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从《推拿》说起吧。随着舞台上的《推拿》出现，这本书再一次热了起来。就我所知，人们感动的是：用卑微的心也能照亮世界。甚至，正是这些卑微的心照亮着世界。我们很想知道你在创作前与创作中的一些情况。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没有什么特殊的,《推拿》的写作和别的写作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那就是处理好人物的关系。你知道的，《推拿》的体量很小，人物却非常多，如何在这样小的体量里头包裹那么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考验。为什么要选择小体量呢？原因很简单，盲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天高地迥”的世界。如何保证小说内部的逼仄和拥挤呢，只能是小体量。小说家都贱，都喜欢给自己设置障碍和难度。解决障碍和难度，你只能从小处入手。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在大处想，往小处做。

姜：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你写《推拿》的？

毕：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地交待这个问题，交待来交待去，能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的宽度。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痴迷于生命的长度，其实，宽度一样有意思。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生命呢？写小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小说有小说的魔力，它会引领我们进入那些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本质上说，促成我写《推拿》的原因和我写别的作品没有区别，那就是我对别人有好奇心，这好奇远远超出我对自己。

姜：《推拿》里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看来，大学读的是师范学院，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工作，这些经历，让你无法忘情于教育了。

毕：是的，我无法忘情于教育。这些年来，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教育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你也知道，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家庭格局变化了，家庭伦理也变化了，这些东西必然会体现在教育上。我说过一句话，因为独生子女，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神经质的。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是很不好看的，一个家庭输不起也是很不好看的，一个民族输不起就更不好看了。什么时候我们输得起了，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大气、从容，我们的教育也就跟着大气、从容。

姜：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你的关涉到教育的作品：《哥俩好》、《好的故事》、《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彩虹》、《玉秧》、《家事》、《写字》、《白夜》、《相爱的日子》等。当然了，这些作品，是写了教育，可又觉得光是教育也装不下这些作品。像《好的故事》、《玉秧》，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可能也并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教育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儿童视野，则又具有浓郁的哲学的色彩。

毕：我一直关注教育，这是真的。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教育更大的事情了。和教育比较起来，ＧＤＰ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ＧＤＰ有什么闪失，过几年都能调整过来，实在不行，十几年二十几年也就够了；可是，教育一旦出了问题，一代人就废了，一代人废了，文化就会变异，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事实，它的影响力可以延续一百年，甚至更久。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吧，我们都是“文革”中长起来的，接受的是文革教育，文革的思维模式依然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因为潜移默化，又会影响我们的孩子，这是很可怕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人口大国，教育的正能量和负能量都特别巨大，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中国的教育实在是半点也马虎不得。事实就是这样，一条小舢板撞上冰山了，晃悠一下而已，泰坦尼克要是撞上去了，事情就大了。

姜：那篇非常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青衣》，剧团里筱艳秋与春来是师徒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关系了。当然，从文学关系上来看，她们的关系就更复杂了。

毕：剧团里的师徒关系就是任课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甚至是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怎么不是教育呢。当然，这样的师徒关系有一点是特殊的，他们之间有竞争。我想这是有趣的，当师生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有了竞争，会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我很在意竞争之间的公权力，公权力会参与竞争么？我的想法是：公权力不参与个人竞争，这是一个好社会；公权力一旦参与了个人竞争，那就必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

姜：对了，你早期有一篇《马家父子》，这里的教育也是有意味的，是父子两代的文化冲突，做父亲的觉得没有把小马“教”上他老马的路子。我觉得这小说有那么点意味。而且，这里面，文化意味也浓。说到文化，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快把这东西给忘了。不过，在苏州，现在苏州话已经作为一种对孩子们的考核内容了。

毕：你谈到了区域文化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的，《马家父子》关注过这个问题，可是，我要说，写《马家父子》的时候我太年轻了，如果现在来写，也许不一样的。写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永远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其实也未必。

姜：我想到了你的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那个耿东亮，既是音乐系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钢琴教师。这是一篇真正的教育作品了。你拥有这么多教育作品，你应该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作家”了。过去有人说过你是“女作家”，写女性特别出彩。现在，我则觉得，你也是“教育作家”，你写教育特别深刻，其笔触伸到了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毕：“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可我真的不敢当。我关注教育说到底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这个家庭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有祖孙三代了。我年轻时读的是师范学院，现在的身份也是大学教师，我关心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一个小说家和教育之间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姜：最近读了你的《大雨如注》，有了些思考，便写了一篇文章《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我觉得，你这篇小说对教育的思考确实太深刻了，深刻到让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都觉得惶愧：很多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啊！

毕：谢谢你的鼓励。这篇小说其实就写了一件事,我对汉语未来的担忧。你也知道的，我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弃对汉语的感情。这感情一点也不空洞，每一天都陪伴着我。汉语毕竟是我的母语，它的处境又是那样糟糕，我滋生出担忧的情绪是正常的。当然，《大雨如注》的难点就在于，不能因为我对汉语的处境很担忧，我对外语、尤其是对英语就抱有必然的敌对，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敌对。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纠结，话又说回来了，我写所有的小说都纠结，没有纠结就没有我的小说。

姜：我自认为是很好的文学读者，可还是没有读出你的这层隐忧。看来，大作家的心灵空间，的确是浩浩莽莽无边无垠的，非等闲之辈能够窥得。而真正的作家那种情怀与意识，也非等闲之辈能够体认的。你对自己作品的说明，恰恰说明了一个真理，一部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而且，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会存在误读。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怎么也无法与大河大江大海相提并论。

毕：你过奖了，可你别忘了，我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才是作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误读了，我只觉得你高估了作者的自我阐述。相对于一部小说而言，“作者自述”真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么？不一定的。在文学这么一个范畴内，作者的自说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一旦进入文化这个空间，读者和作者必然是等值的。什么是阅读？什么是误读？其实也说不好。我的作品未必够资格，但是我想说，好作品必然经得起解读，这个解读包括阅读，自然也包括误读。

姜：好，说了这么多你与教育的瓜葛。在你眼中，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毕：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国家与民族需要什么，教育就是什么。这么一说事情就简单了，国家是什么样子，教育就是什么样子。反过来说也一样，教育是什么样子，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姜：依你看，现在的中国教育，是不是真的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有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你的《大雨如注》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毕：我的《大雨如注》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企图靠一部小说来讨论中国教育的全部，那真是脑子坏了。一部小说最多可以面对一个局部，这还是在你写充分的情况下。

姜：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为人父了。作为父亲，你更愿意把孩子交到什么样的老师手上？

毕：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别无选择，一切都是孩子在撞大运。

姜：是啊，这让我想起你早期的一篇小说《九层电梯》，里面的毕小蓝被作业追击得身不由己。教育与老师的问题，对中国百姓来说，确实构成了某种无法言说的被动与别无选择。

毕：我有许多朋友是中小学的老师，谈起孩子的教育，他们也经常对我诉苦，诉说他们的被动，诉说他们的别无选择，这是一件十分喜感的事情。也许我用“喜感”这个词有点不够庄重，可是，你除了微笑，你还能做出什么表情呢？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问题，不能局限在教师的身上，要往教师之外的地方去找。

姜：这就不得不说老师们的读书了。我对当下中小学老师的阅读现状不太看好。我身在教育行当里，我知道现在其实爱读书的老师可能太少了。他们当然也在读书，但一方面，他们读的是教辅类的居多，订阅的杂志也差不多是相关的领域的。能把一本《读者》置于案头，已经不错了。你觉得一个称职的老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人？

毕：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里，我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我想说，他们这个乡村教师真是合格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见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围绕着他们的课堂，即使到了吃饭的时候，谈的还是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的事。我的父母每一天都是读者，虽然书本不多。我觉得称职的老师就是“每一天的读者”。

姜：你曾说起过法国人买书以吨来计量，以读书获得安详与幸福。这样的境界，是多么令人神往！

毕：那也是极个别的法国人，普通的法国人也不是这样。不过再怎么样，欧洲的读书人口比我们要大得多，这个是没有疑义的。在我们身边有个普遍的说法，中国的孩子不读书，尤其不读文艺作品，是这样的，可这个不能怨孩子，他们哪里有时间哪。压力实在太大了。如果我的孩子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我也不希望他去读书，我希望他好好玩玩，真正地放松一下。

姜：我多少知道你的读书经历。在大学里，你很啃了些哲学著作。后来呢？后来你都读了哪些书？

毕：我没有一个好的读书履历，这真的很惭愧。大学毕业之后，我读书再也没有系统了，都是乱看，说来说去，还是文史哲方面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几乎没有读过中国的当代文学，许多作品还是写作之后才开始读的。这也难怪，认识的人多了，朋友的书总是要看一看。但是，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网络上读书的习惯，还是喜欢端坐在桌椅旁边，捧着一本书来读。

姜：这些书给了你哪些营养？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是终生的？

毕：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还是年轻时读的书，比方说，西方文学的经典。这些阅读对我很重要，它帮助我建立了文学的美学趣味，我就此知道了文学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是好的小说与好的诗歌。当然，这里头也有变化，我在年轻时特别喜爱法语作家和西班牙语作家，人到中年之后，英语作家的分量上去了。这样的阅读也落实在我的写作风格的改变上，仔细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也许我还要说一说《红楼梦》，我读大学时没有读过红楼梦，读不进去。写了一群小丫头片子，怎么读得进去呢？我真正领略汉语小说的魅力已经比较晚了，我的导师不是鲁郭茅和巴老曹，而是《红楼梦》。的确，作为一个汉语作家，不好好地认识《红楼梦》是不会有大长进的。

姜：看来，一个真正的中国教师，也应该读一读《红楼梦》。对了，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毕：我最近在集中阅读李辉，中国有许多李辉，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这个李辉。最近我一直在读他的《封面中国》。

姜：李辉的文字，我主要是在《收获》上读的。确实是一位现实感与历史感都非常强的作家。过去，你曾向我推荐过何清涟、秦晖、朱学勤、王彬彬，你说他们是当今的财富。你在阅读李辉时，又如何定位李辉？

毕：我哪里有能力去定位李辉，那不是开玩笑么。李辉是记者，有他新闻人的特别的敏感。我可以说的是李辉的语言，我喜欢他语言的表情，是的，表情，这种表情很容易与读者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我想说，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他语言的表情比小说家还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阅读就是对话，在对话的时候，读者不是只看你说什么，他还会盯着你的表情。我很喜欢李辉的表情。

姜：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教书的那些年，应该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人与事吧？可不可以与我们聊聊，这种教书的经历，对你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毕：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真正学会在语言当中使用逻辑，还是在做了教师之后，这里头有一个自觉性的问题。站在讲台上对一个人的帮助很大，尤其是一个小说家，他会更加敏锐，他的认知更加立体，他知道怎样建立语言的权威性。当然，做教师对人的内心影响也很大，他习惯于与人为善，他盼着别人更好，他也更耐心。我的很多坏毛病就是在做了教师之后慢慢地克服的。

姜：现在，你的身份是南京大学教授，我还了解到此前你便给研究生授课。你主要讲什么内容？

毕：我给南大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从来不讲经典，原因很简单，在南京大学，讲经典的老师很多，都比我讲得好。我只讲学生自己的习作。我提前把这些习作拿过来分析，分出不同的逻辑模块，然后，和他们一块一块地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延续许多课时。我的工作就是挑拨离间，让他们争论，他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写作方法来证明自己。我不做裁判，我只有建议。在给建议的时候，我会涉及经典、文学的基本理论，还有我的经验。同学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没问，但是，我自己很愉快。

南大学生的阅读我不用愁，他们读什么会有专门的老师去指导，他们的素质在那里。我想强调的是，南京大学就是南京大学，很有气度，善良。他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学生——有学生特别渴望写作怎么办呢？就为了这极少数的“特别”，南京大学把我调过去了。这是很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呢，不贪婪，遇不上也不遗憾，一旦遇上了，我会做个好教师。

姜:你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有什么建议？

毕：读经典。读经典永远正确。我的建议是，不要乱，先分语区，再分国家，再分时段，再分作家，这是比较靠谱的阅读经济学。我是一个失败的阅读者，失败之后我终于懂得怎样种地了：一块地，要种玉米就都种玉米，要种小麦就都种小麦。你要是在一块地里同时种上玉米、高粱、大豆、小麦和芝麻，你得到的将是一堆柴火。

 

 

附：

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

——毕飞宇短片小说《大雨如注》摭论

 

也许因为出身的原因，毕飞宇时时在作品里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对教育的思考。[1]

《哥俩好》、《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可以说是毕飞宇思考大教育范畴里的作品。直接以教师与学生或校园生活为题材的，则有《好的故事》、《玉秧》、《家事》、《写字》、《白夜》。长篇小说《推拿》也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

毕飞宇还有一个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也指涉到了教育。[2]

而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3]直面已经非常“庞大”而“深邃”的教育问题，给出了一个作家负责任的良知发问与终极思考。

 

一、“狠”的教育

 

《大雨如注》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下教育之“狠”：

大姚、韩月娇夫妇在女儿姚子涵四岁时便开始让孩子“上‘班’”—— 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民族舞。之后，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

作品还交代了一点：“公主（即主人公姚子涵）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她的举止相当好，得体，高贵，只是面无表情……”

你能想象现在的中小学在学校之外有多少课程的压力吗？

 

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琴棋书画”能够概括得了的呢。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她的学业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这是骇人听闻的。……教导主任在图书馆的拐角处拦住画皮，神态像画皮的粉，问：“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呢？”偶像就是偶像，回答得很平常：“女人嘛，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请注意“狠”这个字眼。姚子涵对自己无疑是非常“狠”的，但大姚夫妻呢？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操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

 

还没有完。比副处以上的典狱长还狠的父母突然发现，还应该替女儿找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培训口语。

正是这个英语口语培训，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品高潮部分是姚子涵在大雨如注中与口语老师美国女孩米歇尔一场狂欢，疯狂发泄。后果是发高烧，得了脑炎，昏迷一个星期，醒来以后忘记母语，但却用三段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一会儿问候父亲，一会儿感谢老板，一会儿感谢父母，最后感谢评委。莫名其妙，让人匪夷所思。这种典型的精神错乱的征兆，属于一种自恋幻想型精神病类。姚子涵精神失常，吓坏了大姚夫妇。作品在此收笔。

毕飞宇用文学手段为我们呈现了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狠”的教育以及这种“狠”的教育所酿成的悲剧。

 

二、反思“狠”的教育

 

首先，我们发现，姚子涵的确很优秀，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但她为什么又如此脆弱而卑抑？

在姚子涵身上，除了我们熟悉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家长与老师非常陌生的东西。人们见过这些陌生的东西，但却习焉不察，熟视无睹。恰恰是这些陌生元素，一步步导致姚子涵走向悲剧的境地。

独生子女家庭，无休止的课外培训，每天大量的学科作业。这几乎是现在学生的全部生活。但姚子涵孤独与寂寞的心灵空间，却被家长与老师们忽略了。

姚子涵有一个“爱妃”，“‘爱妃’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妖怪’级的二十一中男生，挺爷们的。”，“姚子涵和‘爱妃’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处境相似的人未必就能说出什么相互安慰的话来，但是，只要一看到对方，自己就轻松一点了。”但就这样一个处境上相似的朋友，却被父母轻易而粗暴地否决了，也终于导致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成为最终悲剧上演的前奏。

再譬如，内心没有归宿感，缺少真正的皈依与寄托，也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这也是父母所无法体谅与体会的。

姚子涵内心的自卑与失落感，父母们从未体察到，而一旦体察到，却偏偏又与“钱”扯上了关系。这一来，倒是精明的父亲大姚觉得委屈，他却没有发现，问题绝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

在姚子涵的内心深处，没有归宿感和方向感，恰恰就是我们教育最大的症结所在，教育已经疲软到无法给人以心灵的抚慰的境地。

姚子涵为什么卑抑而脆弱？表面上看，她太令人羡慕了，但是，这对姚子涵来说却并未产生真正的骄傲与自豪。在她看来，自己练的民族舞蹈，在“国标”面前却显得“过于柔美，过于抒情了，是小家碧玉的款”，而她的乐器古筝则“既不颓废，又不牛掰”，“视觉上不帅，没电”。“好孩子”的姚子涵“感觉自己委琐了，上不了台面。”就更别提钢琴了，在姚子涵看来，“就算买得起，钢琴和姚子涵家的房子也不般配，连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出身问题，无论精明的父亲是否拥有一大笔因拆迁而获得的巨额回报，在姚子涵幼小的心灵里，父母的卑微出身，只能让她与“爱妃”有共同的诉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的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

然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姚子涵自身的价值谱系与价值标准已经完全被扭曲，而现在的教育者，却不能以真正的价值观诉求来引导姚子涵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未能从根本上像这一场大雨一样给姚子涵某种准确而到位的启示，从而让她体认到中国文化与血脉对一个未来的公民姚子涵的意义。

因此，拥有那么多让人羡慕的才华的姚子涵表面上高傲、冷峻，却没有骨子里的骄傲与自信，内心深处是无法排遣、无处倾诉的自卑。

而这种自卑，在姚子涵这里是小事，放大了看，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不自信。这样，便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与文化之轻。这种不能承受的“轻”，是对中国当下教育最为精当的描述，然而，却又是我们的家长、老师们所无法体察的。

毕飞宇在这里的设置，显然煞费苦心：用民族舞对应国标舞，用古筝对应西洋的钢琴。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姚子涵的那么卑抑与脆弱里，竟然是一种文化的自卑或因本土文化缺位而引起的卑抑——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教育失却灵魂的根本原因。

最后让姚子涵汉语失语，而英语雄起，便成为神来之笔，其隐喻意义，相信只要稍有一点文学细胞的人就能感到，我们的教育，输了！美国女孩米歇尔同样遭到一场大雨，但人家大声喊道：“爱——情——来——了！”而且“——进啦！”，“——进球啦！”我们的姚子涵也参与了这场“足球赛”，却落得昏睡一个星期，最后连母语都搞丢了。

因而，毕飞宇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与良知，也就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一个作家因为有着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毕飞宇在这部作品里同样有着毕氏出道以来便形成的语风，灵性、高致、内敛而放纵，然而，一场汉语的狂欢，却是以最终让汉语悬置的方式来收场，这种残酷的意味，如果不仔细阅读，是很难发现作家的用心所在的。作家舍弃自己所钟爱的汉语，而用英语收笔，相信，作家本人也自有一种无言的痛苦。

“狠”的教育，说到底，原来是如此疲软。

 

三、一种发现或一种教育秘密

 

作品里有两重极有意味的发现：

“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大发了。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她自己做主，她自己设定。现在倒好，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飙吧。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鱼尾纹。”这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是这一代孩子真实的人生；而那种“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的人生状态，其实正隐喻了中国当代教育本身。

这样的教育与教育过程，责任究竟在谁？

原因是否还在我们的教育本身？责任是否正在于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因而，在这篇小说里，便隐含着一个非常凝重的话题：谁是教育第一责任人？

一般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习惯、教养等非智力元素的品质，基本都受父母的影响。而社会本身则从价值观、文化浸染、审美熏陶等方方面面构建起一个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社会，一边是建构，但同时又是消解。即，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这个已经让人莫衷一是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时时充当着孩子们的导师，另一方面又时时以悖谬的方式、荒诞而消蚀精神的方式存在着。

这是一个常识。然而，当孩子进入学校之后，这一常识性的问题便被束之高阁，或者说，是被学校、老师或家长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因为对孩子的要求只剩下非常单一的学业考试，所以，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和老师，而不是家庭和社会。也就是说，人们习惯将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推给学校与老师，却从没有发现，自己实在责莫大焉：父母亲，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社会环境对孩子的教育与影响，则作用甚巨。

因而，“教育第一责任人”缺失，或“教育第一责任人”的负面影响，应该说是《大雨如注》想要表达的另一重教育之思。当姚子涵昏倒，当姚子涵精神失常后，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竟然无法寻找到。

另一层的深刻意蕴在于：姚子涵有脱不了的干系！

姚子涵悲剧的发生，我们固然可以将责任推给社会，推给学校，推给那些巴望着子女成为“王子”与“公主”的父母，然而，“王子”与“公主”有没有责任呢？

诚然，成人社会所持的价值坐标产生了歪斜，但是，在这样的歪斜的价值坐标系中成长起来的“王子”与“公主”，他们的欲望也一步步被点燃，并且，非常享受这一倾斜的坐标系所带来的快感。姚子涵就非常享受自己的“气质好”，享受那种当“画皮”的感觉。而且，她还十分配合地和父母们合作。姚子涵的爸爸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姚子涵本人呢，“一般的头疼脑热她哪里肯休息，她一节课都不愿意耽搁。‘别人都进步啦！’这是姚子涵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通常是跺着脚说。”

仅仅一笔，不但写出了姚子涵的要强，更点出了姚子涵甘于配合的心态。

我们一直指责社会与父母，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个层面。

由此，毕飞宇的这篇小说还从教育常识的角度揭示了另一个问题：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另一个重要的责任人，则是姚子涵们自己。

毕飞宇也是从这里出发，来揭示姚子涵的悲剧成因的。

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米歇尔第一次家教之后，正当大姚夫妇觉得亏大了，感叹“弱国无外交，——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时，“姚子涵却转过身，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也就是两三分钟，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既可以快进，也可以快退，还可以重播。——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

在这一细节里，姚子涵是多么懂事多么甘心地配合着“苦大仇深”的父母，来完成他们自身的文化学习的过程。

既然如此甘于付出，乐于配合，当然，也便同时必须对最后的悲剧负责——虽然，这悲剧恰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将这样的教育责任同样放在姚子涵们的身上，虽然有点近于残酷，却是一种残酷的真实：姚子涵担当了制造姚子涵悲剧的“配角”。

而这，竟可以看成是毕飞宇这样的作家所发现的一种教育的秘密。

 

四、米歇尔：教育田园的闯入者

 

或异质文化代码

文学作品中常常会设置一些闯入者，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符码的隐喻。闯入者的身份，或异质文化代码，往往会在作品中掀起大的波澜，或者，因闯入者的出现而使情节峰回路转、异军突起。

米歇尔在《大雨如注》里，恰到好处地担当了这一文化符码，并完成了姚子涵的人生逆转。

米歇尔真实、性感、大胆、叛逆，而这些品质，正是姚子涵这些“中国式好孩子”刻意压制的。但这一场毁灭性的大雨，毋宁说是点燃了姚子涵引爆了姚子涵。而且，极有意味的是，姚子涵在英语里施暴、释放，隐含了最后汉语丢失的由头——这大概可以回答一些读者认为最后的情节显得过于突兀的质疑。

 

姚子涵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过脑子，脱口就喊了一声脏话：“你他妈真是一个荡妇！”

……

她已经被自己吓住了。如果是汉语，打死她她也说不出那样的话的。外语就是奇怪，说了也就说了。然而，姚子涵内心的“翻译”却让她不安了，她都说了些什么吆。或许是为了寻找平衡，姚子涵握紧了两只拳头，仰起脸，对着天空喊道：

“我他妈也是一个荡妇！”

 

与其说是一场语言施暴，一次释放，毋宁说是一次无法躲避的洗礼与脱胎换骨。但十多年培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会轻易丢失可能已融入血液的温驯、上进与中国式好孩子的情结？所以，最后，她必须回到英语的体面上，必须在英语里再次做一个好孩子。因而，结尾的神来之笔出现了。煞是精彩，但也煞是心痛。

问题是：假设在一场大雨后，姚子涵没有生病，也从此只会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作为父亲的大姚又会如何？还有，如前所述，一个生长在中国的孩子突然失去了母语，只会讲英语，即使没有这场大雨的淋注，这个孩子是否算“生病”抑或说“精神失常”？

因而，小说选择“大雨如注”作为题目，别有深意。它引领我们思考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在异族文化入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时，我们拿什么与人家抗衡？我们以什么与人家对话？或者，换一种问法，我们当下的这种教育，可以与人家抗衡吗？可以与人家对话吗？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提问法：

我们为什么要与人家抗衡？

我们为什么要与人家对话？

这样，我们就回到论题上，我们的教育，看来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田园？

 

注释：

[1] 毕飞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任教。

[2] 参见笔者《一百年间的爱情生态——论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兼及鲁迅〈伤逝〉》，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841d830101lrye.html

[3]毕飞宇：《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本文所有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