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 言
实话源于内心的随意表达，构思与创造的往往是谎言。
对于我，说谎是不需要这样复杂而且缜密的创造过程，可以说是张口就来。因为，我是医生。医学本来是最客观最实际最严谨的一门学科，但在它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常常与谎言相伴，而谎言则出自于手上做着最客观最实际最严肃的事的医生之口。我之所以用创造而不是用制造来修饰谎言这个词，是因为谎言的出现远非制造那么简单。
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真实的往往心照不宣，而表达出来的言语却需要加工和创造，犹如我在临床工作时。我常对我的病人说，没事，就这点小病，用不了几天就出院了。这样说时，病人的病情也许很重，很轻；但是不管病情是重还是轻，在向患者的家属交代时，我总是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者是病情的发展程度说得很严肃、沉重，当然，这些语词中常常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一是引起病人家属的重视，二也许是下意识地为自己开脱，倘日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什么情况，可以要求免责。
我再次见到这位老太太的时候是春夏之交，如上次我见到时一样，她半躺在病床上，紧闭着眼，面色苍白而嘴唇青紫，唯一不同的是面无表情，没有上次痛苦的模样。她的呼吸依旧微弱而艰难，超过正常供氧量的氧气管在呼呼吹气进入病人的鼻腔，但气体很快又从鼻腔泻出。我走近病床，简单问了一下病情。病人很显然听见了我说话，很无力地抬下手，手如自由落体般坠下，这算是和我打招呼了。
其实病人出院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还清晰记得病人的病情，所以我询问病情的过程如此简单，甚至还有敷衍的成分。是的，确实如此，也许真的有些敷衍，因为我对于其亲属在她第一次住院期间对她的冷漠与无视的表现极端不满。现在想来，将自己对其亲属的不满情绪转嫁给这位老人，无疑对老人不尊重和不公平。
病人的亲属——三子两女——都住在城乡结合部，家里拥有大量住房。在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来说，房租就足以使这个家庭富足。确实是这样，家家在外表看来确实很富足，但是对母亲的医疗费却一拖再拖；我更看不上的是当子女们在外花天酒地的时候，这位老太太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却经常孤身一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且还是处在生命垂危的状态。
这次老人住院我却看到对于她家来说是罕有的情形；五个子女一个不缺，而且个个表情悲伤神态凝重。我记得老人之前出院时，我极力说她的病情根本不能出院、需继续治疗，而其子女却极力要求老人出院并写下“自动出院、后果自负”等保证后决然出院，与当时的情况相比，这样的悲伤和凝重只能用瞬间的良心发现来做勉强的解释。
我如上次一样俯身在老人的耳边说，没事，您身体不错，会很快康复的。这样的谎言在我当医生的八年工作中对不同的对象说了无数次。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也会感到面红心跳耳根发热，好像是掩饰我技术不精最拙劣的表演。但是，后来，我发现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病人们脸上都会有不同的笑，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笑是真诚的，释然的。于是这样的谎言我越说越镇静，越来越变得张口就来，于是，我自己都相信这话就是真实的。我宁愿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喜欢病人的欣慰感；只要有这样的欣慰感存在，她或者是他，就会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信心，所以哪怕我心里明知这有时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转过身，示意老人的子女随我出来。我如这位老人第一次住院时一样，领着他们来到医生办公室；只是上次子女们来了两人，而这次是五个人全到。我说你们母亲的病情上次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如果当时继续治疗的话，还有延长数月生命的可能。我说现在我真的不好说了，肺部感染很显然加重了许多，而肺部感染对于这样免疫力低下的老人来说，往往是致死的最主要原因，这五个人连连点头说是。我很讨厌他们，所以我说话很生硬。我说你们说话不要五个人都说，派个代表说就可以了。其实作为医生是不可以限制病人亲属说话的，但是我承认我说话的语气或者是表情都有挑衅的成分。我希望他们恼怒或者是发火，然后将病人转院，宁愿出现这样的后果我都不愿亲眼看到他们对母亲看病的吝啬和对亲情的冷漠。
老大说我是大哥我说吧。说，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上次我们做得确实不够好，我们承认错误，您别见怪，尽力给我妈看病，花再多钱都行。我说这不是钱的事情，我见怪什么，这老人是你母亲而不是我母亲，但是我作为医生，尊重每一个生命，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挽救每个生命，这是我的职责。其余四个没说话，表情个个凝重。老大又说拿钱吧，每个人各自从兜里掏出一部分；我看是差不多的分量，明显协商过。果然老大又对他们说每家先交两千，不够再说。然后他们将钱放在我面前，我很不屑地看了看他们，说这钱不是给我的，请交到住院处，于是他们又各自把钱拿回。
我说，你母亲的病情特别危重了，估计撑不了多久。我说“撑不了多久”，这句话是真实的。他们一听我这样说，立即围了过来，开始七嘴八舌，无疑是让我尽可能维持病人的生命，老大最后说哪怕有口气在就行。哪怕有口气在就行，我突然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从这句话我顿时看到他们真实的内心，因为我知道，他们所在的地域马上就面临拆迁，只要是有口气的人都能领到大笔的拆迁款。于是我想起曾经我和一位老领导笑言，我说您老活着就是胜利，时间就是金钱，喘气就是效益。对于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时间就是金钱、喘气就是效益这样的评价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位老人因为多年患有严重的肺纤维化疾病，整个肺功能不及常人的五分之一，同时因为肺纤维化并发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上次老人因为肺部感染导致呼吸循环衰竭，在极其危重的情况之下，经过救治有所好转，但是因为子女在病人住院时的照料和经济等诸多问题上产生矛盾而一气之下让老人出院，导致后续治疗没有跟上，感染加重，同时导致呼吸循环衰竭加剧，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
她半躺在病床上，这是心功能衰竭特有的限制性姿势，保持这样的姿势本身对患者来说就是一个折磨。但她如此安静，只是因为疾病本身的痛苦而咳嗽咯痰喘息，身体移动或是扭曲。老人面对我基本无话，我的存在对她来说只是存在而已，我所有的问题她只是点头和摇头作答，最多报以一个微笑算是对我的诊疗技术表示肯定，我相信此时的肯定一定发自内心。对于一个年轻的医生，这个微笑足够让我欢欣鼓舞，足以满足我内心小小的虚荣。
我清晰地记得她上次住院时的情形，幽默和达观是这位老人给我最深的印象，而在很短时间里，她简直判若两人。也许她已经感到她的生命即将终结，生命即将终结的阶段会让人感到迷茫和绝望。我说，您真的会没事的，我多希望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感受，好让我在以后的诊断和治疗中不断修正我订的方案，好让你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她听我说这话，微笑着摇摇头。我说你不相信我？她依然摇摇头。
无论我怎么讨厌这位老人的亲属，但是不能左右我多么希望这位老人的生命能重回正轨的心愿，虽然这有些一厢情愿的成分。肺纤维化、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衰竭、肺部感染，这四种疾病的存在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不要说它们四个联合出击，就是每一种病对于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说单独就可以致命。
我说，您哪天愿意跟我像前次住院那样开心交流的话，您就会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了，生活如此美好，阳光如此灿烂，我想您一定舍不得离开您的家人，还有您的街坊邻居，欢愉的或者是平静的哪怕就是无聊的，这些状态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旦真的故去，您得到的也许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无边的黑暗和无助的孤单。我一直微笑地说，半是玩笑半是调侃。
老人乐了，忍不住喘息。过了一会儿，她说，王大夫你就别逗我了。本来是笑着的，说完这话神色便黯淡下来。咳嗽一阵喘息一阵她又说，其实活着也就这样。沉默的时候，她仰着，浑浊的眼睛显示出异样的神情。又说，老伴不知在那边到底怎么样，我想去陪他，只有他对我才是真的。
经过救治，老人的病情明显得到缓解，本来灰白的面色渐有一丝血色。有次查房，我笑着说您算是大难不死了。她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有我想象的欣慰与喜悦，说人到这个年纪，什么都不怕了，活着反而着急。我说您可别这样想，您能平安出院对我来说可是意义重大，是一个年轻医生最好的工作业绩。她看我一眼，微笑颔首。
见老人的病情日渐缓解，她的亲属们更是欢喜，老大对我说，王大夫，我妈现在能活多长时间？我很反感这样的提问，我说我只相信科学，我没法精确预言你母亲的寿命，你母亲的病情如此危重是客观存在的，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心尽力，谁又能去改变生命最终的走向，这是违反规律的事。
老大见我说这么一大通的话，忙解释说没说您不尽心的，我母亲最信任的就是您，只是因为下个月家里要拆迁，您是知道的。我确实是知道的，只要老人有口气在，意味着会得到房子和金钱的双重补偿，而死人显然得不到。我很明白老人两次住院期间子女们的态度为何有了天壤之别。
我又说，你们不要相信我对老人说的话，关于疾病的发展，认知上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作为医生，我何尝不想老人康复？但是疾病，本身就是大自然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只能尽力治疗并且给予她心理安慰让她树立活下去的信心，而跟你们交代的病情才是真实的事实，让你们知道，好有个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
生命的存在与消失真的就在一念之间。老人终于没有突破她孩子们给她设定的底线，在我和她孩子上述对话后第三天的傍晚，确切的时间是下午四点，我查房时发现，老人还是如常半躺着，头歪在一侧，早没有了呼吸。
我赶紧叫醒在同病房另一张病床上呼呼大睡的老人的大儿子，他腾地站起，立即没有了睡意。他看了一眼他故去的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早没了往常的风度，问我，小医生为何是这样？我冷眼对他，说为什么不是这样？我早就说了的。护士们上来拉他，我说不用，就让他抓着吧。
老人的亲属陆续赶来，渐渐病房站满了人，招呼声、争吵声响成一片，唯独没有哭泣声。我相信，杂乱的声响中，亲属们有着各自的算盘；我还相信，渴望死去也许真的就是老人真实的内心。因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真实的只有出生的啼哭和临终的遗言。
一缕光亮从暗夜中穿过
我下班的时候已是浓浓的夜色，走出医院大门，手机便响了。这是我买的第一个手机，手机响的时候我拿在手上，故意没有接听。我一边看着屏幕上陌生的号码，一边让手机肆意地响，这种接手机电话的方式不光我一个人这样，十几年前这也许是很普遍的现象，那时手机少，这样接电话的方式有利于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管别人投来什么样的眼光，总能让我感到一种虚荣的满足。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就是北京本地电话，我不认识；不认识不要紧，但是要接，特别是走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时。我按下接听键，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急迫地从手机里传出，说你怎么这么慢腾腾，在哪儿？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是你老大，我来北京了，赶快来接我。我说你在哪？他说在工体北路与新中街交叉处，西北向，一个商店的公用电话旁。我说你等着，我正在附近。
自称老大的是我刚毕业时参加的战伤救治学习班的一个同学，我们在一起混了两个月。其实他不是老大，只是经常以老大自居，他自己叫着叫着大家也都叫他老大，老大也就成了他的别名，但是没有人真的以为他是老大。
接他电话的时候我正走在东四十条桥上，离他所在的小商店只有三百米左右，于是便很快找到了他。一见面没等我问他为什么来京，他便急急忙忙地说，你知道三里屯在哪吧。我说就在前面不远，怎么了？他说我想泡吧、逛夜店。我说你到北京来就是干这事的么？他说不是，喝酒的时候我慢慢和你说。我说你是不是疯了，泡吧、逛夜店不是我们能去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他说得了吧！别再和我这样说话，我的理想和人生都没了。我说的身份不是我们当时有什么地位，是因为我们那时都在部队，还穿着军装，而军人是不允许出现在这些营业性的娱乐场所的。
他的坚持，我不能拒绝。人家大老远来京，这点要求我实在不好说什么，于是陪着他走。在三里屯，我们没有太多选择，酒吧多饭馆少；因为实在是饥饿难忍，我也顾不上和老大说话，眼睛紧盯着街道的两侧。下午刚准备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本院的医生自觉地留下加班，更何况我当时只是那家医院的进修生，于是协助本院医生抢救病人，等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后才离开。而这位老大刚下火车，风尘仆仆，看起来同样是又累又饿。
实在是没看到饭馆，于是见到一个酒吧，两个人便进去。第一次进这种地方，感到特别不适应。进去后见不大的舞台上有人弹唱，具体歌名和歌词不再记得，新疆民歌的旋律，很好听。一张张的小矮桌子周围坐了很多人，很多的啤酒瓶子在桌子上面，有人聊天，有人玩骰子。我们不懂这些，找到空位坐下，叫服务员拿菜单点菜。菜也是新疆风味的，菜单上的菜没几种，分量很少；要了啤酒，啤酒是小瓶子的那种，很贵。老大看看啤酒不顺眼，说怎么没有大瓶子的那种，还这么贵！边说边朝服务员瞪眼。他脾气怎么这么火爆，我当时还很纳闷，一个原本细声细气的人。我不愿意他发火，我知道在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加上酒精的刺激，我俩又势单力薄，便提醒他不要发作。酒菜慢吞吞上来，于是两人以部队的方式喝酒吃菜。看见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周围有人在偷笑。
等肚子里填满了酒食，同学告诉我，他被查出得了一种病，一种结缔组织病，这次来北京就是到某部队总医院确诊。
结缔组织病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即使诊断明确，也没什么好办法治疗；病人的病情会持续加重，最终的结果会是残疾或死亡。而他要准备确诊的这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也就是没有办法治愈，甚至连缓解的可能性都不大，也就是说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也不论用什么先进的药物治疗，都不能干预病情一步一步发展，而他将在极度痛苦中慢慢走向死亡。
他说我听；听他说病情，我立即感到特别悲哀，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于是我只是慢慢喝啤酒来掩饰我的内心情绪。他说完见我没什么反应，说你难道就不想安慰我一下么？我没有安慰他，不是我冷血，安慰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本人就是医生，而且是内科医生。所以我只是静静地听，有时只能是深表同情地点点头。
我尽量岔开他的话题，于是我俩胡言乱语说了很多话，旁若无人，连舞台上换了几拨人唱也不知道，更别提不知道他们唱什么了。等感觉坐得屁股有些麻木的时候，我说走吧。他说去夜店，现在知道酒吧是什么样子了，再去夜店看看。我说行，你这次来，只要不干违法的事我都陪着你。“乱纪”的话我没敢说，因为我们进酒吧逛夜店本来就是乱纪的事，尽管我们只是将酒吧当成路边的小饭馆。
三里屯的灯不像长安街的灯那样光亮，朦胧且昏暗的灯光中，人影晃动像是在飘移，好像一阵风就能刮走。说实话，三里屯这条街是我从原单位到我进修的这家医院的必经之路，不值班的时候，我早出晚归都是从这条街走，但是在白天这条街和任何一条街没有什么显然的区别，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关注它。今晚和他走在这样的一条街上，在这样的灯光下，确实有一些玄幻感和不安。如果玄幻感是灯光的给予，那么不安是因为我对这样的环境是如此的陌生，还有让我感到悲哀的老大。
找夜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一路问了三个人，有人说向东，有人说向西；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俩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不说话，好像连夜店都找不到严重挫伤了我俩的自尊。
感谢花童。一个瘦瘦的小女孩，打着哈欠，懒洋洋走过来，拿着一束花；估计是夜深的原因，困倦且生意不好。我说小朋友，你知道夜店在哪儿么？她看着我没回话。我又说迪厅呢？老大等不及了，说你带我们过去，给你十块钱。十块钱确实起了作用，小女孩眼睛变得光亮起来，就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我都能清楚看见。她走过来，接过钱，说身后就是，从旁边的小门可以进入。
我俩站起来，转身从小门进去。一条长长的甬道，里面嘈杂的声音随着我们的脚步从远至近传来，渐渐震耳欲聋。门口有人收费，二十块钱一张票。我交了钱便掀开帘子，里面有个巨大的舞池，从舞池的顶部射出一束束绚丽的光柱，变化着不同的色彩，来回扫着屋里的黑色，敲打在随着节奏跳着扭着的人群的头上。我对着老大的耳朵大声说你会跳吗？你去跳。他同样对着我大声说你会吗？我摇摇头。他说妈的，我也不会。
我俩不会跳，只能在旁边看一个个摇头摆尾的人，以及他们脸上夸张的兴奋；也有人斯文一些，站在旁边轻轻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屁股，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抽烟，也有的在接吻，很忘情、手乱抓的那种。
看得出他表情黯然，估计是因为不会跳舞而表现出的失落，他对我说，咱走吧，连最后疯狂的资本都没有。
那时我们兜里都没钱，羞于开口住宾馆，好在是同学，知根知底。最终打个车，车把我们拉到位于北五环外的我的工作单位，两个人住在单位的病房里。此时我还是很感谢我这单位，小医院，病人不多，因此总有空病房供我们这些医生招待客人用。
在病房里，我俩隔床相望。躺下后，我问他明天去检查不？他说住两天再说吧，我先看看北京，别到时真的确诊了我就没心思逛。我说你别真当回事，干吗这么悲观？这算是我从一见他到现在唯一的安慰性语言。其实我知道，当地医院的检查很有可能就是最终结果。因此，我安慰他的话语很苍白无力。他没说话，我又说睡吧，这两天我请假陪你。
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在这样的情境下。本来同学相聚是件欢愉的事情，因为情况特殊，造成这样的沉重气氛。熄灯后很长时间，我躺在床上，没有一丝睡意。我眼睛瞪得圆圆的，傻傻地看着天花板。病房的窗帘不是遮光的那种，因此外面的路灯朦胧的光能透过窗帘映进室内。外面偶尔路过的载重卡车发出震耳的声响，伴着强光一晃而过，短促的一瞬病房内闪着耀眼的光。每次有这样的强光路过，我总是稍微侧下头，小心翼翼地用余光向另外一张床上扫上一眼。那张床上安静得可怕，他的头侧向里面，看不到他的面孔。因为安静得可怕，我断定他也同样没有睡。彼此的小心翼翼只是尽量维持着一种人为的假象，很显然这样的假象根本不能掩盖彼此真实的内心。
安静是另一种孤独，虽然二人同处一室。我不是能尽享孤独的人，所以我决心打破这样的安静；我也知道此时的安静，老大同样会感到更加孤单。
我说老大，你别装了。那边没有回应。我又说你和静现在怎么样了？那边传来一声叹息。
我说老大，索性咱俩聊天吧，反正也睡不着，这两天我就是陪你了。
于是我俩坐起来。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朝他笑了笑，他依旧没有看我。其实当时我很害怕他看我，因为，我自己特别明白，我的笑绝大部分是虚伪的成分，分明是掩饰我内心实在无话的尴尬。
他说静是个好女孩，虽然我俩分手了。
我问什么时候分的。他说就是查出来这个病以后的事情，还说就是不能连累她才提出分手的。
我问静知道你生病了不，他说她不知道。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还记得你是怎么追的人家？
老大很有女人缘的。个子虽然只是中等，但是长得白净；学生时代，几个关系好的都叫他小白脸或者是白条鸡，当然仅限我们几个人这么叫。静是另外一个班的，高挑，同样白净， 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老大发狂地迷恋她，当时还不知道静到底是不是名花有主。老大说管她呢，就是她结婚了，只要没有孩子我都想给拆散。男人长得白净也许不是什么好事，花瓶一般，没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也许静意识到了老大的迷恋，当然老大的做派只要这个女人不是傻子都能深刻领会他的企图，因此她总是会躲着老大走。但是很奇怪的是，不管怎么躲，老大总是能与她意外相遇。当然这样的“意外”静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周围都会有我们兄弟几个关注的目光。说实话，作为兄弟，能帮老大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事情总是会在意外中出现转折。有天傍晚上完课，我们几个在打篮球，恰好静拎着水壶去水房打开水，而球场又是去水房的必经之地。静没看我们，绕着球场外走；正要走出球场的时候，有个兄弟拿着球往静的身后扔，其实他当时的目的是想让老大去捡，然后有个搭讪的机会。没想到这球快速地朝静的脚下滚去，静哪会想到有个球过来，刚一抬脚便绊在篮球上，整个人摔了出去，水壶在远处传来刺耳的破裂声，当时扔球的那个兄弟就傻了。我们一伙的有个家伙比我们年龄都大，是真正的老大哥，他很冷静，朝老大一挥手，说，上！老大像刚解开绳索且得到命令的警犬，飞跑过去，抱起静就往门诊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医生。门诊部幸亏不远，就几步路的事。我们也跟着跑，看着静在老大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
当时我们的学习班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人组建的，几乎所有学生的家都在外地，因此身边没有亲人，这给了老大天大的机会。静扭伤脚脖子的那两周，是老大表现的最佳时刻；两周的照顾，老大终于得到了静。
说到静，老大明显伤感了，说我现在是万念俱灰了，人成了这样，老婆也没了。我说别老婆老婆的，不是还没领证么？你小子还是有桃花运的，再说静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她还是会回来的，跑不了。
我说你明天还是去认真检查下，我全程陪你。他说真的不，我现在一门心思逛北京，不然到走不动的那天，就没机会了。我说你小子少来，别他妈的娘们似的悲悲戚戚；你也是医生，看来这几年你小子真的是在混日子。
虽然我话说得理直气壮，但是我内心还是为他感到悲哀。然后我转移话题，说学习班的往事，说他和静的事情。渐渐天放亮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仔细观察他，他一夜都心不在焉。
整夜无眠，很累。
第二天天气特好，云淡风轻。老大因为身体原因，走走歇歇。故宫人流如织，逛得更是累人。说是逛，其实就是在走动而已；老大关注自身身体的反应明显比关注文物要多得多，因此显得漫不经心。漫不经心也就漫不经心，我跟在后面，说陪着他倒不如说是在保护他，当然也没心思观赏。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漫无目的各怀心思走完故宫全程。出来后已是下午两三点钟，找个快餐店打点一下肚子，然后我说长城还是明天去吧，今天已经晚了；老大点头说好。
晚上依旧和他共处一室，我说今晚好好睡吧，明天一早去长城，后天再去医院检查。他躺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好；面无表情，一动不动，死人一般。
实在是困了，我很快熟睡。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是上午九点钟。我睁眼看看对面床上，床已空；我赶紧下地，不见了老大的背包。桌子上有张字条，老大写了几句话，大意是他又一夜无眠，不去长城也不去检查了，他独自去了长途汽车站，乘早班车回去，并说就这样，能活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
老大没有手机，没有办法联系。我顾不上吃早餐，打车去长途站，找了一圈没找到老大，发现去他所在城市的长途车已经发了两班，沮丧而归。用军线给静单位打电话，接电话的兄弟说静早已调走了，我这才想起静已经和老大在同一个城市，正准备开始他们的幸福生活。于是我又给老大单位打了个电话，说了老大在北京的异常情况，并说老大回去后一定让他给我打电话报个平安。
事情过去八年，八年里没有接到过老大的电话，同时也和他失去一切联系。我曾几次向学习班的同学打听老大，其他同学均与其失去联络，于是我时常在想他到底是死是活。
八年后，我已经离开了部队。部队是个让人情感交集的地方，身处其中总是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真的离开部队的时候，对部队的一切却又无比眷念；往日的人和事总时常在眼前晃动，特别是老大，虽然只是相处了两个月的兄弟，但是他绝望的眼神深深刻在我心中，并且时常刺痛我。我在临床一线看多了生死，心情也淡然，但是老大我一直在惦记。
在地方工作后，有次出差北上，来到老大所在的城市。刚去的那天下午，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没有睡意，眼睛瞪着天花板，突然想起老大。于是我迫不及待试着给他以前的单位打电话，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老大已经病退了，并答应帮我联系。
老大的电话很快打来，听声音并不是颓废的那种，我便释然，更是想见见他；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他过得还好吗。我说我就在你身边，想见的话就来，不想见的话悉听尊便。他说当然要来。
也就一个小时，他一家三口来了，老婆还是静；儿子虎头虎脑，和我女儿一般大；老大和以前相比苍老许多，让人感叹时光荏苒；他腿有点瘸，和疾病有关，但是还没有到影响美观的程度。
晚上把酒小酌，我刻意回避老大的病情，他倒是主动提起，说人非要死过一回才知道这世间的美好，而且必须是亲身体验。
我说这话怎讲？
他说他从北京回去后，就想一死了之；给静留了遗书，他吞下大量安定，很快便睡去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很快被同事发现，于是就地抢救他。睡了六天他醒了过来，静在床边一直守着；看到静梨花带雨他便不想死了，就这样活到现在。又说因为有寻自尽的前科，怕丢人，便断绝了和同学的一切往来；说完不好意思地笑笑。
静是好女子，他说。他说的时候看着静，眼里的爱恋让我有些嫉妒；静也看着他，目光温柔如水。
我无意追问老大的情况，端着酒杯，说你现在是老干部了，这就算是祝贺你，一起干了。
老大微微一笑，说干，便仰起头将酒很快倒到嘴中。老大的微微一笑，又让我看到我们在一起时他追静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