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的意义在于，他以一己柔弱之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如何永久地保持与恶势力战斗的不妥协精神；又是如何站在边缘，成为对邪恶时代展开永久性批判的勇者。而且，为了让这种批判尽可能地持久和有力，他不愿意做任何无谓的牺牲。他必须在各种绝境中脱身、保存自己的生命和持有的信念，要以无边无尽的韧性来与各种强权、变相强权及丑恶作不懈的对抗。他在《空谈》一文中说：“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所以，他选择的对敌战术是“壕堑战”。因为在这种无边的对抗当中，只要他活着，就意味着胜利——不断地活着，就意味着不断地胜利。战士的活，就意味着敌人的惊惶、恐怖和溃败。让那些怯懦的人颤抖吧，无论他们是披着正的、或邪的，暗的、或亮的等各色面纱！鲁迅心中有数，真正的正义和神圣信念的持有者永远不会怯懦。
更重要的是，鲁迅还告诉了我们如何在没有路的地方即绝境中开出一条路来。比起《故乡》里的那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浮浅乐观，我个人更加喜爱他在回答许广平的信中说的话——“我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很明显，鲁迅喜欢这个意象，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到了生命的穷途绝路时，孤身一人走在刺丛和荆棘之中寻索方向，这是何等的悲壮！是的，这是勇者的事业，是孤独者的事业，成就的是先驱者的悲剧命运。在刺丛和荆棘之中行走，也就是在火光和闪电中行走。这样的人本身就已经与光芒融为一体，在负雪的苍山，烛照着精神的天南！即使他可能还是行走在了途中。
所以，在我看来，鲁迅的意义有两个重要的构成因素：一是具有强大的批判之力；二是要有光和方向——也就是道路。光有批判，没有方向，那是愚勇和蛮勇，不足为训，徒增旁人的悲观和绝望，对人性的生长毫无助益；光有方向而无批判，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腐蚀人、也最为苍白的隐士文化的特点，是犬儒主义者所为，是弱者的示弱之举，而非创造性行为——这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后的选择。
二
批判之力，即有力的批判。鲁迅的文字向来具有开碑裂石之伟力。力，也就是能量，有能量的批判必须保证批判的真实，而不是指向虚无，要撕开现实的虚假面纱、暴露时代的病痛和黑暗。可以这么说，批判者的所有力量和勇气都来自于真实。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光有批判也是不够的，还必须靠近真实，只有真实才能保证将勇气和批判的精神坚持和贯彻到底、最终引向永恒。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起码要面对这么三种真实：一是生命的真实，二是时代的真实，三是历史与文化的真实。
生命的真实，也就是存在的真实。人，作为一种肉身存在，它有着不可克服的本体性矛盾，即——肉身的有限性和精神对永恒的持续吁请之间的矛盾，最典型地体现在对于生和死的思索，对人的本质来源和终极归向的思索。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如果失去了这层思索，是很难深入生命的根基并提供出有效的精神向度的。鲁迅在其散文诗杰作《野草》中多次触及死的命题，有力地展示了鲁迅对存在的严峻思索，以生者的灵魂不断叩击死亡的意识，这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剧体验之一。他在《一觉》中道：“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到‘生’的存在。”这里闪现出来的正是鲁迅作为存在主义哲人的沉静面影。鲁迅还说：“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的告别》）可见鲁迅拥有的是一种强大的向死亡挺进的精神，是向永古如斯沉寂无语的、神秘的存在之域发起的无畏冲击。
但鲁迅遭遇到的远不止这些个别的死亡意识，更是普遍的、无所不至的死亡存在。他在《死火》中云：“这是死火，炎炎的形，但毫不动摇，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在这寒冷的冰谷里面，生命的火焰已经全部冰结，日趋冷寂和死灭。在死亡面前，众生显得多么可哀而又脆弱啊！
与此同时，在外部文坛的刀光剑影之中，鲁迅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并无片刻止息，反而一直延伸，甚至不断地得到强化。在战斗的间隙，他会不时地抚摩着生与死、抚摩着存在的全部荒谬，并以承担存在的全部黑暗的勇士情怀来拥抱这生、这死。这与周作人的隐士心态绝然不同。鲁迅一生都爱着绍兴的目连戏以及戏中的可怕形象：无常和女吊。也许正因为这样，鲁迅的许多文字才会隐隐透出一股阴森的“鬼气”，让人感到压抑。但这种感悟生死的精神实践和从审美的角度看待死亡本身，却无疑是在努力破除寂无声响的存在域的某种不可知的神秘。这种努力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时代的真实或者说真相，是鲁迅刻骨的体验；面对已日趋溃烂的国事民瘼，他是积极入世的。我们已经说过，正是这一点使得鲁迅成了同代人中少见的以一己之躯来承担时代黑暗的勇者。他所有的人生经历：中衰的家道、不幸的婚姻、漂浮的事业、持续的流亡以及友军的背叛等，都在为他积累可怕而又荒谬的黑暗体验。作为一个作家，他无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边缘角色。而这种边缘本身，却又成了其批判勇气和智性光芒的最好土壤。其实，真正的文人永远没有办法走到时代的中心，那些试图走进中心并试图主宰社会中枢的人，历史将会对他们发出无情的嘲笑。相反，倒是那些有意识地站在了时代边缘的文人，历史和记忆、还有传奇，将会以他们为中心。对于时代而言，那是一段隐秘的历史，也就是人心的纪念碑，散发的是真正不朽的魅力。它的被追认就成了来者的光荣使命。
鲁迅曾说，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也将注定是缺点。这是典型的精神界战士的特点，因为，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总是处于弱势的，我们无论用如何严厉的语词来指陈那个时代精神上的贫困都不为过。指陈时代精神的贫困，用鲁迅的话讲就是——以先觉之声来破除中国的精神之萧条也。在其早年力作《摩罗诗力说》中，他将精神界战士定位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和“尊个性而张精神”，并发出如是浩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的确，以精神界战士自居的鲁迅关注更多的是国人的精神创伤和思想贫困，这是他明显不同于“五四”时代的其他作家的地方。鲁迅曾经直陈过自己的这种深切忧虑：“劳劳独其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于是，他力呼摩罗诗人在中国的出现。
其实，鲁迅在20世纪初的这种对摩罗诗人强力雄文的热切渴望首先是受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我们知道尼采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和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鲁迅完全赞同尼采的这种对西方近代文明恶劣倾向的有力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的走势，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息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这种高扬主体强力意志以深入时代的病痛的精神是尼采和鲁迅所共有的。鲁迅还曾在他的《淡淡的血痕》中塑造了一个几近超人的叛逆的猛士形象：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这种大能的猛士形象也是鲁迅在精神上的自我期许。
而此前，中国对个人主体性这种思想的张扬是寥若晨星的。鲁迅在赞美那些摩罗诗人时曾说道：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其华土，孰比之哉？”于是，鲁迅对时代每一声精神的病痛和呻吟就特别敏感；在他那个时代，他的心灵广大深邃得犹如幽黑之森林，他把听到的呼声都接受过来，并迅速地以百倍之巨响回应之。
在批判时代精神这一点上，鲁迅除了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外，在精神实践上无疑还有先秦墨家的侠义流风。据《墨子·贵生》记载，曾有人劝说墨子，如今天下人自私自利，你又何苦承担道义呢？墨子以喻作答曰：有子十人，一人耕田而九人好吃懒做，食者众而耕者寡，难道那位耕者不该加倍努力吗？
可以说，鲁迅正是这种“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思想的优秀后裔，他的赴汤蹈火、以自苦为极的殉道者形象也与没有席暖之暇的墨子极为相似。
在尼采超人哲学和墨家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加上他身处那个险象环生的时代，以这种孤傲的精神自期的人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他的敌人便变得无处不在，尤其加上友军的溃败和文人苍白如雪的灵魂，他干脆弃去了文学形象的委婉表达，而全力投身于力能扛鼎、横扫千军的杂文写作，以所向披靡的春秋笔法，日益卷入了无处不在又惊心动魄的战斗——与旧文化斗，与恶势力斗，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斗，并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诸文人斗，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斗，与“四条汉子”斗等，同时他还不断地遭受他所倾心热爱的青年的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于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总之，鲁迅的处境用先秦庄子的话来讲，就是“游于羿之彀”，随时可能遭受箭石的伤害。而他不但没有因此沮丧和绝望，反而越战越勇。每当受到意外的伤害时，最多也就是自己舔干了血迹，敷好伤口，便继续投身于战场。在古代神话中，鲁迅非常喜爱那个被天神砍去了头颅后“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手舞干戚”的刑天形象，可以说鲁迅是具备这种勇绝的精神的。他在《铸剑》里面塑造的眉间尺形象就是他的精神自喻，也是对刑天精神的呼应。
还有文化和历史的真实。和尼采对西方文化传统做批判一样，鲁迅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也进行了重估和批判。其实，鲁迅对现实和时代的洞见本身就源于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熟悉。他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对尊孔读经；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乃至从“三坟”、“五典”到风俗习惯的整个古典文化系统，几乎都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如果说，鲁迅从时代中体验到的是荒谬和黑暗，那么他从中国历史文化中读到的却是：奴性和专制。他在《灯下漫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来没有争得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历史的治乱其实也不过就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灯下漫笔》中他补充说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最后，他以千钧之力说出雷霆之语：“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一个超越的价值系统可以依凭，在几千年的社会流变当中，逐渐被销蚀成了犬儒主义和淑世主义，那种刚猛勇劲、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从根部开始了可悲的腐烂。而剩下来的思想不是被当权者所利用，就是被文人恶意强奸。鲁迅对中国古籍的熟悉程度人所共知，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正是从思想的内核发言的，他狠揭烂疮，重拳出击，想引起人们疗救的希望和行动。
1925年，鲁迅在对《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做的答复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语引起当时知识界的轩然大波。其实，鲁迅从来不隐瞒自己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观点，并总是大力张扬西方文化而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在《随感录四十》中还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为此，他自己也做起了“盗天火”的翻译勾当。这些地方充分表明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态度，毫无妥协的余地。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他深知国民的愚昧和麻木是在一种陈腐的文化中浸淫太久的缘故，必须从精神思想的根源上进行阻隔，才可能有效地恢复民族精神肌体的生机，以有新人和新天地的诞生。
他憎恨这种“做了奴隶还万分欢喜”的奴性国民，更憎恨那些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的知识分子。他在《灯下漫笔》中曾力陈这些人的可恶：“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三
生命的真实、时代的真实、历史文化的真实……鲁迅所面对的这一切只是在不断地加深他内心的黑暗，并被黑暗所淹没。他体验着生与死，背负着时代苦难的十字架，面对着历史文化的废墟和荒坟，一种刻骨的阴冷和荒谬感在袭击着他，他成了一个典型的黑夜之子，是一个最黑的午夜的囚徒，临到他的除了无边的黑暗以外，再无其他。黑暗的种子相继萌发了，而悲观主义也就深深地植入了他的灵魂。是的，这样严重的夜色是非常损害人的心灵的，它们成了悲观主义的温床，为鲁迅的生命悲剧添上了更加浓黑的悲凉。他在《华盖集·题记》中云：“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鲁迅因黑暗而损伤，但他的可贵在于，并不因黑暗而陷身虚无，反而对虚无进行了无畏反抗，所以，李泽厚说：“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望却仍奋力前行。”他得出结论说，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
正因为鲁迅这样被黑暗彻底纠缠并对黑暗深刻认知，所以我在《精神的食粮》里边将鲁迅的作品归入偏激的，极端的一类：
“这类书在世界文学史上争议最多、影响极巨，其作者往往目光如炬，具有罕见的洞察力，它有时像烈火，有时如鬼祟，在我们灵魂里面，这是一股烈性火种，它能轻易点燃沉睡的人生，同时焚烧腐朽的生命，使我们完全更新了自我。如莎士比亚的悲剧、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拜伦的诗歌、卡夫卡小说以及鲁迅的许多作品。”
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文坛并不缺乏这种真实的面对和对黑暗的认知，并不乏许多极富勇气的对黑暗进行表达的作家，但这些人与鲁迅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除了表达黑暗、表达真实以外，别无余物。他们无力在现实和理想中出示一个真正的审美王国和真善王国供人们去仰望，更无强大的批判意识参与文体的建构。他们的真实无非是真实地堕落，真实地绝望，真实地放弃了对神圣价值吁求的可能。他们仅仅满足于当时代的记录员，于是他们热衷于描述颓废的经验、酷烈的生存、袭来的欲望，并沉溺于物欲细节的无聊抒写，忘记了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一个创造者；悖离了文学的本体功用——促进人类群体生存的和谐和自信的功用。这是知识界精神的软弱和乏力。然后，面对无尽的黑暗，他们就迅速地成了虚无主义者，向黑暗屈身以降；等而下之的，就是连自己也成了黑暗的生产者，为黑暗而狂欢，并进而歌唱！
其实，对黑暗本身，鲁迅一直是警惕的，他曾在《两地书·二十四》中说：“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
文字的表达到了这种地步，一个人内心的孤独就可想而知了，鲁迅有诗曰：“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种惊心动魄的、无处不在的甚至是铺天盖地的孤独就是鲁迅精神抗争的宿命。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在鲁迅笔下，“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像铁匠的锤子敲打在铁砧上，发出刚劲有力，饱满厚重的声响，单词闪着光，火花在飞溅，然后火花渐渐暗淡，熄灭，文章也就结束了。”（沃尔夫：《普通读者》）
四
我曾经对鲁迅的意义在意念上发生过动摇，一个积聚了如此之多的黑暗的人，又如何能够援引我们走出黑夜，走向净化之路呢？的确，仅仅拥有真实的批判和批判的真实，鲁迅可能会被悲观纠缠至死，而不能获救。但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自有他的伟大之处，那就是对穷途末路的超越，也就是对道路和方向的开辟，“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隔了70年的落满尘埃的时间之厚障壁，鲁迅的声音传了过来，落在了我们的心上，仍然那么沉重有力，自然是有它的原因的。
鲁迅在他的《坟·写在坟后面》中说道：“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是的，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如何活着，如何在人世上行走，走的又是哪一条道路，这才是人生的根基和意义之所在。即使是在对死的深切感受和人生的极大悲观之中，他也总是充满着刚健的情调和恢宏的强力意志，他在《致赵其文》中说道：“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的所有勇气不是根源于绝望和虚无，而是根源于对绝望和虚无的反抗。他在1906年之所以决意弃医从文，原本就是信靠文艺对人的性情操守具有不可替代的滋养作用，认为它能够改造国民的精神，可以铺出一条理想的道路。日本友人山上正义在《谈鲁迅》一文中记有鲁迅的这样一段话：“我的小说都是一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斯妥也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这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呢？”可以想见鲁迅对自我的黑暗的警惕，于是鲁迅要做的是：除了对黑暗的不懈批判以外，还必须肩住黑暗的闸门，不让黑暗完全罩住光芒，必须能够透出光来，因为，他确信，即使是在“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随感录四十》）
所以，鲁迅自己虽然被午夜之暗所囚禁，却仍然以最热切的声音来传达黎明，告知曙光的确在，并以憎的方式来表达爱，以对绝望的反抗来陈说希望，以一己之死来换取他人有尊严的生。他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说：“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忍受。”他还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就是这样不断地解剖自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自己的心灵展开无休无止的逼视和拷问。这种自剖已经接近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感意识，是对自我灵魂暗角的清算和净化，它指向了超越之维，从而使得鲁迅虽然人在黑暗之中，却能超越黑暗；身在启蒙主义的阵营，却能超越启蒙；心怀憎恶，却能超越憎恶。
另外，作为一个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作家，鲁迅是相信未来的，所以也相信青年，并不计代价地帮助青年的成长，关于这一点，可以做很多感人的文章，鲁迅这样寄望：“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随感录四十一》）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特别关注孩子的生长氛围，他为此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等。他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令人动容的吼声：“救救孩子！”这决非单纯的文学词汇，而是在传达内心最热切的希望。为了不使青年绝望，他很小心地在其小说《药》的主人公夏瑜的墓上添上一个花圈，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鲁迅说：“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其实，鲁迅是始终贯彻这种主张的。
即使是在一生中最颓唐和困惑的时期写就的作品《野草》，也将自己最缺乏和最需要的光和温热给出，不使他人也坠入颓唐之境（虽然他曾劝说过青年不要阅读该书），如《希望》、《死火》、《墓碣文》等篇什皆是如此。所以，鲁迅说出——“俯首甘为孺子牛”，决非矫情之语，而是的确饱含深切的期望。因为在未来的中国，要造出第三样的时代（区别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新时代），希望就寄托在青年们的身上。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信念和方向感，使得鲁迅在整个“五四”时代的作家群中独领风标。沧海横流，愈现英雄本色，无论后世的历史如何苛刻筛选，假如让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我想，站在这个位置上的很可能就是鲁迅。他的作品对民族精神的生长、对文明事业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高尔基曾经用这样满含深情的话语来回忆契诃夫：“想起这样的人，是好的，勇气马上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苏生了，而且生活里面又出现了明确的意义。”我觉得这话拿来转赠给鲁迅是恰当的，鲁迅的酷烈与契诃夫的温婉虽不相同，但给人生建立起明确的意义和注入可贵的生活勇气这方面无疑是一致的。
五
我自己在个人阅读生涯中一直藏有一段羞于启齿的往事——我曾经顽固地拒绝阅读鲁迅。
那是在我的中学时代，当每一册语文课本都以重大的篇幅来突出鲁迅先生的地位时，我却越发不喜欢鲁迅了。我的不喜和叛逆有一大半来自于中学老师毫无表情地讲解鲁迅所致，而我今天想来，讲鲁迅而不动情、而没有血的涌动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根本不懂鲁迅。因为鲁迅的每一个字都像一粒子弹，每一段文字都藏有滚烫的力量和喷涌的激情；即使是沉默和无语，也在显示着逼人的能量。果然，那些中学老师不懂鲁迅，他们没有办法对我进行鲁迅阅读的启蒙，可以推想，他们除了不懂鲁迅以外，也必然不懂这个时代；因为我相信，理解了这个时代，就一定会懂得鲁迅，鲁迅和时代有着互文的关系。通过这些不懂鲁迅的老师，我的教育结果就是形成这样的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是人类史上的黄金时段。紧随而来的浅薄结论就是：鲁迅已经与那个丑恶的旧时代一起湮灭了。因为我的依据是，一切伴随时代而生的文字，也必将随着时代的终结而消亡。而在我们所处的美好时代里边，我们需要的是抒情，需要的是温暖的文字，需要舞蹈和歌唱！而不要那些携带着太多黑暗信息的批判文字。可叹啊，那个我！殊不知批判的文字和批判的精神几乎是永久有效的，除非人类已经臻于理想境界。
当时的我喜欢婉约的文字，喜欢温情的诗意，喜欢有梦的日子，喜欢远离尘嚣的传奇故事，而且还一厢情愿地将传奇当作了现实，沉溺于虚幻之境。在台湾一些女作家粉红色的文字里一边做梦，一边行走。后来，我还通过自己的独立阅读惊喜地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沈从文——这个塑造美的大师，这个在文明的世界里歌唱荒远的淳朴、在人类普遍成熟的境地推崇纯真的诗人，他用自己温热的心灵和文字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失落已久的希腊小庙，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彻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美奂美仑的精神庙宇为我青春时代的梦想做了最好的证言。因为当时的我恰恰抱有“只有美和人性是永恒”的唯美观点，所以我以沈从文为我的精神偶像——逃离了真实，也逃离了鲁迅。现在，我已认识到，美，如果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和时代真实的底线，最易于流于虚幻，而成为弱者处世的面具；它们无助于我们对生活和人性的真正认知，无助于对时代的认知和存在的深入。用美的虚幻光辉骗取了一个人一生的追逐是不幸的。真正打动人心并深入骨髓的美是用悲剧喂养的美，有着一种灵魂被烧烤的焦虑感；它不是趣味的产物，而是勇敢的心灵和深入存在的暗面的真实产物。鲁迅说得好：“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也正是因为缺少了对黑暗孤军深入的深层体验和不屈的意志，所以，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沈从文不但失落了美的世界，而且还失去了创造美的能力。当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追问起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委屈时，这个沉静温婉的八旬老人竟像一个小孩一般抱住那女记者的肩头号啕大哭。是啊，在精神上，沈从文一直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是如何柔弱啊！但柔弱并不能有效地援助我们更加坚强地生活，所以，鲁迅的冷峻和刚毅、韧性和坚挺更能成就我们脊梁的硬度；我们在时代的大风中站立不易，是需要某种精神钙片的，而鲁迅就是。
我的一个朋友说，读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胜过读当代诗人的所有作品。我想，她的这番意气之语并非出于对当下诗人的蔑视，而是对鲁迅杂文的高度推崇。相比之下，那些以文字的长度、数量甚至文章的体裁来衡量鲁迅价值的人是浅薄的。另外一位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师也说，自己的文章一般都要援引三个人的话：一是王国维，二是陈寅恪，三是鲁迅。他说，引用王国维，能使文章添色和增加灵动之气；引用陈寅恪，则使文章博洽丰赡，富有洞见；而一旦引用了鲁迅，那些零碎的文字就好像突然获得了生命，从纸面上立了起来，让人眼前瞬间出现了浮雕般的效果，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那就是大能量的注入。也许，这两人的说法不无偏颇，却也颇能给人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