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疯人与我同行
每天去长甸机械厂上班路上，有一个疯人与我同行。
他是我的邻居，几年前疯了，不上班了，但在每天上班的时刻，还会出现在路上。
他看见我，友好地笑了一笑，想和我说句话。我不知道和疯人说些什么，低头避开他的笑容，继续向前走。我读过的一部中国小说里，写到关在监狱的一名革命者，装疯卖傻好多年，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读过那小说后，我再看见疯人就不敢随便说话了，谁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知道他们的政治观点怎样？
疯人是我同学的舅舅。我同学解释说，他舅舅买了一辆自行车，上班下班都骑着它，特别爱惜，可是自行车被人偷了。然后再一点一点攒钱，几年后又买了一辆，没多久新买的又被偷走，他舅舅就气疯了。
现在他舅舅就在我前边不远的地方，像练武术一样稍微蹲下身子，上身前倾，双手伸出，扶着想象中的自行车把，两只脚前后交替，踩着想象中的自行车脚蹬。这个动作难度挺大，你无法想象他用那种姿势还走得很快，不，是仍然骑在自行车上，骑得很快。有时候，他回头看看，发现把我甩在后面挺远了，就有意停下来，用一只想象中的打气筒，呲，呲，呲，呲，为他的自行车打气。
他让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偷自行车的人》，那是我在二十岁之前看到的唯一的意大利电影，里面的父亲是个送牛奶的工人，丢了自行车就等于丢了工作，丢了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不得已偷了别人的自行车。后来，后来我就看不到意大利电影了，只能看到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的电影，数量也不多。虽然它们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的电影不全都适合在中国放映。
1975年，我二十岁，还没有看过一部美国电影。
那一年美国拍摄了《飞越疯人院》，获了五项奥斯卡金像奖。二三十年后，我生了很长的胡子，衣着相当随便，才看到那部电影里的大部分疯人，脸上比我干净，穿衣比我整洁。
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是电影开始近一个小时，关进疯人院的男主人公麦克墨菲偷偷带领疯人们出海钓鱼。
白色游艇离岸前，游艇管理员走过来问这些人是谁，麦克墨菲介绍说，我们是从州立疯人院来的，这是某某医生，这是某某医生，这是某某医生，这是某某教授。此时镜头给了他们脸上一个个特写。他们逐个向管理员致意时的神情，与他们的临时身份特别契合，真的让你觉得，他们不是疯人院里的疯人。
他们不是疯人？
这在疯人院护士长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是疯人，而且应当关在这里，永远关在这里，直到死去。
在电影里，我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了一种可怕的思想，她以自己强大的责任感为基础，把与自己不同的人都看作疯人，并且是一种不合社会规范、带有道德缺陷与现实罪行、必须加以矫正的人。
我忽然想到一点，为了维护她观点的正确性，这世界上并不需要扩建疯人院，只要把她和她代表的那些刻意维护规范、纯洁、和谐的世界秩序的人——有那些癖好的人并不太多——关在里面就行了，让别人在外面生活，自由自在地，乱一点也不要紧。
举例来说，在希特勒时代，希特勒是真正的疯人，而关在疯人院里的人，都没有他歇斯底里。真正应该关在疯人院里的，是看起来正常的希特勒。
再举例来说，你可以想象，让麦克墨菲那些人投票，疯人院中的护士长是不是疯人，同意的举手，呼啦啦的，很多手都会举起。
谁是疯人，谁不是疯人？
这从来不是个问题。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在社会哲学方面，人类中的“正常人”对人类中“不正常的人”，究竟有多大的管理权限？这在1975年是个问题，在2075年、2175年也还会是个问题。一两百年内，人类的进步不会很大。
1975年1月8日，法兰西学院大教室，米歇尔·福柯在继续他的讲座《不正常的人》。
好像在这之前，他说到了精神病医院是一个权力机构，类似于监狱的延伸。那一天他接着演绎监狱与精神病院的关系，一个专事惩罚的肮脏的职业，怎样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从事治疗的美好的职业。
他说，精神病学家实际上成了法官。他们像是在做预审工作，但从他们认识问题的层次上来看，不管某些人在司法上是否有罪，在现实中却是一定有罪的。
他写过《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等，还用了许多时间来探讨人们怎样对待疯人，比如，人们在试图治疗疯人时使用惩罚的目的性：让疯人们学会模仿正常人的作为。在这漫长的没有意义的岁月里，人们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疯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
他是那种改变你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他提醒我们，从现代社会新型统治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时刻处在一个大监狱中。
《飞越疯人院》则用了许多电影时间，探讨疯人院可能不比监狱更好。轻罪的麦克墨菲不会有太长刑期，假如不躲入疯人院里来，他会健康地活到刑满释放的那天，此后开始自由的生活。他的悲剧是此前并没有读米歇尔·福柯，对疯人院缺少了解。
麦克墨菲如果生于五百年前，不会有他的悲剧。
那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发明疯人院，“不正常的人”在大街上随意行走，其中有疯人，也有与众不同的天才。比如古希腊时的哲人，看起来都是疯人，那是他们的状态，也是他们的标识。
后来，人类中的正常人害怕了，觉得一堆“不正常的人”在他们身边转悠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从“不一样就是威胁”这一概念出发，建立起一整套自圆其说的刑罚逻辑，把“不正常的人”关起来加以改造。
据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能通过禁闭邻人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他没有说，在某些时候，我们的安全与否只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可以放大无数倍，直到把蚂蚁说成大象。于是呢，可能我们只需要禁闭一个邻人，却禁闭了十万个邻人。
还有人说过，实际上我们禁闭邻人的目的，只是他们坚持自己的见解，无法统一在我们的旗下。
某一天，我偶然看到一项关于偏执狂的司法鉴定标准，确实被吓了一跳。上面写着:“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思想偏激而已。”
这就是偏执狂？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偏执狂？
我不相信，二十一世纪了，人类还有这样的标准，并且正在使用。
不知制定这个鉴定标准的那些人会不会想到，那么宽泛的标准，恐怕要把他们自己也包涵在其中了。
历史家不要预言什么
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一旦成为世界级专家，说话就变得容易了。即使你说的话别人也说过，你只要再说一遍，语气肯定，句式简洁，人们就会记住你的话，并且当作你的重大发现。
就说一位叫房龙的人，他有许多观念影响了我，成为我看待问题的某些角度。比如他说过，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只反映了战胜者的观念，从战胜者的立场出发，涂改了以往的真实事件。唯一比较真实的历史是犹太人的，因为你知道的缘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研究《圣经》，附带着把犹太人的历史写了出来。当然，版本多了，离历史就近了。
你也读过房龙的著作，里面这样的发现太多了，不记得某一个观念也很正常。问题是，人们只读过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甚至这句话前后的演绎都没有读过，就把他看得很了不起。
房龙在1944年去世，汤因比在1975年去世。这样看来，可能是房龙的发现更早一些。
年轻一代人不知道汤因比，也不去阅读房龙，但他们愿意读晚生了好多年的丹布朗。这位《达芬奇密码》的作者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史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
那么，年轻人是否可以认为这个重要观念，就是丹布朗的发现？
二十世纪某个年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充满欺骗的国度，伪历史的毒素喂养了一两代人，但他们终究会从谎言中醒来。即使没有读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怎样具体篡改历史事实的相关描述，也有许多人仅仅依照常识，怀疑历史充满了荒谬。
比如你就说过，历史都是胜利的人写的，那么，看到房龙、奥威尔、汤因比、丹布朗的观点，验证了你自发的认识，你是钦佩他们的伟大，还是钦佩自己的伟大？
有了别人的判断，你还愿意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吗？一般来说，只相信名人不相信自己的时代，绝不可能是一个好时代。
其实，重要的不是观点，而是它们产生的过程，那是理性思维的光芒，照亮了你，让你不再是“动物庄园”里的动物之一。
汤因比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但我认为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后面较弱的半句话去掉了，只剩前一半，语气肯定，句式简洁，像是格言。
可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要永远停留在格言的阶段。在个人写作中，我尽量不引用别人的格言，也不想说出自己的格言。因为我知道，一个停留在格言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即使是一个停留在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格言中的民族，也同样没有希望。
为什么说到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
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衰落，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按他的预测，人类如果不回头，很可能过不了三十年，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就会毁灭）需要拯救，而拯救他们的，只能是尊崇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东方文化。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还真让我吃了一惊。
在1967年，汤因比神秘地访问了中国。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至今也见不到他中国之行的报道，会见了谁，感受或接受了什么。我们只知道那一年，他与日本人池田大作对话以后形成了一本书《展望二十一世纪》。
读了那本书之后，有些读者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认识：这个世界要想消灭战争，只有一个办法，整个地球人类统一成一个国家。
谁来统一呢？他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能统一世界的，是中国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其中会包含着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佛教和道教所具有的与自然和谐生存的信念。
那个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显然是过分了。
历史学家的长处是描述发生过的事件，也可以从中找出具有一致性的东西，但确实没有预言未发生事件的资格，无论是谁。历史学家不需要假想、空想、幻想和妄想，预言家需要。
在这一点上，他被某些国家的学者称为“全球统一的预言家”。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称呼会有调侃和贬低的意味。
不知为什么，当汤因比预言会出现全球统一时，好像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文化，仅仅重视了东方宗教的力量。
从遥远的人类社会起始，有过各种发明，各种尝试，各种变数，于汤因比生活的年代达到政治文化的纷争高潮，企图把人类的前途导向各种方向：民主制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等等。它们还引起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遭受空前的灾难。1919年“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30岁的汤因比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份出席。1946年，他57岁，再次以英国代表身份参加“二战”善后的巴黎和平会议。那时，他气魄宏大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正写到中途。
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一位登上《时代》封面的历史学家，在有生之年遇到了超过先前所有世纪的激烈变革，真像在历史中游走了一遭，怎么说都是好事，他的观察足够多了。
人们想知道的是，以汤因比的学识，会怎样看待这些政治浪潮，作出历史评价。
据说，全球统一的想法，来自汤因比早期对古罗马文明的研究。那个帝国分裂后，一直没有再统一，这使他产生了全球整合的观念。也许这想法还来自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有人读到了他非同一般的赞赏，指向大秦帝国统一的战绩，以及此后一直维持到今天的统一。
但这些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还有，古罗马战胜古希腊，用独裁专制取代了民主联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而从大秦帝国开始，专制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给民族带来太多苦难，它不比战国之前实行民主的众多城邦小国更好。汤因比尊崇的孔子，一生都在倡导回到过去的年代。
简短地说吧，汤因比所设想的建立全球统一的国家，可能是一场灾难。如果价值观错了，统一在专制文化旗下，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
幸好他的这个预言，永远也不会实现。
作为预言家的汤因比，我不喜欢。谈论以往历史事件的汤因比，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喜欢他描述的文明没落过程，因为我正处于这个过程之中企图自拔。他说，一个文明的没落有以下的过程：一、精英失去创造力、丢弃社会良知守护者的角色；二、大众撤回对精英的模仿；三、文明开始衰落。
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地球上的大众（中国人可以除外），会撤回对汤因比的模仿，让他淡出史学界。因为他的史学研究，很像一种胜利者的宣传。
一场英雄主义梦幻
“现在，我已隐居在这个山地荒野之中。我感到自己已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布满了绝望。回想起在前线所经历的数百次战斗和我自己的那种英雄主义，我只感觉到那种所谓的功绩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你的天资、美丽和品德却使我永远难忘。唯一的题目是，我的爱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已被世界抛弃的退伍的士兵。”
想嫁给英雄的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想嫁给胜利时的英雄，一种想嫁给失败了的英雄。宋美龄更接近后一种，与胜利时的英雄恋爱，在英雄落寞时嫁给他。这封情书送到宋美龄手中，她被打动了，萌生了与蒋中正结婚的念头。那一年是1927年，她三十岁了，还没有人写过打动她芳心的情书。蒋中正比宋美龄大十岁，苦苦追了她五年。他也曾妻妾成群，为了拥护新近提倡的一夫一妻制，与先前的妻妾全部分手。
如果有人想写一部《蒋中正的1927年》，这书可能写到五百多页。一百页写他与几位妻妾的生活与分手，一百页写他与宋美龄的恋爱和婚礼，一百页写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和南京政府领袖的风光日子，一百页写他被迫下野后隐居山中寺庙和在日本的政治活动，此外，1927年复杂的中国局势，比如，当时有三个政府治理中国，包括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各自控制的只是国家的一部分；比如，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派别，包括武汉汪精卫派、南京蒋中正派、西山会议派，实际上分裂为三个政党；比如，中国国民党、共产党、苏联共产国际三者之间利用、合作、争夺、倾轧，还有清洗，乱成了一锅浆糊，这些也要一百多页才能写出个大概。
这样一来，五百多页的一本书就满了，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容纳不下，比如大清帝国突然灭亡的十六年前，各路政党在匆忙中建立，意图从军阀手中夺得新天下的领导权力。但是在研究过英国政党制度的章士钊看来，那三百多个叫做政党的组织，不过是一些地方帮派、宗教教派、秘密组织、流氓帮会罢了，合乎现代政党要求的一个也没有，其中也包括那些人数较多的组织。
学问家章士钊还看到，现代政党要在国会框架内进行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斗争，而中国那些所谓的政党，那些崇尚武力之辈，说明白了，其实是祸乱之源。
蒋中正不是学问家，他看不到章士钊看到的东西。1927年的盛夏，他想起在前线经历的数百次战斗，觉得是英雄主义的一场梦幻。他说对了，但只对了一半，以后他还要经历的数百次战斗，仍然是英雄主义的梦幻。
在我看来，从蒋中正大量阅读《新青年》杂志开始，满腔热血投入社会，贯穿他一生的梦想，是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那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呢？他并不清楚。他先后两次去东洋考察和留学，对日本有了深入了解；他娶了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与英美建立了广泛联系；但最吸引他的还是寒冷地带的苏联，据说那里推翻帝制，革命成功，建立了劳动者专政的苏维埃。
在蒋中正1920年元旦制订的全年学习规划中，除了俄语、英语外，还有对新思潮的研究。在赴俄考察之前，他已经读过《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共产主义书籍，对其理论学说的接受程度，不亚于一个共产党人。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乘船从上海至大连，再乘火车越过漫长的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半个月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带着几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三个月里，考察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党政机关、大学、工厂、农场、博物馆、军事基地，反复读了列宁的一批著作，还应邀参加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会议。那时候，蒋中正成为共产国际名誉执委，是当时共产国际中地位最高的中国人。他访问苏联还未回国，苏联人鲍罗廷就带着斯大林的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中国，帮助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同时全盘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
蒋中正虽然不懂现代政党的含义，但那时已有丰富的阅历，包括与上海滩各种流氓、骗子的交往经验，这培养出他多疑的思维倾向，他一边听苏联同志的宣传，一边从苏联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富裕农民的反响以及底层工人的生活态度，看到那个社会的实质和未来。
后来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他承认，“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由此他看到，对于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更加危险。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他不能拒绝苏联提供的金钱与武器，但时时处处小心，不让他自己与整个党派、整个国家，成为苏俄的奴隶。
他还有一个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理念，国家如果亡在日本人的军事侵略之下，还只是亡国，还有恢复的一天；如果亡在苏联人手里，那是亡天下，道德伦理、人心人性以及所有的文化传统都亡了，很难恢复。
我们无法确定，蒋中正这个人是否清楚他从苏联得到的好处有多少，其中应当包括用政党管辖经济、教育、军队……管辖整个社会的铁腕方式。这与他的英雄主义结合起来，导致了一种新的“军政”专制，距离一个现代国家相当遥远。那时，他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并不比先前稳固，他领导整个国家的前景也并不比先前明朗。
“二战”后，他想结束“训政”（以党治国）时代，走向“宪政”（还政于民）时代，让国家按照宪法正常运营。他感觉有些累了，也有些灰心，就想退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竞选，还成功地邀请到无党派的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但终究胡适没有参加竞选，他也没有退出，于1948年担起了总统的工作职责。
谁想只有一两年时间，在内战中惨败的中华民国政权退居海岛台湾，日子特别不好过，蒋中正的英雄梦还能持续下去吗？
据说有一两百万人随蒋中正涌入台湾岛。这个长约400公里、宽约100多公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原有人口不足一千万人，立刻变得拥挤起来。
土地怎样分配，成了岛上的首要问题。我看到的资料描述了台湾的土地改革。首先将约占耕地四分之一的政府公有土地拿出来卖给农民，价格标准是其一年正常收入的两倍半，但分为十年平均偿还。二是将约占耕地二分之一的大宗私有土地收归政府，再按先前的标准卖给农民。征收大宗私有土地，当然是有偿的，与卖出去的价格差不多。政府一时没有那么多钱，其中七成发给土地债券，三成发给公有企业的股票。没几年股票价格涨高了，那些人转而从事工商业，为台湾转型成为工业社会增加了助力。
这种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跟中国历朝历代土地重新分配相比较，这次态度温和的土改，基本没发生流血事件，同样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鼓舞力量。这个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成功的农业改革，帮助蒋中正近乎山穷水尽的朝代站稳了脚跟。
我看到的资料还说，土地改革的效应几乎立竿见影，超过两百万人由此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农民的收入几乎增加两倍。此后土地价格上涨，为传统精英人士之外的大众创造了财富，贫富差距由此缩小，那座海岛成为全世界居民所得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比美国与日本的状况还好。
1975年，蒋中正八十八岁，因病去世。他的英雄主义梦幻结束时，那片海岛正在创造经济奇迹。
有人说，从他的执政水平来看，仅有领导较小地区走入现代社会的能力，没有领导较大地区进入现代国家的能力。这句话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能够领导数亿人口进入现代国家的领袖，真的出现过吗？
诗歌让仇恨逐渐稀薄
他现在老了，留在世界的寂静之处。
也许有一天清晨，干燥的空气玻璃般透明。他用诗歌连接万物，再连接被万物连接的人，忽然之间那明亮炫目，让人哀伤。但在岁月的核心处，没有人承担哀伤，没有人愿意回头，那种联系就纷纷破碎，像一座坍倒的纸牌屋，看不见空间，看不见时间，只看见颓乱的场景。
像是敲门的声音，敲着身后木质的门，引起疾飞鸟群的回声。
他收回思绪。有人敲门。有人进来。有人把镁光灯点亮。有人告诉他获得1975年诺贝尔奖的消息。有人提出问题要他回答，登在日落后的晚报头版。
女记者问他，如何安排他的写作时间，每天几点钟写诗，几点钟翻译作品，工作多少小时，休息多少小时？他看透一切的眼睛转向停摆的钟表，慢悠悠地回答:“诗人不能像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蒙塔莱七十九岁了。谦和的笑容还挂在脸上，雪茄的白灰还停留在肩膀，但身体的周转不灵活了，甚至不能去瑞典领奖。他不能再活七十九岁，不需要被钟表的几根指针，指导自己的岁月。
他不要敏感地对待时间，但要敏感地对待内心，以及那些隐逸的诗情。这个散漫惯了的意大利诗人，爱喝酒，爱抽雪茄，爱看歌剧，年轻时想当歌剧里的主唱。后来“一战”来了，他当了陆军军官，趴在堑壕里写诗，子弹飞过，击中身后的战友，爆出一团暗红色血雾。那样的环境里，怎么能没有诗歌？从战壕里活着出来的人，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画家、音乐家。——在轰隆隆的炮弹声里经历过死亡，再感受艺术就容易了。
成为诗人的蒙塔莱清晰地想起，趴在堑壕里写诗的，还有未来主义和隐逸派的几个人物。未来主义离爱国主义近一些，有很多人投靠了法西斯。隐逸派倾向于回归内心，在诗歌的路上走得很远。“你被摔打、冲击/像乌贼骨/在波涛的冲击下渐渐消融”，这是他第一部诗集《乌贼骨》中的句子，暗示了他今后的生活方向。在隐逸派的“三驾马车”里，夸西莫多1959年获了诺贝尔奖，1968年死了；翁加雷蒂活到八十二岁还没获诺贝尔奖，死于1970年；他，蒙塔莱如果没活到1975年，也获不了这个奖项。
有些事情让人感到虚空，好像你瞪着眼睛看前方的风景，却看到了脑后一片虚空。比如此时，让蒙塔莱感到虚空的一个疑问是，这诺贝尔奖是在奖励一个诗人的写作呢，还是在奖励一个诗人的长寿？
我的情绪在回忆1975年的蒙塔莱时，有那么两天都渗入在他的诗歌里面。以至于前面的回忆，都带有蒙塔莱文字的色彩。
卡尔维诺在《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里，有很长的一个章节，拆分了蒙塔莱的一首短诗，说得特别细致。我也用过类似的方法，拆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但没有像卡尔维诺那样，把一部机器拆分到每一个零件，从每一个零件都看到机器的意义。在阅读蒙塔莱的时候，我不想保持适当的距离，于是被卷入他的诗歌里面。好比说，那是一道生产果汁的流水线，当我抵达另一端的时候已经成了果汁，要撕开包装插入吸管，才能把我解救出来。
蒙塔莱有一首诗写于1922年冬季，它把我带入它描绘的世界，再把我变成它的一份果汁。还有，这首诗是阅读蒙塔莱的出发点，他在描述那座柠檬林的时候，显露了此后在诗歌中呈现世界的主要方式。
“你听我说，朋友/高贵的诗人只在高贵的植物中漫步/而我喜欢长满荒草的小路/孩子们从半干的水渠中/捞起一些瘦小的黄色鳗鱼/我会沿着渠边行走/再深入浓密的芦苇/消失于果园的柠檬树林
“假如，鸟群停止了吵嚷/被蓝天的颜色吞没，那会更好/在微微波荡的空气中/能听到树枝的亲密低语/以及从未脱离大地的种种感觉/在胸中降下不安的甜蜜/此处，分歧与欲念的战争/已然息止，有如奇迹发生/此处，贫穷的我们也分享了财富/——那柠檬的香味
“请你凝望，在这寂静中，一些事物/正逐渐隐去，仿佛泄露出/它们的终极秘密/有时，我们看出了自然的谬误/世界的寂静之处，万物的联系破碎/那条引向真理核心的线/没有形成封闭的圆环/你的眼睛搜索四周/心灵探寻着,分散和聚拢/在白日衰微之时溢散的香气中/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在离散的人影中/看见放逐的神祗
“但是，这幻象会消失/时间会返回喧嚣的城市/天的蓝色,被波纹檐口割成小片/随后，雨水的劈击叫大地疲惫/寒冬的烦闷压在屋瓦/光线变得稀薄——灵魂变得痛苦/当一个白日，通过一扇没关严的大门/在院子里，在树丛中/我们看见了黄色的柠檬/内心的寒冷/开始融化，在我们深处/太阳的金色号角/投掷出歌声”。
这首《柠檬树》，我看到的就有四个中文译本。对比着阅读之后，我用几个小时重组了一次，略有增删，产生了第五个译本，它不比任何一个译本更好，仅仅少了一些阻滞。这对于用汉语言写诗的人有用，帮助他或她在语言、意象、乐感、美学态度和哲学立场上，向蒙塔莱那里走得稍近一些。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谁都会有个理由。对蒙塔莱的评价之高，让很多人惊讶：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拥有伟大的艺术性，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
充满了谬误、不适合幻想的生活，无疑是悲剧。
从一位“纯诗”诗人的角度来看，蒙塔莱在“一战”堑壕开始写诗，他那时的生活无疑是悲剧；其后在法西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当然还是悲剧，但这些不过是生活悲剧的一些特殊章节，此外的岁月是一种常态的悲剧，仍然要保持一种与生活敌对的关系。
他的民族在无数世纪里形成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都被二十多年的极权统治颠覆了，即使在极权统治结束后，也要双倍的时间才能恢复。于是，在极权统治者逼迫诗人为帝国服务时，他表达出一种不合作的远遁姿态。这种态度他保持了一辈子，也因此一辈子谦虚冷静，远离任何的狂热和虚妄，恪守自身的清白和尊严。
从他的《乌贼骨》开篇里，我们好像看到，蒙塔莱这一生只能写诗，才有可能与人生太多的痛苦和人类太多的邪恶对抗，才能让“我的渴望变得轻易/我的仇恨逐渐稀薄”。
1939年，《乌贼骨》面世14年后，蒙塔莱的第二部诗集出版。诗人延续了此前的悲剧色彩，通过营造沉闷、压抑的氛围展示一种在低处徘徊的超然心态。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拒绝与现实妥协，也不愿高调反抗，尽量维护自己不成为一个英雄的权利。他在诗句中表达：“随着春日的微风/一个生命的悲伤漩涡来临；晚上/忧愁的回旋花，只有/你的回忆/在自卫和力争”。
“他是一个远离时尚的知识分子，一个平民诗人。他一直鼓吹人的尊严，反对无知和不宽容的野蛮行径。”1975年，有人这样评论说。
蒙塔莱相信，只要有纯正的诗歌存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终究会恢复它的完好，包括良知与美好的一切，“除去清醒的冷漠/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我所欣赏的蒙塔莱，有一点至关重要：他从来没有过个人恩怨。他保持着诗人与生活悲剧性的敌对，让自己留在世界的低处，只是因为这世界不好。
