火烧着时发出滋滋的喊叫声。
没有桦皮时用刨花瓤引火也不错。抓一小把放入灶坑，划着火柴，扑地一下便腾起一团金红的火苗。先虚虚地搭几根柴火，再放入多的劈柴，这样不会一下子压死火苗。柴烧几分钟后，更大更红的火苗窜上来，这时要再加入炭块。
刨花要去矿上的副业厂收集。刨花引火的火焰大，比桦皮好用，便有些短缺。矿工家属不能随便进厂去收，要认识里面的工人才行。而那时能在副业厂上班的人都有一些门路。我家里很少用刨花引火，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井下工人，他没有在副业厂工作的朋友。
邻居赵队长家用刨花引火，他家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女孩儿。我总是讨好巴结人家，央求她带我去她家的刨花堆捡刨花。刨花白白的，软软的，卷成小团，展开上面还有一层层云一样好看的木头花纹。我用捡来的刨花做发箍，戴在头发上，洁白的一束，像一条昂贵的缎带子。短些的刨花用来做手镯和戒指也不错。银白的一圈。我把好看的刨花装在口袋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总是变成一堆扎手的木渣子。
有一年家里请了木匠做家具，推刨木板子时，我一直守在木匠身边。看着脚下如海浪一样涌动的刨花，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小孩。我把刨花用唾沫贴在脸上当胡子，还假装长鼻子的大象。
最近几年常看到一些创意画，把刨花剪出图案贴在纸上，配上精美的木框，成了立体感很强的艺术作品。
立夏后，矿区的流动木匠就多起来，师傅前头背着一个帆布兜子，刨子把凿子把錾子把斧子把，碰撞在一起丁零当啷地响。年轻的小徒弟挎着几把大锯小锯跟在后面，钢锯很大，几乎和他的个子一样高。我常担心狼牙一样的锯齿扎破他的脚后跟。他们挨家挨户地揽活儿，做衣箱、大衣柜、平柜、组合柜等等。做家具的第一步就是豁板子，最原始的人工做法，把整根的圆木头绑在结实的电线杆，两个人来回用力地拉大锯。锯沫面子飞起来，不一会他们的衣服白了，头发白了，眉毛梢也白了。嘻嘻，原来夏天也有雪人。
我们小孩子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上唱大戏。木匠们也唱，和泥拉锯宁死不去。大人说，小徒弟偷看师傅的画线手艺，被老师傅砸伤了脚趾。小徒弟走路时身子一高一低地起伏，身后的大锯小锯也是一高一低地起伏。
学校大扫除时，老师让同学找锯沫面子清洗地面。她在城里的大商场看到保洁员用大拖把推着锯沫清扫地面，还扫得特别干净。老师便把城里的先进经验带进矿区。几个大个子男生从木料厂弄回来几袋锯沫，铺在地上，洒上水花，地扫得特别干净。锯沫有木香气，大扫除几天后教室里还有淡淡的松香味。在我们心里这就是遥远的城市的气味。
很多年后我失业在家，学着用锯沫栽种蘑菇。我去附近的家具厂收集锯沫，在里面拌上米糠、白糖、生石灰经巴氏发酵后，装入塑料袋二次灭菌，在无菌箱里接入菌丝块。静静地等待一个月后，锯沫上长出一丛丛洁白漂亮的蘑菇。我挺高兴，原来自己还能学会做很多事。
矿上习惯把生火用的木柴叫作硬柴。
从村里来到煤矿过上幸福生活的他们，喜欢用一些特殊的字眼来区分乡下和矿上的日子。比方硬柴，一个“硬”字，暗中给他们增加无穷的底气。晋北乡下烧火用玉米秸秆和玉米芯，做饭时要不停地往灶坑里塞秸秆。在乡下能烧得起炭的人家很少，而在矿上人们不仅烧纯木头的硬柴，还能烧得起黑亮亮的大炭。
最让他们得意的是，这些木头和炭都不用花钱买。工人们下班时会从工作面顺手捎带一些木头楔子和炭块回家。有条件的还在下面把新道木用锯子加工成一尺来长的木墩子。为了方便拿回家，在木墩子两头钉上8号铁丝，就像是一条提包的挎带。这样加工过的小木墩劈柴的时候不用花费什么力气，就是力气小的女人也能一斧头劈开。工人们拿回家的木墩子要放在房顶上晒干水分才好烧。在矿区判断一家男主人是不是勤快，扫一眼他家的炭房顶就知道。勤快的男人总是把自家的炭房顶摆得满满的，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就像是垒起的一段长城。
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从来不敢乱说乱动。我母亲笑话他，杏叶儿落到头上也怕砸个坑儿。家庭成分这顶巨大的帽子约束着父亲变成一个老实听话的工人，他不拿工作面加工好的木头楔子，当然更不会去锯小木墩子，他只拿那些替换下来的废道木，一米多长，背回家来，累出一身的臭汗。
又粗又大的道木劈起来费很大的劲儿，不过哥哥每年冬天都要劈两大筐子硬柴。后来他去外地上学，这个光荣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我抡着大斧子劈柴时，总是把自己当作顶门立户的男孩子，而不是娇气的小女生。
劈柴时手上很容易扎上木刺，尖尖的头扎在肉里，另一头露个黑黑的小尾巴。木刺不大，却是很疼痛。母亲用缝衣针帮我把肉里的刺挑出来。这个过程很疼，当然更多的是对针头的恐惧。我有一次把刺藏起来，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和我的血肉长在一起。可是伤口化脓感染了，整个手指肿得像一个红萝卜。母亲还是用尖尖的缝衣针挑开糜烂皮肉，那个过程更疼。钻心刺骨。
放在讲台边的教鞭损坏得最厉害，十天半月就要换一根新的。教鞭有时是竹子的，有时是木头的，有时是剥了皮的一段树枝。教鞭除了指读黑板上的生字数学题外，还有一个用处是处罚那些调皮的学生。老师们一般打屁股，也有的老师打手心。三班的老师喜欢打手心，写错一个字打一下。他们班有一女生手心肿成了发面馒头，连铅笔都握不住。我也挨过老师的教鞭，抽在胳膊上，尖锐地疼。不过我牢牢地记住“多多少”用减法。晚上回家悄悄撸起袖子，看到紫红的两道伤痕。
孩子们在学校挨了打，绝对不敢告诉家长。讲了还要二次挨打，甚至比老师打得还狠。在家长眼里，只有做错事的学生，没有打错人的老师。家长常和老师说一句话：孩子不听话，给咱狠狠地打。
发考试卷时，教鞭总会莫名地失踪几天。过几天有学生送上一根新做的教鞭。学校教育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有一个同学做过一根特别漂亮的教鞭。用机分厂的专用机器车得教鞭杆光滑顺溜。老师表扬了学生，学生的家长便又陆陆续续给老师家做了面板、菜板、擀面杖等。过了一段时间老师选那个学生当了小组长。
上学时我有一个愿望，长大后给班里的同学每人发一套新桌椅。后来又觉得这个愿望太大，实现不了，就想全部用油漆刷一下也不错。女儿听完我的话，哈哈大笑。她说，你那会儿也太没有追求了。我哑然。
记忆里从来没有坐过新桌子新板凳。学校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板凳一年又一年不知坐过多少个学生，破旧得不成样子。学生用三条腿的桌子板凳上课更是常事。星期一倒换座位时，有的学生趁机把烂板凳换给别人。学校里本来有木工组，专门修桌椅板凳的，可是损坏得太快。老师不愿意求校工，便让学生带回家自己修。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一手拎着一条断了的凳腿，一手抱着板凳面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样子狼狈极了。
父亲不帮我修凳子，他冷冷地看着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操着锤子叮叮当当地钉个不停。他是那种极爱惜物品的人，他把身边的每一件大小物品都用到极限。一件旧衣服，一只旧水桶，一段废铁丝，他都用得特别小心，生怕损坏了。在父亲眼里，故意损坏物品是最大的错误。而一个女孩子既然坐坏了学校板凳，就应该自己动手修理。我的手脸冻得通红，我把锲子形的小木块塞进松动的卯眼，用长长的铁钉子加固断掉的板凳腿。
下雪前，我终于修好了我的板凳。
哥十四岁那年缠着父亲为他做一条扁担。和他同龄的男孩子都能为家里挑水劈柴了，哥不想成为被大家嘲笑的对象。家里原来有挑水的扁担，可是太长了，哥个子小挑不起来。父亲特意挑一根小松木，花了两天时间做成扁担面。哥还在长身体，扁担面做得稍稍有点宽。扁担钩是父亲自己做的，把粗铁丝拧成结实的小圆环，一个铁环套一个铁环。前头的铁钩子用烧红的铁条打成。哥用他的扁担挑水时，父亲看着高兴得合不上嘴。他的儿子长大了。
哥的扁担没用两年，他到外地上学，父亲也调到外矿工作。我母亲那年总是在生病，那条扁担便传给了我。
十二岁的我个子很矮，扁担钩挂在最上面的那个铁环上，爬山坡时水桶还拖拉地面。
我那时最怯去挑水，不是怕累，而是受不了别人的眼光。矿区的公共水管子定时定点送水，担水总是排着长队。矿上人家家里一般都有好几个男孩子，女孩子出来担水的不多。在长长的队伍里，瘦小的我总是成为别人谈论的对象。他们问我妈的病好些没，我爸啥时候回来。那些柔软的目光让我如受针刺一样的难受。我总是等人少一些再去，可那样做很危险，可能会遇到突然停水。没有水，家里不能洗衣做饭，母亲也会不高兴地数落我。
下雪天挑水，爬一段山坡路，上面结了厚厚的冰，我摔倒了，裤子也破了一个大洞，水全洒了。我爬起来重新返回水站挑满水桶，回到家我自己找针线粗粗缝过，怕母亲看见破裤子生气。我每天回家马上把外面的裤子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我母亲这时总要笑一下，她觉得我长大了，讲究起穿衣打扮。那时的女孩子喜欢用电熨斗把裤子熨出两条直直的裤线，美名“火车压不倒”。
沙发这个词说起来很绕舌，我学了好几次都说不好。听说沙发是一种坐上去能弹起来的高级凳子。我们都没有坐过沙发，想象不出一下子被弹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和小伙伴坐过土飞机，屁股下面垫一块薄薄的石头片，从土坡上面往下面溜。飞速地滑动，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我自作聪明地想，坐沙发和坐土飞机差不多一样吧，坐下去时“嗖”一下子飞起来。
沙发初在矿上流行时，它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当时只有领导干部的家里才有沙发。不过，矿工们发挥聪明才智，很快便发明出自制土沙发。自己动手用铁丝缠绞出沙发簧，木料呢用井下的道木，水曲柳、桦木、红松什么的。好像桦木最好，剖开有好看的木头花纹。大人们不叫“做沙发”，叫“包沙发”，他们总是讲谁谁家里包了一组新沙发。
邻居们有好几家包了沙发，父亲也蠢蠢欲动，想给家里包套沙发。父亲是那种接受新事物很快的人，他和母亲商量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同意。母亲不要沙发，她觉得那是一件无用东西，屁股下面坐的物件有啥好看的！她想打一组衣箱，这是她多年的心愿。而且那些攒下来的木料刚够做两只衣箱。衣箱放在屋里多气派，村里的亲戚看到了，不知道要眼红成什么样。我母亲是乡下的姑娘，嫁给吃公家饭的煤矿工人，全家人都觉得很体面。
父亲和工友借到一个可以缠沙发簧的机器。下班后他把铁丝缠在机器上，用力地绞，绞，把直直的铁丝绞成一圈圈的大S卷。
父亲每天下班后坐在机器前一边卷弹簧，一边算计着一个沙发要用几个弹簧。沙发簧做好后，还要花钱请木匠做木框子，买包沙发的布料。我家一直没有攒出这笔钱。父亲的沙发簧起初放在小屋，后来丢在院子里，锈迹斑斑。我和小伙伴在院子里玩摆家家时，在沙发簧的上面搭一块旧布，假装是做好的沙发。再后来我们长大了，一个个都离开了家，父亲的沙发一直没有做起来。
有两年父亲总是在半夜里扛木头回家。他的身上都是汗，衣服也是湿淋淋的。这么长的木料当然不能正大光明从井口出，他是从后山的小路扛回来的。其实这是一种偷盗的行为，因为干的人多，谁也不会讲出来。那些胆大的工人，家里早有了衣箱，有了碗柜，有了大衣柜，平柜。
父亲偷木头是我母亲逼了很久的结果。母亲威胁他要是拿不回木头就和他离婚。父亲不想离婚，只好硬着头皮一次次去偷。我想父亲当时心里一定很难过，他不想做贼。
那时我们已经睡下，听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哪根木头做板子面好，哪根适合做框子。我母亲打算做一对衣箱，上下二层，用清漆漆成木头的原色，比大红洋箱洋柜要时髦许多。
衣箱在当时很流行，和后来的彩电冰箱一样，结婚时必须有的。父亲他们结婚时当然没有衣箱。他们从老家带出的家当只有几个碗，几双筷子，一只漏勺。我母亲常和我抱怨，奶奶当年分家给了他们一只漏勺，还是没有把子的。父亲带着这半只漏勺和我母亲在矿区自建起两间小房子，慢慢添置起一件件家具。我家的大衣箱是我九岁时打的，这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要提前准备木料，还要攒够木匠的工钱，几个木匠的吃喝也要算在一起。我母亲精打细算了很久才做成这件贵重的家具。衣箱做好了，母亲怕烟气熏蒸（矿区的自建房，厨房餐厅客厅卧室都在一间房里），衣箱一直放在闲房里，上面还用两张厚厚的牛皮纸盖着。
后来母亲卖掉了矿上的房子，要搬到城里住。我回去帮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送了人，包括母亲像宝贝一样珍爱了多年的衣箱。
在煤矿人眼里书柜这东西是有文化的象征，也属于没什么大用处的奢侈品。既然是奢侈品那就不可能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反正我在矿区住的那些年里没有见过谁家摆着这么一件家具。碗柜呀，衣箱呀，后来的高低柜组合柜呀，大衣柜呀，这些家具我倒是常见。
我们家也没有书柜，但我们家有很多书。我母亲识字，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有些小资，自费订过几年《中国青年》。那时的订价可能几块钱吧。几块钱在平常人眼里是可以买几斤肉吃的，可我母亲却订了一些没用的杂志。我想母亲当年在邻居们眼里一定是个古怪的女人，不串门子，不拉家常，却喜欢一个人在家看书写字。
我父亲也有书，他的书都是医书。我父亲在二十八岁那年自学了中医和针灸，后来还自学西医。父亲每次发工资都要挤出一两块钱买书，那时的书便宜，只有几毛钱。我父亲给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上面写上“爱护图书”四个字。因为买书花费渐多，我母亲和他还打过架，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别的男人抽烟，他不抽烟，他是用买烟的钱买了书。
我父亲后来开了一家自己的小诊所，从煤矿工人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大夫。大概是觉得自己有了身份，那一年我们家请木匠做了一个写字台和书架，是书架，不是书柜。书架放在写字台上，三层，分为大格中格小格，还有玻璃门可以推拉。父亲把他这些年攒下的宝贝都摆在里面。给病人看病时，遇到疑难杂症，就从里面抽一本书出来。那个动作十分惬意。甚至是得意。
我结婚时，婆家到张家湾订做家具，问我要什么，我犹豫了很久扭扭捏捏地说，想要一个书柜。他们似乎都吃了一惊，看着我，重复着说，书柜。我说，是书柜。张家湾那种小地方的木匠大概从来也没有做过书柜，先是说，和梳妆台一起做，一边做成书架的样子，一边做成镜子的样式。后来又说，样子太丑，不能这样搭配。爱人告诉我，木匠师傅说了，书架不能做。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没有特别坚持。结婚时，我特意留下了爱人小时候写作业时的一张写字桌，还有和桌子配在一起的凳子。我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想不出对着梳妆台的大镜子，怎么写字。
后来家里发生大变故，搬家时母亲让我想要什么自己拿，我脱口而出，要父亲留下的书架。说过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大概对父亲的书架蓄谋已久。
书架太大，中巴车塞不进去，爱人租一个三轮车才拉到我们矿上的新家。父亲的书架是乳白色，我家的书桌是枣色，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点也不搭，就像是一个公主，一个下人。拉回书架的第二天爱人进城买了一桶高级油漆，把书桌和书架油成紫檀色，两件东西这么一打扮，一下子乌鸦变成了凤凰。
书架有推拉的玻璃门，我把自己的书都摆在架子上，想看哪本书时推开玻璃门从里面抽一本，并扫一眼自己印在玻璃前的影子，心里臭美：嗯！文文雅雅，像个读书人。
有一年和爱人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我手里正好读着一本厚书，我生气地一扔，撞在书架的玻璃上，玻璃立即碎了，有几块玻璃飞到脚面上，血流如注。后来又配过玻璃门，都不知为什么失手打碎了。现在书架只有一面玻璃门。
矿上缺树，一直都缺。
矿上唯一有树的地方在旧医院的周围，那里有很多的槐树。春天时槐花开了，一条南山路都是花香味。槐花花蕊里有花蜜水，小孩子都爱吃，在树下捡落花吃，用石子打，还爬到树上捋花枝。这些花拿回家拌点面粉蒸熟后还可以炒花饭吃。槐树是日本人占领煤矿时种下的，几十年过去，树倒一直活着，且越来越粗壮。
春天，学校组织师生植树，规定每个班门前都要种一棵树。学生们纷纷从家里拿来铁锹挖树坑。一个班挖一个树坑种一棵树。我们每年都很认真地按标准挖坑，隔三天浇一次水。我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在绿绿的树荫下读书，做游戏，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可是树从来没有活下来。我在矿上读了九年书，种了九棵树，死了九棵树。我一直以为穷山恶水的煤矿长不出树。
两区改造，我们住了多年的临时户区被拆迁。我一个人回老矿走走看看，昔日顺着山坡一层一层盖起的自建房都拆了，山坡上种满了绿油油的小松树。我又回到以前读书的学校，进门看到两架葡萄，上面结满颗粒饱实的绿葡萄。
树害羞，它怕见人。
老师说，煤是由几亿年前的树变成的。我虽然不相信，但也没有站起来反驳。
我们矿上人从来不说“煤”，觉得那个字轻飘飘的，我们习惯说炭。大炭块子，多有力的一个词。煤是什么，煤面，煤粉，煤沫，风一吹就跑的东西。
矿工家属多数是没工作的，为了补贴家用，她们很多人都在矸山上捡炭，捡了卖给附近的收炭人。一车好炭八块钱，差点的七块。
母亲穿着旧窑衣，背着炭筐子在矸山上捡炭，我下学后帮她把捡好的炭块背回家。穿了窑衣的女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每回都是母亲先看到我喊我名字。我走过去，母亲把炭块放进兜子，扶在我的肩上。炭块像座大山压在我肩上，我两手朝后使劲地托着兜底，带子仍旧死死地咬着我的嫩肉，生疼生疼的。累了想歇也不敢歇，因为歇下了没人帮忙，我一个人很难再背起来。有时实在太累了，只能连人带兜子一起贴在人家的石头山墙上靠一会儿。
星期天写完了作业，我和母亲一道去拾炭。母亲怕危险不让我爬矸山，只让我在铁道旁拣些指头肚大小的煤渣。陡陡的黑矸石山上爬满了穿窑衣的女人，每人背后一只大筐，双手左右开弓，准确地把炭块子扔进身后的篓子。有时为了争抢大块的炭，尖嘴的女人们还会像乌眼鸡一般争吵斗骂。无论吵得多凶，也不会有人劝架。只要道轨隆隆一响（倒矸石的铁牛车来了），女人们无论在干什么，马上就会兴奋起来。几个跟车的汉子吼着“一二三”的号子，用肩膀扛翻了好几吨重的铁牛车。“哗”一声巨响，周围立时腾起一团黑烟。女人们一窝蜂地拥上去，不躲不闪专往黑烟大的地方钻，脚底下大块的矸石还在不停地滚动。
“六一”节母亲用卖炭的钱给我做了一条的确良裤子，怕浪费布料，裤子做得超级大，我挽了三圈裤边还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