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锡林格勒草原的路上，发生了一场并不严重的车祸。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公因此受伤——腰椎骨折。在医院里休养了快三十天之后，她向亲人们隐瞒了自己痊愈的事实，选择继续躺在病床上，做一个“非正常的病人”。小说是这样描述女主人公此时的心理的：

我点点头，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可以站起来的事情。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我可以站起来的话语，也不期待恢复正常后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灾难。

两个星期后，褥疮并没有长在后背或是腰上。它们长在了我的脑袋里，慢慢腐蚀了我的意志和思维。

我没有再次尝试走路的想法，也没有想到外面走走的冲动。没有什么地方比被窝里更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我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这样使我安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也想不明白。前面的路像是一片在黑夜中的汪洋大海，没有船只，没有灯塔，没有月光。只是一片无际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正如二狗所说的，我们每人都是这片大海中一座冰山，一座孤岛，我害怕被淹没。

这是青年作家孟小书的中篇小说《锡林格勒之光》向我们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尾奇崛有力，它让我想起卡夫卡的经典之作《变形记》。在《变形记》的开篇，卡夫卡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开篇可以和《锡林格勒之光》的结尾进行互读。《锡林格勒》中的女主角“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个格里高尔，他们共同面对日益商品化和科技化的社会事实，在被资本组织起来的残酷竞争中被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但稍有不同的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似乎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他甚至没有太多的意识，而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了奇异的变形。而在《锡林格勒之光》里，这种变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系列事实的打击下，主人公最终自觉并有意识地选择了做一个“永远的病人”——虽然这个病人比起其他人来说显得如此正常。《锡林格勒之光》由此具有了某种症候性，一场意外的车祸导引出了沉重的社会现实，虽然孟小书的叙述还稍微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她分享了一代人共同的幻灭体验。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父辈的旗帜已经褪色，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个体的孤岛似乎注定要被无情地淹没。

这是孟小书的小说呈现的一种特质，她善于在日常的、看似非常“现实主义”的叙述中嵌入后现代的元素，在故事的扭转和变形中展示生活本身的荒谬和非逻辑性。在《爸爸不是我杀的》这部短篇小说中，故事的核心要素其实相对简单：一个执着于电影梦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发生了争执，并在一场冲突中失手将父亲推下了悬崖。但孟小书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连环套”的叙述方式，通过李嘉华的梦——在他的梦中还有另外一个梦——也即“梦中梦”的结构来展示其与父亲的冲突以及陷入迷乱后的精神状态。这个短篇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对于主人公来说，他混乱的内部只能通过混乱的、不合逻辑的梦境予以呈现，这种梦境同时又因为描述得过于真实而呈现出本来的“非真实性”。在这种梦非梦、真非真、假非假的叙述的最后，“北京西城区，一名青年男子从21层楼顶跳下，身亡。”爸爸是谁杀死的？我们不知道。“我”又是被谁杀死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了解到的仅仅是，“电影梦”变成了一个死亡的诅咒。如果我们的联想能稍微丰富一点，也许会想起大卫·林奇的经典电影《穆赫兰道》，好莱坞寻梦最终不过变成了一场“梦中梦”，资本生产的幻觉像麻醉剂一样俘获了生在其中的许多人。也许，孟小书所极力想要做到的，就是刺穿这个梦，展示生存本来的真相和生命本来的破败。

在另外一篇小说《擒梦》中，男女主角拥有非常文艺的名字：擒梦和思远。一个暗示着实现梦想的愿望，一个暗示着追逐远方的梦想。这两个年轻人在一次邂逅中认识——记住，在大都市中，这种偶然的邂逅往往被视为日常生活的缺口，由此可以探求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但是，孟小书摒弃了这种通俗小说式的想象，她几乎是展示了一种原封不动的、可以从我们的新闻报道里检索到的故事。他们相遇，但并没有奇迹发生，他们之间甚至都没有发生爱情，这是多么乏味而无聊的现代相遇和现代生活。故事最后的结局是，男主角死了，因为他为自己的淘宝店操劳过度（这其实来源于一个新闻报道）。而我们的女主角，她大概小有悲伤，但是，她不过是“呆呆地望着天空”，并问她身边的小狗：“你觉得烟花像什么？”

这种情绪上的无力、空虚和百无聊赖是孟小说中的普遍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都市精神疾病——我所读到的孟小书的全部作品，其背景都是大都市。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或许，没有像厌世态度那样无条件地属于大都会的心理现象。厌世态度首先产生于迅速变化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最后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我在其他青年作家——比如张悦然的作品中——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在《好事近》里，张悦然就借女主角之口这样陈述其感情观：“爱不要那么用力，恨也不要那么用力”。在这一点上，孟小书和她的同代作家似乎分享了共同体验。在短篇小说《逃不出的幻世》中，女主角秦梦（这是另一个擒梦）从北京“私奔”到苏州，并在此遇到了男主角白慕云，他们几乎重复了《擒梦》的故事结构，相遇，然后似乎发生了一点什么，似乎又没有发生什么，因为对于我们的女主角来说，她的人生哲学不过是：“事事皆是命中注定，我不决绝，我不反抗，随遇而安。”最后她发现，白慕云的境遇和自己极其相似，原来，我们所寻找的，不过是另外一个自己。这里的潜台词似乎是：既然如此，何必寻找？既然一切都是逃不出的幻世，又何必出逃（私奔）？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它题目中的一个“逃”字。如果要严格要求我们的作者，也许她的小说并没有将这个主题演绎得让我十分满意。但即使如此，“逃”依然升华了这部小说。不必提到门罗那篇著名的《逃离》，即使是看看我们当下的许多创作——比如青年作家蔡东的小说《净尘山》——都涉及“逃离”的主题。当梦想遭遇现实，当有限的人生遭遇无限的时间之流，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当无力的个体遭遇强大的社会机器的时候，也许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有人逃往“净尘山”，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有人逃向“地震”的现场，虽然这种历史的偶然并不能完成最后的救赎，而孟小书干脆就指出，别逃了，因为一切皆是幻世。

我们真的只能就此止步吗？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当然觉得不应该如此，我总是试图重新激活宏大的东西，来刺激我的同代人摆脱这种无处可逃的历史境遇。但对于1987年出生的双鱼座，并可能有点小小的强迫症（她作品中的主角都会执着于抠死皮之类的动作）的孟小书来说，她的故事就是她全部的表达。所以，她的任务可能仅仅是——也只能是——将故事锤炼得更加精彩有力。同时她也需要明白，讲述故事其实是危险的行为，很有可能就像《雕塑师》中所说的那样，因为对于艺术的迷恋，最后将生命都搭进去了——从这个角度看，《雕塑师》是关于我们的时代里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残酷隐喻。

最后，还是回到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锡林格勒之光》上来，这部小说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梦里，我变成了一条在寒风中的橡皮泥，硬得开始干裂。我随着寒风不停滚动在跌宕起伏的街道上，像是在坐过山车般地乐在其中。一觉醒来，动弹不得，我面带微笑，仿佛看见了锡林格勒上的日出。

这个结尾让我想起很多——曹禺的《日出》，契科夫的《樱桃园》。正如竹内好所言：文学不是要人死的，而是要人活的。因为有了这锡林格勒的日出以及对它的叙述，我们由此得到信心，即使一切无处可逃，大概也可以勇敢地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