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门轰隆隆打开
那场大地震到来之前，并不是没有预兆。
春节前一个月，正是北方最冷的时候，可是却一连暖了二十多天，然后突然就冷了下来，降温到零下二十多度。那时我的家在离震中五六十公里的鞍山市内，都说城里不知季节的变换，这样剧烈的冷暖变化我们知道了，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乡下更多的事情，比如，一处著名的温泉涌了几千年几万年的泉水，突然断流了几个小时；许多冬眠的蛇钻出来在冰雪上爬，前面冻僵了后面还在蠕动；一群群的家鹅奋力飞上高空，比树梢还高，然后跌落下来，再一次拼命飞离地面。还有，军队里训练有素的军犬，也不止一次地烦躁，不服从军人下达的命令。
我们还不知道乡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近期会有一次破坏性的地震。比起乡下生活的人，我们距离大自然很远，距离那些能够感知天地变化的动物们很远。城里只有一个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也失去了常态，焦躁愤怒，可是，它的喊声我们没有听见。
乡下人知道会有大地震发生，那是上百次轻微地震告诉他们的，也是地震预报部门告诉他们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城里人，我们城里有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如果知道了就会人心惶惶，影响了钢铁生产可是件大事。
但城里还是有人知道了地震信息。我家附近是一支部队的指挥部门，那些首长和家属们就知道，他们买光了商店里面所有的面包和饼干。那些士兵们也知道，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能遭受地震破坏。
据说有命令不准把地震消息散布出去、让城里的工人和家属知道。
鞍山南面的一个城市叫营口，没有重工业，在我的印象里那儿有一家钢琴制造厂，还有一家卷烟厂，也和鞍山一样没有得到可能地震的消息。那场大地震降临时，一个演出团体正穿过长廊走向演出场地，忽然间大地摇荡，地光耀眼，领头往外跑的人看见了地光，大喊了一声，原子弹爆炸了，快卧倒！他后面的人都跟着他卧倒在地。营口和鞍山，都有一些公共浴池里的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浴池大门，男男女女裸着身子站在一起，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
就这样，那场大地震降临了。大地的门打开，许多人走了进去，不再回来。
我的一家人正坐在屋子里，逗着我大哥的小女儿玩。她四五岁了，记忆能力特好，读给她的东西转眼之间就能记住。那年头的中国百姓，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机，一般的人家已经准备睡了。
忽然间地下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像是有蒸汽机车从旁边经过。屋顶的白炽灯一明一暗，荡秋千一样摇摆。地上的桌子四条腿都在抖动，暖瓶和革命领袖的石膏像摔下来成了碎片。当过兵的我大哥反应最快，大喊一声“地震了”，从暖炕上跳下来，抱起小女儿冲了出去。我二哥抱起我大哥六岁的大女儿跟在后面。我大嫂慌乱中跟着跑出去时，还顺手抓起了孩子的棉衣。我爹我妈的年龄都不到六十岁，跑出去的速度也很快。我随着大家往外跑时，觉得地面向一个方向倾斜，然后再向另一个方向倾斜，快跑的速度与快走的速度也差不多。
幸好我们家住的是平房，没用三两分钟，一家人都跑到了外面，站在安全的院子里了。这时轰隆隆的地声停止了，四周一片静默，突然的静默。附近平房里的人都跑到院子里和街上，被天空中亮如白昼的地光惊呆了，没有人说话和喊叫。过了一两分钟，才有烟囱和院墙倒塌的声音，人们的喊叫吵嚷声也跟着响起，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晚上。
鞍山不在地震伤亡最大的直线上，房子倒塌极少，人员伤亡不大。居民楼最高是四层，并且四层高的楼不多，大部分是按照苏联人的图纸盖的，只有一些烟囱在左摇右晃之后跌落下来，砸死了几十个人。那些人以极快的速度从楼上冲下来，正好赶上烟囱倒下。
隔了不长时间，我三哥从同事家跑着回来，看到一家人平安无事放心了。他说这一路上看见了几个被烟囱砸到的人。
“鞍山砸死快腿的，海城砸死犟嘴的。”鞍山人这样总结海城大地震的伤害。按照鞍山人的理解，海城被砸死的人事先也知道地震消息，但是太犟嘴，不肯在房子外面的严寒中躲避，地震来了，房子倒了，砸在里面。
我在回忆海城大地震时，首先想起来的是天空中闪耀的地光。它留在我的印象里，不会消失。
如果你处在绝对安全的位置，看你这辈子难得一看的地光，肯定会有奇妙的感受。
在地声隆隆响起之时和地声突然停止之后，地光都在闪耀。那光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发出来的，由下及上，投向天空。远近所见光色和光象不尽相同，近处可见一道道长的白色光带，远处则见红、黄、蓝、白、紫的闪光。在震中那里，大地裂开很多口子，有人看到从裂缝直接射出的蓝白色光，以及从地面喷口中冒出的粉红色光球。它们柔和美丽，不会让人感到恐怖，不会刺伤人的眼睛。
震后第二天，我和几个不曾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同学见面时，大家都有一个念头，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很快派飞机过来，投下馒头和棉被。那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深信不疑。后来，我们谁也没有看到飞机过来。
1975年的春节，我家和地震灾区的所有人家一样，都是在自家的临时地震棚里度过的。地震后余震不绝，天气奇冷，那些地震棚矮小透风，就有人在地震棚中生火取暖。后来才知道，报告为震级7.3级、烈度9度、在工业人口稠密区发生的海城大地震，由于有准确及时的震前预报，在主震和接连不断的余震中砸死的仅有一千多人，其后在地震棚中冻死和火灾中烧死的七八百人，比砸死人数的一半还多。
地震让我们感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脆弱，感到我们的生命容易丢失。
在因地震灾祸和次生灾祸中死亡的合计人数里，可能涵盖不了因地震发生而丧失生命的所有死者。从乡下回城过春节的同学偶然说起，地震后有人去倒塌的商店里抢食品，还有人抢夺北京运来的救灾食品，抓到以后立即枪毙了。他们的数字会有人统计吗？
剩下的幸运都属于你
海城大地震袭击我的故乡之前，有人发出了临震预报。
普遍的说法是，那样准确的地震预报，世界上仅出现过一次，1975年之前没有，1975年之后也没有。
那一年我二十岁了，已经成年，有了自己的想法，渐渐从政府灌输给我的革命斗争思维里挣脱出来。那时候，我曾经感到不公平，为什么政府知道地震不告诉我？如果我被砸死了找谁说理去？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大约是那个年月为数极少的“愤青”。
许多年后，我才学会尊重和热爱普天下的生命，用悲悯之心想问题，大众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有同等的意义，这才想到，那次世界上唯一准确的地震预报，是我乡亲们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
我在作家协会和电视台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有许多次机会遇见我喜欢的人，其中很多人是那场大地震的幸存者。他们对生命的敬畏感、与他人的合作程度，都让我欣赏。
终于有一天，在我担任制片人的一部电视片里，一个优秀的摄制组记录了我和观众特别想知道的事情：那次世界地震史上唯一准确的预报，究竟是怎样预测出来的，又怎样传达到民众之中？
电视片采访了姜成田。
这位把世界难题解开的人，只读过两年半中专，海城大地震那年三十三岁。
海城有座玉皇山，山上有个地震监测站，1972年建的。站里六个人全是临时工，其中姜成田读过半截中专，学历最高，就做了技术负责人。
站里有两台省里拨的仪器，还有自己安装的几台机器，用来测土地电、地倾斜、土应力、土地磁。后来立下功劳的是土地电，它依靠埋在地下的正负两极，观测地下的电流变化。姜成田不是土地电的发明者，但他把土地电变成了自动记录，比人工记录细致、连续、可靠。
剪辑间里，我戴着耳机，面对监视器，仔细听姜成田的每一句话。
“咱就发现什么呢，土地电的表一跳动，地震仪不久就收到小震了。”姜成田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敢肯定它是前兆，后来又发生100多次小震，土地电在它之前又跳了100多次。”老姜说他摸索出经验，东南角度土地电突跳之后，6个小时发震；东北角度9到10个小时发震。根据这一点，他在1974年12月22日给省地震局打电话预报地震。
“当时接电话的是地震局局长，我说向你预报地震，他就笑了，因为根本谁也没预报过地震。那好啊，你说吧，我说咱们考虑在咱们海城站的东北百公里左右要发生4到5级地震。他问什么时间，我说今天中午，啊？那么准啊？我说看看吧。”
结果，那一天12时43分发生了4.8级地震。老姜的地震预报，在时间、地点、震级上都很准确，这是他第一次成功预报地震。
1975年2月4日下午2时，老姜打电话通知海城地震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有大地震。
我看到的一篇报告文学写到那天下午，他还派人去海城县委招待所，告诉省地震局请来开会的一批地震专家和干部，晚上有大震，最好离开海城。
没有一位专家相信这个预报。但主持者把会停了，让专家尽快离开。有个人不听劝，当天晚上没走，还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海城地震站说海城今晚有大震，可能吗？我倒要看一看，这个地震能有多大？”当晚招待所变成了废墟，事后，救援人员发现了他的遗体和日记。
海城大地震后，每次5级以上的余震，老姜都做出准确预报。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一个说法：“姜成田是活神仙，他说什么时候震，就什么时候震！”
许多年之后，在剪辑间里，我被姜成田他们讲述的一件事情感动了。海城地震监测站六个临时工，要实时监测大地震到来时的数据，这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这六人之中的王立华，在监视器里说到姜成田的安排：“咱这几个人都有家，问题不太大，就是这个小郝，才十八岁，叫他在外面看地光。要砸死了，别让他死，他还没成家呢。”
人总是要死的。
他们知道活着更好，才想到没成家的小郝不应该死。
他们想让小郝活下去，替他们活下去。
下一个问题是，知道大地震到来的准确信息，要不要告诉震区的民众，让他们躲避死亡？
查“海城地震”词条，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
网上关于海城大地震的文章，大都提到一个叫毛远新的人，说他决定发布地震预警，救了灾区几十万老百姓的性命。他是中国最高领袖的亲侄子，当时掌管辽宁。我查了一下，那些文章只有一个来源，没有标明出处，不能证实这件事真实与否。
在我签字播出的采访姜成田的电视片上集，说到了当时的地震预警情况。1975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地震情况通报：丹东、营口、旅大、盘锦地区有发生5级或6级地震的可能，然而具体的时间地点，仍然无法确定。
发布这个情况通报，很可能与毛远新掌管它的发布权有关，但这样一个情况通报，能救得了灾区几十万老百姓的性命吗？
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2月4日。
海城大地震降临的当天下午，省地震局在海城召开的专家会议确定，近期在海城地区会发生一次较大的地震。这次地震应该没有太大的破坏性，震级不会超过6级。——这种情况下，辽宁省级官方不会决定在当天晚上公布地震预报和组织撤离民众。
即使在1975年，海城地震监测站也是没有地震预报发布权的，擅自发布是政治上的大问题。姜成田准确及时的临震预报，下午2时用电话通知海城地震办公室，下午4时又送去书面报告。下午5时，姜成田打电话提醒地震办公室：“大地震来了，是不是得拉响警报啊？”得到的回答是：“这事儿就不用你管了！”
在那部采访姜成田的电视片下集，姜成田说：“后来一直坚持到晚上7点了，地震警报还没拉响，我说这不行，马上地震快来了，后来我就向东南片14个公社（乡镇），告诉电话局给我通知到，今天晚上7到8点，时间给它看出来了，有大震，做好预防。”
大地震在海城东南方向，老姜给东南方向14个乡镇打电话通知，这时离大地震来临还有半个小时。就在稍后，海城县革命委员会讨论几小时后也终于做出了正确决定，一方面打电话通知各基层单位迅速组织疏散群众，一方面拉响了全县几处战备警报。
县革命委员会的正确决定也救了老姜。他擅自越权发布地震预报一事，没有当做严重的政治问题处理，但会影响到他和地震预报的前途。十年后的1985年，他和海城地震监测站的五名临时工，才转正为国家事业编制的技术工人。而在此时，另一名临时工已经去世。
“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
维基百科在解释海城地震时接着说，“但此次成功预报并未获得科学界的广泛认同。实际上1980年代以后，由于高度的社会敏感性与舆情压力，在中国不仅地震预报失败或未能预报不能公开报道讨论，地震预报成功也不能公开宣传报道。”
我知道，海城大地震发生的1975年，中国正处于一个特定的革命斗争年月，所以，海城县和相邻的县城敢于发布大地震短期预报、并且组织疏散民众，姜成田和其他预测地震的人敢于发布重大地震信息。
后来，这个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国家对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换句话说，地震预报能不能发布，以前不知道谁说了算，现在知道了，国家说了算。
再换句话说，地震影响到的人们，可能不再有海城人那样的幸运了。
假如海城大地震拖后一些年发生，假如也有姜成田等人的准确预测，假如做出预报的时间距离大震降临也有五六个小时，你会发出疑问，那段黄金一样贵重的时间，够不够信息在多处往返，够不够国家来研究决策？
你还可能感觉到，短期地震预报已经消失不见。
你还可以用心祈祷，希望剩下的幸运都属于你。
等级制度决定一生
到长甸机械厂上班之前，我有一个好机会错过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去小庄家里画画。他的家在市中心，满洲帝国时代一幢三层小楼的顶层，房间虽不大，但西面有个门，通向一个大平台，那是画写生最好的地方：西北是鞍钢高炉群，飘着黑色、红色和黄色的烟气；西南是火车站前的井字街，有错落高低的屋顶，各种店铺和来往行人。
后来有一次，小庄告诉我，他当团长的父亲想让我去剧团画布景，但我本身没有相对应的工作单位，不符合调转条件。这件事让我遗憾，也让我奇怪，我学画才一年多，水平也不高，怎么能被他父亲看中呢？想了想，可能是看重教我水粉画的宋老师的面子吧。宋老师和小庄的父亲都是这个城市的名人，又在同一个市文化局，私人关系可能很好。
进文化局的剧团可不容易。我至少要在市一级工厂有工作岗位，才可以调到剧团上班。
鞍山和全国一样，机关单位和工厂都有很多等级，不同等级之间设有壁垒，不能流动。这很严格并且严酷，决定了一个人的许多方面，比如说，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工资，你将来有没有住房分配，并且，往往是相同等级或更低等级的女孩子，才愿意和你结婚。
我家的四个兄弟，分别属于不同级别的工厂。
最高的是我三哥，本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时去了鞍钢，那是国家控制的大企业。其次是我大哥，参军复员后安排到无线电厂，那是市一级的工厂。然后是我二哥，他上班最早，“文化大革命”前一年高中毕业，去了一家区办工厂。而我呢，在去长甸机械厂之前，先在一家街办工厂当过十多天采购员，那个街办工厂是中国等级最低的工厂了，只有十几个工人，老弱病残，以女工为主。她们每天的工作，是在几间低矮破旧的屋子里，把铜线一圈圈缠绕在小型变压器上，是盲人都能干的活儿。
长甸机械厂属于街道办事处的工厂，它的等级高于街办工厂，低于区办工厂，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的身份是个不能上山下乡的病残留城青年，戴着一副厚如瓶底的高度近视眼镜，去长甸机械厂就算不错了。
说到盲人，我想起了纸箱厂。
那是我们城市给盲人、聋哑人安排工作的工厂，位于我所在的铁东区。那个工厂的级别也比长甸机械厂高，至少是区里办的。
我去过那个工厂。很高的厂房，很多车间，很长的工作案台，很多人在折叠纸箱子。有个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到那里上班了，他五官端正，四肢健全，人也聪明，很快提拔为车间干部，让我的其他同学羡慕死了。
他领我走过他的车间。
他告诉我，轻易不要惹火那些有残疾的人。
在他的车间如果发生聋哑人和盲人的斗殴，那就惨了：他们之间无法沟通与和解，可能只有一次抓住对方打倒敌人的机会，那时候可没有人能分开他们。不打架的时候，他们合作得挺好，干活也努力认真。城市里工作机会不多，健全人也难有个工作，有幸到纸箱厂上班的几百名残疾人特别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但是在那个纸箱厂，如果有人打架就会有重伤，打人的和被打的都会从工厂离开，工作机会就倒出来给别人了。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用一双学习绘画的眼睛观察他们，就看见了更加生动、让我感动的东西，那是他们面孔上的表情。
差不多所有的盲人，都把脸转向我的方向。他们不熟悉我的脚步声，也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的脸上露出特别明显的微笑，算是对我的致意。
而那些聋哑人目光灵活，表情也灵活，几个年轻些的女孩子更是这样，上下翻飞的手势，眉飞色舞的神态，完全可以补偿语言的缺失。我看见他们和她们的时候，好像在看银幕上的演员，那些在我记忆中快要忘记了的老电影里的演员。我这样说的缘故，是在我生活的年代里，以及在我生活年代的电影里，一两代人是接受革命斗争教育长大的，大部分神情发愣，眼睛很少转动，盯着你的时候总像是在怀疑你什么。
在纸箱厂，我还遇见一个男青年，不是盲聋哑人。他小时候患过脑瘫，现在拄着双拐，走路时双膝不能分开，每一步只能迈出半只脚的长度。他需要走很久，才能走到他破旧的轮椅车面前。但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相信你的表情，像孩子那样相信你，把你也当成单纯和善良的人。这种神态更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看了让人心动。
记得第二次见到他时，我们就像是很熟悉的了。我忽然灵机一动，告诉他必须锻炼才行；每走一步，你要争取比昨天走的步子大一点，这样走两年，你就能行了。一两年后再看见他，他远远地朝着我笑，然后摇摇晃晃地朝我这边走过来。我注意到，他的双膝能够一前一后分开了，每一步能迈出一只脚的长度。
他的进步算是很快了。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样子时常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不想做一件特别难做的事情时，他拖曳的脚步鼓励着我。
我的写作常常没有完备的构思和固定的方向，写散文时更是这样，随着意识流动改变方向。本来想描述我上班的机械厂，一不小心拐到纸箱厂去了。好在我在机械厂要工作两年多，对那里的人和事情印象深刻，还有许多机会写到它。
好多年以后，我在电视台的一个部门负责时，经常审看各种电视片的样片，然后拿出意见，要不要购买它们在我们城市的电视频道播出。有一次，我看的是日本人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大江健三郎和他的脑部残疾的儿子。他儿子长得很高了，智力没有长高，或者是长高的速度特别缓慢。
大江健三郎的儿子成年了，第一个工作是制作木夹子，也就是晾晒衣服时用的那种。他把别人加工好的两个木片放进工具槽，再把别人加工好的弹簧钢丝放在上面，轻轻一敲就行了。他干活时从来不胡思乱想，他干活时比健全人干得更快。
他的第二个工作是当作曲家，这是受了妈妈爸爸的影响。当音乐教师的妈妈发现，他在出生时被挤伤的大脑，竟然在作曲时表现得很好；当作家的爸爸领他去海边体验大自然，去原子弹爆炸过的广岛体验人的痛苦情感。
那部纪录片的最后部分是一场音乐会，一位“脑残”人士的作品音乐会。他的手牵在大江健三郎的手里，差不多是毫无表情地走上台去，接受观众和乐队礼貌的掌声。
那个场面让我回想起我像他那样大的时候，在离他不远的中国，身体健全思维也健全，却在为找不到一份工作而烦恼。
我的真正面目在哪里
我去长甸机械厂上班的第三个星期，赶上一次夜里值班。
海城大地震过去了几个月，忽然有消息传来，那场大地震还没有结束，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将要发生。有余震就要值班，看护好厂里的财产，这是鞍山每个工厂都要安排的事情。
值班的是三个男青年，由我负责。虽然我刚到工厂不久，对厂里的厂房设备都没有他们熟悉，但我一进厂就安排到厂办公室负责宣传，自然要领导那两个车间工人了。
值班地点就在我的厂办公室，因为那里有电话，有紧急情况可以同地震办公室联络。
我不喜欢电话。因为每次拿起电话听筒，我都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迟疑一下或迟疑一会儿，才能说出第一个词语。当然，第一个词语憋足力气说出之后，其他的词语就没有障碍了，这情形好像水库放水一样，闸门打开很不容易，打开以后水流顺畅，没有阻碍。
这是一种病态。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最早出现这种病态时，我正在读小学，担任一个小队的小队长。那时学校按照军事化管理，在操场集合后，小队长跑步上前，立定后一个敬礼，报告小队人数完整或缺席几名。我有一次跑到前面立定敬礼之后，报告的第一个字就卡在喉咙里，憋了好一阵子才吐出来。那件事让我非常难堪，不是因为后来小队长换了别人，而是因为，那个大队长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又不在我们班级。我不当小队长，每天失掉了一次同她说话的机会。
我的这种病态，差不多保持了一辈子，这让我显得怯懦犹疑。为此我不想进入仕途，做个说话结巴的官员。这也是件好事，世上少了一个未必好的官员，多了一个未必差的作家。
地震值班那年，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电话是个很稀罕的东西，大部分二十岁的人都没有打过电话。我们二百多人的长甸机械厂才有两三部电话，个人家里都没有，连厂长的家里也没有。
如果谁家里有急事要告诉远处的亲戚，那就麻烦了，要跑到火车站前的长途电话局排队等候，还要由鞍山的电话交换台转到另外一个电话交换台，那边派人去喊你的亲戚来接电话。
值班那天晚上，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小郭，看着桌子上那部神奇的电话，忍不住想打个电话给谁。给谁呢？家庭电话绝对是官职的象征，小郭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家里是有电话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是当局长一级官职的人。
小郭把桌子上的电话簿翻开，翻到工厂那几页，拨通了一个电话。
刚说了几句，小郭就与电话那边的人对骂起来，一连串的脏话污水般泼向对方。他在这边骂，我的另一个同事还帮他想词儿，听得我直皱眉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难听的骂人话呀？
也就是十多分钟，小郭的声音低下来，最后连一句也骂不出来了，满脸不高兴地放下电话。他这辈子头一次打电话，得到的是一个特别难受的结果，没有骂赢对方，对方的骂人水平太厉害了。
据我猜想，小郭这个电话，遇到的对手肯定不是鞍山人。在我们鞍山，没人骂架的水平太高；他们有时去其他省市，与外地人发生争执时总是骂不过对方；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对方刚骂上一两句时，他们就握紧右拳直捣对方的下巴底下，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捣个跟头，疼痛不已。那时候，全国各地都知道，鞍山人来了，不要命的来了，赶紧躲开，回家去吧。
隔着电话，你可捣不到人家的下巴，甚至你不知道骂得你狗血喷头的人是谁，明天后天都找不到人报仇。
小郭气呼呼地坐在那里喘粗气。
那天晚上，我是值班负责人，不能看着不管。
我告诉小郭，把刚才那个电话给我重拨一遍。
拿起电话，我的嘴巴一点儿也不结巴，这让我觉得奇怪。我的声音不高，但是带着威严：喂。我是电话局的（我不知道谁能管到对方，只能用电话局吓唬他）。
你们在电话里骂人，电话局要处理你们，拆除你们的电话（电话那边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变得结巴起来了）。
明天下班以前，送一筐苹果到电话局门前（苹果是用筐包装的，一筐有四十斤左右）。
下班之前送不到，就拆除你们的电话（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是，是，一定送到）。
没有再说一个字。
我放下电话。
小郭问，明天我们到电话局等他们送苹果吗？
我被逗乐了：只是折腾折腾他们，替你出口气。你要是拿了那筐苹果，就成诈骗犯了。
然后，我们值班的三个年轻人笑成一团。没几天这件事情就在长甸机械厂的年轻人里传开了，他们再看到我的时候，对我都分外客气，分外热情，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儿急智，并且那种急智不假思索地冒出来，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电话那边的人即使送一筐苹果到电话局，也没有人收他们的苹果，自己再拿回去就是了。从此以后骂人的毛病改了，对他也没有害处。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在不同场合以不同面目出现。我有很多个面目。但我管得住自己，不利用我的优势做坏事。
再过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就不用防备我了。
他们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仗势欺人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喜欢打电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