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跑吧

 

斯万从巷子里出来到了街上，向左转，在右边出了街道有一座桥，桥下有河；现在这个时候是听不见河水流动的声音的，一年中任何时候都听不到河水在流动，如果要听，得要等到台风来了，河水泛滥，涨到岸堤上，与街道低段处连成一片，才可以听到水声汩汩，那时候斯万就不能跑了。他要到下一个街道里去，沿着人烟稀少的路面跑。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只是将部分街道涂抹了些金黄，街道上一边的建筑在阴影里，一边在晨阳中；等太阳完全唤醒了城市，在喇叭和人流纷乱的街道上他顿时没了感觉。他从公园门口转弯，跑过党校，一直往南边跑，太阳东升的方向，在夏季，时间还没有过六点，太阳已经很热烈了，早起的人们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哗啦啦倾倒下来不留情面。斯万尽量拣一些荫凉的路面，跑起来舒服，汗也少。道路两边停满了小车，长长地排到桥头。一辆行驶的汽车在他身边来了个急刹车，街面上响起令人难受的车轮打滑声，在这个早晨，这个时候，尤其不宜。

一个穿红衣服的中年妇女在小路上跑来，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黑发到了脸颊侧猛烈地弯曲过去，盖住耳朵。她不像在跑，连小跑也算不上，她在走；她做出了跑的动作，头发随着身子晃动前后摆起来。每到河边的拐弯处他总会遇见这个妇女，好像算好了时间，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他猜测这个女人大病初愈，或者患有慢性疾病，这可以从她的神情看出来，不是那种健康的气质，用农村的话来说，这人有点“痴”。他最怕遇到这种人，尤其是中年妇女，“痴”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家庭秘密。中年妇女突然拦住他说：请你帮我一个忙，行吗？我家住在三层楼。他顺着妇女手指着的阳台看过去，用铝合金门窗罩住的阳台爬满了长藤绿色植物，里面什么也看不清。他弄不清妇女的意思，对她摇了摇头。她放下他的衣袖说，你能抽半分钟时间来一下吗？他还是摇头。大清早的，什么事这么重要，我又不认识你。妇女说，我看你在这里跑好几天了，你是中学教师吧，我侄儿也在×中。他想，她知道自己的还真多，去看看到底能帮得上什么忙。他们从一条狭窄的通道过去，通道上塞满了家庭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霉味樟脑丸味馊掉的牛奶味什么都有。妇女抱歉地说，你们教书先生爱干净，你往这边走。一只老鼠从楼道上窜下来，向另一个楼道跑去，样子镇定得好像这里的居民。他猜不透妇女的用意：家里人生病了？煤气需要扛下来？还是请他给孩子辅导功课？妇女也没说什么。她打开家门，请他进去。一套三室一厅的小间居，房间倒收拾得干净，隐约闻到煎中药的味道，三扇房间的门都关闭着。妇女说，丈夫出去了，女儿在上海读大学，她一个人。她打开左手边的一扇门，两人进去，一张旧课桌上摆着电脑：显示屏亮着。你是读书人，你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妇女指着电脑，我丈夫整天呆在电脑上与一个小妖精聊天，昨天夜里他们就聊到半夜，早上起来他忘了关电脑；你看，小妖精还在那边叫他。她故意把“叫”字拖得很长，像床上的两个光溜溜的人被她当场捉住。原来她叫自己帮忙是这么回事呀，聊天室的窗口隐藏着，名叫“暗香浮动”的长发女子在晃动。他们谈些什么？她在一旁催促。他看了看文字想，我如果照实念给她听，我不是多管闲事嘛，他们家的私事犯得着我管吗？如果不念，不好交代，既然说帮她。他关闭了聊天室，打开另扇一窗口如实念道：找不到网页。您要查看的网页可能已被删除、名称已被更改，或者暂时不可用。他试了几次说，确实没有了就这些。个天杀的，把罪证消灭掉了。她呼出的热气喷到了他耳根边。为了使她相信，他重新启动了电脑，打开了几个IE浏览器，你看没有了。妇女的脸有点难看了：你们……合伙骗我。她嘤嘤哭起来，房间里，老式闹钟滴答敲着。这是他熟悉的声音，仿佛使他处于时间之内和时间之外。他站起来，朝窗外望去，太阳光从植物藤蔓间漏下来。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阳光良好的早上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妇女劫持到家里，查看她老公的秘密，而他未将实情相告，这无论放到哪里都是一出老掉牙的悲情剧，骗不出多少眼泪。这回轮到他表示歉意了，你不值得为你老公红杏出墙伤心，他身体还在你身边，但对你的心已死。就算你读到那些文字又有什么用呢？可以挽回你丈夫的心吗？这些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站在电脑前不说话，后来还是妇女先开口，你来喝杯茶，大热天的，出了不少汗。他站着不动，没有反应。妇女又说了一次，来来喝茶，她拉起他的手来到客厅，西面墙上挂着幅结婚照，因为房间里暗的缘故，照片明显是拍于上个世纪的，有着那个年代的虚夸，人物看起来像西洋戏里的。男人比女人看起来年轻得多，好几年前的照片嘛。他表扬了照片里的丈夫，说他人斯文。她说早些年他站过柜台，后来到北京开店，生意好过一阵，做股票后被套回到乐清过起了小家日子，平安才好哩。没有什么惊涛骇浪，妇女最后总结，对老公还是挺满意的，除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他连喝了几口水，不够解渴，接着喝完了杯中的茶水。妇女没有放他走的模样，他也不知道她下文将说什么。坐在沙发上。等。两个人都不说话。好几次视线扫到她，她脸庞有点突出，红衣服使她年龄偏老，右眼睛向下拉出来，看得见黑色素，有点骇人，此之外虽说不上漂亮，在四十多这档年龄的女人中属于耐看的。她拿遥控器调出了闭幕式让他看，一群盲人和聋哑人表演和平鸽图案，他觉得自己应该走了。

他的速度是跑，用不了几秒他就将女人甩在身后，她也许根本不在意有一个男子从身边过去。

他放慢了脚步，顺着河边的一丛冬青树笔直往前跑。头上边是排杨柳，风吹过，无数柳絮飘起来落到他前面。这里是城市最安静的小区，住着早期的有钱人家；现在有钱人往城市南部搬迁，朝向路的一面全部开出了推拿按摩店。他记得早些时候登云路还是布匹和服装市场，也见不了多少生意，多半店铺成年冷清着。到本世纪初，按摩店和洗头房风起云涌，登云路就做了按摩生意的领头羊，因为这条路路面好，房子干净，一面靠河，有杨柳，有冬青，外面的招牌堂堂正正，什么中医推拿啦、土家人按摩啦、周大夫脚疗啦，无非使有点闲钱身体周边有点小毛病的人来坐坐；你若是大款你也瞧不上这里简陋的设备，你会到清远路大酒店大包厢去。他曾不止一次地受到一个年轻按摩女的引诱，说引诱其实夸大，因为他没有一次正面看那个女的。有一天傍晚，他独自一人从一家店门口走过，有人在招呼他；他看看周围并没有认识的人，只当声音冲着别人去的继续走路。那声音再次响起，女的，很年轻，向他招呼，还很急切的样子。他循声望过去，一个女人站在推拿店的铁拉门后面向他喊，来，来呀。她认识他呀？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向熟人招呼。他下意识站住了脚，女人穿一条红色短裤，两腿光亮，叉开了，她贴在铁拉门的栅栏后面，双手从门里伸出，是向自己招呼了，没错，来呀，你来。她把他当做客人了。哈。谁让你从她前面走过？谁让你独自一人在登云路上？说白了，你是一个年轻男人嘛。走路拿眼睛往店里头瞅，你不瞅她瞅谁呀？她早就盯上了，你——就是下一个目标，在你还未回过神之前。她是个小个子女人，皮肤白皙，看起来紧绷绷的，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往外膨胀，膨胀，所以她抓住褐色的铁拉门门柱，像是要把她娇小的身子绷断，从里面跳出来。他想上去跟她开个玩笑，“你叫我呀？”，“我可不认识你”，或者“妹妹，你就从铁栏杆后面出来给我看看”。他没有上去，也不回答她，迈开腿走了，比前边速度稍快一些。“年轻的声音”从后面追他。来，来呀。如果说第一次他无意中撞上了“年轻的声音”，知道是家开按摩店的，他第二次去登云路就有些明白不过的意图了，想再去听听“年轻的声音”，看看铁拉门后面穿红色短裤的女人。这家吗？好像快到了，从他一路看过去的店里面没有见到红短裤的女人，几个上了岁数的女人百无聊赖地站在百叶窗后面，有的干脆躺在了按摩床上，搬弄着脚指甲，给自己做起脚疗。有些店里连人影也见不到一个，冷气开着，从门缝里透出来，冰凉冰凉。他走在屋檐下，台阶上铺了盲人道，他沿着黄色的道路走下去。冷不丁地，门口小板凳上一个穿无袖衣服的女子，端着一对大乳房，从他视线底下无遮拦地暴露出来。他来不及掩饰自己，其时女人低着头看地面上打架的小蚂蚁，无意中暴露了身体，被他看去了。正像他初次撞见“年轻的声音”，她却在门后面观察了他多时；他也知道这个大乳房女子在等客人，给客人很酸、很猛地推拿一把。来呀，你来呀。刚刚走过去几米远，红短裤女人在那里喊了，非常准确，像掐好了时间一样，在这个炎热的让人难受的午后谁还会来登云路，除了他。

早晨的登云路属于他。他跑着，路面上积累起了落叶，三四个老人站在马路一边做操；她们的动作相当难看，还赶不上幼儿园小朋友做广播操好看。他每天跑过来，看了几遍也就没有了难看的感受。又跑过了一个社区，前面路上立着个指示牌示意此路不通，一辆大型机械车正在那边操作；一盏电灯还亮着，到了天亮他们也没有灭掉电灯。他只好穿过住宅区，往里跑，幸好道路通畅，很快就到了柏油路上。他闻到了桂花香，桂花来得有些早；刚过去的一场冷空气催开了桂花，香气不很浓烈，微微地弥散在空气里头。他不善跑步，甚至不爱好运动，唯一一样喜欢的运动游泳，从小时候保持到了现在：到了夏天下到水里，游了一里半程的，上岸，擦干身子，穿好衣服。中学时代他没有一样体育爱好，人家拿了球在场地上疯玩，他在一边只有看客的份，偶尔把人家踢过来的球接上一脚，嘭的一声球好像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不遵从他的脚法，往反方向滚过去，他连皮球的皮都没有挨着。别人盯住一只球跑，他也跑动，独自一人在操场上跑，而且比他们更起劲。嗨，你把球踢过来。他们说，好像他是个拣球的球童。他很高兴，跑到球旁边，拣起球扔给他们。运动会上他报了标枪，一杆纤长的标枪，长约四米，带寒光的锥形金属枪头，既然它叫“枪”就要像子弹一样地射出去。举枪、助跑、挺直腰杆、投出，金属枪头在风中呼啸着飞去，像利箭一样，划出抛物线，枪头朝下又狠又准插进土里……这是他想了好多天的赛场镜头。他眉毛上挂起汗珠，没有跑就出汗了，是虚汗，紧张了嘛，这么多人看着他，他等待周围一片欢腾的海洋，标枪像那天他碰到的皮球，慢吞吞滑行着，喝醉了酒似的，带着响亮的竹竿爆裂声着地。从踢球到投掷标枪，想来思去还是跑步好，跑步几乎没有技巧，不用带运动器械，在操场上可以跑，在马路上可以跑，早上跑叫晨跑，晚上跑就叫晚锻炼。跑呗，阿甘踢掉了脚脖子上捆绑的锁链拼了老命地跑。跑。约翰·厄普代克对兔子说。他来到操场上，地面画出笔直的跑道，向天边伸去。他沿着跑道跑，一圈跑下来有四百米，标准的国际田径场地，到了哪里都一样，四百；博尔顿他们也就在四百米跑道上跑步，只不过场地好些，红褐色塑胶跑道，这里是煤渣铺上去的，跑起来细微的带刺的煤粉直往鞋子里掉落。他的视线向西边移去，认出墙体上一行字；已经过了好多年，字迹被太阳晒被雨淋，可以辨认出某人的字体，在中国任何一所师范学校里这行字存在着，刻在大理石上，用墨汁写在墙上，再过五十年它们可能依然存在。他想起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坐在这所学校的一楼教室里，等待监考老师发试卷。时钟走得极慢，慢得叫人窒息过去。秒针每一声不靠谱的滴答几乎要撕毁他。一位监考老师向他走来，把一桶冰放在地面上，他脚边一阵湿冷，时钟的滴答声被冰块吸走。多年以后上考场的情形一直追到他梦里；在梦境里，他无数次拿着笔做试卷，无数次寻找试场位置，这是少年时期留下的“遗产税”，不交还不行啊。广播里响起“对全国新闻联播”的声音，学生们在这片声音里三三两两出来到操场上，有人手里拿着英语书背单词，有人戴上耳机听音乐。还是那个女播音员，无处不在的北京普通话，他都听了二十几年了，在他早期待的山沟里一到傍晚时分，隔壁的老师就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对全国广播”。伴随着开始曲，女播音员款款出来问候全国人民，接着男播音员出来问候，从全国大事一直说到海湾战争结束。有段时间他对自己说，现在听不到女播音员的声音了，他在没有“对全国新闻联播”的声音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个早上他听到二十年前的声音，一股莫名的胁从感从心底升起，他从内跑道向左拐弯，“全国人民的声音”亲切地问候跑道上的阳光和飞扬的煤粉。他兴奋起来，双手不由自主地前后大幅度摆动，小腿部肌肉紧张起来，是想快速奔跑的感觉。脚步踩下去，坚实、稳固，身体不再摇摆，像只大鸟，于是他奋力前奔。他跑啊，跑。

 

回村

 

一条狗站在老远的地方对着我吠，它把我当陌生人。我是这个村子的陌生人，虽然每年都有几次来村子，单独一人来看看我从前的家却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狗站的地方是一块大平地，南方人俗称道坦，是打谷晒谷的好场所。热闹的时候在道坦上竖起竹竿拉起幕布放电影，小孩围着放映机转，兴奋得屁股坐在了存放电影胶片的铁皮罐子上。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一个经过翻修新建的公厕在道坦口上迎接我。道坦面积缩小了许多，因为许多人家把他们的房子向道坦边上修建出来，道坦的边边角角没有了，从前叠得很高的大草垛也没有了。离它不远的地方开着个小卖店，如果这也可以称为店的话——家里辟出窄窄的通道，摆出冷冷的干货卖，一眼就可以看到厨房间。一个瘦脸庞、黝黑的中年男子在门口吃饭，两个小孩端着饭碗互相追打。我认出来中年男子，向他点头，他还没有认出我来，赶紧先于他自报家门——母亲吩咐我的，你看见村里的熟人一定要打招呼；他们老了认不出你是常事，不要让村里人说你“大佬”（不懂礼节的人）。“三退屋”最前面的一退除了这口人家外再也没有人居住了，其他房屋老的老，空的照样空着，支撑它们重量的梁柱比以前更黑，更斜向一边，但还没有倒塌；老屋显出年代久远的模样，散发出时间的幽怨来。

三退屋西厢屋檐下坐着位老人，他低着头睡着了，在一条长凳上；因为个子高的缘故，老远看起来他的脑袋往胸口更低处垂过去。他是元简的爹，比上次见过的时候更老了。他以前卖鱼卖水果，开小店，经济好过一阵子，后来衰落了，不停地借款，好像他的后半生大踏步地往尽头奔。他的老伴坐在屋子里，在另一根条凳上折银纸。地面上堆了无数颗银纸，这些银纸最后要在寺庙的香炉里，或者在村里刚过世的人家里焚烧。我的来访打断了他们，两位老人惊讶不已，认出我之后连忙站起来客气了一番。老人向我唠叨起他们的儿子，其中一个很有成就，在知名学府里当教授，每月给他们寄钱，“多是没有的，”老人拿出陶瓷杯边给我泡茶边叹气说，“五百六百也刚好我们的生活费用。”另一个叫他们操心了一辈子，都四十好几了还混不出个人样，“最近离了”，老人凑在我耳根说。我脑袋里浮现出三退屋里最成熟的一个男孩，个子挺拔，八十年代就到柳市街开理发店，穿喇叭裤烫头发，提着四个喇叭的大录音机成天价放流行歌曲，找女人成婚自然早。他说话嗓门低，声音在喉结里打转，从他爹遗传的；我不见他有十几年了，他说话的嗓门还那样低沉吗？

我坐的位置刚好对着“我从前的家”，一幢二层楼小洋房，带一个朝内阳台。它是在我父亲手里造起来的，几十年过去，墙上的白灰发黄剥落，阳台栏杆重新油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家房子卖给了二叔，二叔新建了房子又把它转租给了外地人；“我从前的家”里住着完全陌生的外人，我只能看着它，不能走近它，不能称它“我的房子”。曾经我家里的水泥地上放着爷爷做篾用的毛竹。湿漉漉的、皮泛青光的毛竹从很远的山上被砍伐下来，顺河流而下，经过一个个河埠头，到达大榕树下。未过端午，毛竹从水里被拉上岸，安放在屋子里；我走在毛竹上，用脚踩出哧溜溜的声响。整个夏季，粗笨的毛竹在爷爷手里变出新花样来，被做成各种器皿，成为竹椅凉簟和桌罩。三退屋户户人家用着爷爷编制出来的篾制用品，爷爷离去后他们还在用着，一年一年地使用下去，东西不能用了也舍不得丢弃。别人做不出像你爷爷手下这么精细的篾器，他们说，你爷爷编的篾最好。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爷爷已离开五年了，随后奶奶二婶也先后别于三退屋。

元简母亲说，你们离开的离开，搬走的搬走，只剩下我们俩住；几年前镇里的人来拍照，说有保存价值，老屋都快百年了。她领着我进入上间（中央最大的一间），通常这间屋是作为公用场地，祭奠祖先、结婚办喜事、小孩周岁等活动都在这里。上间右手边的屋角供放着祖先龛盒，它们在高处，接近屋顶，需要用梯子一级一级往上爬：一个木板围成的小阁楼，放着冷清的碗碟，落满了灰土，几根东倒西歪的香和蜡烛年复一年被使用着，拿人间的粮食供奉祖先。在小时候的我们看来，这是最神秘的地方，它与屋顶之外的天直接通上，可以对话。到了年边，在阁楼底下摆出一大口铁锅，允许小孩在锅里烧银纸给祖先，烧得越多祖先收到的钱财就越多，子孙受到的荫庇也越多。几年前龛盒被火烧掉了，元简母亲指着屋顶一片烧毁过的痕迹说，我在给他们备福礼时不小心烧起来，还好没有烧掉整座。这是百年来三退屋最大的劫难。东厢住着阿本娘，他们是最早搬出去的，房子留给二叔；东厢靠里住着三叔，一出来就是河埠头和大榕树。三退屋的后退住着六指娘，她三十多岁改嫁到这里，生下儿子；儿子左手大拇指上多出一根指头，我们叫他六指。六指娘拄着拐杖，人靠在屋角，她说十多年前左腿摔坏了，动过两次手术，用钢板钉在骨头上。可见我未见六指娘已有十多年，他的儿子我也没有碰到过，听说结婚后不久离了，离了再结，现在的女人好吃懒做，生了小孩跑了。六指娘说你们住在城里，多来看看三退屋。我只应着，不知道下次会在什么时候过来看它，到下次再来的时候元简爹娘六指娘他们还在吗？一盏三官灯从屋檐垂吊下来，有几分钟时间我从三官灯的斜角处打探“我从前的家”。每到重大节日、过年过节，三退屋要隆重地点起三官灯。人们从灯盏下面升上蜡烛，点燃，灯火从纸糊的宫里投放出明亮的光晕。乡间的夜来得快，整个三退屋的人都沉入梦乡了；三官灯在漆黑的夜间出现，宛如独月在星空里。

我已经找不到回村的路了。从老屋出来，东去的大路上布满了村工厂；简易的砖瓦结构，轰隆隆响的机器加工声盖过了田野的自然声音，几个穿蓝布衣的女工在昏暗的车间里做工，车间里堆满了成品和半成品的货物，产品在村工厂里生产出来，运输到全国各地，我的小村现在已成为全球加工企业之一。乡间的风来得凶猛，撕开你的衣服往里钻。我竖起衣领阻挡刺骨的寒风，前面的一处地方应该是从前上过的小学，我尽力辨认着四周的房屋。村里没有路牌，过去相识的房子拆的拆、新建的新建，好不容易认出小学大致的方位：眼前是一座大祠，悬得挺高的匾额上书“横渎郑氏宗祠”。跨过门槛，祠堂非常庞大，正门一个几尺高的大台，十几张条凳摆在台前；两旁造有房舍，靠门的一座前一个妇女正在收拾衣服，她的脸画成花旦的模样，这使我吃了一惊，我未曾打算在这个地方遇见她们，她们生活在这里？刚刚演出完村里的戏来不及卸妆？在房舍的楼台上走着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花旦，也没有卸妆；她在离我两米高的地方，而我贸然闯入不免几分尴尬，我只好假装观光客的身份放眼去看门联上的书法。这是下午小村给我最惊艳和魅惑的感觉，我原本来寻找记忆中的小学，没有找到，却看到了两个花旦，她们仿佛从另个毫不相干的世界跑出来，用单薄的身体交换着祠堂的冷和热。退出祠堂，继续往东到村口，这条路我来得最熟，它从前是一条宽不过一米的小路，两旁一律是旧的房舍，一个球场般大的晒谷场是小孩玩乐的场所；现在小洋房代替了老式砖瓦房，晒谷场也被各式高大建筑所充塞，它们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一个劲儿地往大路上挤，把张张丑脸蛋端到你面前。村里居住的大多是外地人，安徽的河北的江西的福建的，他们租不起柳市乐清的房屋，小村自然成为他们首选的地方；有的举家搬迁过来，白天在柳市大厂里做工，晚上蜗居在小村，妇人干脆在村里做起了小本生意，卖红薯大米卖猪肉白菜卖甘蔗红橘；你在村子里很难听到柳市话了，多的是来自各省的方言。村里年轻一代大多在外做生意，一年难得看到他们一回。到过年的时候，回村的人才多起来，在家里大摆酒席，搓麻将赌博；饮酒啖肉和麻将海胡的声音使得小村升腾起来。春节过完，最迟到惊蛰或春分，小村重为外地人的天下。我在原本开始下去的半途回撤，只想看看那条“大沿河”，大沿河是我一篇小说里对它的称呼，我们叫它“门前河”，开了门就见到一条大河，宽且深，从细纹刻纸之乡四板桥一直通到柳市。河埠头、大榕树、未插秧苗的水田、停靠河岸的小舢板……我明知道看不见它们了，我只看见我站在发黑发臭的河岸边，一条可以行驶汽车的水泥路截断了原先榕树植下去的根系，影子离去。我知道，我将送走阿婶，不歌唱，也不哭泣，像今晚的月亮待在天空里。

 

阿婶的会堂

 

死神在凌晨掠夺了阿婶。五点光景，电话铃响起，只有一声响。母亲去接，我没有听见她说话，电话放回去，母亲起来到厨房间给我们预备早餐。她轻手轻脚地生怕惊动了我们，其实我醒了，刚做完了个梦，想这是个不祥的电话，有关阿婶的。母亲带上门外出，我知道她很快会回来。天还没有放亮。昨天下午那边人电话打过来说阿婶快了，母亲赶过去看，回来说阿婶整张脸冰冷，手还有点暖，只有呼气没有吸气的力。该是在夜里了。他们选在这个时候告别人世，人们通常还在睡梦中；最难离弃的是他们的亲人子女，在灯光底下守候了一夜，熬红了眼圈，脸色煞白。阿婶今年五十四岁，怎么说都不是个吉祥的数字。从她查出癌症到她走，前后不过三年。第一次从北京化疗回来，她精神显得不错，人比从前胖了，在医院里住久了长胖的样子。从北京大医院里带来的气味充斥了阿婶家，在餐桌间、在厨房间、在卧室里这股气味强烈地混杂在一起，它走遍每一个生人的角落。那一年，阿婶家喜事不断，两个儿子先后成亲，各添了一子；阿婶本人出现在酒席上，完全一个喜洋洋的祖母的形象。我们也忘了她身上的病。三年来阿婶多次去北京化疗，每次阿叔都陪在身边。今年暑假最后一次化疗回来，人已不再像人样，完全是药物做出来的样子。她从前硬朗形象消失殆尽，头发全掉光，面部肌肉虚胀。我们坐着，安慰了几句，她偶然间抬一下头接应我们的话语，十分艰难。想不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阿婶。离1993年爷爷去世有十五年了，家族的长辈先后离去，奶奶、二婶、阿婶，女性成员走得早。街道上几个身穿白色大褂、头戴孝帽的男子在走动，房子围了一排花圈，光从栅栏里投射出来，打在他们身上，活动的人影好似鬼魅。地上散乱着昨晚吃剩下的残羹冷炙，亲人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刻。城市的居民通常在凌晨送出亲人，到了那个时候，爆竹声大作，焰火冲天，整条街道烟雾弥漫。殡仪馆在城市的西面，他们把亲人送出去要经过建设东路、建设西路、体育馆，一直往西，到达更远的西边，在一块山脚下。我时常在睡梦中被爆竹声吵醒，伴随着响亮的铜管乐声，我躺在床上，想，又一个离开了。

我没有在她弥留之际赶往她的床榻。待我第二日到时，阿婶安睡在堂屋里，白布盖住脸。她的身体如此小，只占据了床榻的三分之一地方；为阿婶准备好的天堂被褥盖在身上，放大了死亡的阴影。床榻最里的一个角塌陷下去，整张床好似随时要倒塌；过不了多久她就要被安放到冰冷的柜子里去，塌陷的床角暗示她在人间的最后时辰。升腾起来的香灰笼罩了狭小的空间，一只红色小匣子里翻来覆去地唱着南无之歌，永远唱下去，没有穷尽；谁若能承受这支歌他就能承受世上任何一支悲伤的歌。男人们在庭院里搭建凉棚，家里白喜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亲戚朋友过来节哀，一看棚子规模就晓得这户人家的殷实程度：家庭富裕棚子搭建得高大气派，“停七”日子过得宽裕；如果家里贫穷的，棚子搭得矮小，客人自不会久留。棚子是客人们吃喝娱乐的场所，是夜晚继承白天的黑的场所。你想让客人留住，他们自然要吃好喝好，肚子饱了愿意继续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打扑克搓麻将啊。以前院子里可以请一个戏班子，在温州叫唱词，唱《火烧翠花宫》唱《水漫金山》唱《蔡玉英告状》，如今的客人基本上是青年人，不爱听鼓词，叫他们坐下来斯斯文文地听上一出戏，过了上半夜客人都走掉了，这行么？你家白喜事，要显出白喜事的氛围来：来客要多，动静要弄得大，扑克麻将最好了，老远听见响声了；派出所没人来管你，你打得天昏地暗，赢了钱，又给了主人家足够面子，双赢。干活的是族里面有头脸有辈分的人，老村长老支书，负责总账目、派分回礼、抄写讣告悼词、搭建会堂、请和尚念经、请道士做道场……一个村子再小，它也有一班人马懂得诸喜事的运作方式。有些族人，我小的时候起就知道他会做这些事了。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每有喜事他必定出现。比如写讣告的，在我爷爷奶奶升天的日子里他忙碌着写；我阿婶的讣告还是请他写，白纸毛笔墨水浆糊裁纸刀就是他的行当，写完了一张张往花圈上贴去。讣告写给世人看，黄书写给阎罗王看，写在黄纸上，黄乃“皇”也，通知玉皇大帝啊地狱里的大鬼小鬼世间有人刚刚升天烦请他们日后照顾，黄纸上重点罗列出子子孙孙以及直系嫡系，名单越长说明家族越人丁旺盛，送别的队伍越声势浩大。

来了一群妇女，她们直接进到会堂里面，坐下来就哭，边哭边大声诉说；声调之尖锐、情绪之亢奋，令所有在场的人措手不及。本来白喜事上应该有人哭哭的，哭声大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死了人，好比广播宣布死亡消息；有人会暗中替你惋惜，在灶边起身偷偷抹去一滴眼泪，有邻居和族人自动走来帮忙。阿婶得的是不愈之症，去世时还在英年，消息传出去不好听，这喜蒙上了哀，就是悲了。听到夸张的哭声，知道是阿婶娘家人来奔丧了。阿婶的两个妹妹，她们恸哭，比死了亲娘老子都伤心；手臂往床榻上捶打，发出巨大的砰砰声。哭声变成了控诉，分明在警告了，在质问我叔叔，为什么不照顾好姐姐让她年纪轻轻撒手人寰？院子里的人呆住了，没有人敢上去劝劝她们，只装做没有听见，继续干活。哭完了，一个妹妹站起来离开会堂。我没有看见她脸上的泪水，她脸很白，涂了粉的白，眼圈有点黑，好似熬夜熬的。她往路上走去，边走边拿出手机打电话，挂在屁股后面一个硕大的银色圆圈在太阳光下反射出光来；这光宣告了她刚才的悲伤与姐姐的去世无关。念经撤了后，来了做道场的班子，他们在院子里布置起天国的模样，用一幅幅布画来描述天国的样子，有子女送别母亲，有天国路上的艰辛，布画上有点肮脏，旧；道士们用这些图画不知唱了多少场道场，送走了多少死者。做道场需要有人配合，同辈晚辈们敬一炷香到天国的画像前面，道士们念一句，我们要磕头跪拜一次。他们念经时有一本打开的经书放在前面，我们前面也有一本，用繁体汉字写得清清楚楚。他们念经语速很快，木鱼急速敲打，雨点般疾走在干枯的大地上，根本不用翻动书页，过了一页自动跳到下页。我们全然不知念到哪里了，锣鼓敲下去炸雷一样响彻头顶。穿黄道袍的道士弯下腰去，俯向会堂里阿婶的灵柩。我在这个场合的身份特别重要，因为我是她的大侄子，其地位比长子都重要。我的一声话没有人不照做的，在奶奶的丧事上我亲眼见过她的大侄子因为不满辈分安排而干起架来；现在的人圆通多了，他们最多给你一个好听的名分，凡事你看着办。我的身份得到极大显示，是在送出阿婶的时辰，有人交给我一把黑雨伞，为阿婶挡风遮雨。将阿婶从冰柜里抬出放入棺材里是两个儿子的事情，大儿子负责头部，小儿子负责身躯。他们搬动的时候，一只手臂从盖着的被单里掉出来。我第一次看见阿婶，手如此销骨我真意想不到，惊骇了一阵。俩姐妹突然扑上来，拼了命要留住阿婶，棺木一阵摇晃，场面混乱不堪，几个男人过来拉走她们。亲人离别场景，人们也原谅了她们，个个往脸上擦泪。棺木盖上。写黄书的人取来两只完整的瓦片放上，点燃火焰；一阵红光烧过，他拿镰刀敲下去，又准又狠，阿婶上面最后的瓦片碎了。

我坐在灵车上，阿婶的两个儿子在一排；大儿子手里端着大纸箱，箱子口用大红绸缎盖着，看上去神秘又肃穆。车厢里除了我们三人，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副驾。堂弟给他们递了包香烟，请他们路上关照。灵车缓慢驶到村口，路上黑压压站了大片人，他们一大早就在冷风中等了；我看见人群中的父亲和母亲，看见我的几个姑姑，看见好多人站着掉泪，好心肠的妇女们合拢双手朝开动的灵车拜念。我隔着汽车玻璃看着窗外的一切，看着碎在马路上的阳光和寒风，奇怪的是心里没有与她们一样悲恸的反应，只觉得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压在身上，要我去完成，觉得挺累。比我更累的是两个堂弟，他们连续七天没有睡好，但连他们也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母亲去世的悲恸早被几日劳累所抹去，三弟不由自主靠在车门上睡着了，他在母亲的灵车上睡着了，打起了很响的呼噜！我们没有去摇醒他，他很快又醒了，问我们，我睡着了吗？我真的睡着了吗？他掏出香烟，点了一根在车厢里抽起来。没有人规定儿子不准在妈妈的灵车里睡觉，没有人说在妈妈的灵车里抽烟有违道德律令，阿婶在世的时候肯定看见过儿子抽烟。灵车到火葬场，送葬的车队被拦在了大门外，只允许儿子进去，我作为侄子特例获准进入。阿婶的棺材被从车上拉下来，放到一个不锈钢制作的推车上驶进焚化炉室。按照顺序，排在了3号炉，等在边上的是另一个死去的女人。几个穿白衣服的后代在厅里跑来跑去，他们的臂上像我们一样绑着文字，写着“不孝子”、“服丧侄”等。从他们年龄来看，躺在车上女人的年龄比阿婶要大得多，大概在七老八十上，该享受天国福份了。阿婶显得年轻，而我们——阿婶年轻的后代为她料理后事。高大的墙壁开出四五个焚化炉，每个炉门都紧闭着，一排金属开关显示着里面焚烧的情况，高压焚化炉发出异常尖锐的“忽忽”声响。一个年老、穿着看不出性别的衣服的清洁工来打扫地面，她对一旁躺在车上的身体无所畏惧，好像那只是一个无用的事物，她来做清洁卫生，扫除地上的香烟蒂、痰、灰尘，如此而已。风从窗外吹进来，山里的风愈发寒冷，人不住地哆嗦。尽管外面天气晴朗，但这里背阴，看不见太阳，要晒太阳得到外面去。我们的任务是守着阿婶，让她最后时刻“安息地”进去、幸福地出来。阿婶在炉子里待了约莫半个时辰，他们吩咐司炉烧的时候留着点。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焚烧也有讲究的，要烧得好，还是烧得不好？烧得好，表示对亲人的敬重和爱护，烧得不好属于那些意外死亡或尸体无人认领的一类。司炉在焚尸室有最大的权利，别看他人壮无一是处，他拿铁器敲开焚化炉的门往里探视，只有他知道你的亲人在里面是不是舒服的，只有他掌握该把你的亲人烧成几分寸“连灰也认不出来”还是“出来依然人模样”。你要给他递烟、点烟，为他服务，但你不能太明目张胆，这里可不是什么接待处，墙上不是贴着字条写着严禁的话语“……工作人员收受红包、香烟，举报电话……”？地面上一截来不及吸食的香烟蒂表明他们还没有抽完烟就扔掉了，表明他们很忙又不能拒绝家属的好意；这些，与死人骨头烧出来的呛鼻的烟味、与焚尸炉的嘶嘶声都钻入我体内。我们要做的，是把她带回村去，隆重地安葬在山上。火化人人都一样，土葬是做给村人看的，要隆重要面子。你不要面子行吗？只能说明你太“塌台”了，没有人面啊。阿婶从炉里出来，一个司炉上去用铁锥把她倾倒在大口盆里，开动一把大电扇对着她吹。我的阿婶就这样四分五裂地被电扇吹着，六七分钟过后，骨头和粉微凉了，司炉走过去用手摸了摸说，可以了。二弟拿过来骨灰盒，放在桌上。骨灰盒暗紫色的，里面铺着金碧辉煌的毛线毯，母亲就进去了；母亲身子大了点，盒子嫌小，三弟灵机一动，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纸箱，把母亲安全地从盒子里转移到箱子，这回可好了。我们都松了口气。

等在殡仪馆外面的音乐队齐刷刷地演奏起来。敲锣打鼓，一首欢乐的歌，耳闻能详的歌；所有的汽车发动引擎，加入歌声的海洋。有一辆花车出现在人群里，车上载有十几个妇女，脸孔涂得极为艳丽，像日本能剧里的演员，但没有那么好看，俗气了，农村里头的俗和艳丽。每人身披大红开襟，大红灯笼裤，腰间系着蓝缎绸，一律戴着墨镜；有的手里拿着鼓，有的挥动长缨；随着车子上下颠簸，妇女们身形有节奏地做起伏运动。这一车隆重的妇女一直跟我们上山，一路的欢歌、一路不合节拍的舞蹈动作把葬礼照亮了。

三日。入土后第三日，重要的亲戚要到阿婶的坟前跪拜祭奠。前日还一片素白的会堂换了颜色：两对大门门帘上高悬着丈宽的红缎子；东厢堂屋里摆放着阿婶的像框，一张黑白照，一张彩色放大照，两个像框用红布装饰，表示这是喜，人离开了，她在天上得到了安慰，子女从此受她荫护。阿婶成为一尊佛，在天上看着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