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期  
      “80后”观察
告密者
——包倬中篇小说综论
周明全

 

写了十余年小说的包倬,如他笔下那些乡间或浪迹于城市边缘的小人物,始终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以至于2013年包倬“横空出世”以来,很多人竟然不知包倬是何许人也。

包倬,1980年生于凉山,2003年后“混在昆明”,原名包世虎,另有笔名十夫,彝族人。据其介绍,他的奋斗经历复杂坎坷,放过牛,种过地,打过杂。18岁成年后,先后当过伐木工人、汽修工、粉刷匠、销售人员、房产经纪人等。2006年进入云南《生活新报》,任职至今。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刊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天涯》、《创作与评论》、《山花》、《大家》等。

2013年,是小说家包倬的幸运年。这一年,他相继在《民族文学》发表了《纸命》,在《山花》发表了《401》,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狮子山》,在《创作与评论》发表了《三伏天》,在《天涯》发表了《百发百中》,在《边疆文学》发表了《聪明药》。其中,《401》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年底,包倬全票入围在云南已小有名气的第五届“高黎贡文学奖”提名,停办近两年的“云大评刊”论坛恢复后第一期便以《包倬小说和“80后”作家的新变》为题,专题讨论了包倬的小说……

看完包倬的小说,我觉得,“老小说家”包倬在2013年能受到国内一流的诸多文学杂志和评论家的关注,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尝试,他似乎找到了有可能是他一生写作的“母题”,即对乡村社会和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包倬属于“与现实短兵相接”的“80后”作家,他关注被生活遗忘的偏僻乡村、关注为生计涌向城市却不曾被城市接纳的农民工,他写了他们的挣扎、写了他们的无知、写了他们为了讨一个老婆所受的种种艰辛以及为了找媳妇而走上犯罪的路,等等。篇篇刺刀见红,读来让人痛心,也让人有意无意地顺着包倬的小说去思考当下的社会现实。

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也逐渐呈现出富裕的景象;在城镇化如火如荼推行的当下,乡村的问题被遮蔽,不少知识分子还将乡村描述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人间天堂。乡村、还有那些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不仅仅是被遮蔽的问题,它们甚至被美化,以至于当我经常和城市里的朋友谈到乡村问题时,他们都很惊讶,甚至以为我在胡说。包倬的小说,对乡村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发展问题做了质朴的展示。我以为,包倬是一个至今仍苦难的乡村社会城市、至今仍贫困的农民工的“告密者”,他将一切对乡村的美化毫不留情地撕开,让人目睹了乡村社会最真实的疼痛。

 

一、           性是打开包倬小说的钥匙

 

不久前,和一位作家朋友探讨过在小说中写性的话题。朋友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多年的性压抑让人产生了窥探欲,在小说中加上性描写不仅能吸引读者,而且能使小说增色。但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已然不具神秘性,若想看,找部毛片来,声光点全方位感受,比干瘪的文字实在多了。大量的性描写,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还会给人以格调不高之感,降低了小说的品质。

但,面对包倬的小说,性却是打开它们的一把钥匙。陈林在一篇名叫《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的博文中写道:“性。性成为包倬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量。”但同时,陈林认为,包倬的独特性在于,对性的书写并不是他的旨归,他没有陷入肉体的乌托邦和故事的圈套,在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发现,包倬笔下的性又回到了社会问题上来。(参见陈林:《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7a9f0101c3di.html。)

陈林将包倬小说的性书写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无论是为了找个媳妇而绑架妓女三妹的伏天,妻子愤而离开、孤苦无依最终沦为“鼠人”的李门,还是为了讨个老婆被骗、最后又心甘情愿变成冯瓶儿“长工”的吴光定,以及遭强奸无奈嫁给自己不爱的老杜的采莲,等等,他们或是在传宗接代的原始的伦理观中,或在夹杂着个人私欲的复杂情感中,或者被侵犯、无奈从了生活,但无论路径如何,其引发点都是婚姻,或者说性。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性,最终却让他/她们成为生活的牺牲品。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点,都是当下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

著名评论家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认为,子嗣文化是农耕文明生产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乡村社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粮食生产”,也就是农民的身体能量与自然能量之间进行能量交换的结果。第二类是“人口生产”,也就是生育。不生育、不结婚、不要后代,都是对农民的子嗣文化的公然挑衅。(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粮食生产”逐渐好转,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但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依旧生活在农村,且中国山地偏多,不少农村至今“粮食生产”仍显得捉襟见肘,于是,才会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求生存、谋发展。包倬的小说亦关注到这一点,比如,在《狮子山》中,女人怀孕期间都不能好好吃顿肉。也因贫困,才会有三兄弟凑钱买一女人做老婆的悲惨之举。

至于“人口生产”,却是在前者危机下所暴露出来的深刻社会问题之一。陈林认为,“他笔下的那些性压抑、性变态者,多是一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单身汉们,他们的性焦虑背后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城市以其巨大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可能是魔鬼般的,将乡村的女性吸引走之后,乡村世界所面临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如果稍做引申,可能还有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身份转换的问题。那些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的失败者们,他们曾经都可能是乡土世界里的英雄。所以,在性焦虑的背后,更重要的是身份焦虑。”(陈林:《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所以,质朴的乡村社会,朴素如泥土的乡村人,不是他们有意要背叛中国传统的子嗣文化,相反,他们极力想传承子嗣文化,只是,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盘,将乡村的女子吸走了,让他们的传承变得只有一个向度。《三伏天》、《聪明药》便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在《三伏天》中,包倬将莫家凹男人讨老婆的艰难推到了极致。在莫家凹,“姑娘们长大一个走一个,她们去到外面,做服务员,做保姆,做按摩女郎,做皮肉生意,做有钱老倌的情人,但就是不嫁给莫家凹的男人。”“这该死的女人啊,天上不长地上不生,大一个跑一个,再这样下去,这个鬼地方,连老鼠都没有母的了。”光棍的队伍越来越长,可以从村头排到村尾,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娶媳妇更重要的事了。伏天就是这群光棍中的典型,他虽然力大如牛,但因为家穷人丑,三十二岁了都还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去县城修路时,他从工友口中得知“小花园”的神秘——能找女人。一个下午,在做了一个春梦,“射了一裤裆”后,伏天打摩的到“小花园”,花了三百招了妓女三妹。尝到女人滋味的伏天,满足和愉悦像染上毒瘾,觉得无法离开这个女人,于是,他绑架了三妹,将其囚禁在山中的一个小屋里。为了和三妹“过日子”,他开荒种地;为了让三妹开心,他抢劫妓女的钱包和中学生的随身听,偷村庄里的老母鸡。他时常自责,向三妹流泪道歉,给她烧水洗脚,过年给她家里寄钱,希望这个女人能为他生孩子。但最终三妹还是找机会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跑了。

在《聪明药》中,熊二之所以能屡次欺骗忠厚老实的吴光定,也是因为“风岭光棍成群”。当熊二因诈骗被警察通缉逃跑后,吴光定变成了熊二老婆冯瓶儿的“长工”。为了能留在冯瓶儿身边,他自己敲断自己两根肋骨,并要挟冯瓶儿,“你要是赶我走,我就敲断自己的骨头,让自己走不了”。在冯瓶儿提出“不准碰我”、“不准让孩子叫你爸”的苛刻条件下,吴光定结束了自己的光棍生涯,开始了无名无份的“夫妻”生活。

城市里,女性的婚姻成为了问题;而在农村,男性的婚姻成了问题。城市女性的婚姻难,是因为学历高、收入高、期望高,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如意郎君。但在农村,即便男的没有什么要求,也很难找到老婆,则是因为穷,女孩都外出打工,无人可找。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往往被忽视,或者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首先是作为社会小单元的家的稳定,若大量的男青年像吴光定一样找不到老婆,是否会有更多的伏天出现,很难预料。

所谓的“告密者”,都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作为作家的包倬,将笔触伸向现实,即再现婚姻之难,也预示“婚姻难”之后可能形成危害社会的不可预测的因素,他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年轻作家。

 

二、           现代社会的新型“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缺“多余人”,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等等。但包倬为我们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新型的“多余人”形象。没有人想要遗弃他们,但他们又真实地被生活遗弃了。

在包倬的小说中,“多余人”的形象随处可见,比如《鼠人》中的李门,《401》中的小侯、黄大运,甚至《百发百中》中的“我”、《聪明药》中的熊二等。他们都是被现实生活遗弃的人,他们曾经也有着卑微的理想,但现实却一次一次让他们灰头土脸;他们无力反抗,甘愿沉沦,最终沦落为这个时代的“多余人”。

《鼠人》有点卡夫卡《变形记》的味道,只是,卡夫卡将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包倬没将李门变成一只老鼠,而是将李门写成了一个以鼠为伴的多余人,这从艺术角度看,更具冲击力。《鼠人》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形,讲述了李门孤苦的一生。李门还没出生,父亲就跟一个进山的货郎走了,自此杳无音信,他是妈妈坐在门槛上生下来的,“即使我不生在门槛上,也会生在房檐下、小路上、水沟边,甚至草堆里。我没有奇特之处,普通得就像梦庄路边的一株野草。”李门的出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苦无依。

李门年轻的时候,唢呐吹得好,情歌唱得好。一个叫葵花的姑娘爱上了他,但李门却不爱葵花,无法忍受流言蜚语的葵花无奈跳河自杀。葵花死后,梦庄人编出了歌谣:梦庄有李门,姑娘送上门,被他糟蹋后,推下河里做冤魂。传言是李门将葵花推下了河。害怕警察找上门的李门,离家流浪。流浪到第一百个村庄幻城,娶了山楂为妻。但好景不长,梦庄传来母亲过世的消息,李门带着山楂回到梦庄;有关李门的歌谣被山楂听到,她愤而离开李门。山楂走后,李门又一次离开了梦庄,这一趟差点客死异乡。从此,李门不再出门,白天躲在家,晚上出去偷玉米,吃生的食物,头发和胡子疯长,他忘记了上街的路;就连钱,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年没有上街买东西了,他彻底成了“多余人”。

孤独无依的李门,养起了老鼠,“从四十五岁开始,就只有老鼠陪伴我。我甚至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些年我没有杀死过一只老鼠。夜晚的时候,它们在我床下为争一粒玉米而打斗时,让我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有除我以外的其他生命。我们相依为命。”这段描写,将李门、或者和李门有着同样命运、遭遇的人的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与老鼠相依为命、连老鼠都不如,何等之凄凉。

“多余人”最早的原型是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而包倬笔下的多余人本身是底层生活无望的贫苦农民,他们有卑微的理想,只是想找个女人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有理想,他们也奋斗,甚至百折不挠,但命运却残酷地将他们卑微的梦想粉碎。若说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多余人还让人有同情、悲悯,那包倬笔下的多余人,会让人连同情、悲悯都没有,唯剩感慨,或者说是无言。

 

三、           底层社会的人性图

 

鲁迅对中国底层社会的人性曾有过深刻的分析。近年来,亦有不少作品直指底层、描写底层生活的艰辛,但大多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同情是他们唯一的情感生发点,将原因归结为体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包倬却不一样,他写底层,却只是展现,不做任何批判,或者说,是沉默的批判,比如,《纸命》,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种不出声的批判;比如《401》的结尾,小侯被黄大运骗了后,打了一辆出租车,他上了车就对司机说“一直往前开”,每到转弯处,他都重复一句“一直往前开”。

包倬关注底层,却没有将展现底层的物质生活作为小说展开的底板;他以底层为型,挖掘的是底层的人性。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责任纵有千百种,但有一条却是不变的,那就是展现现实,将现实作为写作的原型。

作为“80后”作家,包倬如此在意底层,小说关注点也几乎是底层,这可能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有人认为,余华写底层的经验是间接经验,他没有直接经验,余华是把别人的苦难拿来当做自己的经验。包倬不一样,他写底层的经验,完全来自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包倬多年处于底层社会,有和底层人民打交道的经验,这使得他在写底层人物时,有信手拈来的随意感。从生活经验来说,包倬几乎干过所有“卑微”的工作,他放过牛,种过地,打过杂,当过伐木工人、汽修工、粉刷匠、销售人员、房产经纪人、报社记者等。在创作谈《合谋与背叛》中包倬说:“我住在昆明城郊的城中村里。我和那些收垃圾的、卖菜的、发传单的、做保安的、干建筑活的人是朋友,也是酒友。”从直接经验来说,《401》就是其做房产经纪人时真实的见闻。而《401》的整个故事架构,便来自于包倬自己曾经的职业——房产经纪人。在《合谋与背叛》中,包倬说,“20039月,我的兜里揣着几本发表有自己小说的杂志,来到昆明。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一份跟文字相关的工作,而是做了一名房产经纪人,靠耍嘴皮子吃饭。我周旋于房东和客户之间,见风使舵。几年以后,当我退出这个市场,我忘记了太多的交易场景,唯独记得一套没有人住的房子,门坏了,敞开着。我多次将客户带进去看户型,把它当成‘样板房’。它是401号房。”一次聊天,包倬讲了写《狮子山》的诱因,他说,他们兄妹三人都在外,父母老了,一次回家,父亲很自责地和他说,村子有户人家,生了个女孩,卖走了,才一千块,父亲自责当时没把孩子买下,这样,晚年会有个伴。有了如此多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包倬自然能对底层人物的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在包倬的小说中,对人性挖掘最深的是《401》。收破烂的黄大运和卖炸洋芋的周小芹姘居在城中村的一间民房里。黄大运白天收破烂,晚上做贼;没生意时,百无聊赖地游荡在怡康小区。而怡康小区门口,就是农民工进城的一个缩影。“在怡康小区的大门口,聚集着一大批来这个城市谋生的外地人,修鞋的、补锅的、收破烂的、修锁的。他们彼此熟悉,没生意的时候便聚在一起‘斗地主’。”这些来自乡村的人,进了城,梦想着发财,但他们从事的却是最没可能发财的职业。所以,当小侯一次酒醉后放言:“老黄,老子太想去贩毒了。抓着了,该死卵朝天;抓不着,老子就捡得活。”黄大运才会一拍即合:“好啊,到时候记得叫上我。”

在老婆孩子来昆明找黄大运时,无路可走的黄大运只能和姘居的周小芹提出分手,但在逛商场打肿脸充胖子给周小芹买了件1200元的衣服后,出于对黄大运的报答,周小芹说自己怀了黄大运的孩子。当黄大运提出分手后,周小芹一再以各种理由敲诈黄大运。被赶出门的黄大运,住到了捡来的401中,此事被做房产中介的小侯发觉,遂想出合谋卖房子的诡计。经折腾,房子卖了,但最终,机关算尽的小侯,还是被黄大运耍了。黄大运卷着卖房子的50万巨款跑了。“在《401》这个人性试验场中,小侯的机关算尽,黄大运的贪欲膨胀,周小芹的巧妙报复,无一不是底层人为生存与梦想而战,为利益而残酷竞争的生动写照与缩影。他们的发财梦,禁不住天上掉馅饼的诱惑,终于使人性失去底线、走向迷失,构成了一幅底层人性扭曲、善良泯灭、道德沦丧的生态图。小说的高潮部分,将他们交易时各自的心怀鬼胎、做贼心虚刻划得入木三分,将人性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写得惊心动魄。法网恢恢,他们的命运无非是亡命天涯。可他们仍禁不住欲望而飞蛾扑火。黄大运们,让我们对人性与欲望有了形象而透彻的认识。”(冯晓澜:《〈401〉:考量人性的试验场》,《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3期。)

《纸命》,也是包倬写人性很成功的一个中篇。采莲嫁给老杜后,老杜发现妻子不是处女后,对她冷眼相加,但文末,当采莲和其当初爱着的吕品发生婚外情后,老杜却当着采莲的母亲和哥哥下跪,然后说:把心里的苦都说出来,然后好好过日子。还有,当老金得势时,老杜百般巴结;当老金遇到难题时,老杜又怂恿工厂工人贴老金的大字报,梦想自己当副厂长等等,对小人物内心的阴暗做了深刻的展示。

文学就是人学,故事讲得再好,技巧再高,都只是技术层面的事,唯有将笔触伸向人,讲人的故事,展示人的心理,才能进入一流小说的阵营。这一点,目前仍旧在苦苦写着的包倬做得极好。

 

四、           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

 

在《我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的创作谈中,包倬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对世界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写作过程,而不是刻意为之,因为只要我们写,我们写下的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而人物,总会置于某个背景下,正如一个演员,只要他表演,他的脚下就是舞台,他的身后就是幕布。”(《滇池》,2014年第3期)。包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且,写了十余年小说的包倬,已然找到了他自己的写作“母题”。另外,作为“80后”作家,包倬与传统终于接上了轨。

80后”作家群体,当年主要是依靠媒体、书商的包装登上文坛的,但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写作,都是青春类的叛逆书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80后”作家与文学传统接轨,比如郑小驴、甫跃辉、包倬等。

金理在《历史的诞生》一书中说,“当郭敬明式的文学充斥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是不甘心的。我们年轻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就被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给确定了?当这种文学以及他背后的支撑力量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站在他的反面,我们有没有能力创制出一种‘从幻城中让小时代的孩子们醒来的文学’。”(《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包倬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对金理的疑惑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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