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的社会制度产生雾霾？
我上中学时的同学，大部分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远远近近的山野乡间去了，每年才回来一两次。他们告诉我，去农村的第二年，一个同学到油田当了工人。
那个油田叫辽河油田。我的同学上山下乡那年，正赶上油田废弃先前的名字，开始叫辽河油田，并且扩大规模，需要更多的采油工。
也有另一种说法，说那个同学是借了他爸爸的光。几年前油田刚开发时，出现了一次严重井喷，一连几天，像巨大的蜡笔涂黑了天空。后来惊动北京，又从鞍山钢铁公司找了一些人赶往那里，把井喷止住了。那批因此立功的人中，就有我同学的爸爸。
同学的爸爸说过这样一件事：油田选址时曾想在鞍山建立总部，因为附近只有鞍山是个大城市。但这种想法遭到鞍山市反对。鞍山境内已经有了全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公司经理的官员级别还高于市长呢；如果再建一个超大型国企，还会增加一个油田经理，至少与市长平起平坐。鞍山市的领导者很难掌管大局，心里特别别扭。同样的道理，几年后省里想在鞍山建大型石油化纤工业公司，也被鞍山拒绝了。
后来，油田总部建在荒僻的原野。过了一些年，那里发展起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石油化纤公司也于1974年开工，建在离鞍山最近的城市，还带动了一大批化纤、纺织等轻工产业。
那次强烈的井喷，以及两个大型企业在鞍山选址的经过，可能不会记入任何城市的史志。我们的历史只能记载有限的事情，并且经过仔细选择，剔除那些损害城市管理者名声的事实。但在1990年代，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在争夺经济发展项目，知道一点内情的鞍山人不能不为丢失那两个大企业感到遗憾。
我也是感到遗憾的人之一。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如果那两个发展项目留在鞍山该有多好。那样一来，鞍山的经济会特别强大。
现在，我知道我的观念错了。
人的认识可能会出错。人的一生会积累错误观念，像房间里积累灰尘。
错误的观念不容易纠正，如果你那种观念根深蒂固，如果你没遇到触动你的事件，如果你没有产生新的思想。
你想产生新的思想吗？除了要有正确的逻辑思维，还需要放弃原有的立场，还需要更多的思考素材。没有这些，你还会怀抱错误的观念，不会改变。
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与你们出生和生长的城市不同。巨大的钢铁企业占了它四分之一的布局，至少有半个城市的天空，晚上被它的炉火照亮，白昼被它的烟尘和铁屑覆盖。
在我的记忆里，如果是刮西北风的天气，铁路东边的人就会在烟尘和铁屑中行走，而铁路西边的人家一年四季都不敢把白色的衣物晾晒在外面。但那时候，我们眯起眼睛，掩着口鼻，匆匆回家，关上门窗，没有人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好。
即便到了1974年我十九岁时，人们对环境保护还没有什么概念，仍然把“烟囱林立、浓烟滚滚、不夜之城”当做工业城市繁荣发达的标志，把“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描述为最美的景象，将它们写进报纸和中小学教材，然后输入我们的头脑，形成我们的观念。
二十世纪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历史，其实是走向污染化的历史。“一支支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有一个写诗的人这样赞美，传播着他那非理性主义的浪漫激情。
我也是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后，才渐渐看清一些事物的。我终于想明白了，如果当年的大型油田和它衍生的石油化纤企业建在鞍山，鞍山的空气、土地与河流，还要承受更加严重的污染。
还有一点，承受了更加严重的污染之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能够确认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那些企业产生的财富会上缴国库，城市居民的收入没有什么改变，而80年代以后，由官方控制的私人经济加入其中，只会催生少数富豪，很难造福于大众的生活。
我以前的观念错了，错得一塌糊涂。
一座城市的经济强大与否，只是城市管理者应该考虑的事情。那时我希望鞍山的经济特别强大，现在想来有些可笑，也有些可怜。
写作界前辈林语堂的一句话，说到了我的痛处。他说：中国的国民自己身处被侮辱、被剥夺的地位，却有着非常正统的统治者的思想，替统治者着想，有着统治者的价值观念，这样人的思想连动物世界都少见。
很少有人知道，1974年夏天，光化学烟雾污染袭击了中国兰州。
兰州为甘肃省会，黄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南北两山环抱形成河谷盆地。离它20公里的西固区，有闻名全国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两家大型企业，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
“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太阳和月亮一样，晴天和阴天一样，鼻孔和烟囱一样”，这两句顺口溜，早在1974年以前，就在当地流传了。
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科技人员知道什么叫光化学烟雾。工厂排出的碳氢化物和氮氧化物，属于第一次空气污染。当它们在强紫外线照射下发生了光化学反应，各种污染物之间相互反应，生成臭氧、醛类等二次污染物，就叫做光化学烟雾污染了。
人类发现的首次光化学烟雾污染，于1944年左右出现在美国洛杉矶，持续了十多年。在1952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中，有八百多位老人死亡。在此期间伦敦也爆发了烟雾污染，前后造成的死亡人数过万。1970年，东京也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交通警察上岗时戴上防毒面具，街头增加了一种自动售氧机，一些厂家还把森林、海滨或山区的清洁空气压缩成空气罐头出售。
东京有没有统计和报道死亡人数，我们不知道。据有人见到的资料记载，当时兰州空气中臭氧的浓度严重超标，远高于日本某些光化学污染的重灾区。但兰州有没有统计和报道死亡人数，我们更不会知道了。
亚洲人通常不做精确的统计报道，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兰州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我读到的文章说：“只能搞研究，不能公开发表文章，连实验室记录等也都没能完好保存，研究结果都是属于国家机密。”在那个时代，空气污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出现严重污染？
直到十二年之后的1986年，《甘肃日报》刊登了一条新华社甘肃分社发的消息。这条消息的正题是“兰州西固污染原因基本查清”，眉题是“我国大气光化学污染研究达国际水平”。这条连带标点共计468字的消息对光化学烟雾的概念做了简单解释，又描述了人体的受害症状，然后说“兰州西固地区是我国最早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之一，从七十年代中期首次发生光化学污染以来，光化学污染已经为害多年”。最后说采取了一些技术改造后，当年夏季光化学烟雾发生次数已经明显减少。
中国媒体有独特的新闻视角，擅长于把坏事说成好事，这种能力常常显示出来。
1974年前后，中国报刊杂志在忙些什么？
有一份学术刊物《环境保护》，1973年创刊，那一年只出版两期，第二期就有一篇《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介绍了包括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在内的国外各种空气污染。
该文章说，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人民利益，盲目发展工业及大量生产汽车，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人们的健康已受到很大威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就考虑到怎样更有效地来保护环境，以防止对人民健康的危害……
1974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署名为清华大学钱伟长。文章说，“环境污染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分不开的”。
随后几年刊登的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文章，论调与此相同，多是说“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大气污染”。
按照那一代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只有腐朽的社会制度产生污染，包括后来叫做雾霾的东西。
以那种狭隘立场为唯一立场的报刊，当然不会真实报道中国的事情，也不会真实报道外面的世界，不被报道的也包括了1974年的世博会，主题是“无污染的进步”， 流水、森林、废电器等等都第一次成为世博会上的展品。
1974年世博会在美国一个小城市斯波坎举行。那座小城曾受到工业污染，经过治理重现了原有的自然面貌。世博会触及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环保命题下，人类需要思考生存危机，需要反省生活方式，需要弥补很多缺失。
有报道说，世界环境日就始自斯波坎世博会。1974年6月5日，斯波坎世博会规定了第一个世界环境日，活动主题为“只有一个地球”。
思想的人无家可归
回忆1959年大饥荒时，我有一篇文字《你抽到的，是个死签》，其中引用了顾准日记中河南商城“人相食”的记录。那篇文字不能太长，不能多谈顾准的日记，现在我的回忆进入1974年，顾准去世也在那一年，可以对他的日记多谈一些了。
顾准生于1915年，死于1974年，活着时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但有很多日记已经销毁或散失不见。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97年，他生命中三段时光的日记被人发掘出来，印成一本书，书名就叫《顾准日记》。
在这之前，近乎学术专著的《顾准文集》出版。它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出版太晚，假如它在中国人出现启蒙与读书热潮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情形可能就大不相同。我猜测其原因是，到了它出版时，世界上许多大思想家学术著作的中译本都可以买到，完全掩盖了顾准思想上的光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在光线不足的郊外公路，要打开远光灯行驶，不会挂一盏油灯，照耀黑暗中的路途。
这部书的作用，是将顾准树立成具有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思想家，树立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于是，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还有人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一次有境外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上，境外同行问及内地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藏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我同意他们的说法，没有顾准，情形就更糟了，“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也没有。
相比起来，《顾准日记》出版时引起的震动不算太小。多数思考者对顾准的学术思想并无太大兴趣,倒是对顾准随手记下的个体史料，具有更多的关注。
这些思考者显然是对的。如果他们了解顾准的话，就会知道他讨论希腊历史的素材范围较窄，错讹较多，一些素材来自非专业著作，而他讨论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时掌握的素材仍然不足，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观点与思维的质量。
即使，他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像人类长河中任何一位思想者一样，所持观点的正确性会渐渐消失。对于后来者来说，思想前辈使用了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方式，达到了怎样的严谨、敏锐、深入、有效和优越，才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好像没人指出过，在他与弟弟通信基础上整理出来的《顾准文集》，很难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著作中许多具体的观点会被时间淡忘，书中鲜活的素材却不会死去。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顾准文集》的意义更弱，《顾准日记》的意义更强。
《顾准日记》第一部分为“商城日记”，写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大约五六万字。划为“右派分子”的他，那时到河南商城农村“监督劳动”。
对于中国1957年以后的右派分子来说，“监督劳动”属于第二类处分，比第一类的劳动教养轻多了。先前，顾准每个月领工资一百五十元，监督劳动以后领五十元，仍然高于一般城市工人。按照当时城市居民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水平，他留在北京的妻子儿女，不会活得很差。在商城农村，负责监督顾准他们劳动的组织叫劳动队，不完全剥夺他们的自由，对来自中央直属机关的高官右派更客气一些，所以顾准可以悄悄跑出去喝豆浆，可以悄悄躲起来写日记，也不担心那些日记被人发现。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粮食比给当地农民的多；在顾准离开时劳动队只有三个人饿死，按顾准的说法，劳动队是天堂与避难所。
这个说法，相对于当地农村的悲惨情形是成立的。商城属于河南信阳地区，那个地区是大饥荒年代的重灾区，八百万人口饿死了一百万。当地的人一窝窝饿死，亲人死了尽量深埋，害怕被别人挖出来吃掉。顾准关注这样的事，把他知道的饿死者姓名、数量与原因都记入日记，那日记就变成了研究大饥荒历史的珍贵素材。
我在浏览时发现，他的日记还记载了其他有关大饥荒的史料全都没有记载的一点，看起来特别珍贵。在将近一百天的日记里，他先后有八篇日记，写到农民大批饿死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的新政策有关。
比如，“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比如，“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商城全县平均土地，每人不过七八分，用这个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倒也好”。
还有，“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两三年后再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再有，“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ｓｍ（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还有两处说到了发动大跃进的北京最高领袖。一处是“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另一处是“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
商城日记结束之前，顾准又一次写道：“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是顾准的个人感受、个人猜测，还是有所依据、有所发挥？在我读到的关于大饥荒年代的研究文章里，都没有牵涉到这一内容。于是，我在回忆大饥荒年代的文字里也没有提及此事。虽然我写的不是研究文章，引用素材可以灵活一些，但我知道，只有顾准一个人说及的事情，哪怕再多说几次也是孤证，引用这样的素材时要特别谨慎才好，并且不要作为依据支持你的观点。
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常常一个人走在河边。他穿着老式吊带裤，瘦长的身影像是堂吉诃德。
一个小孩上前问：“你为什么老是穿这种裤子？”他反问道：“怎么不能穿？”小孩说：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顾准听到这话愣了一下，喃喃道，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
一个人走在河边，容易面对河水想到时间。
二十岁（1935年）以后，顾准的时光过得很快。
他投身革命二十多年后，四十二岁(1957年)时成为右派分子，差不多结束了革命者的生涯，开始由苦难者向思想者的转化，然后在1974年像普通人一样生病、去世。
新政权建立那年，三十四岁的顾准意气洋洋，作为高级干部掌管了上海的财政大权和税务大权。上海是远东最大城市，是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其生产、税收等经济状况的任何变化都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如果没有1952年他革命生涯的第一场挫败，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当时新政权建立还没有几年，实行的是联合资产阶级的过渡政策。中央财政部主张的“民主评议”税收方法，在上海遭遇顾准拒绝执行。顾准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权力，提前进入了以没收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实践，在税收上也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以及其后改进的专管制度，随时可以从重罚入手，严厉制约资产阶级。作为这种激进的左倾思潮的结果，加上“五反”斗争的推动，1952年2月，上海资本家自杀死亡的有73人，大量工厂停工，十多万职工失业，经济陷入严重困境。那个月底，北京来人解除了顾准的所有职务，登报批评。虽然很快在北京安排了顾准的新工作，他仍然是高级官员，但他开始将官场上的锐意进取，转向理论上的探索。
让思想走上正确方向，并且在学术上大步向前，是从1972年开始的，只有两年多时间。这也是他以极大毅力熬过灾难岁月、树立信心活下来的结果，特别令人赞叹。
比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和改造的时候，知道了妻子自杀的死讯。妻子也是高级官员，为了几个孩子的命运不受顾准影响，横下心来与他离婚，其内心非常痛苦，甚至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了。顾准在日记里写他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类似宗教迫害的全部摧残下，死是容易的，活下去不容易，活下去并且保持人性与智力就更不容易。顾准的意志力帮助他熬到一场社会劫难结束，终于回到北京恢复了工作。但他的意志力没能帮助他熬过下一场人性灾难：因为他的右派身份，五个子女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近在咫尺的母亲不能与他见面。这时候他回到了一个普通上海男人的困境，温饱之外，需要亲情。
没有多久他患了癌病，没有多久他去世了。
他想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书的想法终于落空。那本书书名他都想好了，叫做“东西方哲学思想史”。
虽然有许多人想写这样一本书，但我还是愿意看到顾准的版本，因为他饱经沧桑，因为他历尽艰难，他的感受与人不同。比如，从古希腊开始，一些西方大哲学家不肯结婚，不肯养育子女。写到这样的素材时，顾准的感受肯定与别人不同。
思想的人无家可归，思想就是他唯一的家园，他的最终葬身之地。
或者说，从来没有过改革
进入1974年新年，三十四岁的谢洪武，不知道身边社会环境的变化。
谢洪武居住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山村，那里是亚热带地区，生长着芭蕉树、木瓜树和菠萝树。那里算得上中国的南疆，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也有几千公里。
三十四岁了，谢洪武没有结婚，单身一人。
在他九岁那年，新政权建立。再过一两年，新政权的军队将打到北回归线以南他的家乡，先是清剿大山中的“土匪”，也就是旧政权时散落民间的几十万地方武装；然后用暴力打击地主，也就是旧政权时代把田地租给别人耕种的人。
那时候热热闹闹的，像个节日。一些农民家门口贴上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的对联，而横批却不相同。有的横批是“四喜临门”或“五福临门”，表示他们家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家具和农具中的四项或五项；有的横批是“六福临门”，不但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家具和农具，还分到了地主的太太或女儿或地主家中的婢女，算是有了老婆，结束了光棍汉生活。
当时乡一级政权便可以宣判一个人死刑，在一次公审大会后一次便枪毙了8个所谓的地主。有一些地主在批斗时被打死，还有一些自杀。谢洪武的爸爸被划为地主成分，死在“土改”那几年里。
谢洪武的爸爸如果不死在土改那几年，也可能死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看到的资料说，那年月，杀死革命的敌人不需要审判，想杀就是理由。附近一个县要建立“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打死了当地三分之二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共二千一百三十人。谢洪武如果生活在那个县，也可能丢了性命。
到了1972年，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一年，政权已经稳固，比泰山还稳固，所以在1972年底，一些大城市里有修改“家庭出身”的事，原先划为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分别改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子弟……此后，他们也许会告别低贱、悲惨的生存。
这样的事情，谢洪武不知道，他所在的地区也不知道。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里发生的改变，晚一些才能影响到遥远的南疆。于是，在进入1974年元旦时，谢洪武的身份还是“地主子弟”，并且是被管制对象，以犯罪分子的身份，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劳动。
他身为地主后代，成分不好，加上家徒四壁，三十四岁了还讨不上老婆，但他还可以给生产队放牛、拣牛粪，在村庄周围的山坡上行走，看见太阳落山。
假如，我可以在我的文字里，把1972年中国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叫做“开放”，把那一年修改国内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政治举措叫做“改革”，那么，中国的“开放改革”实际上在1972年已经开始，并且幅度很大。但是这些“开放改革”在有意无意之中，缺失了足够的公开宣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至少没有改变谢洪武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
在媒体上没有宣扬的，还有一件事情：1972年的台湾，蒋介石不再梦想回大陆重建旧日的朝代，数年前制订的反攻大陆计划完全终止。这件事情没有公开宣传，当然有不便公开的原因。比如说，大陆不相信那是真的。比如说，统治者仍需要一个假想的战争威胁，好为军事化管理留一个借口。
可是，谁能想到它决定了谢洪武的命运？
1974年夏日的一天，上午8时多，村里通知说“昨天晚上有台湾飞机飞过”，要所有的人出动，捡飞机撒下的传单交给民兵。谢洪武在山坡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张传单，就和一些人先回了家。过了不久，民兵首领闯进他家：“谢洪武，听说你私藏了反动传单？赶快交出来！”不由得谢洪武分辩，几个民兵把他扭了起来，送到当地派出所，然后再关入看守所。
一件凭空而来的案件，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无期限，什么也没有。他被关押了二十八年半，关在没有双人床大的单人囚室里，没有放风，没有与外界说过话。
放出来时已是2002年，谢洪武六十二岁，像是一名八十多岁的老者，腰弯得像一只球。他的两只膝盖中间是空的，当年被挖掉了。
他的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仅仅会说他的名字，会说“毛主席万岁”，会唱几首歌，听不清歌词，偶尔能听见“工农革命”、“下定决心”等几个词句。
有记者在采访中记录了他的样子，那种在受迫害的人里面，独具特色的精神状态：“他的眼神由茫然空洞到突然惶恐起来，眼睛朝下，东转西转，不知该往哪里看，两手下垂，一副恭敬驯从的样子；慢慢熟了，他会朝你笑一下，转瞬即逝，又抿上嘴，甚至有些腼腆。”
有时候，被我们认定为历史存在的某些说法很容易被一些真实事件撼动。比如我以为在1972年开始的“开放改革”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存在，它极有可能是对我设置的一个骗局。
一场社会改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的语境里，都有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改变先前的重要主张，用一种偏离或者对立的思路重新审视眼前的事物，以此寻求新的变化。
它至少要有立场的转变。
如果还是站在固有的立场上看问题，原来的善恶是非仍然是善恶是非。善恶是非不变怎么会有真正的改变？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又算得上什么改革？人们阅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时，也没有把那个庄园里动物领袖与外界开始贸易以及像人那样穿上西装、站起来走路，就认为是动物庄园的什么改革。
谢洪武案件告诉我，由于社会统治者的管理思路，他的爸爸被认为是罪犯，在1950年代初永远丧失了做人的权利。同样，由于社会统治者的管理思路，他也被认为是罪犯，从1974年开始丧失了自由和尊严。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原告被告，没有犯罪事实，没有一审二审，没有法律错判，只有轻飘飘的一页拘留证，就可以在二十八年半的漫长岁月里，把人变成非人。
谢洪武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八年半。有位电视记者看见，他的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医生的说法是：精神衰竭。
我相信是退回到孩童时期的精神状态保护了他，没有让他在悲惨中死去。
把人长时期关在看守所里，法律上叫超期羁押。新闻媒体报道谢洪武案件后，司法部门受触动清理积案，2003年后半年的几个月里，“全国检察机关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全国法院共清理超期羁押刑事案件3997件、7290人”。
人是国家的根本，法律也是国家的根本。人在法律下的生存状态，就成了根本中的根本，大于其他事物。你如果承认这一点，你就会承认，1972年前后，这个国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或者说，从来没有过改革。你如果承认这一点，你可能会把2002年或2003年——谢洪武无罪释放出来的2002年，或者全国清理超期羁押的2003年，当成改革的开始之年。
可是，谢洪武之后还有李怀亮。
看起来，被警方定为杀人嫌犯的李怀亮，不应该在看守所里关了那么久，十二年。
他关进去时是2001年，二十一世纪已经开始了。第二年谢洪武被释放，第三年全国清理超期羁押；据说全国已经清理完毕，但李怀亮没有被放出来。
他经历了逮捕、起诉、审判的正式程序。只有刑讯逼供得到的他的前后矛盾的口供，缺乏他杀人犯罪的任何直接物证，该案经过三次审判，三次被撤销。最后一次判决出现在他被关押五年之后，判处死缓，再次被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发回。此后，他又被关押了七年，然后在2013年无罪释放。
还在他关押期间，卷宗中流出的一纸“死刑保证书”表明，一审法院与死者家属之间，可能有过承诺，如果判处被告人李怀亮无期徒刑或死刑，死者家属不再上访。后来这件事被有责任的媒体披露出去，产生了全国影响，促进了该案公正审理。
媒体报道李怀亮案时附带报道，如今，全国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以上的案件尚有两千多起，李怀亮案只是其中之一。
普通人需要国家法律这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是需要这个东西能够尊重和保障普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在国家法律与人的关系上，这仅仅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基点。
如果从人在国家法律下的生存状态来看，全国还有两千多起五年以上的超期羁押案存在的2013年，也算不上改革的真正开始之年。
在我看来，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两千多年前，回到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良法”去认识问题。把产生新的超期羁押案的社会因素从根子上清除，旧的清理完毕，新的不再产生，真正的改革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