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民众，流水的朝廷
我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地点是美国白宫，时间是1974年，左面一人是新任总统福特，与他握手的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身边有一位年岁较大的女性，看照片说明是格林斯潘的母亲，但在我看来，这位女性有些像作家、哲学家艾因·兰德。她比格林斯潘大二十多岁，年龄与他的母亲相似，但被人称为他的“红粉导师”。
带着疑问我查了一下格林斯潘的自传。他写道：“历史记下了这一幕：我在椭圆办公室里当着福特总统的面宣誓就职，艾因·兰德就站在我身旁。”
还有一篇文章也写到这件事情。文章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引咎辞职后，福特执政期间，格林斯潘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宣誓仪式上最前排就座的兰德作为监护人代替格林斯潘的母亲出席，媒体采访时她说到了格林斯潘：“作为我的教子，他让我备感自豪。”
这两段文字好像能证明照片上的女性就是兰德，但我还是不会轻信，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格林斯潘除了宣誓就职，还有一次新闻发布会，可能有他的母亲出席。当时我在距此遥远的中国，只有十九岁，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可别妄想会了解到关于美国作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任何信息。
艾伦·格林斯潘担任过尼克松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只当了两个星期，尼克松就辞职了。在美国，他的这个位置与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长同样重要，这三个职务可能会选择三位顶尖的经济学家担任。后来，格林斯潘又担任了美联储主席，连任十八年，成为美国经济稳定的保障。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金融界说，“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一个喷嚏，全球的投资人都要伤风”。有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到了重要时刻，《财富》杂志却在封面上写了一句话：“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行。”
即使是这样，哲学家、作家兰德在美国人眼里，也是比格林斯潘更重要的人物。她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据说在美国累计卖出了八千万册，被列为仅次于《圣经》的具有第二影响力的著作，并且在她去世三十年后，每年还可以卖出十多万册。
有个特别风趣的比喻。
现在美国一所大学里，人们把那些没有读过兰德作品的人称为“处女”，让那些男生和女生因为羞愧而微微脸红。
兰德说：我站的位置是高山之巅。我抬起头来，我伸展臂膀。我的身体和精神就是探寻的终点。我原希望能觅得事物的意义。我就是意义。
这句话让我想到尼采。尼采也曾用这种语调写作。尼采是超人，把自我与其他人隔离，像空气隔离了天上的鹰和地上的鸡。尼采把自己比为一把锤子，砸烂了以往世界的理性。尼采在1900年去世，影响了五年后才出生的兰德，但兰德完整描述了现代人应有的理性，拦截了尼采超人学说对美国人的影响。
真是这样的吗？
兰德与尼采相似的地方，是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神。她说，现在，我看到了神的面容，我将这尊神高举过头顶，这尊神自打人类形成之日起人们就一直在寻觅，这尊神能够赋予他们快乐、平和与自尊。这尊神，就是“我”而不是“我们”。
接下来，兰德就把孤傲飞行的知识分子拉回到地面上的人群之中。她说：我不会平白无故地付出我的爱，我用我的爱对人表示敬意。我将在人们之间选择我的朋友，而非奴隶或主人。希望同舟共济时就相濡以沫，宁肯孤身一人时就孑然独行。让每个人的精神殿堂保持独立和纯洁吧。
“在所有正当的人际关系中，不存在谁为谁牺牲的问题。”兰德认为，人和人之间应该在个人趣味相投、乐于交换的前提下自由、合意、互惠地交换彼此的工作成果，“这是在平等的双方之间唯一可能存在的关系。任何别种的关系都是一种奴隶与主人、受害人和刽子手之间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兰德纠正了尼采。尼采的学说缺失了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可能被个人独裁者利用。而兰德一直坚持，人的唯一义务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反对奴役的社会。
你是独立自主的，别人也是独立自主的。
她说：没有任何替代物可以替你思考，正如没有替补队员能代你生活一样——将你的精神贬低到迎合他人，承认你的头脑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承认他的论断才是事实和真理，这是自我贬低和自我毁灭的最可憎的形式。
在兰德看来，独立自主是人类美德和价值的唯一标志。除了独立自主，所谓个人的尊严再无其他标准。并且，有了这种理性才能对抗二十世纪流行的个人独裁：一个建立在人的意识的理性层次之上并只受其控制的社会，一个由理性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是没有地方容纳恐怖和罪恶的统治的。
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她的出身有关：
她出生于1905年，出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那还是保留了沙皇的君主立宪制时代，比之前一百年的环境优越，也比之后一百年的环境优越。她就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接受教育。
更幸运的是，到了列宁、斯大林时期，她成功地得以逃离，带着她对历史与哲学的思考，带着她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她的理性怎样影响到格林斯潘，一个脸色冷峻、思维敏捷、自认为更加理性的格林斯潘。
如果像兰德说的，“职业的商人与职业的知识分子是蒙工业革命所赐一道降生人间的两兄弟。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之子，一损俱损。但具有可悲讽刺意味的是，两者注定相互伤害”，那么，此后不久的格林斯潘算是个标准的商人了——他的“陶森—格林斯潘经济顾问公司”差不多是美国最赚钱的经济顾问公司——两个人为什么没有相互伤害？
在格林斯潘的自传里，写到了他进入兰德和她的崇拜者的家庭聚会的情形：
我听了几个晚上，便露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尾巴。我不记得当时讨论的具体话题了，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我断言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艾因·兰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怎么会那样呢？”她问道。
“因为为了做到真正的理性，没有充分的经验根据，你就不可以坚持某种信念。”我解释说。
“怎么会那样呢？”她追问道，“难道你不存在吗？”
“这个……我不能肯定。”我承认。
“那你愿意说自己不存在吗？”
“我可能……”
“噢！顺便问一句：正在发表这番高见的人是谁呢？”
争论于是结束。兰德思维犀利，看问题一针见血，没有心思闲扯瞎聊。她只用了三言两语，就把格林斯潘自相矛盾的地方揭露无遗。这是一种力量，征服了可以在智力辩论中战胜任何人的格林斯潘，让他意识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许是错的。
格林斯潘回忆说：我和艾因·兰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她于1982年逝世，我感激她对我人生的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观如何起作用，正视人类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做，正视人类怎么想以及为什么那么想。”他还说，这让我大开眼界，对我而言，所有这一切都缘起于兰德。
在他看来，兰德坚持的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信条——即个人具有内在的高尚品质，个人的最高责任就是通过挖掘这一潜力而获得人生圆满。这一信条也影响了他，让他脸上的神情由阴转晴，微笑代替了冷峻。
兰德提出的自由理念，没有玄而又玄的成分，直指个人的独立判断。她说：“理性要求以个人的思想为指导去思考和行动的权利——依据本人的独立判断去生活的权利。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智知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市场是必然的结果。”这一点，可能会深刻影响格林斯潘尊崇的自由市场竞争哲学，让他在此后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主席的许多年里，遵照自由、自信、自尊几方面的理性要求，做出不受政府和他人影响的独立判断，正是那些判断带来了他的幸运与美国经济的幸运。
1982年，兰德去世。他们的友谊结束了。
到了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格林斯潘再次想起兰德，想起兰德多年前的一个判断。
他写道：
“苏联终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辞职，美国承认共和国独立”——我凝视着12月26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遗憾艾因·兰德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很少有人能提早几十年预见到苏联会从内部瓦解，她和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少数人。
格林斯潘回忆兰德时说：在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鼎盛时期，她认为那种制度天生腐败，最终必将从内部崩溃瓦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邀请格林斯潘与其他著名经济学家前往，帮助确定经济改革的方向。在当地官员和学者介绍和分析了经济局势后，那些西方学者惊讶地发现，在座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懂得市场经济，他们耸耸肩，无法对话，显露出无奈。
兰德有过这样的描述：二十世纪里，西方文化的活力正在逐步衰竭，取而代之的是被她称为“阿提拉——巫医”（即权力独裁与巫术信仰）的文化特征。于是，商品的自由市场没有了，思想的自由市场也没有了，与资本主义一脉同源的两个新兴职业——商人与知识分子，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在权力独裁与巫术信仰合谋的苏联解体时，没有商人和知识分子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兰德提供了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把权力置于权利之下。这就是说，团体的权力必须低于个人的权利：除非法律禁止，个体有权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法律允许的之外，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
她说，政府是对人类权利的最大威胁，它具有使用强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公民的法律垄断权。如果对政府不能进行有效限制，政府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在《政府的性质》一文中，艾因·兰德具体描述了一种社会状况：“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
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艾因·兰德苦恼了很久，才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她逃出的苏联，就发生过她描述的种种恶行：一个恶行接着一个恶行，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长久。
中国有一句老话，“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说的是衙门作为官府长久存在，官员却像流水一样来去匆匆。其实，每个朝廷都有开局和终局，官府并不会长久存在，俄罗斯就取代了苏联；唯一不变的是民众，比任何朝廷都长久。
与我同龄的绑架游戏
美国加州，1974年的一天，20岁的帕蒂遭到绑架。可怜的女孩被一些人强暴和殴打，受尽苦难。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被释放时拒绝回家，加入了那个绑架她的“共生解放军”，还爱上了其中一个成员。那两年她登上《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封面的次数，超过了美国总统和任何一位社会名流，媒体也乐于详细报道她从受害者变成犯罪分子的变化。
一个激进的邪恶组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显效的洗脑术？这件事真让美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推想：如果激进的邪恶组织绑架了全国的人，那么全国的人可能都会跟着走向邪恶；如果它绑架了全世界的人，那么全世界的人可能都会走向邪恶。他们还可能把听到的媒体报道联系起来，有些国家的执政者利用激进邪恶的政治思想绑架了民众，还想绑架全世界的人。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可怕了。
美国人并不擅长归纳推理。他们只能透过一些极不平常的事件，感受到社会险境中的个人险境。比如，著名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帕蒂被绑架了，先成为绑架者手中的人质，再变成绑架者的同盟。类似的事情此前也有出现，但没牵连到名声响亮的大人物，就没有引起大众的理性注意。
中国人与美国人差不多，也不擅长归纳推理。比如他们喜欢阅读金庸小说，而金庸《倚天屠龙记》里写到武林中一个年轻女性被魔教中一人囚禁和强暴，但她对那人产生了依赖感与爱慕之心，心甘情愿留在他身旁。在美国女孩帕蒂爱上迫害者的1974年，《倚天屠龙记》也出版好几年了，人们早已读过，并且相当熟悉，但是仅仅把那女性的心路历程当一个故事欣赏，没有想到她的特别心态背后隐藏着什么特别的意义。
欧洲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很容易进入理性分析层面。
美国帕蒂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瑞典有一个类似的事件。两个歹徒抢劫银行，失败后劫持了几名人质，又与警方僵持了五六天时间，才被警方逮捕。法庭审理这个案子时，被劫持的人质拒绝指控绑匪。在他们的情感层面上，对绑匪只有同情没有怨恨，甚至因为自己能活下来对绑匪充满感激。有一名没结婚的绑匪，在服刑期间与人质中的一个女孩谈起恋爱，不久还订了婚。
这事激发了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以及乱伦事件的受害者中，也都发生过类似于人质对绑匪的心态变化，从惊恐不安转向依赖、赞同、支持和崇拜。甚至，他们会站在迫害者的立场上，帮助迫害者加害他人。他们扭转了被迫害者的心态，成了新的迫害者。
这无疑是一种病态心理，可是，在他们那里，这样的病态心理那么容易形成，让社会学家感到深深忧虑。由于研究的源头是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他们就把这种心理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这样命名也是惯例，大家都能接受。如果这项研究是中国人首先开始的，它的源头也许会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也许会有个漂亮的名字，叫做倚天屠龙综合症。
既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警方就去请教心理学家：为什么在最后性命攸关的关头，人质会帮助绑架他的匪徒逃命呢？
专家想了很久才说出答案：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你遇上了绑架者，就会把活下去的权利付托给这个随时会杀死你的人。时间拖久了，你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觉得是绑架者对你的慈悲，而你的恐惧会渐渐淡化，转为对绑架者的感激和崇拜。
这样看来，欧洲的警方与心理学家还算是比较专业，就像那里的绑架者都专业化了，遵守绑架者的游戏规则：如果能达成谈判，不会伤害人质。专家的新解释，让斯德哥尔摩警方换了一个思路：如果换了人质是我，我也会屈服于暴虐，最后以为绑架者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美洲人并不擅长对散见事例做事理归纳，但对于社会心理学遇到的难题，喜欢设计出一些实验，再依据实验数据的分析，小心地接近事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在耶鲁大学任教，1963年对权威服从问题的实验结果，让他震惊了很久，感伤了很久，也思索了很久。直到十一年后的1974年，他才在出版的著作《对权威的服从》里，最终完成他的实验报告。他的实验揭示了在等级社会中服从权威现象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让我们思考一个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上级的命令与我们的良心相冲突，我们该怎么办？
前面提到的话题又浮现出来。一个激进的邪恶组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显效的洗脑术？在美洲教授们的社会心理实验拿出结论前，也有记者和其他人有意加入激进的邪恶组织，让自己成为实验的标本。
我看到的资料说，在加拿大媒体工作的一个青年人乔希，为了解救好友而进入某个邪教之内，亲身体验邪教对人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
事前他做了大量准备：阅读报刊资料，采访社会学家，调查受害人家属，等等。他已经知道，该教会的教主在全世界拥有几百万信徒，但在实质上是一个生产性的社会组织，被蒙骗的信徒成了变相的奴隶，失去人身自由，没有休息日，超负荷的劳动时间……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的食物、简陋的住处。
他混在几十名被招募的志愿者之中前往集体训练营地。乔希看到和听到，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人群欢乐地回应着：“好极了！”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从人群中拖过乔希，开始与他交心谈话。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
接着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仅仅第一天，乔希就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教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告诉他们，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时，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的心被深深感染，决定留下不走了。但这时，他的女友按事先约定的时间打来电话：“家人病危，速归！”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列队送行。“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乔希看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眼睛，看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怀里大哭起来。”
在那个叫做“新理想天堂农场”的集训营地，只有乔希一个人被解救出来，同去的几十名志愿者都签约留下了。
我看到的那份资料，大约是一部非虚构文学或长篇报道的描述片断，在网络上有好多人转载，却找不到原始出处。我不能确定它提到的那个组织是否是邪教组织，暂时不提及它的名字。
我仅仅知道，与此相类的组织有很多很多，它们提出类似“新理想天堂农场”的乌托邦，引诱容易具有单纯信仰的人陷入其中。此后，陷入其中的人就成了被绑架者，而绑架他们的某个组织，会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威胁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那个时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会大面积出现。
在我生存的亚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大面积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是在漫长的冬夜。那时我客居北京，几个月里没有下雨下雪，偶然有几个夜里能看到星星，一颗或者两颗。
那个夜里我读到了心理学家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分析。
专家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符合下列四个条件，任何人质都有可能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一，绑架者让你知道你的生命正处于威胁之中，如果需要杀死你，他会毫不犹豫。但是他会让你感到，你活下来的希望很大。
第二，绑架者会给你活下去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在你极度口渴的情况下给你水喝，在你快要饿死时给你饭吃。
第三，他控制外界信息，除了他想让你知道的，其他信息被封锁，你与外界完全隔离。
第四，绑架者会让你觉得无路可逃，放弃逃走的希望。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读到上面说的四个条件时，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其中每一条，我都觉得非常熟悉，像我张开自己的手掌，看我手掌上的纹路。
我忽然觉得，我就是一个被绑架者，而绑架者是我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作为一种人类组织形式的社会，也是通过一批组织成员掌控的社会。
第一，社会让我知道我正处于威胁之中，但是我活下来的希望很大。我还可以对这一条提出补充，负责绑架的社会集团，隔上一段时间会处死一部分人质，让活下来的人不断加强对社会威胁的恐惧和认可，这个绑架游戏才能继续。而在这场游戏里，死者的计数会不断增加，像是北岛写诗时的感受：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二，社会给我活下去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粗糙的食物和简陋的住处。这一条我要补充的是，对于比个人绑架复杂得多的社会绑架，必须给予被绑架者不同的存活条件，听话的能维持温饱，帮助作恶的给予更好的待遇，反之则不断降低条件，直至无法生存。这样一来，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等级，虽然等级的通道并不通畅，不容易往上走，但帮凶的人会越来越多。
第三，社会控制外界信息的发布，起码在网络出现之前，我与外界完全隔离。
第四，社会让我觉得无路可逃，逃不出这个社会，就仍然在它的掌控之中。
在我生存的亚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大面积出现是在什么时候？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这世间太大，历史久远，我能带着关心的笔调阐述的，只是我出生后的事情。
我还觉得，自从我出生后，几十年里，就像处在一场游戏之中。直到现在我才确定，那场与我同龄的游戏，与绑架跟被绑架有关。
看明天我们革命的光芒
这是一句电影台词，拿来做了题目。
想起这句话时，我正在看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画面上一群芭蕾演员全部装扮成女兵，踮起脚尖，把手中的大刀挥来挥去。那些亮光闪闪的大刀，说出了那支部队的年代、归属和结局：她们是二十年代初中国内战密集时期的红军女兵，利用一些原始武器与中华民国的政府军作战；她们的连队组建一年多就溃散了，姐妹们后来的境遇都很惨。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春节，本是喜庆祥和的日子，跳内战时军事操练的舞蹈做什么呢？
女兵的操练舞来自一个芭蕾舞剧。那个芭蕾舞剧的名字，也是那个连队的名字，叫《红色娘子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也是普通观众最喜欢的一个。
那个极端的革命年代，女性男性都一样的长衣长裤，街上看不到姑娘们的窈窕身影。幸好还有这样一部芭蕾舞剧，故事情节发生在热带地区，因此剧中的女红军穿着短裤，露出长腿，在明亮的灯光下跳啊跳啊，吸引着男性观众齐刷刷的目光，并且让他们想入非非。那时少年的我，也曾看得心潮激荡，根本不管这一节舞蹈是不是编排简单、难度很低，女演员晃动的长腿就把我晃晕了。
据说在中国人演出《红色娘子军》的同时，苏联人拍摄的一部电影里，导演安排了红军女兵洗浴的裸戏，对比她们后来的战死，让观众感觉到悲剧的力量，感觉到爱情和生活是多么美好，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战争。电影审查时裸戏没有通过，导演就找了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最高领袖参加过卫国战争，觉得这段戏挺好，就没有删掉。又过了十多年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放映，裸戏被剪掉了。对于我这样的中国观众，露出一节玉腿都看得心潮激荡，如果看到裸体还不得跑到街上动乱？
顺便说一句，中国上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比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力度大，但是从这部电影裸戏被删可以看出，它至少某一方面的开放程度，还没有赶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距离此前的赫鲁晓夫时代就差得更远了。
现在的我，看到电视上的女兵操练舞已不再激动，但脑筋仍然在活动，便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看明天我们革命的光芒”。
这句话来自哪一部电影呢？我想了想，确定是《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1974年上映的法国喜剧片。
很多中国人没看到这部电影。
中国没有买它的拷贝，也不能买它，所有情节看起来都像是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嘲讽。当时有关方面组织了批判文章，驳斥西方电影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据说，中国官员还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艺术创作是国民的自由”。在我看来，1974年的中国正在集中精力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这样一来，减弱了批判法国电影《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的力度。
那部法国电影里，七亿中国人将红色革命输出到欧洲各国，带来计划经济、政治运动和社会风尚的改变。
中国人让瑞士制造手表，让意大利制造面条，让荷兰制造自行车，而法国只能从事唯一的工业——生产烟囱管子。
他们还封闭红灯区，推广清教徒式的生活。在全城取消汽车，取代汽车的是满大街的中国黄包车。交通指示灯也被撤除，取代它的是楼顶上站着的举红绿小旗的哨兵。
整个法国的大街上都是中文的革命标语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巨像。电视节目里播出农业教学节目《大豆是个宝》，一些人被送去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电视台增加了批判斗争的节目，资本家戴上枷锁，被中国官方的政治语言训斥。此外，中国军人还推广“早请示、晚汇报”和红宝书，动员法国民众参加革命，鼓励市民相互揭发“反革命分子”。揭发信要用麻袋装，被揭发的平民百姓都受到批斗。
这部电影的结局很有趣，中国军人允许开放红灯区和夜总会以后，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法抵御法国美女和美酒的诱惑。而远在北京的“中国最高委员会”认为革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于是下令全军撤出法国。
我在网上看到过它的片段，长度有六七分钟，内容是法国人模仿《红色娘子军》跳的革命芭蕾舞。在《卡门》的音乐声里，舞台上的法国舞蹈演员穿上《红色娘子军》中的革命者服装，舞刀弄枪，一脸正经，表演着十分强硬的中国政治故事。这一荒谬的搞笑段落，足以让人笑到肚子疼。
其中一个情节，从舞蹈动作看来，女主角在向男主角表达爱恋，男主角却为她指引革命道路。
“看明天我们革命的光芒”，解说词里这样说道。
革命与艺术之间有某种联系。
《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的一个依据，是法国人确实想把中国革命照搬到那个浪漫、有时极端、喜爱摇摆的国家。“二战”后的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知识界的观念比较左倾。当莫斯科开始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并进行改革开放时，他们把仍然坚守马克思学说原教旨的北京当成了榜样。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法国成了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
在人们印象里，法国电影界思想左倾，态度激进。当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蔓延到法国，电影圈里便掀起了“学习中国”的狂潮。
1974年春天，罗兰巴特等一批法国电影人访华。他们希望汲取中国“文化革命”的先进经验，却失望地发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真相，对中国电影和样板戏的艺术性也大感失望。回到法国的他们，立即引发了对中国“红色革命”的重新认识。
在这部电影开映的1974年，还有著名作家索莱尔斯来到中国，作为法国“左派”的代表，学习中国红色革命的经验。他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法国人想象中的那样好，甚至是一场灾难。或许他出于自己的“左派”立场，回到法国后很难说出中国真实和详细的信息。
在1974年来华之前，索莱尔斯也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一分子。1968年5月的巴黎，极左派学生集会，警察粗暴干预。被激怒的学生筑起街垒对抗警察，工人与社会各阶层相继卷入。那场“风暴”有两千多人受伤，六人死亡。骚乱持续了一个多月，法国陷入内战的边缘，导致了戴高乐总统辞职。法国人内心对革命的渴望，一旦与60年代的革命氛围相结合，便成就了那场另类风花雪月的高潮，燃烧瓶和街垒是全民的狂欢。
我在美国人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里，看到他对上世纪60年代的描述。那是人类遇到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的十年，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令人迷惑和不可思议。激进的狂潮几乎席卷了整个地球，约翰·霍洛韦尔说，年轻人和少数组织寻求以激烈的手段去解决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
关于《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有一篇影评写道，电影并没有确切的政治立场，而是肆无忌惮地对一切立场和作风都进行嘲讽。导演像个天才的顽童，他几乎熟悉那个时代所有的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并把这些放在了电影之中。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它的真相还没有揭开。关于它可以拍出一百部震撼人心的电影，但一部也没有拍出，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界的遗憾。从这一点来说，法国人1974年拍摄的《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有它独特的意义。
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它比所谓的历史更接近真相。
《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号召中国革命者去解放全人类，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把这个宏伟计划变成现实，但法国导演让它在银幕上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