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写这篇与严文有关的文章，对于1983年的春天，大概我想不起具体的事，但1983年夏天的北戴河，那是我的初恋则印象太深刻了。也就是在去北戴河之前，我和严文彭文刘峰等骑车去了百花山。那么，就是在1983年的春天，有天我在计委大院里骑车碰上了武群和严文，想来那已是春夏之交了，大约下午五六点钟，阳光很明亮，严文武群骑车去打啤酒或刚打完啤酒回来，严文拎着个暖壶或水壶，穿着拖鞋（天气虽已不凉，但似乎还没到穿拖鞋的季节）；严文个子高，又骑了辆车座并未拔升的二六破车，所以他撞见我时不用下车双脚着地就可以和我聊天。
这次碰面的细节并不十分准确，但啤酒、拖鞋、破自行车、双脚支地、明亮阳光——这几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一年我上高一，我大概正为满脸的青春痘以及不再长个以及手淫带来的负罪感而烦恼，当然更令我痛苦的还是我就读的北京四中那准军事化的严酷氛围，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与严文在那个春天傍晚的邂逅，似乎让我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新生活的亮色。
事实也是如此，从此之后，我的生活似乎渐渐明亮了起来，用那句俗话说：我的生活敞开了一扇门——文学之门；从这扇门进去，又不断有门在开启，也就是说，我不再被两点一线的家庭和四中所禁锢，我开始更多地与外校的孩子联系，开始穿行在新的街巷。
那天我们邂逅的地点是在三里河一区第一居委会门口附近，我们聊了几句后一起去了武群家。（也许是过了几天才去的，否则怎么没啤酒的事？）在那儿，严文给我看了他们办的一本文学刊物《我们》，他当时在150中学——也叫师大实验中学，这是当时与四中同等级的一所市重点中学，在西城区它们则是并列最好（分数线最高）的两所中学。《我们》是严文立足实验中学办的一本文学杂志，甚至可能就是立足于他周围的几个同学而办的，而那天严文大概说了他想联合更多的人办一本跨学校的文学刊物。
我跟严文本来并不熟，整个初中三年我们应该没任何联系，现在他跟我说要联合办文学杂志，可能是基于我们在同一所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好是出了名的，我曾代表中古小学拿过一次西城区（好像只是几个街道而不是所有西城区的小学）作文比赛一等奖第一名，颁奖大会我还发了言，写《算得快》的刘厚一亲自给我发的奖，我对荣誉还是念念不忘啊。
上小学时我跟严文不在一个班，我在二班，他在三班，但我们都知道三班有个叫严文的，因为他是在我们上到五年级时直接从三年级跳上来的两名学生之一。物以稀为贵，当我们回想学生时代，跳级生与留级生总是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说来有趣，严文小学跳了一级，但在大学他又留了一级，当然他的跳级和留级都是因为太聪明了，不是说他小时候用脑过度长大了脑力衰竭不灵了，严文的脑子一直灵，而且是过分的灵，灵得有些怪，成年以后的严文完全可以用精灵古怪来形容，这一点留在后面慢慢说。
不过要说脑子灵，要说精灵古怪，严勇大概有过之无不及。上小学时，我们知道三班有个跳级上来的严文，但我们更知道他有个哥哥更为了得，他哥（即严勇）那时已上中学，但其名声依然在我们小学回荡，不仅我们小学，似乎整个计委大院的人都知道我们院出了个全国数学比赛的亚军。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没多久，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严勇几乎就是那个时代青少年的楷模。
前几年，记得有一次《手稿》聚会，艾丹说跟严勇聊天容易紧张，聊什么先不说，但在聊天过程中能听到严勇的脑瓜子里咔叭咔叭一通乱响，仿佛一架机器在紧张运作，这个说法很形象，但后来我细想，这是在说严勇的脑子灵还是不灵呢？因为精密优良的机器运作起来应该是近于无声的，咔叭咔叭乱响的机器应该是有故障的机器，是随时都有可能短路冒烟报废的机器，莫非当时艾丹是暗指严勇的脑子有问题随时可能精神崩溃？
还是回到1995年夏天严勇家的沙龙吧。现在是2006年的春天，我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推算出严勇办那个沙龙是在1995年的夏天，是因为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跟武彬谈恋爱。我发现，每当我记不清一件往事具体的发生年月（甚至日）时，只要想想这件事发生时我是否在恋爱，在跟什么人恋爱，恋爱发展到何种程度了，于是这件本来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的往事便会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很多细节……
似乎只有女人是自打我青春期以来生命坐标系中清晰的点，其他人物事件都是这些点与点之间的连线（这些连线因时间久远有些已变为虚线甚至彻底中断成为记忆中的空白），是围绕着这些点的陪衬和烘托……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难道我的生命只是围绕着女人的吗？然而事实似乎又确是如此。
我认识武彬是在1994年秋天，那时我正在为一个广东佬拍卡拉OK，武彬是我们选的卡拉OK演员。武彬出演的歌曲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祈祷》（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这是港台歌曲中少数几首与情爱无关的歌曲之一，后来证明这首歌还挺符合武彬的，比如博爱、中性、大度这些特点在武彬身上都是比较突出的。
对这首歌印象深还因为后来我在歌厅里点《祈祷》时曾碰到过我们拍摄编辑的这个版本，我大概向身边的朋友吹嘘这是我拍的，里面这女孩是我女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开始知道《手稿》这回事应是1995年的夏天在严勇家每周一次的沙龙上。“沙龙”这个词如今说起来和写起来都有些别扭了（大概那个时候也已略显别扭，但比现在好点），现在若说去谁家参加一个沙龙，这么说话的人八成是在调侃，倘碰上擅玩语言游戏的张弛，他一定会借题发挥联系上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吧。
其实那个时候严勇家的沙龙准确地说是一个讨论会，主持人是严勇而非贵妇。他家位于北三环英斯泰克商厦后面的一座塔楼里，大概十多层，两居室或三居室，客厅大概十来平米，向阳，带阳台，屋里有音响，可以放背景音乐，每次讨论会定在周六（或周日？忘了那时是否实行一周双休了），话题似乎是由上一次讨论会大家提议而定的，都谈了哪些话题我忘了。
有冰镇啤酒，那时我对酒尤其是啤酒的热情正是愈来愈浓厚的时期，加之我不喝酒基本就不说话，所以每次讨论会我都是边喝边听，喝多了插话。现在想来，这样的讨论会应该是长知识、动脑筋兼锻炼口才的机会，一喝酒，基本就成一场儿戏了，或许我那时对许多严肃问题的疑惑并不强烈，甚至对“严肃”还有些不以为然。
我记得苇岸参加过几次，他坐在角落里不言不语，当时就觉得他瘦且脸色不好，有时严勇或别人会说“苇岸说几句吧”，他就说几句。他声音小，语速慢，他说的话是我如今在那个讨论会或叫沙龙上唯一记得的只言片语，记得他说的话里有“人的生命”、“伟大”、“高尚”这样的词，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以为是大而无当、空洞无物，总之，苇岸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有些迂腐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沙龙上之所以对他印象较深，或许跟他不久之后（1998年？）的去世有关，也就是说，我在1998年苇岸去世的时候便将1995年沙龙上的苇岸回忆了一遍，而沙龙上的其他人其他话题，因一直没有温习，如今已忘得差不多了。
据说苇岸一直吃素，但病重之后医生建议他还是应吃些肉，在这个关头，他破了戒，但疾病还是将他带走了。
苇岸去世后我看过他的散文，在这里我对他有了新的也许是更准确的理解，记得他在散文中说过他是一个更适宜在农业文明中生活的人，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他的精神（包括他的肉体？）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大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我的年龄和经历的增加，苇岸的这些话我有时会想起，而且不再觉得是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的了。
这个沙龙一开始应该是高峰枫带我去的。高峰枫小名叫穗儿，我和穗儿和黄燎原和严文（严勇的弟弟）在中学时代曾一起办过文学刊物，而和严文更是小学同学。
我和严文以及严勇都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计委大院，我爹和严文他爹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计委大院在行政区划上叫三里河一区，这里的孩子大多上中古友谊小学；后来我得知，芒克也是在这个大院成长起来的，也就读于中古友谊小学，芒克说他是中古的第一批学生。“中古”指中国和古巴，进小学校门，两侧各有一棵据说是当年卡斯特罗来访时手植的蟹爪槐，每到夏天，这两棵蟹爪槐枝繁叶茂。
和严文虽同住一个大院，但小时候并没什么来往，因为我们不是一拨儿的。那时候大院里的孩子按住的区域不同分成好多拨儿，我和严文家的直线距离也就200米，但这个距离对小孩来说已足够遥远。那时往往隔几个楼门的孩子便分为两拨儿，这与住在胡同里的孩子一样（1976年唐山地震我曾在帽儿胡同一个亲戚家借住了半年），胡同头和胡同尾的孩子往往并不相识，而那种几十户人家挤在一起的大杂院里，往往也会分成几拨儿孩子。
与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样，儿童世界并不更单纯，比如，那时每拨儿孩子均由一两个大孩子牵头，拨儿的强弱盛衰一般也取决于这一两个孩子头是否头脑灵活心狠手辣；拨儿与拨儿之间有的是友好邻邦，有的是面和心不和，有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有的是见面就掐；也有时，所有的拨儿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比如，计委大院西边有个少数民族区，那是一片低矮破烂的平房，住着百十来户在那里生活了好几辈子的回民，他们算是土著了（按政治正确的说法叫“原住民”），说话一口京腔，而计委大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成的，我们的父辈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东北腔略多），我们这帮孩子算是三里河新移民的第二代；像所有外来文明与原住民文明必然产生冲突一样，计委大院的孩子与少数民族区的孩子也经常发生冲突。
我曾听大孩子讲，少数民族区的打架特点一是不要命，二是全家老少齐上阵。而计委的孩子打架，除个别生性凶猛的，大多靠武器精良制胜，比如大号弹弓枪、气枪乃至自制火枪，而少数民族区的都是板砖菜刀最多木棍铁锨（这有点像如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或美国对伊拉克了）。
至于我们的家长，如果知道了我们与少数民族区的孩子打群架，不仅不会披挂上阵，也不会为我们呐喊助威，连冷眼旁观也办不到。他们会在我们对少数民族区予以痛击得胜而归之后，赞一声“好小子干得不错”，之后不是什么庆功宴而是拍桌子瞪眼睛大声训斥乃至拳脚相加，他们干了少数民族区的老少爷们想干而干不了的事。
我和严文那时没来往除了我们不是一拨儿的之外，还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不属于特能折腾的孩子，或者说我们都没折腾出什么名堂（不是江湖风云人物）。后来长大了聊起我们的童年，据跟严文打小在一起玩的武群说，严文小时候常受欺负，而且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是谁说过严文小时候只跟他哥也就是严勇玩，也就是说他小时候根本没拨儿。
至于我小时候之所以没能在江湖出人头地，主要是因为我所在的那一拨儿是个弱势边缘群体，带我们玩的大孩子是个面瓜，常受其他拨儿大孩子的欺负，于是我们拨儿基本不走远，经常是在楼门口方圆不足百米的范围内自娱自乐，包括弹球、剁刀、骑驴、电报、“土地瘸腿石地跑”、砸皇帝、蒙瞎子，有时也打羽毛球，一度流行跳皮筋，一度闷在楼道里打牌，总之我们拨儿属于计委大院里的边陲小国，重要“国际事务”没我们的份，比如联合起来与某个少数民族的区民打群架。
1995年夏天严勇家的沙龙上没有艾丹，至少我参加的那几次没有。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艾丹应该是1997年的秋冬之交，在《光明日报》出版社附近的一个饭馆，骆驼组的一个酒局。
见艾丹的时间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不是因为女性的背景。那时我与武彬的关系很稳定，过着一种准夫妻生活（住在一起），不热烈也互不厌弃，完全是一种平安无事的状态，这种日子我跟武彬过了大约五年，其间也没有新的女孩让我动心，也就是说这五年在我的爱情时空坐标系里没有亮点，基本上是一片深邃的夜空，对此我不遗憾也不欣喜，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
那么，之所以见艾丹的时间我能清晰地记得，我想主要因为两点，一是见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我读过他写的诗抑或文章，是在一本早期的地下文学刊物上（忘了是在谁家读的了），印象中是我喜欢的路子，同时也知道艾丹是艾青的儿子，当时就想此人似乎是个逆子；二是因为自打认识了艾丹，我的酒局陡然增加了一大块，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频繁出入艾丹张罗的酒局，一度三天两头地见面甚至连续作战天天喝，于是就变得非常地熟。与发小不一样，人在成年之后突然多了一个终日厮混的朋友总是一件多少有些奇怪的事，无论别人还是自己，在有意无意之间总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为什么”除了兴趣爱好脾气品性之外，自然也会包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于是我就会想起1997年秋冬之交的那次见面；想起来的次数多了，自然就记得牢了，包括我此刻写这东西就是再回想一遍，并且记在纸上。
嗯，这次是没跑的了，只要这份东西在。顺便说一下，酒友之间在酒后有时容易肉麻，我就见过不止一次两个酒鬼一边推杯换盏一边津津乐道共同回忆他们初次相见时的彼情彼景，一副三生有幸相见恨晚状。我和艾丹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从1995年的夏天严勇家的沙龙，到1997年秋冬之季我见到艾丹，这之间的两年多我跟《手稿》基本上没联系，一是自1995年夏天之后严勇去了美国，沙龙自动取消，穗儿在1995年秋天也去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二是我于1996年春天去了珠海。我在珠海广州待了半年多，挂靠在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负责卡拉OK的拍摄和制作，那两年大概很多搞音像的靠卡拉OK赚了一笔，那时VCD刚刚冒头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全国，生产VCD机的企业（比如“爱多”）也是火得不行。
我去珠海主要不是为了赚钱（我对发财致富一向兴趣不大），主要是想离开北京去一个崭新的地方折腾一番，这也是我那喜新厌旧的性格使然吧，当然能赚到钱更好啦。
在珠海那边折腾了半年多，觉得差不多了，一是新鲜劲过了，二是以我的性格和想法，继续干下去也就是做一名音像工业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除了整天面对摄像机编辑机，还要面对不同的老板提出的各种低俗有时苛刻的制作要求，偶尔还被卷入老板们之间的一些勾心斗角，我觉得有点累了，我又开始怀念一个人安安静静读书写作的时光了，于是在1996年底我揣着大概六七千块钱回到了北京。
顺便说，在珠海那半年多我若是稍微动点心眼，赚的钱就远不是这个数，我觉得这个行业基本上可以跟酿造贩卖私酒的有一比，我作为酿酒工赚的钱当然跟私酒贩子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他们的“私酒”都是有标签的，也就是都打着正规音像出版社的招牌，否则也没法进入市场。
也有公然不要招牌的，比如有一种全裸的卡拉OK，我们叫它毛碟，这种LD或VCD就纯走地下渠道，每张碟自然价格不菲，但风险太大，抓住就重判，这是公然制黄贩黄，比制毒贩毒判得轻点而已。这种碟我只是听说，没见过。我当时想这种毛碟大概是个别音像贩子想钱想疯了或本来脑子就有问题，因为我很难想象一个人面对一群裸女引吭高歌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又一细想，可能还真不是人家脑子有问题，在这个追求刺激、淫乐无极限的时代，这种毛碟确是有它的市场需求，比如在那些“一条龙”服务的娱乐场所里，一帮喝醉的爷们在卡拉OK包间里搂着一帮裸体小姐，有的摸有的啃有的打飞机有的真干，此时面对一张毛碟才叫和谐，这边都脱得差不多了，电视里也就别衣冠楚楚啦。
1996、1997年我基本上就是在家读书、写东西、闲逛，当然包括跟武彬过那种准夫妻式的小日子，比如我每天买菜做饭等她下班回家，偶尔跟发小聚聚。我跟《手稿》以前是通过穗儿和严勇接触的，现在这两位都不在北京，所以这两年也就跟《手稿》没联系。
到1997年下半年，我又有点待不住了，一是从广东挣的那几千块钱早就花光了，二是——关键是这二是——我觉得一个人读书遛弯写作的日子有点过到头了，有一种枯竭感，于是萌生出一种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的感觉。
1997年，是我主动联系的骆驼。那年的秋冬之交，黄燎原接手《音乐生活报》，问我愿不愿意去做“读书随笔”版的编辑，不用坐班，我说当然好啦。
那时我刚刚通过应聘找到一家报纸——《中国企业报》，干了有一个来月，天天坐班不说，关键是那家报纸的气氛好像不太适合我，比如那一个多月我跟企业报的同事就没说过几句话，不是同事们缺乏友善，也不是我故作清高不爱说话，相反我特想说，特想跟同事们打成一片，但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咽多了以后，话连嘴边也到不了，往往是刚有了个念头就被我否定了，最后连念头也没有了，就是终日沉默，搞得自己像个怪人。有时因为工作上的事不得不说，结果一张口必结巴，这口吃的毛病我小时候有过一阵子，后来好了，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还会复发。
我在单位这么一结巴，似乎也给了同事们一个理解我沉默寡言的理由，出于善意，他们也不太主动跟我说话了，非说不可也多是简单句。不会是怕被传染吧？
从以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在企业报那一个多月的困窘，其他一些事这里先不说了。
所以黄燎原邀我去《音乐生活报》，我自是欣然前往。我还记得自己跟企业报领导辞职时是一点没结巴，相反领导倒是沉吟了半晌，说话也有些吞吞吐吐，似乎真被我传染了。
《音乐生活报》的氛围与《中国企业报》迥然不同……
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工作，我倒是有几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不仅不结巴了，而且在某些场合还滔滔不绝了起来，我第一次见艾丹大概就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因为我记得我对他说了一大套人生宗教之类的话，而他似乎只是翻来覆去的一句话：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估计给他烦得够呛。当然那天我喝多了。
之前我给骆驼打电话是想约一些书评随笔一类的稿子以填充我所编的版面，正好那天石家庄的几个朋友来北京，骆驼说你也来一起吃晚饭吧。
饭馆是在《光明日报》社附近的一家中档餐厅吧，我因为路不熟稍稍迟到了片刻，我记得我上了二楼经过一面大镜子时快速扫了镜中的我一眼，并且还用手捋了下头发（我头发软，没型，稍一长长，在外面一走被风一吹，就有可能变成分头或背头一类）。当我的目光结束那镜中臭美的一瞥再次正视前方时，发现骆驼正倚在不远处餐厅门口的服务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心中大窘，快步向他走过去……那时我跟骆驼也谈不上多熟，可以说我跟《手稿》这帮朋友真正熟起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那天的宴席是在大厅溜边一个带屏风的隔断里，大约有十个人吧，入座后骆驼给我介绍了石家庄朋友，大概有缪哲祝小风等，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除了骆驼张爽，其他人我似乎都是头一次见面。吃了一会儿，见一个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贵妇领着个衣着臃肿（似乎浑身上下的兜里都塞满了东西）红脸膛的糙汉一边侧身往靠墙的两把空椅子处挤一边跟大家打着招呼，落座后骆驼介绍了这是艾丹、这是倪贞，我想我当时大概费了半天劲才把眼前这位糙汉与我心目中的艾丹对上号，我原先因其文其名而得出的艾丹形象大概是外表偏瘦，略忧郁，内心满怀仇恨那种，类似北岛或石涛那样，想不到像个山野村夫或贩夫走卒，我差点以为他是石家庄朋友们的司机。
我当时对艾丹是有那么点名人崇拜心理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艾青（名门之后有时还会让我有逆反心理），主要是因为多年前看到的那本地下刊物，对于这类地下刊物上的作者（尤其作品有共鸣的），我当然是有些崇拜的，我视其为真正的文学前辈——相比于那些在体制内混饭的“著名作家”；这或许也是那天我喝多了之后膘着艾丹狂聊人生宗教的原因之一吧，这时已是在骆驼张爽《光明日报》办公楼里的那间临时宿舍里了，这之前酒桌上的内容我全忘了。
回到《手稿》，回到1997年的秋冬之交。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十年多过去了。《手稿》已出了三期，加上一期“试刊”。
这十年来，我的变化是：我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刚要火瞬间便过气了的“著名作家”，我出了三本书，并且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
女性方面，我跟武彬大约在2000年和平分手了，前不久，她从加拿大卡尔加里来电话说刚生下一个闺女，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我谈了几次恋爱。目前正在为是否结婚生孩子犹豫不决。
身体方面，近一两年开始，我眼花了，背更驼了，颈椎不太好，从今年初嗅觉开始失灵。正如叔本华所形容的，如果把人生比作翻越一座山的话，人到中年正如已经到达山顶，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了，并且能看到山脚下死神的身影。叔本华说，这与一步一步向断头台走去没有本质区别。
酒依然在喝。跟十年前比，我现在的酒量似乎不退反增，而且连续作战的能力非常强，这说明我比十年前更适应了酒精带来的伤害，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抛开健康因素不谈，我觉得对酒精的这种适应乃至麻木，与对平庸生活的适应和麻木好像本质上是一回事。十年来，我一直千方百计躲避以及拒绝所谓“平庸”的生活，于是一手拿笔，一手端起了酒杯，我以为这二者给我带来的激情是抗拒“平庸”的利器，加上天上掉馅饼般降临的爱情，我以为这就是我要过的战斗的、燃烧的人生……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着这三者不足以给我以坚强的支撑，其实我一直也没有把它们作为足够坚强的支撑，我一直在怀疑，一直试图在它们身上寻找坚强，有时候似乎找到了，但最终，还是不行，而且，我现在比十年前，似乎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迷惘”了，可能，我们从一些“根”上便错了？
从1997年底到1998年底，我在《音乐生活报》干了整整一年。从现在来看，说这一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稍过了，但我的生活从此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确是事实。简单说就是我和厮混了多年的发小们渐行渐远，因为大家都“长大”了，走上了不同的生活轨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聚在一起除了回忆往事几乎没有共同话题，这种回忆固然温暖，但一两个月乃至一年半载来一回就够了。我的这些发小几乎不好酒。至于赌博，我们从1989年大学毕业一直搓麻到1997年，就那点钱，在哥几个身上来回转，早腻了。至于嫖，当时还没条件。对于游山玩水，大家也没有特别爱好。
正在百无聊赖之时，我认识了阿坚并且与多年不联系的张弛又恢复了联系，且过从甚密厮混至今。相对于阿坚张弛，虽说从1998年起与骆驼艾丹的交往也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发展成在一块堆儿过日子的状态，我想一个次要原因是地域上的，我、阿坚、张弛住西边，骆驼艾丹住东边；至于主要原因嘛，有很多，说起来复杂了，有点像佛经上说的因缘际会之类的，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地域原因就是主要原因，谁让你们住得近呢？如果不是住得近，我就不会认识严文，因此也就不会认识严勇，因此可能也就不会认识《手稿》这群人……
骆驼管艾丹叫丹丹，张爽也这么叫。后来知道丹丹是艾丹的小名。骆驼与艾丹是中学同学，骆驼大概一直就这么叫，当然最先这么称呼艾丹的应该是艾青或高瑛吧。我喝多了也这么叫过，但不多。喝多了的人容易随大溜，喝多了的人也容易滥情。
说来也怪，见艾丹第一面之后，他的名和人在我脑海中迅速合二为一了，我觉得叫艾丹或丹丹的人（限男人）就应该长得像个屠夫，我无法想象一个叫丹丹的男人长得瘦弱并且气质敏感忧郁，那会是一个可怕或委琐的男人吧。这么说好像艾丹有本事改变人们的观念一般，这事有点耐人寻味。
自1998年后，关于我和《手稿》的交往，我似乎只能从一些片段乃至瞬间说起，除了记忆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大多数这样的交往都伴随着酒；大概是我的星座原因（双子座，容易在两种对立极端中摇摆），酒之于我，要么不喝，要喝必奔高了去，也就是喝到失忆为止，因此我能记住的与《手稿》交往的情景大都是在喝酒之前以及酒局的前半段，当然也有一些是我听别人讲的。比如大概是在1998年吧，一次大酒后的次日我跟张爽通电话，她说昨天狗子你把丹丹的手当烟灰缸了，都起泡了。我心里懊悔但没说什么。
确实前一天我们在《光明日报》一带喝酒，之后去了骆驼的宿舍接着喝。拿艾丹的手当烟灰缸是我失忆时候的事，我想既然都起了泡那肯定不仅仅是弹弹烟灰而已，但若说我在他手心里将一个烟头捻灭又过于粗暴了……这个事后来我也忘了问艾丹。
那时大酒之后我还会懊悔，还会因为自己的上窜下跳及言行出格而没脸见人，现在这样的酒后懊悔和羞愧已大大减轻，主要是这样的酒后失态太多了，过多的失态也便成了常态之一种。总之，这十年来我大酒之后羞愧感是逐渐淡化乃至如今几乎就丧失了，应该不会渐渐生出一种荣誉感吧？还真保不齐：如果我们把能喝能闹当作一种能力强的体现，如果我们都接受酒后之人天然拥有道德豁免权的话。
说到酒后撒疯、酒后无德，我印象中《手稿》这帮人的表现算是文明的，或者可以说酒德都不坏，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个人体验。
这十年来，我赴《手稿》的酒局应该是从来就没花过钱，不仅不花钱，我还“挣”过几回钱。
有一回在花家地，应该是1999或是2000年，我在《音乐生活报》的哥们蓝石新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叫一帮人去喝酒。那时的花家地及望京一带大概刚刚开发完正在进驻人口，比如骆驼、宁中也刚搬到花家地没多久，我叫了他俩还有艾丹。那是夏天，我们是从中午开喝，骆驼拎了两瓶二锅头来，加上无数啤酒，傍晚时分就喝多了，不知怎么就散了，我记得在楼下与宁中告别时，他塞给了我一百还是二百块钱，我估计我是在喝酒时又哭穷来着。那天傍晚的阳光很刺眼，加上白酒啤酒的酒劲直冲天灵盖，一切都是那么热烈，以至我将宁中塞给我的一两百块钱掖在怀里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还有一次是若干年后，2004或2005年吧，我在艾丹食堂，先在大厅里喝到半高，不知怎么又坐到了在包间里正在玩牌的艾丹身边，只见每人手边一小沓百元大钞，用烟盒或打火机压住，每把结束，这些红色的百元大钞便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禁不住见钱眼开，忘了发了通什么感慨，致使艾丹塞给了我二百块钱。我忘了是否有过推辞的表示，如果有也是略作推辞然后飞速收下然后强充镇定岔开话题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还有一次也是在艾丹食堂，这次跟《手稿》关系不大，我那天好像是先在花园村的大连海鲜跟张弛等喝了一气儿，接到冯唐电话来扑他，坐下没多久，我大概就跟冯唐说我没钱了能不能给我一百我好打车，冯唐那次大概也是给了我二百，我记得第二天酒醒发觉兜里一大把钱，有一张一百的以及若干张十块二十块的，当时大概心想可以过两天奢侈日子了，买盒好烟之类的。
再这么下去，就该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