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奴役的滋味挺不好受
有位一百零四岁的老人坐在我面前，讲述他的经历，这是我在电视台许多年里，印象最深的采访。
2000年元旦，是跨千年和跨世纪的日子，我这辈子不可能经历多次。在我策划的那期元旦专栏节目里，渲染一下怀旧情绪是免不了的；内容之一便是请一位老人讲述他经历的岁月。
一千岁的老人自然找不到了，只能找到一百多岁的老人。他先说起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他在故乡大石桥长大，吃过好多苦；然后是二十多岁到鞍山谋生，满洲帝国时在冶铁株式会社当工人；再后来呢，苏联红军拆走了炼钢炼铁的机器，鞍山的工厂成了一片废墟，他丢掉工作去了城郊。
老人家记忆力好，语音清晰，这在他那个年岁的人可不多见。我坐在他对面，满洲帝国的往事听得津津有味，忽然想起苏联红军拆鞍钢机器设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能说的，根本无法在电视上播出，于是请他讲内战时期的生活。想不到老人家很有个性，说了一句“那些事儿我忘了”，还是讲满洲帝国的事儿。但把那段时光讲完后，不用提示就转到内战时的经历。我还记得，他说到“土地改革”时有些兴奋，声音也大了一些：“我们穷人翻身了，想打谁就打谁！”
我对这句话很有同感。
社会心理学知识启发我：在社会发生动荡时，有些人加入革命的第一个动机，往往是把自己被奴役者的角色，变换为奴役者的角色。因此往日特别贫穷的人，容易变成暴虐的革命者，他们的胜利不过是创建一个暴虐的新世界。再假设说，这样的革命年月持续时间较长，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就遭殃啦，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被奴役的滋味挺不好受，所以，有人想成为奴役他人的人。
但坐在我对面的老人，虽然说到“想打谁就打谁”的时候，眼睛比先前亮了一些，但也不能证明他介入了暴虐的革命。他在八十岁时还自食其力，用拉手推车送货挣来的钱买粮买菜，现在一百零四岁了，住在市郊一间简陋的屋子里，每周一次由二儿子陪着到热气腾腾的公共浴池洗澡。
这种情况与我相似。十九岁时，我的头脑里还没有奴役者和被奴役者这两个概念呢，但有一次我受到恶警的欺辱，委屈的泪水干了之后，我就本能地想到，有一天我要是有了权力，第一件事就是加倍欺辱那些欺辱过我的人。后来，我终于没有得到欺辱他人的权力，没有异化为泯灭人性的怪物。
我没有机会从被奴役者变为奴役者，这是一种比较凄冷的幸运，让这世界上留下一位冷静的见证人，用文学笔调叙述他那个世界的往事。我知道我没有变异的直接原因，是无力改变被奴役的状态；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在接触了哈耶克之后。
我十九岁那年正是1974年，那一年让哈耶克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因为《通往奴役之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很晚才设立，1974年是它的第六个年头，哈耶克获奖前只颁发了五届。
哈耶克在获奖演说里称，如果事先问他要不要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会反对，因为它不像物理学奖是圈子里的事儿，经济学奖会影响到外界，获奖者的观点错了会影响很坏。接下来哈耶克建议经济学奖得主做一个保证，不在经济学之外的领域对公众发表高论。
这个建议后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里实行了没有、实行的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我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来源。但我觉得这不容易做到，哈耶克本人就不容易做到。他差不多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了，研究成果横跨很多领域，市场经济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思想史、理论心理学、法律人类学，等等，在这方方面面还不是玩票，而是见解卓著。像一大盆水倒在平地上，淌向不同的方向，他的影响早已扩散到各界，怎么能够收回来呢？
这也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得太晚，三十年后才给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评奖，而他这部经济学著作，已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名著，在非极权主义国家畅销了多年。当两大阵营的冷战风云变幻，这部著作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没办法收回。
很多人记住了哈耶克的名言：想把国家变成天堂的努力，恰好把它变成了地狱。经济学家杨小凯称哈耶克是像孔子一样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哈耶克的著作认为，市场经济的要点是“自然秩序”，它有自我疗伤的本事，即便遇到经济危机也能恢复，国家不要强行干预。它还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个人主义是它的基础，而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
在他看来，世界经济危机出现时大显神通的社会主义，从长久来说，贬低人的个人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国家干预造就的繁荣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他看到的是，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导致经济崩溃，于是政府加强集权，由此“通向奴役的道路”。
信念单纯的哈耶克，把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用意是好的：你看了本书之后，觉得你能避免其中悲剧般的后果，再搞社会主义也不算晚。
其实，通向奴役之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动地通向奴役之路，像哈耶克描述的那种；另一种是主动地通向奴役之路，是通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大多数。
哈耶克出版这部著作的1944年，奥威尔正在写他的《动物庄园》，其中叫做拿破仑的动物领袖，就是主动通向奴役之路的。有人说，这个动物庄园领袖的原型是苏联的斯大林。
哈耶克的著作很多，门类很广。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哪位作家阅读过他的大部分著作，我也一样。我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作家愿意向他表示尊敬，我也一样，愿意用以后的许多岁月向他致意。
许多知识分子被哈耶克反乌托邦的思想唤醒，增添了新见解；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哈耶克那里印证了自己某些观念的正确性，这也很有必要。
他启发了我。
有些经济问题，决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需要知识分子阐释清楚。
如果我是经济学家，并且是好的经济学家，有历史感和使命感、视野开阔、高瞻远瞩，我至少不会全部忽视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奴役者对食物的故意掌控为什么过于严格？
我看到的情况是，控制了人的肚子就控制了人的思想。极权社会之前的漫长年月，没有谁完全掌控全体社会成员的食物供应。拿喜欢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求升官进爵荣华富贵，没有饿肚子的忧虑就可以退隐山林独立思想。当极权社会控制了每一寸土地和每个农贸集市，知识分子倘不归顺朝廷就陷入了绝境，会让自己和家人填不饱肚子。假如斯大林还没达到完全掌控食物供应的地步，后发的极权国家统治者都达到了这种地步。
说极权社会还有知识分子，不过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没有知识分子的社会，是一个最易造成专制的社会，因为没有强大的可以从精神上抗衡政府力量的个人和社团。
扩展一些说，后极权国家不那么严格控制食物，开始有了知识分子，但受其他因素制约，不产生精英的那部分。
再扩展一些来说，严格的食物控制容易引起社会性的大饥荒，二十世纪几乎所有极权国家都出现大量饿殍，惨不忍睹，其主要原因未必是缺少粮食。
继续扩展下去，就会说到《一千六百张肚皮》，法国作家吕克·兰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是斯特朗杰韦斯要塞监狱的厨师长，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对权力的膜拜。他利用职务之便，不择手段地折磨一千六百名犯人的肠胃，甚至于引发了囚犯的暴动。
我读这部小说时，顺便想起朋友讲过的故事：他参军服役那几年，吃的都是夹生饭；后来才知道，司务长喜欢吃馒头，总是在米饭焖熟之前揭开锅盖，放进两个冷馒头加热，那米饭就变得夹生了。在我想起这个故事之前，哈佛大学有位校长说，我在教学中一直要让学生了解到，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到的手还要有力。经济活动可以在没有指挥、控制、计划的情况下自行组织而成，这就是当今经济学家的共识，这就是哈耶克留给我们的教训。
实际上，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第二个问题，赢利之后的分配方式，是不是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产生根源？
几年前，一枚美国淘金时代的金币卖了几十万美金，金币原主人的曾祖父是在加州金矿做工的中国移民。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加州的矿主们拿去赢利的15%左右，其余分给雇佣的大批工人。工人有了钱，买衣服，买家具，买食品，盖房子，享受娱乐，供子女上学，以及满足其他需求。几十年以后第一批工人退休时，这里已是一个有50万人口的城市，有上千家大小工厂；矿主们也建立起了上百家工厂商店，成了亿万富豪。其实这个故事在美国西部大开发中普遍发生过。这种赢利分配方式的优势，让美国的发展快于欧洲国家。
在南美洲、非洲、亚洲，这个故事没有再次发生。它们采用的赢利分配方式，比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还要贪婪。
还拿美国淘金时代的金币来说事儿吧。比如赚到那枚金币的华人矿工还有兄弟留在中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允许私人开矿了，他兄弟的曾孙子为私人矿主挖煤，而煤矿主拿走赢利的85%（包括被国家拿走的），把其余的分给大批工人，工人仅仅能填饱肚子。几十年以后第一批工人退休时，那里仍然是个贫困之地。
当然，在赢利分配方式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赢利分配的比例在变化之中。我看到的数据表明，美国的一名普通产业工人，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某一年创造了约十万美元的产值，平均工资约四万美元，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约两万美元，加在一起约占了六成。面对这样的分配比例，美国工人仍然产生了不满情绪。但在那一年，中国工人创造的产值约十万元人民币，平均工资约两万人民币，没有家庭医疗保险，其他福利不多，加在一起约占二成。加上物价等因素，一名美国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供养4.2个人口，一名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供养1.2个人口。而包括自己在内，一个劳动者能够供养多少人口叫做劳动供养率，这在中国是少为人知的一个经济学概念。
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因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不过是个放大的矿主；除了野蛮掠夺国家的利益团体，所有人都是矿工，矿工仅能填饱肚子的那种。
这种贪婪的赢利分配方式，不会导向国家的兴旺发达和民众的生活幸福，会让一些发展中国家永远处在“发展”之中，让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处在“负发展”之中；并且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没完没了。
不信的话，你把你遇到的难以理解的各种问题，用赢利分配方式的角度重新理解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进展。
人在天地间迷失了方向
苍翠的野地上一座石桥
一个孩子站着 他望着流水
远处一匹马 马背上一抹夕阳
它静默地饮水
鬃毛散落河中
像印第安人的头发
这首单纯的小诗，题目也单纯，叫《风景》。好多年前读到它，那个单纯的画面留在记忆里。不能忘记的原因，是我老了，越来越老，复杂、污浊的事情忘记了，简单、纯洁的事情还记得。有时，我望着天空出神，想着我的归宿，以及我以后的人类归宿。我剩下一个单纯的愿望，我以后的人类，生存更容易，生活更好。
在我奋力读书的时光，一本很厚的书里有这样一首诗歌，题目是《风景》，作者马丁松。实际上，我说的是五本很厚的书，摞起来有小板凳那么高，书名叫《诺贝尔文学奖金库》。
除此之外我还记住了什么？在我奋力读书的时光，我像饥饿的流浪汉看见食物，沙漠里行走的人看见水。不幸的是，那样的时光里，我所在的地方，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控制着出版社，大部分好书不允许出版。
唯一比别人幸运的是，我读书时的悟性带给我尖锐的批判眼光。一篇文章有几句是好的，我会把其他的垃圾丢弃；一本书有几个章节是好的，我也会把其他的垃圾抛掉；出版物多了，我会挑剔出好书阅读，于是在我读到的书里，好书的比例起码有五分之四。有时我读书的悟性发挥作用，还能把优秀的文字化成我在人性、思想、文学方面的修养。
但是上面的描述，不适合对马丁松的作品的评价。
瑞典作家哈瑞·马丁松出生于1904年，比我早生了半个世纪。他写过很多诗歌、小说、散文，也写过剧本。在我的印象里，文学作品所包括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几大类，他都有作品，并且在我出生之前差不多都出版了。但是，因为我出生在遥远的中国，到五十岁了，已经超过了奋力读书的年纪，还没有看到马丁松作品的中文译本。
在我十九岁时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又过四年他离开人间。在人间，他与我擦肩而过，不得相识。
他的诗歌，我只读到几首，印象还算深刻。其中一首诗里，他写到的尺蠖很像他自己：
尺蠖爬到叶子边缘 像一个疑问
支起两只嫩黄的短足 向叶外荡去，
向空茫的宇宙寻找落脚之处
风听见了 让树枝靠近它
伸出树叶的手 接它过来
那部《诺贝尔文学奖金库》介绍说，马丁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荨麻开花》，很像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马丁的经历，很像他自己的经历。
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家园，没有几处富裕的地方。马丁父亲从海外漂泊回瑞典，在他的杂货店破产后去世，母亲抛下儿女乘船去美国谋生。马丁被轮番交给几家农户收养，受尽欺凌虐待，于是开始到处流浪。
而1904年出生的马丁松，也有个悲惨的童年。六岁时父亲病故，母亲独自前往美国，他成了孤儿，由教区福利机构交给农户收养；他先后换了几个养父养母，备受折磨。十六岁时他在外国商船上谋生，到过南美、南非、印度等地，浪迹天涯，漂泊无定。他从未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所以在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后，被人称为“文学的流浪儿”。
没有目标也没有边际的流浪，可以完全毁了一个人，也可以特别成就一个人；只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极大风险，让我们不想主动地选择流浪生活。
马丁松成了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人。他无所羁绊地流浪，任何人都不曾成功地抓住他的手，或是锁住他的心。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两个人，埃温德·约翰逊和哈瑞·马丁松。颁奖词说到马丁松小说《道路》的主人公，那具有哲学气质的流浪者包尔，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化身。他并不是徘徊在门外、没有家的人，而是即使被四周墙壁围困，也一样没有家的人。
马丁松在一首《三月的黄昏》里写道：
从前的游子一直没有还乡
他被那些渔火与时光拖住
一生漂流在外
“他抱持与社会无所牵连并把这当成幸福的原则，”颁奖词说，“他依靠自我的自由意志，服从生命的健全本能，是一个对扼杀他本能的一切加以抗击的流浪者。”
用《道路》的主人公包尔的话说，就是“普通人在现实中拥有很多东西，但我并不因此觉得我具有真实感”。颁奖词评论说，这句话点出了马丁松作品中的不少道理。“在这部作品中，所谓的实在论，势必牵涉所谓的四大元素。例如马丁松在流浪时，是在风中走，陆上行；在船上当伙夫时，是在火旁烤、水上行。而想象的世界对他来说，则比现实的东西更重要、更具有实感。”
“我们到处都遇到事实，事实就像沙粒般飞进我们眼里。”马丁松说。
“我们应该明白，真实与事实就本质而言是相异的。”马丁松又说。
“凝视那内心的沉着与和平，属于意欲存在的善意。”马丁松还在他的诗作中写道。
我看到这几句话时，未加太多思索，就感觉到它们对意欲写作的人的意义。我想，事实不止一种，合乎自然本性与人类向善的那部分事实才是真实的。而对于作家来说，分不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实，你怎么能超越事实而抵达真实？假如你不能超越事实而抵达真实，即使你像肖洛霍夫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仅仅是故事编造得好，失去了好作家“凝视”和“善意”的价值。
“善意”和 “凝视”更是不可缺少的。那份颁奖词还说，这个流浪者在路上边走边找而达到的真实，为他带来了充满迷惑和欢快的海阔天空式的生活。
如同一架天文望远镜，能把一颗遥远的恒星拉近，它的亮光忽然就增大了多倍；诺贝尔文学奖也把获奖者放大了，让他和他的作品为世界瞩目。这样说来，诺奖应该注重某位默默无闻但方向正确的作家，为这个世界的文学导引方向。
你知道的这个世界，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写作手法正确的作家太多了，写作方向正确的却很少。
我读马丁松《风景》，回到了人与自然相互欣赏、融合的感觉。上次出现那种感觉时，我正在读中国一千多年前的诗歌。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借着赏菊、泛舟、看月、饮酒的机会，拉近与自然的距离，创造了人类诗歌的一个高峰。
田园牧歌在二十世纪几乎绝迹。
人们赞赏的现代文明，以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野蛮掠夺。
我看到的资料说，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恐怖的结局，使马丁松对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持否定态度，不是政治性的否定而是出于自然的否定。能具有生态和环保意识，并用文学形式向全人类发出警告，这在全世界作家中都是非常超前的，比世界上很多生态学说的开拓者都要早。
那位在心灵中找不到家园的流浪诗人，从文字间流溢出来的，是对于未受破坏的自然的呼唤，是人类面对自然的责任感。二战后不久，马丁松写了很多哲学散文，描述了自己的自然哲学理念，并借用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反对过度的城市化。但由于出版的原因，这些散文我没有读到。据说他的一部舞台剧是以中国唐朝历史为背景的作品，我也没有读到。
关于马丁松作品没有中译本的原因，我在前面说的由于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中国的出版，现在看来不准确了，那可能不是主要原因。
瑞典学院网站上有篇文章，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增加马丁松的国际声誉，他的作品各种语言的译本都不多，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有限。文章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马丁松文学语言带有瑞典南部地方特色，频繁出现当地花草植物的各种名称，并且使用自创的语言结构和词汇，所以翻译成其他语言非常困难。
这样说在技术层面上是对的。但我觉得，深一层的原因，大概是他略带忧郁的乡愁属于消逝的时代，而他阐释的自然哲学又太超前，不能为同时代人理解和接受，没有能产生共鸣的读者。
其实在瑞典，马丁松的名望本来就很高了。他是瑞典文学的经典作家，1949年就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到了1974年，“由于他的作品捕捉了露珠而映射出大千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理所应当。“捕捉露珠”好像是说他对自然而微观的世界的兴趣，“大千世界”是说他对宏观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两者结合则表达他对自然和宇宙的关注。
一般来说，这个奖项会给获奖者带来好运，可是，马丁松获奖之后，情况却不一样。有尖利刺耳的声音，在四周嗡嗡回响，说他与同时获奖的埃温德·约翰逊两人作品不够优秀，说两人都是诺贝尔奖评委，是自己给自己评奖。获奖两年后的1976年，七十六岁的约翰逊因病去世，剩下马丁松一人独自承受被指责的痛苦。再过了两年，七十四岁的马丁松用一把锋利的剪刀刺向自己，之后在医院里去世。
他的代表作，是一百多首短诗组成的长诗《阿尼亚拉号》；深刻的思想，宏大的结构，丰富的想象，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诗。它描述了宇宙飞船“阿尼亚拉号”如何载着人类撤出被毁坏的地球，但是，飞船控制机制失灵，最后的人类只能在空荡无边的外星空间流浪，没有边际，也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剩余下来的时间和空间。
有一段时间，我很想读这部诗集。后来，我在网络上的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它的片段：
太空的残酷 不能与人类相比
地球上的荒凉才随处可见
高耸的石墙 围困着囚徒的灵魂
从沉默又冰凉的石头里听到回答
这里 是主宰者人类 是阿尼亚拉号
我想到了不久前读到的一部美国小说，麦卡锡的《路》。它描述了地球文明的末日世界, 表达作者对人类命运的真正关心。它与《阿尼亚拉号》的不同，也许，仅仅是人类不得不流浪的最后的环境，一个在太空，一个在陆地。
极权主义还会卷土重来
瑞典学院的老先生们，时常挺起腰杆休息一会儿。他们要完成诺贝尔临终的愿望，把文学奖颁给他们挑选出的最优越的写作者。这件事放在谁的肩上都不轻松。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和地区，那么多文字和语言，那么多不同风格的作家，当然，还有那么多不同流派、不同方向的作品，这让他们大费脑筋。
重要的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瑞典学院不得不负担起一个使命，让一年一度的评奖尽可能公正，由此推进这个世界的文学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而在瑞典学院的老先生们看来，人类必须向合乎理想的方向前进，除此之外，文学并没有别的方向。我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在1974年，如果这项评奖放在某些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古巴朝鲜，那就容易多了，评委们只把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成好作品，毫不犹豫，不会忧虑。
1974年，瑞典学院忽然发现，在自己最熟悉的瑞典作家群体中，就有写作方向感极好的作家，已经循着人类向善的、普适的目标，不知疲倦地创作了很多年头。他们于是选择了两个人，埃温德·约翰逊和哈瑞·马丁松，分享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从另一点来说，这两个人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许他们的写作更符合诺奖的标准，也许诺奖的标准更符合他们的写作。这样一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能获奖呢？
比如埃温德·约翰逊，他的获奖理由是“以自由为目的，致力于历史与现代的视野开阔的叙事艺术”，这就足够了。
颁奖典礼上，约翰逊的获奖演说代表自己也代表了马丁松，需要同时说出两个人的感受，但那个演说实在是太短了。
简短的发言里，他没有忘记描述他与马丁松写作的时代。他说，“在过去和现在，所有优秀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在人类社会中遭遇的暴力和同情，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苦乐和命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郁闷，以及灵魂与肉体之悲苦，似乎已深入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
让人遗憾的是，他说的事情的确是真实的。从耶稣诞生算起的第二十个世纪，人类社会的混乱超过了以往：不仅有两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和信心，还有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在许多国家导致了极权主义，而政府暴虐的程度，完全可以超乎想象。
到了约翰逊获奖的时候，“自由”一词的含义不再空泛和抽象，不再可以随意描述，它有了其特指的内容和意义——站在“奴役”的对立面上，用社会正义反对极权主义、反对暴力政治的迫害。
约翰逊以此为方向的写作，被瑞典学院称为“以自由为目的”，对他做了精确的理解。
他出生的瑞典，由于奉行严格中立，免于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屠戮，但战时避难瑞典的大批欧洲知识分子，纷纷揭露了法西斯的血腥罪行，这让瑞典人同样感知欧洲大陆的所有悲苦。而约翰逊还与瑞典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他曾长期在欧洲各国生活，从盲目漂流者、底层做工者逐步变成一位欧洲作家；以他的个人经历，会敏锐发现这世界的快速变化：一种通往极权道路的法西斯意识形态，生出希特勒式纳粹及另外一个分支，都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他在其人生旅程中积累的经验，”埃温德说，他将这些经验作为素材，“为了要产生实在的或是对他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像而创作。”
谁都可以确定，从盲目漂流者、底层做工者逐步变成欧洲作家的个人经历，是约翰逊的一种偏得，让他有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目光和思维，他看到的更多，想到的也更广。“对他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像”，在约翰逊上世纪30年代的写作里渐渐形成，促使他改变早期的立场，转向反对所有极权主义的写作。
那个时期是约翰逊的创作旺年，他的作品优质高产。如他的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三部曲《克里隆》等，都是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写出，并且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自传体小说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写于1934年至1937年，其中就表达了对于欧洲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的不安；长篇三部曲《克里隆》写于1941年至1943年，大力抨击了德国与另一个国家的极权主义。从时间上来说，在反对极权主义的小说作品里，它们早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更早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我不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逊反对极权主义的小说，不像奥威尔那样影响广泛和流传后世，也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名声响亮和影响巨大？一种直觉告诉我，在极权主义的危害没有被人类大众深刻认识的年月，反对它的作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不能与后一世代的同类作品相比；但是，约翰逊的著作可能影响到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许还影响到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这就够了。一位作家良知的作用已经显现，使命的传达已经完成。
这是我尊重约翰逊的原因。
我想，这也会是很多人尊重作家的原因。
大众是一条大船上的乘客，作家是船上的水手；好的作家如约翰逊，是爬到桅杆顶端的瞭望者。
我在认定以写作为人生方向时，也曾想到做桅杆上的一个瞭望者。
二十一世纪的某个秋日下午，参加某省市的散文研讨会后，我信步走到某家书店，买了一本记述西方古代智者逸闻趣事的《智者也疯狂》。作者是法国的两位作家，德罗瓦和德托纳克，他们在历史、谈话和轶事的灰尘中搜索，发现那些智慧前辈们的行为至少和他们的理论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空白之处，我记下了受他们引发而产生的一段文字：
“哲人和作家一样，都是那些航行海上的人。周围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没有四季的标志，没有固定的东西。他们是航海的人而不是乘客，既不能睡觉，又不能陶醉，更不能恐惧。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四周的世界，还要盯着远处。他们对未来的事物思维敏捷。他们始终在前进。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生者。死者。航行海上的人。”
我现在还觉得，我对哲人和作家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好的。
写下这段文字前不久，我度过了五十岁生日，并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描述我亲历的、看到的和想到的事情。我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我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作家刁斗建议我读卡内蒂，因为我的写作让他想到了卡内蒂，198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著有《获救之舌》等自传体小说，写得很棒。
读了卡内蒂以后，我还想读约翰逊的自传体小说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但这个愿望暂时不会实现，据我所知，眼下没有人想出版约翰逊长篇小说的中文译本。
只懂中文的我，希望有一天读到约翰逊。
约翰逊说：“作家从寻求灵感的痛苦及其思考的漩涡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因此，他们在把自己心中想到的、想把握的东西写下来时，就能深刻地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喜悦。”
我想看看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这是好作家与普通作家的界限。我也想做到这一点，让我自己的喜悦更多一些。
我看到的一篇介绍文章说，上世纪30年代，约翰逊的文学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意识流和精神分析等方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娴熟自如的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
另一篇文章介绍说，他是他那一代实验小说最重要的代表。
“埃温德·约翰逊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于他能把全欧洲一个极为成熟、极为丰富时期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项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法国批评家吕西安·莫林说出这样的看法时，大约是上世纪30至40年代，约翰逊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欧洲作家。
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约翰逊的描述挺让我动心。“当年离开瑞典极北地区的小村落，后来这个小学出身的少年便成为一个经验丰富且充满自信的欧洲人，”颁奖词说，“关于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自传里已为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永久记录。他似乎很少被人生起步时的环境所局限，也很少被一些禁忌所束缚。世界性的观照，是约翰逊后期作品的特色之一，对时间、对人类的命运、对所经历的时代，他都同样给予广泛的展望。”
颁奖词说的不仅是约翰逊的意义，也是他们认可的好作家的意义：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者和描述者，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力所及的现象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仅是过去曾发生过的；而过去世界上所发生过的，则仅在现在重演；当我们试图概括现在，或试图推测未来时，过去将提供给我们惟一的智慧。”
读了颁奖词，想到人们忧虑的“时代不变”的性质，我似乎有些忧虑。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里，就有极权思想的萌生和实验，不过在当时受到了压制与驱逐。那么，上个世纪在我们拼力抵抗之下渐渐消退的极权主义，在往后世纪的哪一个时间段上，还会卷土重来？
到了那时候，世界上还会不会有约翰逊、奥威尔、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呢？
我再不往下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