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终于决定告别医生这个职业，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的角色不是医生，而是正在陪床的患者家属。
医院的肿瘤科病房，消毒水的气味充满病房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我熟悉的气味，病房同样是我每天面对的，再也熟悉不过的场景，但是,父亲作为重症病人躺在我身边的病床上，如此境地，我无法安然入眠。于是，天还没有透亮，我就披着衣服站在窗前，漫无目的朝窗外环顾。窗外的雾气很足，严严实实填充在目光所及的楼群之中，本来刚硬、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丛林；显得朦胧而柔和，若隐若现，如海市蜃楼。在北京，这样的雾气含有元素周期表上诸多元素，存在不合适，但是合理；吸入伤身，但看上去很美。在这样朦胧的意境里，我不知在想什么。
父亲在我身旁的病床上静静躺着，原本因病痛所致的扭曲的面容因为困倦和无力而显得平静和无奈。放射治疗带来的身体不良反应是巨大的，特别是剧烈的头痛和顽固的呕吐让人不可忍受。这种不可忍受与耐力和毅力无关，很显然，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就是这么严酷和残忍。放射线是个不能辨别是非的家伙，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和组织有着同样致命的杀伤。这就像一个糊涂的暴君，对待罪犯的手段往往是株连式的。这种简单粗暴且不顾一切伤及无辜的做法明显不当，确实矫枉过正，在充分认识到这里存在着毁灭性的破坏、而没有找到一个好方法的条件下，这样的做法确实残忍。但是，牺牲局部利益而使整体得到暂时或者是长久的稳定，这仍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良好方法。
父亲生病的那段日子，正是我的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自己不知自己以后会走向何方；我所能做的，只是轻踩刹车，尽量将自己的节奏放得慢些，更慢些。那时的我，表面上的理由是陪他，内心深处却手足无措。人生就是这么奇怪，也许是非得要过一个坎儿，才知其路不平。与此同时，我脑子里有个短暂的意象：我在医生这个职业阶段，从治疗别人生病开始，以自己父亲生病终结，这确实是个很巧合的事情。
我因所经历的医学生涯而有着相关的职业体验。这就如世间的万事万物，只要是存在的，大抵需要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这样的平衡是各方持续不断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当这样的平衡处于极其稳定的状态，不管哪一方因为没有绝对把握打破僵局的时候，就不会产生野心；没有野心的日子，自然能和平相处。一旦平衡的现状变得岌岌可危，总有一方野心便会从中产生。平衡的现状不复存在的时候，也就是纷争和毁灭到来的时候。
人的机体，就是在这样平衡的状态下存活着。
因为癌细胞有扩散的趋势，父亲术后，他的经治医生就开始和我谈父亲的病情；经治医生知道我是同行，因此，确切地说，是和我讨论关于父亲术后的化疗和放疗方案。我坚持只做一个疗程的放疗，拒绝了经治医生提供的化疗方案。我是心血管学专业，不是肿瘤学专业，但是我总是有个固执的想法，那就是人的身体必须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才有可能健康，而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无疑是对机体免疫系统毁灭性的摧残。要知道免疫系统犹如忠诚守卫的士兵，在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下，会坚决回击有害于机体物质的袭扰和入侵。
我坚持只替父亲选择了放射治疗，虽然放射治疗同样会有摧毁机体免疫系统的风险，但是，作为癌症手术的后续治疗，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再说，摧毁有时也会是一个重生的机会，尽管这显得很无奈。
二
与父亲同处一个病房的还有另外两个病人，一位是舌癌晚期的患者；一位是中晚期的食管癌患者，与我父亲患同样的疾病。
三张床在病房里呈纵向排列，我父亲靠门，舌癌晚期患者靠窗，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居中；每天上午早些时候，他们齐刷刷躺在各自的病床上，排列整齐得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接受医生护士的检阅。
这是每天必须要进行的程序，等医生护士查房离开后，三个人便开始各做各的。父亲在我的陪护下去病房对面的放疗科做放射治疗；中间病床的那位便开始做放疗前的各种检查；而靠窗的那位则无所事事，查房过后便开始捣鼓自己的事情，这让我心生疑惑。
放射治疗开始前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等待。放疗科的大厅有几排椅子，等待做放疗的患者很早就开始排队占位，然后前后左右的邻居们便低声拉着家常。大多数的人一开始都不认识，当然从不认识到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这里，这个过程很短，也许只要三五分钟，因为共同的话题最容易引起共鸣，很显然这个话题便是癌症；具体罹患什么癌症并不重要，因为最容易相通的是心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情，不论是斗志昂扬还是心情低落，在这样的群体中总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心路历程。这样的交流很显然有其重要的作用，刚来放疗科的患者无一例外都显得低沉和绝望，当见到如此多的癌症患者后，仿佛找到知音，心灵的共鸣会让人有好心情，有好心情自然会产生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父亲第一天放疗便遇到一位看起来七十岁左右的患者，他胖胖的身材，脸上红光满面，光着头，油光瓦亮；同样是第一天接受放疗，他坐在父亲身边的椅子上，很好奇往四周看，同时小声嘟囔着什么。嘟囔一会，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电动剃须刀，在光头上抹。说实话，他的头皮很亮，至少我的肉眼并没有发现头发，我甚至怀疑，那样光亮的头皮根本就没有给头发提供生存的土壤。他一边抹一边和着电动剃须刀的嗡嗡声反复自言自语说：能被治死也不能被吓死。说时，语调一致，语速奇快；说是这样说，他故作姿态的坦然，很明显想掩饰内心的恐慌。
因为相邻的缘故，他一边抹着脑袋，一边打听我父亲的病情。我父亲和盘托出后，他也主动报上自己的病情。他的癌瘤的位置紧挨着肺动脉，并且对大血管呈包围之势；很显然这样的癌瘤临床根本没办法切除，最大的可能只是靠化疗和/或者是放疗来控制或者是延缓病情的发展。他住在胸外科，曾经有医生动员他到肿瘤科住院接受治疗，他拒绝了，拒绝的唯一理由是肿瘤科这个科室的名字不好听，在他看来，这是多么不吉利的事情。他固执地认为，肿瘤科好像就是人生最后的归宿；住进肿瘤科，就是被判了死刑。
肿瘤科的气氛确实沉闷、压抑，很难听到欢声笑语，就是有笑声，也更多的是应付特定的场景，不真实，不会发自内心。
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病程、相同或相似的心路历程的人在一起，时间很快过去；不知不觉就轮到我父亲做治疗。一堵厚厚的铁门打开，一条长长的过道便在眼前，我父亲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当面对眼前的路、未知的路，踏入确实需要勇气，而不得不踏入的时候，又不得不义无反顾，虽然这样的义无反顾里包含更多的是无助和恐惧。我父亲看我一眼，快步进入，他的脚步轻飘而又无奈。很快，厚重的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留下的是父亲身边惊恐不定的罹患肺癌晚期的老者。
不长的时间，铁门又重新打开，父亲脚步明显轻快许多，脸上满是笑意，如释重负的表情，走过来说真的没什么，躺在那里没有一丝不好的感觉。说这话时，那位肺癌晚期的老者急速镇定下来，起身，准备走向铁门。
回肿瘤科的路上，父亲明显加快了脚步，我知道他的心情是何等欢愉，甚至有些小小的成就感，因为他所了解的放疗是如何可怕但就这样被他如此轻易地征服。但是，作为医生的我，是知道放疗带来的身体反应和伤害不会很快到来。
三
我很欣赏“生生不息”这个词，顽强、乐观、不屈，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生命的希望。但是，无论如何掩盖，不管怎样掩饰，死亡总是存在，或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疾病是死亡最好的借口，没有疾病就没有死亡，就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舌癌晚期患者四十岁左右，瘦弱的身体，灰黑的面色。癌细胞几乎侵袭到他的整个头，他嘴里被硕大的舌头塞得满满当当，无法合上，始终半张着。因为处在这样的限制状态，不能看到他的表情，喜怒哀乐都如常平静。可能是咽部被肿瘤过于侵袭，他没办法如常人从容呼吸，于是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他的呼吸便靠喉部植入的不锈钢管道进气和出气。这样恶劣的呼吸环境，上呼吸道有些炎症在所难免；因为喉部有痰的原因，他的呼吸声响有时鸽哨般鸣叫，有时像猫温顺时所发出的咕噜声响。有时可能因为痰多妨碍呼吸，他会弯腰将喉部对准痰盂，使劲一吐气，一口痰从管口如箭急速射出，打在痰盂壁上发出短促的脆响。这时他会站起身，用手指堵着管口，摇着头，很含糊说真准、真准，很欣然的样子，对自己能准确射痰而发自内心地自我赞赏。
我陪父亲放疗归来，他正坐在病床上研究彩票，几乎将他所有的过期彩票都拿出来，一张张很整齐地摆，摆了半张床。他坐在床头，和他岁数差不多大的他的亲属坐在床尾；他因为说话含糊，特别不清楚，他的亲属也不能完全听懂，因此他急得两只胳膊乱舞，还不时用铅笔敲着他亲属的头。
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因为我知道，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远比药物重要。在医学界，有这样一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被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因病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是被癌症吓死的。说是被治死的，其实讲的是过度治疗，治疗癌症的药物如果在相对大剂量的情况下，对身体的损害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肿瘤本身对身体的损害程度，甚至危害更甚，因此过度治疗很显然效果可知。不论是化学治疗还是放射治疗，药物还是射线，对于剂量的精确掌握往往是一个医学难题，因为每个人所能接受药物或射线剂量的耐受性各不相同，因此，个体化的治疗剂量掌握总是左右为难，如在刀尖上跳舞。癌症因病死亡不需赘述，死亡是每个生命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生命的起点，如同接力赛般循环往复。被癌症吓死，就是说在癌症的恐吓之下，病人会处在巨大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这样的恐惧和绝望会摧毁病人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失去了免疫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保卫机体的国防力量。当国门洞开，国家的灭亡不远了；同理，生命会因免疫力的被摧毁而在短时间内终止。确实，作为癌症患者，没有什么比乐观的心态、坦然的生活更重要的了。
交流最终会有结果，他的那位亲属便起身从床边的抽屉里拿出钱，再拿起写着号码的纸去买彩票。他本人则会从兜里掏出烟，站在病房外，双唇很艰难才勉强夹住香烟，一只手拿着打火机打火，另一只手的手指则堵住喉部的通气管，艰难地吸；四五次，烟终于点着，满嘴漏烟。此时，连吸烟都如此艰难的他，却很欣喜的样子，看着燃着的烟，眯着眼；我明白他在笑，在庆祝，因为艰难的成功会让人有成就感，这样的成功与大小无关。
病区不让吸烟的，过道的微风使烟很快飘散，护士便按图索骥，很快就发现烟的起源，或者是这位患者吸烟的习惯早被护士掌握得一清二楚。于是远远听见护士喊别抽别抽了，再抽你就出院算了。这样的威胁可能无数次被运用，这位年轻的舌癌晚期患者并没有立即理会，而是很显然加快了吸烟的进度，依然一只手堵着金属气道，一只手夹着烟将烟放在嘴唇中间，任由烟满嘴跑冒，艰难地使劲地吸。也许是憋气的原因，很快他将还有大半截的香烟扔到摆在过道一侧的痰盂里，香烟发出嗞的一声响。他就地蹲下，对准痰盂，射出两口痰，再站起身，脸色因为憋气更加灰黑，还是能看出明显的不满和懊恼。不管是怎样的情绪，他不说话，很安静地进入病房，半躺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放在脑后枕着，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
护士进来后见我在，拉下口罩看着我笑，我才发现这位护士是我的校友，晚我一届，算是师妹。她对我说师兄，你做医生的怎么看见病人抽烟不管？我说此时我只是陪床的患者亲属，再说这不是我所在的科室，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和义务，我很明白此时我的身份。她看我一眼，笑笑，没再说什么，径直走到舌癌晚期患者的病床前，一通训斥。这位患者没看她，冲我眯着眼，我知道是朝我乐，根本就没听我的这位师妹说什么。
师妹走后，我冲着这位仁兄竖着大拇指，说你的心态真好，这样的心态能帮助你战胜疾病，甚至比任何药物都要管用。我知道对于他这样的晚期舌癌患者来说，他的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和入侵，战胜疾病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善意的话语能给病人一个好心情；纵然明知是欺骗，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心情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慰。
他没有说话，半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纸片，写好后展现在我的眼前，上面写道：生命不息，战斗到底。他举起纸片的样子，像是在高举冲锋的旗帜。
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可贵之处、坚韧之处，同时也是生命存在最好的理由。
四
转眼看父亲，他本来稍有血色的脸变得苍白，我赶紧走过去，见他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该来的总是会来，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短时间里在他身上体现了。
我问父亲哪里不舒服。他没说话，指了指嘴，我明白他的胃一定在翻江倒海。放射治疗最常见的副作用来了。
父亲的经治医生很快到来，问询的过程显得漫不经心。作为医生，我理解这样的漫不经心：每天见多了相似的患者，经过放疗或者是化疗，出现这样的症状再平常不过了，见惯了的情况，很难让医生紧绷神经。当然，对于医生来说，面对这样的患者，无需紧绷神经，因为对于放疗或者是化疗后的支持及对症治疗，早已有一整套的治疗方案，只是面对不同的病人时会作出简单的微调而已。不过对于我所理解的这种漫不经心，父亲却出奇地愤怒，只是身体极度的不适掩盖了他所表达愤怒的强度。
医生走后不长时间，护士便来输液。父亲很快就从极度不适的状态缓和过来。他扭着头对着我，很肯定地对我说，嗯，放疗确实厉害。
我说，你现在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只是刚一只脚踏在战场的边沿，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只要坚持，最终的胜利就是你的了。父亲看着我呵呵笑，说我能坚持。
住在中间床位的同样是食管癌患者一副天生的大骨架，虽然瘦弱还是显得高大。他见我父亲如此痛苦，半是安慰半是鼓励地对我父亲说，放疗并不可怕，并说自己在前一年就放疗过一个疗程，现在是在治疗间隙期。他因为病情比我父亲更严重，还需要做一个疗程放疗。说完看一眼我父亲，很羡慕的样子，又说，你比我幸运多了。
这位患者小我父亲一岁。他做过食管癌切除手术之后，食管接口处因为瘢痕而出现较为严重的狭窄；这样的狭窄，很显然严重影响他的进食，术后从软食、半流食到流食进行性加重，到现在他只能是喝稀饭和肉汤度日。他说，我爱吃羊肉，实在是馋得很，偷偷吃了块羊肉，没料到卡在食管中，两天愣是没下去也没出来，最后还是通过胃镜给夹出来，说完哈哈大笑。他说到这里，他的陪床，也是他的老伴接下话就说，“从此他再也没敢吃肉”，很是心疼的神情。
病房的仨患者，包括陪床的三人，大体了解各自的情况后，便熟悉起来；话多了，笑声也多了，病房的气氛便开始活跃起来。虽然晚期舌癌患者发声障碍，丝毫没有影响他加入交流圈子的热情；他不能说话，但是偶尔会极其耐心地倾听，因为从他眉毛的舞动中，看得出来他同样很高兴。
中间病床上的患者，较我父亲手术早一年，拿他的话说算是“三进宫了”，这次是手术一年后例行检查中查出肿瘤细胞复发并出现转移征象，被迫再一次住院治疗。因为他和我父亲是一样的癌症，这一样的癌症犹如一根天然亲情的藤，而我父亲和他则是一根藤上的瓜，有着天然的亲近，很快他们便称兄道弟起来；而我，在陪床的第二天便活生生地给一个陌生人当起了晚辈。
自从父亲有了这位患难兄弟，心情大为好转。人在心情放松的状态下对外源的刺激就会变得不甚敏感，因此随后几天的放疗副作用明显减轻，兄弟之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在癌症的周围。父亲自从查出患食管癌以来，平时从来不会主动说出癌症这个词语，因为癌症是如此敏感的话题，更何况在常人看来，“癌症等同于死亡”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现在不，他们的交流中，癌症在话语中变得轻松自如，笑意盈盈中虽然有种沉重的轻松。
同病室舌癌晚期患者，因为发音障碍，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坐在床上，默默地看、默默地听，或者一如既往默默研究彩票；每当写下号码后，总是将铅笔重重摔在床上，同样是如释重负的轻松。
五
舌癌晚期患者，我承认他是我见过恶性肿瘤患者中最从容的一位。
在肿瘤科病房，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算计着他的彩票，以及每天几次病房外抽烟又被护士几次斥回；这与护士之间的来回拉锯，像极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这两项对于他来说就是主要的工作，除此别无其他。每天医生查房，除了给我父亲和他新认的患难兄弟做例行询问和检查外，对于舌癌晚期患者却视而不见，我也没见过他接受过任何治疗。
有一天早晨，我很早就从家到医院，刚推开病房的门，看到他在病床上手舞足蹈，很是兴奋。他的陪床也是头天晚上回家，还没有回来，我走过去，说是不是中奖了？他连连点头，伸出右手，张开五指，并且从嘴里发出呜呜声，很艰难的发声，虽然只是中了末等奖，同样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趁着他兴奋的劲头，我开始了和他特殊的对话。我问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治疗？他点点头，然后从床头柜上拿起纸片，用铅笔写道：我放弃治疗。我问为什么？他仍然写道：自知大限已到，治疗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我说你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医生，而且是耳鼻喉科的。
我震惊极了，一时无语。
他说你也是医生？我点点头。他说他供职于郊区的一家小医院，做过一次肿瘤切除术，两年后病灶复发，并且出现了转移。
这次我是坚决放弃治疗！我看出他说出这话的决心，因为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铅笔将白纸划破而形成这个残缺的感叹号。
放弃自己的生命确实需要勇气，但是当自己真的与死亡做无谓的抗争，选择放弃何尝不是对自己痛苦的解脱？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真诚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发自内心地说了句，你真的很了不起。
他将头微微后仰，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知道他在笑，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笑，心甘情愿接受我真诚的赞赏。
其实，在生命最后阶段选择放弃，对于医生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决定。就是在这家医院，有位值得大家尊重的老专家，得知自己罹患肝癌后，拒绝治疗，整理好自己的一切便与老伴开始周游全国之旅；在感知自己生命即将结束后返回家中，几日内便安详逝去。但是对于生命本身，放弃是一个多么难的抉择。
笑后他俯身，又拿起纸笔，说，你也是当医生的，当医生就要当好医生。说到此处，他似乎感到这样的语气有些教育之意，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说没事，你尽管说。他点点头，又说，这里的医生态度不好，也许是见惯了生死，但是如此平静的面孔难免显得冷漠，患者心里不好接受。我连忙点头称是。
确实如此，回想我的从医生涯，这么多年来，真正让我富有饱满的情感去工作是在我实习的那一年，那一年我从内心为生命的鲜活欢欣鼓舞过，为生命的逝去悲伤痛哭过，以后见惯了那么多的生离死别，那么多痛苦欲绝的场景真的麻痹了自己的神经，于是同样变得平静，一种木然的冷漠。
但是当自己的亲人罹患重病的时候，那种渐渐逝去的情感，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的身上，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五彩缤纷的情感世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身处在单一的白色生活之中。
我说你就这样住在病房？他说就这样了，不想回家了，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我要给他留下我最美好的印象，他的父亲是最乐观的最阳光的也是最帅气的。又说，也不会让爱人过来，我希望他们如以前生活一样平静，一样幸福，我希望他们对我的离去的感觉，就像是我出了一趟远门，这样我在他们心中便如往常一样美好。
他说，我现在祈祷上苍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帮我一把。说到这里，他大笑。说大笑，是从他嘴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的大小，是他因为笑而将脸憋得越发紫黑。
我很纳闷，说祈祷上苍帮你什么？他在一阵咳嗽结束后说，彩票啊。说如果真的有神明的话，在我生命最后时刻会让我中个大奖，这样我的爱人和孩子以后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说完这话，他的眼神出现一种异样的清亮。
面对这位舌癌晚期患者，我从内心涌起我从医以来最为真实的感动，久违了的感动。我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有事，可以叫我帮忙，我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看着我，又眯起眼，然后说，谢谢。我说没关系，我们是同行。他点头称是。
面对他，我不知应再说些什么，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却如此鲜活地在我眼前；一个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逝去的人，却如此坦然。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夕阳西下的伤感，却时时如正午的阳光那样炫目。
他盯着我看，很认真地看。然后又写下如下的文字：我如果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候，也许是我的生命终结的时候。
此时我没有了悲伤，我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他会在自己支撑不下去的时候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要做无谓的医学急救。生命总是要终结，临终的医学急救为了尽可能延长时日，而采取一些破坏性的抢救措施，这些抢救措施只是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却不能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自然地逝去，没有痛苦地逝去，这也许是生命存在最后的本质。
六
放疗科的大厅每天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父亲的前后左右总是轮换一些陌生的患者；陌生不要紧，交流会继续。只有这样的交流能更快打发时光，只有在这样的交流中能克服患者心里对肿瘤对放疗的恐惧。
他说，那老头这两天好像没见了吧？
我知道他说谁，是那个说宁愿被治死也不要被吓死的老者。
他说“没见了吧”，我知道他心里真实的想法，只是想证实那老头现在是还存在还是已经故去。
于是我说，应该还在呢，没这么快。
我知道，放疗科这样的人来人往，进来的活着的，出去的也许就有逝去了的。这不是无情，也一点不奇怪。
一辆担架车推进门来，被子盖着一个人，只露出一个亮亮的脑袋。父亲一看高兴了，说那上面肯定是那老头，便兴冲冲起身，走到担架车前。老头看是我父亲，很艰难地伸出手，我父亲赶紧将手送上；双手相握，老头已经没有先前的精神，勉强挤出笑意，说治死不要紧，不能被吓死。明显地有气无力。
我父亲说，不要紧的，你看我的身体，放疗后要多吃多喝的就会好。老头说谢您了，不能被吓死。反复这几句话。我父亲又说，到肿瘤科住院吧，那里的环境好着呢。老头一扫刚才的笑意，很严肃地说，不去！又颤颤地说，不能被吓死。
因为病重的原因，这老头不能久等，只能随到随时放疗。随着沉重铁门缓缓打开的声响，老头将头扭向我父亲，扬扬手，突然放大声音，说，不能被吓死啊！老头像个慷慨就义的勇士，有着勇于奔赴刑场的气概和悲壮。我父亲笑了，整个大厅的人都笑了，放疗科的气氛一扫往常的沉重和憋闷，从没有过的灵动和开心。
随着放射治疗的进行，我明显感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医生，我深知放射线的破坏力，每次放疗，都是与死神搏斗的过程；这种搏斗不能说是多么惨烈，只是因为原始的本能的生存愿望在强烈地支撑。
父亲从放疗室出来后，下意识回头看一眼身后沉重的铁门，然后用手扶着墙，我赶紧过去搀扶他；他平复一下粗重的呼吸，对我说，我真的不想再走进去了。我说你的这疗程治疗会很快过去了，我相信你能坚持下去。我何尝不想他早点结束治疗呢？我知道这是明了的痛苦，但是必须去承受，这也许同样是人生的组成部分。
父亲问我，说那老头真的不错，心境真好。我笑笑，不置可否。我知道也许那位老者内心对死亡的恐惧超过常人的想象；从每次放射治疗如此如临大敌来看，表面的口号明显是掩盖自己心里的恐惧。
我对父亲说，你每次治疗就当是自己平时散步，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你能做到这样，这一定是最好的结局。
他说，我不想再住院下去，想回去，每天来做治疗就是。
每天在肿瘤科和放疗科穿行，每天都面对面孔不尽相同命运却如此相似的人群，这也许确实是个问题。毕竟生命的鲜活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空间以及与这里不一样的温暖。
我说好吧，但是暂时不要办出院手续，身体实在支撑不住的话再住院治疗。
回到病房，父亲再次做对症支持治疗。舌癌晚期患者，我的同行，朝我招手；我走到他的床前，他朝他陪床的亲属扬扬手，示意他离开，他的陪床拿着他拟好的彩票号码出去了。我的同行如以前那样拿起笔和纸，和我再次交谈。
他问我父亲还要住院多久。我说可能今天就会回家，但是不办出院手续。他点点头，默默无语，好一阵子他才说，想出去走走。我说外面的寒风刺骨，还是尽量不要出去。他说无所谓的了，自己不会送走寒冬，也不会迎来春天。我说你不要灰心。
对于他来说，我没有任何可以安慰的话语，因为他同样是医生，我相信他还是一位比较优秀的医生，至少在生命这个问题上认识比我深刻，我没有资格安慰他。
他轻轻拉起裤管，没说话，示意我看。他的双腿明显水肿，并且发出亮色的光；皮肤被水肿撑得如此轻薄，仿佛一碰即破，我真的相信他时日无多了。于是我说你想出去的话，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和口罩，我陪你。
父亲真的是累了，不顾放疗带来的种种不适，响起了轻微的鼾声；输液管里的液体呈现一种浑浊的黄色，缓慢地滴入。玻璃阻挡了寒风，只允许阳光透过；透过玻璃的阳光斜射进病房，带给病房一丝自然的温暖。
父亲的患难兄弟同样在输液，同样的安详。肿瘤科的这间病房显得平静，暂时的安宁。
凄风固然寒冷，也带走了沉闷的雾霾，阳光如被水洗过一样的洁净，只是冬日的阳光温暖不了老树、枯枝，温暖不了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外面的一切显得荒凉和萧杀。
实在是太冷了，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实在是让我感到担心：就他的身体状况，轻微的感冒也许就会给他致命的一击。于是我碰了碰我的同行，示意他回去；他显然不情愿，还是极其缓慢地往前走，我又轻轻拉了拉他的胳膊。之所以是轻轻拉了拉他，是因为他的整个身体在寒风中显得飘摇不定，像是随时会被风刮走了一般，仿佛稍微用点力气他就会摔倒。他显然拗不过我，见我往回走，只得跟着我回来。重回病房，我说这样的天你不能出去，你这样的身体，我下意识地没有往下说。
他重新脱下外衣，躺在病床上，如常般双手枕着头，靠着雪白的墙壁，久久无言。
七
北方冬天的空气，有种干燥的枯味儿，冷风像针一样扎透厚重的冬衣，直达肌体，绞心般的哀凉。
走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时不时会想那位舌癌晚期的医生，他这几天近况如何；也会挂念我父亲新认的患难弟兄。
每次和父亲坐在去往医院的车里，父子彼此都很少说话，也许他心里和我同样在想住在肿瘤科病房的病友。
也许真如我猜想一般，几天后在去往医院的路上，父亲说今天治疗完了去病房看看，再说也该办出院手续了，这几天我感觉还不错，不再需要住院了；我说好吧。
靠窗的那张病床，也就是舌癌晚期患者的病床，一张洁白的床单极其整洁地铺在床上，各种治疗设施的导管被整理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圈，挂在床头；很显然，这张床做好了重新迎接新主人的准备。
父亲的患难兄弟和他的老伴都不在，床上的被子凌乱不堪，属于他的床头柜上的水杯还冒着残余的热气。
父亲坐在还是属于他的病床上看着两张空床不声不响，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我默默收拾父亲来住院时带来的生活必需品，然后让父亲待在病房，我去办理出院手续、结账。
等我再回来接我父亲的时候，父亲的患难兄弟回来了，见我来很开心，说他去做放疗了，新的疗程开始，说反应不如第一次那么大，很高兴。我说我们正式出院了，我父亲还有几次放疗，我们到时还会来看你。他说王医生，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很爽快地说好啊。
我没有提及那位舌癌晚期患者，我的同行。他也没有提及。
回来的路上，父亲说，那个小伙子好得这么快啊，怎么比我还早出院？又说，那老头这几次怎么没碰到过？他问我的时候，我正在想那位舌癌晚期患者，回想同在病房生活的这段时间，想象他穿着白衣坐在门诊部接待病人，想象他因为肿瘤侵袭而变形的那张脸，痛苦与坦然，冷静与欣喜交织的那张脸。
我也许是太专注，父亲的问话像是很久才传过来，在我耳膜上轻轻敲击，我才稍微回过神，似是而非地应答：嗯，嗯，什么都有可能。
也许父亲心里可能会明白，只是刻意回避而不愿意去面对现实而已。
也许是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凡事都往好处想，这没错，积极、乐观、阳光。再说，谁不愿往好处想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虽然事实有时候很残忍、血淋淋，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自从父亲出院后，我们再也没去过肿瘤科病房，当初对他的患难兄弟所做的应允，像轻风一样只是从我们的记忆中一飘而过，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很快被遗忘。其实，对于我，对于我父亲，只是刻意的遗忘，选择的遗忘，只是不想再踏入肿瘤科而已。
八
冬天过去，春天就会来，四季的更替不会随人们命运的变化而改变，时光以自己的速度，前进，坚决，不容置疑。
父亲一天天好起来，好的状态让他愈发平静、放松和安详。患病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就是个噩梦，醒来后发现户外已是春暖花开。
我住在公寓的一楼，最先闻到春的气息，窗外原本暗灰的土色渐渐有些绿意，站在阳台上，明显会感受到一丝温暖，虽然还是有些凉。
一场春雨过后，阳台外的土地上，出现两棵丝瓜的嫩芽；春风拂过后它们便开始疯长，不知不觉就攀上我家阳台的防护网。
在雨后的一个早晨，我将我的白大褂和一些医疗用具打包，准备放进阳台上的杂物柜中。我在想，当杂品柜门闭合的一瞬，医生这个职业作为我的使命将正式结束。父亲坐在阳台的沙发上目视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说话。我对他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雨后的丝瓜叶无疑是最水嫩的，如同出浴的年轻女子，娇媚、柔情。我很喜欢这样的状态，这也许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于是我点了根烟，站在阳台上漫无目的地看。一只硕大的螳螂在叶下的藤蔓上悠闲行走，旁若无人，从容不迫；细长的肢以特有的规律缓慢攀爬，像是在缓慢地舞，显得高贵。在烟雾丝缕的缝隙里，我看到另一只螳螂，瘦小，单薄，在向大螳螂快速靠近。小螳螂靠近后，硕大的螳螂突然转身，急速、优雅，精准地咬住小螳螂的头，紧接着将身体靠在藤上，两只螳螂的尾部便合拢、交合……
瘦小的螳螂很快只剩下一半的身体，被残存的后肢吊在丝瓜藤上随风飘摇，而那只硕大的螳螂则同样吊在藤上，头向后仰，似乎很满足很享受。
生命在最欢愉的一刻戛然而止，就在我的眼前。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会有更多的小生命存在于藤蔓之中，花前月下。
就在这天的晚上，我陪着父亲缓步走在院子里，这天的晚上特别好，北京少有的晴朗，繁星点点。有个陌生的电话，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我是你父亲兄弟的老伴，他已经故去，留下一些药物还没来得及用，问我如果需要可以去取。我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是说谢谢您。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最后，她留下了她家的详细地址，详细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她家的门。
父亲问谁的电话，我说一个朋友，没事拉拉家常，再没有说太多的话。
没话说的父子，仰头数星星。
有颗流星划空而过，瞬间便消失。
流星的一瞬微光，让我想起家乡久远的传说：天上有多少颗星，地上便有多少个人，每一颗流星陨落，地上便有一个生命消逝。小时候的夏夜，经常与村人在外纳凉，仰望星空；每当流星划过，便有老人感叹，便会引起一片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