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苏总接到的。这种电话自然就只用打给他了。
苏总就叫他的两个亲兄弟——三爷爷家的大伯和三伯，分头把我们从高低铺上叫起来。这天是3月15号——我太清楚这个鸟日子，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我和田春娟三年婚姻的第二个祭日——照理应该很春天了，但今年特别些，好像去年的冬天还没有走，江南这会儿也还是冰冻天。我们都住在最大的工地上，这会儿不得不离开热烘烘的棉被洞，离开那几排白色低矮的棚屋，来到工地大门口等车。午夜十一点三刻，我们缩在猎猎寒风中，才等了几分钟，就一个个咳嗽、擤鼻涕，比赛上下牙齿嘎嘎的磕碰声谁响，跺着越来越冰的双脚，但谁也不吭声。大家都清楚，谁要是开口抱怨，谁就是不孝；如果惹得苏总不高兴，这次回去就不用回上海了。
豪华大巴终于来了，我们争先恐后地上车。“有什么好抢的？大家都有座位。”苏总最后一个上车，他长过膝的皮大衣里，只穿了件火红的狐狸绒衫——据说是西伯利亚雪狐绒，薄煞煞的一件，却要十来万块钱呢。苏总坐到副驾驶座，将黑皮箱横在腿上，打开，取出一条中华烟，随手扔给司机。“张师傅，这几天要辛苦你了。”司机扭过头去，坐着都能点头哈腰：“哪里哪里，苏总客气了。人到齐了吗？”苏总说：“都齐了。开车吧。”豪华大巴这才缓缓地启动。
车厢里热烘烘的，空调老灵的，比被窝洞里暖和多了；窗外黑到家了，啥也看不出来，车轮碾在冰霜上的声音，和寒风刮过车顶的声音，单一，繁复，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疲倦。不久，车厢里就响起呼噜声。呼噜声像荒原上的春草，先是东一丛西一丛，随后生成一片，整片荒原都是茂密杂草。突然，大股寒流强劲地灌进车来，车厢里顿时春去冬来；大家迷迷糊糊地被冻醒，发现前面有扇车窗，不知被哪个缺德鬼打开了。就有人喊：“冻死了，把窗关上。”苏总就等着这句话，他扭头强调道：“大家不要打呼噜，影响司机开车。”直到呼噜声清除干净后，他才将窗关上。其实，这跟司机有啥关系？他开他的车，我们打我们的呼噜；但苏总这么说了，没关系也就有关系了。谁要是实在扛不住迷糊过去了，边上人就用胳膊肘捅他的腰，痛得他一个激灵，嘴张得老大，两眼发直，直到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才低头谢谢边上人。边上人迷糊过去了，他也这么做。大家硬是醒着熬到家，在将近四个小时的路程中，不让苏总听到呼噜声。因为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每天要抽三四包中华烟，他醒着时，那根燃烧的小白棍儿，总是叼在嘴上，或夹在手指间，从不间断地冒着青烟。我们下车时，一个个就像产自云贵高原的熏肉那样够味，浑身都是浓烈的焦烟味儿。
我们回到华丰村已是凌晨四点钟光景，人间黑得没数没账；如今没有了星星的夜空，完全让人怀疑苍天是否还存在？整个村庄消失在油漆般黏稠的黑暗中，唯有四爷爷家孤独的灯火从客堂里漫出来，远天远地地亮着一个门洞，孤零零的，触目惊心，像是沉沦的大地敞开着地狱之门。村道狭窄，豪华大巴一条腿走在村道上，另一条腿走在结了冰霜的麦地里，踩出一路噼噼啪啪的碎裂声，像个双脚有长短的瘸子，摇摇晃晃地走到明亮的地狱门口。我们像从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逃出来的犯人，争先恐后地跳下车，却又被外面的寒风当头一棒，无不抖抖索索地逃向那扇有灯火的醒门。
“四奶奶！”
“四奶奶！”
“四奶奶！”
……
客堂里突然直起三张瞌懵懂的糊涂脸来，每张脸上的五官像是被重掌击过一般，没有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四奶奶惊恐地盯着门外，盯着我们一个个拥过去，抢着叫她四奶奶——她小巧的脸上，完全就是大清早见到鬼的表情；薄薄的嘴唇发白的小嘴都撑圆了，却没有任何声息；双肘撑在门板上，浑身依旧剧烈地颤抖——的确，我们就像一群小鬼挤在门外边，只等苏总从豪华大巴上下来，他边走边脱下皮手套，连同那只随身携带的黑皮箱，扔给追随其后的小少爷，然后高声喊：“四娘，是我。我把大家都带来了，四娘。”
“缸子呀，缸子呀，缸子呀……”
四奶奶讷讷地喊着缸子呀，就像基督教徒喊着上帝一样，慌忙起身，一瘸一拐地朝大门外走去；苏总在屋檐下站住了，撑开双臂，有些夸张地搂住扑进他怀里的四奶奶。四奶奶站直了，脑袋也只到他胸口，现在，她的脸只贴到苏总隆起的肚子上。苏总一只手搂住四奶奶的肩，另一只手上下抚摩她瘦瘠的背，四奶奶嘶哑地哭喊道：“缸子呀，缸子呀，缸子呀……”
“四娘，我在，我在。”
“缸子呀，我可怎么办呵？”
“四娘，您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缸子呀，我可怎么办呵？”
……
苏总搂着四奶奶，半抱半推地把她扶到东房里，安排她睡下，然后脸板板地出来，劈头直问我妈她们：“怎么让四娘守夜？这么大年纪，你们不知道吗？”我妈说劝过她不知多少回，但四奶奶就是不肯去睡。苏总眉头一皱：“那你们就随她去了？”我妈她们就不敢再响了。苏总亲自点了三炷香，在四爷爷的牌位前下跪，磕头，将三炷香插入香炉中。接着是小少爷（大少爷和二少爷留在上海管工地）。然后是我们大家，也不分辈份，也不点香，要不，小香炉里哪插得下那么多香呵？我们挨个儿下跪，磕头，然后退到一边；我们依旧像是在上海工地上，自觉地等着苏总安排。苏总让一半女人留下来守灵，另一半女人去烧点心，说这会儿大家又饿又冷，得吃点热的。接着他给男人分配明天——不，是今天——的工作：谁去火葬场购买纸棺材和骨灰盒；谁去龙居寺陵园购买墓地；谁去张家园找大厨“缺嘴巴”，置办多少桌豆腐饭，每桌规格多少；谁去寿礼店购置多少花圈多少花篮多少垫被；谁去找白塔寺住持无灯法师，就说是他说的，带十二个法师过来做法事……苏总自从有了钱，就有了信仰，他开始信佛而且信得虔诚，与白塔寺住持无灯法师亲密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上海那几个工地，每个工地动工前，苏总都要接他过去，做一场法事，解结消灾。我被分在守夜和打杂组，天亮后要在村里借到三十套桌凳。不久就有人来叫大家都去隔壁吃鸡蛋面，大家就一伙笼地走了，但我没有去。我就是这个性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需要有个人留下来，那个人就是我。就像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最后需要有一个人出局，我便黯然退出。我独自坐在四爷爷家的客堂里，守着门板上的四爷爷。
人们说到瘦，常常以为皮包骨头是最瘦的。其实，有皮包着骨头还不是最瘦的，我见过最瘦的，就数四爷爷的这种瘦法了。此刻他缩在门板上，就像一只剥了皮的在太阳里晒瘪了的青蛙干；这个瘦才叫瘦呀。今年春节，在去上海做工前，我们大伙儿一道去省肿瘤医院探望过四爷爷，那会儿他已经够瘦了，但还留着一层皮。他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在说话而已。按苏总的意思，我们都没有买东西，像水果、花篮或各种营养品，苏总说他又不能吃，买去也是浪费，我们就给钱吧，每人一只红包，多少随大家。但我们还是私底下统一了数额，每人包两百。其实，每人两百也不好说，我们人多，一下就是五六千块。四爷爷虽然不能说清楚话，但他硬是让四奶奶把收下来的红包，都塞到他的枕头底下。除了红包，还有苏总给的香烟。病房里当然不能抽烟，但苏总是醒着时少根烟就少了做人的手势，所以在病房里，他也叼着一根香烟——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四爷爷枯井般的双眼盯住他的嘴，忽地闪了一下。苏总说话时香烟在嘴上移来移去，四爷爷的眼珠也相对活泼了些，有了移动的意思，而且有些如水的东西在他眼里流淌，但绝对不是眼泪。苏总忙敬给他一支中华烟，四爷爷又让四奶奶把小白棍儿塞到他的枕头底下。苏总临走时，就将身上仅剩的大半包软中华塞到他的白色枕头底下。我们跟随苏总离开医院时，苏总就说：“四爹一向视己物为己物、他物为他物，他走都快要走了，怎么就性格大变了呢？呵呵……”他空笑了两声，自个儿摇摇头；我们都没有吭声。
现在，四爷爷就缩在门板上，剩下一小把熬干了血髓的骨头；而且就连这小把枯骨，又比我们去医院探望他时缩小了许多，前后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两米多长的门板他只占了小半扇，两边还空出许多，倒显得这扇门板过于宽大了。一双从黑绸寿衣袖子里伸出来的小手，比鸡爪大不了多少，十指相扣，搭在胸前；一双手纳的千层底的圆口布鞋，是两年前按他的脚做的，现在不得不在后跟里塞了不少棉花，才不至于像苍蝇戴豆壳那样，从脚上脱落下来。他交叉相叠的双脚后面点了一盏长明灯，火苗在寒风中不停地颤抖。长明灯右侧放着一只广口瓶，直径二十公分左右，高度有四五十公分，是很多人家泡杨梅烧酒的那种玻璃瓶子；但四爷爷脚后的这只玻璃瓶，在五十三度的糟烧酒中，泡的不是杨梅，而是一只剪了口子的发白的皮袋子——据说这只皮袋子里面长满了杨梅大小的恶性肿瘤。我知道，这是四爷爷的胃，是他前年秋天动手术时被割下来的三分之二的胃。前年秋天，四爷爷被查出胃癌晚期，但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半年后他又能下地劳动了；谁知三个月前复查，却全身扩散了。我盯着玻璃瓶里安静的皮袋子，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心生恐惧。尽管我知道此时此刻，在四爷爷家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活人，但我就是无法关闭心中的那只开关。灵堂里静得出奇的气氛，以及这只浸泡着四爷爷的胃的和我家里浸泡着杨梅一模一样的广口瓶，让挺在门板上的四爷爷变得十分诡异，阴森可怕，好像他会突然睁开眼，爬起来，对我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别人家只有一个灵魂，而四爷爷却说人有两个灵魂，他还说一个死去的人会反复回家来，他经常看见一个死去多年的人，又生活到我们中间……四奶奶怎么会让人把这种东西，明目张胆地放在四爷爷的灵床上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赶紧走到外面，看到在东侧二爷爷家的其他人，才稳住了自己，或者说稳住了那颗慌乱的心。我妈端来一碗面，塞到我手上，叫我快吃，她说再不吃就冷了。其实碗里已经没有热气，我用筷子一拨，就从汤面中拨出一只椭圆形的鸡蛋来，顿时一阵恶心。我原封不动地把这碗面还给我妈，我说我有些不舒服，先回去躺一会儿。
我从我妈失望而又担忧的目光中，回到我自己的家；我的家离四爷爷家不远，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开门进去，曾经那么热闹与温馨的家里，如今只住着一些陌生的空气，冷冷的，和我刚才穿过田野时呼吸到的空气一样，没有一点儿人的气息。离家才个把月，怎么就一点儿人气都没有了呢？我打亮灯，正在卧室的壁柜里寻找垫的和盖的，我妈进来了。她利索地给我整理好床铺，在我躺进同样冰冷的被窝里时，她问我哪儿不舒服？又叫我等会儿去看医生。我说我只是一夜没睡觉，不习惯罢了。她熄了灯。我说让它开着吧。她又打亮了灯，带上门出去了。我不想躺在黑暗中。我闭上眼，就看到缩在门板上的四爷爷。我必须睁着双眼，才能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和几个堂兄弟挨家挨户地借桌凳，照苏总的意思，放在四爷爷家门前的麦地上。因为夜里起了霜冻，太阳一晒麦地就泥泞得很，四爷爷生前播种的麦苗被踩烂了一大片，镶在泥土里，就像玻璃板下的压花，成了一条条青色的花纹。我们借得差不多时，镇上礼品店的大卡车运来了整车花篮和花圈，店主亲自带着两名员工，按照开给他的赠送者名单（以辈份大小前后排列），将一只只花篮和花圈从四爷爷家门口一路摆到村口，足有里把长。和苏总平辈的，每人献一只花篮，扎的是鲜花；和我平辈的，每人献一只花圈，扎的是纸花。墨汁未干的白色挽联在绚丽的花丛中飘动，像一双双有生命的小白手扑抓着普照大地的朝霞，一抓一个空，一抓一个空，却不停地徒劳地扑抓着。
九点光景，豪华大巴的到来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踩到我们借来的凳子和桌子上，拦都拦不住。老邻居肩上还驮着个小孙子，我叫他下来，别把桌子踩坏了。他说没关系，这是他家的桌子。我哭笑不得，就算不踩坏凳子桌子，踩脏了也够麻烦的，都得重新擦干净。挤在人群中的我踮起脚来，看到豪华大巴的客门缓缓打开，笑容可掬的苏总跳下车——苏总不放心别人，今天一早又亲自去白塔寺——他恭敬地站在车门口，伸出双手接白塔寺的法师们下车。人们首先看到一双土黄色僧鞋，接着是一片金黄色涌出车门，镶有黄金丝的袈裟，照亮了华丰村的天空，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哇哇”的惊叹声；接着是一脸佛相的脑袋，肥头大耳，锃亮的头上戒疤赫然。无灯法师在苏总的搀扶下，在尘土上站定后，合拢持有大串佛珠的双手，微笑地朝苏总鞠躬施礼。苏总连忙还礼。无灯法师又朝麦地上的人们鞠躬施礼，大家鸦雀无声，瞬间的空白后，村民们纷纷跪拜的跪拜，作揖的作揖。白塔寺的法师们一个个下车，除了袈裟上少了黄金丝外，其余均与无灯法师相仿。他们举止高贵典雅，从容地走进四爷爷家。
这天做的是大法事，是以苏总个人的名义做的。无灯法师亲自担纲，特地为他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长达两万余字，是释迦牟尼佛在涅槃前三个月宣讲于忉利天宫，后经过耳不忘的阿难尊者所录。无灯法师说吟诵此经功德非常大，既能超拔亡灵，又能替苏总增福消罪业。做法事所用的一律是檀木法器，音质清心安魂，无灯法师和其他十二位法师的诵经声犹如天籁之音，随着阵阵香风，似花落水上一般飘入人们的心间，激起层层涟漪。四爷爷家东西两侧架起了扩音喇叭，弥弥的念经声直穿云霄，抵达于天；给人的感觉，倒不像是四爷爷家在做法事，而是整个华丰村都在做法事。本村及附近几个村庄的乡亲们，堵在四爷爷家院子门口，头颈伸得老长，惊叹四爷爷的丧事竟有如此高的规格。华丰村人也说，就是苏总父母过世，也没有这么考究过，请的还是野和尚，哪里能跟白塔寺法师比呀，一个天一个地。外村人就问，这得花多少钱呀？苏总怎么舍得花这个钱呵？那就不清楚了，苏总孝顺嘛。四爷爷是爷爷辈中最后一个走的，正好赶上他做了大老板，就舍得了呗。邻村的一位老太激动地说：“菩萨不知怎么保佑他呢。”另一位老太说：“是呀，菩萨也是喜欢有钱人的。”
区里和市里一些西装革履的人物，听说苏总回来了，纷纷开着高级轿车前来吊唁。四爷爷家东侧的二爷爷家，成了苏总接待各界朋友的场所，院子围起挡风的芦席，八仙桌上各季水果堆积成山，苏总和那些高档朋友围坐在阳光底下喝茶，高谈阔论。我走进二爷爷家院子，就听到苏总兴奋的声音：“……胃那种难过法，前世也没有过的；我就知道四爹没了，他来和我告别……”先前苏总老说他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会不会是四爷爷？果然，到深夜电话就打来了，而他就等着这个电话。
三十年前，四爷爷请半山棺材铺老板徐大白，来家里定制了两口棺材：一口他的，另一口四奶奶的。那时候土葬，棺材铺生意不错，徐老板说在铺子里做了给他送过去，四爷爷不要，不是在他眼皮底下做的东西，他不放心。徐老板从这年四月一直拖到九月，最后带着两名徒弟和一丝凉风来了，师徒仨做了半个月工。徐老板说要是在铺子里，都能做四口棺材了。就这样，四爷爷还一直瞪大了眼睛，像个仇人似地找他们的茬子。一般的棺材用松木，而这两口棺材用的是樟木，是四爷爷事先将他小时候种的两棵已四十多年的樟树砍了，在湾里浸泡了一年多后，捞出来打制的。这两口棺材就停在西房间，每隔五年，四爷爷就让人漆一遍，漆得乌黑发亮。现在棺材被抬到院子西侧，我用软毛刷子掸去棺材上的灰尘，又用湿毛巾擦干净；棺材在太阳底下熠熠闪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乌金般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光芒。
我正端详着四爷爷这口珠光宝气的棺材，四奶奶在我妈的搀扶下，小脚颠颠地出来了，她让我把四爷爷的棺材打开。我哆嗦了一下，问她干吗？她说有四爷爷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放在棺材里好了。”我说。四奶奶摇摇头，说四爷爷吩咐过的。我叫来两个堂兄，一起揭开棺材盖，顿时香气扑鼻，就像打开一瓶浓烈的香水；棺材里堆满破旧的衣物、鞋帽和其他物品，都是四爷爷穿过的，又让四奶奶洗干净，折好，叠在棺材里。我问四奶奶留着干什么？四奶奶没有响，只顾自己艰难地趴到棺材上，伸手在破烂堆里摸索。我连忙把她劝开，让我妈搀扶着。我说四奶奶你告诉我们，我们来找就是了。四奶奶说火柴盒。“火柴盒？”我和两个堂兄白白眼，就俯身在破烂里摸索，果然摸出一只又一只火柴盒。我摇摇火柴盒，咯嗒咯嗒响，里面有东西，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不少围观者叫我们打开来看看，但我和两个堂兄谁也不敢贸然行事。
火柴盒上有图案，每只都不同，有人物画、城市建筑、风景名胜，还有花卉和可爱的动物等等，图案上还有四爷爷的字。我手上的第一只写着“死于2007年6月15日”；第二只写着“死于1997年3月20日”；第三只写着“死于2001年10月8日”……我问两个堂兄，他们也发现了，也每只都写着不同的死亡日期。我们头皮麻麻的，惊恐地望着四奶奶，问她火柴盒里装着什么，四奶奶却问我们找到几只。两个堂兄趁机将他们找到的都堆到我的手上，一共二十四只。四奶奶说应该还有三只。两个堂兄就你推推我我推推你，谁都不敢再找四爷爷死于过去某一天的东西。我趁机把捧都捧不住的二十四只火柴盒，移到他们俩手上。我再次趴在棺材上，仔仔细细地找，一件件旧物翻过来，一只，二只，三只。我们捧着二十七只火柴盒——二十七只装有四爷爷死于某年某月某日的东西的火柴盒，告诉四奶奶都找齐了。
四奶奶说：“放到你四爷爷的寿衣口袋里。”
“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问。
四奶奶呻吟道：“这是他的东西，他的东西……”
“他的东西……我可怎么办呀？”
我怯怯地问：“四奶奶，是什么东西？”
尽管有我妈搀扶着，但四奶奶站都站不住了，她继续呻吟道：“他的东西都要烧给他的，他说过，一样不能少；这样他去那边时，那个……那个……身体的灵魂就完整了。”
我浑身鸡皮疙瘩，在太阳底下依旧浑身发冷。
在围观者的起哄下，我和两个堂兄决定打开来看看。一个堂兄抓着火柴盒的壳子，我将其中的小抽屉抽出来，慢慢地，我的心怦怦直跳，小抽屉终于打开了，一颗完整的牙齿：白白的，牙根尖尖的，像一枚水泥钉子；表面有个凹坑，坑底有黑色的污点。原来，火柴盒里装的都是四爷爷的牙齿。四爷爷共有二十九颗牙齿，但他五十岁前就掉了两颗，没有收藏，如今就剩下这二十七颗了。大家松了口气，包括那些紧张的围观者。我甚至有些失望，搞不懂四爷爷，留着这些早已死亡的牙齿干什么？让人一场虚惊。趁法师们去二爷爷家吃中饭时，我和两个堂兄进了灵堂，却发现还有一位小法师在里面，他举着苹果5S手机在拍照。我问他干吗呢？他微微一笑道：“老人家的头发挺特别的，我拍个照，传到微信上去。”“微信？”“那是。我的空气有十几万呢。”小法师颇为得意地说。“空气？”我有些疑惑，但不敢再问。四爷爷活到五十岁时，突然顿悟，说他找到了自己，从此蓄发，至今没有剃过头；他成了方圆百里内，或者说我迄今见到过的，唯一一个留长发的男人。他把长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戴了顶灰色的麦秸草帽，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小法师走后，我们将火柴盒里的牙齿倒出来，分别装在四爷爷寿衣两边的口袋里，一边十三颗，另一边十四颗。
我妈盛了浅浅一碗饭，夹了些豆腐和蔬菜，端进去。“四娘，四娘……”我妈轻声地喊她，却不敢碰她，怕惊吓到她，搞不好魂儿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四奶奶含糊不清地呻吟着，双手双脚并在一起，像是被魔鬼捆住了四肢；她缓缓地挪过头来，满脸都是泪水。我妈问她哪儿不舒服。“我可怎么办呵？”四奶奶幽幽地说。她拳头紧握，护着脸面，像是时刻提防着某个无孔不入的歹徒。我妈绞了块热毛巾给她擦脸，但她依旧紧紧地捂住脸，双手剧烈地颤抖。我妈用手背搭了下她窄小的额头，就叫起来。我连忙告诉苏总，苏总一皱眉头，当着众人的面训斥我。“还不快去找木大？”他说，“真是的，这种事还要我教你吗？”我使劲地陪笑脸，匆匆出去找苏木大。苏木大说四奶奶的病是受了寒，又受了惊吓，情绪极不稳定所致，他给四奶奶打了针镇定剂，又挂盐水。我坐在床沿上静静地守着四奶奶，双手夹在腿间，默默地望着盐水一滴一滴地输入她的经脉。外面法师们绵绵的念经声，像源源不断的潮水从天而降，一波压一波，将我们淹没了。不久，四奶奶就坦然入睡了，小嘴张得就像微型的火山口，口气浑浊。
四奶奶醒来时，紧紧抓住我的手，惊恐地问：“你四爷爷呢？”我舔舔干燥的嘴唇，没敢吭声。四奶奶说：“他明明坐在这儿的，低着头，吧嗒吧嗒抽烟，我问他我怎么办？他就是不吭声。我说你索性把我带走吧，但他只顾自己吧嗒吧嗒抽烟。他怎么能这样呢？没交待就走了。”
我握住四奶奶手的手，也跟着一起颤抖。我说：“四奶奶，你会长命百岁的。”
四奶奶叹了口气道：“你四爷爷是要我一起走呀。”
我说：“怎么会呢？没有的事。四奶奶，您想多了。”
她摇摇头：“是他的东西，他要带走的。”
“四奶奶怎么会是他的东西呢？”
“我就是……”
“什么？”
“生的。”
“生的？”
“可我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孩子……”
“四奶奶……”
四奶奶这个样子，很难说不出意外。我叫我妈守着她，我又去找苏总。苏总很忙，我不敢再擅自打扰他，就候在二爷爷家门口。见他出来解手，我就悄悄地跟在他身后，把四奶奶的话跟他说了。苏总一只手把尿，另一只手夹着烟，他说他知道。我有些惊讶他的回答，他怎么会知道的呢？但苏总说他知道，才叫我们小心看着四奶奶。
下午三点，我焦躁不安地把我妈叫来，让她看着四奶奶，我说我有事要出去一下。我匆忙回到家，推出自行车就直奔半山镇上。赶到幼儿园门前的那条路上，汽车已排起了长队，我把自行车掼在路口，步行进去。幼儿园高高的围墙上爬满了刚刚醒来的藤蔓，深赭色的藤条上爆出星星点点绿芽儿，小朋友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尖叫得像一群被饿狼冲散了的羊羔。我趴在有栅栏的围墙上张望，奔跑的孩子中没有我的小莲。我僵硬地坐在幼儿园门前的马路对面的那张长椅上，双腿发沉，一身倦意。我掏了根烟，默默地抽起来。我很少在有熟人的地方抽烟，但独自一人时，我会抽上一根。我边抽烟，边默默地盯着幼儿园的大门，绿色大门的右边贴着字：“请进”；左边是：“再见”。放学了，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在一片铃声中将“请进”和“再见”的两道门都打开了，大人们匆匆地进去，然后牵着自家的孩子，又匆匆地出来，钻进汽车或坐上电瓶车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平头男人，在门口突然俯下身去，把梳着两只小辫子的小女孩抱起来。小女孩箍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小平头男人就使劲地扭动身体，像跳舞一般地在我面前经过，惹得小女孩幸福地咯咯直笑。
我的小莲本来是属于我的。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啦，婚后第三年，田春娟忽然提出离婚。我却傻乎乎地问为什么，她就像百子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地控诉了一大堆。我听来听去，无非说我不求上进，没有出息，人家都开上汽车了，而我还安于骑辆扔在哪儿都没人要的破自行车。“你外面有人了？”我问。她没有吭声。我尽管无比愤怒，但依旧细声细气地问：“你难道要抛弃小莲吗？”小莲是我们还不满周岁的女儿。她突然对我冷笑道：“你少来，我说过我要抛弃小莲了吗？”我至今后悔不已，我不该在气头上说这个话的；我说了，就逼得她把我的小莲带走了。
我举起左手。对，我的左手，向前举着，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固执地向老师提问的学生，而老师明明看到我举手，却同样固执地不点我的名，所以我就这么一直举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就像出栏的羊羔，一个个被人领走了。谁也没有在意我高举的左手。幼儿园门前的马路上，拥挤的车辆不见了，零星有个别孩子，因为大人迟到，出门时哭哭啼啼的。我紧盯着空荡荡的大门，心里大骂田春娟，既然要了女儿，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接呢？怎么可以委屈我女儿呢？三三两两的幼师下班了，她们脸上挂着职业的笑容，但都抿着小嘴，谁也不说话，从幼儿园里出来。我又等了等，幼师都走了好几批，还不见田春娟来接，我终于忍不住了，放下我的左手，起身上前，向一个有些年纪但剃着短发的女幼师——她的头发也剃得太短了，跟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女囚差不多——问道：“老师，苏田莲在吗？”她别过头来问我：“哪个班的？”我说：“小三班的。”她说：“是小三班还是小四班？小三班没这个孩子。”“怎么会呢？”我急了，就朝里走。她拦住我问：“你是……”我说我是苏田莲的爸爸。她问：“接送卡呢？”我说我没有。她说：“你不能进去。”她说她是园长：“小朋友已全部接走了。”我搔搔头皮，茫然若失地望着空荡荡的幼儿园。
这天，无灯法师带领他的团队，吟诵了七七四十九遍《地藏菩萨本愿经》。法事一直做到半夜，吃过夜点心，豪华大巴才将他们送回寺里。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接回来，继续做法事。但第二天做的法事就小了，法师也从十三位减到十一位，由无灯法师的大弟子了尘法师主持。无灯法师和他十六岁的关门弟子了空法师，被请去二爷爷家那边，向苏总和他的高档朋友传授佛法。上午十点光景，苏总和他的高档朋友载着无灯法师和了空法师，开着十来辆高级轿车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回来。四爷爷家依旧热闹非凡，父辈们单独或两三个人合做的法事，是吟诵《阿弥陀经》、《金刚经》和《大悲咒》。做完父辈的，再做我们这辈的，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也就好几个堂兄弟做一场，吟诵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往生咒》和《解结咒》。这天也一直做到半夜才歇。我们这天做的法事，远远不及苏总一个人的。难以想象，四爷爷死后，我们竟给他做了这么多法事，不知他在天之灵，会不会觉得很烦躁？
第三天凌晨，大约三点光景，大家都自觉地聚集在四爷爷家。从外面请来的入殓师，是个五十多岁秃顶小老头，满脸麻子，他主持了告别仪式。大家按辈份排起长队，每人发到一颗小棉球，捂在自己胸口，缓缓走到四爷爷跟前。我默默地凝视四爷爷最后一眼，然后将带着自己体温的小棉球扔到他身上，口里讷讷地说：“四爷爷，给您揩身了。”告别仪式结束后，麻子脸右手套了一只白色塑料袋，给四爷爷净身。他伸进四爷爷的裤裆里，奋力一拧，迅速抽出来，将塑料袋从手上反剥下来，出门扔到垃圾堆中。他一脸凶相地回到灵堂，右手又套上塑料袋，从广口瓶里捞出那大半只胃，放在四爷爷胸前，然后用至亲也就是苏总赠送的红面白底的薄被，将四爷爷一层层包裹起来，就像过去小店里用茅草纸包香糕、酥糖一样，四边对折起来，将四爷爷包裹在礼品包里，最后用数米长的黄布带，十字形扎紧、捆住。四爷爷的遗体看上去就像一只长条形的包裹。纸棺材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去火葬场火化，是不能用真材实料的棺材的，只能用这种薄煞煞的火葬场专售的卫生棺材——我们都叫它纸棺材，像一只大提琴盒子，盒子两边各有两只手拎的塑料圆环。四爷爷被装入纸棺材后，苏总在门口用力摔碎了一只大海碗，只听得哐当一声巨响，女人们号啕起来，我张张嘴，却没能哭出声来。我真是没用。装有四爷爷的纸棺材被四人拎着，缓缓走向停在院外的大卡车。
在一片愤青般怒吼的鞭炮声中，汽车启动了。大卡车装着四只花篮和四只花圈，纸棺材两边各坐着四个女人，负责一路哭丧；唯一一个男的是大爷爷家的大伯，他坐在车后面的挡板边，负责一路撒冥钱；尤其是路头路脑，要给四爷爷回家留下足够的买路钱，大伯也不知道多少才够，就大把大把地撒；女人们此起彼落地哭吼道：“四爷爷，我们要拐弯了，您要记得回家呵。”大卡车后面是豪华大巴，除了我妈等两三个女人留守在家里，其余的都去火葬场。这时候是人间最暗的时候，我们就像行驶在世界末日一般漆黑的道路上。
四爷爷排到八号，纸棺材就停在八号房间等候。房间窄小，纸棺材停在中央，两边就得贴墙才站得下人。一间间编号房围着一个大厅，大厅里挤满了披麻戴孝、全身素白的陌生人，阴森森的。虽然没有一丝风，但这种地方你不觉得寒冷才怪呢。火葬场为什么就不能装饰得人性化一点呢？比如把墙和天花板都漆成粉红色，全部使用白炽灯，这样感觉就温暖多了；但这种死人面孔的白墙，和荧光灯冰冷的灯光，即使明亮得毫发毕现，也使得整个火葬场阴冷灰暗。大家都跑去火葬场大门口的小卖部里，排队买碗热腾腾的汤面吃，汤水也喝得干干净净，但还是无法抵御凌晨的寒冷，以及来自内心的阴森，他们纷纷逃回到豪华大巴里，缩在座位上睡觉。我没有去吃东西，只是在黑沉沉的外面转了一圈。火葬场我来过很多次了，但依旧理不清这些高大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感觉很大很空旷，又错综复杂，像一座可怕的迷宫。一个穿得像白无常似的女人，奔跑在恍若隔世的黑暗中，她凄厉而又恐慌的叫喊声像刀子一样划开我的胸膛，令我的五脏六腑也冰冷冰冷的。她叫喊着某个孩子的乳名，仿佛这个孩子已误入歧途，闯入某座不为人知的建筑，世间从此就再无这个孩子了。我逃回等候大厅，四爷爷这边总得有人守着吧，我就蹲在他的纸棺材前，将冰凉的双手插入牛仔裤屁股后面的口袋，我插进去，拔出来，再插进去，再拔出来……突然，我插错了地方，双手插到牛仔裤里面去了，只隔了条薄到感觉不到的短裤，双手贴在我的屁股上。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屁股竟也是冰冷冰冷的，甚至比我的双手还冰冷，我慌忙拔出双手，并慌忙站起身来。我将双手交叉插进上衣里面，左手插在右胸口，右手插在左胸口。我的胸口还是热的，它用自身的热量融化着手上的冰，但自身却迅速结起冰来。就在我情不自禁地颤抖着，并享受着来自胸口的温暖时，苏总过来了，他问我联系上同学了吗，我说还早呢。苏总又问没问题吧，我点点头。昨天我都和他谈妥了。如今哪个地方都得有你的人，即使是火葬场。七点半，我打电话给他，他问我是几号，我说八号。他就穿了件旧西装，灰塌塌的，贼眉鼠眼地过来了。这家伙读书时就少根筋，天生就是个尸体焚烧工。“这是施洁夫，我同学。”“这是我二伯，苏总。”我给他们俩介绍。苏总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狠狠地摇了摇。随即，苏总将一只红包塞进他的西装口袋里。老同学伸手要挖口装，却被苏总抓住了手，牢牢地，老同学皱皱眉头，也就不客气了。苏总要求将四爷爷的骨灰全部带回去。老同学说：“人都死了，取点骨灰也就取个念想，意思意思，要那么多干吗？”苏总说：“这是老人家生前的意思。”老同学似笑非笑，他说：“全部的话那可就多了，四只骨灰盒也未必装得下。”苏总说：“那我们多买几只就是了。”老同学忙说：“不用不用，我用绸布包给你们，你们回去自己装吧。”说着他就傻不拉几地走了。苏总横了我一眼道：“你同学怎么回事？拿了钱也这个样子？”我别过头去，见老同学还没有走远，他也回头看了我一眼。不久，大厅里响起一片哭声，火葬场开工了，一号房的遗体被推去火化了。
四爷爷的遗体火化时，苏总让人从大卡车上取下两只花篮两只花圈，焚烧在火葬场西侧围墙边的大烟囱里，那儿就是花圈的焚烧处。四爷爷的骨灰确实不少，但也没有老同学所说的那么多。苏总从老同学手上接过用白绸包裹的骨灰，热乎乎的，抱在怀里无比温暖。我打开黑雨伞，撑在苏总头上。我们刚走出“第一楼”，就听见人们的惊叫声，大家仰头，眺望从灿烂的阳光中稀稀拉拉飘落下来的白色微粒，大概是从高烟囱上冒出来的故人的灰屑吧，但又不像，它们比灰屑要白，小小的。有人伸手接到手心里，惊讶地发现是雪子。“雪，雪……”有人大声叫喊。我只知道六月江南，黄梅天，太阳当空，还会下点小阵雨，雨丝五光十色的，我们叫它“还魂雨”。但是阳光明媚的三月天，怎么还会下雪呢？雪子就像鲜活的小鱼鳞，在阳光中闪闪烁烁的；这是什么天嘛，跟窦娥冤似的。苏总抱着四爷爷温热的骨灰，第一个登上豪华大巴，坐在副驾驶座。我收起雨伞，也跟着上车。四爷爷的骨灰坐在苏总膝上，就像他抱着的一个婴儿。苏总一路大声地告诉四爷爷，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有红绿灯，好像四爷爷的灵魂是个聋子似的。所有人都坐在豪华大巴上，大巴开在前面，大卡车跟在后面。我们离开火葬场后，我一直盯着车窗，却没有看到一粒雪子。
按习俗，骨灰必须在正午十二点前下葬。四爷爷在三十年前，也就是他打制好棺材的那年冬天，在皋亭山南麓买了块地，造了座双人合墓，但是时过境迁，如今早已不能土葬了，那墓也年久失修，早已坍塌成平地。去年秋天，四爷爷住院开刀前，特地托人去找过，没有找到。且这一带几年前就建设成半山国家森林公园，即使那墓还在，也属于公园的地盘，不可能下葬了。苏总就在皋亭山以东的龙居寺陵园给他老人家买了墓地，价格昂贵。“如今不只是活人住的商品房发疯地涨哪！”苏总感叹之余，却又说值，因为这龙居寺来头可大了，相传宋高宗南渡、清乾隆帝南巡，曾驻跸于龙居寺，龙居寺因此而得名。龙居寺陵园也从此成为世人公认的风水宝地，历史上有不少忠臣义士在此依山为茔。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清风，这里独特的灵气，以及深厚的历史文脉……成为安放故人的宝地。在陵园泥匠的建议下，左侧四爷爷的墓穴和右侧四奶奶的墓穴各埋下一只大甏，一直埋到甏肩上；四爷爷的骨灰被小心地灌入四爷爷的甏中。是我灌的。我注意到骨灰中有异物——三四块大小不一的白色物体，表面非常光滑，能耐得住焚烧炉的高温，很可能是玉石类的东西。四爷爷身上有带玉石吗？我只是迟疑了一下，听到白色异物哧啦滑入甏中，也就没有再去深想。随后，泥匠匆匆封了甏口，封了墓，他说墓碑还没有刻，要我们确认碑文之后，过几天刻好了再安上去。两只花篮摆放墓前，两边各一只，一只是苏总的，另一只是大爷爷家的大伯的；两只花圈则摆放墓后，分别是大少爷的和二爷爷家的长孙的。墓前堆满了水果糕点，苏总点上两支一斤重的红蜡烛，手心里夹着三炷高香，跪拜，磕头，敬告四爷爷的亡灵：“四爹，您在天之灵，把所有的好风水都聚拢来，保佑苏家子孙做大官发大财、长命百岁……”随后我们依次轮着跪拜磕头，向他老人家告别。
离开龙居寺陵园时，我们在豪华大巴上等了好一会儿，因为苏总去陵园办公楼上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但主要是确定墓碑的石料、式样以及碑文的内容。从陵园归来，苏总让人将四爷爷那口自备的棺材抬到五百米外的湾边，浇上油，焚烧。这时候已是中午边，阳光出奇的亮，但焚烧的棺材却只冒浓浓的黑烟，像一条巨大的乌龙，扶摇直上九万里，将龙头探入遥远的天堂。吃过中饭，遵照苏总的意思，我们一一向四奶奶道别。四奶奶有气无力地缩在床上，她像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苏总的手不放，嘴里讷讷地喊道：“缸子，我可怎么办呵？”苏总说：“四娘，您放心，我给四爹念了这么多经，所有的结都解了，您不会有事的。”但四奶奶依旧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苏总俯下身去，轻轻地抱了抱她，然后果断地掰开她的手，走了。苏总吩咐我妈她们，千万要照顾好四娘。他昂首挺胸地走向豪华大巴，朝大家挥挥手：“上车，上车。”
豪华大巴离开华丰村时，我们透过车窗，望着那股上天入地的黑烟，在空中扭曲成山路十八弯。不知为什么，四爷爷自备的棺材没有烧出明火来，这种烧法，不知什么时候才烧完？有的说一天，有的说三天。但过了没多久，我们早已把四爷爷的丧事抛在脑后，一个个疲倦地呼呼大睡，车厢里鼾声震天。这回就连苏总自己也沉入了梦乡，像拼命拉动轴锈的破柴门似的鼾声并不比我们轻多少。我们乘着豪华大巴，原路来原路返回上海。
我回到上海不久，不知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晚上，就接到老同学的电话，他问我明天的同学会我参不参加。他以为我还在老家呢。我说我刚回上海，就不参加了。其实像我这样的人，还是不去丢人现眼为好。他说他也不去。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有什么事似的。我问他怎么啦，他又说没什么，让我回去时跟他说一声，我们聚一聚。我说好呀，到时候请他吃饭。我说我还没有谢谢他呢。他竟迟疑了片刻，叫我千万别这么说。
世上有些事还真说不清楚，苏总那么疏财仗义，那么孝敬长辈，又那么信佛，每年捐给寺庙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到了秋天，他开始拉黑便，去医院一查，竟查出胃癌晚期。苏总七托人八托人，终于在查出结果的第三天住进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全国同类医院中排名第四，这可不是一般病人能住得进去的。我们去探望他，苏总还偷偷地溜出去，在安全楼道里抽烟。才几天工夫，他明显地消瘦了。几家工地，他分别让大少爷、二少爷和小少爷负责施工，但大少爷、二少爷和小少爷都各自为政，谁也不买谁的账，没少让苏总操心。苏夫人——我们依旧叫她二伯母，从老家接来了，在医院里服侍苏总。她本来是个有福之人，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事儿，现在却被吓坏了，常常背着人哭哭啼啼的。我们见到她时，她双眼肿得跟核桃似的。苏总动不动就骂她：“贼婆娘，我还没死，你哭哭啼啼干吗？”苏总一凶，二伯母就满眼都是泪水，却又不敢落下来。苏总也骂他的病，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生这个病，要生也应该生肺癌才对，他每天抽那么多烟，结果却得了胃癌，什么世道嘛！他就是这样，对他看不惯的事或物，他总是要说一句什么世道嘛。“什么世道嘛！”他冲我们大吼，但我们都无言以对。
我们私下里议论，苏总之所以得这个病，一是他抽烟太多；二是他从不按时吃正餐；三是他经常陪同那些大人物，找个幽静的地方搓麻将或干点别的，总是没天没夜的。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包了条小型游艇，在黄浦江上三天三夜没睡，下船时一个个都累瘫了。但我们又听说，苏总得这个病另有隐情，却不清楚是什么。苏总住院的第五天就动手术，我们一大帮子人都守在手术室外面。四个小时后，我们被告之，手术非常成功，苏总被割下五分之四的胃，癌细胞已清除得干干净净。我不敢想象苏总的胃，割除了那么多，剩下的还有多少呀？苏总被推出来时已经苏醒，但他还不会说话，只是呆呆地瞪着我们看。按照苏总手术前的绝密指示，由我陪同大少爷专程回老家一趟。司机是专职给苏总开车的老杨，车是苏总的车，奔驰SLR；我和大少爷护送一只黑袋子回老家。
我们见过苏总之后就出发，没吃中饭，我和大少爷什么都不想吃。我们赶回老家时，已是下午三点半。我们没有去村里，而是直接赶到龙居寺陵园。山外这时候还一片阳光，但山里已经能感觉到暮色的来临，有我们看不见的灰暗在潮涨。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四爷爷的墓，如意区第十二排第二十四座，花边顶高大的墓碑已经装上，墓碑上刻着“故显考苏朋非、妣姚凤池之墓”，“苏朋非”涂了黑漆，“姚凤池”涂了红漆，落款是“孝子苏钢叩立”。我端详着墓碑，据说苏总是四爷爷的干儿子，想必是真的，不然，墓碑也不会这么刻。我折了些枯枝叠放在四爷爷墓前，水泥地已经有些泛青，像刷了一层淡淡的绿漆。我将黑袋子放在枯枝上，袋子里还有一只透明的塑料袋，装着苏总五分之四的胃，但我们没敢取出来。我倒上一小瓶事先准备的汽油，掏出打火机，点上火，火焰就蓬地窜得老高，吓得我们赶紧往后挪。大少爷磕头祷告：“四爷爷，我爹要我告诉您，他给您送回来了，您收好了就走，别再去找我爹了……”火焰在风中呼呼作响，大少爷双手合十，不停地拜着火焰，嘴里念念有词。我也跟着一起跪拜。在陵园泥匠的帮助下，我们将焚烧的灰烬悉数装入四爷爷骨灰甏里。泥工得了好处，十分卖力，又封了墓。
我们起身时，山里已经暗了，整个陵园静悄悄的，唯有不见身影的鸟儿，像山中的精灵忽东忽西地鸣叫，叫声说不上来是欢快的，还是凄凉的。陵园里每座墓边种植的被园艺工修剪得无可挑剔的龙柏树，差不多有我们一人高，在暮色中失去了树本身的颜色和树叶的形状，浑然一体的身影，就像一个个从墓中站出来的鬼魂，伫立着，眺望着；或许对他们来说，黄昏即是早晨，他们就像成群结队的中学生，在望不到边的山坡上做着广播体操。大少爷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忙低头看路；我也怯怯的，紧跟在他身后下山。
我们回到华丰村时，天已经黑透了，大少爷说明天上午回上海。
吃过夜饭，我去探望四奶奶。四奶奶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但气色好多了。我左手款款地托着她的手，右手轻轻地抚摸她寿斑如繁星的手背。四奶奶对我的突然到来非常吃惊，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她以为是我妈或我妻女出什么事了。她不记得我早已孤身一人，而我妈自从三年前我爹去世后，她现在变得更加独立了，完全用不着我操心。我是个不善于说谎的人，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我知道四奶奶最疼苏总，但我还是把苏总病了以及我们这次回老家的事跟她说了。四奶奶突然激动起来，气喘吁吁地连声喊作孽呀。她说：“你四爷爷作孽呀！”其实，我对此行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就问四奶奶为什么。
四奶奶告诉我：“缸子三岁时得过一场大病，在医院里躺了七天，不见好转，被医院打了回票，叫家人接回来，准备后事。是你太奶奶从百宝箱里找出一瓶白色粉末喂缸子，每天喂一点，喂了十来天，整瓶粉末喂完后不久，缸子忽然就醒过来了。你知道那是啥吗？是你四爷爷的胞衣。你太奶奶生孩子那会儿，接生婆都会把胞衣留下来。你太奶奶把胞衣烘干，碾成粉干，藏起来，家里有人身虚，她就倒给他们吃点。缸子大病时，家里就剩下四爷爷的胞衣了。”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至于要苏总的胃……”
“你不知道你四爷爷……”
我当然知道四爷爷，五十岁开始蓄发，使用左手（右手很脏，抽烟、端酒杯、抠脚丫、擦屁股……），说人有一个肉体的灵魂、一个心的灵魂，当它们消失时就是死期；准备棺材和墓地……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就这样了呢？四奶奶也说不清楚，只记得有天深夜，她发现四爷爷不在床上，出去一看，大门敞开着，他就像一个空壳，枯坐在门槛上，真的像个空壳。问他怎么啦，他一声不吭，眼前压根儿就没她这个人。四奶奶扶他回房睡了。第二天，四奶奶问起昨夜的事，他竟一概不知。一连三个晚上，四爷爷都空壳似地枯坐在门槛上，把四奶奶吓坏了，连忙烧香拜佛祭祖宗。第四天夜里，四奶奶不敢睡，四爷爷倒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四奶奶以为没事了，谁知到了这年冬天，四爷爷家杀猪，大家照例去帮忙，等到猪杀白了，四爷爷一块块地斩好肉，四奶奶提了篮子要去送肉，往年每家都送的，但四爷爷一把夺下篮子，说谁也不许送。他用缸将肉全腌了。到了第二年黄梅天，缸里有了异味，四奶奶想蒸块肉，切片时，一刀切下去，从肉里切出像麻球似的一团蛆虫，疯狂地蠕动着，向砧板四周爬，吓得四奶奶扔下刀，逃出厨房。这天夜里，四爷爷偷偷地将半缸臭肉埋在自家的地里。第二年冬天，大家想四爷爷家杀了猪总该送肉了吧，但是不，他用更多的盐腌起来，把腌肉一块块地晾在屋檐下。大爷爷家的毛脚女婿头次上门，大奶奶去借块腌肉，腌肉没有借到，反被四爷爷抢白了一顿。要说四爷爷的吝啬，可谓到了极致的地步，村上人都笑话他，哪怕是一口痰，他也舍不得吐到人家的地里。这话自然过分了点，但我亲眼见过四爷爷为了一泡尿，急匆匆地跑到自家地里撒。自己地里长的，只给他们和猪吃；他们和猪屙的，只浇到自己地里。四爷爷说，这样灵魂就不会流失。四奶奶摇摇头，她也不懂。
“鸡污为鸡污，鸭污为鸭污，你四爷爷总这么说。你四爷爷作孽呀，他让缸子吃这么大的苦头。啊唷，我可怎么办呵？我可怎么办呵？”
四奶奶忽然想到自己，又绝望地哀号，老泪纵横。
从四爷爷家回来，我怎么也无法入睡。我的身体很累很疲倦，但大脑却异常活跃，各种念头层出不穷，好像一个垂死的我，静静地挺在床上，亲眼目睹另一个活蹦乱跳的我，在黑暗深处喋喋不休。我想我分裂了，身体的灵魂和心的灵魂各自为政。第二天早晨，我头痛欲裂，大少爷骂骂咧咧地问我怎么搞的，该走了。我捂住头对他说：“大少爷，不好意思，我不去了。”他白白眼，问我什么意思。我支支吾吾道：“我不想去上海做了。”大少爷非常吃惊，但随即一脸不屑，甚至对我鄙夷得很。我知道我不去做，是我的损失：我在家里做上三五年，还没有在上海做一年钱来得多。但我还是决定不去上海了。他说：“那随你。但你不去，早点说嘛，真是的。”大少爷钻进奔驰SLR，匆匆地赶去白塔寺接无灯法师了。
上午，我给老同学打电话，告诉他我回家了。老同学竟叫我在家等着，他马上过来。我说不急，我这次回来，就不去上海了。但他坚持马上过来，他说他今天休息，择日不如撞日。这家伙少根筋，说不通，我就只好随他了。快到中午边，他到我家门口，也不下车，只按喇叭。我出来叫他进屋，他说不了，他要去我四爷爷坟上。奇了怪了，昨天我刚去过，今天又要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去了再说。这家伙也不知搞什么鬼，到了陵园，就从后备箱里取出各种果糕、香烛和冥钱，人五人六地在四爷爷墓前跪地磕拜，完了又掏出一叠事前准备好的钱，递给我。他说这是一千九百块钱，你收下。那天苏总给的红包是两千块钱，他抽出十九张，留下一张，放在焚烧车间的公共箱里。我说你干吗，把钱推了回去。他说那天他肯定是鬼附身了，做了件不能再错的错事。我问是什么。他说那我就说了，要剐要杀悉听尊便。
他说我四爷爷是3号炉焚烧的，出灰时骨灰特别少。他记得当时跟苏总说的话，压根儿就没过脑子，便从4号炉里铲了一洋锹灰过去，但他觉得还是少，又铲了一洋锹灰过去。这时候他突然发觉我四爷爷的骨灰又太多了，随即又做了一件更错的事，他索性把4号炉里的不知是谁的骨灰全给了我们，而不是3号炉我四爷爷自己的骨灰。
“什么？你说什么？你把别人家的骨灰给了我们？”
难怪那天灌骨灰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四爷爷从不带玉石的，哪里来的白色异物呢？
“你把我四爷爷的骨灰给谁了？”
“我没给。”
“那我四爷爷的骨灰呢？”
“作为废灰处理了。”
“这里全是别人的骨灰！”我惊恐地望着四爷爷的墓。
他就傻不拉几地盯着我。
是的，他就傻不拉几地盯着我，脸上都是汗。他点的蜡烛只燃了一个头，火焰在阳光中若隐若现；三炷香冒着青烟，头上长长的白灰微微弯曲着，忽然无声地落了下来。我僵立在陵园的阳光中，我没有愤怒，有的只是无边的悲凉。我小声地讷讷地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这么样呢？”仿佛怕被四爷爷听见似的。老同学无言以对，他默默地跪在四爷爷的墓前，脑袋像是寒风中失去支撑的枯萎的向日葵，垂挂在他胸前。他哭了，发出呜呜的哭声。他一直哭，一直哭，像个伤透了心的孩子；鼻涕长长地挂下来，他也毫无顾忌地让它悬挂着，一垂一垂的，最后滴落在一片燃烧过后发黑的水泥地上。我与田春娟撕证的那个晚上，我也是这样趴在床前的地上，为另外一种死亡，呜呜地哭了一宿。但他显然不是为了死亡，而是因为麻木。
我说：“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他呜呜地应声道：“我在火葬场做了这么久，从没做过错事，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他突然砰砰地给我四爷爷磕头，一下，一下，又一下……头皮磕青了，磕破了，磕出一片艳红来。我拦住他。我说：“你现在磕头有个屁用？这里埋的，又不是我四爷爷。”他又傻不拉几地盯着我。“拿来？”我伸出手去。“什么？”“钱。”他把刚才要给我的钱给了我。我托在手上。“还有一百呢？”我又问。他一愣，就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压在那叠钱上。我估摸有三十来张吧。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抹了把眼泪鼻涕，把烟点上。我们抽着烟，坐在四爷爷他老人家物是人非的墓前。我说：“你不该来。”他没有吭声。我又说：“你原本可以不告诉我的。”他说：“我也想这么呀，但我做不到。”我说：“问同学会那次你就想说了吧？”他点点头。陵园里像世界末日一般安静，没有鸟，没有人，唯有普照的阳光，亮得就像虚假的阳光，而我们同样消失了。我们沉默了很久，才重又回到阳间，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我说：“求你个事行吗？”他就信誓旦旦地问我是什么，我说：“哪天我死了，你记得帮我打个电话，把我的尸体直接捐了。我不想火化，我情愿被割成一块块的，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他又那个样子了，傻不拉几地盯着我。我问：“你答不答应？”他终于点点头。我又问：“那你呢？”他说：“我还是火化了，但我不会要骨灰的。人都死了，都成灰了，还要那干什么？”
“你说我四爷爷的骨灰作废灰处理了，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我不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真的不好说。”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人偷了骨灰去喂鳗鱼，你们是不是都卖给鱼塘了？”
“我不能说。”
这天下午，我洗了把脸，换了套衣裳，包括鞋子，早早地骑自行车去镇上。我到幼儿园时还早，我就坐在那张半年前坐过的长椅上，躬身，双肘支在膝盖上，左手撑着发沉的脑袋，右手夹着烟，默默地抽烟，默默地盯着幼儿园大门。大门紧闭，无论是“请进”还是“再见”。幼儿园里倒是挺热闹的，传来孩子们吵闹的欢笑声。他们的欢笑声很亮，也很温暖，就好像盛开在别人家院子里的鲜花，我只有隔墙偷窥的份儿；我想这欢笑声里，应该就有小莲的，我甚至看到她喝奶后含泪的笑脸。我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烟；我不知不觉又想到四爷爷和苏总，四爷爷的骨灰大概已成了鱼食，而苏总的胃千辛万苦地送来给四爷爷，谁知墓主压根儿就不是四爷爷，这算什么事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幼儿园门前渐渐挤满了来接孩子的车辆，但很少有人下车，他们就候在车里，像一个个拐卖儿童的窥伺者；突然，车门纷纷被打开，人们潮水般涌向幼儿园，随即又潮水般牵着孩子出来，一波波的。我从长椅上站起来，高举左手，隔着本来就不阔但现在特别拥挤的马路，手心朝着幼儿园大门，在阳光里不停地摇摆。我原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冲进去，左手牵着女儿小手，或者把她抱在怀里，但现在不可以了，我没有接送卡。小莲的抚养权归田春娟所有。她警告过我，离她女儿远点。她的女儿。而不是我的女儿。她不是我的女儿吗？我感到体内隐隐作痛。我看到小莲独自跑出来，就拼命地摇手，她看到我了，她真的看到我了，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盯着我高举的神经质般摇摆的左手；她朝我跑过来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奶声奶气地问：“叔叔，你在向谁招手呀？”我蹲下身来，我说：“你呀。”她又问：“你是谁呀？”我的心剧烈地震颤，我说：“我是……”突然，一个头上没几根杂毛的中年胖子冲过来，弯下臃肿的躯体，将我的小莲抱入怀里。他说：“小莲，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呵。”“陌生人？”我看到田春娟走在马路那边，别过头去，做了个掩饰的小动作，假装没有看见我。他们匆匆地穿过三四辆车子，中年胖子打开一辆白色轿车的后门，将我的小莲塞进车里；田春娟也慌忙上了车，他这才关上后门，转身打开驾驶室的门，钻了进去。车子离开时，田春娟扭头从车后窗里看我，看我依旧摇摆的左手；她瞪着双眼的圆盘脸，渐渐模糊了，消失了。
我站在那儿，忘了将左手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