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死亡最好的借口
疾病是死亡最好的借口，这是我对老张说过的话。
老张作为我的病人，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时光流得真快，这么长的时间过去，恍如昨日。也难怪，时光如水流逝，而我的思维却在慢慢退缩。思维如果与时间在某个节点有交集的话，时光的水面就会打个漩涡，处在这个漩涡里所有的人和事自然让人记忆深刻，无法忘怀。老张就是处在其中一个漩涡里的人。
也许是这句话伤害了他，或者说这句话触碰到了他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他出院后礼节性地请我和同事吃了顿饭，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因此，到现在我不知他在何方。
我依然特别清晰地记得他刚到心内科住院时的情景。那天我正在查房，护理站的电话响了，因为早晨上班的时候护士都很忙，电话自然会延迟接听。我正好路过护理站，便顺手抄起电话，是急诊科打来的，声音急促，说有一名军人要去住院，怀疑是急性心肌梗死。急诊科因病人住院而专门打电话，这一般是因为病人处于危重状态，来电话的原因就是要科室做好相关的急救准备。我立即向科主任汇报了此事，并通知护士准备好床位和相关的抢救设备。科主任说你就在这等他吧。
时间不长，有个军人以标准的齐步背着个军挎包就走进了心内科。军挎包是很老式的那种，洗得发白发旧。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中等个头，严格军事训练过的壮实的身材，基层部队特有的黝黑的脸，显得威严，与身上军装无缝相匹配的严肃。
我站在护理站台前，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来住院的。我说你拿手续给我看看。他很严肃地看我一眼，从黄军挎包里掏出一摞资料。我粗略看了一眼，怎么也不相信他就是急诊科专门给打电话怀疑是心肌梗死的病人。我说，没人送你来吗？他说，急诊科非要叫一个护士用担架车推着我，还要有个医生跟着。只是我感觉没事，就自己偷偷跑过来。我说你还偷偷跑过来呢，赶紧去病房吧。
护士早已给他安排好床位，我指引他来到他的病床，说你躺上去。他说不用，然后一屁股坐在病床旁的凳子上，绝对标准的军人坐姿。我说你还是躺下去，需要做体格检查。他看了我一眼，严格来说是用眼睛的余光扫了我一眼，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将水壶给他递过去。我猜他这样的表情和眼神无非是为了保持他在部队时的威严，这样命令式的口吻显然让我不爽，但是看他这样保持威严我又想笑。我说老张，你知道部队是令行禁止的，你现在是在医院，不是在你的连队，如果非要算上下级的话，你是病人而我是医生，我自然是你的领导。我半是调侃半是认真，我想打掉他身上对我的嚣张，至少我认为他这样对我的态度很嚣张。
他不说话，衣服也不脱直挺挺躺在床上，紧绷着脸，我这样说话他很显然接受不了。我赶紧通知心电图室，将机器推过来给他做床旁心电图。对于心肌梗死的病人来说，尽可能限制病人的活动，心脏将大大减轻负荷；这点负荷在心脏健康的情况下，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心肌缺血的特殊时期，这样的减负就变得非常宝贵。
心肌梗死就是常人所说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更像是掩饰心肌梗死外在特征的语言，是对于死这个字的避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高度的紧张。分管心脏的动脉血管叫作冠状动脉，某一支血管堵塞就会导致由这支血管供血的部分心肌死亡，这就叫心肌梗死。医学是最严谨的科学之一，在诊断上是尽可能用最客观最能体现病因的语言，因为只有客观才会严谨，因此不会掺杂着想当然的感情因素，所以不会刻意地去掩饰。有时就是这样，真实固然可怕，但是毕竟是真实。
心电图显示确实是心肌梗死，虽然从病人的情绪和外表，看不出一点心脏病的影子。我虽然从情感上不愿承认这个事实，我宁愿相信这位体壮如牛浑身散发出职业军人气息的小伙子没有病，哪怕我对他确实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作为一位职业军人来说，这样的傲气或者说嚣张是军人必备的气质，这一点是我所欣赏的，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我赶紧下医嘱给他采取了必要的急救处理：含硝酸甘油，服水溶性阿司匹林，静脉给硝酸甘油，监测血压。一通忙后，我才问他从什么时候起感觉胸痛，他说已经一周了，痛了两天，然后就不痛了，随后几天就是胸闷得厉害，老是长出气，以为是肺炎，就过来看了。我说你真的够可以了，为什么不及时看？他说部队训练没时间。这时我真的有点喜欢他了，多么敬业的一个人，也可以说是多么职业的一个人。他问我，真的是心梗吗？我说目前看是的，但是从你的症状和体征来看，问题应该不大，就是有梗塞的部位，也应该是很小的面积，不然，你不会挺到现在。他有点吃惊地看我，我拍拍他的胸，笑了笑说兄弟，你没事，命大，命大自然是福大。他有些释然，说你应该没我大吧？我说我至少看起来比你大，他呵呵笑，说我也长得老。
我之所以叫他老张，是因为他确实比我大两岁，那年他二十八岁，一个基层部队的连长。他说，我应该没事吧，我还没结婚呢。我说没事，然后使劲点点头，表示肯定。说实话，我内心为他感到深深惋惜。
因为老张年轻，科主任和我的老师都很重视他，一番检查和会诊后，决定为他做冠状动脉造影术，必要的时候做支架植入手术。科里做出决定后，老师说我：你们差不多大，好沟通，你去和他谈吧。并且给他排上了手术日程。
手术的前两天下午，我去他的病房，他正躺在床上看书，很惬意的样子。见我到来，他立即抬起头，对我说，我是不是能出院了，现在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浑身轻松。我说你暂时还出不了院，我来就是和你谈病情的。一开始我并没有说要做手术的事情，这几天的相处，我知道他的性格，近乎偏执的固执，他总是固执地认为他的身体就是没事，也就是和重感冒一样输液、吃药就能完全康复的，对一些相关的检查虽然没有明显的拒绝，但是能看出他内心的排斥。
我说你住院这几天，不能像你在训练场上那样生龙活虎般驰骋，这就像是一只野生的老虎突然被抓进笼子，让你坐卧不安，这我是理解的。我这样说很显然是让他听着舒服，有个好情绪，以利后续的对话。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几年，见多了病人的各种情绪，同一个人在正常时和生病时的情绪往往是天壤之别。这不难理解，身体的病痛当然会严重影响心情，恐慌、低落甚至是如老张一样近乎偏执的固执。当然，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理性、客观地看待每一个问题。
他很诧异，说我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当然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要知道，你如此年轻，还没结婚，人生最美好的洞房花烛夜这样美妙的时候你还没有享受呢。说完我大笑，他看着我笑，很勉强挤出一丝笑意。
他说你说的进一步检查，还要怎么检查？我说你需要做个冠状动脉造影手术。他一听手术，很紧张，说我不做。特斩钉截铁。我说你别紧张，说是手术，只是和输液差不多的操作，用一根稍微粗点的针管插入你的股动脉，然后导管顺着针管进入，直到冠状动脉，推入造影剂看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没问题的话，检查就算是结束了，如果动脉有很严重的狭窄，再放入支架，将支架撑开就可以了，具体时间也就一小时左右。我尽可能说得轻描淡写一点，说得手术很简单很容易。
没等他开口我极快地转移话题，和他聊部队的事情。我对他的部队不是很陌生，因为他部队的驻地和我部队的驻地相距并不远，有战友和老乡经常往来。他说你也是部队的？我说是啊，我现在是在这医院进修。很显然，因为都是在部队，显得稍微亲近些。聊了一会，我说这手术还是要做的。他很不情愿，说你让我想想。我说你想还得要快想，因为你所做的手术费用相当昂贵，作为军人，免费治疗是一定的，但是需要审批；我明天还要给你去院机关审批，如果审批没时间，你只能赶下一批了，又要多住几天。他说怎么审批，我说还要你单位盖章。一听说他单位要盖章以确认身份，他立即近乎原始的反应，说我坚决不做，并对着我吼道，你出去！
我生气极了，但我知道他的心思，如果他单位知道他的实际病情，他就会退出现役，不会再穿上军装了。很显然，这身军装在他心里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说实话，我也是一名军人，我知道军装在军人心中的分量；作为军人，倒在战场上，是价值最好的体现，倒在病床上，这又算什么？
虽然我生气，但是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不管怎样，你该检查和治疗的必须要做，知道你不情愿，但是，老张，我告诉你，疾病是死亡最好的借口，你走到这一步，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我又说，如果真的要植入支架，或者即使没到植入支架的程度，你也不能再从事大运动量的工作了，因此单位了解还是不了解你的病情根本就无所谓，你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对你的生命负责。说完后我转身回医生办公室，将他们单位需要盖章的审批单拿来放在他的床头，然后很认真也很诚恳地对他说，老张，你真的好好想想，想好了请你叫你的陪床下午送给单位，明天我自己去医院机关给你审批。
第二天我再去查房，他也许是故意不面对我，用被子将头包裹得严严实实。我走过去，碰碰他，他一动不动。问陪床的战士，陪床的战士对我轻轻摇摇头。我知道他是在装睡，于是我掀开他的被子，出乎我的意料，他泪流满面。如钢铁的汉子流泪，说明他心里是怎样的悲哀，这我能体会。事实上，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官，他的军旅生涯确实是彻底结束了。
我又推了推他的身体，他坐起来。我说，疾病是每个人都不愿面对的，但是疾病真的来了，还需要冷静面对。他说，我该怎么冷静？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毁于一旦，从此我将一无所有。说完后，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条烟，使劲往我手里塞，说王医生，我求你，这个手术我不做了。昨晚我从网上了解了一些冠心病和心梗的知识，如果我的病确实存在的话，我知道我的后果是多严重，但是我宁愿一头栽倒在训练场，我也不愿像这样不生不死地活着。他的这番话让我很吃惊，让我更欣赏他的性格，但是不计后果的设想同样是莽夫所为。我说你既然连死都不怕，你还怕病吗？有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哪条路不能实现人生目标？我又说，你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一般年轻人出现心梗的症状和体征，极有可能是冠状动脉痉挛所致，我希望你是。他情绪稍微缓和，不再说话。我将手里的手术知情同意书递给他，说你要是有勇气签字自己可以签，如果没有勇气的话，让你家人签字。他说我签，我怎么能让家人知道，上了年纪的父母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样子，该是怎样的伤心欲绝？说完，他接过手术知情同意书，极为仔细地看，然后缓慢签上自己的名字。
急性心肌梗死在年轻人的身上，多数是因为外在原因导致冠状动脉痉挛所致，这确实是真实的，并不是我在欺骗老张，比如醉酒，比如疲劳，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真正的由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心梗在年轻病人身上较为少见，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是由于血脂异常，脂质代谢紊乱导致脂质沉积、附着在血管壁上，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阶段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再导致冠脉堵塞需要更长时间。我多么真诚地希望老张，这位年仅二十八岁还在执著追求自己梦想的军官，是前者。因为冠状动脉痉挛本身不是器质性病变，解除痉挛以后只要自己避免不当因素就可以了，无需维持治疗，愈后也很好。
第二天上午，我推着老张进手术室，他见到手术用的巨大C形X光机有些紧张，我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没事，现在的治疗设备已经是很先进了。其实我比他还紧张，因为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美好的愿望，虽然医生讲究客观，但是我宁愿相信愿望的美好能真正成为现实的美好。
愿望再美好，总归是愿望，现实绝不会跟随着愿望。手术时，我坐在手术室外间专门为观看手术准备的显示屏前，可以清晰看到导管随着造影剂的注入而缓缓进入他的动脉，直到冠状动脉口处停留。片刻后，随着造影剂的推入，他的冠状动脉立即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现实终于将愿望彻底打破。一位如此年轻患者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绝不亚于六七十岁的冠心病老者。在一个分支的末端处有个不甚明显的堵塞，庆幸的是，这不是致命的堵塞。有两处因为狭窄严重，随后被支架撑起。
手术很快结束，我进入手术室，准备推他回病房。他一见我，很高兴，说还真的没什么感觉。随后问我，我这病严重吗？听手术医生说放了两个支架。我顾左右言其他，说没事。
随后几天，老张出奇地安静，躺在床上不言不语，大多数时间双目紧闭，这样的状态一直到他出院前。出院的那天上午，我照例去查房，他在不声不响收拾自己的行李。见我来，说，中午有空吗？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你有空的话中午一起吃个饭，过会单位来人接我，大家正好一起。我说算了，不客气。他说我是真诚的，都是战友，不算受贿。我一笑，受贿需要资本，我一个小医生不具备。
中午在医院旁的小饭馆，他端起酒，说没什么话说了，干了吧。我说刚坐下怎么没话说？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将一大杯白酒灌进嘴里。我说你从此不能喝白酒了，可以适当喝点红酒。他说哪顾得了那么多。
饭吃得很乏味，老张不管谁都劝不了，继续喝。午餐终于结束，大家站起身，老张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含混不清地说，老王，我一直记得你说的那句话。我说哪句？他说就是“疾病是死亡最好的借口”，你他娘的说得真直接。我试图解释一下，他没等我解释，或者是压根没想我解释；说完之后，他便很自然地从我的身上移开，转移到他同事的身上，搂着他的脖子，歪斜着身子，很明显是酒喝多了。出门之后，他的两个同事架着他，他没回头，只是冲后面摆摆手，依然含糊不清地说再见，便上了车。
很快车便开了，一直往前。
罂粟花女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她在病床上，身体来回翻滚，如蛇一般扭动，豆大的汗珠一滴又一滴落在洁白的床单上，印出一朵又一朵花。这一朵朵花相互叠在一起，被她压在身下，又被她的身体揉碎，跟揉作一团的床单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巨大的污点。她的表情因为扭曲而狰狞，本来红润的脸在这样的扭曲下变得苍白如纸。
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她几乎用尽全身的力量从床上飞快起身，迅猛而敏捷地扑向我。如果我不是及时伸出双手，她将被地板毫不留情地接纳。她一反往昔可能的细声细语，从喉咙深处发出颤抖的声音，如同身处绝境的母狼绝望的嚎叫。
我第一次面对这般年轻却丧失尊严的生命，内心悲哀，但我的表情却平静无波澜。我知道，我无法挽救她；即使我能挽救她的生命，也很难让她重新拾起内心那种极力维护自身生命的尊严，因为在我心中，生命的尊严远比生命本身重要。
已是初冬，外面行走的人早已穿着毛衣，在寒风下瑟瑟发抖。树上仅剩的零星的叶子随着寒风，一片又一片落下，地上便显得斑驳。落在地上的叶子被风吹动，与地面摩擦发出“刺啦啦”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某年的一个初冬的下午与被阳光照射着的病房的气氛显得极不协调。
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她被同伴搀进病房。我第一次去她床前采集病史的时候，她趴在床上，脸深埋进被子。她显然感知我的到来，于是将头侧向床外侧，我才得以见到她半张因为疼痛而显得苍白、灰暗的脸。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还是朝我笑了笑，她的笑痛苦、腼腆、稍显羞涩，各种表情掺杂在一起，显得有些别样的味道。
本来病人见到医生，总是希望将自己的痛苦一股脑和盘托出，但是眼前的女孩，虽然在痛苦中，却显得极其安静，对于我的到来既不关注也不说话，甚至不愿回答我的问询，好像对于自己的病痛很坦然，而且是必须受之的态度。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知道疾病的发病过程、持续时间以及病人自身的感受，因为病人自己的陈述对于病情的诊断极其重要，同时也是评价治疗效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我问她的时候，她只是看看我，不说话；再问她，她还是看看我，同样不说话。我不知道女孩这样的表达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不信任也许是防备，也许兼而有之。最后还是送她来的一个女伴先开了口，说她感染了。我说让我看看具体感染的位置吧。
因为我要看感染位置，女孩将身子动了动，将头抬起来，这样我才能看到她完整的面容。一位如此清秀漂亮的女孩，苍白、灰暗的面色没能掩盖她的美，相反显得楚楚动人。作为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这不是欣赏女孩的时间，但是作为那时的我，一名年轻的男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兼顾。她的美不光在外表，更是有种优雅之气，看得出来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自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因为同伴已经说了病因，再加上我要做检查，她不得不开口说话。说因为前段时间上呼吸道炎症在一家私人门诊做肌肉注射，引起了局部感染。我说我要查看病患之处，她显得很不好意思，说在臀部，我说那也要看。这时我没有别的心思，这是完全真实的，医生会很快从男人转换到专业的角色。说医生是职业流氓这话，是对医生见多识广的一种调侃，当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观察病人身体的时候，丰满的还是消瘦的，同性的还是异性的，统统只是一堆肉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个物体而已。但是她的羞涩是我所愿，我是希望如此美丽的女孩应该纯洁、优雅、温柔。
她不得不褪下裤子，露出臀部，确切地说，露出患处。我看到她左臀部近一半的面积红肿并高高隆起；在隆起的最高处，一小块呈灰白色，整个臀部像一座微型的雪山。当然没有雪山苍茫和磅礴的气势，红色的皮肤包裹着灰白色的脓腔，显得狰狞和恶心。我用手轻轻按捺局部，软软的像海绵，我的直觉下面灌满了脓血。
我说你这感染很严重了，离坐骨神经如此的近，甚至可以说坐骨神经穿越了脓腔，这样的病情需要做切开引流手术，而手术需要家人在场，并做术前签字。她听我说需要家人签字便立即显得不耐烦，说我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又如何能及时到场？
现在电视常报道因为病人家属不签字、病人出意外的事件，记者的渲染将民众的情绪一边倒地引向医生的对立面，于是医生成了间接和直接的杀人凶手，仿佛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我脱离医学临床这么多年，每次冷眼相对这样的新闻报道时不禁为医生感到悲哀。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因为当医生不再是长翅膀的白衣天使时，自然就成了“鸟人”，作为鸟人是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承受这样的责难和攻击的，因为也许公众根本不知道手术前家属签字是《临床医疗护理技术常规》上的明文规定，同时也表明家属和本人对自己的病情充分了解。《临床医疗护理技术常规》作为法律存在的一部行业规章制度，医护人员必须遵从，否则所有的后果必须由医护人员承担。
比如我，作为一名还是很年轻的医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只是我比被报道出来的医生要幸运得多，因为我手上没有所谓的人命。
这位年轻的女患者，因为没有家属签字而暂搁了手术。但是抗生素的静脉输入很显然不能快速缓解患者的病情，从第二天开始，患者便开始发热。这样的发热自然引起我的高度关注，感染控制不住就会有败血症的危险，而败血症引起的全身感染会很快夺去患者的生命。于是我请示院长，院长说手术吧，风险自然由医院来承担。
院长此时快退休了，他将在功成名就的欢呼声中结束自己的医学职业生涯。在此时，他还愿意来承担本来不该承担的风险，让我很佩服，一直到现在。
手术过后，因为脓液的引流同时将大量毒素排出体外、避免被肌体吸收，女孩的体温很快便降了下来。随后的两天，随着病情的好转，女孩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本来苍白的面容渐渐变得红润。
就在我为她的病情好转感到高兴的时候，有天下午，护士急急忙忙过来叫我，说你赶紧过去看看她，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在床上全身痉挛和抽搐。我很纳闷，赶紧过去，看到的就是本文一开始描述的情形。她几乎使出全身的力量，紧紧将我抱住，本来细弱的胳膊似乎有种超常的力量，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说你放下我，怎么不舒服好好说。她声音咬牙切齿极其颤抖，说我求求你，医生，给我打针吗啡。
我顿时明白，这是她毒瘾发作。我一边安慰她，说你躺下我会来处理，一边将她的手强行掰开，并且赶紧让护士给她一定剂量的安定静脉注射。本来如此剂量的安定足可以让人迅速处于睡眠状态，但是对这样处于极兴奋的毒瘾发作状态的人来说，作用微乎其微。于是我嘱护士加大药物的剂量，终于她敌不过药物，慢慢放松自己的身体，平躺在床上，昏沉沉睡去。
从女孩住院到现在，从没说过她臀部感染的具体缘由，现在，她此时的表现已经告诉了我一切。这感染分明是自行注射毒品所致；自行做肌肉注射的时候，因为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没有进行严格的局部消毒。我将她胳膊上的衣袖轻轻上捋，发现双臂满是针孔，密密麻麻，如繁星般，个别的针孔依然红肿。
吸毒的体征和症状对于那时作为年轻医生的我来说，只在书本上见过，并没见过临床真实的病例；因此，当我亲眼目睹毒品巨大的威力时，确实惊魂，尽管我面前的女孩如此漂亮，在平静期是如此端庄。罂粟花的美让人过目难忘，而眼前，正是罂粟花一样的女孩，漂亮的背后是让人害怕的张狂和狰狞。
身体的疾病并不容易将人击倒，真正可怕的是心魔。如此强的镇静药物也只能使女孩得到短暂的安静，很快她便醒来；可能是刚才身体强烈的扭曲和痉挛让她耗尽了体力，也可能是药物持续的作用，她瘫软在床上，汗如雨下。这样的状态下，她仍然泣不成声不断乞求我给她注射吗啡，说实在不行给一片盐酸二氢埃托啡也成。吗啡和盐酸二氢埃托啡都是临床常用的镇痛镇静药物，同时具有强烈的成瘾性，因此管控特别严格。庆幸的是，作为资历浅的医生，我没有开这类管控药物的权力，要不然，面对这样的女孩，我实在不忍看到女孩为了得到药物而失去自己应有的尊严。
尊严是生命活着最有说服力的借口，我不知失去尊严而活的生命到底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不忍面对这样的情景，便转身离去；当我离开病房时，我仍然能清晰听见身后的苦苦哀求。
随后两天，女孩出奇地安静。我无须过问，因为我心里清楚地明白她在夜晚的时候已经得到毒品，因为护士清理病房时从她的病房垃圾中发现了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毋须讳言，我不过问的原因是顾及她的病情。
再过两天，女孩终于出院。我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女孩在同伴的搀扶下缓步走出医院的住院楼。室外的寒风凌乱了她的头发，她用手将头发拢了拢，便露出清秀的脸；这张清秀的脸还残存着少女的一丝单纯和妩媚。
门外早已有一辆警车在等。一名中年女警看她走出，便迅速向前，一把将她拉向警车。就在她身体向警车方向移动的瞬间，她一回头，正好看到站在窗前的我。我能清晰地看到她愤怒、幽怨、痛恨的目光，面孔不再美丽，而是扭曲和狰狞，就像被雨水洗刷过的枯萎的罂粟花，残破、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