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堕落的理由

三十年前读过一本心理学小册子，很薄，不足一百页。作者是日本人，他的名字和书的名字，被我一起忘记了，只记得书中一个例子：有一些日本男子，胆量很小，在家里连绑住的一只鸡都不敢杀，一旦被推上战场，被正义的口号激励之后，可以有胆量去杀站在他面前的任何人。

我记住了这个例子，并且很有同感。读到那本书的198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好几年，我和一些中国人从噩梦中醒来，带着痛苦的经验回首往事，感觉到某些抽象的词语可以改变一个人，从局部心理状态，到整个人的本性。那些抽象的词语：革命、正义、爱国主义、民族解放等等，都有强大的鼓动性，让人进入癫狂时刻，把自己交给撒旦。就在几天前，我写一篇回忆罗尔斯《正义论》的文字时，由此正义及彼正义，不止一次想写写这个例子。

当我最终放弃这段描述时，想到的是路西法效应。这个通过心理学实验得到的结论，对类似事件有更好的解释。并且，我还隐约记得心理学的一项约定：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比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有更高等级的意义。

还有，从时间上来说，1971年就出现了导致路西法效应的美国斯坦福监狱实验，也早于日本人编写的那本小书。

斯坦福是一所大学，不是一所监狱。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在大学里的模拟实验。

实验动机来自二战后对纳粹的审判。不止一次的审判，许多学者观察到纳粹成员并不是心理变态的恶魔。很多人上过大学，有的还是硕士博士。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显得谦逊礼貌，教养很好，有着正常的心智状态。

比如他们的相册里面，有纳粹党卫军的生活写照。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这样的照片，谁都无法想象，照片上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竟近在咫尺。

很多学者为此感到惊异。汉娜·阿伦特忽然觉得，被认为是恶魔的人，也是比较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停止思考，服从权威，才彻底丧失了良知。她说，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还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刽子手。这种“平庸的邪恶”与恶魔犯罪相比，对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为什么邪恶具有平庸性呢？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想找到其中的原因。他是心理学家，想从心理学角度看一看，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人格、价值观念？

心理学教研楼的地下室有足够大的面积，他就建了一个模拟监狱，找了一批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志愿者，随机抽出一批人充当囚犯，另一批人充当狱警。

8月14日，星期天，实验开始了。

充当狱警的人，已经在模拟监狱中等候。他们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哨子，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像真正的狱警一样，他们戴着深色太阳镜，让别人看不到他们的眼神。

充当囚犯的人，一共九名，被警车送到这里，脱光了衣服，被喷洒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像真正的囚徒一样，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能以囚服上的号码来称呼。

这会让他们进入规定的角色。

这会让他们渐渐忘记，自己不过是心理学实验的志愿受试者。甚至让他们忘了，囚犯不是真的囚犯，狱卒也不是真的狱卒，他们都是19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做爱，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反对越战，对所有的权威都抱着一种天然抵制和反叛的态度。在报名接受这个监狱实验时，他们全都一样，喜欢充当囚犯，不喜欢充当狱警的角色。

8月15日，星期一。刚过第一天，狱警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十下、二十下俯卧撑，如果不满还要加倍。整个上午，囚犯们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狱警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一名囚犯痛哭号叫，退出了实验。

8月16日，星期二。为了惩罚反叛者，狱警不允许他们上厕所。监狱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一个消息说囚犯正策划越狱，狱警们草木皆兵，紧张的气氛达到顶点。有三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

8月17日，星期三。紧张气氛依旧，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

8月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最令人发指的事情，是狱警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

场面失控，实验结束。原定十四天的实验，只进行了五天，与1967年4月加利福尼亚高中的实验一样，都是五天，不得不停止。那次由历史教师罗恩·琼斯领导的实验，内容是让学生们亲身体验纳粹主义，后来有个电影《浪潮》拍了这件事，轰动世界。斯坦福监狱的实验也拍了电影，名叫《实验监狱》，获了很多奖。

人们会注意到：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仅仅是参与者对虚拟角色的体验，也会导致他们以被规定的身份，重塑自己的人格，而代表国家机器来维持秩序的那一方，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出现了日益扩张的恶行。

实验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格变化被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因为傲慢，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堕落是容易的，并且有一种享受的体验。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自己。给我一个堕落的理由，我就会堕落，不再升起。

我还注意到一个特殊情况，这场心理学实验的主持者津巴多博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自己规定了典狱长的位置，渐渐融入了新的身份，开始以典狱长的思维考虑问题。他非常投入，开始恨这里面的某些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也看到有些狱警表现得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太过分了，但角色思维妨碍了他的主持。甚至还有更糟糕的，按照事先规定，虚拟的囚犯可以随时离开这座虚拟的监狱，他竟然制造借口违背事先的规定。他没有想到，本来是拿别人来做实验的，结果自己也成了实验对象。

及时结束这一次灾难的是津巴多的女朋友。她叫克里斯蒂娜，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社会心理学家。她来看望津巴多时，先是在休息室里遇到一名前来值班的学生，这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后来她透过监视器发现，他居然是监狱实验里面最凶恶的一个狱警，以残酷的手段对待囚犯。克里斯蒂娜哭着谴责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津巴多被骂醒了，实验于是结束。

这给了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在整个社会都是一场实验、充满着危险的亢奋时，要做一个局外人，或者以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态度，不与环境合作，自我抽离出来，才能保持清醒，独善其身。

其实，津巴多博士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他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去三十多年后，才写作出版了《路西法效应》这部著作，唤醒大众对体制邪恶面的清醒认识。而这三十多年里，由于缺少这样的认识，又有多少大众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生活，仍然是某些社会实验的牺牲品。

对于这一点，津巴多博士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呢？

一匹舞蹈的马

我在17岁之前，有过许多重要的梦。但那是一种虚拟的事物，没有谁刻意记着那些梦出现的时间。在我的往事追溯里，不想把它贴上时间的标签，这一年或者那一年，春天或者秋天，门外响着夏日的雷声，还是飘着寒冬的雪。

梦可以在其中的任何时间来临。我要写到的这个梦，出现在我的中学时代。那个夜里，我梦见一个没有太阳的黄昏，天空和大地却特别明亮，甚至有些眩目。我一个人走过许多房屋，许多树木，最后走到郊外，离前面的路口很近了。

周围的一切都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天空、大地，以及天空和大地之间所有的物体，都是一样的金黄，却又轮廓清晰、层次分明，让人兴奋的炫目，并不刺眼。后来我学过水粉画，一种色彩表现力很强的画种，它的色彩可以融合，也可以覆盖，但我一直调不出这样的颜色，画不出这样的景物。这样说来，我有些怀疑，当时梦见的可能是早晨的景象，但这么多年，我都把它当作黄昏，还有必要去修正我的记忆吗？如果我没学过关于颜色的知识，早晨的金黄与黄昏的金黄，又有多大区别？

就算是黄昏吧。黄昏也很好。

我还在金黄色的梦境里向前走，走到路口前，停了下来。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一匹马。

马也是金黄色的，年轻而健壮，漂亮的马头、马鬃和马尾。

马在跳舞。快乐地跳舞，向上，向左，向右，不停下来。

那舞蹈不是用人间的语言可以形容的，文字的描述无能为力。

在这一生里，我尝试着做过许多无能为力的事情，尽量做得好一些。但是，需要描述那匹跳舞的马时，我一再退缩，不肯尝试。再过多少年，我也写不出在我梦里舞蹈的马。

一个人静静观看，一片金黄色景物与我相互熔合，一匹跳舞的马让我真正痴迷，那只属于我的梦境，无法与人分享。

我还听到了音乐。马在跳舞的时候，与之配合的音乐不是来自外部，是来自我的内心。这让我知道，表现我的那个梦境，不能用文字和语句，不能用色彩和笔触，唯一可以尝试的，大概只有音乐了，可能是亚洲一种孩子吹的口琴，非洲大陆上的一种兽皮鼓，可能是欧洲教堂里巨大的管风琴，也可以加入教皇合唱团浑厚的嗓音，但是要活泼一点，别沉闷了。

读到这一段文字的读者，请自己想象吧，比如，那匹马在你面前跳啊跳啊，轻盈、快乐、忘我、浪漫地跳舞，像你只能在数字电影里看到的最有想象力的、最完美的制作。

我从梦里醒来，过了五六年时间，没有向别人说起我梦见的马。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金色的太阳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专用修饰语，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使用。再说，那个梦太美了，说出来就不美了。

大约过了三十年时光，这期间我换过许多身份：失业青年，装卸工人，中学教师，文学编辑，政协委员，还学过美术、写作，上过大学。到了那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电视台一个很小的部门负责，有一个参加会议的机会就去了陕西省。

陕西省博物馆门前，一张很小很旧的海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页唐代舞马的文物图片，下边还有一些文字介绍说，在盛唐时期的皇宫大殿上，在宫廷乐师的伴奏音乐里，几个壮汉抬着一个桌子随着节拍移动，舞马就在桌子上翩翩起舞。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我才知道，自先秦时代，中国的马不仅应用于军事作战，也表演杂技供人娱乐。那舞马，最早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专门训练，会随着节拍舞蹈。到了大唐帝国，每年八月初五，是开国皇帝的生日，当时称“千秋节”，照例要举行盛大的庆贺宴会和乐舞表演。

四百匹训练有素的舞马排列成一个方阵。它们身披五彩绣锦，装饰金银珠玉，连鬃毛也修饰得十分悦目。当一群身穿黄衫、容貌俊秀的少年乐手合奏一曲《倾杯乐》时，群马开始闻声起舞，虽四百匹马一千六百只马蹄在运动，却整齐划一，应节合拍，一丝不乱，让那些外邦使臣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除群马共舞外，还有单匹独舞。独舞的马身形、舞姿更加完美，是这场大型演出的真正明星。当乐曲走到尾声时的高潮，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由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写的就是当时千秋节的情景。

我站在陕西省博门前，看见暮色渐渐沉落，还看见了唐代舞马的悲剧结局。安史之乱平定后，皇帝和官僚们痛定思痛，以为战乱的重要原因是舞马使人乐而忘忧，就把它们纷纷杀掉，平定天下的怨愤。可怜这些英俊健壮的舞马，成了误国误民之辈的第一批替罪马。

还有一段更悲惨的故事，其悲惨程度有些像虚构的寓言。

安史之乱中，几匹皇家舞马流散到民间，辗转易主，最后落到一个姓田的军官手中。田氏没文化，不知它们是舞马，就与一般战马养在一起。忽有一日，田承嗣于宫中设宴，高奏乐曲，这几匹舞马冲出马棚，乘乐而舞。养马的兵士不知缘故，以为马中了邪，挥起扫帚便打。而舞马却以为主人嫌舞得不合拍节，愈发舞得起劲。管马军吏急忙报告给领导。田氏不明其故，下令狠加鞭打。不料鞭打愈狠，马就舞得愈努力，最后全都被活活打死。

即使只是一篇寓言，也让人痛惜不已。知我者谓我舞马，不知我者谓我妖邪。悠悠苍天，此何马哉。

这幕悲剧发生在一千二百多年前。虽然只有很少人知道它，但知道这幕悲剧的人再也不会把它忘记，他们把这个故事一代代传下去时，让那几匹在鞭子的猛烈抽打之下不哀鸣、不逃避、跳舞一直到死的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其中一匹马，跑到我的梦里舞蹈，快乐而忘我，仿佛金黄色的精灵。也许它知道，没有我把那些故事传下去，它会被人忘记。

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籍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不像预料中那样热闹。

没有媒体整天滚动播放获奖新闻，没有百姓激动地吼了一晚上国歌，也没有国家首脑给他打个电话祝贺。这些都是各国作家获诺贝尔奖之后，很容易出现的事情。毕竟中国与世界不同，正常与不正常本无界限。趁着中国籍小说家获奖，出版社忙着小说再版，印刷厂忙着小说印刷，书店也不闲着，忙着小说进货。每年诺奖颁布，都有一个国家忙忙碌碌，已经成了惯例。但我有些担心，几个星期后的中国，诺奖的事情被百姓淡漠了，那些油墨味儿尚存的小说，晾在柜台上，像秋天晾着的高粱。

好像捷克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家说过这样的话：想让民众买你的小说，你首先得确定，你确实是他们需要的作家。你是名人，你有你的话语权，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从小说回到我记忆中的1971年，照例要说到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年的获奖者是聂鲁达，智利诗人。于是，在我的印象里隐约觉得，1971年中，世界上没有重要的小说。

再想一想，还真有。那一年，美国《纽约邮报》上刊登一篇小说，作者的名字我忘记了，好像不是著名作家，但那篇小说写得挺好。

一辆长途旅游汽车，驶过宽广的原野。坐在车上的人欢声笑语，只有一位男子沉默无言，神态忧伤。在同车游客盘问下，他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他刚从监狱出来，释放前曾写信给妻子：如果她已另有归宿，他也不责怪她；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他回去，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如果没有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会再打扰她。终于，那辆汽车走过遥远的道路，看到了镇口的老橡树。远远望去，那棵树很高很大，枝叶纷披，树上挂了上百条黄丝带，车上的乘客都欢呼起来。

——教我美术课的老师告诉我，在水粉颜色中最明亮的，不是白色，而是黄色，那种叫做柠檬黄的颜色，明亮度远远超过白色。——于是我联想到防雾车灯，用的也是黄色，它的穿透力强。——而摄影作品中，最强烈的色彩语言，是把辉煌明亮的黄色调用到极致。——至于东方民族把情色电影叫做黄色电影，情色歌曲和小说叫做黄色歌曲、黄色小说，我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们是黄种人，喜欢这种色彩？——我还不能确定，西方民族是否也认可东方民族的想法，也把情色的东西叫做黄色？他们也这样叫的话，兴许还能合乎民族主义的一个观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小说可以用意识流写作，散文也可以，并且更自由。这样联想下去，会无尽无休，直到天亮。

还是说黄丝带，它在老橡树上迎风摇摆，给犹豫不定的人一种确定的回答，给内心忧虑的人一个快乐的希望，给需要接纳的人一个温暖的怀抱。这篇可能有些简单的小说，很快改编成美国电视剧，拍成日本电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谱成歌曲。还是这条黄丝带，在人类的各种语言里，成为专有名词。在二十世纪和以前的世纪，还有小说中描述的人物故事，比这一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大、更好吗？

这还不是最好的小说，只是比一般的小说，略好一些。

在1971年，这篇小说的影响，不可能传到不读小说的中国。

那一年的中国，真的不读小说，因为没有小说。

有人把一个省的图书馆查遍了，抄写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物的清单，想证明那个年代不是文化荒漠，还有出版的书可以阅读。但是，在那份藏书清单里，1971年与小说有关的中国出版物，只有一本三百多页的《批判毒草小说集》。

什么叫毒草小说呢？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出现于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其含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有严重错误的作品”。1968年或者早于196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编写了一本书叫《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当时影响很大，买不到这本书的一些市县，还把这本书翻印出来，供人们在革命斗争中使用。

它的封面，画着一些歪曲了的文人漫画头像。翻开后是毛泽东的两条最高指示。第一条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第二条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然后是《前言》：“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当前，一场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在全国蓬勃兴起。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刻骨仇恨，经过两个月的连续奋战，把六十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小说和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示众。”接下来，就是对六十部小说的逐一分析批判。

在我的少年时代，读过那份名单中的十五部，占了四分之一，不算太少。而它们对我少年时代语言文字的影响，也不算太低。后来，我活到二十五岁的时候，进了大学中文系，按照学科要求，对1949年后出版的革命现实主义经典作品，都应仔细阅读。但那时我没有再读其中任何一部，不愿意继续接受它们的影响，就像生活条件变好了的人，不愿意再吃那些垃圾食品。

像所有的比喻都不确切，这个比喻也不确切，并且还不是我的本意——其中有三四位写作者可以称为作家，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而这三四位中还有一位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我很尊重他。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里，有一段岁月是垃圾时段；在那些比较好的作家里，也有一段岁月，是他们生命中的垃圾时段。在只能生产垃圾的时段里，不能对写作者要求太高。

我不读他们在垃圾时段写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尊重。

1971年的中国，还有一件事挺好，并且与小说有关。

我说的是：翻译外国作家的小说。

那一年有个日本人剖腹自杀，肠子流到地上，然后死去。他叫三岛由纪夫，小说写得不错，好像不比川端康成差多少，因为在诺贝尔奖颁给川端的同一年，瑞典人想过颁给三岛，但考虑到他年岁不高，可能会有变化，等一些年再说吧。他在日本自杀后，中国高层发下文件，要出版社尽快翻译出版三岛的作品。

此前的外国文学中译本，只有经过严格审查，确定对革命有利，才能公开出售。这次也一样，翻译出版了日本三岛和一些欧美作家的小说，全都标有“供内部参考”或“内部发行”字样，除了党政军高级官员，很少有人看到。

那些单译本，俗称“白皮书”。封面装帧极为简单，多数只是在稍厚的白纸上打印书名和作者名字。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回忆说：“从内容来看，每本的编排都大同小异，序言总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振振有词地历数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而且密密麻麻引用的领袖语录，都以黑体特别标出。翻译的目的，也同装帧一样，单一而明确，就是作为反修、反帝的靶子，即反面教材，其中主要包括苏联、日本和美国等三国的当代文学作品。”

据读到的人后来透露，这些“白皮书”的译文大都质量一流。那些被署名“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的人，其实是一批专业译者。他们都是1949年之前的文人，熟知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有翻译文学作品的才能。他们又比较幸运，在接连不断的社会磨难里，没有死去，苟活下来。

1971年，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是个不好不坏的年头。他们大都关在“五七干校”——一种新兴的劳动改造营里，受着身心煎熬，而那些交给他们翻译的作品，至少让他们过上一段较好的日子，能够吃饱饭菜、不被批判斗争。这样一来，特别的心情舒畅，让他们翻译出很好的作品。

1990年代这批书再版，冠上的译者名字又变了，变成了“温戈忠”、“武启”、“甘孝人”等等。那些被虚化的名字，看起来像是普通的笔名。只有熟悉当年情况的人，才能猜想到那些名字的汉语谐音：

“温戈忠”是“文革中”；

“武启”是“五七”；

“甘孝人”是“干校人”。

再过一些年，熟悉当时情况的一代人都将死去。那时候，谁还能记得这一段历史，人们又会把那段历史，修改成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